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為了使各級領導干部更多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以更好地認識與糾正當時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毛澤東同志給中央、省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建議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同時提出也可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隨后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他又重申了這一要求。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召開時，他擬定討論的十八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讀書”，就包括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開始，毛主席和他所組織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參加的讀書小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結束。該教科書下冊為社會主義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個結束語。
在讀書過程中，毛主席緊密結合我國十年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發表了許多評論，寫下了一些批注，真正地、初步系統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課題，指導意義相當巨大。
讀第二十五章《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教科書說：“列寧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詳細地科學地論證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以空前的高速度不斷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和可能性。”
我們的高速度發展，也有此根據。
教科書說：“社會主義不同于以前所有社會形態的特點，是生產的不斷擴大。”
難說。
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使居民日益增長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夠同可以滿足這種需求的日益增長的生產合理地協調起來。”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個說法值得研究。社會主義社會有一種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怎么辦？
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在數量方面總不能是無限制的，但是在品種方面也會變化。
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同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比生產個人消費品的部門優先發展即更快地發展的規律密切聯系著的。這個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有特別的意義。”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他們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統計局的材料，說我國日用品銷于農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實行工農業并舉，這怎么能行？我們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農業并舉，到現在已經四年了，真正實行是在一九六〇年。
教科書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反對以狹隘的消費觀點對待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表現為：忽視生產對消費的決定作用，否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必要性，主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的兩個部類必須以同樣的速度發展，甚至主張生產消費品的部門比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發展得更快。”
是對我們的并舉方針的歪曲和攻擊。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能夠在一切企業里毫無阻礙地推廣科學的最新成就、技術發明和先進經驗，可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主阻礙廣泛推廣新的技術發現，只有為了獲得高額利潤時才在自己企業中利用它們。”
這里說“毫無阻礙地推廣”先進經驗，可不一定。武漢長江大橋的設計者，在蘇聯不給他任何實驗的機會，到了中國，我們把長江給他實驗，成功了，才引起他們部長的注意，到中國來總結經驗。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正如斯大林所說的，還有“學閥”，他們控制科學研究機關，壓制新生力量，因此先進經驗也不是毫無阻礙地得到推廣的。書中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有矛盾。任何新的東西出來，或者因為不習慣，或者因為不了解，或者因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觸，它總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礙。例如，我們的密植、深翻這樣的東西，它本身沒有階級性，但還不是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對和抵抗？當然，社會主義社會里阻礙新東西的這種情形，同資本主義社會是有所不同的。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那種與私有制和競爭有關的‘營業秘密’，一切技術成就、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都是全民的財產，在適于采用它們的任何一個國民經濟部門中都可以利用。”
不見得沒有。
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大大提高勞動者的文化，能夠全面發揮人民無窮無盡的智慧和才能，而在資產階級制度下他們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發揮的。”
這里說，在資產階級制度下，勞動者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發揮的”，這種說法缺乏歷史觀點。工人比起奴隸和農民來，他們的才能總要發揮得好些。資產階級普及了教育，創造了現在這樣的學校，這對于勞動者的智慧的增長和才能的發揮是有幫助的。當然，他們的目的是訓練一批文明的奴隸，來為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服務。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才能和智慧的發揮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讀第二十六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①
教科書說：“列寧在論證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必然性時指出：沒有長期計劃便不能領導經濟，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任務就是‘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
對。
教科書說：“沒有浪費社會勞動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是不可想象的；同樣，沒有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來保證社會勞動及其成果得到合理而節約的使用，社會主義也是不可想象的。”
合理和節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認識。今天看來是合理的、節約的事情，過一個時期，由于新的條件，又成為不合理、不節約的事情了。
教科書說：“自發性和自流性是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社會主義的特點就是計劃性，根據列寧的定義，這種計劃性意味著經常地自覺地保持著比例”。
恩格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認我們對必要比例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教科書說“自發性和自流性是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這樣說；但是不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
認為對比例關系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為什么教科書過去沒有出版，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還不是因為過去認識不清楚，現在也還認識不完善嗎？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教科書說，“計劃性意味著經常地自覺地保持著比例”，這里的“經常”“自覺”，如果當作任務來提，是對的，但要實現這個任務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說過，蘇聯的計劃還不能說已經完全反映了規律的要求。
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
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這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干部，來解決這個矛盾。
在計劃工作上，什么賬都不算，一切聽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穩，要求絲毫漏洞也沒有，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對的，其結果都要破壞比例。
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遠存在，這就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滿足，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的問題提出來要求我們解決。要使我們的人民和干部懂得這一點。這和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關系極大。這幾年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朝氣大發揚，無論如何要永遠保持下去。
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死。金錢是物質，可是金錢收買不了唯物主義者。他們有最偉大的理想，因此，他們有頑強的戰斗性。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規律。出了一點毛病，就以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這完全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
教科書談到“保證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必要比例的先決條件”。
應加上發展的高速度。
教科書說，“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間的正確比例”，“要求生產消費品的部門的增長能滿足人民群眾經常增長的需要”。
事實是長期不能滿足。
（待續）
據鄧力群同志編輯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名義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一書的主要部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收錄，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讀該書時批注和談話的風貌。
鄧力群同志是這篇文獻的原始記錄者，先后六次對它做了系統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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