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西雅同志近照

　　新近問世的《韓西雅選集》，共三卷、78萬字，涵蓋了全國總工會原書記處候補書記、老革命家韓西雅同志在建國后的主要著作。

　　三卷《選集》的開篇，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同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場嚴重斗爭：瑞有天事件》一文，該文生動地描述了建國初期“三五反”運動中，已經挺直腰桿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與偷稅漏稅的不法資本家開展堅決斗爭的事跡，展現了解放后工人階級揚眉吐氣、當家作主的豪邁氣概。

　　在這三卷《選集》中，對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權利的關注，貫穿著始終。在改革開放后的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韓西雅同志著有多篇文章，強調和呼吁維護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地位，并多次著文對所謂國營企業“所有者缺位”的謬論給予了批駁。他和“全總”其他離退休老同志一起，不辭年高，深入吉林化工公司、上海鋼鐵五廠、石家莊印染二廠做調查，寫出了調查報告，深入探索在新形勢下如何保障工人階級的當家作主權利。在實行“廠長負責制”之后、在國企“改制”過程中，以及在今天的私有企業中，要不要保證工人當家作主的權利?如何保證?《選集》中的多篇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在1994年撰寫的《否定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就是否定社會主義》一文中，韓老從理論上論證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地位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緊密聯系，并指出：“如果為了發展經濟而要剝奪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把工人階級變為雇傭奴隸，那不是走到邪路上了嗎?何況，萬一真的這樣做，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就要被嚴重挫傷，工人階級就要起而反抗，連社會穩定都保不住，建設怎么還能搞好?”爾后這些年來的社會現實，恰好應驗了韓老的這一假設，使這一假設一語成讖。

　　在1995年撰寫的《職工在企業中要發揮國家主人的作用》一文中，韓老指出：“如果黨和國家也像建國初期對待民族工商企業中的職工那樣，明確要求他們在企業中同時發揮企業主人和國家主人的作用;賦予他們應有的權力，使他們不僅對本職的生產勞動，并且對企業的重大決策、經營管理擔負集體責任，同企業領導人及黨和國家的主管機關同心協力進行工作，企業領導人和上級機關的正確工作就會得到有力的群眾支持;錯誤的做法，就可更少發生，發生了也會更易于發現或糾正。無論來自何方有損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行為，由于有了職工當家作主，就能更易防止。現在存在的那種腐敗之風和違法亂紀行為，也更有希望得到克服。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就會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當然，現在不可能像建國初期那樣賦予工人階級各種權力，甚至連工人自身的經濟權益都不能保障。所以，進入21世紀，韓老對于工人階級的關注，就明顯轉向對工人群眾遭到盤剝和虐待境遇的揭露和對工人階級維護自身權益斗爭的聲援。山西“黑磚窯”案、富士康“十三連跳”事件、城管與小販沖突釀成的崔英杰案、陜西維權律師趙東民案，韓老都及時發表專文，替工人階級呼吁、吶喊。《全國總工會對私企“辭工風潮”應當有所作為》、《逆向派遣，亟需禁止——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怎么能對在校生做工“不視為就業”?——致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的信》、《讀〈深圳民工維權者當街被砍事件背后〉給孫春蘭同志的信》、《中國啊，人間地獄知多少?——讀〈黑心公司狠使童工被查處〉感懷》、《建設和諧社會要向弱勢群體開刀?——讀深圳改造“城中村”報導后的困惑》，篇篇文章，無不飽含著韓老對當代工人處境的關切和焦慮。

　　2009年7月，爆發了吉林通化鋼鐵公司工人群眾為保護國有資產而集體抵制“改制”的“通鋼事件”，韓老為此而奮筆疾書，寫下了《星火燎原會有時——通鋼事件析》一文，指出：“在這里，我要指出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無產階級起而同資產階級抗爭，是不可避免的、是革命的、正義的。”“通鋼事件，是一個個案。但反映我國國有生產資料私有化過程中一個普遍性的矛盾和斗爭。三億多曾經是國家和國有、公有企業主人的工人階級，現在已經全部演變成為雇傭勞動者、無產階級，他們受剝削受壓迫，生活在痛苦之中，階級怒火在群眾的胸腔中燃燒。當權者們卻還要一步一步搞所謂的‘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層次問題’，把私有制更加推向深處。這種事實必將進一步教育中國工人階級覺醒起來，挺立起來，起而斗爭。通鋼事件有似星星之火，當局者如不改變，星火燎原是會有時的。”

　　2010年，工人階級作家趙劍斌同志以“通鋼事件”為素材創作了中篇小說《鋼城》，邀請韓老為之作序。韓老在該序中指出，《鋼城》已經不止是一部文學作品，它超越了文學領域，其本質已經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針的一部當代史書，記錄在中國推行私有化的史記、一部信史。有了它，就把中共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集團，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白紙黑字，逃脫不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韓老經過艱苦努力，從大量報刊雜志上搜集有關當代工人群眾現狀的報道，整理出兩大厚本54萬字的《中國工人階級社會地位演變實錄——從主人到雇傭勞動者的變遷》(上下卷)，有力地揭露了當代工人階級遭受的苦難。該書的“前言”收入了《選集》中，韓老在這篇“前言”中，將解放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工人階級地位的變化，一樁樁、一件件，做了細致的回顧和闡述，并且指出：“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演變——從主人到雇傭奴隸，是中國社會演變的一個重大構成。涉及億萬工人階級群眾及其家族，涉及整個社會的階級結構，涉及整個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個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演變的時間長、面廣，內容浩如煙海;進程中億萬工人階級群眾受苦受難，社會生產力遭受破壞，國家財富遭受損失;慘象環生，觸目驚心。”“今天，我們痛切地慨嘆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變化，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曾經經歷過一次從雇傭奴隸到主人的變化。現在的變化則是變化的再變化。真是‘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

　　韓西雅同志始終關心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權利，因此自然關心整個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狀況的變化。20世紀末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個體經濟的大量出現、隨著“三資”企業的出現、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我國的干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其經濟地位和思想意識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韓老1992年撰寫的《對我國當前社會階級結構演變趨勢的思索》一文對此作了分析。例如，該文在當時就已經指出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可能產生，包括“三資”企業中的外方和中方代表，鄉鎮企業和國營企業中地位和思想發生變化的干部，以及隨著個體經濟的大量發展而出現的一部分私營工商業者，等等。關于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領導干部，韓老指出，在改革中，對企業領導人相當程度上是按照資本主義企業中經理、廠長的模式設計的，一意要建立那種賦予廠長、經理們以個人擅權的制度，發展下去，我們的公有制，我們廠長、經理們的階級立場是不是也有發生變化的危險?該文還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研究階級狀況，作階級分析。如果不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一種階級力量形成以后，再去解決，就有生死之爭了。一旦力量對比異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級力量占了優勢，而本質上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階級力量卻不清醒，東歐、蘇聯那種局面就不難出現了。在一片繁榮聲中，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挽回地長成了，這是不是一種值得思索的可能?”從20年來的社會現實看，這已經不是“一種值得思索的可能”，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實存在了。

　　一輩子關注工人階級命運的韓西雅同志，自然對中國工會工作有著深刻的了解和獨到的思索。在2001年撰寫的《論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讀〈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聯系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一文中，他附帶介紹了20世紀50年代全國總工會領導層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工會作用問題的不同意見和爭論。1983年，韓老致信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強調工會在組織工人群眾行使應有的主人翁權利、幫助黨政干部克服可能出現的官僚主義作風方面，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山西“黑磚窯”事件后，他又和馬賓同志聯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改革開放以來工會工作中的問題和加強工會的建議》，指出“多年來，發生多少礦難、多少事故、多少資本主嚴重侵犯無產階級合法權益的案件，我們看到的，都是在事發以后，政府派調查組，工會參加，跟在一起調查，處于陪襯地位。很難看見工會事先主動發現，獨立自主去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提出“要賦予工會更大的主動權”、在沒有工會的企業“加速建立工會”、“要大力支持工會獨立自主地發揮作用”。

　　在潛心思索工會作用和地位的同時，韓西雅同志更關心的是工人階級政黨性質的變化。200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時，他著文《八十春秋悟一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指出必須明確黨同工人階級的正確關系，確保黨的階級本質和純潔性，黨的一切路線、方針、政策和言行，都要符合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意愿，要大力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真正保證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行使管理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權利。

　　可是就在建黨80周年之際，一些人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既是階級先鋒隊、又是民族先鋒隊，放言“勞動價值理論只適合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在要“加深理解”，把私營企業主也說成是社會主義建設者，也可以加入共產黨;還散布“共產主義渺茫”論，為當今搞資本主義尋找理由。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召開之后，韓西雅同志經過認真思考、研究，于2013年8月寫下了一萬兩千字的《學習十八大筆記草稿》，對“小康論”、“初級階段論”、“民族復興論”以及所謂“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特別是針對所謂“小康社會”的謬說，韓老在《筆記》中結合中國古代、近代的歷史，特別是抗日戰爭以來現代中國的戰亂和屈辱歷史，生動地闡明，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只有攫取他人勞動成果而致富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只能是出賣勞動力而命運漂泊，從來沒有什么“小康”可言。

　　中國共產黨是新中國的領導核心，共產黨的性質若要發生變化了，理所當然關系到國家走什么道路。韓西雅同志對道路問題，同樣是銘記于心的。他2001年撰寫的《從史實看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2006年撰寫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走向絕不容許轉移》，都是從歷史和理論的角度論證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確性。他2010年撰寫的《認清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中國必須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大道上來》，是針對當時中央提出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論述中國應該對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持一種什么態度;2011年撰寫的《九十歲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回到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上來建設科學社會主義——從“小小簽字筆”的“關鍵部件多依賴進口”想開去》則是從具體實例出發，見微知著地論述中國工業自主創新的緊迫性;而2012年撰寫的《中國——必須遵照毛澤東的教導，實行科學社會主義》和《〈世行報告〉的目的是肅清中國的社會主義殘余——揭穿美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險惡陰謀》更對國務院發展中心和世界銀行“為未來20年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提出的戰略建議”(到2030年，國有企業只留下10%)表達了深深的憂慮和強烈的憤慨。

　　正因為韓老時刻關心著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所以韓老對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也十分關心，并積極參加其中。新世紀以來，左派在思想領域里的重大戰役，例如2005年的“劉國光旋風”、2006年揭批高尚全等人的“新西山會議”、2007年批判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謬說，以及2011年將孔老二塑像逐出天安門廣場的斗爭，韓老都參加了、都有文章，這一次都編入了《選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1月，鄭必堅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題為《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大肆鼓吹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無意挑戰現存國際秩序”。韓老當即寫下雄文《奇與疑：私人竟敢宣布〈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指出：“面對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強烈要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并且紛紛采取實際行動同美帝國主義進行各種斗爭的形勢，鄭必堅的這個說法是在為美帝國主義張目，是在幫美國當說客，是在向起而斗爭的人們澆冷水、施壓力，是完全違背《黨章》和《憲法》規定的。”“鄭必堅這篇《走向》是講給美國大總統、國務卿、副國務卿和高級政要聽的，也就是講給美帝國主義聽的，是要向這些大人物表白，今天這個中國共產黨已經變掉了，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堅持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進行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了。這個黨現在已經很樂于成為美國主宰的那個國際體系中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正式成員，并且同美國共同努力維護這個國際體系。希望美國大人物們喜歡這個中國共產黨。”

　　通觀《韓西雅選集》三卷，躍然紙上的是韓老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的關注，是一位老共產黨人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思，同時也充分展現了韓西雅同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例如從1999年到2001年前后，黨內和社會上掀起一股“對勞動價值論加深理解”的怪風，按照這股怪風，就要評選資本家為勞動模范、就可以讓資本家入黨，還可以得出“剝削有理”的結論。這一問題，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韓老針對這一問題寫出的一系列文章，把道理講得深入淺出，抓住當時的現實問題，毫不含糊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在《不能評選私營企業主當勞動模范》一文中，他形象地指出：“高玉寶的小說《半夜雞叫》里的地主規定雇工們在雞叫三遍就要起床勞動。他為使工人們早起，自己提早起來把頭鉆進雞窩里去學雞叫。他這樣做也很辛苦。難道能把他這種丑惡表現看成勞動者勞動嗎?當然不能。”在《資產階級不掠奪勞動者的剩余價值了嗎?——向柯華先生請教》一文中，為了駁斥我國前任駐英國大使柯華散布的“當今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利潤，主要來源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明創造，而不是傳統觀念的工人勞動剩余價值”的謬論，韓老反問道：“柯華先生家中大概收藏有科學技術的書籍吧?也許柯華先生重視科學，還認真地讀過科技書吧?然而收藏也好，閱讀也好，沒有產生出利潤吧?”所有這些，充分體現了韓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高超的論辯技巧，使人感到勞動價值論不是遠在天邊的教條，而是存在于日常社會生活中的真理。2008年11月，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周年，他撰文《中國人要擔負起向人類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指出：“堅貞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人之所以清醒堅定，勇敢不屈，就是因為我們唯物辯證地認識了這種規律。道路曲折的時候，我們不會迷茫動搖;形勢重顯光明，我們也早有預料，不感意外，早有準備”，“這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同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動搖分子和假馬克思主義者的本質區別所在”。在《對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活動，我的一點建議》中，韓老給青年同志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1965年韓老隨中國工會代表團訪問幾內亞并順便訪問了毗鄰的葡屬幾內亞民族革命武裝基地，那里的革命者僅有一本西班牙文的《毛澤東選集》，書讀爛了、書角都卷了，但是他們視為珍寶，他們要從這本書里找到奪取革命勝利的指南，靠這本書爭取一個國家的獨立解放。韓老說：“世界人民有沒有馬克思主義武裝，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在爭取解放的武裝斗爭時期是如此，和平時期也是如此。”

　　三卷《選集》中，更浸透了韓西雅同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懷念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深刻理解。進入21世紀，幾乎每年逢毛主席的逝世、誕辰紀念日，韓老都要著文表示紀念，并結合實際闡發毛澤東思想的相關內容。例如，2011年9月，他著文《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對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指出有人把毛澤東思想限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兩大理論成果”之一，說毛澤東思想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系統地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這是把毛澤東思想狹窄化了、縮小了，丟棄了它的主要方面;指出“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收拾起來，束之高閣;限在國內，不向外傳，只會有利于中外資產階級，有利于帝國主義，不利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在犯罪”。2009年12月，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16周年，他寫下《毛主席啊，工人階級想念您》一文，指出1975年《憲法》把工人階級放到國家中更重要的地位，給予更大的權力，要求發揮更大的作用，使中國工人階級有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最重要的社會地位和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同時指出，毛主席逝世后，《憲法》步步修改，工人階級社會地位步步下降。該文引用大量實例揭示了當今勞動人民的苦難境遇，并結合當時發生的深圳富士康孫丹勇跳樓案和湖北巴東鄧玉嬌案，指出“法是有鮮明階級性的，決不可以把資產階級的法制觀念看成普世適用的”。2010年9月，韓老又寫下《重讀毛主席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刻骨銘心》一文，提出一個沉甸甸的問題：“生活在今日中國，對于已經從主人地位上重新淪落為雇傭奴隸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同樣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包括以工資收入為生活主要來源、同樣也受著剝削的勞動知識分子，應當怎么辦?”

　　是的，這是一切有覺悟的中國人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和魏巍同志當年曾經寫下《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一樣，韓西雅同志1996年9月9日曾撰文《回首百年論滄桑——建議大家來總結20世紀》，全面總結了20世紀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斗爭，特別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輝煌勝利，并嚴正指出：“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國內外反動勢力當然是無比忌恨，從而造作謠言，加以攻擊誣蔑。問題在于，若干年來，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也有一些人，無視如此彰明較著的事實，不去全面地進行評估，都把當時的許多觀念一概稱之為‘傳統觀念、舊觀念’，許多體制一概稱之為‘傳統體制、舊體制’，硬說這些都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甚至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舊、更不如，一律加以否定。這種現象不也很發人深思嗎?”該文還指出，一些口號只不過是要“積極誘導私有經濟健康發展。

　 “毛主席的這些偉大思想，今天我們必須好好學一學。今天不能不重溫這些教導，是痛苦的。但是，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必須采取這樣的清醒態度”。

　　以上，是韓西雅前輩對我們的囑托，特別是其中提到的“現在，堅貞的共產黨人、老革命者的責任就是要去發現、培養出這支力量來。學校老師中的堅貞的共產黨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左派同志們責任特別重大”，更是凝聚了韓老的深深厚望。韓老一貫寄希望于青年，2009年他指出：“今天，當我們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時候，不是又有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嗎?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更應當同五四時代一樣：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繼續把社會主義革命推向前進。”

　　2013年，在紀念毛主席逝世37周年座談會上，韓老發言指出：“1962年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過：‘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又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現在，離開1962年正好50年——半個世紀，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13年已有64年。從1949年到2013年這64年，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代。在這64年中，翻天覆地，成敗得失，我們已經親歷了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正反多方面的實踐。如能把這64年如實地看做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包含著內部矛盾斗爭的整體，對它的各種經驗教訓加以比較總結，就可以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有所發現，就可以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

　　在《〈世行報告〉的目的是肅清中國的社會主義殘余——揭穿美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險惡陰謀》一文的最后，韓老號召我們：“一定要堅定地站在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上，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我們的覺悟，明確地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是好的!美帝國主義強加于我們的‘世貿組織’等國際‘游戲規則’，包括這次的《世行報告》等，都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必須回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上來，中國必須回到毛澤東時代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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