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呂途的新書《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明年即將出版。這本書是“中國新工人”系列的第三部，記錄了34位打工姐妹們的苦痛與堅韌，書寫了她們的所思所想。正如呂途所說，她要告訴讀者的是從歷史中走來，在現實中孕育的女工們的生命力量。個體的生命經驗固然會顯得單薄甚至無助，而當每一位勞動者的經歷都匯集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群體的精神面貌。這本書的確是寫不完的，因為女工姐妹們仍舊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這本書也是開放的，邀請我們每一位在場者參與到對話乃至同行的旅途中去。

　　感謝呂途老師的授權，感謝北京三聯書店慨允我們在新書尚未面世的時候就發表此文。

　　用生命去鑒證與創造

　　《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前言

　　? 呂途 ?

　　這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我訪談了將近100名女工。我本來計劃從100個訪談故事中選擇50個故事寫出來，后來選擇出了40個故事，現在和讀者見面的是34個故事。我一共寫出了36個故事，有一個故事在給主人公反饋的時候，她刪減的內容太多，我沒有收錄;還有一個故事，當我征求反饋意見的時候，主人公說，故事把她的人生都暴露了，不想收錄。在此，由衷感謝34個故事中的主人公，跟我分享你們的人生故事，允許我用筆記錄你們的生命軌跡，并且愿意和讀者“見面”和“對話”。

　　這是一本寫不完的書。我認識我寫的每一位主人公，有的見面一次，有的見面多次，有的是摯友，有的是親人。對于所有我可以保持聯系的人，在故事截稿之前我都進行了回訪，每個人都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而此時，當某個有緣的讀者讀到某個故事的時候，那個主人公的人生一定又發生了變化。這就是人生，人生的不可預測和不斷變化正是人生的神秘之處，也是人生的樂趣所在吧。

　　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讀的書。我的文字并不文采飛揚，寫作風格平鋪直敘，故事的結構也千篇一律，從純文學角度，估計沒有可讀性。這是一本用心寫就的書，當我做訪談的時候，我和我的訪談對象一起走過一遍她的人生;當我寫作的時候，我的身心完全投入到她的故事中，梳理主人公的生活軌跡。任何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都是多面的，經歷本身是客觀的，講述過程是主觀的，我記錄的是主人公想告訴我的，我寫出來的是我覺得合適分享的，一字一句都尊重原始記錄。

　　這是一本開啟對話的書。我有這樣一個想法，等書出版以后，希望分專題論述我對女性問題的思考，該書中的故事是開啟這樣一個思考和對話的基礎。在《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一書中，每個故事后面都有分析和思考部分，目的性是比較強的。每一個生命故事都有豐富復雜的內涵，任何一種斷言都是不全面、甚至不公平的，把生命故事不加分析地原貌呈現是更加尊重生命的做法，雖然這樣說，但我并不否認，書寫過程無論如何尊重主人公原意，作者在書寫過程中必然滲透主觀視角在里面。書中每篇故事的字數從4000字到1萬多字不等，平均5000字左右，很多故事的訪談筆記超過5萬字，從5萬字到5千字的取舍和書寫過程就是一個無法尊重原貌的過程。故事中融入了我的觀察和對話，但是，幾乎沒有參雜任何分析內容，因為我不想用我不全面、不周到的論述和判斷打破故事本身的復雜、糾結、無解、萌動、細微、不確定性和可能性。只有在這書和故事之外來進行討論，我才能放開膽量、暢所欲言，覺得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在這些我尊重備至的女工們身上。我反對沒有判斷和模棱兩可，一個人應該沉著和慎言，但是不應該不去思考和判斷；一個人可以判斷失誤和分析錯誤，但是不能害怕做判斷。如果因為判斷失誤和分析錯誤而招來批判，那是學習的過程，每個人的生命過程都無法避免地包含諸多錯誤和遺憾。

| 呂途與保羅·威利斯在北京平谷同心公社

　　為什么要寫

　　這是我寫的關于“新工人”的第三本書。并不是我要寫，而是我被要求寫，這個要求不是某個人或者某項任務給予我的，而是社會現實和我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要求的。

　　寫《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時候，現實的要求是，打工群體需要對群體現狀有真實的和整體的認識，否則無法思考未來。寫《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的時候，現實要求是，無論當下和未來如何展開，如果一個個工人和工人整體沒有主體性的思考和勞動價值觀的建立，工人群體和社會都沒有出路。

　　《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是對生命本身的體會，是對生命力的歌頌。人類歷史和社會歷史是漫長的，社會的變化也是一個過程，每一個人的人生在人類歷史和社會歷史中都非常短暫，但是這一生卻是這一個人的全部。當我們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時候，大可不必為自己人生的成功失敗而嗟吁;當我們審視自己這一輩子的時候，應該認認真真對待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一言一行也是此時社會環境的一部分。

　　一路走過來，回顧這三本書，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預期是直面現實、認識現實、從一個個個體看到群體和社會結構的現實，這是認識和思考的基礎;《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的預期是思考方向與出路、思考價值觀、從一個個個體的命運和選擇思考社會的命運和選擇，這決定個體和社會的未來;《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的預期是煥發生命的力量，譜寫個體命運和社會歷史的交響曲和變奏曲。面對現實、繼承歷史、有了方向，個體才能發揮出生命的力量，社會才有希望。

　　我們都會走過從生到死的過程，沒有人永生，這是人與人之間最公平的地方。人的一生如何度過，小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和社會決定，而長大成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每個人主體選擇的結果。通過講述一個個人生故事，也許從中可以認識到人的生命力，進而認識到，過一個主動的人生是可能的，獲得解放也是可能的，不用等到共產主義社會。我所說的解放不是說無牽無掛，而是不被物質所累，不被功名利祿所累，不被他人的閑言碎語所累，不為別人而活，不為社會輿論和壓力而活，而是為了正確的人生選擇和人生過程而活。

　　我所說的生命力指的是什么？最初對生命力的思考來自于蘇浩民的故事。在《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中，我詳細書寫了蘇浩民的生命故事。當我第一次訪談了他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浩民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人，生長于多災多難的家庭，親人沒有給予他太多積極的言傳身教，反而有很多負面的東西。但是，他就如同一棵叢林中的小樹，本能地追求陽光和溫暖，本能地去反對錯誤和邪惡的東西。我當時就想，正是這樣的風吹雨打都無法改變的“做正常的人”和“做好人”的追求，使得一棵小樹向高生長，這就是我說的生命力。在蘇浩民故事的啟發下，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慶幸的是，這一個個的故事讓我看到了更多的積極的生命力。我在想，這種向善的，向往公平、正義和尊嚴的生命力從何而來?如果不是父母的言傳身教給的，不是社會環境給的，那是從哪里來的?我沒有答案。如果去思考這個問題，我想，應該是生命的積累，這樣的積累流淌在血液里，以生物遺傳的方式編碼到我們的基因里。王陽明的心學里最為我們熟知的是“知行合一”，“這個‘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個人內心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和判斷力。”[1]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用“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惡”來形容我們人類，因為在我們人類的進化和遺傳的積累里面一定有好的，也一定有不好的，但是，我們人類生命力的奇妙之處就在于我們天生具備判斷好壞的良知，雖然我們是否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卻不一定。說到這里，我想用《哈里·?波特》的故事來說說我的理解：哈里遺傳了父母勇敢和正義的本質，同時，伏地魔的分裂的靈魂的一個片段潛伏在哈里的身體里，這兩者經常發生沖突，讓哈里出現不同的狀態;魔法故事用這樣的方式展現哈里的兩面性，讓讀故事的孩子們思考現實社會中我們每個人身上的兩面性;哈里的媽媽的魔法不如伏地魔高超，誰也不懂為什么她可以在伏地魔想施法殺害哈里的時候成功地保護了哈里，最后，當哈里成人的時候，終于明白了，媽媽可以抵抗伏地魔的東西是愛，是她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兒子的愛，愛是可以戰勝一切邪惡的“魔法”。愛是最強大的積極的生命力。

　　這種生命力的本質也許是繼承而來，但是必須通過生命過程才能激發出來，這個生命過程對于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這就是活著/體驗的重要性。技術可以繼承，生命體驗卻無法傳授，只能通過自己一天天活著去體驗去獲得。這也是生命故事分享與技術知識傳播的本質區別所在，這也是為什么我選擇寫作生命故事的原因。

　　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時候我把寫好的一個故事的草稿發給故事主人公或者某個學者好友征求意見。我得到的反饋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好像消極的比積極的多。書中一位故事的主人公質疑：“寫這些又有什么意義呢?我對自己的生活很了解，這些故事天天發生在身邊，又能怎么樣呢?我自己都不愿意讀。”我理解這樣的質疑，我也會為此進行反思。一個學者這樣反饋這位女工的質疑：“故事太真實了，正因為如此工友不愿意讀，因為工友不愿意讀自己的故事。” 我在寫作過程中會去找相關的書籍來讀，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很少有書里會記述女工的故事，個別書里有記述，也只是片段，沒有完整的生命故事;如果想了解60年前出生的，或者100年前出生的一個普通女性的故事幾乎不可能;我們可以找到名人傳記，但是不會找到普通人傳記。那么，了解100年前或者60年前出生的女工的一生經歷了什么，對她和她那個時代有沒有意義？對今天有沒有意義？我認為很有意義，如果沒有歷史其實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希望記述今天的女工故事，這也是為什么起書名為《女工傳記》。我也收到過積極的反饋，書中一位故事的主人公對我說：“讀了我自己的故事，幫我梳理了思路，相信對我的未來非常重要。”我給處于痛苦和困惑中的如玉(見故事：“1978年出生的如玉：生不出兒子怎么辦?”)發了艷霞(見故事：“1976年出生的艷霞：離婚的代價”)的故事，看看是否可以有所借鑒，如玉讀了艷霞的故事之后告訴我：“呂姐，我知道我該怎么辦了!”我說：“不會吧?這么立竿見影!但是，我還是很高興你有這樣的感受。”

　　有一次，我和一對過著較優越生活的老夫妻提及打工者的事情，我用了“工人”這個詞，丈夫順著我的話也用了“工人”這個詞，妻子立刻很反感，說：“什么工人?!就是農民工!”我什么也沒有說，不想引發不愉快，但是我的內心很痛，我感受到她對工友的歧視和不屑，而且我知道，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很多。我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改變，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變，但是，一定會有一些人在了解了這些“工人”以后會發生思想和看法上的改變。一個有一顆溫暖的心的人，知道了那些工友其實在很多方面和所有人一樣，不僅經歷著喜怒哀樂，甚至經歷了更多的困難，而且為社會做著不可或缺的貢獻，同時，她們頑強地活著并且煥發著積極的生命力，我相信，一些人不僅會改變某些成見，也許還會對她們生出愛意和尊敬。無論這是不是我一廂情愿，這是我的期望。抱著這樣的美好愿望，我并不認為今天的社會狀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相反，今天我們面臨著殘酷的斗爭，《女工傳記》的書寫本身就表現了我在斗爭中的立場和觀點。

　　我知道，我的故事離真正的女工傳記還有很大的距離，我起這個書名的目的是：為女工立傳。我寫的不是一個女工的傳記，是多個不同年齡的女工的傳記，這延伸出了兩個歷史，一個是時代變遷的歷史，一個是個人的生命歷程。一個時代和時代的變遷會影響處于那個歷史時期的每一個人，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也必然折射那個時代的某個側面。通過34個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個體和群體、以及歷史和現實之間的關系。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蘊含著能量，但是當一個人沒有方向的時候，再有能量也沒有力量，反而有深深的無力感。

　　最為重要的是，我寫的是“女工傳記”，不是“工人傳記”。我始終記得這樣的論述：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是這個社會婦女解放的程度，婦女所受的壓迫是所有壓迫中最為深重的。一個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無法體會和想象的。一個男人也許也會反過來說同樣的話，但是，這個我不能代言。寫女性是我一直以來的夙愿，原因之一是，我自己身為女性，有直接的女性體驗;原因之二是，我碩士學位的專業是“婦女與發展”，專業學習的時候膚淺地接觸了一些概念和理論，而后來，當自己經歷痛苦，也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難，才開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論。寫這樣一本書，希望不愧對我身為女性，希望不愧對媽媽養育我長大，希望不愧對這個專業，最希望不愧對的是愿意接受我訪談并給予我信任的女工們。　　

| 呂途在北京皮村家中

　　訪談對象和訪談過程

　　和上兩本書的寫作過程一樣，訪談對象的選擇是隨著研究的進展而逐步確定和調整的。記得一次和學者好友聊天，說起我的寫作過程，我說，有點兒像我們古人說的“道”，最初是混沌的，但是其中已經孕育了我全部的想法，隨著事物的進展，慢慢生出具體的物象來。

　　我的寫作目的是雙重的：一個層面希望原生態地展現女工的生命故事;另一個層面，希望可以從那些用行動改變命運的女工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我所寫的女性中沒有典型的英雄式的和領袖式的人物，這是我在研究之初就確定了的。如果一個社會有希望，并不是因為騰空出現一個正確的領袖人物，而是無數普通人匯集成進步的力量推動而成。如果普通人中間看不到生命力和力量，那么社會就沒有希望。我的訪談對象中有隨機選擇的，也有我主動選擇的。

　　訪談對象的年齡跨度達到40多歲。我主要的書寫對象是改革開放以后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但是，在訪談和寫作進程中，我萌生了訪談國企“老”工人的想法。我知道，通過一、兩個故事不能達到有效的對比，但是，我相信每個生命故事中折射的那個時代的歷史側面一定有啟發意義，甚至很大的啟發意義。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盡量走入對方的生活和環境中，而不是把訪談對象邀請出來進行訪談。我去女工家里，她是主人，她應該更自在，也是一個我了解女工的機會。例外的情況是，我就“性行為”話題進行訪談的時候，我專門請訪談對象到我的住處，營造一種暫時脫離現場和不受打擾的對話環境，醞釀一種可以觸及敏感話題的溫馨輕松又私密的空間，我并沒有把握我可以成功，但是從訪談效果來看，都比我預想的要好。

　　本書的訪談時間跨度達到6年，就是說，有的女工，我第一次訪談的時間在2010年，而最后回訪的時間在2016年。集中進行訪談的時間是在2014年和2015年。本書第一稿的寫作在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期間完成的，第二稿在2016年6月完成。

　　寫作感受

　　當我告訴別人我要寫幾十個女工故事的時候，有人比較擔心，說讀了一個再讀一個，會不會覺得重復和乏味，我覺得不會，但是在我沒有寫出來之前我沒有把握，現在寫出來了，需要讀者的評判。

　　一個人的故事和另一個人的故事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受教育程度、輟學、工廠打工的經歷、到了年齡結婚生育等等;但是每個人都有特性，比如，都是輟學，有人是因為自己學不進去，有人是自己想學而家里沒有經濟條件，有人是因為身為女孩需要打工為家人、兄長或者弟妹提供經濟支持。我的感受是，每個故事都是那么的不同，我其實有很大的沖動寫更多的故事，但是，我決定置筆。這種相同與不同的感受就如同對大自然的感受是一樣的，每一天都是日出日落，是一樣的嗎？一樣又不一樣，有的時候朝霞映照、晴空萬里，有的時候陰云密布、狂風暴雨；更大的不一樣是，在這新的一天中每個人都長大了一天，或許一株小草也長出了一片嫩葉。

　　寫作過程中，我也在斟酌故事的寫作方式。寫頭幾個故事的時候，為了不讓故事顯得重復和乏味，我想寫得文藝一些，也許每個故事都突出某個戲劇性的情節，而不是按照事件順序平鋪直敘，有幾個故事嘗試這樣寫了，但是后面寫著寫著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命故事講述，從出生到成長的講述。這個時候，我就決定，就按照這樣“正常”的時間順序寫吧，愿意讀下去的讀者自然可以體會故事之間的不同。這又讓我聯想到一日三餐和作息時間，我們每天都需要吃飯和睡覺，的確重復，但是卻是必須的，而且健康的方式是按時吃飯、按時就寢。正常有什么不好?也許我是一個乏味的人，但是，也許我是會品味的人。　　

　　對于我來講，研究、訪談、寫作都是一個對話的過程，而對話是互動、學習和教育的過程。研究過程是我與社會的對話;訪談過程是我與訪談對象的對話、寫作是我與生命的對話。這個過程的具體產出是這本書，而這本書的預期是和讀者對話。一些故事中，我會留下一段我和女工的對話的原始記錄。

　　這里要特別感謝香港樂施會長期支持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研究工作。“中國新工人”的系列研究都是在香港樂施會的贊助下完成的。特別想說的是，贊助方在研究思路和寫作上給予了我們充分的空間。

　　衷心和誠摯的感謝獻給接受我訪談的所有人。

　　向長期支持我們研究工作的所有的同事和戰友獻上最深情的祝福，有了你們，一切才有了方向和意義。

　　呂途

　　2016年6月6日

　　[1] 度陰山，《知行合一：王陽明》，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7月。

　　本文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城市與鄉村文化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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