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蘇聯哲學紀事》(一)
(宣平說:(1)這本資料書文革末改開初期我國理論工作者從蘇聯官方刊物摘錄下來,按年匯編的資料,是研究蘇共官方政治觀點、理論、歷史與國情最權威的資料。我本人從網站上買下實體書,并且轉成以電子書的形式分享給大家。(2)黑體標注的“宣平說”是錄入者個人的觀點,是一個簡短的內容導入。)
編者的話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上臺以來,蘇聯哲學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一些人在他們的直接控制下歪曲篡改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利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為蘇聯領導集團的內外政策辯護。對此,我們應當予以揭露和批判。此外,近年來有些蘇聯哲學家對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所提出的一些迫切問題,從哲學上進行研究和探討,提出了許多新課題,如系統問題,信息問題,控制論問題,社會管理問題,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生態學問題,宇宙學問題,社會預測問題和科學學等方面的這些問題。所有這些也值得我們注意。
蘇聯哲學研究的機構和人員這些年增加的很快,哲學出版物的種類和數量之多,也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蘇聯哲學界在國內的學術活動也很活躍,與國外的學術交流也是很頻繁。了解這些情況對于研究蘇聯哲學的現狀也是不可缺少的。
為了反映蘇聯哲學所發生的這些重要變化,我們編輯了這本資料。這本書以紀事形式記錄了從1953年3月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到1976年底這段時間蘇聯哲學界的重大事件。蘇聯領導集團對蘇聯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有關指示,蘇聯哲學界的重要研究課題和爭論,蘇聯哲學家的重要文章和專著的論點,介紹了蘇聯重要的哲學著作,我們希望通過這個資料能為我國哲學工作者了解蘇聯哲學20多年來的狀況提供一些線索。
本書為內部資料,如公開應用,務請核對原文并注明原出處。
197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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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宣平說:(1)蘇共反對斯大林,不是如我們所想的那樣突然的襲擊,而是從尸骨未寒之際就開始預謀了的。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如此。(2)蘇共認為階級斗爭不存在,這樣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3)蘇共號召物質刺激、個人利益那一套,就是從此開始的。)
3月5日。晚上9:45,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蘇共中央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約·維·斯大林逝世。
6月。《哲學雜志》第3期用小號字發表一篇馬克思逝世70周年的文章,另用長達21頁的篇幅發表一篇紀念車爾尼雪夫斯基誕生125周年的文章。
7月。《共產黨人》雜志第10期發表維什涅科夫的文章:《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問題》。文章說,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特點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黨和國家的正確政策下不可能發展到沖突的地步,這是為什么呢?第一、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那種對阻止生產力發展感興趣的階級,第二、共產黨能及時地揭露所發生的矛盾,并設法解決這些矛盾。
《共產黨人》第11期發表一篇紀念車爾尼雪夫斯基誕生125周年的長文,卻沒有發表紀念馬克思逝世70周年的文章。
8月。《哲學問題》第4期發表羅森塔爾的題為《唯物辯證法是創造性發展的科學》的文章。文章說,對抗階級消滅之后,蘇維埃社會的發展能完全免除社會的動蕩和階級沖突,蘇聯社會發展的首要特征是社會矛盾的逐漸消除緩和而不是尖銳化,社會進化會失去政治革命的形式,上層和下層之間不可能產生那種需要用革命的爆發來解決的沖突。因為社會主義社會里的舊東西已經不是那種有握有政權并拼命阻礙新事物成長的統治階級,蘇維埃社會中并沒有阻礙建成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的階級。
《共產黨人》第12期以顯著地位發表未署名的文章《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宣平說:這是“圖窮匕見”,試探深淺,為奪權造輿論。)
文章說,近幾年來在我們的宣傳工作中,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宣傳,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宣傳中不是正確的解釋共產黨這一領導力量的作用,而是常常陷入個人迷信,結果降低了黨和黨的領導核心的作用,個人迷信的危害首先在于他不是培植群眾的創造性、自動性和積極性,不是使群眾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是散布消極等待的情緒,個別人物和領導替他們做好一切,群眾不需要開動腦筋,不需要關心國家大事和他的命運,不需要保持警惕,無需對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和經濟結構的工作進行批評和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個人明細不是以忠于黨、人民和共產主義事業的精神來培養干部,而是以盲目的崇拜和忠于個別人物的精神來教育干部。他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制,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等原則,阻礙展開自下而上不顧情面的誠懇的原則性的批評。文章提出要嚴格遵守我們黨最高的領導原則領導的集體性,從宣傳工作中鏟除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說法。
8月10號。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作出決議,把原經濟和法學學部改為經濟、哲學和法學學部下屬經濟研究所、哲學研究所和法學研究所,這一決議得到1953年10月26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的批準,據《哲學問題》本年第6期報道。
9月。《共產黨人》第13期發表了康斯坦丁諾夫的文章:《社會主義思想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文章說,主觀的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個人迷信,這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舊病復發,唯心主義的個人迷信的實質何在呢?在于盲目的崇拜一些歷史人物,認為他們具有種種超自然的本性和能力去完成本來只有黨、先進的社會階級和人民才能解決和正在解決的事情,個人迷信會降低集體領導的作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個人迷信使我們在調動人民群眾的創造性積極性方面失去斗志,因此根除個人迷信和克服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性質的主觀主義理解是黨的思想工作的迫切任務。
9月。《共產黨人》第14期發表編輯部文章:《創造性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文章說,教條主義、書呆子習氣是黨的宣傳工作中最根本的缺點之一。
文章說,宣傳工作的主要缺點是忘記了黨中央委員會在有關出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決定中所做的指示,即不要圍繞個別人物及其傳記,而必須以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思想為基礎,根據歷史事實來敘述黨史。黨的宣傳工作經常犯個人迷信的錯誤,因而不能不忽視蘇維埃人民和黨員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黨的領導原則,特別是集體領導的問題,在我們的宣傳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闡明。
10月19日。蘇聯科學院經濟、哲學和法學學部、歷史學部以及語言文學學部舉行慶祝蘇聯共產黨成立50周年的聯合科學討論會。
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致開幕詞,他說,蘇聯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創造性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根本問題,根除書呆子習氣、教條主義和引文的堆砌,代替活生生的科學思想的企圖。黨要求鏟除在我們科學和宣傳工作中占有地位的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所做的不正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闡述,鏟除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個人迷信。
波斯別洛夫在會上做了題為《蘇聯共產黨50周年》的報告。報告說,共產黨是以嚴格遵守列寧主義的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原則的精神來教育黨的干部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個人迷信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相容的、格格不入的,它與集體領導這一原則也是根本對立的。
康斯坦丁諾夫在會上作了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報告,反對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和個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唯心主義觀點,以及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互不相容的、唯心主義的、實際上是反科學的個人迷信。(據《哲學問題》本年第6期報道)
10月。《哲學問題》第5期發表馬雷舍夫的文章《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文章說,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適合。完全適合這句話應當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生沖突。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通過領導機關及時地使落后了的生產關系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因為在我國沒有那些能夠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而這種完全適合就是社會主義的法則,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階級沖突,沒有社會動蕩和危機而能順利迅速發展的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生產不斷的有計劃的增長的淵源。文章說,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剝削階級以及其與其存在相聯系的對抗性矛盾、殘酷的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得不到充分發展。它只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才發展起來。這里所指的動力首先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民族間的友誼和蘇維埃愛國主義。在沒有對抗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新事物反對舊的衰亡的事物的斗爭,是采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形式進行的,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反對一切妨礙社會,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阻力,反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私有制的傾向以及對勞動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危害行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和墮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惡毒影響。
10月19—24日。蘇聯科學院舉行選舉院士和通訊院士大會,共選出51名院士和148名通訊院士。當選經濟、哲學和法學學部院士的有: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政治經濟學)和尤金(哲學)通訊院士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人士:謝皮洛夫、季雅琴科、巴什科夫,哲學方面人士:康斯坦丁諾夫、科魯科夫、卡馬里。
經濟、哲學和法學學部成員有下列院士:亞歷山大洛夫(哲學),瓦爾加(經濟學),維辛斯基(法學),伊萬諾夫(經濟學),米丁(哲學),涅姆欽諾夫(經濟學),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經濟學)特拉赫坦貝爾格(經濟學),斯特魯米林(經濟學),尤金(哲學)。
德波林院士屬歷史學學部,但同時參加經濟哲學和法學學部的工作。
經濟、哲學和法學學部的成員有下列通訊院士:約夫楚克(哲學),卡馬里(哲學),康斯坦丁諾夫(哲學),科魯科夫(哲學),馬克維爾斯基(哲學),魯賓斯坦(心理學),費多謝耶夫(哲學),馬克西莫夫(哲學)以及經濟學、法學等各方面的人士共23人。亞歷山大洛夫當選為該學部的院士秘書。(據《哲學問題》本年第6期報道)
11月。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舉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和哲學史教研室的擴大會議,討論了從蘇共中央9月全會的決議中提出的理論問題。
奧庫洛夫在會上做了報告。報告的題目是《蘇共中央9月全會的決議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若干問題》。報告說,蘇共中央全會關于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決議,對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一決議對諸如勞動支付原則、工作人員的物質利益原則、以及集體農莊莊員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正確結合的原則這樣一些極為重要的科學共產主義問題做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赫魯曉夫同志在他的報告中談到農業的許多重要部門落后的主觀原因時指出,在這些原因中首先是違反了物質利益原則。報告還強調說,每個工作人員的物質利益原則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原則之一,列寧不止的指出這一點。關于個人利益的問題不僅是具有理論意義,而且還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這一問題應當在我們的哲學著作中得到全面的研究。
在會上對這一報告進行了討論,發言的有斯捷潘年等人。
會后,在《哲學問題》第6期上發了有關這次會議的報道,標題是《從蘇共中央委員會9月全會的決議看蘇聯哲學家的任務》。
12月7日。《真理報》發表斯捷潘年的文章《辯證唯物主義是共產主義建設的科學基礎》。
文章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是沒有人剝削人的,而勞動是人們的榮譽和光榮的事情,沒有種族和民族壓迫的新制度保證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在這些條件下,政治革命的任何基礎都消失了。
文章提出,要對社會發展和主觀因素的作用方面表現出來的各種主觀唯心主義觀點進行堅決斗爭,理論問題上的主觀唯心主義表現在:否認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唯意志論的解釋黨和國家的作用,散播對個人的迷信,把勞動者的共產主義教育過程和解決經濟任務這二者割裂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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