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反冒進”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

　　【題 解】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廣西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通稱“南寧會議”。毛澤東同志主持了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討論和研究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計劃、國家預算和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及長遠規劃的有關問題，繼續研究改進工作方法的問題。會上，毛澤東同志比在杭州會議時更加嚴厲地批判了部分領導人在一九五六年刮起的“反冒進”風。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毛澤東同志發現后嚴厲批評說：“六月二十日社論有原則性錯誤：既要反對保守傾向，又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社論講反右不到半年，就認為反右成績很大，估高了。不能說社論一點馬列主義沒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馬列主義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君子小人。引我的話，掐頭去尾，只引反左的，這不對。不用全段話是秦瓊買馬，減頭去尾要中間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講少數如何，后面講多數如何。形式上兩面反，實為反左。”〔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0～1957.12），第102頁〕

　　毛澤東同志在南寧會議上有多次講話和插話，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分別做了講話；二十一日又做了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六十條。本篇內十一日、十二日的講話，據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1960.12）第6至9頁收錄；十六日的講話，據2013年版《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收錄。題目是編者擬的。

　　一 一月十一日的講話

　　（一）關于反對分散主義問題①

　　注①：十一日講話小標題據《年譜》。

　　關于向人代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國務院只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于強迫簽字，只給成品不給材料。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來交談，說明為什么要這樣辦、不那么辦？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報告也一般不大好談，不講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義理之學。前者是修辭問題，后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

　　黨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險是“紅而不專”，偏于空頭政治家。脫離實際，不專也慢慢褪色了。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紅安縣搞實驗田的報告是一個極重要的文件，我讀了兩遍，請你們都讀一遍。紅安報告中所說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國帶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對“實業”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領導。這一點不解決，批評別人專而不紅，就沒有力氣。黨委領導要三條：工業、農業、思想。省委也要搞點試驗田如何？不然空頭政治家就會變色。

　　（二）關于“反冒進”問題

　　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鉆到那里邊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一九五六年“冒進”，一九五七年“冒進”，一九五七年反“冒進”，一九五八年又恢復“冒進”?？词?ldquo;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興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萬畝，一九五七年興修水利工程二千萬畝，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萬畝。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億人民幣，只做了十二億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億土方，只花了幾千萬元。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拿出兩只手來給人家看，看幾個指頭生了瘡。“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 “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些都是屬于政治問題，而不是屬于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不就變了嗎？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系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么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的問題。有些同志偏得不夠，還要偏。我們不能偏聽梁漱溟、陳銘樞。“喜怒無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對資產階級右派老是喜歡。“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落后問題，古董總落后一點嘛。我們除“四害”，把蒼蠅、蚊子、麻雀消滅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一般是后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墻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

　　元旦社論，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陳伯達插話，說應該多積累）。

　　減少人員問題，商業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響，說了幾年了，他們不砍，交給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進北京，三輪車一輛也不能減，我們的“圣旨”太多了。無考慮余地，你說可以考慮，我也高興一點。我們的“現狀維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斷之學，如“蔣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斷。

　　章伯鈞要搞資產階級設計院，我們設計院是政治局，辦法是通一通情報，不帶本子，講講方針。搞個協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個抵制辦法，就是不看。已經兩年不看了。地方財政部門也采取這個辦法。

　　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②這幾年反分散主義，創造了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權，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

　　注②：此句據《年譜》。

　　政治機關有些人提出，說是“黨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權獨攬。如四十條綱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條、農業二十條，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條，然后分工去辦，這就是分。憲法，不能中央搞一個，由什么機關搞一個。小權小分，大權就不能獨攬。大家不是贊成集體領導嗎，一長制不是搞倒了嗎？蘇聯軍隊實行一長制，朱可夫犯了錯誤。

　　二 一月十二日的講話

　　八年來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③而奮斗，我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這是極而言之，說得多了，等于白說。人的思想總是逐步受影響的，要“毛毛雨下個不停”，“傾盆大雨”就會發生徑流。政治局是團粒結構不足的，傾盆大雨吸收不了，順著身上流走了。這是土壤學，農業學都要一本④，不然省委書記當不成，有一天總要撤職的，這不是我威脅你們。政治局成為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你給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過不行。像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了，非登臺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不準備看。

　　注③：指多快好省。

　　注④：意指“農業學的書要人手一本”。

　　在杭州會議我講的，恩來同志講了沒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是個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國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我說了各部門都有對形勢估計不足的情況。軍隊增加了八十萬人，工人學徒增加了一百萬人——反對右傾保守，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一千五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反冒進”就影響了人代會的報告。人心總是不齊的，不平衡的規律是宇宙發展的法則。孟夫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心不齊，又可以齊，有曲折，螺旋式地前進。當然大家都是為黨為國，不是為私。

　　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就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財經部門考證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也不講。要和風細雨，要事先通一點情報，總是傾盆大雨，發生徑流，總不開恩。總沒有準備好，不完全，這就是封鎖，這是斯大林的辦法。開會前十分鐘拿出文件來讓人家通過，不考慮人家的心理狀態。你們是專家，又是紅色，政治局多數人是紅而不專。我攻擊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長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封鎖的人。小會不解決問題，就開中央全會。文章做好這件事，沒有認真解決，寫給廣西省委一封信談報紙問題。我在蘇聯寫回一封信，說你們不得中央的支持，對你們工作不利，不然會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設計院，傾盆大雨在我們身上流走了，老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分散主義有一點，但不嚴重。各有各的心理狀態，我替你們設想，你們大概有一個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說中的女主角馬哥瑞特，快死了，見愛人還要打扮一番；《飛燕外傳》， 趙飛燕病了，不見漢武帝，總之是不顧以不好的面目見人。蓬頭散發見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條寫一條，把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自己將信將疑的東西拿出來，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講則已，一講就搬不動。四十條就是這樣，開始在杭州擬了十一條，天津增到十七條，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條。“寡婦養仔，眾人之力”，這是工作方法問題。

　　我看還得鬧對立的統一，沒有針鋒相對不行。要么你說服我，要么我說服你，要就是中間派。有人就是這樣，大問題不表示態度。馬克思主義不是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嗎？這樣我不理解，應當旗幟鮮明。大概想做楚莊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升天。

　　再一個是頑固。喬木到，一說曹操曹操就到?！度嗣袢請蟆犯锩h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講話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聞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恩格斯談起。二月開始談到，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么又不辭職？十一月二中全會、一月省委書記會議、三月宣傳會議，還有頤年堂會議，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憂慮，是可以解決的，可是打不動×××同志的心。我說十個干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他也不說反對，就是不執行。地委副書記以上一萬人，有一千擁護我就好了。北京的學校哪個放得開？×××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會議上做報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難買好時機”“寸金難買寸光陰”，這樣才放開了。大鳴大放，清華大學叛變了幾個支部，右派高興，不然審也審不出這些叛變分子。人們都有一種惰性，不容易搞開，喬木要不是那一次會議，北冰洋的冰是開不了的。鄧拓是好人，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他是死人辦報。

　　再談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財經工作者有很大成績，十個指頭，只有一個指頭不好，我講過一萬次就是不靈。工作方法改良一下。我最無學問，什么委員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談過，我是唱老夫人的，你們是唱紅娘的。我是老資格嗎？總該給我講一講。我灰心了，這次千里迢迢讓你們到南方來，是總理建議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文章，反了右傾；心血來潮，找了三十四個部長談話，談了十大關系，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條：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沒有人反對，我得了彩，又復辟了。我就有勇氣再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么“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動搖。那篇東西，四平八穩，實際是“反冒進”。這篇東西格子未劃好，十個指頭是個格子，只一個指頭有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系，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像陳叔通、黃炎培、陳銘樞的方法。

　　我要爭取講話。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搞了七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省市委書記會議承認部分錢花的不恰當，未講透，那股“反冒進”的氣就普遍了。廖魯言向我反映，四十條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嘆一口氣的人有多少？吹掉三個東西，有三種人，第一種人說，“吹掉了四十條中國才能得救”；第二種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癢，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種嘆氣。總要分清國共界限，國民黨是促退的，共產黨促進的。

　　×××為黨為國，憂慮無窮，“反冒進”，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請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長得漂亮，會說話，好色，宋玉一一反駁了。宋玉反擊登徒子好色，說登徒子討了一個麻臉駝背的老婆，生了七個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點，不及其余。我們看干部，要看德才資，不能德才都不講，只講德的一部分。九個指頭不說，只說一個指頭，就是這種方法。我看幾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傾盆大雨；要文風浸潤，不要突然襲擊，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間右派進攻，使那些有右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覺悟，這是右派的“功勞”，這是激將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糧食年度征購九百二十億斤，多購一百億斤——講冒進，這一點有冒，鬧得“人人談統購，家家談糧食”。章乃器是糧食部長，他同意這個計劃。是不是故意把農民鬧翻？可能有陰謀。去年糧食銷量多，反映了農民沒有勁。江蘇反映社長低頭，干不下去了。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泄氣，還有什么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要分別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質現象。

　　中央大權獨攬，只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際在國務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間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講衛生，家家講清潔，一年十二個月，一月檢查一次。這樣醫院辦學校，醫生去種田，病人大大減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兩年完成。

　　我和華東五省約好，今年開四次會，小型的會，是兩種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兩個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開小型的會。廖魯言告訴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我一年給你們開四次會，檢查十二次。兩本賬，爭取超額完成，這是蘇聯發明的。紅安縣那篇文章，請你們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開了?？h委副書記一人買鋤頭，百分之八十的人買了鋤頭。還要山東營縣那個公社的例子。有一個例子就夠了。

　　三 一月十六日的講話

　　這一篇文章⑤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斗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是不多。（對周恩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的報告⑥，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問題是如何說成績與缺點。

　　注⑤：指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

　　注⑥：指周恩來一九五七年六月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的報告”，《年譜》原文如此。

　　省委、部委都忙得要死，晝夜奔忙，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不搞。理論、邏輯、外國文都要學。專家讀很多書，我們讀馬列主義只能讀十幾本、二十本，不必讀那么多。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我們出版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不敢寫前言、贊一詞，還處于奴隸地位。

　　外國文也要學，我六十多歲，只有五年計劃，我還學，你們為何不學？為何沒有朝氣？學點文學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現實主義，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賀、李商隱，搞點幻想。

　　部長、書記請個學習秘書，增加編制。暮氣我們都相當有些，是朝氣的對立面，還有官氣。我們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不改不行，地方逼著我們改。要講革命朝氣、 精神旺盛。

　　工作緊張是對的，但不要十分緊張，要很好安排?，F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歲死的，顏回活了三十二歲，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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