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的文本解讀及其提出的卡夫丁峽谷問題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具體結合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剖析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的邏輯框架,并運用這個框架來審視中國農村集體經濟遇到的危機,并提出化解之道。

　　一、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的邏輯框架及啟示

　　俄國女革命家維·伊·查蘇利奇于1881年2月16日寫信給馬克思,請求他對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做出判斷。馬克思幾易其稿,并未斷然地把從西歐國家資本主義生產和革命中總結出來的理論隨便強加給俄國革命,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馬克思最后的正式復信非常簡明扼要,只有一頁紙,指出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如何將取決于俄國的歷史環境。

　　(一)亮明觀點:馬克思分析俄國農村公社歷史命運的兩個起點

　　[初稿]中,馬克思在對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進行判斷之前先給出了自己的兩個觀點:一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過,它實質上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并且說過,‘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可見,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二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它被消滅的過程,即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這種對勞動人民的痛苦的、殘酷的剝奪,就是資本的起源……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勞動即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排擠。”“可見,歸根到底這里所說的是把一種私有制形式變為另一種私有制形式。”或者如[二稿]中馬克思講到“西方對農民的剝奪,‘使勞動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變為資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這仍然是一種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種私有制形式。俄國則相反,它是資本主義所有制代替共產主義所有制的問題。”按照上述兩個觀點衡量,俄國不是西歐,俄國農民也沒有占有土地,因此不能對俄國公社的歷史命運做判定。經過[初稿][二稿]和[三稿]的反復琢磨之后,在正式的[復信]中,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鮮明觀點:“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依據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對俄國公社歷史命運的兩條可能道路進行了闡述。

　　(二)分析問題:馬克思闡述俄國農村公社兩條可能道路的觀點

　　1.俄國走新式發展道路的可能性

　　(1)俄國農村公社與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可以利用其積極成果。馬克思講到,相比其他國家,俄國農村公社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在全國范圍內存在;二是擺脫了原始特征;三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而且可以利用其積極成果;四是自主獨立且與現代世界保持聯系。既然俄國公社與資本主義生產并存,則可以利用其積極成果,跨越資本主義歷史階段。(2)資本主義面臨經濟危機為俄國農村公社發展創造較好的外部環境。當時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就要滅亡了,資本主義生產及其制度產生的社會矛盾靠自身很難解決。他用摩爾根的結論來佐證自己的結論。否定之否定規律存在于社會歷史發展中。原始公社解體后,公有制轉變為農民占有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后又被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代替。資本主義滅亡后,一種更高級的公有制將出現。既然當時俄國農村公社還存在,因此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并發展自己。(3)日耳曼征服地區新公社曾為人民幸福之地提供佐證。馬克思意識到從古代原始公社到現在農村公社中間經歷了一些波折,現在農村公社揚棄了古代原始公社,并認為在日耳曼征服地區引入的新公社在中世紀時期都能成為人民幸福之地,足可見公社的天然生命力。馬克思通過這個歷史事實來證明俄國農村公社具有繼續生存與發展的可能性。(4)俄國農村公社相比較古類型公社具有許多進步之處。為進一步證明俄國農村公社的生命力,馬克思指出了“農業公社”不同于較古類型的公社的特征,或者說是更符合社會發展的進步之處。一是在公社社員關系方面,農業公社打破了較早原始公社社員那種牢固然而狹窄的血緣親屬關系,更能夠擴大范圍并經受住同外界的接觸。二是在公社財產分配方面,房屋及其附屬物——園地已不再是公社的公共財產,而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耕地的性質雖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其使用方式和相應的產品分配方式發生了變化。(5)俄國農村公社二重性中的公有制具有多重優勢。對比農業公社與較古類型公社的特征可以看出其二重性:集體因素與個體因素(或者說私有制因素)相互交融、對立統一。如何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影響到農村公社的命運,要么繼續生存與發展,要么解體。就生存與發展而言(后文再詳述解體分析),公有制具有兩方面的優勢。一是公社與個性都得以發展,二是方便集體耕作。

　　上述內容是從理論和正常條件下闡述俄國農村公社生命力的可能性,然而二重性也可能導致農村公社解體。因為正常條件在現實中是不具備的,甚至會出現一些負面因素,就可能導致農村公社解體。馬克思在[初稿]中總結指出:“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但是我們必須從純理論回到俄國現實中來。”

　　2.俄國農村公社解體的內外部因素

　　俄國農村公社解體既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就內部因素而言,一是公社內的私有制因素逐漸膨脹,導致耕地及其他相關公共財產變為私人財產,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由此也遭遇破壞。二是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益難以維持基本生活。當工人獲得的工資難以維持個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時,他們則選擇罷工或與資本家談判以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甚至用砸壞機器和革命的方式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益難以維持個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時,就會選擇離開土地。國家把俄國公社置于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三是公社的軟弱性。“俄國的‘農村公社’有一個特征,這個特征造成它的軟弱性,從各方面來看對它都是不利的。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并不是這種類型公社的內在特征,但是,在有這一特征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一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凌駕于公社之上。……”

　　就外部因素而言,一是國家財政搜刮農村公社。“正是從所謂農民解放的時候起,國家把俄國公社置于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并且從那時候起,國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種社會力量來不斷地壓迫公社。由于國家的財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籌莫展的公社,成了商業、地產、高利貸隨意剝削的任人擺布的對象。這種外來的壓迫激發了公社內部原來已經產生的各種利益沖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種瓦解因素的發展。”二是,資本主義與國家一起侵蝕農村公社。“國家靠犧牲農民培植起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樣一些部門,它們絲毫不發展農業生產能力,卻特別有助于不從事生產的中間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竊取它的果實。這樣,國家就幫助了那些吮吸‘農村公社’本來已經枯竭的血液的新資本主義寄生蟲去發財致富。”總之,那些最能促進和加速剝削農民(俄國的最巨大的生產力)、并最能使“社會新棟梁”發財致富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手段,都在國家的促進下過早地發展起來。在農村公社與資本主義之間,國家明顯倒向資本主義。三是利益綁架,資本家(“社會新棟梁”)制造混淆視聽的輿論,歪曲事實。他們把糧食產量下降歸結為農村公社衰老的結果,并公之于眾,然而卻不提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

　　通過[初稿][二稿]和[三稿]可以看出馬克思對俄國農村公社歷史命運分析的思路與邏輯框架。在[初稿]中馬克思認為只有除掉危險和消除破壞性影響,才能挽救俄國農村公社。“要能發展,首先必須生存,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農村公社’目前正處于危險境地。”“破壞性影響的這種共同作用,只要不被強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導致農村公社的滅亡。”

　　(三)啟示:觀察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新視角

　　俄國農村公社與中國農村集體雖然在性質和時代上差異較大,但是它曾經的遭遇和馬克思對俄國農村公社歷史命運兩條道路的分析方法與邏輯框架對思考當下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遇到的危險及化解之道具有他山之石的鏡鑒意義。從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系列研究中可以看出,發展道路可以呈現多樣性。每個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將取決于歷史環境。俄國農村公社生存下來并改造好的話,可以成為俄國社會發展的新生支點,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即是例證。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經歷了人民公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兩個階段,其物質基礎和土地集體所有制仍然沒有變,而且土地集體所有制是農村改革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決定了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命運與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是不一樣的。正如馬克思對俄國農村公社優越性(自身及其歷史環境)的分析一樣,目前國內學者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的優勢及其發展的必要性闡述非常多,例如農村集體經濟是中國特色的體現、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可以為村民自治奠定物質基礎,等等。也可以說,這些優勢和必要性在理論上都是存在的。但是,研究中國農村集體經濟,也需要像馬克思說的“從純理論回到俄國現實中來”一樣,回到中國現實中來,全面準確深刻認清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危險與障礙。必須化解危險,把農村集體經濟置于正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才能取得理論上所講的優勢及效果。本研究也將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來看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存在的危險。

　　二、中國農村集體經濟之危

　　改革開放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實現形式的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極大地釋放了農村生產力。然而,受農村集體經濟內部和外部雙重因素綜合影響,中國農村集體經濟面臨一定的危機。雖然一些集體經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大多數集體經濟還存在著收入來源單一、發展不平衡、缺乏制度保障等問題,主要原因是發展集體經濟缺少“能人”、缺乏可利用資源和項目啟動資金。認清這些危機,才能有效創新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再次推動農村生產力發展、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和促進農民收入增長。

　　(一)從內部來看

　　從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內部來看,統分結合中的“分”和“統”沒有得到辯證統一,農戶分散經營色彩過濃且效益不高,村集體統一經營功能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由此造成外界對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合理性的質疑。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農村集體經濟中“統”的功能被弱化,影響了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家庭承包經營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和促進糧食產量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過多地使用化肥、農藥,雖然在短期內保證了糧食產量,但是導致糧食質量不高和土地肥力嚴重下降。加之國際糧價比國內便宜和國內居民對農產品質量要求日益提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呼聲和政策隨之即出。統分結合中,分的色彩過濃,統的成分被削弱,村集體喪失了對日益原子化農民的利益協調和組織管理的能力。農業稅費的取消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各種小型水利和道路等基礎設施的修建卻很難組織起來。村集體的統一管理功能在事實上被弱化,現在基本上體現在幾年一度的土地調整上。在很多地區,耕地基本上不調整。耕地方面,村集體只是確保耕地用途不變。而事實上在一些公路沿線村莊,耕地經常被占用建房子。農村公路、貿易、社會交往和通信使得中國農村在信息聯通方面不像馬克思所講的俄國農村公社那么封閉,但是中國農村之間的經濟聯系或抱團發展還沒有得到明顯體現。

　　2.私有制因素增多并對集體制因素造成沖擊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工作在全國開展,農民對耕地的用益物權逐漸增強。一些村集體原來所有的林地也被確權到各家各戶。宅基地方面,農戶本身只享有使用權,而現在一戶多宅現象卻開始增加。由此可以看出,農村集體經濟中私有制因素似乎有不斷抬頭的跡象。農村集體經濟強調集體和個人的有機統一,而今更加注重保護農民利益是正確的。但是不能僅僅從抽象意義上和站在道德高地上談保護農民利益。在村務農的中老年人從事農業,他們更多的要求是解決承包地細碎和生產不便問題,而不是通過固化已有的細碎格局來保護農民利益。這種固化的土地細碎格局作為一種私有制因素,極大地限制了集體作用的發揮和農民利益的保護。

　　3.農民從土地中獲取的收入難以維持家庭開支

　　中國小農是社會化小農,獨立參與市場經濟。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生產活動大部分都已被貨幣化。從生產資料來看,種子和化肥等農用物資以及農具都必須通過貨幣來購買。有些農戶還需租種他人承包地,支付租金。生產活動中,還需雇人從事犁田和收割。據調查,江西一農戶如果經營自家10畝承包地,一年種兩季,夏季全部收入只夠支付全年的生產開支,秋季全部收入才是全年10畝承包地的純收入,大約1萬元,這是正常情況下的純收入。如果遇到水災和旱災等突發自然災害和租種他人承包地以及請他人插秧、收割等,純收入會更少。因此,除非有本地務工和其他收入,否則很難讓年輕夫婦在農村生存下來。

　　(二)從外部來看

　　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效應的發揮除了受內部因素影響外,還受外部政策實踐和資本下鄉的綜合影響,具體如下。

　　1.城鎮化政策實踐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一些城市擴張過快,攤大餅,以為把農民上樓了,就是提高城鎮化率,沒有考慮農民上樓之后的生存保障和就業問題。鐵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區域間經濟協調發展的同時,客觀上也導致較多良田被占用。土地增減掛政策雖然保證了耕地在數量上不減少,但是導致良田被城市建設占用,而且從農村舊宅基地中復墾出來的耕地質量遠不如被占用的耕地,很多根本就不能用來種植糧食作物。上述一些政策實踐在促進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莊發展集體經濟的物質基礎。因此,今后應統籌好城鎮化政策實踐與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關系。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改進。目前,農村集體經濟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都面臨著農村空心化問題。自農業稅取消后,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但是項目制管理方式導致很多項目不符合農民要求和農村實際情況,建設質量不過關,中間承建商從中得利。筆者通過對某空心村2008—2017年的持續觀察與訪談,發現空心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問題較多,詳情如下:

　　第一,項目申請難。村里近10年來申請并實施過一次水泥路、兩次自來水和一次水庫治理共4次項目建設。鄉親們講到,每次申請都非常困難,要通過各種關系向相關部門申請。相關部門推辭的理由是:村里都沒什么人住了,建設這些項目浪費錢。但是這些部門忽視了空心村里還有少部分居民常住和擔負農業生產功能等事實。第二,比較差距大。除了自身申請項目難度大,空心村還遭遇比較差距大的問題。空心村一般處于山區,或者與城鎮距離較遠。它們通常是有較長歷史的自然村落,保留了大量良田和較為完整的山川水系,但是它們不處于交通視線范圍之內。出于政績考慮,一些職能部門把項目落地在領導掛點村、人脈村或交通沿線村,比如農業部門和國土部門把國土治理和農田整治項目落在交通沿線村莊。然而這些經過治理的農田又很容易被建房占用,空心村想獲得農田治理項目卻又比較困難。第三,參與度較低。4次項目建設都是由縣里相關職能部門通過招標選中施工方的,鄉鎮政府、村集體和村民無權決定。項目建設更多體現的是職能部門與施工方的關系,村民并不知曉每個項目的資金額。水泥路建設項目中標方轉包給他人,中標方空手套白狼。建設和評估過程中,村民沒有發言權,即使說了也沒用。空心村通常面臨人口少、自治混亂和基層黨建薄弱等困境。農民在這4次不同類型項目建設中,在項目招標、建設和評估中都沒有實際的參與權,處于失語狀態或有聲無回狀態。第四,建設效果差。國家通過項目制形式供給農村公共產品,目的是改善農村生產條件和便利農民生活。但空心村的公共產品項目建設效果卻很差。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成為一些人牟利的工具,而牟利與基礎設施投資的公益性相背。實際施工方偷工減料導致水泥路如今已坑坑洼洼,反而村里為修路還負債幾萬元。第一次自來水建設項目沒滿一年就沒用了。第二次自來水建設項目是縣財政局的“一事一議”項目,草草了事、根本就沒用。打水井,明明要打10米,結果只打6米。驗收時,拍個照片就了事,都沒有檢測水質,等等。農民只能感嘆國家花了錢卻沒辦成事,國家的錢也浪費了。第五,衍生問題多。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遷移過快。基礎設施投資浪費現象嚴重,新建的小學校舍剛建成就停用,而城鎮的小學卻人滿為患。空心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較差效果讓原本已經有較大心理落差的空心村居民更加感到對政府和社會的不信任。現在農村靠務農生存很困難,農民覺得種幾畝地根本沒有錢賺。反而有點社會關系的人,甚至社會混混,通過各種非正當手段承包項目建設,卻能較為輕松地賺錢。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在同一個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難免讓空心村居民難受。

　　2.資本下鄉給農村集體經濟帶來生存危險

　　城市資本過剩,在城市難以尋找到盈利機會,以致盲目進軍農村,渴望從農業中撈金。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慮,盲目激進地推動土地流轉,不尊重農民意愿。“因為擔心無人種田,當前中央政策比較強調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是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地方政府則普遍將適度規模經營理解為發展現代農業和規模經營,尤其熱衷于推動資本下鄉。”一些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較深的學者過分夸大誰來種地這個問題,認為土地私有化就可以解決中國三農問題,認為資本主義可以代替小農來從事中國農業生產,認為農民退出宅基地獲得補償就可以讓全國農民致富。新自由主義在當下中國還具有較大市場,并且產生了較大的實際負面影響。哈耶克思想影響了西方福利國家改革,產生新公共管理運動。私有化、競爭、效率等概念在中國市場大門打開之際具有生存土壤空間。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人受西方經濟學影響較深,片面理解市場,認為私有化就是提高經濟效益的良方。此時,鄉鎮企業私有化、經理層購買,導致大量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流失。住房、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導致居民負擔加重。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幾次下調存款和貸款利率,期冀刺激消費和投資,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原因就在于過度市場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導致居民沒有保障和安全感,居民不敢消費。中國國情與西方發達國家不一樣。而今新自由主義對農村集體經濟的沖擊依然較大,把人民公社時期的那種集體經濟等同于當今的農村集體經濟,給農村集體經濟貼上“吃大鍋飯、效率低下”的標簽。新自由主義者沒有深入中國農村調研,只是從理論出發推理出自己的結論,甚至先驗地給出結論。“很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土地的市場化指向不是農業發展、主糧生產和農民的就業及市民化,不是城鎮化,而是再封建化,因此,放任資本大搞圈地運動,把習慣于農耕文化并擁有倫理自主性的幾億農民逐出土地,必將導致災難性的社會政治后果。”

　　三、中國農村集體經濟之危的化解之道

　　農村集體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治理的經濟基礎。當下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兼具集體因素和私有因素,兩者不是絕對割裂的,必須通過有效發揮集體因素的作用,保護私有因素或者說農民的利益。農民(主要是指在村務農的農民)也需認清,只有在村集體的有效統一管理(如根據生產需要調整土地)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一)加強“統”的功能,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

　　中國農村差異較大,有城郊農村、城中村和一般農業型農村之分,前兩者占中國農村大約10%,他們一般能享受到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輻射。不用擔心前兩者的集體經濟總量,但要防止的是把公共財產分干凈了。更需要考慮的是占中國農村近90%的一般農業型農村的集體經濟發展問題。就這些農村而言,在仍然強調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同時,現在更需要強調“統”的作用,即把農民組織起來,抱團發展,參與市場競爭。國家在輿論宣傳方面,要注重報道和推廣抱團發展的典型案例,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制定切合實際、有效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通過學習英國和美國資本主義農業發展歷程,認清資本主義農業的本質。“通過對近代英法歷史更加深入的了解,通過一個更加廣泛的世界歷史的視野,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到,原始資本積累模式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其實是農業和工業現代化的障礙。只是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英國的窮人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生活也還是相當不錯,土地所有權不平等所帶來的嚴重社會貧富分化才沒有引發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從一家一戶小農角度考慮,在大量農村人口進城的背景下,當前農村‘生不增、死不減’的土地政策造成農村耕種者土地分散不連片,若通過村社集體的力量讓農民實現連片經營,不僅可以極大地減少勞動投入和降低生產成本,而且可以極大地便于灌溉、機耕、植保和田間管理。”小農生產也需要政府為他們提供一個便利的基層服務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在當前農業機械化普及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并不是重體力活,老年人從事農業生產既是勞動,也是一種休閑娛樂方式,更有利于身心健康。這帶有馬克思所講的共產主義社會時期的勞動狀態性質,農業生產勞動不再是維持生存的必需手段,更多的是一種樂趣。但前提是國家要為老人農業提供完善的灌溉等基礎設施、良好的社會化服務和集中連片經營的條件,國家財政政策應該與老人農業對接,這樣也可以應對老齡化問題。通過土地調整和連片經營以及加強村集體統籌功能,可以實現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業現代化。在未來20~30年內,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本前提下的中國小農經濟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類型,還具有生存與發展的合理性。在良好的基礎設施、農業機械化普及、土地連片經營和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4個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中國小農經濟可以解決糧食和農民增收的問題。湖北省沙洋縣農地碎片化治理、山東省東平縣土地股份合作和塘約道路就是例證。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村集體可以組織農民發展多種形式和多種產品的合作經營,從而提高收入水平。“農民分散弱小、缺乏組織,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完全沒有議價能力,很容易成為別人案板上的肉。共產黨生命力的最大源泉正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投身革命、建設與改革,新時期當然也毫不例外。有鑒于此,必須嚴格限制私人資本下鄉,同時可以考慮允許并鼓勵國有資本下鄉,從而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大前提下,發揮村社、農協、農會的組織、協調、調節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資本下鄉扭轉到社會主義方向上來。”或者適當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堅持農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和農民權益不受損害的基礎上,引導農民將已經確權登記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到經營主體,實現農民變股東。

　　(二)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硬件基礎

　　未來20-30年,農業領域尤其是生產大宗農產品的耕地,不存在誰來種田的問題,倒是存在如何讓農民能夠種田的問題,也就是要將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用于完善農業生產基本條件,要從政策上為數以億計的農戶提供支持。國家財政應著重考慮解決那些單家單戶沒辦法解決的公共事務問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應好好應對空心化趨勢。一是做好公共產品需求調研工作。空心村治理難度較大,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要讓空心村居民真正享受公共產品福利,首先要提供他們急需的公共產品,這就要求政府職能部門做好需求調研工作。把大部分村民急需的公共產品需求反饋上去,征求村民意見,從源頭上保證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的效益(實用性),避免形象工程的產生和資源(資金、土地、時間和人力)的浪費。二是樹立與產業發展相結合的理念。每個空心村都有自己的產業特點,因此,政府要引導農民發展特色產業,為農民提供市場信息和拓寬銷售渠道。根據產業發展需求,建設相應的農村基礎設施。空心村公共產品供給也要與產業發展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大背景結合起來。三是改革公共產品供給建設方式。政府職能部門應堅持方便農民和效益最大化原則,在項目申報、審批、施工招標、監督、評估和后續維護方面都應做出相應改革。積極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協調作用。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要樹立國家治理(大部分農村基礎設施是國家投資的,是國家城鄉統籌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鄉村治理相結合的理念,讓農村基礎設施真正發揮方便農民生產生活的作用,使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均等的待遇。對于一些小型項目,可以由村民自治組織自行組織建設,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權。對于一些大中型項目,應充分聽取村民的建議,把項目建設專業性與地方特殊性和農民需求性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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