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什么、什么是真實的自然景象、我們該如何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是人類亙古至今一直苦苦思索的問題。比起對這些問題的提問，回答這些問題是更難的。《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的力作，他將辯證唯物主義應用于對自然科學的觀察，深刻洞悉近代自然科學發展呈現出的新特點，從自然的物質性出發，構建了認識自然的辯證唯物的自然圖景，并將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引入到人改造自然的實踐中，倡導在人與自然和解之中實現自然和辯證的統一。雖然《自然辯證法》全文書稿沒有寫完，但是其中所蘊含的對自然本質的理解觀點和辯證地處理人和自然關系的方法體現了恩格斯厚實的哲學功底和深邃的觀察能力。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集中闡述，我們仔細學習《自然辯證法》，其中蘊含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新時代中國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自然科學中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人類從誕生之日起，自然史和人類史就聯系在了一起并密不可分。人類關于對自然的總的看法構成了人類的自然觀。自然是客觀物質存在的還是主觀意識的產物是對本體論問題的回答。從古希臘米麗都學派的泰斯勒提出水是萬物的第一始基，到恩培多克勒的組成世界的水火土氣四種元素，再到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力圖用一種或者幾種具體的物質性本原來歸結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從而達到對于自然的最本質的認識，體現人對于復雜自然現象背后的規律性的渴求。在科學還不是很發達的時代，人類對于自然界的抽象認識水平十分有限，因此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中的物質概念就混同于某些具體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質形態，并將這種物質形態推廣為世界的物質性本原，導致了對于自然界的認識帶有感性認識的直觀性特點，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難以抵擋唯心主義的追問。隨著神權統治的中世紀到來，經院哲學開始興起，對于自然的認識更多披上了神秘的宗教教義和唯心主義的外衣。中世紀之后的自然觀帶有強大的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傳統，唯心主義與神權思想相互交織構建的世界景象，是建立在“存在之鏈”基礎之上的，世界按照造物主的旨意披著神秘的外衣不為人所知，這種神權解釋的方法與沃爾弗的目的論思想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唯心主義的自然觀。“這時的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關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種目的性的思想，是淺薄的沃爾弗式的目的論”[1]。啟蒙運動之后，進入近代科學飛速發展的時代，從黑暗的中世紀解放出來的人類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沖破傳統的神學框架，構建起現代科學體系，重新認識和定義人和自然之間關系成為當時最為重要的自然觀思潮。一方面，對自然內在本質的認識需求給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另一方面，自然科學的發展也為認識自然提供了工具和方法。自然觀從最初的對自然的直覺轉變為依賴自然科學的發展，隨著哥白尼的日心說、賽爾維的血液循環、林耐的生物分類學、牛頓的力學理論和萬有引力定律、開普勒的行星運動規律等一系列革命性的科學成果問世，系統全面的近代自然科學體系開始建立。科學和社會互動的機理逐漸形成，與近代科學的發展相伴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開始萌芽，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席卷整個歐洲，其背后重要推手就是科學和技術的飛速發展。這是一個以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確立為表征的世界大變革時代，不斷沖擊著人的精神世界。生產力的變革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劇變，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摧毀了傳統神學體系的世界觀，以牛頓力學體系建立的科學體系，成為人類認識和觀察世界的新視角，在哲學上對唯心主義的清算和新的自然觀的確立自然成為首要問題，這就是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的時代背景。他冷靜地觀察和分析著自然科學的發展成果，在熱情贊揚自然科學的偉大進步的同時，他還看到了唯心主義不甘于退場，宗教神靈論仍在大行其道，而庸俗的唯物主義“見物不見人”的觀點正在將人們引入神秘主義泥沼。為了正本清源，首先通過構建新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來讓人們認識到真正的自然本質。

　　恩格斯認為人的自然觀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的，人對自然本質認識的發展同自然科學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都在不斷地打擊著宗教神權和唯心主義的觀念，唯物主義毋庸置疑已經成為近代科學的第一性。恩格斯整理了近代自然科學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成果，提出越來越多的自然科學的發現已經表明，自然界是先于人類存在并有著自身的運動規律的，這種運動規律是不以任何認識主體、實踐主體或者神秘力量為轉移的，自然界的客觀存在在于其是物質性的，它是建立在世界的物質性基礎之上的，亮明了自己的唯物主義者的身份。自然界是外在于人存在的，自然界的客觀實在性是觀察人類歷史活動和實踐活動的前提，自然的歷史決定了人類歷史本質上就是“自然的歷史”，自然界存在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可以被人所認識的客觀規律，蘊含著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觀中的自然界的“優先地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意味著自然界是作為人類及人類社會產生的前提性存在，也意味著人類無法超越自然界而只能依賴于自然界。人類產生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在自然界獲取生存的資源，自然界提供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人類的實踐活動只有在符合自然規律基礎上才能夠達到實踐的目的。因此自然界并不是脫離于人類社會的供人類社會榨取和破壞的外在之物，而是對人類社會起決定性意義的先在的基礎。自然界的“優先地位”決定了自然界是獨立于意識的客觀實在性，這一屬性決定了對自然的理解不能簡單從感性的直觀層面上去把握，還應當置于實踐之中去理解和確證。正是實踐活動中自然界對人的活動的制約，才能夠讓人意識到自然對于人的意識的客觀實在性。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借助了自然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來深入探討自然界的物質統一性，實現了對于唯心主義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清算，確立了自然界的物質第一性原則，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時代感。

　　恩格斯不同于傳統的唯物主義就在于其堅持了物質本體論，而不是實踐本體論。在這個層面上來理解人類的實踐活動，就是從“自然之物轉化為我之物”，強調物質本體論而不是實踐本體論，進而克服實踐本體論的唯心主義傾向。因此除了對唯心主義進行批判之外，恩格斯還對畢希納、福格特等人的庸俗唯物主義者的觀點進行了駁斥。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寫作初衷就是對庸俗唯物主義者畢希納的批判，那種把一切都看成是物質，思想也是人類大腦分泌的一種物質從而否定了思想和意識是客觀世界反映的觀點，恰恰是最容易被唯心主義者引入“神秘主義”的缺陷，而成為一種“膚淺的、庸俗的”唯物主義觀點被到處“兜售”。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回答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論綱的首要問題，也就是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自然的物質性決定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自然先于人類存在，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自然是可以認識的，人的意識是在自然界中實現的對于客觀對象的反映，而不是人的主觀意識對于客觀世界的塑造。為了進一步回答自然的真實圖景，恩格斯開始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在自然觀中統一起來。

　　二、“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圖景

　　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近代科學逐漸顯露出了擺脫神學統治的革命傾向，但是18世紀的自然科學卻突然陷入到相對靜止的狀態，并逐漸形成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形而上學的研究方式是建立在絕對分析與絕對抽象之上的，無限的分解之后通過歸納演繹用畢達哥拉斯學派傳統來得到對于整體的認識，實際上割裂了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實驗科學成為科學驗證的主形態，力學成為解釋一切自然現象的觀點。正如恩格斯所說，18世紀牛頓的永恒天體論和林奈的不變有機物種論將教會的“奧吉亞斯的牛圈”清掃干凈，卻又不自覺地陷入到了“機械學成為學問之王”的怪圈，形而上學成了近代科學解構式的觀察世界方法的代言詞。自然科學日益受到“某種蹩腳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這種“蹩腳的時髦哲學”就是舊的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的考察方式在當時的自然科學界流行起來是有其內在原因的。早期自然科學中強調進行分門別類的材料分析和整理，自然科學不斷地分支與解構，最后在各個領域中總結出的“規律”，上升為科學的整個自然的規律，這種“形而上學的考察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2]，但是一旦上升為對有機聯系且復雜變化的自然界的整體認識的時候，就“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3]，成為機械的、靜止的看法。恩格斯反對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編排方法，認為它恰恰將自然科學的整體性破壞了，機械的舊唯物主義指導下，形而上學的片面的規則是不成體系的認識，片面的規律認識的集合也不能等同于自然的“規律”，機械的自然觀就由此產生了。自然科學是人類認識自然的工具也是認識自然的表現，從實踐層面上看，也是人類改造自然的指導，自然界是沒有明確界限的，而對自然界的認識的自然科學當然也是沒有界限的。在機械的自然觀的認識下，人類完成了對于自然的祛魅，為人類中心主義鋪墊了基礎，但缺乏整體性始終是其“阿喀琉斯之踵”。機械的自然觀抹殺了自然作為生命整體的存在性，而通過人類中心主義將人置于為自然立法的地位之上，將自然改造為人類的奴役。而在哲學上來看形而上學的自然觀的根本局限性就在于它的基本觀點是“自然是絕對不變的”，而用這種僵化的方法去看待處在不斷運動變化的世界的結果就是將各種自然現象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歸結為了某種不變的“力”，最終將現代自然科學引入到了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目的論中。

　　恩格斯在大量的自然科學成就基礎之上提出，要破除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和認識論，就需要建立辯證思維，即“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形式”，這樣才能從更加有機的整體性上來認識自然。不同于18世紀自然科學的材料搜集階段，19世紀自然科學進入到了質的飛躍的整理階段，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給他提供了工具，能量轉化定律揭開了物理學和力學中的物質運動定律面紗，細胞學說和進化論則是徹底將唯心主義自然觀沖擊的粉碎，物質和運動的概念引入其中。因此“現代自然科學必須從哲學那里采納運動不滅的原理；離開這個原理它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4]。生物學的里程碑式的理論出現對于機械決定論是顛覆性的，偶然性是世界存在的物質的運動的客觀規律的最真實寫照，“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個地球上，即使有種種永恒的原初決定，各種自然對象的紛然雜陳依舊是偶然的”[5]。

　　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科學復歸辯證唯物主義，首先要學習的是古希臘原始樸素形式的辯證思維，古希臘傳統中的整體主義雖然帶有時代的天才直覺性，但是它樸素的辯證思維卻應當被保留下來，而這種整體主義正是人類對自然認識的應有之義。另一種需要學習的就是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其中蘊含著辯證法的光彩，但是黑格爾站在了辯證唯心主義的立場上，把自然界的發展看作是絕對精神自我異化和自我復歸的過程，雖然第一次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看作是一個過程，描繪為一個不斷運動著和變化著的發展階段，并且試圖在這種運動和發展中找到必然的聯系，但是卻有著“唯心主義的出發點和不顧事實任意編造體系”的先天缺陷。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以絕對精神為起點而為自然立“辯證法”，而真正的辯證法應當是從自然的發展中總結出來的，這就是恩格斯和馬克思所說的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倒過來，才能發現其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而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的目標就是將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運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有機整體性是恩格斯從自然科學中推導出的辯證法的本體基礎，又是辯證法在自然科學中的思維的呈現。有機整體的觀念是恩格斯通過辯證法規律把握自然界的基本方法。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的各個領域都是通過辯證的規律聯系在一起。通過質量的互變規律，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自然界作為統一的整體進行循環的圖景，自然界的物質都在這種變化中聯系起來，而矛盾的相互轉化與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讓自然界的起源看起來并不是神秘的宗教產物。從辯證法的規律出發，我們從更為廣闊、整體、聯系的視角來看待自然界，整個自然界就是一幅相互聯系的統一的“圖畫”。在這樣的自然整體觀念下，恩格斯對于自然科學的認識就建立在辯證規律基礎之上。“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并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6]恩格斯則從自然科學的哲學的高度，通過批判自然科學中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揚棄自然科學中的黑格爾的顛倒的辯證法，確立了唯物辯證主義的自然觀，是基于客觀物質存在并尊重客觀物質規律的認識自然的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結論，在哲學層面上為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如何定位人和自然的基本關系提供了依據，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的序言中所寫的：“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7]他從整體性的自然科學中看到的自然界是作為鮮活的統一體，它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和歷史，是獨立于人類發展歷史的自然界的歷史，這種歷史是有機和無機過程參與的，是遵循著物質能量守恒定律的，是不斷變化發展的，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統一著的有機體。恩格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分析了自然界的真實圖景，用科學事實構筑了自然界辯證演化的圖景，即自然界處在不斷地產生、運動和發展的過程中，但他又不同于自然科學的觀察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來認識自然界的運動方式，從而將自然界內在蘊含的辯證法總結出來，再現了自然界從混沌到有序、從無機到有機、從簡單到復雜的辯證過程，也就是自然界最深刻的規律，從而為人類實現同自然的和解，達到自然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統一提供了應然和可然。

　　三、自然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統一

　　社會實踐活動是人類和自然界之間聯系的中介和橋梁，人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夠更加深刻的把握自然界的規律以及人同自然之間的關系，人類史和自然史才實現了統一。人的生產生活、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是人的有目的的社會勞動，人對于自然的科學認識是關于自然演化和發展的歷史過程的認知，人從誕生之日起，就通過實踐創造著自己的生存條件。“人一旦從狹義的動物中分化出來，其正常生存條件卻從來就不是現成具有的，這種條件只是由以后的歷史的發展造成的”[8]。這種生存條件的創造活動的本質就是勞動，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恩格斯指出：“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9]。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探討了自然界的辯證規律，自然界從無機到有機，從最初的單細胞，分化成不同的形態，并產生了人這一歷史性的飛躍。但是他沒有掉入自然主義歷史觀，而是運用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闡明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也作用于人的關系，這是恩格斯用唯物辯證的觀點來看待自然界的結論，為自然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統一打下基礎。

　　恩格斯提出的人與自然的和解，沒有陷入淺薄的泛生態主義，即人類要回歸到刀耕火種的“自然的奴隸”，而是提倡一種更為積極進步的自然利用方式，即在生產中認識到自然規律，又能夠通過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來提高生產的生態性。“這種事情發生得越多，人們就越是不僅再次地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與自然界的一體性，那種關于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對立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0]人類只有掌握了自然的規律，才能夠從更長周期來審視自身活動所給自然界帶來的后果，才能夠提高人類活動的預見性，因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又是一直運動的，而且這種運動是有著自身的規律的。在恩格斯看來，只有建立在辯證唯物的認識自然界的基礎之上的人的活動，才是真正能夠推動人類文明持續發展的活動。

　　建立在人對自然規律認識基礎之上的實踐活動是需要通過社會中介進行的，人對于自然的認識和實踐的統一的關鍵在于對于自然規律是否能夠正確認識并指導人的社會實踐。人的社會實踐與人的自然實踐之間是一對矛盾，既相互對立又統一在一起，對立在于自然規律的客觀性、獨立性和人把握并利用自然規律的主體能動性，統一是人類的發展是建立在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統一。人類的社會實踐雖然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但是人往往在掌握了自然規律之后產生了對規律的超越的“沖動”。這種沖動建立在“人則通過所做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也就是人類企圖在社會的“第二自然”中實現人類對于自然界的自由。恩格斯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通過“異化”來刺激“沖動”，通過“沖動”來實現資本“增殖”的反生態性，將人的社會實踐同自然實踐相割裂，建立了一個“包圍”人類并“異化”人類的第二自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資本增殖的裹挾下，生產脫離了本質，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在這個異化過程中，人和自然界的關系也異化了，自然界不再是人類詩意棲息的場所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成為僅僅可以計算為利潤的原材料和無所顧忌消解人類廢棄物的天然垃圾場。要克服這種異化，就需要從自然科學領域到社會科學領域進行一場革命，“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11]。只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并有計劃地實現利用，將勞動從異化中解放出來，復歸生產的真正目的，才能夠實現對于人和自然界的統一和諧的發展，才能在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中成為“自然界自覺且真正的主人”。而實現這種狀態，就需要在歷史發展中形成新的社會組織制度，這是個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制度，它能夠使人自身以及人的一切活動實現最大的自由和發展。這就是恩格斯所呼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是在同環境和諧共生狀態中實現了辯證唯物和歷史唯物的統一，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世界的功能，是恩格斯致力于實踐性的哲學的最好注腳。

　　四、自然辯證法對中國生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理念，是關于自然的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對當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有著重要的啟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要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我們要學習自然辯證法中蘊含的科學理論與方法，辯證唯物地推進中國的生態現代化建設。

　　樹立辯證唯物主義文明觀，秉持“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歷史觀。恩格斯的文本所展現的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的生態圖景，他構建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認為外在于人、獨立于人的自然界是人類歷史活動和實踐活動的前提，人類歷史從本質上來看，就是“自然的歷史”，自然界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支配，人類的活動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因此人類的生存離不開自然界，人類文明的演進離不開自然界。人類文明存續興衰的前提就是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只有“生態興”才能托舉“文明興”。經過了100多年的工業化歷程，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沒有因為科學的不斷發展而日益和諧，反而卻因為大規模的工業化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當前，中國共產黨正在帶領中國人民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更是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將自然界的物質基礎性和辯證統一性作為中國發展的戰略選擇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提出的“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文明觀，站在文明理論的高度論證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是在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基礎上唯物辯證地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做的科學判斷，也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12]“人因自然而生”強調的是自然的物質性，人的產生和發展是建立在自然界基礎之上的，人不能超越自然界的物質存在性，“人和自然共生”關系就是人類活動的合自然規律性，人類不能夠改變自然界的內在客觀規律，但是可以在認識客觀規律基礎上按照規律來進行生產生活，達到一種與自然和諧的共生狀態。在這樣的文明觀的指導下，就需要我們把對人和自然的認識深化到能夠把握人與自然的共生的最本質的層面。人和自然的共生是一種有機的、全面的、帶有生命色彩的聯系，而不是割裂的、單向的、異化的關系，所以統籌人和自然的關系應當放到辯證統一的規律中去理解。現代科學不斷發展，使人類對于自然的認識進化到一個新的時代，但是“現代自然科學必須從哲學那里采納運動不滅的原理；離開這個原理它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13]。因此需要我們在運動整體中來理解生命共同體蘊含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也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新系統觀，只有從系統的觀點出發，才能夠理解“人—社會—自然”之間各種生態因素普遍聯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整體，理解生態系統中的完整性決定了生態系統的功能性，任何對于生態系統的破壞都將導致整體功能的部分或者整體喪失，從而內生出更加有機生態的系統治理思想，來應對當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和建設更加清潔美麗的中國。

　　堅持“自然生產與人類生產的辯證統一”，實現“兩山”理念中蘊含的“保護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人和自然的辯證統一是《自然辯證法》的核心要義，這種統一是通過人的具體的實踐活動實現的，也就是通過不斷地實現自然生產和人類生產的統一來達到的。自然和人類社會都處在不斷的生產過程中，自然生產的不斷積累，為自然界的整體進化和存續提供了基礎。人類社會的不斷生產，為社會形態的更迭提供了生產力條件，兩者之間需要達到辯證統一，才能夠實現自然的演化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和諧。恩格斯不贊同人類中心主義對于自然界的自在規律和價值的漠視，同時也反對陷入片面的自然價值論而否定人的實踐活動，他認為這兩種思想恰恰都是機械的，是不符合辯證法的規律的。人和自然的辯證統一要借助于人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人在實踐活動中得到對于自然規律的認識，在遵循自然規律認識前提之下，能動地改造自然并實現同自然的和諧統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始終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理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體現的就是作為系統整體存在的自然界所具有的內在價值，通過符合自然規律的人的實踐活動實現自然資源的增值，達到生產力的綠色轉向，真正實現保護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轉變到“保護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實踐探索就是當代的“自然辯證法”。在恩格斯看來，沒有脫離自然的歷史和沒有脫離歷史的抽象自然。需要樹立科學的生態價值觀，就是堅持以實踐為基礎并在實踐之中來把握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人的能動地改造自然的實踐必須要順應自然、善待自然，人的活動要遵循自然規律。如何在實踐中達到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就是實現的途徑。將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從過去的對立關系轉變為雙贏關系就是辯證法中的矛盾轉化形式，“綠水青山可帶來金山銀山，但金山銀山卻買不到綠水青山。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既會產生矛盾，又可辯證統一。”“兩山”理念的重大論斷中就蘊含著矛盾轉化觀點。從拿資源換發展，經濟發展由于沒有考慮到環境承載能力，造成了兩者之間的對立的零和博弈，表現為矛盾的沖突，要讓沖突轉化為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和諧，需要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化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決不是對立的，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恩格斯認為自然對于人的活動是有其自身的反饋機制的，當人的實踐和自然的規律相沖突的時候，人類的活動體現出的是對自然的掠奪和破壞，就會出現“大自然對我們的報復”的負面效應；當人的活動符合自然的規律時，人類活動體現出同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社會發展和自然生態的協調，自然就通過“生態回饋”來展現出來。因此我們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還是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實踐性，通過轉變發展理念，通過綠色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統一起來，使相互對立關系的矛盾就能夠實現統一，激發生態環境的自然資本屬性，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從而得到生態經濟帶來的生態回饋，這就是“自然辯證法”在新的歷史機遇下的時代延伸。

　　發揮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優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手稿中斷處寫到“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必然進一步發展為勞動者喪失財產，同時一切財產越來越集中在不勞動的人的手中”[14]。手稿雖然沒有完成，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吹響了資本主義批判的號角，恩格斯致力于推翻反生態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將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應用于社會發展的歷史領域，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必將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人類社會將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大貢獻。資本主義制度缺陷的根源是社會化大生產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就是資本的增殖。這種邏輯之下，資本主義對待人類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的首要目的就是獲取利潤，而不是促進人的發展，資本異化了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必將帶來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在各個資本家都是為了直接的利潤而從事生產和交換的地方，他們首先考慮的只能說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關于這些行為在自然方面的影響，情況也是這樣。”[15]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性隨著資本主義制度不斷的發展而日益顯露，生態危機也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化和資本主義危機轉嫁而成為全球性的難題。在恩格斯看來，提高人類活動的生態性，祛除資本異化對人和自然的影響，只有通過兩大“提升”達到兩大“和解”，才能實現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因此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通過完成社會革命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解，使人類的活動能夠實現“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6]恩格斯所追求的是“社會重建”，用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來實現人和自然的平衡。馬克思主義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共產主義設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充分依靠和發揮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不斷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實現生態制度建設向生態治理效能的轉化，為全球的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努力構建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解的巨大優勢。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科學進行了歷史的、現狀的和理論的哲學分析與概述，構建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唯物主義基礎，通過將辯證法規律復歸到唯物主義之中，論證了作為自然界普遍規律存在的辯證規律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人類正確的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科學基礎，為人與自然的和解提供了實踐路徑。從自然中總結出辯證規律，通過辯證方法更加深刻地認識自然，自然辯證法中的“自然”和“辯證”實現了統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資源，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哲學宣言，應當學習好領悟好，指導生態文明建設“中國方案”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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