1895年1月3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出版社經理理查·費舍寫信給恩格斯,請求他同意該出版社把馬克思在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論述法國1848年革命的一組文章(共三篇)印成單行本小冊子出版,還請求恩格斯為這個單行本寫一篇導言。考慮到德國有可能通過所謂反顛覆法,費舍希望此書至遲能在3月出版。恩格斯在2月2日的復信中盡管抱怨費舍定的時間過于緊迫,但還是基本同意這一計劃。在此后的幾封信中,恩格斯建議補充一篇文章,作為該書的第4章。他為各章擬定了新的標題,并建議將書名定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從信中還可以看到,恩格斯從2月14日起已開始寫《導言》(《導言》發表時落款的日期為3月6日)。

　　這篇著名的《導言》是恩格斯一生所寫的最后一篇重要政治論文,它對新形勢下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論述,因此是一篇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如上所述,這時德意志帝國國會正在討論所謂反顛覆法草案,也就是政府在1894年12月6日提出的《關于修改和補充刑法典、軍事法典和出版法的法律草案》。這個法案對現行法令增加了一些條文,規定對“蓄意用暴力推翻現行國家秩序者、“唆使一個階級用暴力反對另一個階級從而破壞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從上級命令者”等等采取嚴厲措施,因此被社會民主黨人稱為“新的反社會黨人法草案”。黨的執委會對這一形勢估計得很嚴重,因此費舍在3月初看到恩格斯寫的《導言》的手稿后,對其中的一些段落感到不安,并且立即和執委會主要成員倍倍爾、辛格爾、奧艾爾進行商量。3月6日,費舍受執委會委托寫信給恩格斯,把他們取得一致的意見告訴他并請他接受隨信附上的他們的修改方案。信中說,引起執委會異議的那些話很容易被敵人利用,由于反顛覆法草案有可能被通過,因此目前特別必須努力避免這一情況。

　　恩格斯在3月8日的復信(這封信的原件一直沒有找到。1965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德國部主任維爾納·布魯姆貝格發現了它的一份打字副本<1924—1925年間由費舍提供的>,并在他編輯出版的《倍倍爾和恩格斯通信集》的序言中刊載了幾段<該書1965年德文版第Ⅺ頁注57>)中表示他“盡可能考慮到”黨執委會的“嚴重擔憂”,除了幾點之外基本上接受他們的修改意見。但是恩格斯也向執委會指出,他們的擔憂有些過分,使人不能理解。恩格斯還指出,由于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不斷迅速壯大,敵人十分清楚時間對社會民主黨有利,迫切希望早日同黨較量,因此黨即使在演說中表示愿意守法,敵人也不會相信,這種做法反而只會使自己蒙受恥辱。

　　費舍和倍倍爾看到恩格斯的復信后都曾寫信給他,為執委會進行辯解。倍倍爾在3月11日的信中指責恩格斯“以錯誤的前提為根據”。他說:“沒有人想要說將來我們要走‘合法’的道路,我們不容置疑地表明,事物發展的自然進程會把政權交到我們手中,至于怎么個交法,我們并沒有表示意見。我們只是駁斥了說我們熱衷于嘗試一下新的彈倉式步槍的那種看法。”

　　倍倍爾等人的態度說明,恩格斯對德國當時形勢的估計和對策略的看法同黨的執委會是存在一定距離的,盡管如此,在《導言》修改問題上雙方畢竟已取得一致,爭執本可以暫時結束了。但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單行本還未出版時,3月30日的《前進報》卻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其中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錄了幾段話,使恩格斯的觀點大大遭到歪曲。恩格斯看到后非常氣憤,立即在4月2日寫信給考茨基說:“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

　　根據恩格斯的要求,考茨基在《新時代》第13年卷第2冊第27和28兩期(4月出版)連載發表了這篇《導言》。恩格斯在上述兩封信中所說的“全文”顯然是和《前進報》的摘錄相對而言的,因此《新時代》上發表的是單行本中經過刪改的文本。

　　1895年5月,帝國國會否決了《反顛覆法草案》,但是德國政府仍舊不斷向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發動進攻,處心積慮地利用一切機會和借口對社會民主黨實行鎮壓。在這種形勢下,社會民主黨領導在恩格斯逝世后仍舊沒有發表《導言》的原來文本。特別是大致在1910年以后,黨的領導逐漸轉向中派立場,就更加不可能這樣做了。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用隱晦的語言暗示恩格斯已在這篇《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作了“必要的修正”。考茨基在同他論戰時在《伯恩施坦和辯證法》一文中對他作了駁斥。考茨基說:“恩格斯一如既往,仍舊是一個老革命家”,恩格斯關于“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這句話就是證明。考茨基還援引恩格斯1891年在《卡·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導言》中重新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言論和同年恩格斯在《德國的社會主義》一文中關于無產階級不能順應資產階級的要求而絕對放棄使用革命權利的言論來論證,恩格斯在《導言》中闡述的思想和這完全一樣。如果說《導言》中表現得不那么清楚,“那責任不在他,而是在于德國的朋友們,他們要求把文章的結尾(考茨基在這里把《導言》被刪節的部分簡單地說成是一個‘結尾’,當然是不確切的。——引者)刪掉,因為它太革命了。”考茨基指出,既然伯恩施坦掌握恩格斯的遺稿,如果遺稿中有這段刪掉的結尾,那就請伯恩施坦將它發表。對此,伯恩施坦立即在《辯證法和發展》一文中回答說,他絲毫不知道那一被刪掉的結尾,他也不掌握這份手稿。伯恩施坦并不否認可能有這么一個結尾,但是他認為這個結尾同他所理解的這篇《導言》的基調不會有“原則性的對立”。他甚至認為,重提“革命權”不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是“給假花澆水”。

　　盡管伯恩施坦這樣歪曲恩格斯的思想,甚至使用臆測的手段來進行論戰,但是在社會民主黨關于伯恩施坦修正主義進行的討論和批判中,一些了解情況的黨的領導人回避了這一問題,有關《導言》發表過程的事實始終沒有得到澄清。直到1909年,考茨基才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摘要發表了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和4月2日給他的兩封信,并說明了一部分情況。考茨基同時再一次援引恩格斯在《德國的社會主義》一文中的言論來證明,恩格斯絲毫沒有放棄一貫的革命立場。但是,也是大致從這個時候開始,考茨基逐漸走上機會主義的中派道路,日益與黨內的修正主義者在觀點上趨于一致,他的關于社會革命的言論已成為與實踐脫節的空話,因此他的有關恩格斯革命思想的說明也沒有引起多大注意。

　　在這以后,修正主義者繼續利用《導言》的經過刪節的文本進行歪曲,力圖把恩格斯說成是主張無條件采取合法手段的。

　　二

　　在《導言》發表30年后,莫斯科出版的德文雜志《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5年第1期(3月出版)發表了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梁贊諾夫的一篇文章:《恩格斯的〈1848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他根據研究院收集到的《導言》手稿和印刷校樣介紹了它在1895年發表時被刪節和修改的地方,這才使人們第一次了解這一重要文獻的本來面目。又過了5年,1930年莫斯科出版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單行本第一次刊登了《導言》的全文。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梁贊諾夫無疑是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編輯部給梁贊諾夫的文章加了一個腳注,其中對某些歷史事實的敘述不夠確切。編輯部指責189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采取了“不誠實的策略”。它援引盧森堡在1918年12月講的話并且補充說:“人們也充分了解,恩格斯的《導言》是由伯恩施坦以殘缺不全的、經過篡改的形式發表的”。在同一期雜志上,隆斯基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檔案》一文中說:“我們現在根據文件判斷,由伯恩施坦發表的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階級斗爭》寫的導言是違反作者的意志而經過重大削減和粗暴歪曲的。”

　　當時已移居維也納的考茨基看到后立刻寫了一篇《恩格斯的政治遺囑》,在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斗爭》月刊1925年第8期上發表,文中對上述看法作了反駁。考茨基援引已由他發表的恩格斯1895年3月25日和4月2日給他的信證明,單行本和《新時代》刊載的《導言》中的刪改是經過恩格斯本人同意的,恩格斯是對黨執委會的意見作了考慮的,恩格斯感到氣憤的只是《前進報》的那種錯誤做法,正因如此,恩格斯才要求《新時代》發表《導言》的全文(當然是經過刪節的文本),等等。考茨基批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把這兩種情況混為一談了。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證明,考茨基所說的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伯恩施坦當然同《導言》的發表和刪節沒有任何關系,但他當時在倫敦同恩格斯來往很密切,直接受到恩格斯的教導,很難設想他對恩格斯當時的觀點和恩格斯對此事的態度毫不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梁贊諾夫發表了《導言》的被刪節部分后,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月刊》(1926年10月號第676頁)上的《紀念理查·費舍》一文中發表了1895年3月6日和14日費舍給恩格斯的兩封信,但對它們特別是對后一封信作了重大的刪節(施坦因貝格在《國際社會史評論》1967年第2期181—182、185—186頁發表了這兩封信的全文,并詳細注明被伯恩施坦刪節的地方)。由于當時以及后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上述恩格斯3月8日的信一直未發現,這樣的刪節就有可能給人造成恩格斯在修改《導言》時同黨執委會的觀點完全一致的印象。伯思施坦的這種做法不是偶然的,他很清楚,如果全部發表了費舍為執委會所作辯解的內容,人們就不難判斷恩格斯是如何批評執委會的,這當然會對伯恩施坦為自己的修正主義觀點辯護不利。

　　另一方面,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即起初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對待《導言》發表經過和刪節后的文本的看法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1948年和1952年莫斯科版的俄文本兩卷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以及1950年出版的德文本兩卷集的第一卷對《導言》所加的題解的基本傾向和1925年時相似。它說《導言》“曾經被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領導方面粗暴地歪曲過”,接著提到威廉·李卜克內西在《前進報》上的歪曲摘引,強調《導言》在《新時代》和單行本中都未全文發表,指出這是由于社會民主黨領導方面的堅持,“恩格斯不得不同意刪去《導言》中談到未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武裝斗爭的若干在政治上最尖銳的地方”。在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始終沒有發表《導言》全文的時候又指責他們“企圖利用這篇論文殘缺不全的部分來為自己的機會主義政策辯護”。這一題解籠統地指責1895年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為“機會主義的”和“粗暴地歪曲了”恩格斯的《導言》。1962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為《導言》所加的題解有了很大的變化。它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就刪改《導言》一事同恩格斯磋商的過程并且全面地說明了恩格斯的態度;它對黨的個別領導人及《新時代》刊載經過刪節的文本這一情況也作了實事求是的、客觀的敘述,僅僅指責社會民主黨領導后來一直不發表全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肯定:“即使經過刪節后發表的導言,還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質。”

　　三

　　要全面理解恩格斯這篇《導言》的豐富思想內容和偉大歷史意義,必須詳細分析19世紀末德國和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情況、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主義政黨和工會組織的發展和斗爭情況、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發展,還要廣泛研究恩格斯在這一時期特別是1890年以后的論文和大量書信中發表的思想和觀點。

　　伯恩施坦把《導言》稱為恩格斯的“政治遺囑”,實際上認為它是恩格斯晚年著手“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篇代表作品,并把它看成自己的修正主義的出發點。近年來西方一些學者進一步發揮了這一觀點。例如西德的克里斯蒂安·格諾伊斯在1957年的《爭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愛德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一文中說:“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萌芽在晚年的恩格斯那里已經看得出來了。”我認為,這一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1890年德國的反社會黨人法廢除后,恩格斯曾在一系列論文(除了《導言》外主要還有《德國1890年的選舉》、《今后怎樣呢?》、《德國的社會主義》等,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和書信中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新形勢下的斗爭策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強調以下兩點,而這兩點在《導言》中都得到了詳細的論述:第一,在當前形勢下,德國社會民主黨應當盡量利用普選權和一切合法手段進行斗爭,不要接受敵人的挑釁,要避免在“前哨戰”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和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但是這必須以敵人也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為前提,否則,社會民主黨將重新走上不合法的道路,直至舉行起義。(在《導言》1895年發表的文本中,關于“前哨戰”、“決戰”和“決定性的搏戰”這些提法和有關詞句被刪去了,但保留了關于決不放棄革命權的聲明和關于德國黨及其擁護者構成國際無產階級大軍的決定性“突擊隊”之類的提法。)第二,根據武器技術的發展情況,只要軍隊的多數沒有轉向社會民主黨,武裝起義就不可能取得勝利。街壘戰的時代已經過去,少數自覺的人帶領多數不自覺的群眾進行突然襲擊的革命時代已經過去,但是這并不排除在革命過程中進行巷戰的可能性。(在1895年發表的文本中,刪去了關于將來進行巷戰的可能性的整整一段和關于“流血犧牲”的詞句,但是保留了關于群眾應當參加改造社會制度的斗爭并且應該明白自己為什么進行斗爭以及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進行長期而堅忍的工作等等的論述,把這些論述同關于革命權的論述聯系起來看,當然就排除了恩格斯主張無條件守法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導言》的經過刪節的文本盡管在革命性方面受到了一些損失,但是本質并沒有改變,根本談不上宣揚無論如何也要守法的觀點,否則恩格斯也不必要求考茨基在《新時代》上發表這一文本來消除《前進報》造成的惡劣影響了。但是伯恩施坦卻片面地援引《導言》中肯定議會斗爭重要性的言論,聲稱恩格斯似乎已把普選權和議會活動看成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唯一手段,格諾伊斯等人更進一步認為恩格斯晚年的策略思想同伯恩施坦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非常接近,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從來是主張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應當利用一切可能性參加政治斗爭(包括議會斗爭)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歧。當然,恩格斯在《導言》中并不僅僅是一般地重復這一道理,而是十分強調無產階級利用普選權作為新的武器、作為新的斗爭手段的重要意義,并且很高地估計了德國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的偉大成就。這并不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策略,而恰恰是恩格斯在新形勢下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所作的重大貢獻。當時第二國際各黨內部已經出現迷戀合法斗爭、幻想和平過渡的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傾向,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和黨內具有無政府傾向的分子又籠統地把參加選舉和議會活動說成是機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兩個方面進行斗爭。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個把日常斗爭和最終目的、當前的合法活動同將來的奪取政權的革命辯證地結合起來的革命策略。恩格斯的這篇《導言》可以說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恩格斯這一時期的策略思想,其革命的核心就是:無產階級必須和如何才能為最后的決戰作好準備。他的原稿給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印象也正是這樣。但是最后的決戰應當怎樣進行,從恩格斯這時的著作中還找不到具體的答案。我們只能從他的言論中歸納出以下幾點:第一,必須先爭取到農業工人的多數,從而也就是爭取到軍隊的多數支持社會主義。第二,很可能在社會民主黨做到這一點以前統治者就先使用暴力鎮壓,這就將使社會民主黨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第三,因此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積極利用合法手段并不等于放棄革命的權利。第四,工人階級應當把選舉權從“欺騙的工具”變成“解放的工具”(這是1880年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就已使用的提法,是根據馬克思的口授寫成的),但這指的仍舊主要是利用選舉和議會講壇宣傳自己的觀點和揭露敵人,以達到爭取廣大群眾的目的。恩格斯很重視黨所取得的選票數的增長,但也只是把這當作衡量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增長的一個尺度。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已把議會斗爭看成唯一的手段,認為黨將通過選舉取得議會多數,然后就取得政權。(恩格斯曾在《答可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一文中堅決駁斥了這樣歪曲解釋他的思想的說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6—328頁。)

　　由此可見,恩格斯仍舊認為今后必須通過一次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但是應當通過長期耐心的準備工作、盡量減少決戰時的犧牲,使勝利更加容易取得。這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當然是有本質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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