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堪稱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行動指南。
倍倍爾是19世紀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人與主要領導人之一。他關于婦女解放問題的主要意見大都在《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19世紀后期,女權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女性教育的普及、婦女家庭地位的改善問題在社會上引起較高關注。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女權主義婦女組織拉開“性別陣線”,意圖把婦女解放運動引導到男女性別對抗中,在無產階級女性中大力宣傳女權主義思想。女權運動背后是資產階級女性成員為爭取獲得與資產階級男性成員同樣的享受權利而進行的運動,如果不及時劃清與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界限,將會導致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走上歧路。
為此,倍倍爾寫下了《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對當時正在社會上發展壯大的女權運動做了總體描述,為了廢除使無產階級婦女疲憊不堪的工資奴隸制度,以及與現代財產和產業制度結合最深的性的奴役制度,必須根本地改造當時的財產制度。倍倍爾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傅立葉的理論觀點,認為社會進步的程度同婦女獲得自由的程度相致,進一步提出唯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保證婦女的徹底解放,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實現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還通過理論分析,實際調查和研究,提出了實現婦女解放的正確道路,即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婦女爭取解放的斗爭只有同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結合在一起,才能取得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這是1956年山西省昔陽縣思樂村青年婦女閻志英學習文化后已經可以自己寫信了。
在《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倍倍爾主要論述了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被壓迫婦女和工人共同的命運。工人是具有階級意識的被壓迫階層,工人階級作為被壓迫的階層,具有反抗統治階級的自覺的階級意識,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以堅強的意志和科學的方法領導工人階級走向自由和解放。婦女是不具有階級意識的受壓迫階層,傳統教育和習慣使婦女把她們受壓迫的從屬地位視作理所當然。《婦女與社會主義》旨在喚醒廣大婦女,認識到自己所處的受壓迫的狀況。倍倍爾特別強調,婦女比廣大工人階級遭受的壓迫更為深重。婦女不單是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還要受到統治階級轉架的,以男女不平等為表現的父權家庭關系的壓迫。婦女的社會地位從屬于其家庭所處的階級地位,婦女的“貴”與“賤”,不以性別劃分,而以占有生資料來區分,即夫貴妻榮、夫賤妻卑。剝削階級的婦女,作為剝削階級,一樣對被剝削階級進行壓迫,但是,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剝削階級婦女一樣逃脫不了被本階級男子奴役的命運。所以,剝削階級內部的男女不平等,是為維護剝削階男子的特權而服務,不是階級壓迫問題。被剝削階級,即無產階級婦女所受的壓迫,是階級壓迫。抽掉階級內容,僅僅從性別上來談婦女問題,把男女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說成是男性造成的,其實為了掩蓋剝削階級造成婦女壓迫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罪惡。
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出現女交警。
第二,一切社會的從屬和壓迫都起因于被壓迫的經濟從屬,婦女已長久處于這種經濟從屬地位。倍倍爾認為,“社會上一切的依附與壓迫都源于被壓迫者對壓迫者在經濟上的依賴。婦女在很久以前,在經濟上就處于從屬地位”。男女兩性的關系的直接反映。在私有制階級社會中,婦女被壓迫、被奴役,又同男女兩性在社會生產勞動中的分工,同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密切相關。婦女被排除在社會生產之外,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隨著個體家庭變成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婦女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在生產關系中處于從屬地位,在經濟生活中失去獨立性,從而依附男性。男女因經濟上的不平等,而使他們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出現了差別。婦女在經濟上受到壓迫,是婦女在家庭以及社會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真正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婦女要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獨立的人格。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婦女參加社會勞動且公共的社會服務代替婦女私人家務勞動時,社會才具有實現男女平等的基礎。
舊社會讓婦女變成鬼,新社會被壓迫被奴役的婦女翻身得解放
第三,在資本主義社會,婦女被排在第二位。倍倍爾在《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駁斥了資產階級的婚姻,他認為,資產階級婚姻的一夫一妻制是資產階級的職業制度和財產制度的結構,是私有制的強迫婚姻。倍倍爾認為婚姻應當以愛情為基礎,但資產階級的婚姻遠離了婚姻的本質。資產階級的婚姻是獲取一種優越的社會地位最不費力的、最為便捷的手段,即金錢婚姻,一方謀求盡可能多的錢,另一方渴望更多的名望,并采取這樣的手段在社會中尋求相互滿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資產階級女性和廣大勞動婦女受到壓迫外,還有另一類更為悲慘的婦女群體,即賣淫婦女。
婦女生產教養院內,接受改造的妓女們在扭秧歌。從她們的笑臉上,可以看到復蘇的純真,自由和快樂。
婦女賣淫在資本主義社會被視為一種必須的社會行業,然而賣淫女卻不被認為是正當的職業,他們完全被排斥在法律保護范圍以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對男人的偏袒,如果男人在婚姻中得不到滿足,可以在賣淫的地方尋求補償;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對婦女的過分欺壓和凌辱,除了在道德上虛假的譴責外,在經濟上也進行剝削。資本主義使婦女肉體商品化和勞動力的商品化處于同一范疇,賣淫婦女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雙重犧牲品。
60年代的中國女民兵
第四,未來屬于社會主義,而首先屬于工人和婦女。倍倍爾在書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婦女解放得以實現的五個方面。一是政治上享有同男性平等權利,男女政治平等,婦女廣泛地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并管理國家;二是經濟上獨立自主,男女經濟上平等,婦女不再是私有財產,而是生活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三是在文化教育上享有和男性一樣的平等權利,婦女的智力得到開發,科學文化水平顯著提高;四是在社會生活方面享有和男性同樣的權利,一樣遵守社會公共生活中的規則,平等地享有社會提供的一切權利;五是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權利,男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平等,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婚姻,自食其力,成為社會的主人、家庭的主人、自己命運的主人。
由于倍倍爾處在19世紀,難以預見未來的社會發展,他在書中的一些看法可能與實在的具體情況相脫離。但是,他在書中闡述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的基本理論仍然對當前的婦女解放運動有指導意義。
我國當前的婦女權利運動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是用簡單的性別平均替代男女平等,沒有看到男女各自生存和發展的性別優勢,只是提出簡單的百分之五十的平均平等。二是偏重結果,忽視了真正的男女平等過程與結果的雙重的性別平等,男女的性別差異對追求平等結果的影響當被考慮在內。三是過分重視權力資源的性別平等,真正的男女平等應當體現在文化觀念和社會制度層面,沒有文化觀念和社會制度層面,沒有文化制度的平等作為基礎,其他方面的平等也是短暫的。四是用單性別的視野看待性別平等,過分強調男女性別對立,而忽視對不平等背后的經濟原因的探究。
因此,我們在接觸當前社會上各種有關女性權利思想時,應當分辯,這種女性權利思想是以維護最廣大勞動婦女的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運動,還是以滿足剝削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女性需要的女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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