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以下簡稱《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對法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系統而具體的分析，這些分析為無產階級開展“共產主義革命”提供理論前提并指明前進方向。這就決定了《法蘭西階級斗爭》在馬克思法哲學或者制度哲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本文擬以《法蘭西階級斗爭》為例探討馬克思對法國社會各階級所進行的分析及其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關于“階級”的認識

　　馬克思關于“階級”的認識是他對法國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的理論前提，因此有必要首先探討一下這方面的內容。

　　馬克思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指出，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存在”，還是發現“階級斗爭”，都不是他的功勞，他只是證明了下列幾點：一是階級僅僅是生產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二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三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所有階級并進入沒有階級的社會。“階級”概念雖并非最早由馬克思創制，卻是馬克思非常倚重的一個概念，因此，在馬克思理論中具有核心價值和關鍵地位。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發表之前，馬克思對“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存在”和“階級斗爭”就進行過較多論述。比如，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人為造成的貧民，是因社會的急劇解體尤其是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探討“異化勞動”同無產階級的“貧困”之間的關聯的基礎上指出：對象的占有集中展現著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同其能夠占有的對象越來越成反比，也就是說，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而占有的對象卻越少，因此，越來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現代社會”是由“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等構成的階級社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而“被統治階級”無論是在物質生產資料的支配上還是在精神生產資料的支配上都只能從屬于“統治階級”。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提出，解放被剝削階級就意味著建立新社會，也就是說，勞動階級要實現解放，就需要消滅所有階級，只有這樣，社會變革才不再是“政治革命”。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指出：“現代社會”是由“人數很少的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構成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提出“兩個必然”的著名論斷。

　　在馬克思那里，“階級”是指同一社會中經濟地位相同、政治追求相似和文化旨趣相投的人所組成的社會集團。在同一社會中，經濟地位上處于極端對立的不同階級必然在政治追求和文化旨趣上也處于極端對立狀態。此種對立狀態必然導致階級斗爭。

　　在馬克思看來，所有的階級斗爭都是圍繞政治權力而展開的，因此，政治權力構成階級斗爭的核心。也就是說，只有掌握了政治權力，國家制度才具備實現自身的政治前提、政治條件和政治結果。歷史上，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掌握政治權力，他們因有權在手而對遠離政治權力的“絕大多數人”實行政治統治，前者與后者之間形成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當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處于嚴重對立之際，階級斗爭必然會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的結局是，要么整個政局重新洗牌，要么社會經歷動蕩后重歸平靜。

　　二、馬克思考察法國社會各階級的主要視角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主要運用三重視角來考察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即“整體視角”“關聯視角”和“底層視角”。

　　所謂“整體視角”,就是以整個法國社會發展狀況為參照來審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此種視角還可分為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以審視整個法國社會發展狀況為契機來透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形成與演變；另一方面，以審視整個法國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關聯為契機來透視法國社會中某一特定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馬克思之前或同時代的理論家皆用一種比較褊狹的“孤立視角”來透視社會狀況，“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各個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追溯到最終的經濟原因”。因此，“孤立視角”同“整體視角”在理論旨趣上相背離，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往往陷于表面與片面，無法把握事物的根本。為此，恩格斯指出，“孤立視角”在把握社會存在及其發展變化時必然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忽略”,而且此種“忽略”是“產生錯誤的根源”。

　　在撰著《法蘭西階級斗爭》時，馬克思在準確把握法國二月革命前后的社會發展狀況之基礎上所進行的“敘述”“達到了至今還無人達到的程度”,不僅如此，馬克思的“敘述”還“光輝地經受住了后來由馬克思自己進行的兩度檢驗”:一是馬克思從1850年春天起開始從事經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二是馬克思在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變之后對法國在1848年至1850年之間所經歷的革命過程進行重新探討所得出的結論。運用“整體視角”來審視社會現象，就能“把政治事件歸結為最終是經濟原因的作用”,因此能避免由“孤立視角”所帶來的不良后果。

　　所謂“關聯視角”,就是以法國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聯為參照來審視他們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關聯視角”與“整體視角”具有緊密的邏輯勾連，可將此種視角分為三個不同的方面：一是經濟關聯，即以不同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地位以及由此所呈現出來的關聯度為參照，來審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1848年席卷歐洲大陸的“經濟革命”使階級關系逐漸“明朗起來”,馬克思以這樣的社會狀況為參照，透視不同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馬克思還首次以“勞動權”的占有狀況為參照，區分法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所謂“勞動權”,就是“支配資本的權力”,而“支配資本的權力”就是“占有生產資料”從而“使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的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這些均為馬克思運用經濟關聯視角時所得出的結論。二是政治關聯，即以不同階級在政治上所處的地位以及由此所呈現出來的關聯度為參照，來審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在對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進行深刻總結中，馬克思提出，“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的“歷史權利”。這顯然是馬克思運用政治關聯視角得出的結論。三是文化關聯，即以不同階級在文化旨趣上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呈現出來的關聯度為參照，來審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馬克思通過考察《改革報》《國民報》《辯論日報》《世紀報》《新聞報》《國民議會報》等所呈現出來的理論旨趣，分別審視小資產階級、溫和資產階級共和派、溫和奧爾良反對派(大資產階級的一個派別)、溫和憲法改革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共和派、?；逝伞⒁蕴菀矤枮槭椎姆锤锩Y產階級和波拿巴派等在文化方面(尤其新聞出版方面)所具有的社會影響，是運用文化關聯視角的明證。

　　所謂“底層視角”,就是運用“底層眼光”來審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馬克思很早就立志要為人類而工作，并選擇要為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尋找實現根本解放的道路。從對林木盜竊法和摩塞爾河畔貧苦農民的生存困境的關注到對社會底層階級的“災難性存在”的科學揭示，從對純學理研究的抽象邏輯的注重到對將“新唯物主義”與經濟學研究最新成果進行有機結合的綜合邏輯的強調，從對傳統理論的深刻批判與根本顛覆到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創制，馬克思始終堅持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站位。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堅持人民群眾的基本站位，才能完整把握“感性的人的活動”并從中深刻把握“革命實踐”之真諦。務求純粹抽象的傳統理論選擇“少數人”的“上層視角”,從思辨中求證想象，從想象中獲取意向，從意向中把握理性，為“少數人”剝奪“絕大多數人”提供合理性論證與合法性辯護，卻根本無視來自“絕大多數人”對“時代錯亂”的“深刻揭示”。這樣的理論視野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實踐趨向必然導致傳統理論出現“致命性病癥”。而馬克思則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對傳統理論展開深刻批判與根本顛覆并在此基礎上重建自身理論。這就決定了，馬克思必然要用“底層視角”來審視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

　　三、馬克思關于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運用寫實主義筆調和夾敘夾議手法敘述了他所把握到的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最為集中地展現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無產階級并未取得勝利，而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無產階級從這場斗爭的“失敗”中切身感受到了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性。馬克思在對此種反動性進行刻畫時揭示了大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

　　一是法國大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主要是指金融貴族，即主要由銀行資本家，交易所巨賈，鐵路富商，煤鐵礦、森林和土地等的所有者等所組成的社會集團。1830年7月，巴黎爆發資產階級革命16,此次革命的果實被金融貴族所攫取。在此背景下，以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為首的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得以建立。大資產階級在掌握政權后表現出了極其丑陋的吃相：利用議會任意制定法律，批發官帽，分配從內閣到煙草專賣局的各種職位；靠不斷擴大“國家赤字”來投機致富，因此，每次新公債的發行都成為他們通過交易所活動來收割投資于國債券的大眾的財富的新機會。這樣一來，七月王朝成為十足的“剝削法國國民財富的股份公司”,而此公司的紅利是在內閣大臣、銀行家、24萬選民及其走卒之間分配的。這就決定，法國大資產階級屬于社會的上層。

　　二是法國工業資產階級。之所以要在法國工業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做出區分，是因為他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同大資產階級存在區別。在馬克思看來，“真正工業資產階級”屬于“官方反對派”,因此，其代表“在議會中只占少數”。直言之，法國的工業資產階級是反對金融貴族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三派。一是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這一派還被稱為《國民報》派，或者三色旗共和派與純粹的共和派。二是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克雷米約、杜邦·德勒爾等。三是雖宣稱不代表任何階級但實際上卻“屬于資產階級”的拉馬丁派。這一派雖參加二月革命并一同推翻七月王朝，但在利益分配上同大資產階級存在著互相對立之處。需要指明的是，這一派在對待無產階級的態度上卻同大資產階級具有出奇的一致性，即均極端敵視無產階級。于是，它們均主張對無產階級實行嚴格“控制”。法國工業資產階級至少屬于社會的中上層。

　　如果說大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性在七月王朝的存續中暴露無遺的話，那么，完全可以說，工業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性在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中原形畢露了。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并建立了臨時政府。雖然臨時政府是不同階級彼此妥協的結果，但是工業資產階級在臨時政府中的權重最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性也因此得到集中展現：工業資產階級勾結各種反動勢力并且憑借臨時政府對無產階級進行殘酷打壓和無情排擠。臨時政府剛成立那會，無產階級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僅在其中謀得兩個有名無實的所謂“組織勞動”的差事。當由臨時政府組閣的國民議會公然宣稱“資產階級共和國”只能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時候，無產階級僅有的上述兩個職位也被臨時政府從執行委員會中強行奪走了。這就表明，參與了二月革命的無產階級要想在資產階級旁邊實現自身利益就像與虎謀皮一樣不可能。由于“雇傭勞動就是現存的資產階級的組織勞動”,因此，臨時政府原先為無產階級所畫的那些餅子都成為“新共和國”所面臨的威脅，就此而言，臨時政府的整個存在過程就成為“一場反對無產階級要求的、持續不斷的斗爭”。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只允許無產階級進行一種篡奪，即對于斗爭權的篡奪”就成為一種必然。

　　在資產階級的逼迫下，無產階級發動了六月革命。而六月革命是在法國造成現代社會分裂的兩大階級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戰斗”,是保存還是鏟除“資產階級制度”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因無領袖人物、無統一計劃、無經費支持且無武器裝備等僅憑“勇敢和機智”而只能在“堅持了五天”后不得不陷于失敗。

　　在六月革命中，只有資產階級共和派獲得了斗爭的勝利，也因此掌握了政治權力。在此背景下，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卡芬雅克靠軍刀在巴黎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正如人們所熟知的，“資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通過掌握并運用政治權力對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實行獨裁統治的一種制度形式。“資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所充分表達的只能是作為少數人的資產階級的意志。只要看看資產階級的演變史，就會發現資產階級是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利益主義的化身。資產階級就是把自己的靈魂浸泡在自私的染缸里的階級，就是把自己的身軀牢牢釘在狹隘利益的恥辱柱上的社會集團。為了實現自身狹隘利益最大化，資產階級長于算計、精于忽悠、陰險狡詐。在未獲得政治權力時，資產階級總是把自身的狹隘利益裝扮成公共利益，并由此來迷惑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等到獲取政治權力后，資產階級便兇相畢露。資產階級因先天具有利益追求上的狹隘性而導致它必然具有階級特性上的兩面性，進而導致它具有利益追求上的狹隘性。資產階級總想左右逢源，而結果卻總是因藏不住自私的“狐貍尾巴”而多面不討好。這就決定，資產階級必然不是一個代表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階級，因此在“未來革命”中不會具有遠大發展前途。

　　三是法國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主要屬于民主主義共和派，在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會中的代表是賴德律—洛蘭，在制憲國民議會中的代表主要是山岳黨，在新聞出版界的代表主要是《改革報》。馬克思注意到，小資產階級同樣具有反革命的一面，比如，六月革命中，就伙同資產階級共和派“搞過反對無產階級的陰謀”,“攻打過無產階級”。除此之外，小資產階級由于受到大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盤剝而具有革命的一面。七月王朝時期，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都被排斥在政權之外。二月革命之后，小資產階級遭受臨時政府的壓迫，小資產者及其妻兒不僅被逐出住所，而且其“財產”也被沒收。小資產者因此作為債務人被拋進“在六月起義者尸體上重又威風凜凜地聳立起來的債務監獄”;為了生存，小資產階級不得不“拯救財產”;六月革命中，最狂熱地為拯救財產和恢復信用而奮斗的，莫過于小資產階級，而它們最終得到的勝利果實卻只能是“破產和依法清賬”。小資產階級直到后來才驚愕地發現，正是無產階級被“擊潰”,他們自身的處境才因毫無抵抗地陷入資產階級的掌握之中而變得無比被動。小資產階級在上了大當之后才比較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無產階級”,才是他們在“反對資產階級”過程中保持住自己“陣地”的有力“后盾”。小資產階級屬于法國社會的中層或者中下層。

　　四是法國農民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占法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法國革命中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想爭取的“國民大眾”。馬克思指出，農民階級在革命中展現出了諸多兩面性，比如，一面是笨拙而另一面又是狡猾，一面是奸詐而另一面又是天真，一面是愚蠢而另一面又是精明，就此而言，“農民階級”是“文明人的頭腦難以理解的象形文字”。盡管如此，他們同樣受著“資本”的剝削，只是在剝削形式上同“工業無產階級”有所不同罷了。1789年之后的法國依然是一個小農國度，因此，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和土地的不斷被分割，作為生產工具的土地的價格不斷攀升且日益變得昂貴，而土地肥力卻不斷下降，在此語境下，農業發展江河日下，農民債務層層加碼，舊的抵押貸款產生新的抵押貸款，上一代人把債務留給下一代人，每代人都只能在捉襟見肘的條件下謀生。法國農民不僅要把全部純收入交給資本家，而且還要把部分工資交給資本家。因此，二月革命之后的臨時政府并沒有減輕農民任何負擔，反而通過征收四十五生丁稅來進一步加重農民負擔。為此，馬克思指出，當共和國在法國農民的負擔上層層加碼時，農民所面臨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只有資本的瓦解，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只有建立“社會民主主義的紅色共和國”,“農民的同盟者的專政”才能得到建立，而“立憲共和國”只能是由盤剝農民的人所實行的“聯合”“專政”。農民階級只能屬于法國社會的中下層或者下層。

　　五是法國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席卷歐洲大陸的工業革命的產物。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恩格斯指出，正是工業革命才在歐洲各國使各階級之間的關系明朗起來，才造成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和“真正的大工業無產階級”,并且把他們一同“推到了社會發展的前臺”,“真正的大工業無產階級”是一支“社會主義者的國際大軍”,“它的人數、組織性、紀律性、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都與日俱增”,但是，當他們還只是“按照地區和民族來劃分和區別的群眾”的時候，當他們還“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聯接起來”的時候，其身上所展現出來的“不成熟”或者“往往一籌莫展地搖擺于熱情與絕望之間”的特性就一覽無余。

　　法國無產階級在六月革命中的“失敗”就是此種“不成熟”特性的證明。馬克思總結道，六月革命因“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逼迫”而注定失敗。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無產階級還不具備推翻資產階級的實力；其二，無產階級仍在一定程度上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抱有幻想;其三，在斗爭來臨時，“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一切優勢，一切最重要的陣地，社會的一切中間階層”。這從另一方面提示無產階級，一是必須具備顛覆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實力；二是不能對資產階級抱任何幻想，哪怕是稍微改變一下處境的想法都不能有；三是還必須具備同資產階級進行搏斗的其他條件。概而言之，無產階級必須實行“工人階級專政”。只有這樣，才能根本打碎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毫無疑問，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盤剝對象。這就決定，法國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在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方面是根本對立的。這就意味著，法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對于無產階級而言，決非一種溫文爾雅的民主制度形式，決非人類制度文明的最后形式，而是一種殘酷的階級統治、一種殘暴的政治獨裁，因此只是在通達人類制度文明之最后形式中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過渡。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卡芬雅克靠軍刀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就是最好證明?？ǚ已趴说闹茟棁褡h會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六月革命和五月十五日事件以及與此相關的情況，其目的就是要盡快除掉路易·勃朗、賴德律—洛蘭和科西迪耶爾。以“資產階級專政”為支撐所確定的憲法“不是批準了什么社會革命，而是批準了舊社會對于革命的暫時勝利”,因此，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成為資產階級的首選目標和首要之舉。在此背景下，“憲兵”“金錢”“制憲國民議會”“共和憲法”“普選權”等都成為資產階級用來對無產階級實行殘酷政治統治的工具。所不同的是，有的具有大棒效應，有的具有胡蘿卜效應。只是，胡蘿卜效應必然服從大棒效應，而非相反。于是，無產階級的“勞動權”也因此被“斥為異端”,累進稅也被制憲國民議會永遠逐出共和國范圍39。無產階級屬于法國社會的最下層即“底層”。

　　四、馬克思關于法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理論意義

　　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對法國社會各階級的存在狀況與基本特性進行的分析以及由此展現出來的開創性價值，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的理論意義。

　　第一，指明了誰是“工人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團結對象和專政對象。馬克思指明了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在此需要指明的是，這一點只是具備必要性和一定的可能性，尚不具備充足的現實性。也就是說，要想讓無產階級成為“工人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并非一蹴而就。為此，馬克思指出，在革命進程中，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性質必須得到承認并在此基礎上向“無產階級”靠攏，“法國的工人們”才能向前進，才能根本變革“資產階級制度”。法國無產階級在六月革命中的失敗就確證了這一點。馬克思指明了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團結對象。他指出，在革命進程中，只有把廣大的國民大眾即農民和小資產者發動起來，“法國無產階級”才能向前進，才能有效“反對資產階級制度，反對資本統治”。馬克思指明了包括大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在內的法國資產階級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資產階級既是法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肉身化，又是資本的肉身化，無論在七月王朝時期，還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對無產階級都實行了殘酷的“資產階級專政”,因此必然成為法國“工人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

　　第二，指明了無產階級同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之間實行階級聯合的可能性。馬克思指出，在已經聯合起來的資產階級這一反革命勢力面前，所有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中已經“革命化的成分”,必然存在著同“革命利益代表者”也就是“無產階級”實行聯合的可能性。馬克思還進一步揭示了這種可能性，他指出：議會里存在著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代言人，也就是山岳黨，因議會中遭遇過失敗而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代言人走近的可能性，同時，議會外也存在著“真正的小資產階級”因其所提的友好協議被否決、資產階級利益被蠻橫堅持以及“真正的小資產階級”面臨破產而同“真正的無產者”走近的可能性。正是在六月革命中，法國“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外省已經革命化了”。1850年3月之后無產階級不再“受人挑動去進行暴動”,就是其自主開展“革命”的證明。此次革命中，無產階級成為“革命聯盟的首腦”,而“革命聯盟”則是“為反對資產階級和政府而結成的普遍聯盟”。

　　第三，指明了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成立“工人的黨”的必要性。馬克思指出，“社會黨與民主黨，工人的黨與小資產者的黨，就結合成社會民主黨，即結合成紅黨”,“工人的黨”必然是由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組織。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告訴我們，作為工人的黨的共產黨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決不會提出并運用帶有任何特殊性的原則去影響或者塑造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活動，與其他工人政黨區別在于：一方面，作為工人的黨的共產黨要在無產階級的民族斗爭中強調并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作為工人的黨的共產黨要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作為工人的黨的共產黨在實踐上是無產階級中最堅決、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上能比其余無產階級群眾更了解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作為工人的黨的共產黨，其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成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并由此奪取政權的階級。在聯合其他黨派組織所組成的“紅黨”中，作為工人的黨的共產黨需要在貫徹落實“反對資產階級專政”和“改造現存社會”這一歷史使命的基礎上不斷擴大自身影響。六月革命中，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從反面襯托了其成立自身政黨組織的必要性。

　　第四，指明了世界無產階級需要在“世界戰爭”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必要性。馬克思指出，在法國，小資產階級往往做著應由工業資產階級去做的事情，無產階級往往做著應由小資產階級去做的事情；這樣一來，無產階級的事情又由誰去做呢?顯然是沒有人的。這個問題在法國無解，最多只是被宣布出來。法國社會各階級間的斗爭將會變成各國之間的“世界戰爭”。當這種“世界戰爭”把“無產階級”推到“領導地位”的時候，無產階級的事情就有人做了，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有人來完成了，而這個人就是世界無產階級本身。真正的革命在此只是開始，并未終結，而且這“不是一個短暫的革命”,因為“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把它讓位給那些“能適應新世界的人們”。

　　第五，指明了無產階級需要具備“不斷革命”的精神。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所有階級差別，就是要消滅由階級差別所產生的所有生產關系，就是要消滅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所有社會關系，就是要改變由上述社會關系所產生出來的所有觀念。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需要具備“不斷革命”精神。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不會被六月革命的失敗所擊垮，才會在1850年2月后重整旗鼓自主開展新的革命。當然，無產階級的“不斷革命”并非不需要革命的時機和條件。無產階級自主開展“新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互相矛盾”的時候才有可能。

　　第六，指明了無產階級能對資產階級軍隊施加革命影響的可能性。資產階級的軍隊本是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專政的工具，或者說，資產階級的軍隊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國家機器。但是，當法蘭西共和國因緊跟著六月革命而來的痛苦掙扎而陷于癱瘓并隨后經歷一連串“革命寒熱癥似的動蕩”的時候，法國資產階級軍隊也因此感染上了“革命的寒熱癥”。盡管法國無產階級在六月革命中遭受“失敗”且需要一場革命勝利來使其精神重新振作起來，盡管由于“其余各階級的發展”促使法國無產階級“無力實行革命專政”,但是，這并不妨礙資產階級軍隊也會受到無產階級的影響。盡管資產階級軍隊“幻想”投入到“無產階級解放的空論家的懷抱”,盡管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軍隊的影響還僅僅表現為一種“寒熱癥”,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紅黨“即使得不到勝利，也一定會獲得巨大的成就”48。因此，這種影響的積極意義不可小覷。法國資產階級軍隊在1850年3月10日的選舉中公然投票擁護六月起義者，反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陸軍部長拉伊特，就是此種“成就”的證明。

　　《法蘭西階級斗爭》既為法國無產階級實行“工人階級專政”提供了理論前提，又為世界無產階級實行“工人階級專政”提供了行動指南，因此在法國乃至世界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影響。今天，它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依然是我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理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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