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張維迎的《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

　　我9月14日從網上下載此文。文章標明“以下文章來源于辛莊課堂，作者張維迎”。但在文章的最后又標明“ 2021年8月26日。本文在作者《理解和捍衛市場經濟》一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原文見《市場的邏輯》一書。”

　　截止10月1日未見聞張維迎聲明《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不能代表他原著的內容，本人權當此人之作。如此作法的后果由本人負責。

　　見識張維迎《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的謬論及其影響，決定加以駁斥。

　　為便于讀者閱讀，我的駁文在以下文字的多重括號以內，多重括號以外是《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全文，敬請讀者留意。

　　捍衛市場經濟是經濟學家的職責

　　社會為什么需要經濟學家？這個問題可能有各種答案。我的答案是：社會需要經濟學家，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

　　《〈〈〈〈市場經濟有種種。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一些經濟學家，有不少是反對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甚至還有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自08年美國暴發金融危機以來，這樣的經濟學家在增加。這些經濟學家，就不是張維迎“社會需要”的經濟學家。

　　“社會需要”，只能是社會的人需要。“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 也表明張維迎的“社會需要的經濟學家”是張維迎代表的“我們”這些人需要經濟學家。需要來干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 ”。不過，這里的市場經濟得是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于是，“社會需要”，就是張維迎及其代表的人的需要。“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其實是張維迎及其代表的人需要的市場經濟遭到其他人的反對，所以他們需要有人捍衛。〉〉〉〉》

　　市場經濟為什么需要捍衛？首先，特權階層、既得利益者不喜歡自由競爭。人類在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都是特權社會、階級社會，每個人的身份是出生時就注定的，每個人都過著自己階級的生活，下層階級也不會嫉妒上層階級，因為"命"該如此。市場經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制度，是一個雖有階層但沒有階級的社會，它給每個人提供發財致富的機會，拒絕特權。市場經濟不斷洗牌，沒有人能不勞而獲，也沒有人命中注定受窮。它可以使出身貧寒的窮光蛋變成富翁，也可以使繼承萬貫家產的富翁變成窮光蛋。所以，有特權的人，或者喜歡特權的人，或者想通過特權獲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場經濟的挑戰。

　　《〈〈〈〈“市場經濟為什么需要捍衛？首先，特權階層、既得利益者不喜歡自由競爭”。即在現在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有特權階層。但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難道至少不是“既得利益者”？難道他們已到手的利益是未得利益？

　　“人類在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都是特權社會、階級社會，每個人的身份是出生時就注定的”，與市場經濟的國家之不同好象就只是每個人的身分不是出生前就定的，而是出生后定的。不過，不是出身前就定的資本家就是以下我將證明的特權者，只要他沒有破產，他的兒子也是出身前就定的是他的資產的繼存人，從而是資本家特權者。因此，已是資本家的未出身前的兒子，只要他老子沒有破產，也是出生前就定的特權者。

　　資本家占人口的1%不到，99%以上的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這輩子沒有可能成為資本家，這99%以上的打工者和小生產經營者的子女，出身后99%的命也只能是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99%乘以99%得98%，也就是說98%以上的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的子女在出身前也就定下了是未來的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與特權社會的差別只有不到2%。當然，還有98%中有4%不到能成為附在資本家這張皮上的高級打工者，分得資本家剝削來的大小不等的部分，其收入構成了剝削性質。除掉這部分人，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的子女在出身前就定下了是普通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的也達95%，與特權社會只有5%的差別。這些人難道不是“‘命’該如此”？

　　然而，文章緊接著告訴我們“有特權的人，或者喜歡特權的人，或者想通過特權獲得利益的人”正是市場經濟中的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

　　因為，緊接著正是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而且，不管他說的“早年”還是“最近” 的市場經濟國家，這樣的事都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市場經濟又怎么能保證“給每個人提供發財致富的機會”？市場經濟中的沒有特權的人能“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地獲取得特權，張維迎的沒有特權的市場經濟何以存在？既然市場經濟是有特權的人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斷洗牌”，就勢必會參雜著用特權來進行。單單從市場經濟“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的形成特權資本家來看，也決不能實現“它給每個人提供發財致富的機”、“沒有人能不勞而獲，也沒有人命中注定受窮”。如此一來，“有特權的人，或者喜歡特權的人，或者想通過特權獲得利益的人”，又何須“就不愿接受市場經濟的挑戰”。何況，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的子女在出身前就命中注定了95%只能是普通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資本家與普通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的收入差距達幾十倍之巨，更不要說特權資本家了，人類社會發展了幾千年，到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了，弄出來的市場經濟，不僅有“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的特權資本家，而且貧富懸殊如此之大， 卻被張維迎冠以“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制度”，豈能不是對普天之下打工者和小資產經營者赤裸裸的肆意欺騙。〉〉〉〉》

　　即使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暫時優勢的企業，也有動機編造出各種理由要求政府干預市場，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如早年的英國鐵路公司和郵政馬車公司向議會請愿立法限制蒸汽車，理由是蒸汽車不安全；最近一些國家的出租車公司試圖通過立法阻止網約車，理由仍然是網約車不安全；一些新能源汽車公司游說政府給予補貼，甚至呼吁立法禁止燃油車，理由是燃油車污染環境，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從歷史上可以看到，反對市場經濟的最大力量，就是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

　　《〈〈〈〈這里說的“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是用包括貨幣在內的財產通過市場交換關系組建的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組織。張維迎這里說的“企業”，其所有權是“民營企業家”的。“民營企業家”，就是資本家。因此這里說的“企業”的“動機”，就是所有者“民營企業家”或資本家的動機。

　　“民營企業家”或資本家的動機就是追逐自己私利的發財。 只要政治統治是腐敗的，或者統治當局腐敗的程度使得有空子可鉆，“民營企業家”或資本家與其“編造出各種理由要求政府干預市場，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不如官商勾結實現“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來得便當。

　　作者這里向我們說的“早年的英國”和“最近一些國家”發生的事，是統治當局沒有這方面的空子可鉆，資本家才訴諸于統治當局的立法機構，通過立法機構的代理人來“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而且，類似的事情不僅歷史上，而且現在，都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這位先生不經意間告訴我們，1、市場經濟的企業所有者，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地“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的孬人；2、既然如此，市場經濟的主體——資本家——大多或至少相當部分都是市場經濟的破壞者，而不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維護者；3、市場經濟的規矩或他下面說的“ 復雜序秩”是由國家的統治當局制定并加以實施的，而不是緊接著說的“本身如同生命體一樣，是自發形成的”，否則，資本家就不會訴諸于統治當局的立法`機構，通過立法機構的代理人來“試圖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了；4、既然類似的事情不僅歷史上，而且現在，都是“如此等等，不勝枚舉”，資本家能通過國家統治當局的代理人——這里是通過國家立法機構的代理人——來“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市場經濟也就免不了是資本家“借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的權力不平等的市場經濟了；5、市場經濟企業所有者資本家的“特權”，從而當然地也包括權力，是國家統治當局賦予的，而不是市場經濟“本身如同生命體一樣，是自發形成的”；6、這也表明，西方歷史上和現在的市場經濟都是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這位先生的這段論述，等于是這位先生在其文章大肆美化他所謂的市場經濟和他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之前就先打了自己的耳光，自我否定，是自相矛盾的理論——如果也能稱作理論的話。〉〉〉〉》

　　市場經濟需要捍衛的第二個原因，是人們的"無知"。我用"無知"這個詞，沒有感情傾向，而是要強調人類認知的局限性。市場經濟如同生命體一樣，是自發形成的復雜秩序，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沒有設計師。由于人類本身的不完美，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但人類有理想主義情結，烏托邦總是令人著迷。當人們把現實的市場經濟與理想化的烏托邦社會相比較時，看到的總是它的問題，而不是它的優點。哈耶克批評的基于簡單系統（如物理現象）的"科學主義"思維，把科學知識當作唯一的知識，過高地估計了理性的力量，也誤導了人們對市場的理解。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場心態，知識分子尤甚。包括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哲學家羅素在內的一大批西方知識分子都是反市場的。

　　《〈〈〈〈“人類認知的局限性”不能等于無知。因為這位先生說的“經濟學家”和他自己，不是非人類的神仙或上帝，“人類認知的局限性”就得包括這位先生說的“經濟學家” 和他自己。既然“經濟學家”和他自己都逃不出“人類認知的局限性”，那至少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張維迎先生自己的包括在本文論說的知識就可能是錯誤的。如果是用錯誤的知識指導來行為，能捍衛什么？

　　經濟學家沒有統一的或同一的理論，從而沒有統一或同一的經濟學家。天下反張維迎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大有人在。

　　作為國家政治統治規制的市場經濟得靠社會的力量，決定性的是靠政治的力量，才能“捍衛”。“經濟學家”除了知識外，作為社會的力量很渺小， 用在理論上、從而學術派別上、甚至在政治上矛盾對立，四分五裂的經濟學家有知識，其他人無知識，來作為捍衛市場經濟的第二個原因是亂彈琴。

　　為什么人類國家社會最先出現在英國的市場經濟要到19世紀上半葉才能形成，為什么“一戰”前相當數量的歐洲國家不能是市場經濟，如德、意、俄這些在歐洲人口占比相當大的國家。更不要說世界其它洲的絕大多數國家了。為什么“二戰”前的德、日，更不要說蘇聯了，不是市場經濟。因為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實行的政治統治不愿意規制自己的經濟是市場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同生命體一樣，是自發形成的復雜秩序”。

　　包括市場經濟在內，任何經濟沒有政治統治都不能形成。因為人們找不出沒有政治統治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否認不了是政治統治規制出來的。普天之下，沒有統治，就找不出任何“復雜秩序”。任何“復雜秩序”，都只能是統治的結果。政治統治分崩離析了，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社會的一切“復雜秩度”只能化為烏有。難道自古以來國家社會政治與經濟關系的基本事實和規律，張維迎這位研究經濟的學家沒有覺察？

　　“市場經濟如同生命體一樣，是自發形成的復雜秩序”是此人的無知之言。

　　沒有完美的事物。人類幾千年來是階級壓迫和剝削，充滿著階級頭爭，是國家、民族、不同的宗教、利益集團等等的相互矛盾對抗、侵掠、殺戮、奴役等，哪里來的完美。何況，“美”不是對象事物本身的特性或屬性，是人根據其利害關系對對象事物的評判。

　　“人類本身的不完美”不僅“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盡如人意”的市場經濟，何況還是張維迎所謂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只能是政治統治的產物，更扯不上什么“也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

　　理想的東西是人頭腦中的東西，在人的頭腦外，根本就不存在“烏托邦社會”，更不存在“理想化的烏托邦社會”。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主張自由的市場經濟。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主張的正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二戰”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非常嚴重，特別是三十年代大危機，是這種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羅斯福的“新政”才將業已崩潰的美國經濟起死回生，使得“二戰”后西方國家不得不搞“凱恩斯主義”，或者所謂“混合經濟”。自此以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國家干預市場經濟就成為定勢。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盡管占了勢頭，國家干預經濟實際上仍然存在，只不過干預的力度有所減弱，08年發生的戰后美國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與此不無關系。結果也只能用國家干預來解救。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必然加速兩極分化、階級矛盾和周期經濟危機的不斷嚴重，導致政治危機。這是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歷史的基本事實。

　　“問題”和“優點”是相對的。奴隸制社會比原始社會更有“優點”，農奴制社會比奴隸制社會更有“優點”，君主集權專治的隸民制社會比封建農奴制社會更有優點，資本主義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商品經濟的社會比君主集權專治的隸民制“自然經濟”的社會更有“優點”。盡管同時也有“問題”，后者取代前者是歷史的進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比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更有“優點”，盡管同時也有“問題”，我們仍然要用前者取代后者。當然，張維迎是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他只有資本主義的而且是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

　　沒有“科學知識”，只有科學認識的方法，根據事實或以事實為標準來撿驗并據此不斷修正、發展，甚至否定之否定的知識。只有用科學方法認識的知識才可能是正確的知識。而且，與對象事物的本質相符合的知識只能是“唯一的知識”。

　　因為“過高地估計了理性的力量”是“過高地估計了理性的力量”的人們對認識對象事物的能力的過高估計，這種“估紀”本身只是這種“估記”的人的自己的思維活動，決不會導致其他人的“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場心態”。“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場心態”，也決不是“過高地估計了理性的力量”造成的。把“知識分子尤甚。包括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哲學家羅素在內的一大批西方知識分子都是反市場的”，歸因于“過高地估計了理性的力量”是張維迎之流的思維犯了低級的邏輯毛病所致。〉〉〉〉》

　　缺乏經濟學知識也不是反市場的唯一原因。主流經濟學并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即便像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經濟學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市場，因而成為反市場的急先鋒。特別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不恰當干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市場經濟的時候，人們往往以為這是市場經濟本身的毛病。

　　《〈〈〈〈得對這里的張維迎的話改一改，不是“反市場”，也不是反市場經濟，而是反資本主主市場經濟，特別得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

　　基本觀念或根本觀念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學知識有種種，沒有統一或同一的經濟學知識。“不是反市場的唯一原因”扯得上什么“缺乏經濟學知識”。“主流經濟學并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在其此篇文章一開頭就暴露出經濟學家不應有的無知和自相矛盾的張維迎的經濟學知識就能給主流經濟學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理論”？

　　“即便像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經濟學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市場，因而成為反市場的急先鋒”，要成為象張維迎那樣鼓吹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急先鋒，才能真正理解市場的理論，是張維迎不自量力的自大狂。

　　這里的“主流經濟學”，看來決不是指資本主義國家居于統治地位的經濟學， 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居于統治地位的經濟學，正是鼓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看來張維迎也只是反對“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不恰當干預”，“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恰當的干予是非有不可的。任何經濟，包括市場經濟，都只能是政治統治統起來的社會的一個方面。離開了“政府或者某種強權”，離開了政治統治，哪里能來的“市場經濟本身”。

　　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只能導致市場經濟的對抗性、崩潰性經濟大危機，只能導致兩極分化，階級矛盾的激化，從而導致政治動亂或革命。這不是“市場經濟本身的毛病”，而是統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統治者的毛病。

　　作為只能是政治統治著的市場經濟沒有離開政治統治的本身。“市場經濟本身的毛病”只能是政治統治者本身的問題，政治統治沒有規制、整治、監管、調控、干預好市場經濟，是由于政治統治者的腐敗，或者是政治統治者勾心斗角導致政治統治混亂和不穩定，或者是政治統治者搞的政治統治的制度或模式或性質造成不能對市場經濟進行更好、更有效、有力的規制、整治、監管、調控、干預，才會“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市場經濟”。〉〉〉〉》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人們的無知很容易被機會主義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會出現的問題，就給那些嘩眾取寵的人提供了機會。這些人批評市場經濟，不一定是他們骨子里認為市場經濟對大眾不好，而是他們知道，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指責市場導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可以得到公眾的喝彩和擁護。這樣的人可能是所謂的"學者"，也可能是謀求權力的政治家。西方一些左派政客為了拉選票，迎合民粹主義，向人們許諾免費午餐，把企業家當作社會問題的替罪羊，提出各種各樣反市場經濟的口號和政策。渴望免費午餐，這是人性使然，但經濟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根本沒有免費午餐！

　　《〈〈〈〈只要是人，根據他的利害就能評判對象事物對他是好或壞，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識。比如，中國歷史上基本上不識字的“無知”的農民起義反對的對象就大方向而言沒有錯。這里說的富人，就是資本家。被資本家剝削的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是絕大多數。這才是“指責市場導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可以得到公眾的喝彩和擁護”的原因。如果市場經濟導致的是公平分配，富人不是剝削大眾的富人，而是共同富裕，大眾根據其利害一定不會評判其為壞人，不管“這樣的人”怎樣“指責市場導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要“得到公眾的喝彩和擁護” 決不可能。

　　“西方一些左派政客為了拉選票，迎合民粹主義，向人們許諾免費午餐，把企業家當作社會問題的替罪羊，提出各種各樣反市場經濟的口號和政策”，正是因為西方的資本家通過市場關系剝削人民大眾，“市場導致收入分配不公”。這是“西方一些左派政客”可以利用來拉選票的原因。不過，“西方一些左派政客”正是維護資本主義及其市場經濟的好手，因為他們欺騙大眾、將大眾引入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或人們稱的憲政。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或憲政，只能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資本家剝削大眾的巧妙方式。

　　“但經濟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根本沒有免費午餐”的經濟學家，正是如張維迎之流維護資本家富人剝削大眾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

　　從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奇跡

　　要講市場經濟對人類的貢獻，就要回顧歷史。根據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在人類歷史上，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達到了90國際元（這是按照1990年國際購買力核定的一個財富度量單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時間，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開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內，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達到6600國際元。換句話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里創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數據畫在坐標圖上，可以看到，從250萬年前至今，在99.99％的時間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是一條水平線，但在過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個幾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長。無論是所謂的西歐衍生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還是西歐國家本身，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12個國家，抑或是后起的日本，經濟增長都發生在過去一二百年的時間里。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發生在過去40年。

　　《〈〈〈〈“市場經濟對人類的貢獻”？荒謬！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人類國家社會發展的結果，市場經濟是國家社會發展出來進行社會生產的一種方式，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同時也是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進行剝削的一種新方式。是國家社會的人用這種社會生產方式取得以上的成果，而不是這種方式取得的成果。占國家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勞動者大眾是國家社會從事社會生產的基本群眾。人類國家社會勞動生產的一切成果，都是作為人類的基本的勞動群眾的貢獻。

　　縱使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里創造的”的斷言是真理，也不是“市場經濟對人類的貢獻”，而是政治統治的革命和變革使社會關系變革，從而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結果。市場經濟只不過是政治統治革命和變革使社會關系變革，實現的社會發展的結果。

　　問題的關鍵是，“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里創造的”，否認不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及其規制的、后來發展成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加以革命。因為人類社會進入了人民大眾要求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政治歷史進程。這就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包括它的市場經濟，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盡管現在僅僅是開始，還有漫長、艱苦、曲折的路要走。〉〉〉〉》

　　僅僅數字還不能說明所有問題。我們的祖輩，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國人，甚至40年前的中國農民，能夠消費的東西，和秦漢隋唐時期沒多少區別，甚至還不如宋代。在歐洲也一樣，一個普通英國人在1800年時能消費的東西，古羅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羅馬人比他們享受得更多。而我們今天能消費的東西，是100年前的人無法想象的生活的改善大大延長了人的壽命。1820年的時候，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是26歲，與古羅馬時代差不多，到2002年變成了67歲。現在，中國人均壽命預期達到了77歲。或許，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端是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和長壽時代的出現。

　　有些年輕人不了解歷史，可能不知道，中國的糧票是1994年廢止的。在票證廢除之前,去糧店買糧食要有糧票，買油要有油票，買布要有布票。四十年前，中國一個處級干部的月工資是60多元，那時候一斤雞蛋是6毛多，也就是說，一個處級干部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100來斤雞蛋。現在，北京一個保姆的月工資大概是5500元左右，可以買1000斤雞蛋，每天吃10個，兩年都吃不完。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干一天活掙的工分值兩毛錢，價值相當于半斤白面。現在我的老家，一個沒有任何技能、只上過小學或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錢是150元，可以買將近100斤白面。

　　為什么人類的奇跡在過去的250年里出現，而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在過去的40年里出現？是不是人變得更聰明了，比過去的人智慧更高了？當然不是。人類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沒有太大的進步。今天的中國人再聰明，我相信沒有幾個能超過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樣，人類的智力在過去幾千年里沒有太大的變化。

　　難道是資源變多了？也不是。我們生活的地球，還是原來那個地球，資源不僅沒有變多，相反，與土地相聯系的自然資源還在慢慢減少。那是什么發生了變化？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類實行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即市場經濟。英國在200多年前開始搞市場經濟，所以在200多年前經濟開始起飛。中國在40年前開始走向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在過去的40年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飛躍。

　　人們通常認為，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來自技術進步。問題是，是什么推動了技術進步？為什么有的體制下技術會進步，有的體制下技術就不會進步？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推動技術進步，并使新的技術很快商業化，惠及普通大眾。古代社會也有一些技術發明，但這些發明很少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財富，因為它們不是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產生的，很難商業化。聰明人靠靈感想象出來的東西，不一定能真正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40年前的中國農民，能夠消費的東西，和秦漢隋唐時期沒多少區別，甚至還不如宋代”，得拿出論證的事實根據。諒張維迎是憑空打胡亂說，別有用心的杜撰。

　　“去糧店買糧食要有糧票，買油要有油票，買布要有布票”是因為基本的生活物資，盡管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長，仍然不能滿足基本需要，決不能因此讓相對貧困的人買不到，必須用這樣的方法來實現公平分配。

　　“四十年前，中國一個處級干部的月工資是60多元”，正好表明城鎮居民的收入差別不大。因為那時一個二級工也有30多元，縣團級處級干部的月工資收入是二級工人的兩倍，大多數工人是三級工，不到大多數工人的兩倍。這有什么不好。

　　“那時候一斤雞蛋是6毛多”，就是“自由市場”的也至不說多了30%。1969年“文革”時期，我從西昌回成都路途，小販賣的熟雞蛋五分錢一個，8個雞蛋重一斤，合4毛錢一斤。非“自由市場”的合作社的飯店賣的鹵好的鴨子一元錢一斤，不要票證。與我同行的多人還活著，可以作證。

　　我所在的生產隊是所在大隊七個生產隊工分值最底的，1969年的十分工分值5毛多，其它生產隊6毛、7毛，甚至有8毛的。挨著我所在大隊的廬川大隊大體也是如此。我所在大隊每個生產隊都有10個下鄉知青，廬川大隊亦然，當年的知青現在至少一半還活著，可作證。另外，農民包括自留地在內的家庭副業一般占其收入的4 分之1。張維迎是把少數貧困的生產隊拿來說事，不能代表農村的一般情況。

　　面粉的價格我記不清了，1969年大米是一角錢一斤，白面不會比大米貴一倍。

　　以上是“文革”搞得最激烈的時候。

　　應當承認，當時人均物質生活水平相比現在差多了。但是比起解放前，勞動大眾的生活有重要的改善。另外，為了發展工業，盡快地形成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社會主義工業原始積累，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作了犧牲，這也是原因之一。

　　說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就更不能歸功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了，而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無產了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在中國實現了政治統治的大革命，徹底改造了中國社會關系和制度，使人民大眾從官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建立了全新的社會關系和制度，從而能前所未有的組織、調動人民大眾，推動社會生產空前發展的功勞。

　　中國，至“太平天國運動”暴發之前到1949年，近一百年，人口基本沒有什么增長，49年人均壽命僅35歲。49年至改開前，中國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人均壽命大大提高。1975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64歲，高于當時世界平均水平3歲。這樣的數據，比什么數據都更能反映解放后到改開前三十年，中國國民總體上較解放前社會生活改善、發展的狀況，有力的駁訴了張維迎的讕言。

　　“沒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創建的政治模式和為這個模式打下的基礎，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憑著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取得了巨大發展成就’。‘改開’無非主要是私有化、市場化，加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還有署名作者的發展與美國的關系。所有這些，其它發展中國家都在搞。其它國家的人民也是‘勤勞和智慧’的。為什么找不出個能與中國‘改開’比肩的例子。所以，中國包括‘改開’的40年在內的70年的發展成就，決定性的是中國的政治模式。[引至我在紅歌會網的《讀楊潔篪署名文章有感》]”

　　“扣除國內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包括這兩次戰爭經濟恢復所花的時間在內，算到上個世紀蘇聯在核武上趕上美國的六十年代未，蘇聯社會主義用計劃經濟的方法，只用了四十幾年的時間，就把一個還在使用牛犁耕作的最落后的歐洲大國，變成了世國上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

　　中國由于受到‘大躍進’和文革的影響，用計劃經濟的方法發展經濟的效果差一些。但除掉受到影響的年分，經濟發展比蘇聯的還快，甚至不亞于改開以后的高速度。截止65年的解放后16年，除55年中速增長5.6%、‘大躍進’造成的‘三年自然災害’60年中速增長5.4%、61年負增長31%、62年負增長10.1%外，其它十二年各年最慢都是9.4%以上的高速增長。66年到76年的‘文革’10年，受到影響，除67年和68年是負增長9.6%和4.2%外，72年中速增長4.5%，因‘文革’斗爭重又激烈，74 增長1.4%、唐山地震和粉碎‘四人邦’受到影響的76年增長1.7%，其余五年各年都是至少9.2%以上的高速增長。華國鋒當政的77年增長7%，78年增長12.3%，79年增長8.5%。中國改開前的30年，正常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算下來是10%以上的高速度。[引至我在紅歌會網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之二》]”

　　“‘改革開放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例幾乎可以忽略’，否認不了中國改開前在世界經濟中的比例較之于新中國成立的49年大大提高了，否認不了中國自解放后到‘改開’前的三十年年均經濟以近百分之7的較高速度遞增的發展成就，否認不了新中國自49年成立后由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有初步的現代工業體系，不僅能造汽車、大炮、坦克、飛機、軍艦，而且能造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核潛艇等，甚至80年搞出來的洲際導彈和大飛機實際上也是‘改開’前的成果。這是當時除了兩個超級大國和兩、三個發達資本主義大國，所有其它國家辦不到的。[引至我在紅歌會網的《對如果中國是國民黨統治，“那么今天中國的國勢將決不會是這樣”的批駁》]”〉〉〉〉》

　　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合作可以創造價值，這是經濟學中的一條基本原理。市場經濟下的合作，不是簡單的像人民公社一樣，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樣的活，而是分工、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分工和專業化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人的優勢，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推動技術進步；交易使每個人各得所需。因為沒有好處就沒有人愿意交易，市場經濟一定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

　　在傳統社會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間、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個村的人，或者同一個教堂的人之間進行合作，很難找到陌生人之間的合作。而人類今天的合作，不僅超越血緣、親緣，而且超越地區、超越國界，走向全球。今天你所消費的商品，99.9％的生產者你不認識；一個企業的產品賣出去了，買產品的絕大部分消費者，生產者也不認識。哈耶克把這稱為"擴展的秩序"。正是這種大規模、大范圍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但要使陌生人之間達成合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信任。如果買者不信任賣者，前者不敢買后者的東西，后者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專業化對他就沒有好處。結果，每個人只好自己給自己生產，那就回到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所以，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還有一只"隱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間能夠合作，是因為有一只隱形的眼睛在監視我們，每個人必須好好表現，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過去對市場經濟的批評，往往是由于人們只知道前一個因素，而沒有看到后一個因素的作用，所以認為市場上一定充滿欺詐。而實際上，我們看到，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人們越注重自己的信用。企業要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必須建立良好的聲譽。如果企業的聲譽不好，沒有人信賴它，就會被淘汰。

　　《〈〈〈〈這位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商品經濟之所以比過去的經濟具有優越性的根本原因無知。還發明了“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陌生人之間的合作”不僅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前的商品經濟時代就普遍存在，而且是國家社會必有之事，古已有之，豈止是市場經濟。國家社會必須有、也必然有大量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張維迎所謂“在傳統社會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間、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個村的人，或者同一個教堂的人之間進行合作，很難找到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是打胡亂說。

　　關鍵是，沒有政治統治至少能大體形成使人們按規矩發生彼此之間的關系的規范或制度，就是社會的無序和混亂，哪里能一般地形成社會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更不可能有“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張維迎的“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還有一只‘隱形的眼睛’”只能是空氣。

　　自有國家社會以來，除了或少或多甚或全部的差別外，為了實現對統治者有利的有序的社會的穩定，除了奴隸、農奴或其它的非自由民以外，政治統治必須規制它的國民中，至少是同一等級的自由民相互之間不能以暴力或強制力來侵犯，即規制他們相互之間對自己的行為、身體、生命和財產擁有國家賦予和維護的不容侵犯的所有權，由此形成了擁有國家依法加以保護的相互不容侵犯的自主權、自由權利和其財產的所有權的社會群體。這才形成了這些人之間互通有無通過有國家維護的交換來實現。這是商品交換和市場能得以形成的起碼前提。國家對這些人們相互之間的權力、權利和這樣的交換關系經維護的好與壞，是決定這個社會的商品交換和市場，當然也包括“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好與惡的關鍵，更不要說19世紀才出現的市場經濟了。至少早在奴隸社會就形成的商品交換和市場及由此聯系起來的社會經濟，絕大多數就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也即“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是自國家社會以來早就存在的現象，而不是市場經濟。“陌生人之間的合作”的好與惡，與市場一樣，更不要說市場經濟了，取決于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對社會統治的怎樣。

　　只要違反了國家規制和維護的人與人之間權力、權利和義務或責任關系，包括契約關系、商品交換關系和其它的市場或市場經濟關系的規矩，就難逃國家政治統治的強制懲處，加上由此形成的有效威懾，“使陌生人之間達成合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信任”，才可能在社會一般地或者大體上解決，包括張維迎描述的什么“市場經濟下的合作”、“分工、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等的“信任”。“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還有一只‘隱形的眼睛’”才能至少是大體形成。

　　順便指出，“分工、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等的“信任”，是早在國家社會出現市場經濟之前就存在了。

　　市場經濟，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才開始形成。不僅在這之前，沒有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而且在以后的20世紀中葉“二戰”之前，西方一些國家，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也沒有市場經濟。

　　縱使有政治統治，政治統治是腐敗和渙散的，哪里能有市場或市場經濟中的“每個人必須好好表現，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豈止是奸商的假冒偽劣，就一定是商、黑勾結，或者商就是黑，甚至商、黑、官勾結，強買強賣，欺行霸市，作惡于市場或市場經濟，包括市場或市場經濟中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還有一只‘隱形的眼睛’”勢必遭到破壞。

　　為了說明市場和市場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我們得來回顧一下有關的歷史。

　　直到16世紀未以前，除英國外，教會、王室和貴族任意剝奪自由民的私有財產的現象仍然很嚴重。普通自由民私人財產所有權得到普遍確認和維護在英國是18世紀工業革命前的事。這是英國革命后君主議會政治經過包括階級斗爭在內的長期政治斗爭不斷實現政治統治的改良才取得的成果。法國和整個歐洲的其它國家亦然。經過革命和政治斗爭，不斷改革和改良的政治統治，使更多的普通國民已經在憲法和法律上規定的相互之間的自主權、自由權利和財產所有權、契約關系、商品交換關系，使法律規定的相互擁有自主權和自由權利的人們社會交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權力、權利和義務或責任，能在實際上依法得到更有效的保護，是商品經濟和以后形成的市場經濟得以較快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資本主義之所以得以在歐洲最先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所有能首先在歐洲成為占主導、并發展為基本的生產關系，包括市場經濟的形成，只能從政治在社會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來解釋。

　　毆洲中世紀意識形態統治與政治統治二元分離矛盾制衡，僧、俗權力和王權與大封建領主，大封建領主之間和其與中、小封建領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使不大的甚至很小的工商業城市[許多實際相當于中國說的鎮]通過贖買和斗爭能形成工商業資產階級性質政治統治的自治，使工商業資本主義經濟能借這種政治格局和工商業上層政治統治的自治城市實現早期的初步發展。這種政治格局盡管免不了戰亂，但戰亂的規模和烈度有限，不至于對工商業自治城市造成普遍毀滅性的破壞，多數工商業自治城市仍能在反復的戰亂中幸存下來并得到發展。

　　13世紀末，教皇代表的宗教政治勢力在與世俗王權的政治權力斗爭中開始從其巔峰跌落，隨后發生的宗教大分裂、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加速了以羅馬教皇為中心的教會組織在政治上、從而經濟上的敗落。王權控制了教會。

　　中央王權需要削平封建大領主的政治勢力;教會支持王權，因為教產和教會特權需要王權保護;工商業自治城市需要統一的市場，反對封建領主政治割據;中、小封建領主在反對大封建領主政治勢力上與中央王權在更多況下能取得一致，因為它們無力單獨鎮壓農奴的反抗、抵制大封建領主的侵凌;大封建領主之間很多情況下矛盾不可調和。

　　盡管有曲折，所有這些形成的總趨勢是中央王權政治統治的發展。與中央王權形成反封建領主政治統一戰線的工商業自治城市，借中央王權政治統治發展實現國家的趨于集權統一和封建領主政治的消亡，得以實現早、中期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

　　俗權對僧權趨于加強的控制是西班牙、英國和法國15至17世紀先后形成初步的君主中央集權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利用城市工商業勢力的支持在反封建政治割據勢力中強大起來的西班牙中央王權因為又回過頭來聯合封建殘余勢力把城市工商業政治勢力鎮壓下去、嚴重遲滯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外，隨著中央王權政治統治力量一同發展的，是英、法等國的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自治城市相對發達的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在歐洲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意大利城市工商業勢力缺乏對抗和逐步削滅封建政治勢力的中央王權統一國家的政治過程可以利用。在君主專治集權政治還不夠強大之前，在英國，是非封建領主的并相當程度商業化的土地貴族與還弱小的城市工商業勢力、市民和農民通過革命，建立了趨于商業化的非封建領主的土地貴族的君主議會制政治，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統治的更利。19世界紀末的法國則是通過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從而有政治統治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中世紀的西方獨特的二元分離矛盾制衡，僧、俗權力和王權與大封建領主，大封建領主之間和其與中、小封建領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和后來中央王權集權專治政治的不成熟和不夠強大，尤其是遠沒有得以在思想文化上象類似中國帝制那樣形成專治，也是落后的歐洲思想文化、科學技術，能借東方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得以依托資本主義工商業城市快速度發展起來的原因，至于后面才能出現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議會政治和憲政政治，就更是利于如此。

　　資本主義經濟和科學技術結合起來，在本來落后的歐洲近五百年的較之于此前社會的快速發展是由于以上獨特的政治格局及其決定的政治發展決定的。

　　英國19世紀30年代，經過有廣大民眾參與的激烈的政治斗爭，實現了選舉制度的改革，資產階級在議會中據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打破了土地貴族在議會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局面，并隨著選舉制向男性普選制改革的大體實現，在議會中，從而在政治統治上，資產階級居于主導地立。與此相適應的，才是重商主義的、并帶有特許權性質的商品經濟，在19世紀上半葉發展成為大體上的市場經濟。至于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的普及，由是20世紀中葉“二戰”以后的事。

　　“所以，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還有一只‘隱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間能夠合作，是因為有一只隱形的眼睛在監視我們，每個人必須好好表現，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學騙人的鬼話。沒有以上說的政治統治規制，就沒有市場經濟的一切。〉〉〉〉》

　　利潤就是讓老板承擔責任

　　市場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重點談三個概念：企業、利潤和企業家。這三個概念是理解市場經濟的關鍵。

　　中國有14億人，如果每個人都生產自己的商品，到市場上去賣，誰能信得過誰？換一種說法，如果把市場上所有商品的商標都去掉，你敢買什么東西？可能敢買土豆、大米、水果這些最簡單的商品。像汽車、電腦、礦泉水、投影儀這些質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別的東西，你敢買嗎？不敢！市場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買。那怎么辦？有一個辦法，14億人分成了不同的組，比如說分成30個組，河南人、河北人、山東人、陜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這個分組之后，我們不認識每個人，但我們知道這是山東人，那是廣東人，就可以做出某種責任歸屬，如果被騙了，至少知道究竟是山東人騙了我，還是廣東人騙了我。

　　企業就類似社會的分組，每個企業有自己的一個名字（商號），誰騙了我們，我們可以追訴他，或者他這次騙了我，我下次就不買他的東西，他就要完蛋。這樣，當生產活動以企業的面目出現時，每個企業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沒有企業，每個人只從事個體生產，做不到這一點。

　　《〈〈〈〈私人企業主的利潤，就是通過交換關系的經營獲得的超過經營成本的社會財富。它只能是對社會其他人的剝削。它是無生命的死的東西，沒有意識，更沒有掌握或具有強制或支配人的威力。如前所述，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就是權力、權利和義務或責任關系。統一有序的社會關系，只有通過政治統治依法強制規制才可能形成。“利潤就是讓老板承擔責任”是無知。

　　政治統治對市場經濟的規制不到位， 資本家就會用包括商標在內的一切手段來騙人。騙了你，你能把黑白通吃的資本家怎樣？

　　政治統治對市場經濟的規制不到位，就絕對沒有“誰騙了我們，我們可以追訴他，或者他這次騙了我，我下次就不買他的東西，他就要完蛋”這樣的事在市場或市場經濟中居于統治地位。官商勾結起來，腐敗的法官得了資本家的好處，“我們可以追訴他”，做夢！中國人口何止千萬，而是十四億，許多東西，只需把十四億人中的萬分之一騙一次，就夠意思了。如果是商品房，十萬分之一，能騙它一萬多人，就是數十、上百億，然后改頭換面，又搞成另一個名字[商號]，“每個企業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天方夜譚！

　　政治統治對市場經濟的規制不到位，不僅“每個企業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絕對不可能——請注意，這里說的是絕對不可能，就是政治統治對市場經濟的規制基本到位，“每個企業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不可能，因為總有為了暴利違法犯法的資本家。前提是假的，“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信任”就是假的。接下來的“如果沒有企業，每個人只從事個體生產，做不到這一點”，由于前一句是假的，何況，整個此段的論斷都是假的，這后一句也只能假。在現代社會，現在的中國，不可能沒有企業。企業有種種，國有的、集體所有的、私人所有的。而且，私人企業，如果需要，政治統治的國家將它培植起來就是了，中國改開后的私人企業就是國家培植起來的。要它有，加以培植，它就能有，不可能沒有。〉〉〉〉》

　　企業何以使得我們可以相互信任？答案與所有權配置和利潤有關。比如一個企業由一萬個人組成，理論上，所有人都可以成為所有者。這個企業每年的收入是1個億，一萬個人平分，每人拿1萬塊錢。這樣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如果要求人人都負責任，結果可能是誰都不負責任，企業就沒有了可用于分配的收入。

　　《〈〈〈〈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都還存在，并且還占有國民經濟的30%左右，它們豈止是企業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而是全國所有的人所有的，它的利潤決不能屬于企業的負責人，出了問題，照樣有負責的，而且負責得比資本家的企業更好，除非是中共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沒有搞好，從而對國有企業的規制沒有搞好，“結果可能是誰都不負責任”就是瞎說。幾十年來，政治工作沒有搞好，總體上，國有企業仍然有可用于分配的收入。這幾十年來國企沒有搞好的原因，不是因為企業是全國人人所有，而是因為腐敗。只要中共抓住了反腐敗、整黨治黨這個七寸，國有企業一定會搞得“可用于分配的收入”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國有經濟就一定會做大做強，而且國有企業會比同等規模的私人企業的經濟效益更好。私有企業，效益再好，不能象國企那樣，利潤是人民的，它的利潤是資本家的，而且制造的雇用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人民大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兩極分化，加上私人資本對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政治的腐蝕和滲透，有害于社會主義，私有企業的社會效益和政治效益，就更不能與國有企業相提并論。

　　刑事責任不在本話題之內。資本家經營企業的民事責任，是政治統治的法律強制的，政治統治不到位，資本家就會競相逃避法律規定他應負的民事責任。資本家經營企業的民事責任是拿他剝削人民的財產來負責，而且是負有限責任。公司搞出了民事問題，只用他經營出事公司的資本承擔民事責任，而且許多大資本家的公司，出現資產負責率超過50%的怪事，已經無法用他的資本來承擔重大的民事責任。大資本家往往搞多個盡可能資不抵債的公司，一個資本巨頭甚至搞許多的資不抵債的公司，并將包括借來的財產轉移到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不僅是回避、逃避民事責任，而且是早就打好了侵占債權人的資產，主要是國有銀行的貸款的主意。資本家這樣的侵占圖某所以能屢屢得手，是由于幾十年來的腐敗，對此必須保持警惕，加以治理整頓。政治腐敗，政治統治的規制就不可到位，不要侈想資本家會對他的雇用工人，對社會，對國家能負什么責任，他們勢必會與體制內的代理人勾結，挖社會主義的墻腳，侵蝕、侵吞國家、人民和社會的財產，至于他們骨子里政治上的“負責任”，在此就不必多說了。〉〉〉〉》

　　現實中，企業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分配責任，即一部分人承擔過失責任，另一部分人承擔嚴格責任。承擔過失責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工資），即，如果他沒有遲到早退，沒有曠工，沒有違反作業規定，干了一個月，到月底一定要領到一個月的工資。這就是員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拿的是利潤，要承擔嚴格責任——或者叫剩余責任。用一個通俗的說法，什么叫雇員？別人沒有發現你的錯誤，你就沒有責任，這就叫雇員。什么叫老板？沒有發現別人的錯誤，那么所有的錯誤都是你的，這就是老板。老板沒有權利在消費者面前由于自己沒有犯錯誤就要求獲得銷售收入，也不能因為自己虧損就把雇員告上法庭；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為自己沒有犯錯誤而要求收入，如果老板拒絕支付他的工資，他可以將老板告上法庭。這就是老板和雇員的區別。

　　《〈〈〈〈這里的“合同收入（工資）”只不過是資本家雇用工人社會勞動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被資本家剝削了。資本家剝削了他雇用的工人，還叫他們必須對他負責任。這就是張維迎的“一部分人承擔過失責任”。

　　“別人沒有發現你的錯誤，你就沒有責任，這就叫雇員”？不對！ 縱使“別人沒有發現你的錯誤”，你也有責任，就是按資本家制定的規矩，為資本家干活，受資本家權力支配和剝削的責任，這才能叫雇員。因此，不是“一部分人承擔過失責任”，而是不管雇員有沒有過失，這“一部分人”，也得承擔按資本家制定的規矩，受資本家權力支配，為資本家干活，被資本家剝削的責任。

　　“沒有發現別人的錯誤，那么所有的錯誤都是你的”？不對。什么“錯誤”？發現了別人的什么“錯誤”？資本家犯的是什么“錯誤”？這里的“錯誤”是張維迎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維護資本家剝削他人沒有搞好的“錯誤”。 除此之外，資本家不能利用社會的各方面關系、特別是公權關系追逐到利潤，并在社會各種矛盾斗爭中趨利避害的不斷發財，才是張維迎的“那么所有的錯誤都是你的，這就是老板”。

　　中國改開以來形成的資本家們，除了得剝削他的雇員外，不少是程度不同的犯了假、冒、偽、劣，欺騙消費者、偷稅漏稅、私挖濫采，甚至有的是官商勾結，利用官員掌握的公權，里應外合，挖社會主義的墻腳，侵蝕、侵吞、盜竊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等等各種損害民眾和國家利益的違法活動，才成為資本家的，其中的暴發戶更然。這些老板，照樣“有權利”在消費者面前豈止是“要求獲得銷售收入”，而是想方設法獲取暴利。

　　什么叫“也不能因為自己虧損”？這些老板，其原始起點，有的甚至不如普通收入的上班族。他們的巨額財富，是剝削勞動者和侵蝕、侵吞社會財富而來，本來就不是他們的。中國現在包括外資，資本家的經濟占了國民經濟的60%以上。所謂虧損，無非是將剝削來的至少大部還是由交換關系轉移給了其它資本家，還敢有法理“也不能因為自己虧損就把雇員告上法庭”？那才真是叫豈有此理。

　　“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為自己沒有犯錯誤而要求收入”都遭否決，“如果老板拒絕支付他的工資，他可以將老板告上法庭”都行不通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就倒退到此前對勞動者實行強權剝削的農奴或奴隸制社會了。不過，這樣的社會已經回不去了。〉〉〉〉》

　　利潤是企業收入扣除工資等成本后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拿利潤的人，必須承擔風險，所以它是一種激勵機制。任何一個員工犯了錯誤，承擔責任的首先是老板。最簡單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館老板，廚師洗菜不干凈，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須負責。因此，老板必須認真監督和規范員工的行為，這樣顧客才可以放心地購買企業的產品。

　　《〈〈〈〈利潤是不勞而獲的剝削。這里的“必須承擔風險”，如上所述，就是將通過交換關系的經營剝削和侵蝕、侵吞勞動者社會創造的財富轉移給了其他老板 ，而不是本應屬于他自己的財富的損失。“一種激勵機制”，就是利潤激勵老板如何盡其所能的剝削工人，侵蝕、侵吞社會的財富而又能規避法律的懲治。只是在不能規避法律懲治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你必須負責”。

　　“如果你是餐館老板，廚師洗菜不干凈，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須負責。因此，老板必須認真監督和規范員工的行為，這樣顧客才可以放心地購買企業的產品。”那得以國家政治統治依法規制能到位。否則，老板會飛起來吃人。〉〉〉〉》

　　進一步講，不僅僅是企業的員工，包括企業供應商犯了錯誤，企業老板也得承擔責任。比如說你買了一個品牌計算機，計算機的某一個零件，如屏幕、芯片、風扇出了問題，或者電池爆炸了，承擔責任的首先是計算機廠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應商。換句話說，一個品牌企業，實際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費者面前立了一個軍令狀，打保票說，你買我的東西，出了問題我負責。這樣，才有大家可以信賴的市場，才有了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才有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

　　所以我說，利潤是一種責任制度，是一種考核方式。市場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形態劃分核算單位，通過利潤追溯責任，從而讓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市場上才有信任。

　　《〈〈〈〈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有序的權力、權利和義務或責任關系，必須以政治統治規制的法律嚴明及其具有威懾力為前提，否則人與人之間的這樣的社會關系就不能形成，就會亂套。“企業老板也得承擔責任”亦然。否則，以上張維迎說的“一個品牌企業，實際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費者面前立了一個軍令狀，打保票說，你買我的東西，出了問題我負責” 等等，就會成為資本家對消費者設下的騙局，“才有大家可以信賴的市場，才有了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才有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就決不可能成真。

　　國家社會的一切制度都是政治統規制形成的規矩或規范，和必須是遵守國家政治統治規制的制度和法律的民間的人或人的機構制定的——因為這樣才能得到國家政治統治依法的維護，除此以外不容許其它的什么制度。何況，財富只不過是稀缺的效用事物。任何稀缺的效用事物，包括表現為利潤的稀缺的效用事物，都是無意識主導的行為能力的東西，絕對不可能對人的社會行為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一種責任制度”的形成起任何作。“考核方式”只能是人對他人的一種行為方式，無意識主導行為能力的作為社會的人勞動創造的財富的表現的利潤，絕對不可能形成對他人的一種考核方式。這些論斷是無知的張維迎才說得出的自欺欺人之談。

　　此先生所有以上美化老板的言論，還是得用我反復強調的那句話來加以駁斥，政治統治是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一切國家經濟的決定性前提。政治統治搞不好，資本家就會與強盜無異。〉〉〉〉》

　　哈耶克（1899-1992）

　　市場經濟中的富人

　　是消費者用貨幣投票選出來的

　　《〈〈〈〈嚴重腐敗的政治統治，就絕對不能形成“市場經濟中的富人是消費者用貨幣投票選出來的”的機制。決定性的是，不管怎樣的政治統治下的市場經濟，如果是這里說的“市場經濟中的富人”居于主導和主要地位，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通過交換關系的經營來對勞動大眾剝削的一種方式。再者，消費者用貨幣購買商品，與投票選舉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普選權的競選投票選舉政治，也只能是剝削勞動大眾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實現的形式，而不是實質。這是對私有制居于主要或統治地位的市場經濟的現象加以美化的在資本家富人臉上貼金。〉〉〉〉》

　　那么，為什么有些人成為拿利潤的企業家，而另有些人成為拿工資的雇員？這是由人與人之間企業家能力的差異決定的。市場經濟中，任何人都有選擇做企業家或當雇員的自由，沒有任何歧視性規定張三可以做企業家，李四只能當雇員。但競爭的結果是，只有企業家能力足夠高的人才會成為企業家。企業家能力，本質上就是為他人承擔責任的能力。平均而言，利潤的大小取決于企業家能力的高低。但由于市場充滿了不確定性，再高能力的企業家，也可能虧損！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背后，通常有多個失敗的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見那些賺了大錢的企業家，而看不見那些賠光了的企業家。任何人如果眼紅企業家賺錢，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選擇做企業家！他必須記住的一點是，如果沒有兩把刷子，一定會賠得精光！

　　《〈〈〈〈在張維迎眼中，中國兩三百年都成不了他所謂的市場經濟。因此，中國有能力的人自然就不能自由的成為“企業家”了。 到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國人有幾百萬，象張維迎這樣自認為有本事的人不少，能在西方市場經濟中成為“企業家”的占比有多少？美國人口3億3千萬，能成為“企業家的人”在百分之一以下。至于自由選擇成為企業家，只能是做夢。

　　因為，除了只有1%不到的人能成為張維迎所謂的企業家或資本家外，還因為根本就沒有自由。

　　物質世界中的包括人在內的任何事物都是處在其它事物影響、作用、制約、限制、和規定之中，沒有自由物，當然也沒有自由人。

　　人只能是社會的人。社會的人還必須受到政治統治的包括法律在內的法的規制，還得受到他生活和工作中的他人的影響、制約、相互作用的限制和自愿加入其中的合法機構的合法組織的紀律或規章制度的約束。凡是涉及到他人、人的組織和社會的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規制，必須合法，不允許自由。

　　人們把同意和契約的關系看成是平等、自由的是一個根本的錯誤。即便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領域，盡管同意和契約關系的各方彼此擁有自主權是前提，但決不意味著是平等和自由的。就是現代社會，由其所處的社會條件、情勢和擁有的財富所決定，絕大多數人只能出賣勞務，即出賣自已所擁有的自已的行為的所有權的使用權，從而成為在社會條件、情勢和擁有的財富上占有巨大優勢的資本家權力支配的對象。如果沒有這種同意和契約各方的社會條件、情勢和擁有的財富的嚴重不平等，就不會有這種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生死的契約關系的存在。這是不平等、而且是嚴重的不平等造成的結果。正是由于絕大多數人所處的社會條件、情勢和擁有的財富決定，他們一般來說就只能是出賣勞務的主要靠工資吃飯的人，其中的絕大多數只能是中底工薪階層，能成為工薪階層的高層的并加以實現的極少，能成為“企業家”的就更是稀少。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社會制度就決定了，只能是極少數的人發財致富的社會，任何人都有選擇做“企業家”的自由只能欺騙白癡。

　　前面已駁訴了“企業家能力，本質上就是為他人承擔責任的能力”的謬論，不再贅述。

　　“利潤的大小取決于企業家能力的高低。”

　　不僅從“企業家”賺取的“利潤的大小”，而且從更具有重要意義的“企業家”賺取利潤的發展速度的快慢來看，為什么印度和絕大多數70多年前在大體同一起跑線上的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家”，總體上大大不如中國的“企業家”？為什么在“企業家”賺取利潤的發展速度的快慢上，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家”，在總體上，也遠遠不能與中國的“企業家”比肩？

　　將中國的那些人們認為的最優秀的1萬個“民營企業家”每人帶10萬元發財費——比他們在中國發財的原始費用更多，放到現在阿富汗、敘利亞，利比亞等類似政治狀況惡劣的國家，料定只有其中百千分之一的極其少數可能在這些國家成為“企業家”，料定這極其少數可能成為“企業家”的，賺取利潤的大小和發展速度，總體上一定連印度的“企業家”都不如。也可以將中國的那些人們認為的最優秀的1萬個“民營企業家”都放到印度，同樣也帶上10萬元的發財費，也只能有極其少數的成為“企業家”，料定這極其少數可能成為“企業家”的，賺取利潤的大小和發展速度一定不如他們在中國的時候。

　　“企業家”賺取利潤的大小和更具重要意義的賺取利潤的發展速度的快慢，決定性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統治及其對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的規制，而不是“取決于企業家能力的高低”。政治制度或模式優越，政治統治規制的包括經濟關系和制度在內的社會各基本方面的關系和制度才能使社會中的“企業家”在賺取的“利潤的大小”和賺取利潤的發展速度的快慢上總體更具優勢， 而且，這樣的社會也必然會在總體上產生夠用的“賺取利潤”比政治模式沒有優越性的國家的“企業家”更具有優勢的“企業家”。政治制度或模式沒有優越性，不管人們認為的“ 企業家能力”有多大，“企業家”在賺取的“利潤的大小”和賺取利潤的發展速度的快慢上總體就只能是相對的劣等。

　　有各種各樣的能力。私人所有的企業的“企業家能力”，守法的，是通過商品交換經營的方式，合法的剝削雇員和合法的攫取社會財富的能力 ，不守法的，還得加上假冒偽劣，欺騙、坑害消費者，偷稅漏稅，官商、甚至官商黑勾結，偷盜、侵蝕、侵占、霸占國家、他人和社會財富的能力。有的“企業家”的能力甚至是從事非法的生產和經營，搞地下黑工廠，生產和販賣非法物品等來謀取暴利。

　　這里說的“成功的企業家”，合法的，是通過商品交換經營的方式進行剝削發了大財的資本家，還有或多或少從事各種非法活動發了大財的。“賠光了的企業家”，無非是的把用合法和非法的方法剝削、欺騙、偷盜、侵蝕、侵占來的本來就是社會的勞動者創造的財富通過商品交換的市場規則，輸給了其他資本家，最壞不過是回到原點，重新得靠自己的勞動自食其力而已，他什么損失都沒有。

　　至于“任何人如果眼紅企業家賺錢，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選擇做企業家”，類似于任何人如果眼紅總統的權力，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選擇當總統一樣，是張維迎撒的騙瓜娃子的彌天大謊，是此人在理論上美化資本家蠻不講理的露骨的表現。

　　蘇聯將利潤統統吞掉的資本家“企業家”加以取締，由勞動人民中的優秀分子來當“企業家”，結果在同期，蘇聯的“企業家”不僅在企業賺取的利潤上，而且在企業對社會的除經濟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效益上，搞得比當時所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都更好，用人民眾群中的優秀分子來當“企業家”，除掉戰爭及其造成的破壞所恢復的時間，蘇聯這個國家，只有四十多年的時間就將一個歐洲最落后的大國，變成了能與美國抗衡了超級大國。

　　中國改開前的三十年，除了大躍進’和文革的影響，平均經濟年遞增速達10%左右，比改開的四十年還快，也是用的勞動人民的優秀分子來當“企業家”。

　　在蘇維埃政權的國家出現之前，政治統治無不是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富人掌握。早在國家社會之前的部落時代，掌握公權的人就利用公權首先富起來。中國歷史上下層農民起義的頭頭們奪得政權后，也自然地利用手上掌握的政治統治權發財成為官僚地主。至少在現代之前，政治統治是嚴重腐敗的，在資本主義經濟發端的早期和中期，政治腐敗也十分嚴重。利用掌握的政治統治權來發財， 或官商勾結，至少在資本主義早、中期發展階段，是能暴的最重要的方法。重商主義的特許經濟就是特權經濟。

　　理想化的與政治統治割裂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理論模型，推論演繹出來，價格是以社會必要生產范圍內的包括技術條件在內的中位自然、經濟、利用的政治統治權力關系和政策等條件為前提生產出來的商品為標準——當然，在這個理論模型中，至少是 割裂了利用的政治統治權力關系和政策條件。也就是說，那些據有或占有的這些條件高于中位水準的生產者生產出來的同等單位數量和質量的商品，就能以更少的資源付出，獲取同等的收入，那些這些條件低于中位水準的生產者生產出來的同等單位數量和質量的商品，就得以更多的資源付出，才能獲得同等的收入。就是依據理想化的市場經濟模型，不管怎樣推演，也不可能推演出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

　　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與政治統治割裂的并且還是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

　　在市場經濟通過商品交換關系的經營來爭奪社會的勞動者創造的財富中，那些大的私人資本財團在利用、據有和爭奪上述條件的斗爭和競爭中，據有比中小資家更大的優勢，更不要說只能外于受剝削的人民大眾了。

　　這個張維迎對“為什么有些人成為拿利潤的企業家，而另有些人成為拿工資的雇員” 的解釋， 是從西方為資本家服務的最極端的經濟學家那里撿來的，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在詞句和字目上變了一下化樣，又來為中國的資本家服務，為在中國推進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造理論根據。〉〉〉〉》

　　什么是市場？市場就是好壞由別人說了算、不由你自己說了算的制度。什么東西有價值，什么東西沒有價值，要在市場上評估，買的人說了算。所以，吹牛是不管用的。任何人如果不為別人創造價值，就不可能獲得收入。當兩個企業競爭，我們說某一個企業更有優勢的時候，意味著這個企業能為消費者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剩余（即價值與價格之差）。企業之間的競爭，就是為消費者創造剩余價值的競爭。

　　《〈〈〈〈否！沒有政治統治的規制，市場就是搶掠的戰場。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規制出來的迄今為止最巧妙的剝削人民大眾的一種社會生產方式。我在紅歌會網今年發表的幾篇文章指出，沒有作為對象事物的價值，當然也就沒什么剩于價值。資本家的企業之間的競爭，是為了爭奪市場銷售分額，爭奪消費者購買他們企業的產品的市場。資本家的目的是賺取利潤，使自己發財，決不是為“消費者創造剩余價值”。〉〉〉〉》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企業家賺的是消費者的錢，似乎消費者被企業家剝削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競爭的市場上，如果沒有特權，利潤只能來自企業家為消費者創造的價值，消費者不會愿意為價值10元的東西支付10.01元的價格。事實上，企業家賺的錢只是他創造的財富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變成了消費者剩余。比爾·蓋茨的財富再多，與微軟公司為人類創造的價值相比，可以說是九牛一毛！

　　《〈〈〈〈“企業家賺的是消費者的錢”本來就是謬論。作為資本家的企業家，是通過商品交換的經營追逐利潤，利潤是勞動大眾社會的創造的財富的一種存在形式。資本家的目的就是剝削，剝削勞動大眾社會的創造的財富。社會的財富只能是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社會的創造的，資本家的剝削使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處于相對于資本家及其同伙那百分之五都不到的人的嚴重的相對貧困中。

　　“微軟公司為人類創造的價值”，是根本就不存在的“無”。因為，人類科學技術發展到了今天，用一切最先進的技術，都無法感知，或者無法看得見、摸得著在人的頭腦外有任何的價值的存在。微軟公司只能是社會的存在，微軟公司為人類創造的財富只能是社會的結果。離開了社會，不要說創造財富了，微軟公司只能化為烏有。微軟公司創立者比爾·蓋茨不管私人有多少財富，頭腦有多少智慧，離開社會，只能貧窮潦倒走向死亡。但微軟公司的最大股東卻擁有超過一般人上萬倍都止的財富。從微軟公司歷史的財務賬本可以算出——這是上市公司公開的，加上包括從股市上圈的， 微軟公司的資本家賺取了遠遠超過他們支出的不知多少倍。“比爾·蓋茨的財富再多，與微軟公司為人類創造的價值相比，可以說是九牛一毛”決不是聰明的比爾·蓋茨能說出口的話。“事實上，企業家賺的錢只是他創造的財富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只不過是張維迎空口白牙吐出來的無知狂言。因為這里的“事實上”的事實，諒此先生絕對無法給人們加以證實。 〉〉〉〉》

　　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家賺的錢與他（她）服務的客戶數量成比例。一個只為少數人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家是不可能賺大錢的，只有服務于大眾市場的企業家，才可能賺大錢。因此，市場經濟中的富人（企業家）是消費者用貨幣投票選出來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消費者。如果我們嫉妒某個企業家賺錢太多，那只能怪我們自己買了他（她）的產品。如果大部分消費者不再使用騰訊公司提供的產品，不再使用微信、QQ、網游，馬化騰馬上就會變成窮光蛋。而我們之所有不愿放棄使用騰訊公司的產品，不是因為我們愚蠢，而是因為它們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好處，我們認為物有所值。一方面心甘情愿地買他的產品，另一方面又對他賺錢憤憤不平，這是自相矛盾的！

　　《〈〈〈〈未必如此，造飛機大炮原子彈的資本家，造高端機器設備的資本家，其客戶就比造生活消費品的少。但前者賺的錢就比絕大多數生產消費品的多。

　　這里的“服務”是資本家為了發財賺錢的“服務”，與為人民服務的那個服務有本質的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張維迎所謂的“服務于大眾市場的企業家”多的是，其中就有沒有賺到大錢的，甚至虧損破產的。

　　貨幣是市場中人們通認的交換媒介，不是選票。消費者手中的貨幣人多有少，不是只有一張，貨比三家后用貨幣購買他需要的消費品，根本不在乎也無需知道生產這個消費品的企業的資本家是誰，“市場經濟中的富人（企業家）是消費者用貨幣投票選出來的”是偷換概念的詭辯。“如果我們嫉妒某個企業家賺錢太多，那只能怪我們自己買了他（她）的產品”是你張維迎及其一類人的事，對消費者就是隨心所欲的誣蔑，請此先生自重。

　　“如果大部分消費者不再使用騰訊公司提供的產品，不再使用微信、QQ、網游”，是消費者由于種種原因不再需要購買這些產品和服務，不過“馬化騰馬上就會變成窮光蛋”倒未必，因為他只用企業他所有的資本對企業經營負有限民事責任，企業以外他早就用企業經營剝削來的錢財準備好了后路。象馬化騰這樣的資本家，就是他們經營的企業破產了，就物質財富的享受而言，日子仍然會過得比一般民眾好到了天上。

　　“心甘情愿地買他的產品”是一種行為，“對他賺錢憤憤不平”是一種情緒。一個人的任何一種行為，都不可能與他的任何一種請緒相矛盾。自相矛盾從何而來。我只能買資本家生產的消費品，是因為市場上只有資本家生產的消費品，這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只能如此。類似于雇員對資本家權力支配他們，并對他們進行剝削，打心眼里就是不滿，但是政治統治依法維護著無產的雇員不得己自愿同意與資本家簽定的契約必須遵守，就只好忍受。市場上的交換關系和契約關系，如前所述，既不平等，更不自由。看似雙方自愿一致同意才達成的，其實不然，是背后社會形成的各方面條件、力量對比關系、種種情勢等等使然。〉〉〉〉》

　　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市場經濟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嗎？不是！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舉個簡單的例子，愛迪生發明了燈泡，給每個人都帶來便利。但燈泡的價值對富人來講要比窮人小得多，因為富人有錢，即使沒有燈泡，他可以點很多蠟燭，而窮人一根都買不起。再比如現在有了電視，每個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戲，而過去只有少數富有的人、皇宮貴族才能享受現場直播式的演出。汽車也是這樣，過去富人可以坐轎子，現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車作為代步工具，坐奧迪車與開夏利車之間的差距，遠遠小于坐轎子與步行之間的差距。所有新產品、新技術都是這樣。外賣給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號讓普通人可以變成自媒體人。沒錯，有些新產品一開始只有富人消費，被認為是奢侈品，但隨著成本的下降，很快就變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這其實就是企業家創造這種產品的目的，富人不過是為普通人支付了新產品的研發費用而已。所以說，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特權階層。至少從消費的角度看，市場經濟使得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平等了。

　　《〈〈〈〈勞動大眾社會地創造的財富被資本家侵占，1%不到的資本家人均攫取的社會財富是占人口60%以上普通勞動大眾人均的幾十倍。這個基本的社會事實，豈能是這位披著經濟學家外依和擁有各種頭銜的張維迎先生巔倒黑白就能改變的。

　　“愛迪生發明了燈泡”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在愛迪生這個人身上，“發明了燈泡”這樣的事，沒有愛迪生，也會出現張迪生、李迪生、王迪生。“給每個人都帶來便利”是由每個人構成的社會的結果，而不是“愛迪生發明了燈泡”。離開社會，連愛迪生都不可能有。

　　沒有社會創造財富的主體——勞動大眾，哪里來的張維迎的富人“可以點很多蠟燭”，連張維迎所謂的富人都不可能存在。因此，所有以上張維迎所說的，都不是他所謂的富人的結果，而是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社會發展的結果。

　　恰恰是消滅了張維迎所謂的富人及其統治的沙俄經革命變成的蘇聯，沒有用他所謂的市場經濟，用幾十年時間使沙俄原版圖上的社會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恰恰是消滅了張維迎所謂的富人及其統治的毛澤東時代從從一窮二白起步的中國，同樣沒有用此人所謂的市場經濟，用不到三十年時間就造出了導彈、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上天、和核潛艇，實際上洲際導彈，大飛機也是毛節澤東時代消滅了張維迎所謂富人和沒有市場經濟的中國搞出來的。

　　而且，中國四十余年來的改開，正是張維迎否定的市場經濟，搞出了同時期世界所有國家沒有的經濟發展奇跡。

　　所以，張維迎巔倒富人與窮人創造財富的理論只能用一派胡言來形容。〉〉〉〉》

　　消費者為什么能買得起企業家生產的產品？因為企業家在產品市場上為消費者提供產品的同時，在要素市場上為消費者創造了掙取收入的機會。在市場經濟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工資。工資來自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工資。工作是誰創造的？企業家！一個社會的工作機會不是給定的，而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沒有企業家，大部分人就沒有了工作機會，也就沒有了收入。進一步講，工人能賺多少工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的能力，因為工人生產率的高低與企業家的能力有關。同樣一個人，在能力高的企業家手下創造的價值比在能力低的企業家手下大。所以，一個社會的企業家人數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資收入就越高。這是發達國家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發展中國家一些精英階層的原因，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愿意移民發達國家的主要原因。

　　《〈〈〈〈以上我舉出的世界國家社會現代出現的重大事實表明，沒有作為勞動者的消費者，社會創造的財富比有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的社會來得更快、更好，社會可以沒有他說的富人或企業家，但必須有勞動大眾。

　　張維迎能舉得出沒有作為勞動者的消費者的社會能存在他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更不要說這些人僅憑著他們觜巴說出的言語和手寫的文字還能創造財富了，他以上的胡言亂言才能變成英明論斷。

　　一個簡單明了的事實是，小到一粒米、一顆小小的鏍釘，都決不是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憑他的嘴發出的號令和憑他的手寫出的指令能創造出來的，他們的一切財富都只能是勞動者社會創造的成果。“企業家在產品市場上為消費者提供產品”，全都只能是勞動大眾社會創造的結果。

　　因此，不是張維迎所謂的企業家“在要素市場上為消費者創造了掙取收入的機會”，而是反過來，沒有勞動大眾的勞動，張維迎所謂的企業家靠剝削發財的任何機會都不可能有。

　　在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把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的政治統治推翻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蘇聯和中國，作為消費者的勞動者有工作和工資的狀況比其推翻的有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統治的舊社會至少更好。中國現在還占了約30%的經濟比重的國有企業中作為消費者的勞動者有工作和工資的狀況比中國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雇用的作為消費者的工人更好。

　　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在現在的中國是中共領導的政治統治的國家用改開培植出來的事實也表明，國家沒有勞動者不行，而張維迎的富人或企業家是國家可以消滅也可以培植出來的。連張維迎的富人或企業家在現在的中國都只能是政治統治的結果，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作為消費者的勞動者則是自古以來就一定得是一切國家社會必須的存在。

　　“一個社會的工作機會不是給定的，而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是張維迎又一個忘乎所以的胡八道說。

　　“發達國家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發展中國家一些精英階層的原因”，如前所述，是因為歐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得以比世界上其它洲的國家最早形成和發展的、與西方羅馬帝國時代和東方國家都沒有的特殊的政治格局形成的結果，美國等國家則是歐洲社會先進國家包括意識形態文化在內的社會移植后矛盾斗爭的產物。其它洲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至少晚了三百年，而且“發達國家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發展中國家一些精英階層的原因”，還與這些發達國家對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其它洲的國家、民族、種族的殖民奴役、掠奪不無關系。張維迎這個文科學者連起碼的世界近、現代的歷史知識都沒有，才能得出“這是發達國家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發展中國家一些精英階層的原因”等等的謬論。〉〉〉〉》

　　我這樣說當然不意味著工人是企業家養活的。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自己養活自己。但從發生學的角度講，工人的工作機會確實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這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很能說明問題。計劃經濟體制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不到總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業機會，政府不得不把兩千萬"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改革開放后，數以億計的農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業還不時遇到招工難的問題。跨地區數據表明，企業家越多的地區，就業人數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資也越高。因此，提高工薪階層收入的最好辦法是讓企業家活動更自由，市場競爭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滅了企業家，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

　　《〈〈〈〈“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自己養活自己”？否！張維迎所謂的富人和企業家奢靡的生活就是靠對人民大眾的剝削。

　　從發生學的角度講，如上所述，在現在的中國，連張維迎所謂的企業家都是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統治的國家改開培植的結果。

　　“計劃經濟體制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不到總人口的20%”是因為前三十年，中國本來就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人口基數非常大，農村人口的占比很大，城市人口占比很小；解放后到改開前，由于政治狀況和經濟狀況較解放前前所未有的改善，人口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2%的年均遞增速度增加；盡管工業年均遞增是高速度，由于工業在整個經濟的比重較小，加上“大躍進”和文革的形響，由此造成的負增長的坑也要時間填起來，因此，導致從49年算起，整個國家經濟改開前29年平均遞增只有7%的快速度，而沒有實現高速度；而中國以產值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年均遞增的速度又相當快，達5%，因此，工業的高速度發展長期消化不了人口絕對數的增加，城鎮人口的增長這期間年均遞增速度僅有2%，與人口的年均遞增速度相當，造成78年城市化的人口占比只與52年統計的相當。

　　改開后，年均經濟發展速度達9%有多，加上節制生育，人口增長的速度速大大慢了下來，四十余年后的目前據最新的公布達到了近64%。于是有了“改革開放后，數以億計的農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業還不時遇到招工難的問題”。但決不是因為有了張維迎所謂的企業家才形成的。如前所述，包括張維迎所謂的企業家都是中國統治當局改開培植的結果。由張維迎所謂企業家主導并占主要地位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沒有哪個的經濟發展速度能和中國比肩，這在決定性程度上只能由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在中國創建的政治模式的政治統治對中國社會的規制才能解釋。只要有了這個政治模式的政治統治，中國就勢必能搞出比張維迎認定的有他所謂的“活動更自由”的富人或企業家更優越的市場經濟。而他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活動更自由”的市場經濟，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統治的、資本家不僅占主導，而且占主體地位的市場經濟，這也正是印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正在搞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市場經濟與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比起來，優勢已經很明顯，只不過代表資本家的張維迎之流被他們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固有的成見所限制視而不見。由于幾十年來的右傾，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把資本家的經濟搞過了頭，甚至放縱了資本家，致使“‘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出現的十分嚴重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和資產階級資本滲透造成的亂像[見我在烏有之鄉發表的《駁新華裔文中的胡錫進、魏加寧、劉元春、張維迎為民營企業家說話》]”。放縱“企業家活動更自由”，豈止是“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而是勢必亡黨亡國，中國將陷入八分十裂的空前浩劫。

　　中國的經濟自解放以來就是沿海地區最發達。不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為備戰而搞的“三線建設”，內地經濟相對沿海地區還會更落后。中國的改開，又是首先從沿海地區開始，而且給了不少的特殊政策，并能依靠海外的資金和市場。有的地區或地點，就是由給的特殊政策，形成了全國和外資都向該處跑的投資局面，至少改開的早中期是如此。中國的政治模式的政治統治規制的社會，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如此形成的小灶火食或中灶火食的經濟，加上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并有內地農村源源提供的廉價勞動力，而且當地政府對這些勞動者不提供應當提供的包括子女教育在內的城市人口的社會待遇和福利，自然是超高速的發展。前述說了，中國改開前的經濟在正常情況下年均遞增速度達10%有多，比改開后的還快，至于工業發展速度更是比改開后的更快，而且是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基本上沒有外國投資、不靠海外市場的情況下取得的。并且計劃經濟下，全國財政稅收和工資收入政策高度集中統一，地區間的工資差別不會因為地區間的經濟差別而象現在這樣大。搞市場經濟，各地區分灶吃飯，沿海地區加上外資、依靠海外市場和內地提供的廉價勞動力，經濟發展速度比內地更快，工資與內地的差別拉大。于是表面現象就成了“跨地區數據表明，企業家越多的地區，就業人數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資也越高”。

　　前面的論述對“消滅了企業家，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的論斷等于作了批駁，這里還得加以指出，同一地區的國企的工人的收入狀況，比“民營企業家”的雇員明顯更好；中國“民營企業家”雇員的收入狀況比印度等七十多年前大體同一起跑線的國家的“民營企業家”雇員的更是好得多。不是中國政治模式的政治統治規制的社會決定的發展潛力，哪里能有“企業家越多的地區，就業人數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資也越高”這碼子事。不是中國政治統治對“民營企業家”的依法規制還沒有被“民營企業家”徹底腐蝕掉，豈止是“民營企家”的假、冒、偽、劣，欺騙消費者、偷稅漏稅、私挖濫采，官商勾結，利用官員掌握的社會公權，里應外合，挖社會主義的墻腳，侵蝕、盜竊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等等各種損害民眾和國家利益的違法活動一定會更加猖獗，而且一定會出現“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從爭取經濟利益升級為替代國家政治權力主體的斗爭”，不過，就決不是“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了，而是如前所述，八分十裂的空前浩劫。〉〉〉〉》

　　市場讓收入分配更公平 “大躍進”和文革造成的形響，誤解。

　　在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絕大部分人都掙扎在生存線以下，因饑荒餓死人是經常發生的事。市場經濟是解決貧困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經濟活動越自由，貧困人口越少。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005年，同樣是發展中國家，那些最市場導向國家的極端貧困率只有2.7%，而那些沒有自由市場的國家的極端貧困率是41.5%。中國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證。按照世界銀行的新標準，中國全部人口中貧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社會的絕對貧困問題應該說基本解決了。

　　《〈〈〈〈 再說一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七十多年前的“二戰”后才在西方發達國家普及。“二戰”前，歐洲沒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存在“絕大部分人都掙扎在生存線以下，因饑荒餓死人是經常發生的事”。蘇聯和中國改開前三十年，“因饑荒餓死人是經常發生的事”更是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造謠。

　　貧困是相對的。相對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與美國邊界相連的北美的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家至少搞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仍然是貧困的，更不要說其它搞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了。劇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東毆前社會主義國家，三十余年了，與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如果俄國還象蘇聯解體的頭十年那樣搞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俄國很可能已經解體。亞洲“四小龍”除了香港作為中國大陸對外經濟聯系的主要渠道的地位由于中國的改開而逐步喪失和新加坡堅持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另當別論外，其它兩小龍自搞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后，其發展速度都明顯的慢下來。全世界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速度和質量上，都不能與中國這個不被張維迎承認是市場經濟的國家相比擬，尤其是全世界陷入新冠病毒危機以來，更顯得中國經濟的風景獨好。

　　用一個絕對的貧困標準，不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問其歷史的相對發展程度和發展的快慢的原因，用發展中國家發展程度落后的國家這樣得來的貧因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來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來證明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找錯了事實根據。

　　中國解放前是草菅人命、民不聊生。如前工所述，至“太平天國運動”暴發之前到1949年，近一百年，人口基本沒有什么增長，49年人均壽命僅35歲。49年至改開前，中國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人均壽命大大提高。1975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64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歲。這樣的數據，比什么數據都更能反映解放后到改開前三十年，中國國民總體上較解放前社會生活改善、發展的狀況。用一個絕對的標準衡量出的貧困率來定論發展了四十余年的中國與改開前的中國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誰是誰非，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更不要說用此法來與在1949年左右就比當時的中國在人均經濟上發達得多得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來定是非了。

　　所以，張維迎以上的荒唐邏輯否認不了中國改開前在改善人民生活和社會各基本方面取得的偉大發展成就。

　　如前所述，沒有自由的市場，更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這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刻意美化。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必然是兩極分化。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不僅必然加速兩極分化，而且必然導致壟斷。壟斷資本必然成為人民的公敵，連中等、非壟斷的大資產階級都會與其勢不兩立。這必然引起反壟斷資本的政治運動，從而促成資產階級的競選政治非得用法律對市場經濟實施反壟斷的規制不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最終迫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不得不通過稅收和財政開支的再分配來實行所謂福利資本主義，否則，勢必導致階級矛盾的激化，人民大眾反資本主義的革命。自由的市場經濟必然加速資本主義包括其市場經濟在內的滅亡。

　　拋開兩極分化的程度或人們說的基尼系數來談四十年前“中國全部人口中貧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具有誤導人們的性質。中國改開前，1%的收入最高的人與社會的平均收入差距在幾倍以內，現在可能超過二十倍都不了，發展了四十余年，絕大多數人的相對貧困更加嚴重。

　　照張維迎的斷言，中國離市場經濟還有二三百年，中國就不是他所謂的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社會的絕對貧困問題應該說基本解決了”，不是他所謂的市場經濟解決的。〉〉〉〉》

　　市場經濟之所以能更有效地解決貧困問題，是因為它為普通人提供了發家致富的機會，而在非市場經濟中，這樣的機會只有少數特權階層才有。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城市個體戶，都來自社會低層群體。有特權的人可以去當兵，去政府、國有企業工作，而沒有特權、沒有關系的人怎么辦？只好自己創業！他們撿破爛，擺地攤，賣點瓜籽、茶水、衣服，結果反倒富裕起來。這在計劃經濟下是不可能的。順便說一下，中國的垃圾處理和環境保護，撿破爛的人居功至偉！

　　《〈〈〈〈必須將張維迎所謂的富人和企業家靠剝削的發財致富與勞勤致富加以區別。自有市場經濟以來，全世界所有搞市場經濟的國家，95%以上的人，都不是 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也決不可能成為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

　　前面說的，改開前的中國，1%的人與社會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在幾倍以內，就是這樣，毛主席還是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法權，要加以改變。至于張維迎所謂的富人和企業家，由于是剝削分子，在消滅之內，根本就不容許存在。

　　“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城市個體戶”，絕大多數，仍然是“社會低層群體”，不是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

　　“有特權的人可以去當兵，去政府、國有企業工作”正是改開以后才嚴重起來的腐敗現象。改開前，這樣的腐敗現象盡管有，但在反復的整治下，并不嚴重。任何社會都有腐敗現象，問題在于這種腐敗現象的嚴重程度及其對社會危害的程度。

　　不構成剝削的合理范圍內的原則上是按勞取酬的收入和待遇差距不是特權。改開前和改開后都沒有國家法令、法律規定官員有將其子女送去“當兵，去政府、國有企業工作”的特權，而是當權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某取私利“開后門”的違紀行為。不管改開前和改開后，在中國政治統治層，都沒有法令和法律規定形成的“少數特權階層”。

　　毛澤東時代，中共反復的發動人民群眾搞反對黨內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特權和資本主義腐蝕的整黨整風運動，就是整治共產黨的干部掌握國家統治權后必然要發生的腐敗和脫化變質。如果不緊緊抓住反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特權等資本主義腐蝕的整黨治黨的政治斗爭，在計劃經濟下，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就勢必脫化變質成豈止是特權階層，而是特權階級的黨，在市場經濟下，就勢必脫化變質成官僚資產階級的黨。

　　有幸于十八大以來中共核心領導班子緊緊抓住了反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特權等資本主義腐蝕的整黨治黨的政治斗爭，扭轉了表面上一派蘩榮，實際已臨于死亡的危局。但只要放松了這樣的政治斗爭，腐敗就會重新嚴重起來，直至亡黨亡國。這是規律。

　　有必要把某些人別有用心渲染的特權到底是什么弄清楚。所以：

　　“這里來談特權。

　　任何行政層級單位的首長，都必須有對這個行政層級單位的其他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支配的特權。任何行政體系的上級首長，都必須有行政權力支配其下級首長的特權。

　　之所以叫特權，是因為只能他有，不僅他行政權力支配的其他人員不能有，而且其他未在這個職位上的人都不能有。

　　軍隊首長在戰場上有違抗命令者殺、丟失陣地者殺、臨陣逃脫者殺、玩忽職守者殺、貽誤戰機者殺等等的權力，被他權力支配者決不能有這樣的權力，軍隊以外的人更然。你看軍隊首長這樣的權力有多特!

　　沒有成金字塔等級結構的行政體系的各級首長因工作而必須有而其他人沒有的行政權力支配的特權，行政體系就無法運轉。

　　沒有政治統治就沒有統一的社會，就是天下大亂。

　　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的行政體系和國家社會中的民間各種機構的行政體系，是非有不可的。甚至在原始公社，作為萌芽狀態的行政體系也不可或缺。否則，人類社會就只能滅亡。這里的問題只在于，這種行政體系的行政首長的權力是為大家的利益服務的還是為當權者私人或一小撮人牟取私利的。

　　因此，社會中的行政體系的為大家利益的特權必須有，而且是正當的。

　　因此，易中天所謂的‘特權’，應是指政治統治的國家賦予極少數人來為其私人或一小撮人所有或為其私利服務的權力和權利。

　　把前一種性質的特權與后一種的特權混為一談，是易中天及其同類人的別有用心。

　　一目了然的是奴隸制國家的政治統治以法的規制方式賦予奴隸主對奴隸的行為、人身和生命擁有所有權，從而對奴隸擁有包括任其意志的殺死他的奴隸的生殺大權在內的一切支配權就是特權。因為國家賦予奴隸主的這樣的權力和權利是奴隸主用來為其私人的需要或私利服務的。

　　還有封建領主貴族擁有對他封地上生活的人的種種特權，盡管依是否是他下層的貴族，還是所謂自由民，還是他的農奴而有重大區別。這是封建制國家的政治統治以法的規制的方式賦予封建特權貴族領主為其私人使用或私利服務的。

　　君主專制的國家的君主對他的臣民，和君主加封和賦予的特權貴族對其他的臣民的權力和權利同樣如此。

　　人類國家社會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大眾經過幾千年的斗爭， 以上露骨和公然的特權已大體上革除了。

　　但有的特權則是被變了花樣的被某種關系掩蓋起來，不易識別，并為西方的意識形態和中國的一些人千方百計加以粉飾，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如契約關系。契約關系是政治統治依法規制形成的相互擁有自主權和自由權利的人們一致自愿同意達成的社會關系，加之這種關系又被美化成是平等和自由的關系，所以，一切通過契約關系實現的社會關系就都是平等自由的關系。

　　但是通過契約關系實現的資本家支配勞動者的權力就是特權。只要雙方一致同意自愿達成的契約是合法的，通過契約關系勞動者出賣其勞動的使用權后，國家依法賦予和維護購買了勞動者勞動使用權的資本家在其經營管理的勞動生產場合或在其公司的行政體系就擁有依法支配勞動者的權力其實是資本家用來為其牟取私利——對勞動者進行剝削——服務的，所以是特權。

　　因此，國家通過市場關系實現的社會生產關系，如在由這種社會關系構建的公司的行政體系中資本家作為最高權力者擁有的支配權，是國家的政治統治用法制的方式賦予資本家的特權。[引自我發表在紅歌會網的 《 駁易中天的〈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所以，張維迎所謂的富人和企業家，正是市場經濟中的特權階級。〉〉〉〉》

　　1980年代的個體戶

　　不可否認，政府和慈善組織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我們必須明白，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本質上是企業家創造出來。政府和慈善機構能做的只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里轉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無中生有。正是企業家創造了財富，政府和慈善機構才有了可用于扶貧的錢。所以毫不奇怪，國際援助資金總是從市場經濟國家流向非市場經濟國家，而不是相反；同樣，中國國內的扶貧資金也是從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流向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如果企業家沒有積極性創造財富了，政府也就沒有錢轉移支付了，慈善事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這點我們必須牢記于心。

　　《〈〈〈〈以上的批駁表明，張維迎根本就無法根據事實論證出社會財富是他所謂的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所以他的“本質上是企業家創造出來”，只能是他意識形態本質決定的他的本性決定的胡扯。“國際援助資金總是從市場經濟國家流向非市場經濟國家，而不是相反”、“中國國內的扶貧資金也是從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流向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與社會財富是他所謂的企業家創造的毫無關系。所以他的“如果企業家沒有積極性創造財富了，政府也就沒有錢轉移支付了，慈善事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只能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謅〉〉〉〉》

　　人們在討論收入分配差距時，經常忽略貧富之間的垂直流動，似乎收入差距的擴大就是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事實上，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貧富人群是流變不定的。如熊彼特所說，市場經濟下，富人俱樂部就像一個豪華酒店，總是住滿了人，但客人的名字總在不斷變化。同樣，所謂的"低收入階層"，像一個地下旅館，總是人滿為患，但不時有人搬走，又有新人入住，而且新的入住者可能曾經是豪華酒店的貴客。

　　《〈〈〈〈“貧富之間的垂直流動”表現為占國家社會99%以上的人這輩子都不要侈想會成為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

　　“似乎收入差距的擴大就是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難道收入差距的擴大能是窮的變成富人？真是豈有此理。

　　世間一切都是變化的。不僅特征之一“是貧富人群是流變不定的”，連中國的皇帝都是“流變不定的”，這否認不了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是人民大眾社會創造的財富的剝削者，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兩分化、絕大多數人相對貧困只會加速不斷發展。“市場經濟下，富人俱樂部就像一個豪華酒店，總是住滿了人，但客人的名字總在不斷變化”否認不了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只是人口中1%都不到的一小撮，把他們的附從包括進來，也最多只占人口中的不到5%。絕大多數人這輩子輪不到進入熊彼特所說的那個豪華酒店。〉〉〉〉》

　　按照胡潤中國富豪榜，2010年最富有的100人，10年后只有30人仍然在百人名單中，其中2010年的前20名，10年后只有3人仍然在前20名榜單上，6人甚至在百人榜上也不見蹤影。斯坦佛大學Pencavel教授的研究發現，中國1990年處于最低收入的1/5的人群，到1995年50.4%的人已經跳出最低收入階層，其中2.1%的人進入最高收入人群，而1990年最高收入的1/5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屬于最高收入的人群，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這說明，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的垂直流動性大大提高了。現在進入富豪榜的中國企業家，幾十年前，甚至十幾年前，都是一文不名的窮光蛋。也可以預計，只要中國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用不了幾年，他們中許多人不會再榜上有名。"富不過三代"是市場經濟的鐵律！因為企業家精神是很不容易傳承的。

　　《〈〈〈〈中國改開培植的暴發戶比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具有更大的不穩定性。因為他們是在沒有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的基礎上暴發出來的，其中的一些人的暴富是如賭徒般的投機和膽大妄為者。不過，如果現在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恒大”破產了，其最大的那個老板從胡潤中國富豪榜最富有的100人中消失，決不意味著此人的錢財不再是遠遠超過中國普通國民1000倍以上的富豪之一。“按照胡潤中國富豪榜，2010年最富有的100人，10年后只有30人仍然在百人名單中，其中2010年的前20名，10年后只有3人仍然在前20名榜單上，6人甚至在百人榜上也不見蹤影”，否認不了中國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大多數還要繼續剝削中國人民大眾，更是證明不了胡潤中國富豪榜名單內外，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是與中國老百姓共同富裕。

　　中國是在消滅了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的基礎上重新培植資本家。在官方的大力促使和腐敗的催化下，中國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有些在西方要幾代人才形成，在中國簡直可以用一夜暴富來形容。這不能說明“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的垂直流動性大大提高了”。如果不進行某種變革，“中國社會的垂直流動性”在以后發展時期的相對穩固是必然的。時下中國98%以上的人民大眾不要侈想這輩子能成為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不會上張維迎如此拙劣騙術的當。

　　“‘富不過三代’是市場經濟的鐵律”？我就無需一一點出美國那些百年以來有名的大家族富豪的名了。對美國這些大家族富豪，張維迎發明出來的這個鐵律不管用，不管用的就不是鐵律。

　　僅僅這篇萬言文章，就暴露出張維迎糊弄人是其的一大特性！〉〉〉〉》

　　即使不考慮垂直流動性，僅以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差距，我做過一個統計分析，以2001年為例，在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當中，平均而言，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國有經濟部門最少的地區、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區，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

　　《〈〈〈〈“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國有經濟部門最少的地區、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區，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請舉出數據來。中國的暴發戶，絕大多數就出現在他說的這些地區。這里說的是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與一般人的富貧差距。我無需費力對此查證，閉上眼睜認定這是張維迎糊弄人的一大特性的又一次表現。讓人們自己去查一查他所說的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1%的富人的平均收入與這些地區居民的平均收的差距有多大。〉〉〉〉》

　　這說明什么？如果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少，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就大，競爭就激烈，商業活動的利潤就低；如果一個地區只有少數有特權、有關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膽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舉例來說，浙江一帶的人做生意的比較多，富人也多，但利潤都很薄。但像東北這樣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數做生意的人一定賺大錢，為什么？因為他們的市場環境不好。所以我們看到，市場越開放、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 世界上沒有政府不參加經濟活動的國家，而且豈止是參加經濟活動，更得是對國家的經濟進行規制。一切國家的市場和市場經濟都決沒有“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只能是理論模型。“只有少數有特權、有關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膽大的人敢做生意”的時代在西方早就過去了，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決不是“只有少數有特權、有關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膽大的人敢做生意”。美國那些軍工巨頭、據有核心技術的壟斷性企業和一些大企業的利潤就很高，而且美國的兩極分化名例世界前茅，但美國的市場經濟正是張維迎崇拜的市場經濟。

　　“舉例來說，浙江一帶的人做生意的比較多，富人也多，但利潤都很薄”，為什么浙江的富人經濟和暴發戶能那么快的發展起來？“像東北這樣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數做生意的人一定賺大錢”。即然做生意的人一定賺大錢，卻只有少數人做生意，就是怪事。原來是“市場環境不好”。“市場環境不好”，肯定是政府的問題，沒有對政府的治理和治理好的政府對“市場環境”的治理整頓，決定好不起來。

　　什么叫市場的“開放”？美國的市場就對中國就很缺乏開放。一切國家的市場經濟，各行業都有經驗的、技術的、要建立的社會關系等等的門坎，直至多如牛毛的法律規制，這里的市場的“開放”是的指什么？

　　恰恰相反，“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資本家或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剝削人民大眾就越猖獗，兩極分化、階級矛盾和市場經濟固有的周期經濟波動或危機就越嚴重，這已經被西方和中國的市場經濟的歷史所證明。〉〉〉〉》

　　另外，平等不僅僅體現在貨幣收入上，還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權利、選擇等。過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自留地里生產的西瓜、蘋果，到集市上賣，被發現，算作投機倒把，要批斗，甚至關起來，連做人的基本權利都沒有。那時候農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買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來村里，大家都搶著請客，有點白面、有點肉都留給干部吃。為什么？只有跟他們拉上關系，孩子才有希望去當兵、被招工。所以，我不認為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變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

　　《〈〈〈〈“平等不僅僅體現在貨幣收入上”，十足的怪論。 如上所述，沒有自由。 權利、選擇等只有在服從政治統治依法規制的前提下才能由政府賦予、維護和準許。

　　本人1965至1978年在農村當農民十幾年，認定張維迎“農民自留地里生產的西瓜、蘋果，到集市上賣，被發現，算作投機倒把，要批斗，甚至關起來，連做人的基本權利都沒有”的言論，是對前三十年的造謠誣蔑。

　　改開前，物質生活與又發展了四十年的現在差距很大。當時按票供應，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豬肉。農村吃肉也很難得。不過并不象有某些人說得那么慘。上世紀6、7拾年代四川成都市下到現叫西昌市的知青有兩、三千之眾，現在活著的至少也有上千之眾，許多人都知道，按規定，農民賣一條豬給國家——標準是必須達到130斤重以上，就可以殺一條自己食用。農戶普遍都要殺年豬，而且自己殺來食用的毛豬大多都在150斤以上至200斤左右，一條這樣的毛豬除了頭、蹄和內臟，凈肉率70%。“一年四季吃不上肉”對絕大多數農民不是事實。尤其是“只要公社的干部來村里，大家都搶著請客，有點白面、有點肉都留給干部吃。為什么？只有跟他們拉上關系，孩子才有希望去當兵、被招工”造謠誣蔑性質惡劣。我在農村十多年，這樣的事情，不僅從來沒有見到過，而且從來沒有聽說過我所在的公社有這樣的事。我所見的公社干部，叫泥腿干部也不過分。現在的鄉鎮干部，與當年的公社干部無法比。這里說的公社干部只能是改開初期還沒有取消人民公社開始腐化墮落的公社干部。至于“我不認為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變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的睜眼瞎說，抹不掉改開前1%的人的人均收入在社會平均收入的幾倍以內，搞了四十余年的市場經濟的現在則拉大到二十多倍的事實。〉〉〉〉》

　　警惕"嫉妒"披上"正義"的馬甲

　　美國學者伯恩斯坦在《財富的誕生》一書中，從經濟、軍事、歷史制度來看現代西方的興起，提出現代社會經濟起飛有四個條件：第一是財產權制度，第二是科學理性，第三是資本市場，第四是運輸成本的降低。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如前所述，現代西方的興起及以上所有這些，是特殊的中世紀的政治格局及其的變化發展形成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決定的結果。因此，漏掉了最具決定意義的政治的原因，還得加上西方國家對占世界80%以上人口的其它國家、民族和種族的侵略、殺戮和殖民統治的掠奪。這里所謂的“現代社會經濟起飛”的現代經濟，正是資本主義必然兩極分化的經濟。這不能用來論證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原因。〉〉〉〉》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國能做到這一點，與產權制度的改革有很大關系，盡管中國的產權制度仍然有待完善。比如農村的土地，最初農民承包土地期限就一年，農民有了生產的積極性，但沒有人愿意投資，政府就將承包期延長到5年；5年比1年好，但還是沒人修水利設施，于是延長到10年；還不行，沒有人愿意種樹，最后延長到30年。現在來看還不行，土地不能轉讓的話，大量的農民沒法變成市民。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所有其它有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的市場經濟的國家無法比擬的事實，為什么所有其它市場經濟的國家不能做到這一點。只能作如此解釋：是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創建的政治模式的政治統治規制的改開的結果，包括張維迎不承認的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及其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都是如此規制出來的結果，不是張維迎認定的市場經濟和其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創造的結果。

　　張維迎所說的“產權制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說，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是早就形成的普遍的存在。為什么這些發展中國家不能取得如同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所以“中國能做到這一點，與產權制度的改革有很大關系”不能成立。所以，他接著的主張決不能采納。〉〉〉〉》

　　深圳的今昔

　　中國的資本市場從無到有，也在不斷地發展。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境內外上市，短期內不一定能改變很多東西，但是長期來講，是往正確的方向走。道路交通的建設使得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對中國經濟的增長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當然，社會中還有很多問題，但要靠進一步的改革去解決。

　　我們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與觀念的改變有關。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個體戶、獎金制度的出現，中國流行過"紅眼病"，一些人甚至連"按勞分配"都不能接受。如果連"按勞分配"都不接受，經濟是不可能發展的，只能大家都過窮日子。經過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按勞分配"逐步被普遍接受了。這樣，人們有了干活的積極性。再后來，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思想也被接受了，企業家利潤也得到了承認。這樣，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煥發出來，中國就成為一個創業之國，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以上張維迎的論述是與其主題——“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無關的廢話。

　　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正是通過市場經濟的交換關系的經營實現對勞動大眾社會創造的財富的剝削，不是按勞分配。獎金制度得看是什么樣的獎金制度。一個高管的單單獎金就超過工人平均工資的幾倍甚至十幾倍，包括他們的工資就超出的更多，這種獎金制度就是剝削。因為，任何一個人的勞動，都不可能超過其他人平均勞動支出的十幾倍。

　　世界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只能大家都過窮日子”的國家社會。這里說的窮與富是相對的。改開前，中國人民大眾比解放前是更加富裕，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沒有受到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和前所未有的人均壽命的增長，還有文教衛生的迅速普及和提高，都表明了這一點。

　　沒有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統治的大體有效的規制，就決沒有“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而是假冒偽劣， 官商甚至官商黑勾結，攫取人民大眾社會創造的財富的精神。由于幾十年的腐敗，這樣的暴發戶企業家實在不少。創什么業？不緊緊抓住反腐敗、反資本滲透，反資本主義腐蝕的整黨治黨的斗爭，所創的業，就是張維迎所謂的富人或企業家所有的業，甚至是亡黨亡國，八分十裂，空前浩劫。“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就全都會化為烏有。

　　張維迎論道的是“市場經濟經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不能與“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混為一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也能高唱“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的調，如果張維迎的市場經濟導致的結果是占人口1%都不到的富人人均擁有絕大多數人民人均幾十的財富，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這樣的市場經濟就必然改造。〉〉〉〉》

　　非常遺憾的是，在觀念方面，我們似乎在走回頭路。"紅眼病"是一種嫉妒心，根植于人性中。嫉妒心就是只要看到別人比自己強---如收入比自己高，長得比自己漂亮，頭腦比自己聰明，身體比自己健壯，孩子上了好學校，等等，就心生怨恨，認為社會不公正，不是自己無能。嫉妒心強的人甚至不在乎自己得了多少，而是寧愿自己窮，也不愿看到別人比自己富，所以最讓他們幸災樂禍的是看到富人破產，名人出丑。嫉妒心的認識論基礎是零和博弈思維，即認為財富是一個固定的量，一個人所得必定是另一個人所失，有人變富了，一定是有人變窮了。所以滿腦子零和博弈思維的人，非常熱衷于階級斗爭。

　　《〈〈〈〈“嫉妒心”、“就心生怨恨”、“滿腦子零和博弈思維的人”、“非常熱衷于階級斗爭”等，正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必然使更多的人覺悟到他們在遭受剝削，要反對剝削，引起了張維迎之流“就心生怨恨”而發出的叫罵。要想使“非常熱衷于階級斗爭”人減少，不被張維迎之流認可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必須得節制資本。〉〉〉〉》

　　如果人類不能有效地抑制"紅眼病"和嫉妒心，社會不可能進步。所以，"紅眼病"和嫉妒心都是貶義詞，圣經把嫉妒作為七宗罪之一，基于嫉妒心的行為不具有社會正當性，在公開場合，人們總是盡量掩蓋或否定自己的嫉妒心。麻煩在于，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現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的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當性，很容易蠱惑大眾，使得一些根植于嫉妒心的政策主張可以在"公平""正義"的名義下大行其道。這些政策主張將人們的注意力從財富的創造轉向財富的分配，一定會傷害那些本來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來的人，而這些人正是政策主張者號稱要幫助的人。

　　《〈〈〈〈果真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張維迎也不想一想，他所謂的““紅眼病‘和嫉妒心”何以會成為人類的，當然也是中國的成問題的問題，“麻煩在于，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現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的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當性，很容易蠱惑大眾，使得一些根植于嫉妒心的政策主張可以在‘公平’‘正義’的名義下大行其道。這些政策主張將人們的注意力從財富的創造轉向財富的分配，一定會傷害那些本來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來的人，而這些人正是政策主張者號稱要幫助的人”又怎么會成為張維迎之流提心吊膽的事。〉〉〉〉》

　　這就回到本文一開始講的問題：社會為什么需要經濟學家？因為市場經濟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損害，需要有人去捍衛它。計劃經濟是少數知識分子設計、然后靠強權從上到下強加給社會的，所以一定有人捍衛它，替它辯護。市場經濟不同，它不是知識分子設計出來的，而是從下到上自發產生的。這也意味著，市場經濟就像一個沒娘的孩子，誰都可以打它罵它，污名化它，而無須承擔責任。生活在計劃經濟制度的人批判計劃經濟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風險，但無論你生活在何種制度下，批判市場經濟沒有任何風險。事實上，無數人曾因為批評計劃經濟而鋃鐺入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而不曾有任何人因為批評市場經濟惹上任何麻煩。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也是仁慈的，我們真的應該珍惜它。

　　《〈〈〈〈果真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張維迎也不想一想，怎么會出現”因為市場經濟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損害，需要有人去捍衛它”、“市場經濟就像一個沒娘的孩子，誰都可以打它罵它，污名化它”。

　　那時，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階段還沒有過去，當然是“批判計劃經濟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風險”。如果現在還是計劃經濟，因為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相信就沒有如此的事性發生了，就象張維迎批判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一樣。

　　“無論你生活在何種制度下，批判市場經濟沒有任何風險”？非也。 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在其政治統治還不穩固時，在美國批評張維迎所謂的市場經濟，同樣要“鋃鐺入獄”，不信，請此先生去翻一翻美國的歷史。

　　如果政治統治形同虛設或者政治統治腐敗透頂，市場經濟就勢必是惡的，哪里能來的仁慈。市場經濟是政治統統治的產物，它的仁慈不仁慈取決于政治統治。 離開政治統治對市場經濟的規制去珍惜市場經濟，只能是蠢人干的事。〉〉〉〉》

　　市場經濟確實有一個毛病：當你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時，你注意到的可能都是它的缺點；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時ak dhb ，它也沒有辦法顯示它的優點。當你自己把它弄壞的時候，你還責怪它，怎么這么糟糕。

　　趙本山的小品《賣拐》大家都熟悉。范偉的腿本來沒毛病，但趙本山反復說有毛病，說到最后，范偉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腿真的有毛病，就迫不及待地買了趙本山的拐。其實真正有毛病的不是范偉的腿，而是范偉的腦子。現在好多人都在"賣拐"，這個"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場經濟的言論。許多所謂市場經濟的毛病，都是"賣拐"的人編造出來的。

　　我說這些，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場經濟，堅定我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念。中國的未來最值得擔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環境問題——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市場競爭推動的技術進步一定能為我們找到答案。我們沒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馬爾薩斯或50多年前的羅馬俱樂部那么悲觀。中國未來的發展，取決于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中國就會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引入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中國只能走向共同貧窮。不要忘記，當年搞計劃經濟的本意是為窮人謀福利，結果卻造就了越來越多的窮人，使窮人的命運比過去更悲慘。

　　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計劃經濟是共同貧窮的陽光道！

　　《〈〈〈〈通篇都是無視自文明社會出現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的基本事實的奇談怪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張維迎對他所謂的市場經濟崇拜到了鬼迷心竅地步使然。此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中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精神錯亂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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