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 張慧瑜 / 李云雷
出版社: 上海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 新青年非虛構寫作02
出版年: 2022-1-1
編者簡介
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影視文化、基層傳播、新聞社會史、非虛構寫作等。出版專著《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主體魅影: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當代中國的文化想象與社會重構》等,主編《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新青年非虛構寫作叢書之一)。
李云雷,《小說選刊》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著有評論集《如何講述新中國的故事》、《重申“新文學”的理想》、《當代中國文學的前沿問題》等,小說集《父親與果園》、《再見,牛魔王》、《到姐姐家去》等。曾獲2008年“年度青年批評家獎”、“十月文學獎”、《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馮牧文學獎等。
內容提要
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友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對外傳播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有一些留在中國,參與到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本書用非虛構寫作的方式講述這些國際友人的中國故事,借他們的目光來重返20世紀的歷史現場。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進步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絡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復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反思當下的國際關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安娥與史沫特萊在新四軍駐地
目錄
序一 重建新的思想視野(李云雷)
序二 國際友人視角下的中國故事(張慧瑜)
埃德加·斯諾的中國“奏鳴曲”
一、 結緣中國、奔向紅區
二、 “共產黨人究竟是什么樣的人?”
三、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四、 國際友人與我們
海倫·斯諾:“新世界的探索者”
一、 1937年的海倫·斯諾
二、 蘇區記憶
三、 超越時空的情感
愛潑斯坦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一、 初識宋慶齡
二、 突破重圍進入內陸
三、 重慶再聚
四、 參與創辦《中國建設》
史沫特萊:用畢生譜寫中國戰歌
一、 初到中國:摸索與明志
二、 常駐上海:對抗與掩護
三、 西安事變:張學良的播音員
四、 延安、西安與漢口:苦甜參半的歲月
五、 到前線去:唱響中國的戰歌
六、 回到美國: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支持
七、 最后一幕:永遠的中國人民之友
賽珍珠: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一、 賽珍珠的文學世界
二、 賽珍珠的《母親》
三、 賽珍珠的中國故事
路易·艾黎:教育者與革命者的一生
一、 初來上海與黨組織建立聯系
二、 抗戰期間開展“工合運動”
三、 創辦培黎學校
四、 維護世界和平:解放之后到北京
林邁可與抗戰烽火中的紅色電波
一、 探訪根據地 尋找紅色中國
二、 投身晉察冀根據地無線電事業
三、 讓世界聽到延安之聲
四、 尾聲——回到英國
陽早寒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伉儷
一、 陽早:追求平等的農場主
二、 寒春:尋找方向的核物理學家
三、 扎根中國的革命伉儷
四、 三邊農場:草原上的革命歲月
五、 草灘農場:農機械改革初嘗試
六、 從農村到城市:與“特殊待遇”的抗爭
七、 紅星公社:農機械改革之再次出發
八、 不忘初心:革命本色始終如一
“翻身”前后的韓丁
一、 少年韓丁:卻識愁滋味
二、 認識中國:中國革命的同情者
三、 深入張莊:土改的見證者
四、 寫作《翻身》:美國的“叛國者”
五、 《翻身》出版:引起熱烈反響
六、 重返中國,出版《深翻》
七、 韓丁與中國割不斷的情誼
柯魯克夫婦:每一次選擇都指向中國
一、 由《紅星照耀中國》開始的緣分
二、 大渡河邊的婚約
三、 河北十里店的土地改革調查
四、 在南海山開展新中國外語教育
五、 艱難歲月里再次選擇與中國共患難
六、 退休后繼續為教學事業發光發熱
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
一、 少年明志——白求恩的從醫之路
二、 病中的蛻變——白求恩于肺結核的抗爭
三、 在西班牙的歲月
四、 目光轉向中國
五、 重燃希望之火——輾轉來到中國
六、 白求恩于他的中國友人
七、 白求恩對中國醫療事業的貢獻
八、 犧牲
馬海德:中國人的“馬大夫”
一、 延安歲月
二、 醫治性病
三、 抗擊麻風
伊文思:追風的人
一、 攝影機就像武器
二、 四萬萬人民的抗戰
三、 早春里的信仰療愈
四、 “文革”歷史中的有情與無情
五、 追風的人
喬治·何克:在中國大地上放聲高歌
一、 從哈彭登到牛津
二、 那個橫穿美國的牛津青年
三、 到中國去,到人民中去
四、和工合“結婚”
五、 小“長征”實現大“轉移”
六、 四個中國孩子的“外國爸爸”
安東尼奧尼和他的東方理想國
一、 啟程:左翼知識分子和政治烏托邦
二、 相遇:一部關于“人民”的電影
三、 大時代下的“審判”與“正名”
合唱一支國際歌: 抗日戰爭中的“西班牙醫生”
一、 一份特殊的名單
二、 馬德里的回聲
三、 西西弗斯在圖云關
四、 竹子、DBC、細菌戰
五、 起來!
主要參考資料
白求恩在河北
序言 一
重建新的思想視野
李云雷
“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經驗”是一個大題目。何謂“國際友人”?就是那些在中國革命處于艱難時期毅然投入其中給予我們巨大幫助的外國人,他們同情、理解、幫助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做出了獨特與重要的貢獻,這是我們中國人無論何時都不能忘記的。在民族復興的背景中,回望這些國際友人的無私奉獻,我們既要感恩與銘記,也可以從中激發新的思想資源,觸發新的思考,但其前提是對這些國際友人有深入的理解。
埃德加·斯諾、諾爾曼·白求恩等國際友人,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人物,以至于我們常常會忽略他們是外國人,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但他們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來到中國的,在自己國家生活的狀態是什么樣的,他們為什么要來到中國?平常很少有人深究,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是越來越難以理解了。要理解他們,我們需要重返20世紀歷史現場,需要重建一種新的國際視野,需要重新認識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而這在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當今時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從2017年回到北大開始,為了給當代年青人打開新的思想視野,張慧瑜帶領他的學生們以“非虛構”的形式撰寫這些國際友人的傳記, 這既是一種新的寫作實踐,也是一種新的進入中國革命史與國際友人生活世界的方式。“非虛構”在中國是于2010年左右興起的一種新的寫作潮流,主要目的在于扭轉文學界“純文學”的空疏風氣,重建文學與生活、社會、世界的有機聯系,但非虛構的寫作實踐大多集中于當下中國的某種群落或某種現象,很少有人關注歷史尤其是革命史,慧瑜卻獨辟蹊徑,以非虛構的形式關注20世紀革命史中的“國際友人”,并將之帶到北大課堂,和學生一起探討歷史、展望未來,為我們描畫出了20世紀經驗中最值得珍視的壯麗思想圖景。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指出,“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這一段話我們都很熟悉,以至于對其中包含的深意習焉不察,甚至視作理所當然了。但如果試想一下,我們作為中國人,是否可以毫無利己的動機,把其他民族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解放事業?是否可以遠離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奔赴炮火紛飛的戰場,為弱小民族的革命與解放奉獻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是很難做到的,或者至少是要經歷復雜的思想斗爭才能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白求恩做到了,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愛潑斯坦、史沫特萊、賽珍珠、路易·艾黎、林邁可、陽早、寒春、韓丁、柯魯克夫婦、馬海德、喬治·何克等“國際友人”做到了,他們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書,都閃耀著青春和理想的光輝,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人生值得我們銘記。
這些“國際友人”的出現,不是孤立的,他們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其中最富光彩、最具理想主義的一部分,他們不只同情與支持中國革命,也同情與理解世界上所有被壓迫的民族與人民,如白求恩就是從西班牙內戰反對法西斯的戰場,來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戰場,如史沫特萊既聲援印度獨立運動、在波蘭參加革命,又來到中國長期支持中國革命。有些人則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了自己的事業”,如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諾等人發起的“工合”運動,以及路易·艾黎和喬治·何克創辦的培黎工藝學校,不僅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物質基礎,也為中國的工業化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如愛潑斯坦、陽早、寒春、韓丁、馬海德等人,都將他們的人生與中國緊緊聯系在一起,成為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參與者與見證人。也有人在中國革命成功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如林邁可,但他們一直都在關注和支持中國的革命與建設事業,與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民族復興的背景中,重新梳理與講述“國際友人”的故事,既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也有新的時代意義。在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艱難過程中,這些國際友人給予了我們無私的幫助,中國如果真正“強起來”之后,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功績與精神,而應該繼承并將他們的精神發揚光大。具體地說,就是我們即使強大起來,也不應該復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邏輯,以強凌弱,以大欺小,將我們近代以來身受的列強入侵的痛苦,讓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人民承受,正因為我們深知這種痛苦,所以我們不能成為這種痛苦的制造者,我們應該像這些“國際友人”支持我們一樣,同情、理解弱小民族國家的人民并盡其可能地提供我們力所能及的幫助。這一問題之所以重要,在于近代以來,我們更多的是落后、挨打、追趕的經驗,至于追趕上之后怎么辦,我們尚缺乏足夠的知識、思想和理論準備,我們不能重建傳統中國的“朝貢體系”,也不能走西方國家新舊殖民主義的道路,更不能走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道路,那么我們在民族復興之后,能夠想象或建立一種什么樣的國際關系與國際秩序呢?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探討,而“國際友人”的無私奉獻與幫助可以說是最直接的思想資源,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
這些國際友人也將“國際主義”這一消失已久的思想視野重新帶到了我們的面前,只有在這一視野中我們才能夠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否則我們將無從把握他們的理想或動機,“國際主義”是以共產主義理想為前提的、跨越國界共同抵抗資本主義的思想,是以人類整體利益為核心的高遠追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視野及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時代,重建“國際主義”的視野,既是一種反思,也是一種超越,這將會使我們在民族復興的視野之外,別具一種更加高遠的理想與追求。這正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一樣,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負有民族復興的使命,同時也負有國際的或人類的使命。在“百年未有之變局”的今天,我們應該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去重新思考與把握中國和世界的未來。
在《不遠萬里: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經驗》一書中,我們可以通過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愛潑斯坦、史沫特萊等人充滿個性魅力與傳奇色彩的人生與命運,重新進入歷史的生動現場,重新思考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簡單說明的是,我寫的關于海倫·斯諾、賽珍珠的兩篇文章,原是2013年應一家文學刊物邀請所寫的,與書中的其他文章體例未必盡同。我至今記得2020年疫情期間,慧瑜和學生們在視頻會議上舉行“非虛構寫作”的課堂答辯,我也以答辯評委的身份參加了討論,看到學生們熱情洋溢地關注著白求恩、埃德加·斯諾等國際友人,看著他們在屏幕上閃爍跳動的青春面孔,我既為慧瑜和學生們而驕傲,也為中國而驕傲!
2021年9月4日
陽早和寒春
二
國際友人視角下的中國故事
張慧瑜
這些年,我一直在高校從事非虛構寫作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鼓勵學生們用學術研究和社會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進行非虛構創作,這本書就是一次以“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經驗”為主題的寫作實踐,參與者主要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碩士研究生。下面我想簡單談一下對這個主題的理解。
在梳理非虛構寫作的概念、傳統和歷史的過程中,我認識到非虛構寫作與美國文化有著密切關系。非虛構寫作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反文化運動時期的新新聞主義,主張把新聞事件放置到更廣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是帶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深度報道。從更長的歷史來看,這種非虛構式的書寫方式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文化現象,從古典時代的歷史寫作,到近代以來的游記、旅行見聞,再到科學家的田野報告等,都帶有非虛構的痕跡。在20世紀歷史中,如果說美國出現了新聞調查式的非虛構文學,那么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則形成了報告文學的傳統,如美國記者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等都是20世紀最重要的報告文學。在這種思路之下,我發現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有一類非常特殊的非虛構作品,這就是國際友人寫的中國報道,而且成為20世紀中國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春天,我在凱風基金會資助下組織了“凱風沙龍•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項目,邀請相關研究者、作家來與學生們分享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的故事。如請加拿大華人作家李彥老師講白求恩的故事、對外經貿大學陽和平教授講他的父母陽早和寒春來中國的故事、北京大學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主任孫華老師分享《紅星照耀中國》與斯諾的故事等。借助國際友人的目光,我們得以重返20世紀的歷史現場,對20世紀中國經驗進行再反思。近些年關于中國故事的講述經常跳過20世紀歷史,把當下與古代對接起來,這就使得五四以來的現當代中國歷史變得非常曖昧,或者說現當代歷史處在被遺忘當中。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實現了現代化,無須突顯一種現代焦慮感,反而需要追溯傳統中國和悠久歷史來作為現代中國的源頭;另一方面,在這一后革命的語境下,現代中國的現代性、當代中國的當代性都消失了,傳統與現代、現代與當代不再是沖突關系,20世紀的革命也被解釋為一種傳統中國的延續和復活。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國際友人的視野回溯20世紀歷史,是為了找到一種進入中國現當代歷史的方式,重新獲得一種現代感和當代感。
這些國際友人寫的中國報道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最特殊的一類非虛構作品。他們有的是外媒駐中國記者,也有的是參與中國革命、社會實踐的技術專家。這些國際友人寫的中國故事,大部分屬于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范圍,而且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對外宣傳。如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發表的《紅星照耀中國》、1944年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團所寫的延安報道等,成為對外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及其根據地治理的重要方式,也為抗戰時期的中國爭取到了寶貴的國際支援。這些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除了撰寫大量新聞報道之外,還參與到中國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甚至有的留在中國,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如新聞領域的愛潑斯坦、著名醫生馬海德等。
這些國際友人按照所從事的職業大致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斯諾、愛潑斯坦、史沫特萊、斯坦因等新聞記者,他們在根據地采訪調查,對外寫出了大量的關于延安、解放區的報道,如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比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還要早的一本關于中國的報道是捷克新聞記者埃爾文·基希用德文寫的,他是共產黨員,也是最早把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戰斗性、介入性文體的記者。30年初期他受蘇聯委派來到中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進行大量的實地采訪,1933年出版了一本《秘密的中國》,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1936年作家周立波陸續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對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1936年埃德加·斯諾在宋慶齡等人的安排下從國統區來到陜北,進行了幾個月的深度采訪,上至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下至普通的紅軍戰士,斯諾以獨特敏銳的記者視角觀察延安,描繪了大量的生活細節,使得《紅星照耀中國》這部紀實文學具有較強的可讀性。這部書作為一次成功的對外宣傳,第一次講述了紅軍的發展歷史和毛澤東的故事,是一部在西方產生巨大影響的、了解當時中國真實狀況的作品。其他如國際記者愛潑斯坦、史沫特萊、斯坦因等,他們也用英文寫了很多中國報道。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際友人除了記者的身份外,還親身參與了中國的革命與建設工作,如史沫特萊參與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外語教學,發起了節制生育運動、滅鼠運動等衛生運動。這類外國記者、作家的經歷和作品在中國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們相互間的人際網絡、信息網絡如何組織和維系,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具體是怎樣,目前鮮有人研究和整理,這其實聯系著一種被歷史遺忘的國際視野。比如整合歐美左翼知識分子的英國援華會在國際援華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英國援華會籌集的絕大部分資金流向了白求恩的國際和平醫院,而其出版的刊物《中國報道》最早刊登了有關白求恩、斯諾和史沫特萊等的文章,其中《紅星照耀中國》也是由援華會的左翼讀書會出版發行。這些“中國故事”文本背后的人際網絡、傳播網絡、權力網絡甚至是資金網絡,都是考察20世紀中國對外傳播機制的關鍵,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類是科技、技術專家,如寫了《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的韓丁以及韓丁的妹妹寒春和妹夫陽早。韓丁是一個農機專家,受《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來到中國,1945年參加聯合國的項目,一開始給國民黨服務,后來到北方大學擔任英語老師,在這個過程中親身參與了山西長治張莊的土地改革,他搜集了大量的資料。解放之初他留在中國,培養了新中國第一批拖拉機手。1953年回到美國,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花十余年完成《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是一部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講述中國土地革命和人民翻身運動的史詩作品,這本書的影響力在西方僅次于《紅星照耀中國》。直到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韓丁擔任美中友好協會會長,多次回到中國,參與到80年代中國農村現代化和機械化的實踐中。韓丁的妹妹寒春和同學陽早40年代末期來到延安,就沒有離開中國,一直在中國從事農業、畜牧業方面的工作,對中國奶牛養殖和牛奶質量提升作出突出貢獻。還有一位是燕京大學的電報專家林邁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林邁可和妻子逃到陜北,擔任晉察冀根據地的通訊技術顧問,創建新華社英文廣播部,幫助根據地改造發報機和培養無線電技術人員,抗戰后回到英國,他寫了一本《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寫了他對根據地的觀察,其中提到他認為當時根據地有兩點做得非常好,一是后勤保障工作,根據地雖然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但通過高效率稅收和群眾動員,讓士兵打仗沒有后顧之憂,二是情報工作也很出色,中共的高級密碼很少被日軍破獲,而根據地的通訊網絡也非常暢通。這些都涉及到根據地的行政和社會治理經驗。還比如英國人大衛·柯魯克、伊莎白·柯魯克夫婦,他們40年代末期被派到中國觀察土地革命運動,后來完成了《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等研究中國土改的社會著作。其中大衛·柯魯克是英國共產黨,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也和白求恩認識,他們都受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柯魯克夫婦完成土地革命調查之后,就一直留在中國,甘心為中國培養英語和外交人才,是新中國外語教育的創始人和重要參與者。從這些不同領域的外國專業技術人員在中國的工作、生活與革命實踐,可以看到新中國的誕生、發展和建設與國際援華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間更為深刻的聯系。
第三類是從事攝影、電影等影像工作的藝術家,如伊文思、布列松、安東尼奧尼等。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30年代來中國拍攝了《四萬萬人民》,把中國也作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組成部分,并在武漢“偷偷”贈送給根據地一臺攝影機,袁牧之、吳印咸等30年代從上海到延安的左翼電影人用這臺攝影機拍攝了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70年代伊文思又到中國拍攝,這就是由12部獨立紀錄片《大慶油田》、《上海第三醫藥商店》、《北京雜技團練功》、《對上海的印象》等組成的《愚公移山》,這部紀錄片提供與常見的“文革”影像不同的那個年代的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還有一位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在40年代末期到中國,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做最后一班飛機飛到上海,當時的布列松為美國《生活》雜志供稿,他正好見證了上海解放的全過程,于是,后來出版了《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的攝影集,展示了舊中國向新中國的轉變。50年代后期布列松又被邀請到中國來,這次拍攝的照片在西方發表后,國內展開了對布列松的批評,認為這些照片丑化了中國的大躍進運動。與此相似,70年代后期,意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受邀到中國拍攝了記錄電影《中國》,也遭遇了50年代的布列松相似的情景。這些藝術家在不同時代多次到中國拍攝作品,他們的關于中國的影像在當時和事后引起了極大爭論,我們不僅要關注這種“看與被看”之間所引發的誤讀,更應該看到這些影像工作者與20世紀歷史中更廣闊的國際背景之間的關系,從3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運動到80年代末期冷戰終結,中國也處在這種特殊的國際網絡之中。
當然,還有許多曾經在中國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國際友人和組織,被歷史有意無意遺忘或忽略,對他們的發現和梳理將是進入20世紀歷史的重要方式。國際友人的經驗和敘述為我們理解20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更深刻地理解20世紀獨特的全球政治圖景。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左翼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絡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復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我們審視與反思當下的國際關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這種歷史重返也需要避免用懷舊的、崇敬的心態將這些國際友人的中國故事浪漫化,借由國際友人重建我們與20世紀的對話關系,其落腳點仍在于更全面、公正地審視中國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2019年底,我組織研究生按照各自興趣,分別寫一位國際友人的故事,我們定期舉辦討論會,共同商量寫作方法和寫作角度,有的還以國際友人為主題發展為碩士論文。在這個過程中,我邀請好朋友、也是批評家、作家李云雷參與其中,他早就寫過兩篇非常好的國際友人的故事,也對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歷史有深入理解,他對學生們的初稿提出了很多有幫助的修改意見。這兩年來,感謝凱風基金會秘書長甘東宇老師和項目經理周安安老師支持“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項目,并提供場地供大家舉辦沙龍活動。感謝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彬教授推薦清華的研究生參與寫作,使得兩個高校的同齡人有了更多知識上的互動。感謝上海大學出版社文化編輯部副主任陳強老師的信任和辛苦付出,把這本書和2020年出版的《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作為“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的系列叢書。
最后,要感謝參與寫作的十余位90后研究生們,感謝他們愿意花一兩年的時間共同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將是我們友誼的見證。他們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譚曉祺、黃嘉瑩、劉純懿、田文佳、張鑫智、馬遙、楊悅言、蘇琦、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吳余勁、李穎、葉倩、徐鵬輝、李嘉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白晨雨、楊儀、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沈英子,感謝我的學生譚曉祺組織和協調大家的寫作進度。我們以這種方式重返國際友人的歷史,也重返20世紀中國的歷史現場,相信更能深刻理解“中國是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大問題。在此,不得不提到白晨雨博士的意外離世,這本小書也是對這位年輕的、充滿理想的好友、同道的紀念。
2021年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特殊年代,謹以這本小書向20世紀參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國際友人們致敬,這些“不遠萬里”支持和援助中國的國際主義戰士,不僅用筆記錄了20世紀中國的巨變,也用專業知識參與到改天換地的社會改造中,他們的人生以及他們的著作是講述20世紀歷史最生動的中國故事。
2021年9月21日中秋節
燕園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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