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采訪，不時聽到許多新鮮事：
“某某生產隊的魚塘，過去畝產不上百斤。去年出榜招賢，一個社員自告奮勇，包養一年，每畝平均產魚六百多斤”；
“某某豬場多年來賠本，去年包給社員戶養，槽頭興旺，養出的肥豬賺了錢”；
“某某拖拉機站，過去老虧損，去年搞單機核算，責任到人，你看，一年扭虧增盈”；……
還是那些魚塘、那些拖拉機，還是那個豬場，為什么往年賠錢，現在賺錢？原因并不復雜，說穿了就是一個“包”字，這一“包”，改變了那里十多年來吃大鍋飯、管理混亂的局面，激發了社員經營的興趣，生產勞動有了積極性和主動性，集體增收，社員也得利。由此可見，“包”字大有文章，并不是那么可怕的。特別是工副業和多種經營，只要包得好，就能增強社員的責任心，起到發展生產的積極作用。
然而，在很長時間，農村干部談“包”色變。就是現在，“包”字在一些地方還是忌諱的。有的不問青紅皂白，見“包”就禁；有的明知其中的好處，由于心有余悸，見“包”就避。某縣一個同志寫了一篇稿件，里邊有包產到組的字樣，后來送領導審閱，責令把“包”字去掉，理由是：省里還沒有開這個口。
為什么有的同志這樣害怕“包”字，忌諱“包”字？據說，是因為“包”字跟資本主義連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很厲害。其實，“包”是一種責任制，在核算單位統一管理下，責任落實到組、戶、人，實行按勞分配，這同資本主義有什么相連呢？早在合作化時期，“三包一獎”是行之有效的責任制，在發展集體經濟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粉碎“四人幫”以后，黨中央認真總結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正反經驗，制訂了兩個農業文件，在提出的三種責任制中，其一就是包工到組、聯系產量計酬。即使包產到戶，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社員愿意搞，也是現行政策所允許的。十多年來，農村不斷大批“包”字，逼得人們只好吃大鍋飯，混著過，生產長期上不去。相反，這兩年，一些地方落實黨的政策，從實際情況出發，改善經營管理，大膽搞了一些包工到組，有些副業和多種經營項目，包到戶，包到人，已經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果，社員生活改善，國家減輕了負擔，并沒有出現什么“資本主義復辟”。
目前，農業生產正在向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專業化的程度將會越來越高，簽訂合同，搞責任制，很多東西離不開“包”字。面對現實，是搞那種言必稱“方向”的說教好呢，還是親自實踐，實事求是地加以引導、加以提高好呢？一個縣的負責同志說：“空話不能當飯吃，應該腳踏實地闖出一條路來。”這話說得好。衡量一種辦法或措施是否正確，根本的標志在于看它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待“包”字的態度也應該這樣。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出發，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把“包”字的文章做好、做活。
1980年4月30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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