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解放：“普遍解放”的幻象

　　布魯諾·鮑威爾認為猶太人問題的癥結在于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對立，在于不同信仰的信徒們之間的對立。在基督教統治下，只有兩種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于是就有了人與人的對立。

　　這種對立的解決不是簡單的一方融入另一方的問題。布魯諾·鮑威爾批判了當時流行的看法。在布魯諾·鮑威爾看來，宗教的對立顯然不是一方融入另一方就能解決的，問題的解決只能是徹底廢除宗教。人不再是作為信徒存在，人都成為政治國家中的自由的公民。人不再受宗教的束縛，宗教不再成為劃分人的身份的尺度。在政治解放后的政治國家中，人是作為公民而存在，人和人之間不再有對立。因此宗教的廢除實質上就是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后，人的形象不再是受到神秘權威的束縛，人不再是匍匐在宗教面前，人是理性得以張揚的人；人不再是受封建專制和領主、帝王等權威統治的人，人是公民；人與人的關系不再是等級關系，而是平等的公民關系。這樣，不僅猶太人成為公民，基督徒也成為公民，猶太人問題就不再作為問題而存在，因為每個人都享有政治國家的政治權利。在鮑威爾看來，政治解放，就是人的普遍解放，每個人自由平等地享有參與和管理政治事務的權利。

　　馬克思不同意鮑威爾的看法，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只是“普遍解放”的幻象，真正的解放還遠沒有達成。馬克思從三個方面駁斥了鮑威爾所主張的政治解放就是普遍的解放。

　　第一，馬克思比較了德國、法國和北美猶太人問題的不同表現，指出政治解放只是國家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也就是廢除宗教作為國教的地位，國家獲得了獨立的形式，但是個人卻還在受宗教的束縛，政治解放并沒有像鮑威爾所說的那樣完全廢除宗教。“政治解放的限度一開始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自由國家。”“甚至在絕大多數人還信奉宗教的情況下，國家是可以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的。”人以國家為中介，從政治上廢除宗教，這種政治解放是有局限性的解放，因為人成為公民的同時，并沒有廢除信徒的身份。政治解放后人仍然受到宗教的制約，因此，政治解放也只能是有局限性的解放，是抽象的、有限的解放，而不是真正的普遍的解放。

　　第二，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宗教在國家層面不再享有特權了，但是宗教還在人的私人領域中，在市民社會中繼續存在，宗教是市民社會的精神。“宗教從國家向市民社會的轉移，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個階段，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沒有消除人的實際的宗教篤誠，也不力求消除這種宗教篤誠。”于是，人的世界被分裂為兩個領域市民社會的領域和政治國家的領域，人也被分裂為兩重性的存在：信徒和公民。政治解放并沒有徹底使人從信徒的身份轉變為公民的身份，信仰作為私人的事情仍然存在。而只要宗教信仰繼續存在，政治解放就不是人的普遍解放。

　　第三，馬克思通過對政治革命完成后“人權觀”的批判，進一步揭示政治解放是有局限的解放。鮑威爾認為只要人作為信徒存在，人就不能獲得普遍的人權，因為宗教信仰會導致人與其他人的分裂，而人權恰恰就是人同他人結合起來的人的本質，因此，只要人還作為信徒存在，不論是基督徒還是猶太教徒，它都不可能得到人權。只有廢除宗教，人不再是作為信徒存在，人才能獲得人權。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后，人們享有信仰自由和選舉權等政治人權，人權并不以消滅宗教為前提，相反政治解放后的人權與信仰權并行不悖，而馬克思所理解的宗教是“顛倒的世界意識”，因此，政治解放后的人權是有缺陷的。具體說來，政治解放后的人權是市民社會的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它使人與人相互分離，而不是使人與人相結合。“所謂的人權，不同于公民權的人權，無非是市民社會的成員的權利，就是說，無非是利己的人的權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離開來的人的權利。”從自由、財產權、平等和安全等具體的人權，馬克思得出，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后的人權是有局限性的人權，是建立在“需要和私人利益”基礎上的自私自利的權利，人與人是相互分離的，人權維護的是利己主義的個人。政治解放后的人權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政治解放也是有局限性的。

　　二、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立及其關系

　　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只是普遍解放的幻象，鮑威爾之所以誤解政治解放就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的真正解放，在于鮑威爾弄錯了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作為煙霧彈，政治解放只是有局限性的解放，是有限的解放。這根源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立，以及在此基礎上，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而不是相反。鮑威爾所主張的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政治解放只是在國家層面上廢除了宗教，然而并沒有觸動宗教的世俗基礎——市民社會，因此政治解放只是抽象的解放。

　　政治革命直接地促成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它對人的生存處境產生了兩個后果：第一，人的世界分裂了，人的世界不再是一元化的共同體生活，人的世界分裂為政治國家的生活和市民社會的生活。“在政治國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做社會存在物；后一種是市民社會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在這分裂的世界中，人受到“異己力量”的束縛。任何人都只是作為工具存在，人不再像康德所說的那樣是目的，因此，人的生活不再是本己的生活，人的命運被非理性的工具性的因素影響而成為偶然的。第二，在分裂的世界中，人被分裂為抽象的個性和抽象的普遍。市民社會中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是“一切人對一切人戰爭”狀態下的人，是人把他人當做手段，是人們之間互為手段的人。因此，市民社會中的個性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個性，而是與他人分離和疏遠基礎上的抽象的單子式的個人，人人都是原子式的個人，人人都是利己主義的個人。而人生活在政治國家中，貌似人獲得了不同于經濟生活領域中的普遍性，但是這種普遍性不是真正的普遍性，它是建立在維護少數有產者利益上的普遍性，而不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就是政治解放后的現代社會，其中人的世界分裂了，人自身的關系也分裂了。這種分裂的世界和分裂的關系顯然并不是人所渴求的真正的人的解放。

　　與黑格爾和鮑威爾不同，馬克思認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關系，正像天國對塵世的關系一樣，也是唯靈論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也處于同樣的對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塵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樣不得不重新承認市民社會，恢復市民社會，服從市民社會的統治。”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與宗教和人的現實世界的關系一樣。就宗教和人的現實世界的關系來說，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明確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宗教作為“顛倒的世界意識”，其基礎在于異化了的世界之中。人的現實世界決定了人的意識，人的顛倒的世界決定了人的虛幻的意識，而不是相反，因此馬克思認為“哲學的迫切任務”在于：“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對宗教、宗教和神學的批判本身并不能消除作為幻想存在的宗教。宗教問題的解決就是現實地批判塵世、批判法、批判政治。因為宗教的根源就在于顛倒的世界。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也一樣，政治國家作為維護私有制的虛假普遍性，其根源在于市民社會生活中私有財產的存在，在于人被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馬克思透過政治解放后作為公民身份存在的個人看到了背后的市民社會基礎，“人在其最直接的現實中，在市民社會中，是塵世存在物。”政治國家是市民社會的派生領域，真實的個人存在于市民社會中，人首先是“塵世存在物”，公民的身份是派生性的。于是猶太人問題不再是“政治解放對宗教的關系問題”，而是“批判政治國家的世俗結構”問題，是“政治解放對人的解放的關系問題”。對于猶太人問題，“我們并不宣稱：他們必須消除他們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們的世俗限制。我們宣稱：他們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們的宗教局限性。我們不把世俗問題化為神學問題。我們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

　　因此，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上，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還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政治生活還不是人的真正的類生活。自由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所實現的現實化，這還只是“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解放。“擺脫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地擺脫了宗教的解放，因為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三、現代性的本質：“猶太精神”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回歸于人自身。”人的真正解放，就是建立人的社會狀態，這是個性與普遍性的有機統一體。這種“人的真正的類生活”不同于以往的窒息了個性的專制主義，也不同于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普遍解放是切實地落實在政治國家的世俗基礎——市民社會的批判之中的。政治解放使人擺脫了“人與人的相互依賴”，但并沒有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是建立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政治解放凸顯了人的獨立性，但是人的獨立性還受到物的統治，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猶太精神”。“猶太精神”是市民社會的精神，是現代性的本質。

　　與鮑威爾不一樣，馬克思“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他的宗教的秘密”，“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禮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錢。”在猶太人的日常生活中，金錢取代神統治了人的生活，金錢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神。這就是猶太精神，也就是市民社會的精神。“實際需要、利己主義是市民社會的原則；只要市民社會完全從自身產生出政治國家，這個原則就赤裸裸地顯現出來。實際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錢。”猶太精神就是人與人的分裂和追逐物質利益的精神，就是金錢對人的統治，就是利己主義、自私自利的精神。猶太精神不僅僅是某個群體的精神，而是現代社會中人們信奉的普遍精神。金錢是政治解放后的市民社會中的普遍性的神。“猶太人作為市民社會的特殊成員，只是市民社會的猶太精神的特殊表現”，“市民社會從自己的內部不斷產生猶太人”，“猶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猶太精神滲透在現代社會中，猶太精神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等現代人共同分享的精神，是市民社會的普遍精神。

　　猶太精神作為政治國家世俗基礎的秘密，是現代性的本質。現代性條件下，人是信奉猶太精神的人，人受到金錢的普遍奴役。這是人的抽象的生命狀態，是“抽象在統治著人”。人的全面、豐富內涵被消解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個人受到抽象的統治，異己力量總是在外邊限制人，人并不是個性自由的人。而金錢、資本和物的因素卻獲得了獨立性和個性，這是人的異化狀態。“金錢是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質；這種異己的本質統治了人，而人則向它頂禮膜拜。”在這種人的異化狀態中，價值遭到了齊頭式切割，金錢成為了衡量一切的標準。“金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獨立自在的價值。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價值。”金錢具有獨立的價值，而人卻沒有獨立的價值，人的價值被湮滅在金錢的價值之中。

　　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他人的異化就是猶太精神的具體表現，猶太精神“扯斷人的一切類聯系，代之以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這就是市民社會的精神，就是現代性的本質。現代性并不使人獲得了自由和獨立，相反現代性卻使人處于物的普遍奴役之中。

　　馬克思通過對市民社會的具體分析，揭露了市民社會中的世俗神——猶太精神。猶太精神就是追逐物質利益的精神，就是物對人的統治，在現代性狀況下人的形象并不是政治革命最初口號中的“自由和平等”，人廢除了“神圣形象的統治”，但是人還在遭受“非神圣形象的統治”。于是，“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猶太人問題的真正解決在于：“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獲得解放。”猶太人問題不僅僅關系到猶太人自身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的普遍問題。猶太人的真正解放也就是社會的普遍解放，是人的解放。人的真正的解放是要實現個性與普遍性統一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現代性狀況下人的形象是異化的人，是抽象的個性和抽象的普遍性，馬克思指出了超越人的現代形象的社會道路，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獲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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