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研究與講授哲學
紅軍長征結束抵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面臨多重危機,迫切需要找到適合于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在具體工作層面,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一面堅持武裝斗爭,一面積極開展統戰工作,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指導思想層面,毛澤東多次對關門主義和教條主義進行批判,積極開展理論創作,探索兼具靈活性和原則性的思想理論,以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
1936年年底,毛澤東集中閱讀了蘇聯學者集體編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著作,撰寫了大量批注。1937年,毛澤東完成了《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并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抗大”)系統講授哲學理論。《實踐論》與《矛盾論》正是從《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拆分出來的兩篇文章。毛澤東寫作《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時,國內國際形勢正在發生劇烈變動,日軍大舉侵華的戰爭野心暴露無遺,國共兩黨正在艱難談判,中國的命運與中國革命的前途充滿了不確定性。身處這樣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在承擔諸多繁重工作的同時,堅持為即將走上戰場領導抗日戰爭的軍事干部系統講授哲學,顯然有著深遠的考慮。
在抗大學習的軍事干部,學習結束后大多挺進敵后,承擔起開辟根據地和領導游擊戰爭的重任。他們身處敵后抗日根據地,既需要與日軍和偽軍周旋作戰,又需要處理與國民黨政權、地方實力派、民間武裝等形形色色勢力的關系,更重要的是還要領導群眾發展生產,建設根據地。在如此復雜的局勢之中,黨員干部如果依舊受教條主義影響,缺乏對實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與科學分析的能力,就難以擔起重任,敵后抗日根據地也勢必無法長期堅持。正因如此,毛澤東深入研究并系統講授哲學,致力于為黨員干部建立起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科學有效的思維方法。
/二、矛盾的特殊性與階段性
《實踐論》與《矛盾論》的論辯對象主要是教條主義,因此兩篇文章都圍繞認識論問題展開。所謂認識論,主要探討主體的認識對象、認識過程和認識方法等問題,旨在對人類的認識活動進行一般性反思。教條主義者將經典理論和俄國革命經驗視為不能改動的金科玉律,認為既有理論可以充分解釋當前正在發生的變化,因此只需要依照既有理論按部就班開展工作,就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為了批判這一思想觀念,毛澤東對理論的形成過程和認識活動的對象進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實踐論》主要探討認識過程,而《矛盾論》主要探討認識對象。認識過程的特點一般是基于認識對象的特點形成的,可以說,《矛盾論》是《實踐論》的基礎文本。
《矛盾論》圍繞人類的認識對象問題,展開了三個層次的探討。
第一是客觀世界的性質問題。客觀世界究竟是永恒變動的,還是幾乎不變或很少變化的?對此問題人類產生了兩種宇宙觀:一種是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將世界視為靜止的永遠不變的,另一種是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將世界視為永恒變動的。毛澤東指出:“(形而上學的)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與之相對應,辯證唯物論將客觀世界視為一個永恒變動、生生不息的世界,事物不僅在數量與時空層面發生著變化,在本質層面也發生著變化。客觀世界永遠處在變化之中,那么人類的認識就隨時會面臨“過時”的危險。既然這樣,在將經典理論應用于新的時空環境之中時,如果不對新的時空環境進行系統考察,又怎么能斷定此前的理論依舊有效呢?在中共七大,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全世界自古以來,沒有任何學問、任何東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發展的。地球是在發展的,太陽是在發展的,這就是世界。”客觀世界的永恒變動屬性,決定了人類的認識活動也應處于永不止息的狀態之中,否則就不能準確理解新出現的事物與現象。
辯證唯物論認為,事物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事物自身存在的矛盾而非外來的推力。“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里,《矛盾論》形成了一個邏輯鏈條:其一,客觀事物永遠處在變化之中,因此要認識客觀事物,就必須認識客觀事物的變化;其二,客觀事物變化的原因,在于自身蘊含的矛盾,因此認識客觀事物變化的關鍵,在于認識事物自身的矛盾。由此得出,認識客觀事物的關鍵,在于認識矛盾。這便是這篇以認識對象為研究主題的文章,取名為《矛盾論》的原因。
第二是矛盾的特殊性問題。某一事物的性質,具有與其同類相同的特性,也具有與其同類所不同的特性,前者是該事物的普遍性,后者是該事物的特殊性。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同樣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那么,在認識矛盾時,如何能夠把握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又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教條主義者將具有普遍意義的經典理論直接用于指導具體實踐,其實質是將基于普遍性矛盾得出的理論凌駕于特殊性矛盾之上,從而抹殺了特殊性矛盾的意義。為此,毛澤東批評教條主義者,“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教條主義者之所以忽視特殊性,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這就是說,要真正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必須從特殊性入手,找到特殊性之中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要素。教條主義者以普遍性理論代替對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在忽視了特殊性的同時,還將普遍性理論高度抽象化,使其變成了沒有實際用處的思維游戲,成為束縛認識發展的“教條”。以此為基礎,毛澤東概括出人類認識活動的一般過程。第一步,“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這種“共同的本質”,便是從具體事物中總結出來的普遍性理論。第二步,以普遍性理論作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以此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使得既有的普遍性理論得到補充和發展。只有這樣,普遍性理論才“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兩個過程,分別是認識活動“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的過程。在毛澤東看來,這兩個過程的相互往復,就是“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可以看出,《矛盾論》所展現的認識論模型有很強的實證主義色彩,對有先驗論傾向的教條主義思想構成了有力反駁。而既然認識活動是在特殊與一般之間往復前進的過程,那么就絕不能忽視對特殊事物的調查研究,否則普遍性理論就將失去其指導意義,變成枯槁與僵死的教條。
第三是矛盾的階段性問題。矛盾的階段性問題,可以視為客觀世界永恒變動屬性與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分析二者綜合的結果。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劃分實際上是靜態的分析,但客觀世界是不斷變化的,那么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自然也處在永恒變化之中。變化有多種形態,在形式上可能是漸變也可能是突變,在內容上可能是量變也可能是質變,在方向上可能是線性變化,也可能是回旋往復。《矛盾論》提出了這樣一些可能的情況:第一,在主要矛盾逐漸激化的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二,在事物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變化前后,至少會形成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三,在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轉換的情況下,也會形成轉換前后不同的發展階段。事物主要矛盾可能發生變化以及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可能轉換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思想后果。這意味著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與實踐這幾組關系中,主要矛盾也有變化的可能。毛澤東說:“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矛盾的發展階段是如此復雜,以至于身處于某一特定階段的認識主體,如果僅僅憑借一些普遍性理論,幾乎不可能把握所處階段的矛盾特征。矛盾階段性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一個典型的表現在于,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建國和治國理政的歷史中,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對中國的國情、過去的歷史、未來的前途進行階段性的分析、總結與規劃。一位合格的共產黨干部在開展一項具體工作時,必然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劃分出這項工作的各個階段,進而對每一個階段應該達成的目標和需要采取的方法作出細致規劃。正如毛澤東所強調:“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三、認識活動具有過程性
《矛盾論》圍繞認識對象立論,說明矛盾具有特殊性與階段性。《實踐論》則聚焦認識活動本身,提出了三個主要命題。
第一,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將實踐視為“感性的人的活動”,提出新唯物主義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對象、現實、感性”,從而將其視為一種人的實踐活動。以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為出發點,有學者曾提出實踐唯物主義的主張,并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和討論。《實踐論》聚焦認識論問題,注重考察認識與實踐的關系,因此將實踐理解為生產活動、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藝術活動等形式。這樣,《實踐論》避免了卷入晦澀的本體論爭論,可以集中精力探討認識活動如何開展的問題。既然實踐的形式幾乎包括了所有社會性的人類活動,那么凡是持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都會承認,認識來自于實踐。無論是直接經驗還是間接經驗,都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問題在于,實踐如何形成認識,認識又如何發展呢?毛澤東指出,通過實踐人們看到事物的現象和外在的淺層聯系,引起了感覺和印象,進而形成了概念。有了概念之后,通過判斷和推理形成對于事物本質的認識,這就是理論產生的過程。對事物的感覺和印象是片面且破碎的,將事物概念化并對其進行分析才能獲得全面和系統的認識,在這里,前者是感性認識,后者是理性認識。“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這便是從實踐中產生認識的過程。經驗主義蔑視理論,拒絕接受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理論,僅僅相信從個體性經歷中總結出的經驗。在毛澤東看來,經驗主義無法理解事物的本質,只能得到膚淺的感性認識,而這些認識不過“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
第二,認識活動具有過程性。從實踐中獲得認識之后,認識活動并沒有完成。一方面,認識活動的正確性還有待檢驗,必須要將認識付諸實踐活動才能判斷其正確性與可靠性。另一方面,客觀世界處在永恒變動之中,在認識得出后,原有的認識對象可能已經發生變化。這就要求必須開展新的認識活動,以使人的認識可以跟著客觀事物的變化而變化。“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因此,在獲得理性認識后,需要將理性認識用于指導實踐,在實踐中發展認識。“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人類的認識活動永遠處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展現出一幅永不停歇、生生不息的認識論圖景。
第三,認識活動的目的在于實踐。馬克思在1845年便寫下:“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創造這一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人類的解放。毛澤東無疑繼承了馬克思的遠大理想和實踐品格,《實踐論》寫道:“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認識活動雖然處在永不止息的過程之中,但認識活動并非一種審美活動或娛樂活動,而是有著明確的方向與目的,這就是要指導實踐以改造現存世界,否定并改造一切壓迫人奴役人的現存事物。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某種理論只可用于空談而不能實行,或者沒有人愿意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四、以調查研究打破教條主義
經過《實踐論》與《矛盾論》的批駁,教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思想在黨內已經失去了立足之地。然而,在個別黨員干部的觀念之中,教條主義依舊不時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其中,不做調查研究,對復雜問題不進行細致分析,靠照抄前人經驗或上級文件開展工作,是教條主義的典型表現形式。《實踐論》寫道:“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就自以為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矛盾論》強調:“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主觀性,體現在憑自己的理論或經驗拍腦袋決策,看不到實際情況的特殊性與階段性,不愿意做細致耐心的材料搜集與信息分析工作。片面性,體現在“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有時對于困難估計得很大,看不到優勢與希望;有時只看得到成績,看不到缺點與問題;有時對當前矛盾關注很多,對潛在的矛盾關注很少;有時對個別問題關注很多,對總體情況缺乏了解。表面性,體現在缺乏理論思維和理論能力,不能抓住現象背后的本質,不能把握事物之間深層次的聯系。因此,“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持續不斷、扎實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可靠的一手材料,在理論與實踐的來回互動中分析清楚矛盾的階段性,通過長期的努力,才可能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到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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