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斌(北京大學法學院)

　　法意導言

　　本文源自“全球法律與戰(zhàn)略2021年會：國際主義與權力興衰”之“Piketty的社會聯(lián)邦主義的國際法意義”中凌斌老師的評論，感謝老師授權發(fā)表!評論圍繞皮凱蒂的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tài)》，皮凱蒂在新書中通過實證研究和統(tǒng)計圖表，從學術上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真實面目——所謂“歷史終結”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從而有助于打破后發(fā)國家長久以來對自身解放和發(fā)展的各種幻想和迷思。但凌斌老師認為，皮凱蒂的全部主張依然沒有跳出歐洲左翼政黨的改良主義道路，依然是致力于繼續(xù)維護和鞏固這個壓迫和剝削后發(fā)國家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他的參與式社會主義盡管出發(fā)點是破解歐盟的否決體制困境，最終仍將服務于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統(tǒng)治秩序。

　　感謝劉洋老師和組委會的盛情邀請。一直也在關注劉老師組織的《全球法律與戰(zhàn)略》系列講座和年會。本次年會的主題和內容都極為精彩，令人期待。其中展現(xiàn)出的敏銳的學術洞察，以及劉老師為此投入的巨大心力，都很令人欽佩。

　　崔之元老師也是我一直非常敬仰欽佩的學者。不僅崔老師的文章每每開人心智，而且，崔老師始終處于理論和時代前沿的學術精神尤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能夠與我同樣頗為敬重的支振鋒老師一起，擔任崔老師年度講座的評議人，我感到非常榮幸。

　　我不是國際法的專家，但對崔老師今天的演講題目和皮凱蒂的相關研究很有興趣。皮凱蒂的這本新書(皮凱蒂，2020)還沒有看。只是在崔老師的文章(崔之元，2020)，特別是剛剛崔老師的講座中有所學習，受到很多啟發(fā)，感到這的確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我的評議因此只能說是崔老師文章和講座的一個學習心得，談談由此引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不當之處，還請崔老師、支老師、劉老師和各位方家批評指正。

　　一、病癥

　　冷戰(zhàn)結束，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進入了一段高速增長期。然而與之伴生的，不是貧富差距持續(xù)減小和公共服務不斷提升，而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政治極化日益嚴重。皮凱蒂在《資本與意識形態(tài)》這本新書中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通過實證研究和統(tǒng)計圖表，從學術上證實了全球化三十年后的這個殘酷現(xiàn)實：所謂“歷史終結”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皮凱蒂用“大象曲線”極為直觀和形象地證明了，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長，遠遠高于其他99%的人群(皮凱蒂，2020)。也就是說，盡管物質財富在增加，但是相對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而言，全世界人民都陷入持續(xù)貧困化的境地。如果是以10%最高收入人群的國民收入占比來度量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貧富差距，那么，按照皮凱蒂對2018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qū)的收入分配情況的研究：“10%最高收入人群占國民收入之比，在歐洲是34%，在俄國是46%，在美國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東是64%。”(崔之元，2020)

　　反映在財產分配上的經濟社會結構上，不平等的狀況更加明顯。從整個歐洲來看，“1900-1910年間，歐洲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總財產的80%-90%，而2010-2020年間，這一比率下降為50%-60%，盡管這個數(shù)值其實還是很高的。但關鍵在于，這一“小改善”主要為財產分布位于50%-90%之間的中產階級上層所獲取，他們的財產占比從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財產占比則一個世紀以來沒有變化，一直是5%-10%。”(崔之元，2020)

　　最后的一組數(shù)字尤為最為觸目驚心：歐洲國家“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財產占比一個世紀以來沒有變化，一直是5%-10%”。以往，人們關于現(xiàn)代社會的想像，大致是倒丁字形、金字塔形和紡錘形三種經濟社會結構。其中西方民主國家被描繪為中產階級占絕大多數(shù)的“紡錘形社會”。而皮凱蒂關于全球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的研究揭示了，現(xiàn)實的經濟社會結構與這一想像極為不同。我們可以稱之為是“鵝頸瓶形社會”。一個多世紀，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體制無法克服的一個頑疾固癥在于，即便是發(fā)達國家，在資本主義殖民時代結束之后，基本的經濟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夠通過政治體內的經濟發(fā)展和財產分配獲得實質性的改善。　　

　　指出這個殘酷的事實，揭示西方世界和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頑疾固癥，是皮凱蒂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二、病因

　　相比之下，皮凱蒂關于病因和藥方的探討，反而有些流于表面，甚至本身也是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一個病癥。

　　皮凱蒂將全球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歸因于冷戰(zhàn)結束后發(fā)達國家左翼政黨對中下層群眾的拋棄和背叛。皮凱蒂在書中將現(xiàn)今發(fā)達國家的左翼政黨稱為“婆羅門左派”(Brahmin Left)，是一個鮮明意象。正像崔老師所講，“‘婆羅門’是印度歷史上的種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級，皮凱蒂用‘婆羅門左派’來描述當前西方的教育知識精英階層。他認為，歐洲和美國1980年代以來政治的一大變化是‘婆羅門左派’的興。這一變化發(fā)生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的1990年代”(崔之元，2020)。皮凱蒂在書中有詳細的圖表說明：

　　1.法國：在1950-1970年間，法國受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少和財產較少的選民傾向于給左翼政黨投票(法國社會黨、法國共產黨、法國激進黨和綠黨)(皮凱蒂，2020)　　

　　2.美國民主黨1948-2016年的得票情況如下(皮凱蒂，2020)：　　

　　總之，皮凱蒂認為，“不是底層50%的人群因為種族歧視而拋棄了左翼政黨，而是左翼政黨日益代表教育程度高的階層而放棄了改善底層50%人群的社會經濟綱領。”(崔之元，2020)原本代表中下階層的西方左翼政黨，日益向代表大企業(yè)主和中上階層的右翼政黨靠攏，也成為了中上階層和上流社會的社會的代表。左右合流，共同將中下階層拋棄和排斥在了政黨政治的利益代表之外。

　　與之相應的是公有資產私有化，導致歐美國家缺乏財政基礎為普通民眾提供改變命運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即便是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百年一遇的災難性疾病流行，歐美國家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發(fā)錢”。而這無異于以未來嚴重通貨膨脹為代價的飲鴆止渴。這一圖表也極為鮮明的體現(xiàn)出中國和歐美兩條道路的差別與差距。

　　這樣看來，皮凱蒂關于病癥和病因的揭示就顯得自相矛盾。皮凱蒂一方面揭示出，自二十世紀初，西方社會的中下階層即“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財產占比一個世紀以來沒有變化，一直是5%-10%”;另一方面，又將原因歸結為二十世紀末的政黨政治和教育投資，仿佛只是因為西方國家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后冷戰(zhàn)時代的全球化發(fā)展造成了發(fā)達國家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加劇。

　　實際上，歐洲左翼政黨拋棄底層民眾，不是從冷戰(zhàn)之后才開始的，而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就已然如此。這是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深刻批判的，導致第一、第二國際分裂和失敗的、在羅莎·盧森堡(1904)、考茨基(1918)這些歐洲左翼領袖批判列寧主義和蘇俄革命時不斷暴露出的歐洲資產階級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通病：歐美左翼政黨的綱領，始終是在維護資本主義體制的前提下，圍繞議會黨爭，爭取社會公平;而其得到的最終結果，不論是在一戰(zhàn)前，二戰(zhàn)后，還是后冷戰(zhàn)時代都一樣，都是階層固化和貧富差距日益加劇。

　　這就注定了皮凱蒂所謂的“西方左翼政黨在二戰(zhàn)后的三大思想失敗：沒能發(fā)展出關于更加公正的財產權的理論，沒能應對教育不公平的挑戰(zhàn)，沒能建立新型的國際主義。”究其根源，只有一個：左翼政黨徹底否定和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革命道路，成為了與階級壓迫和剝削相妥協(xié)的改良主義者。而改良主義的必然結果，正如列寧當年所預見的，就是小資產階級被收買，工人階級被分化，最終使得金融寡頭為首的資產階級統(tǒng)治愈加鞏固。

　　皮凱蒂盡管寫作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但從未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毛澤東這些革命的共產黨人那樣(并且刻意做了切割和否認)，一針見血的指出發(fā)達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是資產階級剝削，是資本主義的必然邏輯。

　　三、藥方

　　因此，皮凱蒂提出的改良主義解決方案，也必然與以往歐洲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一樣，陷入一種看似激進、實則保守的困境當中。

　　皮凱蒂將自己的改良主義綱領稱為“參與式社會主義”。各類具體建議，崔老師已經有了精煉的概括。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收入再分配、選票強化和財政集權三個方面。

　　長久以來，歐洲左派方案的一個鮮明特征在于，總是圍繞“分配”，而是不是“生產”。不論是通過征收“年度財產稅”和“遺產稅”來給每個年滿25歲的公民一次性發(fā)放“公民資本稟賦”，還是通過所得稅(其中包括社會保障稅和碳稅)發(fā)放“公民基本收入”，都是典型的代表。乃至于回歸公私所有制結合的混合經濟，也不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的要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yè)的生產取向。(皮凱蒂，2020)由此導致的結果，與當年羅爾斯《正義論》面臨的批評并無二致，即經濟衰退。不斷重新分蛋糕，并不必然會激勵人們把蛋糕做大，更大的可能是不做蛋糕。生產的持續(xù)增長，不是僅僅靠不斷的社會再分配和私人投資足以支撐的。就中國經驗而言，這需要的是一整套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制度和極為積極有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參與。而這樣的結構性改革，顯然是皮凱蒂方案所無法包容的。

　　而皮凱蒂推崇的“勞資共決制”和“民主平等券”，實際上仍然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傳統(tǒng)配方。其核心，就是(比如通過選票)收買工人階級。勞資共決制將資本家收買工人進一步合法化和制度化了。這樣，工人階級就被瓦解了。工人被分散到不同企業(yè)當中。同一個企業(yè)中，工人與股東的共同利益要遠遠大于工人階級內部的一致利益。而這正是歐美工人階級始終難以獲得經濟社會解放的根本原因。投票(不論是國家內的還是企業(yè)內的)如果能夠改變經濟社會結構，早已改變。一百年的時間已經足夠長了。

　　而教育平等和社會聯(lián)邦主義，明顯有著強烈的美國味道。問題在于，不論是終身教育還是教育的身份政治化，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如果不是惡化)美國的教育平等問題。正如皮凱蒂自己指出的，美國的“婆羅門左派化”也非常顯著。歸根結底，教育是所有資源中最為稀缺的;而且和醫(yī)療一樣，是一種絕對稀缺。不改變社會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分配不公。因此，不僅是富人，而且是中產階級，都會極力反對教育平等。

　　人最難放棄的是既得利益。這是卡尼曼等人實驗心理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意涵之一。正如崔老師在文章中指出的，原本“處于財產分布頂層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擔的犧牲(皮凱蒂提出的財產稅和遺產稅的稅率其實和1930到1980年前英國和美國實行的稅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處于財產分布底層的50%人群的人生機會，而多數(shù)人的創(chuàng)造性一旦得以發(fā)揮，將促進社會整體生產效率的提高。”然而，一個多世紀，一百多年來，鵝頸瓶式的經濟社會結構沒有改變。

　　那么，國內民主無法實現(xiàn)的，跨國民主如何可能?這就是涉及到皮凱蒂的終極目標：財政集權。皮凱蒂給出的實現(xiàn)路徑，是以“歐洲公民代表大會”為核心的社會聯(lián)邦主義。這仍然是歐洲社會主義的議會斗爭道路，只是把議會提高到了跨國層面。我們知道，美國的“漢密爾頓時刻”是建立在一場流血犧牲的獨立戰(zhàn)爭和革命勝利的基礎上。歐盟要通過改良主義方案實現(xiàn)財政的中央集權，想打一場不流血的戰(zhàn)爭，恐怕是過于如意的算盤。而讓頂級富豪出血，則不免令人想起一個中國成語：與虎謀皮。更不用說，他們寧可讓財政集權和財富分配演變?yōu)榱餮膽?zhàn)爭，也會用一切辦法來鞏固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財產等級制和權力等級制。

　　如今，隨著2020年12月30日中歐領導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CAI)談判，實踐反而走到了理論的前面。不同于印度自絕于《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RCEP)之外，歐盟成員國選擇了跨越意識形態(tài)分歧。相比于“歐洲公民代表大會”的“參與式社會主義”，參與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中歐全面投資協(xié)定，也許前景更為可期。與其重分蛋糕，不如把蛋糕做大。以增量改革帶動制度完善，這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一個成功經驗。

　　四、評論

　　一百年來，中國和歐美走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以百年為尺度，就更容易看到，革命與改良的根本差別不在激進還是漸進(中國近四十年的改革發(fā)展尤其表明了這一點)，而在變革的終極目的，是一少部分人的“社會正義”，還是大多數(shù)人乃至全人類的解放和發(fā)展。資本主義的全球拓展把整個世界納入了同一個生產和消費市場，但是由此建立起來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卻主要是在服務于發(fā)達國家的極少數(shù)利益集團，特別是處于財富頂端的1%。一個世紀，一百年來，一代代人致力于打破和重塑的鵝頸瓶形的經濟社會結構，在晚近三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中反而變得更加固化。

　　因此，更重要的問題，還不在于如何讓發(fā)達國家的中下層民眾分享全球資本主義的體制紅利。歐美國家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惡果，早在其工人階級和左翼政黨選擇了利益妥協(xié)的改良主義道路之際就已注定。既便如此，他們也是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生活要遠比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shù)人為好。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讓廣大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的牢固大眾獲得解放，獲得和發(fā)達國家民眾同樣的發(fā)展機會。他們中的底層民眾，才是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底端，是最悲慘、最絕望和最無助的人。

　　皮凱蒂的全部主張，依然沒有跳出歐洲左翼政黨的改良主義道路，依然是致力于繼續(xù)維護和鞏固這個壓迫和剝削后發(fā)國家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他的參與式社會主義盡管出發(fā)點是破解歐盟的否決體制困境，但是最終仍然服務于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統(tǒng)治秩序。

　　而對于后發(fā)國家而言，根本利益和第一要務，就是打破這個發(fā)達國家締造和維護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當今世界的首要問題在于，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不僅導致了發(fā)達國家內部的鵝頸瓶結構，而且造成了全世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鵝頸瓶結構。后發(fā)國家的普通民眾遭受著雙重乃至多重壓迫。而發(fā)達國家內部統(tǒng)治越鞏固，對后發(fā)國家的剝削和壓迫就越嚴重。

　　皮凱蒂這本新書的一個重要意義，是令人信服的揭示出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真實面目，從而有助于打破后發(fā)國家長久以來對自身解放和發(fā)展的各種幻想和迷思。發(fā)達國家對于本國民眾長達百年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固化，毫無解決的辦法和誠意，又怎么可能理會和回應后發(fā)國家普通民眾的解放和發(fā)展訴求。

　　后發(fā)國家普通民眾的解放和發(fā)展，不能也不應對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存有任何幻想，而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與自己同樣處境和命運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局部利益分歧，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統(tǒng)治秩序之外，開拓和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經濟秩序，一個真正以全人類的解放和發(fā)展為己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草于2021年1月1-2日，肖家河

　　注釋：

　　崔之元：《大象曲線、婆羅門左派和參與式社會主義》，《經濟導刊》2020年第七期;

　　托馬斯·皮凱蒂：《資本與意識形態(tài)》，亞瑟·戈德哈默譯，哈佛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羅莎·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又名《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火星報》本文1904年7月10日第69號，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1904年第42、43期;

　　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維也納伊格納茨·勃蘭德出版公司1918年版;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8、11、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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