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詭辯改變不了歷史——謊言掩蓋不了現實——駁所謂“議會道路”——駁所謂“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兩條路線，兩種結果——從白勞德、鐵托到赫魯曉夫——我們的希望

　　本文想討論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來，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義的觀點，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重彈這個老調。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一切修正主義者，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都集中表現在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也正是這樣。在這個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也是白勞德和鐵托的門徒。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現過白勞德修正主義，出現過鐵托修正主義，出現過“結構改革”論。這些修正主義，都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的局部問題。到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出現，并且在蘇共領導中占據統治地位以后，它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帶著全局性質的大問題，成為關系到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敗的大問題了。

　　為此原故，我們要寫這篇文章，以比過去更加清楚的語言，回答修正主義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赫魯曉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對立的所謂“和平過渡”道路，也就是“通過議會的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①

　　讓我們看一看赫魯曉夫等人販賣的所謂“議會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貨色吧。

　　赫魯曉夫認為，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按照資產階級的選舉法，無產階級可以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只要把勞動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力量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并且給那些不肯放棄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協的政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堅決的回擊，就有可能擊敗反動的反人民的勢力，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②

　　赫魯曉夫認為，無產階級只要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就等于取得政權，就等于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他說，工人階級“獲得議會中的多數，在國內有強大革命運動的條件下，把議會變成為人民政權機關，就意味著粉碎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機器，建立議會形式的、新的即無產階級的人民國家體制”。③

　　赫魯曉夫認為，無產階級只要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他說，爭得了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就可以為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和過去的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創造實現根本社會改造的條件”。④他還說，“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在目前條件下已經有了現實的可能，把絕大多數人民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下并使基本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中。”⑤

　　蘇共綱領認為，“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前，就能夠迫使資產階級實行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圍”。⑥這個綱領甚至認為，某些國家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就可能出現這樣的形勢，在這種形式下，“對資產階級來說，同意購買他的基本生產資料將是有利的”。⑦

　　赫魯曉夫鼓吹的這一套貨色，并非什么創造，不過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復活。

　　伯恩施坦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標志，就是宣揚合法的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他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他說，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制度，“不應破壞它，而應促使它進一步發展”；⑧“在一百年以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在今天我們只要通過投票、游擊示威以及諸如此類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⑨

　　他認為，合法的議會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他說，工人階級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選舉權，作為解放的基本條件的社會原則就得到了”。⑩

　　他認為，“總會到來這樣的一天，那時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如此強大，對整個社會將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這樣說，統治者的宮殿不再能抵擋工人階級的壓力，而且幾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潰了”。?

　　列寧曾經說過，“伯恩施坦主義者過去和現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們不是把議會斗爭看作專門適用于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斗爭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斗爭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奪取’、‘專政’了。”（列寧：《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頁。）

　　當之無愧的伯恩施坦繼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樣，竭力宣揚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解決階級沖突的武裝斗爭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張“用暴力來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產婆，迫使一個孕婦不是在第九個月而是在第五個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個十足的議會迷。他有一句名言：“我們政治斗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并且使議會變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還說：“我認為，議會共和國（不論有沒有英國式的君主制上層人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從其中成長起來的基礎。這種共和國就是我們所應當努力爭取的‘未來的國家’。”?

　　列寧嚴厲地批判了考茨基的這類謬論。

　　列寧斥責考茨基說：“只有壞蛋或者傻瓜才會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資產階級壓迫下和雇傭奴隸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數，然后才去奪取政權。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偽，這是用舊制度舊政權下的投票來代替階級斗爭和革命。”（列寧：《向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人致敬》，《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頁。）

　　列寧尖銳地指出，考茨基的議會道路，“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機會主義，口頭上承認革命，實際上卻背棄了革命”。（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頁。）列寧說，考茨基在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是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使用的革命暴力化為烏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義來曲解馬克思主義這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頁。）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不厭其詳地引述赫魯曉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論以及列寧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論，為的是證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正是不折不扣的現代的伯恩施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樣，赫魯曉夫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現在反對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為烏有”。而且，在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現在顯然沒有保持世界紀錄的資格了，因為赫魯曉夫已經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赫魯曉夫不愧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而且是青出于藍更勝于藍了。

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

　　工人運動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承認不承認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承認不承認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承認不承認必須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歷來是馬克思主義同一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分水嶺，歷來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同一切無產階級叛徒的分水嶺。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自己的階級專政，用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

　　馬克思主義一向公開聲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指出，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產婆，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必由之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國家機器的主要部分，就是軍隊和警察。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是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

　　無產階級當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權的。但是，無數歷史經驗表明，反動階級從來不會自愿讓出政權，他們總是首先使用暴力，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發動內戰，把武裝斗爭提到日程上來。

　　列寧說：“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并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預言》，《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頁。）

　　列寧所講的歷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推翻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經過國內戰爭。無產階級革命，是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這樣的革命，不經過國內戰爭，更是不可能的。

　　關于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普遍規律的問題，列寧反復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段很長的‘陣痛’時期，暴力永遠是替舊社會接生的穩婆”。（列寧：《被舊事物的破產嚇壞了的和為新事物而斗爭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頁。）“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來實現。”“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頁、第三百八十八頁。）

　　斯大林也說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資本統治的國家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條件”。（斯大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頁。）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對資產階級的制度進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說，“顯然是不能的。如果以為可以在適合于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范圍內，用和平方式來進行這樣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就是公然無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頁。）

　　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經驗，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毛澤東同志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頁。）

　　毛澤東同志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頁。）

　　毛澤東同志說：“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頁。）

　　總之，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原理。赫魯曉夫正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

　　當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開始提出所謂“議會道路”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認為，這是一個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嚴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由于當時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還處于開始階段，同時，蘇共領導也還沒有挑起公開論戰，因此，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對于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的錯誤，沒有進行公開的揭露和批評。但是，我們針對赫魯曉夫的錯誤論點，在我們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同時，在兄弟黨之間的內部會談和會議上，我們也對赫魯曉夫的錯誤論點進行了必要的和適當的斗爭。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我們通過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明確地提出：

　　“我們黨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時候并沒有放棄警惕，沒有放棄人民的武裝”。

　　“同反動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戰的。”“但是當著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時候，人民拿起武器來是完全正確的。反對人民這樣做，要求人民向進攻的敵人屈服，這就是機會主義的路線。在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線，還是采取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關系到六億人民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是否應當取得政權的大問題。我們黨采取了革命的路線，因而有了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修正主義觀點，是針鋒相對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們又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正面闡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實際上批判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對立的所謂“議會道路”。

　　在同蘇共領導人的多次內部會談中，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嚴肅地批評了赫魯曉夫的錯誤觀點。我們滿腔熱忱地希望他能夠改正錯誤。

　　在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中共代表團同蘇共代表團進行了尖銳的爭論。

　　在這次會議的準備過程中，蘇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過渡的一種可能性，根本沒有提到非和平過渡的另一種可能性；只提議會的道路，根本沒有提到其他任何斗爭方式，同時又把這種通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的配合行動上”。中共中央當然不能同意把這種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寫進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綱領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團提出批評意見以后，蘇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這個文件，雖然增加了非和平過渡可能性的詞句，但是，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義觀點。

　　中共代表團明確地表示不同意這些錯誤觀點。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系統地說明了我們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觀點，并且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書面提綱。

　　我們的書面提綱的主要論點是：從策略的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必須準備隨時迎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急關頭，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說來，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議會斗爭的形式必須充分運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應該是進行艱苦的聚積革命力量的工作；不應該把和平過渡只解釋成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于國家機器的問題，即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問題。

　　社會黨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除了個別的左翼以外，它們是資產階級政黨的一種變形。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

　　我們的這些論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蘇共中央代表團的同志當時無法反對這些論點，但是他們一再要求我們照顧他們內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關于這個問題的提法能夠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相銜接。

　　中共代表團考慮到，我們已經批駁了蘇共領導的錯誤的觀點，又提出了一個書面意見提綱。為了共同對敵，我們照顧了蘇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蘇共中央關于這個問題的稿子為基礎，只在個別地方作了一點修改。

　　我們本來希望，經過這場爭論，蘇共同志能夠悔悟過來，改正他們的錯誤。但是，同我們的期望相反，在這以后，蘇共領導并沒有改正他們的錯誤。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黨會議上，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中共代表團又反復地同蘇共代表團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徹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在會議期間，中蘇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能達成協議。最后，中共代表團考慮到各國兄弟黨普遍要求在這次會議上能夠產生一個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這個問題上又作了一次讓步，再一次照顧蘇共領導的需要。我們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關于這個問題的幾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聲明上。同時，我們在這次會上，散發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并且表示，這是最后一次對蘇共領導的照顧，以后再也不能照顧了。

　　現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評我們當時對蘇共領導的這種照顧是錯誤的，我們樂于接受這種批評。

　　正因為宣言和聲明中有關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是以蘇共的稿子為基礎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所以，雖然作了一些修修補補，但是，總的提法是有嚴重缺點和錯誤的。文件中雖然指出統治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但又說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里有可能不經過內戰而取得國家政權；雖然指出開展議會外的廣泛的群眾斗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但又說有可能取得議會中的穩定多數，使議會變成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工具；雖然也提出非和平過渡，但沒有強調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蘇共領導正是利用了宣言和聲明中的這些缺點和錯誤，作為推銷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借口。

　　必須鄭重聲明，中國共產黨對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中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我們絕不隱蔽自己的觀點。我們認為，為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利益，為了使各國兄弟黨的綱領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義者所利用，宣言和聲明中關于這個問題的提法，有必要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通過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協商，重新加以修改。

　　為了使大家了解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的全面觀點，我們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的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作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發表。

　　八年來，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有了很大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識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真面目。但是，蘇共領導仍然在尋找各種遁辭進行狡辯，還在千方百計地推銷他們的這套貨色。

　　因此，我們還有必要把他們所謂“和平過渡”的謬論加以駁斥。

詭辯改變不了歷史

　　蘇共領導為了掩飾他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為了替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辯解，公然歪曲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公然歪曲歷史。

　　蘇共領導辯解說，馬克思不是“設想過英國和美國有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嗎？?其實，這個論據正是從叛徒考茨基那里撿來的。當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樣的手法，來歪曲馬克思的觀點，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確實曾經說過：像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家，“工人們可以采取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當時，馬克思強調指出，這是一種例外。他說：“即使如此，我們也應當承認，在大陸上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馬克思：《海牙代表大會閉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的演說》。）馬克思還說過，“英國資產階級在它還壟斷著表決權時，總是表示準備接受多數的決議。但是，請您相信，一旦當它在自己認為是生命攸關的重大問題上處于少數時，我們就會在這里遇到新的奴隸主的戰爭”。（《卡·馬克思同〈世界報〉記者談話的記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頁。）

　　列寧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時候說過：“借口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經認為英國和美國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詭辯，通俗一點說，這是用引證來騙人。第一，就在當時馬克思也認為這種可能是一個例外。第二，當時還沒有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第三，英國和美國當時沒有（現在有了）軍閥制度——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主要機構。”（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頁。）

　　列寧說，帝國主義，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特點，決定它“最不愛和平，最不愛自由，最大限度地到處發展軍國主義”。在談論和平轉變或者暴力轉變問題的時候，“竟然‘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等于墮落為資產階級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頁。）

　　今天，蘇共領導竟然又重彈考茨基的老調，這不也是等于墮落為資產階級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蘇共領導又辯解說，列寧不是“在原則上允許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嗎？?這更是十足的詭辯。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曾經設想過，“在俄國，這個革命可能例外地成為和平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頁。）列寧把它叫做“例外”，這是因為當時有一個特殊的條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壓制人民，——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頁。）到了七月間，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政府，武裝鎮壓群眾，使彼得格勒的街頭灑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鮮血。在這次事件以后，列寧就指出：“俄國革命和平發展的一切希望都徹底破滅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頁。）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堅決領導工人和士兵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寧指出，“現在階級斗爭已經變成了內戰”。（《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頁。）這樣，蘇維埃國家又經過了三年半的革命戰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粉碎了國內反革命叛亂和外國武裝干涉，才鞏固了革命的勝利。一九一九年，列寧說：“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頁。）

　　現在蘇共領導竟然宣揚說，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幾乎是和平完成的”。?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你們這樣說，怎么能夠對得起為締造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呢？

　　當我們指出世界歷史上還沒有過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先例的時候，蘇共領導狡辯說“用和平方式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經驗是有的”。他們閉著眼睛說，“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過和平途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嗎？不，不是。讓我們看一看當時匈牙利革命領導人貝拉·庫恩是怎樣記述事情經過的吧。

　　匈牙利共產黨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這個年輕的黨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爭，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貝拉·庫恩：《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訓》。）匈牙利共產黨積極地進行了各種武裝起義的工作：武裝工人，在政府軍隊中進行了爭取工作，在復員軍人中進行了組織工作，組織武裝示威，組織工人驅逐廠長占領企業，組織農業工人占領大地產，解除反動軍官、反動軍隊和警察的武裝，把武裝起義同罷工斗爭結合起來，等等。

　　事實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滿了各種形式各種規模的武裝斗爭。貝拉·庫恩說：“從共產黨建立之時起直到奪取政權，同資產階級政權機關的武裝沖突一直進行著，并且越來越頻繁。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達佩斯衛戍部隊手執武器走上街頭，舉行示威以反對臨時政府陸軍部長的那個時候開始……大概沒有一天報刊上沒有報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裝部隊特別是同警察之間發生的流血沖突。共產黨人不僅在布達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組織了許多次起義。”（貝拉·庫恩：《為什么無產階級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勝利》。）蘇共領導說匈牙利革命是和平過渡，這真是彌天大謊。

　　蘇共報刊說，當時匈牙利資產階級政府是“自愿地辭職”的，?這大概就是蘇共領導的唯一根據了。事實是怎樣的呢？

　　當時的匈牙利資產階級政府首腦卡羅伊說得很清楚。他說：“我簽署了關于我辭去職務和把政權轉交給無產階級的宣言，事實上無產階級早已奪去并公開宣布取得了政權。”“我不是把政權轉交給無產階級，因為它早就由于有計劃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軍隊而奪得了政權。”所以，貝拉·庫恩指出，認為資產階級自動把政權轉交給無產階級，是一種虛偽的“神話”。（貝拉·庫恩：《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訓》。）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敗了。列寧曾經分析過匈牙利革命失敗的最主要的教訓是：年輕的匈牙利共產黨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在對敵人實行專政方面不夠堅決，在關鍵時刻表現了動搖。同時，沒有采取正確措施滿足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因而脫離了廣大的農民群眾。而匈牙利共產黨同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實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蘇共領導硬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過渡”的典型，這完全是偽造歷史。

　　蘇共領導還硬說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階級是“通過和平途徑取得政權”的。?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歷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權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建立的，而不是從資產階級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反法西斯的游擊戰爭和武裝起義，并且在蘇軍的援助下，消滅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德國法西斯軍隊及其走狗政權，建立了民族陣線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陰謀制造反革命政變，準備進行武裝暴亂，顛覆人民政權。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立即調動武裝力量，同時組織了群眾的武裝示威游行，粉碎了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復辟陰謀。事實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和平”奪取政權，而是工人階級運用自己已經掌握的國家機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政變。

　　哥特瓦爾德在總結二月事件的時候說過：“還在二月事件以前，我們就已經說過：與戰前情況相比較，基本的變化之一恰好在于，國家政權已經不是為以前的各統治階級服務，而是為一些新的階級服務。二月事件表明，國家政權在這個意義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爾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的發言。）

　　以上所說的這些事例，怎么能說成是“和平過渡”的先例呢？

　　列寧說過：“考茨基需要運用一切遁辭、詭辯和捏造，正是為的避開暴力革命，為的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為，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即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為。”列寧說，“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頁。）

　　赫魯曉夫為什么要這樣無恥地歪曲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偽造歷史，玩弄欺騙手段呢？問題的實質也正是在這里。

謊言掩蓋不了現實

　　蘇共領導為他們反對革命的“和平過渡”路線辯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謂當代的歷史條件變了。

　　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歷史條件的變化的估計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赫魯曉夫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歷史條件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力量的極大增長和帝國主義力量的極大削弱。戰后，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獨立國家，出現了連綿不斷的武裝革命斗爭，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群眾運動的新高漲，出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大發展。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成為當代的兩大歷史潮流。

　　毛澤東同志早在戰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對比的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敵人方面，這種新的情況“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頁。）

　　毛澤東同志還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頁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根據戰后歷史條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變化，根據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本性不會改變的規律，得出革命的結論，認為必須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勢，按照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積極促進革命斗爭的發展，準備奪取革命的勝利。

　　赫魯曉夫則借口戰后歷史條件的變化，得出反對革命、取消革命的結論，認為由于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本性改變了，階級斗爭的規律改變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過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過時了。

　　赫魯曉夫等人散布一種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他們說，“現在，對一系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有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

　　他們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一期間，歐洲許多國家的反動資產階級不斷地發展和改進自己的警察官僚機器，殘酷地鎮壓勞動人民的群眾運動，因此沒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認為，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改變了。?

　　他們說，現在“國際舞臺上的力量對比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根本變化”，“使國際反動派對于實行革命的國家的內政干涉趨于癱瘓”，?“這就減少了資產階級發動國內戰爭的潛在可能性”。?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的謊言，掩蓋不了現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兩個突出的事實是：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普遍增強暴力機器，殘酷鎮壓人民群眾；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到處進行反革命武裝干涉。

　　美國今天已經更加軍國主義化，它的軍隊擴大到了二百七十多萬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務機關之多，就連美國一些大資本家自己也承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遠遠超過希特勒德國。

　　英國的常備軍從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萬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萬多人，警察從一九三四年的六萬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萬七千人。

　　法國的常備軍從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萬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萬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隊從一九三四年的八萬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萬人。

　　在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以至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里，這種大量增強軍隊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沒有什么例外。

　　赫魯曉夫最熱心用全面徹底裁軍的口號來麻痹群眾。這種咒語念了好幾年了。可是，在現實生活當中，全面徹底裁軍的影子一點兒也沒有。人們看到，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里，到處都是全面徹底擴軍，到處都是擴大和加強暴力鎮壓的機器。

　　資產階級在和平時期這樣拼命地增強自己的軍隊和警察力量，是為了什么呢？難道不是為了鎮壓本國勞動人民的群眾運動，倒是為了保證勞動人民能夠和平取得政權嗎？戰后十九年來，世界各國資產階級使用軍隊和警察鎮壓罷工工人，鎮壓要求民主權利的人民群眾的暴行，難道發生的還嫌少嗎？

　　十九年來，美帝國主義同四十多個國家組織了各種軍事集團和簽訂了各種軍事條約。它在海外設立了二千二百多處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遍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它派駐在海外的兵力，達一百多萬人。它的“進擊司令部”統轄著一支由陸、空軍聯合組成的機動部隊，隨時準備開赴各地鎮壓人民革命。

　　十九年來，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不但通過各種方式支持世界各國反動派，幫助他們鎮壓本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而且還直接策劃和發動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裝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輸出反革命。拿美帝國主義來說，它曾經在中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直接出兵并且指揮進攻希臘人民解放區，在朝鮮進行侵略戰爭，派遣部隊在黎巴嫩登陸威脅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撾反動派擴大內戰，組織和指揮所謂聯合國部隊鎮壓剛果的民族獨立運動，對古巴進行反革命入侵。它現在仍然在鎮壓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爭。它最近還武裝鎮壓巴拿馬人民維護主權的正義斗爭，并且參加對塞浦路斯的武裝干涉。

　　美帝國主義不但對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堅決進行鎮壓和干涉，而且對凡是稍微表現了一些民族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政權，也要想辦法把他們搞掉。十九年來，美國政府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策劃了多次反革命軍事政變，甚至對于它自己扶植起來的走狗，例如吳庭艷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馬上卸磨殺驢，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實說明：今天，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要進行革命，要爭取解放，不但必須對付本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暴力鎮壓，而且必須充分準備對付來自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沒有這種準備，不堅決在必要的時候用革命的暴力回擊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談不上革命，更談不到革命的勝利。

　　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如果不加強自己的武裝力量，不作好對付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和干涉的準備，不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方針，就不能維護民族獨立，更不能保證革命事業的發展。

　　我們要質問蘇共領導，你們口口聲聲大談戰后形勢的新特點，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到處鎮壓革命這個極其重要的、極其明顯的特點呢？你們開口和平過渡，閉口和平過渡，卻絕口不談怎樣對付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龐大的暴力鎮壓機器，這是為什么呢？你們公然掩飾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殘酷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運動的血淋淋的現實，散布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能夠和平取得勝利的幻想，這豈不明明在麻痹各國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來安撫怒氣沖天的群眾，反對他們革命，實際上充當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幫兇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讓已經死去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再來充當一次反面教員，還是很有益處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表的一次演說中說，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通過使用暴力”建立起來的。他接著說：“蘇聯統治者現在說，他們將放棄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們歡迎并且將鼓勵這些事態發展。”?

　　顯然，杜勒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維護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階級斗爭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歡迎赫魯曉夫放棄暴力革命的主張，一方面極力強調資產階級必須加強反革命暴力，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說中說，“在政府的所有任務中，最基本的一項是要保護它的公民〔應讀作反動統治階級〕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會中，社會成員都出力維持一支警察部隊，作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這里說的是老實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統治的政治基礎，不是任何別的東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隊”。只要不觸動這個基礎，其他都是無關緊要的，都是動搖不了他們的統治的。蘇共領導越是掩蓋資產階級依靠暴力統治的事實，越是宣傳他們那種受到杜勒斯歡迎的和平過渡的神話，就越是暴露出了它們同帝國主義站在一起來反對革命的真面目。

駁所謂“議會道路”

　　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所鼓吹的“議會道路”的主張，早已為列寧所徹底批判，早已宣告破產了。但是，在赫魯曉夫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謂“議會道路”似乎突然變得靈驗起來了。

　　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當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歷史事實進一步說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議會。議會只是資產階級統治的裝飾品和屏風。資產階級實行議會制還是取消議會制，賦予議會較大的權力還是賦予較小的權力，采取這種選舉法還是采取那種選舉法，總是按照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和利益來決定的。在資產階級掌握軍事官僚機器的條件下，無產階級要通過選舉取得“議會中的穩定多數”，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中，現在仍有半數左右處于非法地位。對于這些連合法地位都沒有的黨，當然談不上什么取得議會中的多數。

　　例如，西班牙共產黨就是一直處于白色恐怖中，連參加選舉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麗這樣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也跟著赫魯曉夫鼓吹西班牙實行“和平過渡”。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雖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參加選舉，但是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在資產階級選舉制度的種種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產黨很難獲得多數選票。就是獲得多數的選票，資產階級還可以利用修改選舉法等等手段，使共產黨人不能在議會中占據多數席位。

　　例如，戰后以來，法國壟斷資產階級就曾經兩次修改選舉法，使法共在議會中的議席兩次大量減少。在一九四六年議會選舉中，法共曾經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議會選舉時，壟斷資產階級修改了選舉法，結果使法共的議席陡然減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議會選舉中，法共曾經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議會選舉時，壟斷資產階級再次修改選舉法，結果使法共的議席陡然減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種情況下，共產黨在議會中取得多數議席，或者通過選舉的勝利參加了政府，這也絕不等于改變了議會和政府的資產階級性質，更不等于摧毀了舊國家機器和建立了新國家機器。要依靠資產階級議會和政府，來實行根本的社會改造，是絕對不可能的。掌握國家機器的反動資產階級可以宣布選舉無效，解散議會，可以把共產黨人從政府中排擠出去，宣布共產黨非法，采取野蠻的暴力手段鎮壓人民群眾和進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產黨曾經支持資產階級的激進黨取得選舉的勝利，組織了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聯合政府。當時，智共領導人竟然把這個資產階級掌握的政府稱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資產階級就迫使共產黨人退出政府，大規模逮捕共產黨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產黨非法。

　　當工人政黨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御用政黨的時候，資產階級可以允許這樣的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的議席，也可以允許他們組織政府。例如，若干國家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但是，這只能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絲毫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無產階級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這樣的事實，只是進一步證實“議會道路”的破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歷史事實進一步說明，共產黨的領導人如果信奉所謂“議會道路”，害了“議會迷”的不治之癥，那就不僅只會落得一場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義泥坑，葬送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議會的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歷來存在著根本的分歧。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參加議會斗爭，利用議會的講壇，揭露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教育人民群眾，積蓄革命力量。在應當利用這種合法斗爭手段的時候不去利用，是錯誤的。但是，無產階級政黨絕不能用議會斗爭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絕不能幻想通過“議會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在任何時候，無產階級政黨都必須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眾斗爭上。

　　列寧說：“為了通過選舉和各種黨派在議會中的斗爭達到教育群眾的目的，參加資產階級的議會活動，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階級斗爭局限于議會斗爭，或者認為議會斗爭是最高的、決定性的、支配著其余一切斗爭形式的斗爭，那就是實際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反對無產階級。”（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頁。）

　　列寧曾經斥責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熱中于議會制度的幻想，拋棄了奪取政權的革命任務，把無產階級政黨變為選舉黨，變為議會黨，變為資產階級的附庸，變為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現在，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鼓吹“議會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的復轍。

駁所謂“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在講到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時候，憑空捏造了一大堆謊言，說中國共產黨主張沒有革命形勢也要“提出立即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主張放棄“爭取資本主義各國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的斗爭”，?把武裝斗爭“絕對化”，?等等。他們經常給中國共產黨亂扣什么“左傾機會主義”、“左傾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大帽子。

　　其實，蘇共領導這樣叫嚷，不過是想給他們反對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打掩護。他們攻擊的所謂“左傾機會主義”，不是別的，恰恰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

　　我們一向認為，革命是不能隨意制造的，沒有革命的客觀形勢，就不會有革命。但是，革命的發生和革命的勝利，不僅僅要有革命的客觀形勢，還必須有革命的主觀力量的準備和行動。

　　如果不正確地估計革命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因素，在革命形勢還沒有成熟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就輕率地發動革命，那就是“左”傾冒險主義。如果在革命形勢沒有到來的時候，不積極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勢已經到來，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不敢去領導革命，不敢奪取政權，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修正主義。

　　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的時機沒有到來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艱苦地積蓄革命力量方面。積極領導日常的斗爭的中心目的，是為了積蓄革命力量，準備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奪取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政黨應當通過日常的各種形式的斗爭，來提高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覺悟，訓練自己的階級隊伍，鍛煉自己的戰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組織上的、軍事上的革命準備。只有這樣，才能在革命形勢成熟的時候，不失時機地奪取革命的勝利。否則，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觀形勢，也會白白地錯過革命時機。

　　蘇共領導避而不談在革命形勢沒有到來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怎樣進行日常的革命斗爭，積蓄革命力量，而只是開口閉口都強調沒有革命形勢就不能革命。他們實際上是借口沒有革命形勢根本取消積蓄革命力量、準備革命的任務。

　　列寧曾經很精彩地描繪了叛徒考茨基對待革命形勢的態度。列寧指出，對考茨基來說，革命形勢“如果來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個革命者！但是那時候，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混蛋都會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沒有到來，考茨基就要離開革命！”列寧指出，考茨基像一個典型的市儈，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同于市儈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領“準備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去進行革命”。（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頁至第二百七十二頁。）人們可以比較一下，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像不像列寧所斥責的考茨基式的市儈。

　　我們一向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政黨應當積極領導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壟斷資本的斗爭，保衛民主權利的斗爭，爭取改善生活的斗爭，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并且積極支持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

　　在一切受到美帝國主義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政黨應當高舉反美的民族旗幟，把群眾斗爭的主要打擊針對美帝國主義，也針對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集團和國內其他反動勢力。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組成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

　　近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斗爭，這不僅是對本國壟斷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勢力的打擊，而且是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有力支持，也是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有力支持。對此，我們從來是給以充分估計的。

　　共產黨人在積極領導當前斗爭的時候，應當把當前斗爭同為長遠的和全局的利益而進行的斗爭結合起來，應當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教育群眾，不斷地提高群眾的覺悟，積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時機成熟的時候，奪取革命的勝利。我們的觀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觀點相反，蘇共領導鼓吹“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民主的任務和社會主義的任務是交織得這樣緊密，以致在這里很少有可能劃定什么分界線”。?這也就是用當前的斗爭代替長遠的斗爭，用改良主義代替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說過，“任何改良如果沒有群眾斗爭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鞏固的、真正的、認真的改良。”工人階級的政黨“如果不把這種爭取改良的斗爭同工人運動的革命方法結合起來，就可能變成一個宗派，就可能脫離群眾，而這對于真正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功來說，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威脅”。（列寧：《給“社會主義宣傳聯盟”書記的信》，《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頁。）

　　列寧還說過，“在覺悟的工人看來，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從社會主義的最高利益。”（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引述恩格斯的話說：如果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目前而犧牲未來的運動，那就是機會主義，而且是危險的機會主義。

　　正因為這樣，列寧批評考茨基“贊揚改良主義，贊揚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責備革命，背棄革命”。列寧說，“無產階級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考茨基“則是在服從帝國主義的條件下，用改良主義手段‘改善’帝國主義，適應帝國主義”。（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頁、第二百六十四頁。）

　　列寧對考茨基的批評，正好是今天蘇共領導的寫照。

　　我們一向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為了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必須善于掌握一切斗爭形式，善于把各種斗爭形式結合起來，善于根據斗爭形勢的變化，迅速地用一種斗爭形式代替另一種斗爭形式。無產階級政黨只有掌握一切斗爭形式，和平的與武裝的，公開的與秘密的，合法的與非法的，議會的與群眾的，國內的與國際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況下立于不敗之地。

　　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吸取國際無產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熟練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種斗爭形式的結果。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是武裝斗爭，但是，如果沒有各種形式的斗爭的配合，中國革命也不能取得勝利。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兩條戰線上的斗爭，既反對了右傾合法主義，又反對了“左”傾非法主義，把合法斗爭同非法斗爭正確地結合起來。我們在全國范圍內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同國民黨統治區的斗爭正確地結合起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又把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確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時嚴格執行黨的秘密工作的各項規定。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套適合于自己的具體情況的、極其復雜而豐富的斗爭形式。

　　中國共產黨根據自己長期的實踐經驗，十分懂得，拒絕一切合法斗爭，把黨的工作限制在狹小的范圍之內，使黨脫離群眾，這是錯誤的。但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義者推銷的合法主義。修正主義者拒絕武裝斗爭和一切非法斗爭，只進行合法斗爭和合法活動，把黨的活動和群眾的斗爭限制在統治階級所允許的范圍以內。他們降低甚至放棄黨的基本綱領，放棄革命，遷就反動派的法律。

　　正如列寧所批評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義者被資產階級的合法性弄得腐敗不堪和神智不清。“他們為了保存現行治安法所允許的組織，為了占這點小便宜，而出賣了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權利”。（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頁。）

　　蘇共領導及其追隨者口頭上講要利用各種斗爭形式，實際上主張合法主義，并且借口斗爭形式的改變而拋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這又是用考茨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

　　蘇共領導還常常利用列寧的偉大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為他們的錯誤路線辯護，作為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根據”。

　　這當然是徒勞的。列寧的這本書，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樣，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用以反對各種機會主義的武器，而絕不能成為修正主義者為自己辯護的工具。

　　當時，列寧批評“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決裂，建立了第三國際之后，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善于巧妙地運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準備革命。

　　就在這本書里，列寧指出，當時國際工人運動的主要敵人是考茨基式的機會主義。列寧反復地說過，必須首先同修正主義一刀兩斷，然后才談得上怎樣學會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寧所批評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還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則是反對革命的，他只能歸入考茨基一類，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反對“左派”幼稚病的問題。

　　蘇共領導給中國共產黨扣了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這更是荒謬絕倫。事實上，繼承托洛茨基主義衣缽，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別人，恰巧是赫魯曉夫。

　　托洛茨基主義在各種問題上表現不一，而且經常戴上“極端左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質是：反對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實質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經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是考茨基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今天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實質，也是反對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不僅同考茨基主義如出一轍，而且同托洛茨基主義殊途同歸。“托洛茨基主義”這頂帽子，還是赫魯曉夫自己戴起來吧。

兩條路線，兩種結果

　　歷史是最好的見證人。戰后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各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需要從這些歷史經驗中，得出正確的結論。

　　戰后以來，東歐、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都是遵循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現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經驗，還有中國革命的經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革命的經驗，朝鮮革命的經驗，越南革命的經驗，古巴革命的經驗，等等。這些國家的革命勝利，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豐富和發展了十月革命的經驗。

　　從中國到古巴，毫無例外地都是經過武裝斗爭，經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勝利的。

　　中國人民經過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徹底打敗了得到美帝國主義全力支援的蔣介石反動派，才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朝鮮人民從三十年代開始，進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武裝斗爭，建立和發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終于在蘇軍的援助下，取得了勝利。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又經歷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戰爭，才鞏固了革命的勝利。

　　越南人民經過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接著又進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并且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勝利。現在，越南南方人民還正在同美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進行英勇的斗爭。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開始武裝起義，后來又經過兩年多的人民革命戰爭，推翻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統治。在革命勝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國主義雇傭軍的武裝入侵，保衛了革命的果實。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也都是經過武裝斗爭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從中國到古巴一系列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經驗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無產階級必須經過武裝斗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

　　第二，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必須緊緊依靠農民，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堅持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

　　第三，美帝國主義是世界各國人民革命的主要敵人。無產階級必須高舉反美的民族旗幟，敢于同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進行堅決的斗爭。

　　第四，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軍。全世界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必須同一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必須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力量聯合起來，組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

　　第五，要革命，就必須有一個革命黨。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一個對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采取毫不調和的態度、對反動統治階級及其國家政權采取革命態度的黨，是不可能的。

　　堅持革命的武裝斗爭，不僅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是頭等重要的，而且對于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頭等重要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范例。

　　戰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歷史告訴人們，凡是實行革命路線，采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積極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就會把革命事業一步一步地引向勝利，并且使黨的力量得到生氣勃勃的發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機會主義路線，接受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路線的，就都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害，并且使自己的黨變成一個毫無生氣的改良主義的黨，甚至完全蛻化變質，成為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工具。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經充滿著革命朝氣的伊拉克共產黨的同志們，由于外來的壓力，強使他們接受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喪失了對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裝政變中，一部分黨的領導同志英勇犧牲，成千上萬的伊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強大的伊拉克共產黨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挫敗。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的慘痛的血的教訓。

　　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領導，完全跟著赫魯曉夫和法共領導的指揮棒打轉，全盤接受反對武裝斗爭的修正主義路線。但是，阿爾及利亞人民不聽這一套，他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經歷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終于迫使法國政府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而追隨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中喪失了信任，在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生活中喪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當時的古巴人民社會黨的一些領導人，不是主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不是主張革命的武裝斗爭的正確路線，而是追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主張“和平過渡”，反對暴力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以卡斯特羅同志為代表的古巴黨外的和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理所當然地把那些反對暴力革命的領導人撇在一邊，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進行革命，終于取得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勝利。

　　以多列士為代表的某些法共領導人，長期以來實行修正主義路線，跟著赫魯曉夫的指揮棒鼓吹“議會道路”，把共產黨實際上降為社會民主黨。他們不積極支持人民群眾的革命要求，拋棄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民族旗幟。他們實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的結果，使一個曾經在人民群眾中有很大影響的共產黨，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越來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為代表的某些印共領導人，長期以來就實行修正主義路線，放棄了革命的旗幟，不去領導人民群眾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丹吉集團沿著修正主義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墮落成為民族沙文主義者，成為印度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政策的工具，成為無產階級的叛徒。

　　事實很清楚，兩條根本不同的路線，產生兩種根本不同的結果。這些經驗教訓，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從白勞德、鐵托到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帶著時代的特點。正如列寧所說，“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變的產物，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在它的內部產生了自己的對立物，即反對社會主義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修正主義的逆流。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勞德，其后是鐵托，現在是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不是別的，正是白勞德修正主義和鐵托修正主義的繼續和發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勞德的修正主義就開始暴露。他崇拜資產階級民主，放棄對資產階級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資產階級專政看作是共產主義的天堂，他的口號是：“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和國內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更使他對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進步”、“明智”著了迷，從而完全拜倒在資產階級的腳下，墮落為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者。

　　白勞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資產階級、反對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義言論：

　　他宣揚《蘇美英三國德黑蘭宣言》使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長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時代，能夠保證“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

　　他宣揚蘇美英達成的國際協議，“毫無例外地代表著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國內發生混亂局面的前景同國際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須反對“國內爆發階級沖突”，“盡量減少”和“明確限制”國內的階級斗爭。?

　　他散布新的戰爭將使“世界大部分地區真正毀滅”，“投入野蠻時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論調，宣揚要消除戰爭災難，就得“強調超于一切階級分野的一致”。?

　　他宣揚“完全依靠民主說服和信念”來實現社會主義，?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一些國家中，“已經得到了使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的條件”。?

　　他否定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說什么共產主義者所“懷抱的實際政治目的，在一個長時期內，在所有一切主要之點上，將和人數要多得多的非共產主義者的目的一致”。?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解散了美國共產黨。

　　白勞德的修正主義，一度把美國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引到一個危險的邊緣，并且使其他一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感染了取消主義的毒素。

　　白勞德的修正主義路線，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為首的許多美國共產黨人的反對，并且為很多兄弟黨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對于以白勞德主義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思潮沒有進行徹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戰后新的形勢下，在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的隊伍中，修正主義思潮又有了新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首先表現在某些共產黨的領導人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而宣布采取所謂“和平過渡”的路線。這條路線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亞蒂的“結構改革”論，也就是主張通過資產階級民主合法途徑，實現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領導，通過為壟斷資本服務的“國有化”、“計劃化”等等，實現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說，不必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就能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實際上使共產主義蛻化成為社會民主主義。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修正主義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現。鐵托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投降主義。鐵托集團完全投靠了美帝國主義，他們不僅使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復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工具，扮演著美帝國主義破壞世界革命的別動隊的角色。

　　為了替美帝國主義效勞，取消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鐵托集團直截了當地說：暴力革命“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手段”，“愈益變成多余的了”；?通過資產階級的議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演變”，“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現實的事實了”。?他們甚至把資本主義簡直就看作是社會主義，說什么現今的世界“總的說來已經深深地‘長入’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了”。?又說：“今天，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解決了”。?

　　白勞德修正主義，“結構改革”論，鐵托修正主義，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修正主義思潮的主要表現。

　　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到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所謂“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修正主義路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把這套貨色當作自己的“新創造”到處兜售。可是，這些東西一點也不新鮮，只不過是集白勞德修正主義、“結構改革”論、鐵托修正主義之大成，加以改頭換面，修飾裝扮一下而已。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在國際上對美帝國主義實行投降主義，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里對反動的統治階級實行投降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鼓勵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

　　如果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經是一脈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白勞德、鐵托、赫魯曉夫，也是一脈相承，一家兄弟。

　　白勞德早就說出了這一點。他在一九六〇年寫道：“赫魯曉夫現在采納了我在一九四五年為之而被踢出共產黨的那個‘異端’。”他說，赫魯曉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導的路線幾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惡已變成為新的正統了”。?

　　赫魯曉夫自己也承認，他同鐵托集團“屬于同一個思想，以同一個理論為指南”。?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勞德和鐵托的修正主義來，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為什么呢？因為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大國，是列寧主義的故鄉，蘇共是列寧締造的大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歷史形成的威望。赫魯曉夫正是利用作為這樣的黨、這樣的國家的領導人的地位，來堅持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列寧主義”的路線，用偉大列寧和偉大布爾什維克黨的威信來迷惑人和欺騙人。

　　他利用蘇共的歷史威望，利用大黨大國的地位，揮舞指揮棒，采取各種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手段，強制別人接受修正主義路線。

　　他配合帝國主義收買工人貴族的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收買資產階級化了的、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共產黨人，為蘇共領導反對革命的路線搖旗吶喊，盡忠效勞。

　　正因為這樣，歷史上的和當代的一切修正主義者，比起赫魯曉夫來，都成了小巫見大巫了。

　　現代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說，對外是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對內是接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

　　現代修正主義者，同老修正主義者一樣，都是像列寧所說的，“客觀上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隊伍，是資產階級影響的傳播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頁。）

　　現代修正主義產生的經濟基礎，也同老修正主義一樣，都是列寧所說的“工人運動中的‘上層分子’這一小得可憐的階層”。（列寧：《機會主義和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頁。）

　　現代修正主義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政策的產物。現代修正主義者被核訛詐政策嚇破了膽，又被收買政策迷了竅，充當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對革命的馬前卒。

　　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也正是被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歇斯底里的喧嚷嚇得喪魂落魄，以為地球這個“諾亞方舟”時時刻刻有毀滅的危險，對人類的前途完全喪失了信心。他首先從民族利己主義出發，生怕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會給自己惹麻煩，因而千方百計地反對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剛果那樣，不惜同美帝國主義聯合行動，去撲滅人民革命。他以為這樣一來，一方面可以不擔任何風險，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國主義一起，進行在世界上劃分勢力范圍的勾當，這樣豈不是一箭雙雕。其實，這只能表明，赫魯曉夫是歷史上最大的投降主義者。實行赫魯曉夫的這種害人政策，結果必然給偉大的蘇聯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害。

　　為什么在蘇聯這樣一個已經有幾十年歷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會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呢？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都需要很長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只要社會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勢力，還存在著階級，那就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土壤。

　　赫魯曉夫說，蘇聯已經消滅了階級，已經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了，已經建設共產主義了。這些都是騙人的。

　　事實上，由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統治，由于公開宣布改變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由于實行一系列的對內的和對外的錯誤政策，蘇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正在政治領域內，在經濟領域內，在文化思想領域內，在其他領域內，猖狂地泛濫起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正是這種在蘇聯日益泛濫起來的資本主義勢力。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就是代表這種資本主義勢力的利益，并且為它服務的。因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絕不會給蘇聯人民帶來什么共產主義，而是連社會主義的成果也受到嚴重威脅，它正在為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開方便之門。這也就是美帝國主義所追求的“和平演變”的道路。

　　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是不可能的。而從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則已經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現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也正在把蘇聯引向這條道路。

　　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最嚴重的經驗教訓。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們的子孫后代，都千萬不能忘記這個大教訓。

我們的希望

　　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到現在，時光才過去八年。在這個短短的歷史的瞬間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給蘇聯，給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害，卻是夠大的了，夠嚴重的了。

　　是時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時候了！

　　在這里，我們愿意奉勸蘇共領導同志，過去有多少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都被丟進歷史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著他們的腳印走呢？

　　在這里，我們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義錯誤的兄弟黨的領導同志們認真地思索一下，跟著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結果？我們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義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騙的，或者是被強制走上錯誤道路的。我們相信，只要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終將選擇革命的路線，拒絕反對革命的路線，終將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拒絕修正主義。對于這一點，我們抱著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義絕不能阻擋革命的歷史車輪的前進。修正主義的領袖們自己不革命，絕對阻擋不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人民起來革命。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曾經寫道，當考茨基已經變成叛徒的時候，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只能這樣地來表達自己對工人階級的號召：“推開這些領袖，擺脫他們那種使人愚鈍、使人庸俗的說教，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越過他們，而走向革命，進行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頁。）

　　當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在歐洲許多黨內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列寧十分重視法國的一個共產主義者保爾·果雷的意見。

　　果雷說，“我們的敵人大叫社會主義已經完蛋。他們太性急了。但是，誰能夠說他們完全不對呢？現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會主義，而是一種社會主義，這是帶有甜味、沒有理想、沒有熱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長威風的社會主義，這是沒有勇敢精神、沒有大膽行動、愛好統計、一心一意要同資本主義達成極友好的協議的社會主義，這是只知道改良的、為一點油水而出讓自己的長子繼承權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對于資產階級來說，是人民憤慨情緒的摧殘者，是無產階級的勇敢行動的自動制動機。”（《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頁至第三百二十九頁。）

　　這真是一段絕妙的描述！列寧說這是法國共產主義者的正直呼聲。現在，人們會發現，現代修正主義不也正是一種“死亡了的社會主義”嗎？人們也會發現，在那些修正主義占統治地位的黨內，無數的正直的共產黨人的呼聲是多么響亮啊。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冒牌的社會主義是死亡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卻充滿著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邁進。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克服一切困難和阻撓，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一直到贏得整個世界。

　　讓我們用《共產黨宣言》的結語來做本文的結束吧！

　　“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顫抖吧。無產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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