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腐朽性，有著多方面的反映，而國民經濟軍事化則是帝國主義腐朽性的一個突出表現。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內壓迫剝削本國勞動人民，對外進行擴張、侵略和掠奪。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今天，蘇修同美帝在歐洲以及其他地區進行激烈爭奪。它到處伸手，無孔不鉆，妄圖建立一個空前的殖民大帝國。為此，它瘋狂進行擴軍備戰，加速軍火生產，使國民經濟軍事化。

　　蘇修頭目為了全力推行擴軍備戰政策，竭力鼓吹“國防問題處于我們一切工作的首位”，“大量資金要用于國防”，還說什么要“全力以赴地加強蘇聯武裝力量的戰斗威力”。在這一片擴軍備戰的叫囂聲中，他們把巨額的財力、人力、物力投入擴軍備戰，使蘇聯的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了一個特殊的戰爭經濟。

　　十多年來，蘇修僅用于核武器方面的開支，就達上千億美元。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少一半，但其軍費開支卻和美國大致相等。據各方面的估計，蘇修目前的軍費開支約占其當年全部預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占其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這說明了蘇聯國民經濟軍事化的程度如何嚴重。

　　為了加速擴充軍備，蘇修領導集團把大量生產設備和科技力量投入軍工生產。據報道，蘇聯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工業企業用于軍事目的。蘇修的科技研究也具有鮮明的軍事化性質。蘇軍頭目供認，蘇修“中央委員會經常關注的是，在軍事和技術條件方面使我們擁有比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不容置疑的優勢”，以“確保部隊各種類型的武器得到正確和成比例的發展”。為此，他們每年撥出大量經費投入軍工技術的研究活動。據西方報刊報道，一九七○年蘇修花費的軍事研究和發展費用為一百六十億美元，約占其全部軍事預算的百分之二十。

　　在資源利用和物資使用方面，蘇修領導集團也把軍備生產的需要放在其他一切需要的首位，他們采取行政措施，把大量資源和物資用于軍備生產。例如，蘇聯是世界鋼產量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它的鋼仍不夠用，還要從別國進口。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把大量的鋼拿去造了導彈、軍艦、坦克和大炮。

　　蘇修領導集團依靠龐大的軍事經濟，以空前規模和速度進行擴軍備戰。他們不僅大規模地發展導彈核武器，而且加速發展新的常規武器。據報道，蘇修的洲際導彈十年中增長了十四倍；核潛艇四年間增長了四倍半以上；海軍軍艦噸位十年來增加了將近一倍。軍用飛機在急劇增長，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坦克、大炮也在年復一年地大量增加。在拚命擴充其武器數量的同時，蘇修還加緊更新原有的武器和試制新式武器。近來，他們更加緊發展載有分導多彈頭系統的新式導彈，以及航空母艦等等。

　　蘇修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造成了累累惡果。它加重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現象，民用工業遭到嚴重破壞，農業生產落后，使蘇聯經濟深深陷入不可解脫的矛盾之中，并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蘇聯的民用工業尤其是消費品工業，由于缺乏資金和技術，長期處于落后狀態。盡管蘇修領導集團一直說要增加消費品工業的投資，但實際執行情況仍是大炮擠掉了黃油，計劃經常落空。蘇修自己也供認，蘇聯第八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一九七○年）期間，消費品工業投資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由于消費品工業的落后，蘇聯市場上的日用商品，質量低劣，數量匱乏，供應緊張，引起了蘇聯人民的普遍不滿。勃列日涅夫之流為了平息民怨，許諾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要對國民經濟進行“重大的結構改變”，“在工業中優先發展消費品生產”，“向市場充分供應消費品”。但是，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國民經濟軍事化的“結構”并沒有絲毫“改變”，消費品的生產更沒有“優先發展”。一九七二年一些重要消費品，如牛奶、砂糖、植物油、皮鞋等的實際產量還低于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的消費品生產，按第九個五年計劃的規定應增長百分之八點一，后來削減為增長百分之四點五。消費品生產的不景氣，使消費品供應的緊張情況有增無已。據報道，在蘇聯的一些城市，紡織品、針織品、鞋類、文化用品和一些日用品都供不應求。蘇修統治集團“向市場充分供應消費品”的諾言，就如同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綱領”一樣，已成為人們的笑料。

　　蘇聯農業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已是眾所周知。在加緊軍備生產的情況下，由于資金和機械的不足，蘇修農業投資連年完不成計劃，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業投資只完成計劃的百分之七十六，第九個五年計劃接連兩年沒有完成投資計劃。就是對已有的農業機械，也由于缺乏零件而大批不能開動。據蘇修報刊透露，有百分之四十的汽車因缺乏零件而不能運轉。蘇修領導集團的倒行逆施，使蘇聯的農業落后狀況成了不治之癥，農產品產量長期徘徊，農業生產水平低下。一九七二年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曾不得不花二十億美元巨款，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進口二千多萬噸糧食，從歐洲國家進口了二十萬噸黃油。

　　蘇修國民經濟軍事化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債臺高筑，財政狀況日益惡化。蘇修擴軍備戰的巨大耗費，大大超過了他們經濟力量所允許的限度。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供認：“軍隊和軍備開支對我們的預算和國家經濟來說，是很大的負擔”。自己的錢不夠擴軍備戰之用，只好四處舉債。勃列日涅夫等人東奔西跑，低三下四到處乞討貸款。無怪乎西方輿論把勃列日涅夫說成是“打扮成一個軍事巨人的經濟上的叫化子”。據報道，蘇修所欠外債已達八十多億美元。

　　為了填補由于瘋狂擴軍備戰而造成的巨大財政虧空，蘇修領導集團還巧立名目增加稅收，提高物價，拚命榨取蘇聯人民的血汗，把擴軍備戰的重負轉嫁到蘇聯人民頭上。他們對蘇聯人民征收各種苛捐雜稅。一九七一年，僅稅收一項就從蘇聯人民身上搜刮了一百三十七億盧布，占當年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七二年稅收總額又增至一百五十一億盧布。不僅如此，他們還采取變相賴賬的手法，對蘇聯人民擁有的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國家公債”的還本期，一律推遲到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分期償還，要到一九九○年才能還清。由于蘇聯貨幣實際購買力的不斷下降，到那時公債價值也就在無形中大大貶低了。這是對蘇聯人民的一種可恥的掠奪。在蘇修愈來愈加緊的剝削和壓榨下，蘇聯勞動人民的貧困化日益嚴重。

　　蘇修領導集團認為自己手中武器越多，對外就越能對別國發號施令，就可以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對內就可以壓服蘇聯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從而穩定他們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但是事實恰恰相反，蘇修領導集團越是加緊對外擴張和掠奪，社會帝國主義的丑惡面目就越暴露，處境就越孤立。他們越是瘋狂擴軍備戰，越是加重對蘇聯人民的剝削壓榨，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就越強烈。近年來蘇聯人民的怠工、罷工、游行示威等此起彼伏，就是鮮明的例證。

　　蘇聯國民經濟的軍事化，是蘇修叛徒集團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是他們把列寧親手締造的社會主義的蘇聯蛻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的必然結果。不管蘇修叛徒集團怎樣千方百計進行欺騙，也掩蓋不了他們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而更為加劇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給蘇聯人民帶來的災難。

　　1974-12-21《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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