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陽早和寒春是著名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們的長子是宋慶齡女士在參加亞太和平會議期間指腹取名叫陽和平，就是這個陽和平，現今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的一名教授，最近他寫了一篇《美國兩黨政治透視——瘋子與騙子》的文章，我認為這是一篇讓人讀懂當今美國政治的上等佳作，是一篇讓我讀后感想頗多的好文章，感想泉涌不能不令我一吐為快。

　　感想一：美國的兩黨政治玩的是比幸運的“抓鬮游戲”。

　　中國的精英們十分崇拜美國的兩黨政治，但陽和平教授卻告訴我們，美國的國家性質是資本主義，美國的兩黨政治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說，有人喜歡用選民的成分來判斷兩黨的基本面(階級性)，有人喜歡用兩黨的宣傳來判斷兩黨的政治。按照前者的說法，當今在歐美給資產階級政客投票的工人群眾數量是龐大的，或希特勒上臺時給他投票的工人階級成員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以此來判斷這些政客們所代表的是工人階級的利益，那是說不通的。后者的錯誤是把政客忽悠老百姓的宣傳和政客真正要實施的政策混為一談，全然無視西方政客大多數“有奶便是娘”的本性。這些政客私下跟大財團老板交流中所展現出來的底細和政客在忽悠老百姓投選票時所許諾的東西是完全兩碼事。也就是說，這些人把企業的廣告幼稚地當成企業的真貌。陽和平教授的這一分析真是一針見血。

　　國家性質(國體)決定了政權組織形式(政體)，美國的國家性質是資本主義，所以，美國的所有制度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美國的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它們都是資產階級政黨，美國雖然名為兩黨政治，實則是貨真價實的一黨專政。美國國家暴力的三大支柱是軍隊、警察和法庭，三者各有分工：軍隊主要的是對付國外的資本勢力，警察主要是對付國內工人階級的反抗，法庭主要的是處理國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在美國，對外如對中國的遏制，民、共兩黨是高度一致的，對內，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兩黨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就是美國名為兩黨實為一黨的現實寫照。

　　毛主席曾經說過，“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同樣，在資產階級內部也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既然民、共兩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那美國的兩黨選舉還有什么意義?由一黨執政不就完了嗎?還搞什么勞民傷財的選舉?而這才正是美國資產階級的狡猾之處，他們就是要用民主黨與共和黨爭來爭去的選舉游戲以迷惑民眾，目的是從中為大資產階級謀取利益。那么這種選舉是一場什么游戲呢?我認為這是一場民主黨與共和黨玩的抓鬮游戲。什么是抓鬮游戲?就是每人從預先做好記號的紙卷或紙團中摸取一個，以決定誰該得什么或做什么，這也是一賭博，愿賭服輸，因而表面上很公平。在美國兩黨的這場抓鬮游戲中，民眾的選票就如同作鬮的紙條，選舉結果就像抓鬮的結果，這樣的游戲，無論怎樣選舉，都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當政，都不會讓其它政黨上臺，更不會讓共產黨上臺，這一游戲還可以避免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在選舉中兩敗俱傷、同歸于盡。這樣的游戲結果，無論是對民主黨還是對共和黨都是能夠接受的，被選上的心安理得，落選的也不甚難堪并且以后還有機會。這樣的游戲安排，不但美國的資產階級政黨愿意接受，而且就連美國的民眾也樂意接受，因為民眾們在投票的過程中也仿佛咀嚼到了民主的滋味(中國的許多糊涂蟲也很想品嘗這種滋味)，而這種民主，只有選擇民主黨和共和黨推薦的兩名候選人的民主，而沒有其他選項的民主，這就是美國式選舉的兩黨政治的本質。

　　有人崇拜美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權分立，認為這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不同機關掌握，各自獨立行使、相互制約制衡。然而事實是這樣的嗎?看看當今美國新冠疫情患病人數累計已達850多萬人，死亡人數也已超過20多萬人，一些州的單日死亡人數還在不斷攀升，而此時，美國的權力制衡、自我糾偏機制哪里去了?為何對疫情如此泛濫卻絲毫沒有發揮有效的制衡呢?另外，美國實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分層治理，各州保有相當廣泛的自主權，新冠疫情這類公共衛生事務屬于內政，以州和地方政府為主進行管理，正是聯邦體制本身才形成了‘散裝美國’的抗疫格局，這不能不令人唏噓。就連在一個簡單的戴口罩問題上，聯邦與州、各州之間，乃至一州之內，規定也是五花八門，不時相互沖突。特別是黨爭和政治極化的不斷升級，已使兩黨的對立從過去議題導向的互相拆臺，升級為逢爾必反的政治惡斗，這種無底線的惡斗產生了美國學者賽斯·D·卡普蘭所哀嘆的“美國社會凝聚力空前下降”的惡果，這就是被中國精英們所吹捧的美妙的兩黨政治。

　　感想二：美國的國家政治表面上玩的是“民主”----人民當家作主，而實際上玩的卻是富人們的“財主”----大財團當家作主。

　　一個國家，政治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是民主，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精英們通常這樣告訴我們，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而不是任何世襲君主、宗教或軍事獨裁者的政府。所謂人民的政府，就意味著主權在民，主要體現在由人民定期選舉政府首腦。中國的精英們津津樂道的是，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以及國會議員中期選舉，不但產生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首腦，同時也使總統和他的政府被迫向選民負責，受選民制約，而民選總統的設計還保證了國家不會出現獨裁者或專制者，這真是美國憲法對全世界民主理想的一項重大貢獻，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陽和平教授卻不這樣認為，他告訴我們，美國的民主，本質上是財主，即各大財團當家作主，而不是老百姓當家作主。他解釋說：老百姓所接受到的教育和所接觸到的信息都掌握在大資本手里，報紙、電臺、社交媒體，每一個都是需要花費很大的資金才能辦起來的事業，報道什么、關注什么，都是資本說了算，資助專欄作家、聘請知名人物來造聲勢、造輿論，充分的發揮了誰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大的“言論自由”。同時競選畢竟是一個砸錢的運動(窮人是無權參與的)。廣告、集會、組建團隊等等都是非常破費的，誰花的錢越多，誰的聲勢就越大;誰的主張獲得最多資本的支持，誰的成功概率就最高，而這些錢又只能從有錢人那里來(美國的總統，美國的議員都是這樣選舉產生的，美國的決策和政策都是由這些人決定的)，這就是為什么說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根本不是什么“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而是“一元一票”的富人“財主”。

　　美國的“一人一票”的總統選舉，確實給人的感覺是很民主，給人的感覺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其實這是一種錯覺，這不能不說美國資產階級騙術的高明，然而陽和平教授卻一語就徹底戳穿了這一高明騙術。他告訴我們，這個騙術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由于無產階級(老百姓們)的偏見與資產階級的忽悠造成的，用魯迅的話說，就是傻子遇到個騙子，其結局可想而知。陽和平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階級覺悟的老百姓必定是少數的，否則資產階級的統治難以為繼，然而，被資產階級政客所忽悠的老百姓并不是這些政客的階級基礎，在缺乏階級覺悟的前提下，老百姓所支持的政客并不真正地代表自己的利益，老百姓之所以會向這些政客投票是他們忽悠老百姓本事的體現，而政客之所以能夠忽悠老百姓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的偏見和私有觀念。老百姓中存在的任何偏見或私有觀念，都可以成為政客們利用的手段。只要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信仰歧視等等歧視有利于分化瓦解工人階級的隊伍，或有利于某些資本集團與其他資本集團的抗爭，比如打著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旗號去與其他民族或種族人格化的資本去競爭，那么這種歧視就會延續下去，各種歧視就是轉嫁危機、尋找替罪羊的利器和機會，民眾怎么能輕易識別。老百姓(傻子們)其實并不懂得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到底意味著什么，像里根(騙子們)那樣的政客們就把競選的核心從“保就業”變成婦女是否有權墜胎的爭論上去，變成同性戀是否有權結婚的爭論上去，變成那些領取貧困救濟的窮人是不是“揩”了政府“油”的爭論上去，變成這些窮人是不是懶惰故意不找工作，尤其是那些所謂“游手好閑”的帶著幾個孩子的單親黑人婦女是不是應該迫使她們“斷奶”，像其他老百姓那樣打工、掙錢、交稅，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救濟維生的爭論上去。共和黨譴責民主黨候選人支持婦女的墜胎權、同情同性戀、并且賦予那些底層老百姓“揩油”的機會，等等。(大忽悠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和對中國的甩鍋都是對美國民眾的一大欺騙)。

　　另外，有人說過，“即使‘民選代表’(總統或議員)施政行為不符合選民利益，選民也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問責，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改選他人。在‘程序吸納不滿’的噱頭之下，‘符合公共利益’這一結果正義標準已經無足輕重了。”

　　面對美國的“民主”騙局，中國的精英們卻絲毫不覺，仍奉為至寶，這真是一群無知無智的大傻瓜。

　　感想三：美國的政客們玩的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有奶便是娘”游戲。

　　陽和平教授在此文中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秘密：統治階級的上層懂得兩黨政治爭論的到底是什么，對于大財團，政客們不是去拉他們的選票，而是向他們要錢，而那些(有求于政客回報的)支持自己主張的財團對這些政客則是很慷慨的。所以財團花錢支持政客，非常明確這些政客所推行的政策對自己有什么好處，政客們也非常清楚，對這些人(財主)是忽悠不了的(這些人要的是實利)。而越到下層，能夠籌到的款就越少，但需要忽悠的就越多(政客們籌到錢就花在忽悠的開銷上，也就是說政客們利用富人的錢去買窮人的選票)。比如為奧巴馬競選主動捐款的絕大多數是被忽悠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奧巴馬的競選資金絕大多數來自從財團那里籌到的款，老百姓的捐款合到一起抵不上財團籌款的零頭。正是因為從“財主”們那里籌款是需要有回報的，所以，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后，奧巴馬就不可能懲罰那些給自己捐過款的、制造金融危機的、華爾街財團的老板們，這真應了中國那句老話，“得人錢財,與人消災”。

　　感想四：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之間玩的是比瘋狂與比騙術的游戲。陽和平說，上次大選前，美國老百姓都知道希拉里是個騙子，川普是個瘋子(但美國民眾只能在兩者中選擇其一)，結果是美國人寧要瘋子不要騙子。現在大家知道川普也是個騙子，雖然不高明，但他算不上虛偽，他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睜著眼睛說瞎話，有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直白。他狡猾，善于聲東擊西，但談不上陰險。初看起來他打的是貿易戰，實際上他是為了遏制中國尋找借口和突破口，貿易戰只是個幌子。川普執行的看似是雙重的標準，其實就一個：對他是否有利。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盡情的污蔑、誹謗、造謠，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描寫成天花亂墜的“普世價值”。川普算是美帝國主義不加修飾的真實寫照。相比之下，奧巴馬(騙子)是個更熟練的政客，更善于包裝自己的真實意圖。2009年奧巴馬一上任就把小布什制定的“救市”方案無縫銜接地執行了下去，義不容辭地為華爾街金融大佬解圍，而老百姓卻很難理解為什么政府要拯救那些華爾街財團的大佬。奧巴馬的八年，雖然在醫改上為“大政府”體制邁出了一大步，但是他靠強心針維持的經濟搖搖欲墜，沒有能夠使得美國在經濟上擺脫蕭條的威脅，這就是川普上臺的背景。對比奧巴馬和川普執政時期對付老百姓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奧巴馬更善于緩解老百姓的憤怒，而川普更強調資產階級專政捍衛私有財產所需要的鐵拳。但是，面對美國社會越演越烈的“撕裂”，連美國很多的退役軍官都反對川普試圖調動軍隊去鎮壓和平的游行示威隊伍，尤其是大選年，擔心激化矛盾的后果是加大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成本。今年拜登又登場了，他更虛偽，他更具有欺騙性。拜登那些認識到“大政府”必要性的政客和一些資本勢力擔心那些“大市場”的捍衛者會短視地把現有的政治制度揭穿，造成美國社會進一步地“撕裂”，增加資產階級的統治成本，因此美國選民這次面臨的又是一場是選擇騙子還是選擇瘋子的兒戲。

　　今年的美國大選很有看頭。眾所周知，美國競選團隊有一招叫養案，就是把手頭對手的案子養大養肥，只等選舉前突然拋出，打得對手措手不及，這就像相聲里的抖包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年這一招又來了，就是拜登兒子的電腦門事件。美國的政客們都是這么玩的，因為這招確實太陰險了，會造成雙方選民的進一步對立。誰叫拜登曾是副總統呢，說他們一點問題都沒有，全是共和黨人的裁臟陷害，恐怕連民主黨人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信不信和投誰的票無關，自己的丑事不叫丑事，支持民主黨的人會繼續支持民主黨，還會因為共和黨的“搞事”而更恨共和黨。反之，共和黨人會很興奮，他們可以得意洋洋地說：瞧吧，民主黨里沒有一個好人。現在總統寶座花落誰家誰也說不準，但有兩點是準確的：如果特朗普敗選，人們準會說是敗在他對新冠病毒的藐視;如果拜登敗選，人們準會說是敗在他兒子亨特手里。大年難過年年過，美國的總統選舉年年也不過如此。

　　感想五：美國的政壇玩的是“大市場”與“大政府”之間一上一下的翹翹板游戲。

　　美國絕對是以經濟建設這中心的國家，市場與政府誰為主宰的爭論始終是不變的主題，它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微觀利益與宏觀利益之間的矛盾(中國現在好像也有這一現象)。陽和平教授告訴我們，美國的“大市場”體制并非不要政府，而是把政府的職責僅僅局限于捍衛“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上，其他的都不管。“大政府”體制也并非不要市場，而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把市場的運轉規范在不得違背以國家名義包裝起來的幾個最大的資本集團的利益上。后者是目前在歐洲比較盛行的打著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旗號的社會民主黨執政的資本主義國家。“大政府”的出現是針對一系列野蠻資本主義現象對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所帶來的遏制作用而制定的，這些制度有助于資本主義的“正常”運轉，也維護著壟斷資本的利益。但是這些“大政府”的法規也同時造就了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各種利益的博弈正是通過兩黨政治的對持來體現。無論是教育的普及，養老保險，還是全民醫保，它都觸及到了個別私人資本的利益，危害了比如私立學校，保險公司和醫療資本的微觀利益。但是這些措施又使得資本主義獲得了可持續剝削的有利條件。所以這些是私人資本個別的微觀利益與資產階級全局的宏觀利益之間的矛盾。新自由主義“大市場”的鼓吹者正是要砍掉一大批這類危害個別私人資本微觀利益的管制，尤其是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大政府與大市場的搏弈就像翹翹板游戲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在經濟增長的時候，資產階級的主流反對政府去干預他們的市場行為。但是經濟危機一來，他們又指望政府去“救市”，危機過后他們又馬上“好了瘡疤忘了疼”，反過來繼續排斥政府干預他們的市場行為。陽和平教授的這番描述，真讓我們對美國政治見怪不怪了。

　　感想六：民主黨和共和黨對待工人階級，本質上都是嚴酷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但手段上卻有“唱紅臉”與“唱白臉”的區別，這體現了美國資產階級的狡詐。

　　美國雖然是兩黨制，但其實他們是真正的一黨制———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的分歧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的分歧。陽和平教授說，在對內如何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對外如何侵略擴張上，他們是“唱紅臉”與“唱白臉”的分工而已，爭論的是軟硬兼施比例上的分歧。民主黨傾向于使用溫柔些的手段，把工團主義的訴求引導到美國兩黨政治的軌道上去，為自己多拉一些選票。共和黨更傾向于使用強悍的手段，主張多給工人們一點顏色看，免得他們“得寸進尺”。兩者都要割工人階級的肉，只是一個主張先打麻藥，另一個則主張快刀斬亂麻。沒有共和黨的兇惡，老百姓感覺不到民主黨的“溫暖”;沒有民主黨執政期間克服經濟危機“失敗”的襯托，老百姓很難買共和黨強硬手段的賬。兩黨輪流執政，左右開弓，老百姓每次只能選個不最壞的上臺。如此說來，美國的選民們也夠可憐的。

　　感想七：美國政治所標榜的“自由”只不過是一場“不出圈”游戲。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應該說是貓與老鼠的關系，是不共戴天的關系，而在美國這種關系卻給玩成了米老鼠與唐老鴨的關系，前者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而后者則玩成了“不出圈”游戲。陽和平說，野蠻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是殘酷的，但美國資產階級在一定范圍內也不得不一步步地改變自己的統治方法和經營方式，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違背資本主義微觀邏輯的行為(姓資姓社好像區別不太大了)。凡是資產階級能夠容納的、符合其宏觀利益的“改良”基本上都保留了下來，凡是資產階級恐懼的、危害其階級統治的，基本上都被取締。比如對資產階級無害的工聯主義的工會保留著，而馬列主義指導的工會是被嚴厲打壓的。資產階級能夠依靠“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來擺平他們之間分歧的前提條件是選民們對私有制的認同，并且認同的越徹底，老百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權利就有可能越全面，一旦選民的很大一部分開始不認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甚至挑戰私有制，那么資產階級就有可能需要通過法西斯的手段去鎮壓(比如30年代的西班牙)。因此越是底層的老百姓，統治階級越需要花費更大的精力去忽悠，以防止老百姓在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中提出超出私有制的范疇去探索自己的政治訴求。在除了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來擺平資產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條件下，只要大多數的老百姓還認同和維護私有制，那么這種游戲還可以繼續地玩下去。而玩這種游戲的額外好處就是它大大的降低了統治成本，使得被統治者以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美國的言論自由也是有限度的。美國人可以自由的咒罵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卻沒有咒罵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由，這也是一種“不出圈”游戲，這一點與中國正好相反，在中國你可以罵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但你絕對不能藐視國家領導人，而在美國誰若想觸動資本主義制度，那就是找死的節奏，這就是美國的政治，誰說美國人不講政治?

　　陽和平教授的《美國兩黨政治透視》一文讓我認清了美國政治制度的本質與虛偽，它的兩黨政治只不過是一場比誰更幸運的“抓鬮游戲”;美國所標榜的大眾“民主”，實際上卻是富人的“財主”;美國政客們的總統選舉實際上是玩的“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有奶便是娘”游戲;選民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選擇實際上是選誰更瘋狂、選誰騙術更高的游戲;美國兩黨的的“大市場”與“大政府”的爭吵，只不過是場你去我來的翹翹板游戲;民主黨和共和黨對待工人階級的不同態度，也只不過是“唱紅臉”與“唱白臉”的不同而已;美國政治上所標榜的“自由”只不過是一場不出圈游戲。一句話，美國的政治就是資產階級欺騙無產階級的一場鬧劇。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陽和平：瘋子還是騙子?——美國兩黨政治透視》

　　即將來臨的這次美國大選一方面是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與空前的疫情相疊加的背景下進行的，另一方面又是在川普這個從不認輸的流氓政客當政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或許是百年來最具戲劇性的一次大選。雖然傳媒上充斥著五花八門的分析和預測，但是真正看懂美國兩黨政治的并不多。

　　美國的兩黨各方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勢力?他們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有人喜歡用選民的成分來判斷兩黨的基本面，有人喜歡用兩黨的宣傳來判斷兩黨的政治。

　　按照前者的說法，當今在歐、美給資產階級政客投票的工人群眾數量是龐大的，或希特勒上臺時給他投票的工人階級成員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以此來判斷這些政客們所代表的是工人階級的利益，那是說不通的。

　　后者的錯誤是把政客忽悠老百姓的宣傳和政客真正要實施的政策混為一談，全然無視西方政客大多數“有奶便是娘”的本性。這些政客私下跟大財團老板交流中所展現出來的底細和政客在忽悠老百姓投選票時所許諾的東西是完全兩碼事。也就是說，這些人把企業的廣告幼稚地當成企業的真貌。

　　一、偏見與忽悠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階級覺悟的老百姓必定是少數的，否則資產階級的統治難以為繼。然而，被資產階級政客所忽悠的老百姓并不是這些政客的階級基礎，在缺乏階級覺悟的前提下，老百姓所支持的政客并不真正地代表自己的利益。老百姓之所以會向這些政客投票是他們忽悠老百姓本事的體現，而政客之所以能夠忽悠老百姓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的偏見和私有觀念。老百姓中存在的任何偏見或私有觀念，都可以成為政客們利用的手段。

　　純粹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應該是不在乎商品是由哪個民族或種族、哪種宗教信仰、哪個性別或性傾向所生產或銷售的，但是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是有人格自身利益的。

　　只要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信仰歧視等等歧視有利于分化瓦解工人階級的隊伍，或有利于某些資本集團與其他資本集團的抗爭，比如打著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旗號去與其他民族或種族人格化的資本去競爭，那么這種歧視就會延續下去。

　　各種歧視是轉嫁危機，尋找替罪羊的利器。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美國的世界霸權搖搖欲墜，那么統治階級是怎么去對待這些危機，尤其是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后果呢?把老百姓的怨言轉嫁到移民身上，轉嫁在少數民族身上，種族主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比如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上臺時對美國的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統治階級的上層懂得這些變革的意義，但是要獲得老百姓投票的支持，他們需要花費一番心思。

　　這時期美國的政治可以說是共和黨更代表金融業的利益，而民主黨更多的代表了工業資本的利益。民主黨說的是要“保就業”，看起來是替老百姓著想。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保就業”就必須使得雇傭工人的老板有利可圖，而那時候雇傭工人最多的是制造業，因此“保就業”其實就是保護制造業“工業黨”的利益。

　　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侵越戰爭使得美國的經濟面臨著滯漲的困境。一方面經濟增長放緩，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制造業獲得貸款的實際利率一度是負的(見下圖“通脹率>利率時期”)。金融資本奮起反擊，試圖把所有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工業資本套在自己頭上的“緊箍咒”統統取締，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那時候為了維護金融資本的利益，美聯儲已經開始一步步地提高利率。卡特執政四年期間“保就業”還是“戰通漲”是“工業黨”與“金融黨”爭論的核心。這本來應該是1980年總統競選的核心問題。

　　里根上臺后，美聯儲再次把利率加倍，一度超過20%，人為的造就了一場新的經濟危機(見上圖)。大量的產業工人因此失業，造就了所謂的“銹帶”。里根上臺打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旗號，他的那一套主張使得美國的“工業黨”損失慘重，“金融黨”全勝。

　　本來為了獲得老百姓對美國侵越戰爭的支持，六十年代肯尼迪、約翰遜民主黨執政期間發起過向貧困“宣戰”的“福利”項目，八十年代被里根一個個地砍掉，而九十年代“打左燈向右拐”的克林頓又進一步地閹割了殘留的“扶貧”項目。

　　老百姓其實并不懂得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到底意味著什么。像里根那樣的政客們就把競選的核心從“保就業”變成婦女是否有權墜胎的爭論上去，變成同性戀是否有權結婚的爭論上去，變成那些領取貧困救濟的窮人是不是“揩”了政府“油”的爭論上去，變成這些窮人是不是懶惰故意不找工作，尤其是那些所謂“游手好閑”的帶著幾個孩子的單親黑人婦女是不是應該迫使她們“斷奶”，像其他老百姓那樣打工、掙錢、交稅，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救濟維生的爭論上去。共和黨譴責民主黨候選人支持婦女的墜胎權、同情同性戀、并且賦予那些底層老百姓“揩油”的機會，等等。通過這些，里根的大忽悠得以獲勝。

　　里根和老布什12年的共和黨統治，激化了國內的矛盾，留下來很多的后遺癥。一個更“人性化”的克林頓上臺“擦屁股”，以便緩解國內的階級矛盾和種族沖突。但是，克林頓在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上不夠得力，沒有獲得大財團的滿意，因而他們再次推選了共和黨的小布什上臺，其結果就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

　　二、“財主”與“民主”

　　老百姓所接受到的教育和所接觸到的信息都掌握在大資本手里。報紙、電臺、社交媒體，每一個都是需要花費很大的資金才能辦起來的事業。報道什么、關注什么，都是資本說了算。資助專欄作家，聘請知名人物來造聲勢、造輿論，充分的發揮了誰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大的“言論自由”。同時競選畢竟是一個砸錢的運動。廣告、集會、組建團隊等等都是非常破費的(見下圖)。誰花的錢越多，誰的聲勢就越大;誰的主張獲得最多資本的支持，誰的成功概率就最高，而這些錢又只能從有錢人那里來。這就是為什么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實質上是“一元一票”的“財主”。

　　但是這個“財主”制又需要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來展示出來。這是因為統治階級在危機還不是太嚴重的時候，也就是還不需要獨裁者出面去維護自己統治的時候(比如二戰前德國的希特勒或西班牙的佛朗哥)，他們需要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去擺平他們內部的沖突。否則誰也不服誰，也都有招兵買馬的能力，其結果就必然是內戰。為了避免同歸于盡的拼搏，“財主”們之間的爭權奪利和意見分歧除了通過拉攏老百姓的選票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以外還真沒有其他切實可行的方案。

　　比如，美國兩黨政治比較大的爭議點是各級法院法官的任命。其原因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國家暴力的三大支柱，軍隊、警察和法庭，他們各有分工。軍隊主要的是對付國外的資本勢力，警察主要是對付國內工人階級的反抗，法庭主要的是處理國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此，從聯邦到地方法院各級法官的任命是他們之間爭吵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他們雙方的對峙越來越依靠扣帽子，抓辮子，拿生活問題說事的套路。

　　統治階級的上層懂得兩黨政治爭論的到底是什么。對于這些人，政客不是去拉他們的選票，而是向他們要錢。那些支持自己主張的財團對這些政客是很慷慨的。所以財團花錢支持政客，非常明確這些政客所推行的政策對自己有什么好處。這些人是忽悠不了的。越到下層，能夠籌到的款就越少，需要忽悠的就越多。比如為奧巴馬競選主動捐款的絕大多數是被忽悠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奧巴馬的競選資金絕大多數來自從財團那里籌到的款，老百姓的捐款合到一起抵不上財團籌款的零頭。從“財主”們那里籌款是需要有回報的。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后上臺的奧巴馬就不可能懲罰那些給自己捐過款的制造金融危機的華爾街財團老板們。

　　但是，資產階級能夠依靠“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來擺平他們之間分歧的前提條件是選民們對私有制的認同，并且認同的越徹底，老百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權利就有可能越全面，比如英國的工黨還可以成為執政黨。一旦選民的很大一部分開始不認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甚至挑戰私有制，那么資產階級就有可能需要通過法西斯的手段去鎮壓(比如30年代的西班牙)。因此越是底層的老百姓，統治階級越需要花費更大的精力去忽悠，以防止老百姓在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中提出超出私有制的范疇去探索自己的政治訴求。為此統治階級想盡辦法阻止底層老百姓投票，方案之一就是把選舉投票的日期放在底層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投票不方便的工作日，而非周末上。打著防備“舞弊”的旗號，他們還設置了其他五花八門的阻撓老百姓投票的繁瑣程序，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派長隊方能成功的行使自己的選舉權。以往他們如此成功地防止了50%左右的選民投票。

　　在除了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來擺平資產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條件下，只要大多數的老百姓還認同和維護私有制，那么這種游戲還可以繼續地玩下去。玩這種游戲的額外好處是它大大的降低了統治成本，使得被統治者以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三、“大市場”與“大政府”

　　近百年來，資產階級內部爭論最激烈的，持續時間最長的要算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也就是資本主義政府職能界限的爭論。這個爭論反映了資產階級微觀利益與宏觀利益之間的矛盾。

　　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有兩個極端。一端的“大市場”體制并非不要政府，而是把政府的職責僅僅局限于捍衛“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上，其他的都不管。純粹“市場至上”的“大市場”體制在一戰以后，尤其是在大蕭條以后已經幾乎不存在，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只不過是部分地試圖恢復“大市場”的體制。

　　另一端的國家資本主義“大政府”體制也并非不要市場，而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把市場的運轉規范在不得違背以國家名義包裝起來的幾個最大的資本集團的利益上。后者是目前在歐洲比較盛行的打著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旗號的社會民主黨執政的資本主義國家。

　　“大政府”的出現是針對一系列野蠻資本主義現象對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所帶來的遏制作用而制定的，比如在能源、交通、金融等等領域防范惡性競爭的管制條例和強制保險、食物和醫藥的安全管理和檢測、為鼓勵某些行業而制定的繁瑣的優惠稅法，以及類似律師、醫生、會計等等各種行業的具有法律效應的規章制度。這些制度有助于資本主義的“正常”運轉，也維護著壟斷資本的利益。但是這些“大政府”的法規也同時造就了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各種利益的博弈正是通過兩黨政治的對持來體現。

　　在經濟增長的時候，資產階級的主流反對政府去干預他們的市場行為。但是經濟危機一來，他們又指望政府去“救市”。危機過后他們又馬上“好了瘡疤忘了疼”，反過來繼續排斥政府干預他們的市場行為。

　　真正迫使資產階級面對放任市場惡果的是1929年的大蕭條。有了這個沉痛的教訓，他們意識到失業保險、養老金制度，這些都需要政府去參與，貨幣和財政政策都需要出手方能緩解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為“大政府”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二戰以后，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全民醫保的對照下，歐洲的列強也普遍地實施了全民醫保制度，大大地降低了這些國家的總體醫療開支。

　　除了比如郵政那些政府參與的自然壟斷以外，歷史上影響面比較大的最早的“大政府”行為可能要算是教育的普及。按照私有制的邏輯，誰想獲得教育誰花錢，教育應該由家庭來承擔。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對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對有文化的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大。這方面的培訓經費是龐大的。企業自己承擔的話，他們是很難獲利的：有了文化的工人或技術人員一跳槽，企業在教育上的花銷就打了水漂，好處給了別的企業。因此才有了教育的普及，也就是政府強制性的通過征稅來提供小學乃至高中的教育經費。

　　無論是教育的普及，養老保險，還是全民醫保，它都觸及到了個別私人資本的利益，危害了比如私立學校，保險公司和醫療資本的微觀利益。但是這些措施又使得資本主義獲得了可持續剝削的有利條件。所以這些是私人資本個別的微觀利益與資產階級全局的宏觀利益之間的矛盾。新自由主義“大市場”的鼓吹者正是要砍掉一大批這類危害個別私人資本微觀利益的管制，尤其是對金融資本的管制。

　　資產階級的保守派政客，一般都支持“大市場”,比如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與此相反的，比較傾向于支持“大政府”的在英國是工黨，在歐洲是形形色色的社會民主黨，在美國是民主黨。

　　四、“唱紅臉”與“唱白臉”

　　無論是“大政府”還是“大市場”的鼓吹者，他們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捍衛者。他們的分歧是資產階級內部的分歧。在對內如何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對外如何侵略擴張上，他們是高度一致的。

　　在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上他們是“唱紅臉”與“唱白臉”的分工而已，爭論的是軟硬兼施比例上的分歧。民主黨更傾向于使用溫柔些的手段，把工團主義的訴求引導到美國兩黨政治的軌道上去，為自己多拉一些選票。共和黨更傾向于使用強悍的手段，主張多給工人們一點顏色看，免得他們“得寸進尺”。兩者都要割工人階級的肉，只是一個主張先打麻藥，一個主張快刀斬亂麻。沒有共和黨的兇惡，老百姓感覺不到民主黨的“溫暖”;沒有民主黨執政期間克服經濟危機“失敗”的襯托，老百姓很難買共和黨強硬手段的賬。兩黨輪流執政，左右開弓，老百姓每次只能選個不最壞的上臺。

　　在對外侵略擴張上兩黨的分歧也僅僅是如何最有效地維護帝國利益上的分歧而已，比如是把精力集中在與俄羅斯的對抗上，還是把精力集中在對付中國的威脅上，或者是兩邊都兼顧。這是他們爭論的核心。

　　兩黨政治爭議最小的就是國防部長和國務卿的任命，因為這兩者都是對付外國資本勢力的，他們對此沒有多少分歧。

　　五、“大政府”與工人運動

　　野蠻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是殘酷的，但它也不利于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在一次又一次經濟危機的沖擊下，資產階級不得不一步步地改變自己的統治方法和經營方式，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違背資本主義微觀邏輯的行為。比如這次美國的經濟危機，政府直接“撒錢”給每個打工者1200美元。這些并不是工人階級斗爭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擔心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徹底崩潰所采取的救急措施。他們擔心的不是老百姓沒飯吃，而是“月光族”的房貸、車貸違約將會造成的系統性金融危機，隨著購買力的枯竭，經濟崩潰的災難就會成為必然。

　　危機迫使資產階級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其中有些矛盾他們是可以通過“改良”來克服的。比如種族、性別等歧視或許是個別地區、時間或具體資本集團發展的有利條件，但都不是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這些歧視反而降低了資本主義的總體效益。只有勞資矛盾才是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存在的必要條件。

　　即便如此，工人提高工資的斗爭對資本主義也不是致命的，而是有益的。短期來看，生產過剩危機所造成的高失業率壓抑著工資的上漲，但是如果工人通過斗爭提高了工資反而有利于緩解生產過剩的危機，就像這次政府“撒錢”那樣。長期來看，工資的提高引起了資產階級更變本加厲地使用機器來替代工人，從而降低成本，生產力也相應地獲得了提高。單個產品用工的人數雖然會下降，但是同時為新產品和新行業的用工提供了可能，對失業率并沒有長期的影響(美國高工資、高增長的發家史就是證據)。相反地，資產階級打壓工資水平的努力反而妨礙了新技術的應用，使得企業減弱了使用新技術來替代工人的動力，因而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由此可見，由于資產階級本能的短視，資本主義的“改良”往往是通過工人階級的斗爭來實現的。

　　但是工人運動總是不由自主地一次次的試圖突破私有制的桎梏。激進的工人運動在微觀上試圖把握企業的領導權，在宏觀上試圖扭轉資本積累的邏輯。因此資產階級就不得不一方面吸納一些符合資產階級宏觀利益的因素，把工人運動捆綁在改良主義的訴求內，另一方面他們又竭盡全力地試圖撲滅工人運動中具有馬克思主義內涵的革命性的火焰。

　　因此，工人運動一方面迫使資產階級動用"大政府"的體制來應對，比如一些有利于工人階級條款的8小時工作制、罷工權、工會組織權、最低工資標準、環保條款，以及社保、勞保和醫保等等“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福利”。這些雖然危害了一些私人資本的微觀利益，但是在宏觀上提高了資本主義的整體效益。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也不斷地通過加強“大政府”的體制來制約工人運動的發展。縱觀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和“福利國家”制度，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都只不過是“大政府”體制的升級版。西方好多所謂“進步勢力”的訴求也不過是在這個“大政府”框架下的改良主義主張而已。這些并不違背資本主義的宏觀利益。

　　相比之下，共產主義者反對把工人運動局限在資產階級的“改良”范疇內，但并非反對“改良”。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分歧是出發點、目的和手段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工人運動在乎的是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組織能力和戰斗性在“改良”的過程中是否得到了提高。有了這三者(缺一不可)就可以鞏固已有的成果，也能推動新的“改良”，面臨著重大危機或許還可以推翻資本主義，否則已有的“改良”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資產階級所取締。比如工聯主義雖然有組織但是沒有階級覺悟，很容易被招安;無政府主義雖然有戰斗力但是沒有組織能力，威脅不了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黨派雖然口頭上有馬克思主義的“覺悟”但是沒有戰斗力，資產階級對其理都不理。

　　至今勞資兩方博弈的后果是，凡是資產階級能夠容納的、符合其宏觀利益的“改良”基本上都保留了下來，凡是資產階級恐懼的、危害其階級統治的，基本上都被取締。比如對資產階級無害的工聯主義的工會保留著，而馬列主義指導的工會是被嚴厲打壓的。

　　七、瘋子與騙子

　　上次大選前，美國老百姓知道希拉里是個騙子，川普是個瘋子，他們寧要瘋子不要騙子。現在大家知道川普也是個騙子，雖然不高明，但他算不上虛偽。他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睜著眼睛說瞎話，有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直白。他狡猾，善于聲東擊西，但談不上陰險。初看起來他打的是貿易戰，實際上他是為了遏制中國尋找借口和突破口，貿易戰只是個幌子。川普執行的看似是雙重的標準，其實就一個：對他是否有利。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盡情的污蔑、誹謗、造謠，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描寫成天花亂墜的“普世價值”。川普算是美帝國主義不加修飾的真實寫照。

　　相比之下，奧巴馬是個更熟練的政客，更善于包裝自己的真實意圖。2009年奧巴馬一上任就把小布什制定的“救市”方案無縫銜接地執行了下去，義不容辭地為華爾街金融大佬解圍，而老百姓卻很難理解為什么政府要拯救那些華爾街財團的大佬。即便如此，他的醫保方案仍然受到了“大市場”捍衛者的強烈反抗。奧巴馬的八年，雖然在醫改上為“大政府”體制邁出了一大步，但是他靠強心針維持的經濟搖搖欲墜，沒有能夠使得美國在經濟上擺脫蕭條的威脅。這是川普上臺的背景。

　　對比奧巴馬和川普執政時期對付老百姓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奧巴馬更善于緩解老百姓的憤怒，而川普更強調資產階級專政捍衛私有財產所需要的鐵拳。但是，面對美國社會越演越烈的“撕裂”，連美國很多的退役軍官都反對川普試圖調動軍隊去鎮壓和平的游行示威隊伍，尤其是大選年，擔心激化矛盾的后果是加大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成本，使得“一元一票”的“財主”制更難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來實現。

　　類似拜登那些認識到“大政府”必要性的政客和一些資本勢力擔心那些“大市場”的捍衛者會短視地把現有的政治制度揭穿，造成美國社會進一步地“撕裂”，增加資產階級的統治成本。所以傾向于“大政府”的捍衛者需要出面。他們更虛偽，他們更具有欺騙性。因此美國選民這次面臨的又是騙子與瘋子的選擇。從兩黨籌款額度的差別來看，騙子獲勝的概率要大于瘋子。

　　目前來看美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還不具備法西斯上臺的條件。雖然可觀的老百姓現在認同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但是這種“社會主義”也只不過是社會民主黨范疇的“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還能夠容忍的那種政府對經濟高度管控的“社會主義”。這是其一。其二，擁有炸平世界好幾遍的美國世界霸權還依然存在，所以美國的資產階級還用不著暫時擱置他們之間的爭執和分歧，推崇一個獨裁者出臺來維護自己的霸權。

　　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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