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胡繩關于撰寫《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的談話　　

　　

胡繩關于撰寫《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的談話　　

　　

　　

閱讀評論者注：一、大括號｛｝內以“評論”二字開頭的黃色字體為閱讀評論者的評論。也就是說，讀者只要在文章的搜索欄中輸入“評論”，通常就能夠搜索到此文章中閱讀評論者所作的評論。其他顏色的文字是作者的一種閱讀時的思考標記，讀者可以不去管它。　　

二、此文是《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部分，原著從網絡上下載復制，由于無原著對照，原文中如果原有文字錯誤，仍然保持原狀。　　

　　

　　

一　關于“中間勢力”　　

(1995年3月22日于武漢)　　

　　

　　這本書講的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30年的歷史。關于這段歷史,現在已出過很多書。講中共黨史的不少,又有中華民國史,講國民黨歷史的也有了。再來寫這本書,有一定的困難。這段歷史的材料太多了,不可能都看。怎么寫呢?我想還是主要講政治史,涉及經濟、思想、文化,特別是與政治有關的。這本書要講出一點新的意思。　　

　　現在講這段歷史的書,主要講國民黨和共產黨,講它們間的矛盾斗爭;論階級,這是兩極,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其實,在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國、共兩個角色外,還應有第三個角色,這就是中間勢力。喬木同志一次談過去的文學時曾說,國民黨的人只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上是第三種人占大多數。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中間勢力的作用很重要,我們黨內有些人還不懂得這一點。這本書要著重講一講中間力量。｛評論一：離開少數人利益與大多數人利益來講中間勢力－－這一“第三個角色”，就會讓讀者認為當時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似乎“本質上”沒什么不同，區別在于誰“欺騙”人民跟著走的“騙術”更高明這一點上。這可是極典型的“改開30年”流行于中國的“精英謬論”。“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首先，這可能嗎？從根本上說，如果國民黨真正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取利益，那么它就等同于當時的共產黨，它就決不可能在1927年對同盟者實行反共、反工農的反動大屠殺；其次，歷史告訴我們，鮮血從來就沒有嚇倒過人民。那些被國民黨殺死的工農、共產黨員的親屬子女朋友們，即使原來屬于“中間勢力”，也必將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陣營；再次，人民只要能夠在真正為了人民利益的先進思想下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就必定能夠喚醒越來越多的民眾參與，從而形成更大的力量，直到足以推翻反人民的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1927年大革命為什么一下子失敗了?就是因為中間勢力大多數偏向國民黨。｛評論二：那是因為共產黨組織的力量幼稚和弱小，加上路線、組織與領導的錯誤和民眾的尚未覺醒！｝后來抗日起來了, 才發生根本變化。中間勢力的特點就是動搖、不斷分化。分化的結果, 大多數站到共產黨一邊, 站到國民黨那邊的也有, 但很少。｛評論三：“中間勢力”確實重要，中間勢力的特點是“動搖、不斷分化”，這是結果或說表現形式。但中間勢力的根本或說內容所具有的特點是：一、沒有主張或者沒有能夠使得中間勢力形成凝聚力的統一主張；二、沒有組織。也就沒有力量，形同一盤散沙。沒有一也就不可能有二。｝　　

　　中間勢力是什么人 ? 包括知識分子, 工商界, 搞工業的,搞教育的, 等等。過去說, 資產階級是中間力量, 工農、小資產階級屬于共產黨一邊的, 是革命的依靠、基礎。實際上工農、小資產階級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礎。就階級說, 它們是革命的, 就具體的人說, 它們當中大多數在政治上是處于中間狀態, 不可能一開始就都自動跟共產黨走。要做很多工作, 才能使他們跟共產黨走。｛評論四：為什么？一是不明白；二是利益使然。｝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 也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評論五：區別在于理性或者盲目！由此也可以看出理論與榜樣的重要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 發展資本主義是進步的事情。那時候, 假如有一個階級、政黨真正能實現資本主義, 工農、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著它走資本主義道路, 不一定都跟共產黨走。應當說, 中間的力量自發順著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評論六：確實，“中間的力量自發順著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那是由歷史“慣性”形成的最終總是走向反人民的傳統道路。但并不僅僅如此，同時必然還有“中間的力量自發順著的是走周期率式的世界、國家、社會動蕩道路”，這樣才比較全面地說明了歷史發展過程。而歷史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中間的力量自發順著走的道路”中所創造的，常常都不夠一次世界、國家、社會動蕩所毀滅的多！例如世界的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例如世界各國之中或之間的內、外戰和中國歷朝歷代的“周期率”等等。另外，作者夢想“假如有一個階級、政黨真正能實現資本主義”，難道這樣的“一個階級、政黨”有可能從天上突然掉到當時的中國來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列強又有可能讓舊中國自由地產生出來一個具備獨立自主精神的資產階級來嗎？由此可見，作者作為一個據說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其幼稚程度并不比五齡童差！！。｝　　

　　“五四”后, 在梁啟超、張東蓀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發生過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過去我們都簡單地說梁、張被駁倒了。現在看, 他們講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梁、張的基本意思是: 中國現在還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革命。理由主要是: 中國因為受帝國主義壓迫,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起來, 工人階級還未真正形成, 人數極少, 更未產生階級意識; 倒是游民很多, 大多數人失業、無業, 生計成問題。｛評論六加：這種“理由”并不成其為理由，原因是梁、張的水平和眼光都太低。如果當時有人對梁、張說，這些他們非常看不起的“游民”們，自愿當了兵拿起了槍桿子后竟然能夠高尚到不拿“薪餉”，還能比國民黨拿“薪餉”的軍隊更加主動地“賣命”；甚至在幾乎沒什么食物吃的情況下“趕都趕不走”，梁、張們一定認為是癡人說夢、天方夜譚，但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事實就是如此。｝因此, 中國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使多數人民變成新式企業的勞動者, 就是首先要獎勵生產事業, 發展資本主義, 先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 再注意分配平均問題, 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產, 要“借資本階級以養成勞動階級為實行社會主義之預備” 。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沒有這個主體, 社會主義是搞不成的, 硬要搞社會主義革命, 只能是游民運動。這種看法應當說是觸及到了要害問題, 在方法上還有點唯物主義味道。｛評論七：作者這水平，“皮毛稱要害”！！而事實證明這并不是一個搞社會主義革命的“要害問題”。作者自己在后面也說，一個“古田會議”就把這問題給解決了。當然，如果認識不到這個問題，那么它也可以說是個“要害問題”；但如果認識到了并可能不很困難地就可以解決，那么，能認為真是個“要害問題”嗎？因為，在革命的具體進行過程中，此類“要害問題”可就多了去了，例如武裝斗爭問題、優待俘虜問題、根據地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等。個個是要害，就都不是要害了，注意這是指“社會主義革命”整個過程的要害，而不是指其中必然經歷的某個小過程的要害。｝后來蘇聯、第三國際對中國問題也是這種看法, 認為中國無產階級不行, 靠農民運動搞不成社會主義, 所以不重視共產黨, 而支持國民黨發展資本主義, 要共產黨為國民黨抬轎子。在辛亥革命前梁啟超就反對革命黨人主張的社會革命, 已開始表露出這種觀點。在“五四”后的論戰中, 陳獨秀雖然反駁了梁、張的看法, 實際上沒有駁倒他們。現在來看, 梁、張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對的,革命事實上也勝利了, 但他們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 這些問題當時在理論上沒有得到解決, 是靠后來的實踐才解決的。靠農民來搞革命, 是可能變成流寇式的革命。后來古田會議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流氓無產者、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本來陳獨秀等人反駁他們, 不外是說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都不行了, 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 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去實現社會主義, 而梁、張認為這不行, 必須先實現資本主義, 然后才能搞社會主義。他們的論點雖然不對, 但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樣跨越資本主義呢 ? 陳獨秀等當時當然回答不了, 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 才提出中國革命要分上、下篇, 只有做了上篇, 才能做好下篇, 并說中國目前不是資本主義多了, 而是資本主義少了。這種話在此之前恐怕共產黨內無人說過。甚至到今天我們還在解決、回答如何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評論八：政權問題或者領導權掌握在多數人還是少數人手上的問題，是決定一切的！同時也決定這個國家的性質！在當今世界上，只有形式上的“民選”政府并不等同于人民的政府；而人民的政府今后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內容相對來說更重要，即政策和具體做事）都必定是真正民選的！｝所以在舊中國, 發展資本主義是進步的主張, 不能認為凡是不同意馬克思主義, 不贊成當時搞社會主義的就都是反動的。問題在于資本主義道路一直走不通。｛評論九：在未能說明前提之前，就說“發展資本主義是進步的主張”是極不妥的。因為任何“空想”也都可能是“進步的主張”的！｝　　

　　國民黨在大陸解決不了反帝、反封建兩大問題, 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 所以, 農民、中間力量最終只能跟著共產黨走。中間力量, 知識分子, 很多人都先是右傾的, 后來才左傾。蔡元培是個明顯的例子, 甚至鄒韜奮、胡愈之, 開始也是要走資本主義的路, 不是要搞社會主義, 后來卻參加了共產黨。就拿胡適說, 開始同情蔣介石清黨反共, 反來又同國民黨進行人權斗爭, 盡管最終屈服了, 但始終保持一定的獨立, 直到晚年在臺灣還因批評國民黨受到圍攻。國民黨后來公開否定民主主義, 說資本主義怎么不好, 最典型的就是蔣介石的 《 中國之命運》 。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 中間力量怎么會跟它走 ? 中間力量經歷著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 它形成不了獨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這一邊, 就是倒向那一邊, 最后總的說是站到共產黨一邊。中間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 他們影響一大片。國民黨失掉了中間力量, 不可能不失敗。｛評論十：作者眼光不行！“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是因為蔣介石除了懂得抓住權力外，就什么也不懂了。正是因為蔣介石不懂經濟，所以他根本就不去搞經濟。當然就有“游民很多, 大多數人失業、無業, 生計成問題”了。但蔣介石卻至少比作者聰明，因為蔣知道無論什么“主義”，沒有了權力就一切都談不上；而有了能夠比較牢固地掌握在手的權力，也就有了一切（至少在他這一輩子；稍微次一些的還有在臺灣他兒子的一輩子。當然他孫子那一輩子他也是想考慮的，但那已經由不得他了！）！而資本主義不適合正在和已經覺醒了的人民、不適合人類社會的進步，則是作者所不了解的！｝　　

　　寫這本書, 要有點議論, 不是光講史實而沒有思想。不能平鋪直敘, 平均用力。有些事件過程, 可以利用二手材料, 敘述一下就行了, 當然來龍去脈也要交待清楚, 不要讓讀者摸不著頭腦。有些事情, 就要重點研究, 運用切實的材料進行深入分析, 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別人沒有講過或未講清楚的問題。如中間勢力, 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說明。發議論也不是說空話, 而是結合史實分析來發議論, 夾敘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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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于“半殖民地”　　

　　(1995年3月23日于武漢)　　

　　

　　孫中山說,中國是“次殖民地”,還不如殖民地。共產黨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記得1927年后瞿秋白曾批評過孫中山的說法。　　

　　所謂“半殖民地”,就是半獨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統治者不完全是帝國主義走狗,他們有半獨立的性格。袁世凱自己將5月9日接受日本關于“二十一條”最后通牒這一天定為國恥日,要大家不忘國恥。共產國際開始找過吳佩孚,以為他是進步的。吳確有愛國的一面。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為不甘心當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對他不放心。這些都說明這一點。當時日本很厲害,就是想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殖民地。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要中國半獨立,維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況。蔣介石也有半獨立的性格。不然,共產黨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甚至汪精衛開始也想搞點半獨立,到云南策動龍云,想在云南建立自己的政權,與日本講和,不想在日本刺刀下建立政權。結果未搞成,沒奈何滑了下去,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評論十一：蔣介石的“半獨立”性格確實是代表了當時中國相當一部分有一定知識和社會地位的精英的投機與認命性格，但決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性格。這，即可以從蔣介石國民黨最終被毛澤東共產黨趕出大陸看出來，亦可以從抗美援朝中的全國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知識精英們）萬眾一心地誓抗強敵看出來！｝　　

　　這些統治者,包括蔣介石,有一些對付帝國主義的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蔣介石甚至利用美國與中共的矛盾。如果說,蔣就是美國的走狗,那么為什么他有時候敢于同美國抗一抗呢?例如趕走史迪威。蔣介石看透美國根本上是反對共產黨的,所以敢于在這類事情上頂撞美國。｛評論十二：這涉及到層次與立場問題！作者這水平看來是看不出來的了！｝到臺灣后,蔣實際上也是利用美國害怕共產黨解放臺灣的心理,壓美國支持他的政權,以同大陸敵對。甚至清末慈禧也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利用列強間矛盾的這一特點。當然,在利用矛盾上蔣介石比以往的統治者高明。　　

　　毛主席善于利用矛盾,也是吸取了舊統治者的這類經驗。毛主席最高明的一著,是利用美蘇矛盾,促使美國恢復和中國的關系。不過,毛主席的利用矛盾,是以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為原則的,這與舊統治者不同。　　

　　舊中國統治者是從經驗上懂得利用矛盾,保持半獨立,他們不能從根本上維護民族獨立,不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總是要依靠某一個帝國主義勢力,不是靠這個,就是靠那個。他們利用矛盾常常是靠一個去對抗另一個,興許有人在主觀上也想保住一些國家權益,或減少一些損失,但結果多半適得其反。所以,舊統治者也只是半獨立,不是從根本上站在維護民族獨立的立場上。｛評論十三：這話說得不錯！真正能夠做到完全獨立自主與半獨立相比，根本就不在一個層級上，當然不能相提并論了！｝　　

　　講中國是半殖民地,也引出一個問題,即中國過去是不是閉關鎖國?這個問題好像過去也沒有講清楚。帝國主義打進來,中國已經門戶洞開,外國商品、銀行自由地進入中國,統治者也不是不愿開放,從愛國意義上的閉關鎖國也沒有了,因此到近代不能說中國還是閉關鎖國。不過,過去書上(包括我自己寫的書)把外國商品、資本輸入、到中國設銀行都簡單地說成是侵略。｛評論十四：獨立自主基礎上任何“開放”的前提是“自主和對等”！不“自主和對等”的就是侵略！｝這就使人對今天的對外開放發生疑問。所以,對這類問題要重新研究,說清楚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究竟是怎么回事。關于海關問題,也要仔細弄清楚。｛評論十五：被“打進來”而形成的“門戶洞開”，與毛澤東時代建立在完全獨立自主基礎之上有選擇的對外開放，是有著本質上的完全不同的。二者顯然不能相提并論。甚至與鄧小平后來搞的“改革開放”也是有著本質上的相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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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于反對帝國主義　　

　　(1995年3月26日于武漢)　　

　　

　　舊中國有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說“打倒帝國主義”,不是說要去消滅世界上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指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趕出去,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雖然沒有滅亡中國,中國還是半獨立,但帝國主義實際上也是中國的統治者。　　

　　我們常說,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勢力勾結在一起,阻礙中國的進步,這是不錯的。帝國主義到一個落后國家來,總是維護這個國家的落后勢力,不肯輕易地去掉它,改變它,以便利于其侵略和壓迫。說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利于中國的進步,沒有那回事。｛評論十六：話是不錯，但“帝國主義的壓迫”并不僅僅指政治、軍事侵略，還有經濟、宗教侵略等。｝例如,非洲一些國家受帝國主義統治有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至今卻仍然十分落后。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進來了,總要帶來一些新的東西,總要使舊的狀態發生某種變化,以適應它自己的需要,如推銷商品,辦工廠等等。帝國主義利用中國的舊勢力,要它購買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最大宗的商品就是軍火,為此,就必然要求改革舊式軍隊。列強還要求中國修鐵路,改進交通,在中國搞點工業,搞點新式的東西,是因為這些有利于它對中國的掠奪和控制。鴉片戰爭后,列強在中國不滿意的是那些最頑固守舊的勢力,感到是自己的障礙,總想加以改變,而曾國藩、特別是李鴻章正適合這種需要。曾、李洋務派要搞一點近代化,但又不肯變革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洋務派與頑固派有矛盾,帝國主義是站在洋務派一邊的。后來洋務派中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不但主張辦新式企業,還進一步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實際上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下去就是康、梁思想。帝國主義開始對康、梁也抱有希望,但最后還是選擇了慈禧。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列強仍要慈禧回來,說你回來,我還是承認你,列強并沒要康、梁擁護的光緒當政,為什么?因為這時候已不存在洋務派同頑固派的矛盾,就是說,已經沒有人包括守舊的人反對辦新式工業了。所以,帝國主義這時并不支持康、梁這些知識分子,而是支持舊勢力,這時候的舊勢力也已變得對帝國主義很順從了。｛評論十七：這些都是主動與被動的區別。你不想要的別人硬要強加給你，你想要的別人硬不給你或者不讓你辦。所以，對于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來說，獨立自主有多重要？獨立自主就是一切！！｝　　

　　單搞工業,雖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工業,并不等于就是搞資本主義化,關鍵是同時還要進行相應的從政治到思想一整套改革。馮友蘭說過這樣的意思:如果讓洋務派搞工業一直搞下去,中國就會整個地改變,實現現代化。這似乎是唯物史觀。其實,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當然,不搞工業,不發展經濟,以為只靠變革思想、政治,就能實現現代化,也是不行的。這是民國初年包括五四運動時的思想,很幼稚。｛評論十八：那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并不明白，國家政權就是這一切的基礎！｝　　

　　所以,工業化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范圍內發展工業,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發展工業的道路。走這條路,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另一條是首先反掉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這個前提下發展工業,才能真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或者資本主義化。這就是革命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中間有一大塊空地,這就是中間勢力出現的地方。他們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不滿于軍閥官僚、國民黨那樣的辦工業,甚至要求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在某種程度上反對封建主義,但不贊成革命。｛評論十九：這是名符其實的、極幼稚的“空想”！利益之爭不流血，行得通嗎？當然，在敵對雙方人民覺醒程度比較高時，盡可能地減少流血是可能的，其前提是侵略者或者對手的士兵們根本就不聽其領導者的命令，甚至起來推翻這些反人民的侵略者或者對手的領導。｝胡適也可以列入中間勢力。他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認帝國主義的侵略,說問題出在“五鬼鬧中華”,但他堅持反對復古,實際上是反封建(雖然他不承認“封建主義”這個名詞),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同他聯合。蔣介石剛上臺時做出發展資本主義的姿態,拉了一些知識分子,翁文灝便是一個。翁1932年被任命為教育部長未就,1934年就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這是個不公開的機構),1935年任行政院秘書長,后來先后當過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1948年當過短時間的行政院長。1951年自香港回大陸定居,任全國政協委員。他也是一個典型人物。好多人原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后來都跟著共產黨走。我們黨內有一些同志也是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過來的。毛主席說他早年受梁啟超的影響很大,接受的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中間勢力在文化學術上的表現,就是各種社會政治理論。社會學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我們否定社會學、政治學是不對的,這看起來有點荒唐,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解放前,馬克思主義者也講社會學、政治學,實際上是利用它來講馬克思主義。而中間派一些知識分子搞的社會學、政治學,就事論事,只講社會的一些具體弊端,認為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研究解決,就能實現良性循環,改變整個社會。｛評論二十：這是眼光問題當然也是個思想理論問題！｝不從根本上觸動舊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這樣怎么能解決中國問題呢?是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很自然地認為它沒有用處,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問題解決了,這時候倒是需要研究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的方法、經驗,社會學就派上了用場,再否定它就不對了。｛評論二十一：這個問題值得認真研究！但這時的“社會學”仍然是建立在舊基礎和舊立場上的“社會學”，是否適合新基礎和新立場上的“社會學”，完全有必要進行有選擇的取舍才行，否則無疑于“新瓶裝舊酒”，對建立在新基礎和新立場上的新制度并不見得有什么好處。當然，適當的過渡期總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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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于走資本主義道路　　

　　(1995年3月28日于武漢)　　

　　

　　近代中國有兩次機會有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一次是1927年國共合作。按照國民黨“一大”的綱領,反帝、反封建,實際上是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有一點限制。蘇聯鮑羅廷這些人,當時認為中國沒有什么無產階級,要共產黨人幫助國民黨搞國民革命;搞成功了,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了,共產黨再起來革命,搞社會主義。他們實際上就是這樣看的。這種看法與馬克思對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國民黨蔣介石中途叛變,革命失敗了。　　

　　另一次是1946～1947年舊政協的協定。我們黨當時做了國民黨實行這個協定的準備,所以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這不是假的。記得當時我親耳聽延安來的何思敬說,我們要用選票代替子彈。不過毛主席、黨中央是兩手準備,也準備國民黨撕毀協定。協定既然簽訂了,準備國民黨實行它是很自然的。如果國民黨不撕毀協定,那就勢必會成立聯合政府。在這個政府里,當然不會是共產黨占主導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勢力,也只有相當的地位,主要的還是國民黨。當時蘇聯也希望中國走這條路。劉大年對我說,國外有檔案證明,聯合政府的主張是蘇聯提出來的,這也有可能。不過毛主席即使是接受蘇聯的主張,他的想法和蘇聯也可能不大一樣。不管此事如何,毛主席到重慶談判確是蘇聯主張的。中央開始決定不去,怕蹈張學良的覆轍,蘇聯堅持要毛去。后來毛主席去談了,最后有了雙十協定。既然談成了,說我們不準備實現它,也不大可能。如果協定實現了,政權當然還是以國民黨為主,只能是搞資本主義,里面會有一點新民主主義成分,因為共產黨參加進去了,但這種成分肯定很小。結果,國民黨撕毀了協定,沒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上面說的兩次機會,都沒有搞成功。這兩次都是國共合作時期。｛評論二十二：這“兩次機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如此重要，作為搞歷史的專家，對此不作專題分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似乎說不過去？當然，如果作者夢想表現出比較“公正”，從而站在了反人民的蔣介石立場一方，為“尊者諱”，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道不同”也。因為這“兩次機會”都正是國內大戰、大屠殺的前夕，而蔣介石作為主導和強勢的一方，為何結果都是以戰爭和屠殺為結局而不是以和平為結局呢？這是誰更“好斗爭、好戰爭、好屠殺”呢？這不太值得今天的人們深思了嗎？。｝　　

　　除了這兩次,其他就都沒有可能。清末新政也可說是改革,但當時決不會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土地制度也根本不可能去碰,也沒有“立憲”,只說準備立憲,這樣當然談不上走資本主義道路。新政搞了一點辦工業之類的改革,都是帝國主義所允許的,適合帝國主義的需要。孫中山同盟會是真正要發展資本主義的,但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并不支持孫的南京政府,而是支持半封建的軍閥,支持袁世凱,可見帝國主義不是要中國資本主義化。后來軍閥混戰時期,當然談不上走資本主義道路。｛評論二十三：問題的關鍵正在于此！為何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們都要走上尋求某些帝國主義的支持，沒此支持就幾乎不能生存下去的道路呢？其實，其本質都是缺少最根本的國家獨立自主意識、都是奴性、依賴性使然。｝　　

　　當時蘇聯、第三國際在中國找的不是搞社會主義的人,而是找進步人物,主要是反帝的。先找吳佩孚,同時組織中國共產黨,但并不指望中共解決問題。最后找到了孫中山。孫中山經歷了一系列的失敗,但仍堅持民主化、工業化目標,實際上是要發展資本主義。蘇聯要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幫助它變成為一個群眾性的黨,召開“一大”,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原先的三民主義,其實際內容是要發展資本主義,但它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不明確的。通過蘇聯、中共的幫助,才漸漸明確起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也增加了新的內容。這些都是孫中山主義中本來應有的東西。國共合作后,國民黨有了生氣,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當時也不會出現八國聯軍那樣的外來武裝干涉,帝國主義國家個別地搞武力威脅可能有,但主要是從政治上破壞。這樣搞下去,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資本主義發展就有了條件。可是,國民黨蔣介石連這樣的資本主義也不想搞。農民運動一起來,他們就恐慌。那樣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出現“左”的、無政府的偏向是必然的。而國民黨代表的是最害怕農民起來的勢力。它與地主階級、封建勢力有密切聯系,民族資產階級也想利用國民黨,因此國民黨一反共就成功了。蔣介石上臺后,人們以為他能發展資本主義了,可是抗戰前十年,并沒真正搞資本主義。要求這十年資本主義有大發展,也不客觀,但應有一點像樣的發展,連這一點也沒有。經濟雖有一點增長,但資產階級是受壓的,對國民黨越來越不滿。為什么會這樣?要很好地研究這個時期的國民黨,官僚資本大概就是這時候開始露頭的。到抗戰時期,本來也可以利用抗戰來為發展資本主義創造一些條件,這時中共這邊毛主席已自覺提出中國應發展資本主義,蔣介石依靠的美國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可是就在這時候,蔣介石卻公開提出不但要反對共產黨,而且要反對民主主義。這樣他當然不可能去搞資本主義化。在這一點上,蔣介石卻敢于不聽美國人的話。｛評論二十四：作者倒是對于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反動，也能表示出某種程度的贊賞。這是“公正”嗎？真不知作者自己的立場何在？｝　　

　　中間勢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中間黨派沒有自己的軍隊,成不了氣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導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評論二十四加：從哲學或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說，如果中間勢力能夠“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來“引導中國走上”中間勢力的道路，那就意味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停頓。而歷史一再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本質上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停頓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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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關于五四運動　　

　　(1995年3月30日于武漢)　　

　　

　　“五四運動”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學生愛國運動,又是指一個時期的新文化的思想運動,即1915～1920年這一段。這一段開始是民主主義,后來又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所以五四運動既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基本結束,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是二者交替的時期。　　

　　辛亥革命后,陳獨秀等人認為只搞政治革命不行,必須搞思想革命,就是建立民主主義思想。1915年《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宣揚“法蘭西文明”,大體上是搞全盤西化,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發生十月革命,資本主義的弊端暴露出來。于是,隨著《新青年》發動的思想解放,出現了新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這樣,新文化運動開始產生分化,新舊并存。《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講到這里為止。我們現在來寫的這本書,便可以從這里講起,從新東西出現講起。過去講,新文化運動一分化,胡適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變成了新東西的敵對方面。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胡適派雖然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但這個“右”是相對于左翼說的,二者都屬于新文化運動的范圍。而就全社會,就全國政治的分野來看,胡適派實際上是屬于中間力量;不是反動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適與李大釗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過去把它講成是敵對雙方的斗爭,事實上還是朋友之間的爭論,雙方都是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勢力的。胡適的意思無非是主張改良,不贊成革命。后來胡適提倡好政府主義,李大釗也參加在宣言上簽了名,不能說李大釗簽名是犯了錯誤。好政府主義至少是認為目前的軍閥政府是壞政府,而且是主張改革政治,主張和“惡勢力作戰”,不過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罷了。對這種主張可以批評,但說它如何反動顯然是不對的。｛評論二十五：當時的中國現狀已經表明整個國家完全爛透了，處于數千年來中國歷史的最低谷。可是胡適派仍然只是主張“和平改良”，這不是歷史的反動是什么？就是胡適后來依靠的主子蔣介石也是通過“北伐和軍閥混戰”，以戰爭手段來奪取政權的。這種“和平改良”的主張完全應該定性為反動。但對于具體主張的個人來說，就可分為立場問題（如胡適）和認識問題（如李大釗的簽名）兩種情況。｝就是梁啟超、張東蓀反對當時搞社會主義革命,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也不能說是反動的,因為資本主義在當時是進步事物。過去流行一種看法,好像有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之后,凡是與它不同的、反對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動作用的,這顯然不符合實際,也講不通。｛評論二十六：主張“和平改良”和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都可以歸大類為空想。空想當然不都是反動的。在當時，主張“和平改良”是反動的，因為絕大多數人和歷史進程本身都反對，基本沒有力量支持它；當時，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與主張“和平改良”性質不同，但理應也是弱反動的，因為作者也說，后來的主要力量國共兩黨也許并不反對、但都不支持它，至少是不真心支持它。｝總之,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分化要重新加以解釋。新的東西產生了,不等于舊民主主義就敲起了喪鐘。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力量是新事物,最有前途,但當時人數很少,影響也很小,不可能獨霸新文化、新政治,還需要和舊民主主義聯合。因此有后來的國共合作,合作的對象是國民黨,雖然其成分相當復雜,也還是要和它合作。馬克思主義者從舊民主主義突破出去,而許多人仍然留在那里面,其中有很杰出的人。例如宋慶齡,在歷史上就應當給以相當的地位。大革命失敗,蔣介石上臺后,曾讓戴季陶找宋慶齡談話,要她改變立場。當時宋對戴說的話過去沒見到,現在翻譯出來了,很了不起,立場非常鮮明、堅定,拒絕戴的威脅利誘。沒有中間力量同封建主義、法西斯勢力斗爭,單靠共產黨孤軍作戰,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新中國成立時,要吸收他們參加政權,不是搞蘇聯式的蘇維埃政府。｛評論二十七：只要是個普通人，通常都會自然而然地遵循以下一般原則：一、利害相權取其利；二、兩利相權取其重；三、兩害相權取其輕。中間力量既然表現為“動搖、不斷分化”，則必定遵循以上原則，這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與有著特定思想信仰的人們不同。而歷史本質上就是一動態過程，誰的主張和行動結果更得民心，就能夠爭取更多的中間力量。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根源所在。｝　　

　　在社會上,處于中間狀態的人總是大多數,中間勢力有一大批人。他們可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后備軍,也可以成為舊民主主義的力量,甚至跟著國民黨走。決定他們分化、變動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民族主義。有的人開始對共產黨有疑慮,甚至反共,是因為把共產黨看成是蘇聯的走狗,蔣介石國民黨也這樣宣傳,而中共黨內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恰恰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很失人心。在30年代“左”傾最厲害的時候,我們黨是很孤立的。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深入敵后堅持抗日,大得人心。而國民黨對抗日消極,把心思用來對付共產黨和人民。所以中間勢力發生變化,大多倒向中共一邊。另一個是發展經濟。國民黨上臺后,忙于打內戰,不去認真努力地發展經濟,不關心人民疾苦,又不敢反帝,使許多原來跟著它走或對它抱有希望的人深感失望,終于離開了它。在中共“左”傾時期,仍有一些人如胡愈之、鄒韜奮等,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變過來,靠近共產黨,甚至參加黨,也是因為對國民黨完全絕望的緣故。｛評論二十八：從根本上說，以上種種正是緣于利害取舍！｝　　

　　總之,在“五四”以后,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和基本上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中間勢力之間,不是完全對立的關系,而是有批評、有聯合的關系。這種聯合對新力量的發展有利。例如,在20年代,為什么要實行國共合作呢?因為當時孫中山、國民黨是中間勢力的旗幟,中共和國民黨合作,就能擴大中共的影響。如果不和國民黨合作,單靠中共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迅速形成革命局面的。　　

　　國民黨內也有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如于右任、邵力子等。此外,蔣介石也想拉中間派,但沒有什么成績,被拉過去的人很少。中間派自己也想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有所作為,但一直搞不起來。資產階級沒有支持他們,也無力支持他們。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間力量也具有兩面性。抹煞他們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貢獻是不對的。即使是胡適派也是如此。胡的實驗主義,也并非全無道理。其實胡講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實用主義哲學,如說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這有什么錯呢?又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恐怕也應當說是對的。所謂“大膽假設”是有所根據的,不是隨意亂想;“小心求證”的意思是要做到實事求是,不能抓到一點就作判斷。自然科學都是先要提出假設,然后一個一個去求證的。應該說這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用這八個字來概括也許不那么準確、周到,但比較通俗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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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關于中國共產黨(上)　　

　　(1995年4月1日于武漢)　　

　　

　　關于中共黨史,已經有了許多書,但缺乏具體形象的描述。我們寫這本書,要有一些特寫,要有點形象。我們的歷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講得很籠統,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講科舉考試,就說士子們去參加考試,到底科舉考試具體是怎么考法,沒有說明,讀者還以為科舉考試和現在考大學一樣。倒是外國人寫中國歷史注意講明細節。現在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歷史上許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應當讓他們弄清楚。舉例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在許多地方組織農民暴動,究竟怎樣搞暴動,現在的讀者不知道。雖然不可能一個一個暴動都去具體講述,但要選擇一兩個典型的,具體地加以描述,講清楚頭尾始末,成功的,失敗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規模的不著名的暴動,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講,不能光講井岡山。這是寫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點。　　

　　關于中共黨史,首先是黨成立時期。五四運動中分化出一些知識分子,講馬克思主義,講社會主義,形成一個先進的思潮,然后走到工人中去,搞工人運動,過去都是這樣說,也是事實。這里有一個問題,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一開始就占了優勢。這當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資本主義暴露出種種弊端,在十月革命沖擊下,西方世界更是一片恐慌,國際上出現了社會主義潮流。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確是科學的理論。當時人們對這個理論雖然還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就明確了在中國要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且使人有了一個遠大的理想,要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辛亥革命以來,政治家們都是為小集團、為個人利益而奮斗,社會主義者則有一個超乎這些狹隘目的的偉大目標。這個目標使社會主義者有了高尚的追求和無私的獻身精神,使他們生氣勃勃。這種崇高的信仰,把人凈化了。開始社會主義者人數很少,搞了一點工運,影響不大。為了進一步發展,就實行國共合作,利用國民黨的社會聯系,迅速擴大了中共的影響。　　

　　但中共的隊伍也不可能是絕對純潔的。黨的隊伍也在不斷地分化。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有的人不久就退出了,有的跑到國民黨那里做官去了,后來還當了漢奸。特別是1927年失敗后,退黨的,叛變的都很多。黨內各種人都有,這是正常的現象。30年代“左”傾統治時期,退黨、叛變的也很多。這與對黨失去信心有關。有的人脫黨并未叛變。有人倒退,有人退黨,有人叛變,對于這一現象,書里應當說明,不要回避,這并不妨礙黨的主流是好的。況且又有人在轉折關頭參加到黨里來,如湖南的朱劍凡。宋慶齡在30年代也仍然靠攏黨。　　

　　另一點是黨領導群眾革命運動是有很大困難的。中國工人中原來也有工會一類團體,是由幫會把持的,實際是幫會組織;農民中也有許多各式各樣的落后組織,這就給組織群眾運動帶來許多困難。特別是游民很多,他們往往是勇敢分子,很有革命性,敢打敢沖,但破壞性也很大。毛主席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很不容易,袁文才、王佐起了大作用。但紅軍中游民習氣很厲害,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都是同游民習氣斗爭。改造游民和游民習氣是個難題。黨解決了這個難題,但黨內一直有游民習氣。顧順章、向忠發實際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無產者。｛評論二十八加：作者這“游民習氣”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如何定義或者至少主要特點反映在哪些方面？都沒有說。而從作者以上論述本身，就可看出其所稱的“游民習氣”是個包括了完全對立性質東西的矛盾體。例如，作者說“游民很多,他們往往是勇敢分子,很有革命性,敢打敢沖”；又說“顧順章、向忠發實際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無產者”。那么，這些所謂“游民”即“勇敢”又“革命”，怎么如“顧順章、向忠發”，一旦被捕就馬上叛變呢？？。｝　　

　　還有一點就是“左”的問題。犯革命急性病,急于攻打大城市,過去黨史著作講得多,對排斥中間勢力也講,但講得比較少。當時胡愈之在一次會上批評了“保衛蘇聯”的口號,黨刊上就以敵對的態度來批他。30年代“左”傾中央把知識分子弄得很“左”,經常要黨員、進步作家、文化人舉行飛行集會,不搞創作,不做文化工作,辦刊物至多也是像丁玲的《北斗》那樣。刊物上登的都是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以及“保衛蘇聯”一類文字。后來中央移到蘇區去了,上海文化界反而發生了好的變化。由于沒有中央的直接領導,只能自己找出路,進步文化人便搞起了文化事業,如電影、文學,辦雜志也請鄭振鐸這樣人出面主編,還進行農村研究,出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胡愈之也去生活書局做韜奮的工作,等等。這樣就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擴大了革命影響。可以說,這時候上海進步文化界自發地表現出一種反教條主義的趨向,當然這不是自覺的認識,更沒有理論的指導。后來毛主席通過概括、提高實踐經驗,第一個從理論上自覺地、明確地提出了反教條主義。　　

　　“左”的問題和第三國際也有關系。例如關于革命高潮的看法,就是第三國際來的。當然,犯“左”的錯誤,政治上的責任應由中國黨自己負,誰叫你聽人家的呢?今天研究這個問題,為了弄清來龍去脈,要適當地說到和第三國際的關系。為什么當時那樣聽第三國際的話,把它看成是絕對正確的?原因恐怕很多,如中國黨的理論水平低;中共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組織上要服從;特別是王明是由米夫一手扶植起來,派到中國來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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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關于中國共產黨(下)　　

　　(1995年4月12日于襄樊)　　

　　

　　1927年革命的失敗,從當時客觀形勢變化看是不可避免的。國共合作是搞社會主義的人與搞資本主義的人合作。孫中山、國民黨實際上要搞資本主義。｛評論二十九：這話的意思就是：“搞社會主義的人與搞資本主義的人”從根本上來說，水火不相容？！而作者的“1927年革命的失敗……是不可避免”，那意思是說，即便孫中山不死，對共產黨和工農大眾的“4.12大屠殺”仍然要發生？？。｝國共合作的綱領是“一大”宣言。對此,國民黨里只有左派接受,其他的人主要是右派并不真正接受,他們不愿搞受限制的資本主義,不愿承認中共的存在。在國共合作破裂時,中間派當中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有出來講話的,如上海胡愈之等曾發表宣言,其他中間派的人并不反對。對于“清黨”,何香凝開始也未反對,只有宋慶齡反對的態度很明確。要搞資本主義的人實際上是認為,這樣干也行。　　

　　張知本是一個典型。張于1905年參加同盟會,武昌起義時當過軍政府部長,與宋教仁一起起草鄂州臨時約法。后來當國會議員,反對袁世凱,參加護法,失敗后在上海教書。國民黨“一大”被選為候補中委,后列名西山會議派,被汪精衛開除黨籍。1927年站到右派一邊,任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和湖北省長,創辦武漢大學。后來隨李宗仁反蔣,又被開除黨籍。1931年,被選為國民黨四屆候補中委兼任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到南京參加起草憲法,主張軍人不干政。1936年任北平朝陽大學校長,該校抗戰后遷成都,張請鄧初民、黃松齡、馬志民當教授,受到陳立夫的攻擊,被撤去校長職務。抗戰后,當選制憲、行憲國大代表。1949年李宗仁代總統,張出任司法部長,因主張釋放政治犯,被撤職,同年去臺灣。像張這樣的人,是要搞資本主義,搞民主的,1927年時是反共的。蔡元培也如此。{評論二十九加：作者此言表明，在作者心目中，“搞資本主義、反共的”就是“搞民主的”？？}為什么中間派那時幾乎都反共?這與反帝、反封建有關。反帝是得人心的。當時帝國主義很狡猾,先低調處理,暗中活動破壞革命,沖淡了革命需要反帝的一面(與中共被看成是聽蘇聯指揮也有關系)。到了農民起來反封建時更不行了,許多人過不了這一關。這樣,中共就比較孤立。｛評論三十：當時中國的舊知識分子的極端偏見和受蒙蔽所導致的！！在這里，作者所說的“中間派”似乎就變成了當時中國的舊知識分子了。｝　　

　　1927年后,中共總的趨勢是“左”。關于肅反,過去書上沒有怎么講。過去說“左”的社會根源是小資產階級。這種說法怎么樣?喬木也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妥當。小資產階級有兩種,一種是有點資產,一種是無資產,近似游民。｛評論三十加：所謂大學者的邏輯都如此混亂！！難道無產階級就是小資產階級嗎？？｝“左”可能與后一種小資產階級有關,但也不能說死。恐怕要多從認識上找原因。毛主席說,與資產階級合作時容易右,分裂時容易“左”。肅反往往對著知識分子。張國燾自己是知識分子,為什么還要殺知識分子?恐怕與個人專斷、獨裁有關,也要多講認識上的問題。｛評論三十一：這說明當時的“肅反往往對著知識分子”，是有著其歷史根源的。正如作者在前面所說“中間派那時幾乎都反共”！！。｝　　

　　近些年黨史研究中爭論的大問題有兩個:一是西路軍,一是項英。　　

　　西路軍問題涉及張國燾問題。當時中央紅軍已受到很大的削弱,而張國燾四方面軍卻兵強馬壯。葉帥截收電報問題,恐怕要從政治上看。電報不一定講得十分明白,毛主席的政治敏感性特別強,看出了電報里的真正用意。西路軍接受的是軍委命令,上面署名都是張國燾、朱德,張和軍委不能截然分開。張當時想與蘇聯掛上,抬高自己的權勢。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的二、六軍團快要與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迅即下令讓他們成立二方面軍,就是為了防止賀部被張并吞了去。　　

　　這里順便說一下,知識分子問題也就是中間力量問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后來總結出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是一個。這個總結很了不起。武裝斗爭是不為中間派贊同的,搞武裝斗爭,又要搞統一戰線,二者看似不相容的,但在抗戰時期把二者統一起來了,相容了。這和抗日,和民族矛盾有關。到抗戰勝利后,二大法寶并用,也得到了中間派的擁護。遵義會議后的大轉變,都靠統一戰線。王明時代,送上門來的“統戰”都不要。1931年本已出現了建立統一戰線的時機,但“左”傾領導人不加利用,喪失了時機,直到毛主席領導才加以利用。上海文化界的變化,書中要好好地寫一下。脫離了“左”傾中央的領導之后,上海文化界黨員開展文化工作,帶動了大批知識分子。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雖有缺點,但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來陳伯達、楊獻珍竭力貶低它是不對的,應承認其歷史作用。當時還通過李公樸的關系,在《申報》上開辟答讀者問專欄,由艾思奇、柳蔔回答,向群眾灌輸新思想。這比“左”的宣傳要好得多,是擺脫“左”的錯誤的第一步。這反映了當時的一個大的變動。｛評論三十二：既然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毛主席能夠成功的實行統一戰線，這說明作者在前面所說“中間派那時幾乎都反共”，并不正確！！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作為中間力量的一部分，并不專屬于某個階級。而能夠看出這一點，即需要殘酷事實的教訓來證明，也需要具備較高思想理論的眼光。｝　　

　　再說項英問題,項英是受王明長江局的影響,不去開辟敵后戰場,發展勢力。有的說項不聽中央指示的路線,另作主張,這個說法恐怕不行。皖南事變后,毛主席大吃一驚,帶著情緒發電報,把項的問題提得很高。當時中央也做了最壞的準備,提出有理、有利、有節是很有道理的,居然把局勢緩和下來了。記得當時我的感覺就是四一二政變就在眼前,周總理也把重慶進步文化人士轉移到香港去了。后來局勢竟能緩和下來,這表明中央的確成熟了。｛評論三十三：作者倒也有點坦白，等于自認自己的眼光、水平不行！！｝　　

　　抗戰時期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系是很復雜的,處理好很不容易。抗戰,是誰領導誰呢?事實上是國共兩黨爭奪抗日領導權。國民黨要利用抗戰來溶共。抗日時期國民黨的一大轉變,就是從武裝剿共變為對中共施行和平演變,甚至想要中共整個地加入國民黨。對此,中共不是拒絕,而是加以利用,利用它來迫使國民黨堅持抗日,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抵制它的溶共,所以,必須有理、有利、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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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關于國民黨　　

　　(1995年4月17日于南陽)　　

　　

　　國民黨的歷史很長。現在談的是國民黨在大陸統治垮臺前的歷史。按以往一般簡單的說法,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這也不能說錯。因為它比舊軍閥總要新一些,現代一些。也可以說,相對地進步一些。但籠統講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也不行。中國資產階級很復雜。毛主席把它分為兩部分是有道理的,就政治上說,情況還更復雜得多。資產階級自然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但如何發展?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問題。對此,資產階級中有各種不同的態度,特別是對土地問題,更是如此。｛評論三十四：正是在如何對待“土地問題”這一正確解決當時中國問題的根本上，在當時的中國，形成了進步與反動的兩大集團的真正較量！｝國民黨代表著資產階級中不同層次的人,是個復雜的集團。1927年后,國民黨內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導的方向,但還有許多與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慶齡,確實很了不起。不過她也還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民主主義革命家。當然國民黨內也有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共的,這是另一回事,可以不算在內。還有一些人,不但愛國,而且傾向民主主義,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因各種原因不能不依附主流派,如于右任、宋子文。宋子文的資產階級傾向本是比較多的,他與宋慶齡的關系也較好,但他自己無法形成獨立的力量,只能和主流派搞在一起。孫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進步人士,30年代他辦中山文化教育館和雜志,所用的人中就有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人。孫科這派人反映了資產階級軟弱的一面,其他還有馮玉祥等。就派系說,站在右邊的是政學系,以張群為代表。張群原是陳英士的部下,后來在北洋軍閥那邊當官,和護法時期形成的政學系有些關系,1926年南下廣州在蔣介石手下任總參議。除此之外,還有汪精衛的改組派。他們一度很活躍,辦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講階級,但不講階級斗爭,有時表現出一副左的姿態,但這一派是最無原則的。至于蔣介石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為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官僚資產階級。他們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系。　　

　　國民黨統治共22年。臺灣說國民黨黃金時代是抗戰前十年。我寫過一篇講國民黨歷史的文章,說它的黃金時代應是與中共的兩次合作。臺灣的說法也有他的道理,因為那十年國民黨掌握了國家政權,而全國范圍的抗戰還未開始。可是我們要指出,這十年,國民黨雖然拿到了政權,卻沒有干什么好事。事實上,國民黨在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臺的根子。　　

　　國民黨的失敗,有兩個大的原因:　　

　　一個是在農村無所作為。首先是沒有搞土地改革。不僅如此,它對農業也沒有認真抓過。這和毛主席對比就可以明顯看出。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還進行抗美援朝,這時毛主席就非常重視農業,注意治水,抓治淮、荊江分洪,這是抓生產力,不是只注意生產關系。所以,盡管毛主席在農村問題上也犯了大錯誤,農民至今還懷念他。中國封建統治者有重視農業生產、注意治水的傳統,毛主席也是吸取這個傳統。｛評論三十五：極為荒謬！中國封建統治者的治水能與毛主席的治水相提并論嗎？怎么歷朝歷代人口相對少都沒有真正解決餓死人問題呢？毛主席接手時的中國，基本上也沒有鋼筋水泥這些現代的東西，水利設施絕大部分都是泥土石塊竹木做的，依靠的主要也是人力。這些東西在歷朝歷代可都是存在的。那么，歷朝歷代為什么能做而都沒做，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政權是掌握在代表極少數人的人手中還是掌握在代表絕大多數人的人手中這一點上。“所以,盡管毛主席在農村問題上也犯了大錯誤”，這些“大錯誤”就是：一、基本根絕了歷朝歷代一再出現的餓死人問題；二、通過赤腳醫生基本解決了常見病、多發病的治療和預防問題；三、基本解決了農村教育、識字、文盲問題；四、基本實現了中國的婦女解放；五、基本根絕了中國的戰亂和土匪等等。這才是“農民至今還懷念他”的真正原因。｝蔣介石似乎不大抓農業,雖搞了一些計劃,但都是空的,沒有真正去做。　　

　　另一個是沒有真正發展資本主義。本來,蔣介石上臺,資本家、中間派大多數是支持的,對他抱有很大希望,以為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可是蔣卻沒有做出什么事。　　

　　這里牽扯到一個國家有沒有實現統一的問題。表面統一了,實際上沒有統一。蔣上臺后,就大打內戰,后來又剿共。國家實際上處于分裂狀態。山西、兩廣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地方實力派外,各地區還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等等勢力獨霸一方,國家統一無從談起。為什么名義上統一而實際上不能統一呢?是因為蔣介石沒有抓大題目。農村問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都是大題目。抓住這樣的題目去做,才可以統一地方勢力,蔣介石不去抓這類大題目,就無法統一。到了抗日時期,蔣抓住了抗日這個大題目,情況有了變化,除了淪陷區,大體是統一了。就是共產黨在形式上也承認他的中央政權。　　

　　還有民族獨立、反帝問題。國民黨是在“打倒列強”的旗幟下取得政權的(順便說一下,上海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原先是有的,但30年代確實沒有了,估計就是大革命中群眾反帝運動起來時去掉的,對此可以做點小考證),但上臺后并沒有真正反帝。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開始露出尾巴的是1928年濟南慘案。此后,不平等條約、租界等基本依舊。這使中間派、資產階級漸漸感到失望。如果經濟上有所作為,情況就會不同。　　

　　在政治上,蔣介石又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允許任何黨派存在,連鄧演達的第三黨、國家主義派的黨也不容。國家主義派毫無革命性,而且在青年中還有些群眾,蔣介石也不去利用。結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獨裁。蔣介石做出一點姿態,想把中間派一些人拉過去,如翁文灝就是一個,但只是為了做幌子,并不是真正要搞民主、搞資本主義。　　

　　國民黨總的來說是帶有資產階級傾向。四大家族擁有大量資本,主要是金融資本,沒有聽說他們買過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說它是地主階級的黨。但國民黨是在不觸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范圍內搞資本主義,十年間經濟雖有所增長,但資本主義并沒有發展起來,沒有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這時期內戰連年,災荒不斷,盜匪橫行,社會秩序極不安定,整個國家處于混亂狀態,資本家極為不滿。有一篇材料說,當時長沙有一個資本家,他家的后門就在江邊,一有人來要錢,他就上船逃到漢口租界去。這種狀況下,資本主義還怎么發展呢!　　

　　農村問題恐怕是最關鍵的問題。當時許多人也感到這個問題重要。閻錫山在山西搞自治,辦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廣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農村的辦法。晏陽初、梁漱溟也抓鄉村建設,搞和平改良。他們都不能解決問題。蔣介石在農村問題、土地問題上毫無作為,這樣實際上就把廣大農村讓給了共產黨,其失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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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關于“三個角色”　　

　　(1995年4月22日于洛陽)　　

　　

　　我開頭說過,我們這本書的特點是,不是只有兩個角色(即一個是共產黨,代表著工農、小資產階級;一個是國民黨,代表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而是有三個角色,多一個中間勢力。當然中間勢力是在不斷分化。　　

　　中間勢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評論三十六：應該加上前提：在遵循前述三利害原則下自發的和傳統的。并且極不堅定，是“動搖、不斷分化”的。從本質上說，中間勢力并沒有一個確定的道路要走，而以隨波逐流為其根本特點，否則就意味著中間勢力有了一個統一的主張（主義）了！！｝過去有個簡單的看法,認為當時是兩軍對壘,一個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種看法太簡單化。外國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是民粹主義,國內有人也這樣說。簡單地講這種說法不對,也不行,要分析。從一種觀點看,毛澤東不是民粹主義,因為他提出新民主主義,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要發展資本主義,這無論如何不是民粹主義。但是中共一開始是提出中國當時就要搞社會主義,不是搞民主主義、資本主義。毛澤東在1926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里面也有“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兩軍對壘”這樣意思的話。在“五四”以前,中國惟一進步的道路就是資本主義。｛評論三十六加：理由何在？？｝五四時期,中國資本主義雖有些發展,但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不通,而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也發生危機。這時社會主義思潮就起來了,中共一成立就主張搞社會主義,所以不能說與民粹主義毫無關系。后來經過實踐中反復認識,毛主席才總結出要搞新民主主義。分兩步走,先搞民主主義,然后再搞社會主義。　　

　　看看列寧關于民粹主義的言論,就可以知道中國的情況不同于俄國。中國既然目前不能搞社會主義,必須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后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可是,這樣就存在著矛盾:要發展資本主義,可是資本主義道路又走不通。為什么不能先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呢?因為有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干預,而中國的資產階級又沒有能力解決反帝、反封建問題。這就是困難。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既要發展資本主義,又要解決反帝、反封建問題,這就解決了困難。解放后,新民主主義還沒有搞幾天,毛主席急著搞社會主義,認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因此就拼命反對資本主義,這又有點近乎民粹主義了。｛評論三十七：什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它們的區別在哪？準確定義是什么？不講政權掌握在誰手里，就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主義”。｝　　

　　但在建國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他提出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時,其認識水平高過了黨內其他的人。在此之前,共產黨人一直把資本主義看作是反動的事物。毛主席第一個說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還要發展它,只有經過這個階段才能搞社會主義。而眼前要使資本主義有發展,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所以,在本書所講的這30年里,現實的問題不是要資本主義還是要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問題。因此,共產黨不應當排斥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中間勢力,而是應當與他們聯合。當時,毛主席把主義問題撇開,只講抗日,在實際問題上建立統一戰線。｛評論三十七加：國家間侵略戰爭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短檔，似乎與其主義問題無關。對這個問題的初步解答和主義，是處于帝國主義時期的列寧首先提出和解決的！！｝而過去“左”傾時代就不是這樣。過了“左”傾時期,1935年后來了抗日問題,這時黨就不管你是搞什么主義的,只要抗日,就團結你,這完全是合理的。這樣,我們對于國民黨統治22年間那些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或總的傾向于資本主義的人,就可以重新作出估價。如胡適這類人,因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我們黨就應當團結而不該排斥他們。當時,宋慶齡就做得比較好,團結胡適一起參加人權保障同盟,爭取團結他還是對的。對于那時民族資本家做的一些有益的事業,也應當予以肯定。他們雖然不贊成革命,但至少他們對國民黨是不滿意的,對帝國主義侵略是不滿意的,他們也是在反動統治下掙扎求生。例如,吳蘊初看到日本的味之素獨霸中國市場,便發奮制造天廚味精,可能他沒有發表什么政治見解,但他這件事至少是在具體行動上維護了民族利益,表現出民族獨立的意識,應當說是進步的,不能因為他沒有參加革命就予以否定。　　

　　當然,中間勢力同中共之間是會發生某種矛盾。中間派中有些人認為不需要徹底反帝、反封建,不需要革命,只要發展工業就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主張大家都去搞工業,反對人們參加革命,這就同革命、同共產黨發生了矛盾。他們搞工業這件事本身是進步的,應予肯定,但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大家都走工業救國或教育救國的路,就是搞改良主義,卻是錯誤的,不能不給予批評。因為如果大家都接受這種主張,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問題就無法解決,靠辦工業、辦教育是解決不了反帝、反封建的問題的;而反帝、反封建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工業、教育也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正是在這一點上,中間勢力同共產黨存在著矛盾(過去馬克思主義者否定社會學也是由于這個緣故,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問題是解放以后還否定社會學就不對了。我曾對費孝通先生談過這個問題)。所以,毛主席很有分寸地說,工業救國論、教育救國論的破滅是一個好消息。為什么是好消息?就是因為這種認識破滅了,就可能轉過來理解、同情革命,這有利于反帝、反封建。這里否定的是這種認識而不是這些人,因為這些人主觀上還是愛國的,要救國的,不是反動的,只是主張的路子不對。這樣來看,我們就可以對這些中間勢力,從理論上作些深入的分析。現在人們已趨向于認為不能因為工業救國、教育救國論者不贊同革命就加以否定,但還需要作深入一點的說明,也不能認為這些人同革命就沒有任何矛盾。｛評論三十八：這個問題，在和平時期，實際上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令人頭痛的問題！當自己的立場與自己需要做的事發生尖銳矛盾時，應該怎么辦？看來，無論如何，仍然應該以堅持立場為第一位！！｝　　

　　在實際生活中,中間勢力也在不斷分化,這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問題上。抗戰時期這種分化最明顯。中共把抗日的旗幟拿在手里,舉得最高,吸引了許多人,加速了中間派的分化。有的人并無社會主義思想,卻同情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堅決反帝、反封建。如章士釗在20年代就資助過毛澤東,是由于為毛澤東的艱苦斗爭的精神所感動。這種感佩,包含有對毛的革命活動的某種肯定,可是章并沒有什么社會主義思想。也有的人開始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后來出于抗日的愛國情緒而靠近共產黨,最后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如鄒韜奮,就其文章看,前后判若兩人。｛評論三十八加：這說明，人，是會變的。此“變”，對于正常人，既有道理也有脈絡可尋，且不輕易變；對于反常人，則既無道理又無脈絡可尋，就如變色龍、墻頭草一樣常變。｝也有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在某些問題上同國民黨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從根本上反封建,結果和國民黨混在一起,胡適就是這類人。但胡適,直到他的晚年,還應當說是屬于中間勢力。胡適在民主、人權問題上同國民黨有矛盾,當時矛盾相當尖銳,他也反對復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別是不反美國帝國主義,日本要滅亡全中國了,他當然也抗日,但七七事變前還參加了汪精衛的“低調俱樂部”,認為抗日是高調。這樣他就倒向國民黨一邊。所以,中間派分化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問題上,還不是在民主問題上。又如張奚若,1936年他還反對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全面抗戰開始后終于轉過來。可見抗日戰爭是個關鍵,問題在于要懂得利用它。如果那時還是“左”傾路線領導,就不可能利用好這個機會。｛評論三十九：一個人一生的復雜性與準確全面地判斷一個人的難度！！｝　　

　　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勝利?一個當然是靠武裝斗爭,再一個就是靠統一戰線。大批中間的力量參加過來,政治力量的對比就變了,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決定作用。所以新中國成立時,毛主席、黨中央很慎重,一定要等民主黨派人士來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為此還推遲了成立的日期。不像王明時期建立中華蘇維埃國家那樣隨便、草率。中華蘇維埃國家的建立是“左”的產物,是速勝思想在作怪,也是沒有策略思想的表現。“左”傾領導時期根本不懂得團結、爭取中間力量。所以,我們這本書既要寫武裝斗爭,又要描寫、分析中間派的各種活動,寫它的發展、分化,直到后來其中絕大多數人站到了革命和共產黨一邊,決定了革命的勝利。當然,也要寫共產黨、國民黨這兩頭,寫它們與中間派的關系。國民黨在1931年后也拼命拉攏一些中間派人士,但長期跟它跑的很少。總之,這本書要寫“三個角色”,以及它們之間復雜和變化著的關系,而不是只寫兩個角色,兩軍對壘,這樣內容就會豐富得多。｛評論四十：作者如此強調團結作為舊中國高級知識階層的“中間派”，實不知其意何為？？這些作者特指的“中間派”，其實就是些“墻頭草”，那邊“風”大就往那邊“擺”。屬于最典型的“投機派或下山摘桃子派”，如果希望社會進步和人民解放，指望這些“中間派”，那是指望不上的。在三年解放戰爭中，這些“中間派”之所以后來會積極參與到“國統區”的群眾運動中去，從主要方面來說，是因為他們自身的生存（饑餓）受到切實威協、從而作出本能的利害取舍的緣故。如果沒有當時的共產黨軍隊和解放區人民，不僅靠著流血犧牲頂住了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并且反敗為勝。根本上就不能設想蔣介石會失敗。當然，這些“中間派”的參與（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確實對加速蔣介石失敗助了一臂之力。但是，決不能認為起了任何意義上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上，如今看來，這些“中間派”們心理中打的“小九九”，并不難以識破。由于“辛亥革命”首義中出現的“民眾打下天下求著精英來掌握天下”的事實，當然就難免讓這些“中間派”們生出妄想，以為歷史會重演。更何況這些“中間派”還出了那么一點力，那就更有“理由”讓這些“中間派”來“掌權”的歷史重演。這就是后來毛主席發動的“雙百”被迫轉變為“反右”的歷史根源了。其原因就是因為這些“中間派”的“立場”并沒有轉變到人民立場上來。從而導致“雙百”運動的本意是讓受到冤屈者“申冤”、讓愿意參與批評者對黨的政策中的過錯進行批評，而這些“中間派”們則違反民意試圖“造反、掌權”，那當然是不能允許的。“申冤、批評”和“造反、掌權”，如果屬于人民群眾的真實要求，則總是允許的。這也是表明一個社會是否進步、文明的根本標志之一。這時，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申冤”是為“誰”申的？“造反”是為“誰”造的？“掌權”是為“誰”掌的？當“雙百”中出現了為“土地改革”中的地主惡霸“申冤”、為“三大改造”中資本家們的剝削“申冤”，從而試圖根本否定新中國的組織和制度，由這些“中間派”代表地主惡霸和資本家們“造反、掌權”時，那就已經走向反動了。這些“中間派”的“小九九”自然瞞不過毛主席。當時，人民與剝削階級之間進行的“言論（文的）”與“行動（武的）”力量較量剛剛告一段落。由于在共產黨毛主席帶領下人民已經覺醒，事實證明，剝削階級在“行動（武的）”力量較量與反撲方面，通過“解放戰爭、大剿匪、三反五反等”實踐證明，武的或比武的稍弱些的明目張膽的“行動”，剝削階級實在是不堪一擊的；這時，剝削階級的“較量”就只能出現在“言論（文的）”的方面了。盡管，毛主席在抓人民群眾的教育方面不遺余力，甚至在人民軍隊的行軍隊伍中都不惜利用背包上寫字來達到識字的目的。但顯然，在掌握“言論（文的）”的這種特殊的“力量”方面，人民的“力量”是極為不足、甚至是不堪一擊的。這與十年后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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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關于編寫中應當著重研究的四個問題　　

　　(1998年10月12日于北京)　　

　　

　　關于中國近代史,我寫過兩本書,一本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本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我對這兩本書,比較來說,還是更喜歡《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后一本就有點教科書的氣味,什么都有一點。前一本日本人翻譯時就叫它《中國近代史》,但如果用中國近代史這題目大概寫不出那么一本書來。他們翻譯出來,叫它中國近代史,一方面大概是生意經,另外也有他的道理:不是中國近代的事里邊都有了嗎?這本書的好處,是寫得比較自由,許多事情三筆兩筆帶過去,可以著力說一些重點的東西。這段時期(“五四”以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怎么寫,以前沒有想過。這段時期共產黨是個重要角色了。共產黨的歷史怎么寫法?也照寫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那樣寫?這種書不知道有多少了,這就難辦了。所以我今天說說最近想起來的一些問題。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書出版后,也有些方面表示不同意見。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說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其實寫作的當時還是反潮流的,那時不正是在講儒法斗爭什么的嗎?1981年出版以后,人家說階級斗爭為綱過時了,說你那個不行;不是階級斗爭為綱,主張什么呢?主張以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為綱。第二個是關于洋務運動問題,特別是講你抹煞洋務運動。實際上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學術界就已經有這種觀點了,說洋務運動應該是主要的。所以我在序言中寫了一句:有人主張中國近代史要以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為主線來寫,我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這不對。這本書出來以后,這種意見頗為盛行,最近去世的李時岳教授可以說是這一主張的代表。據說他對于洋務運動的研究頗有些創見,我沒有完全看到他的文章,從各種介紹來看,我看這些好像還說不上什么創見。｛評論四十一：看來，任何一個人寫文章，要想真正做到獨立、公正，而不被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出書則更嚴重，必然要考慮銷售和利潤問題！｝　　

　　我在前面說的這本書的再版前言中答復了一下這個問題,我說用現代化作為一個線索串起來寫中國近代史,我倒是贊成,是可以這樣寫,但講近代史,講現代化問題也離不開階級、階級斗爭。另外,這幾年我發表好幾篇文章,說現代化和開放都有一個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問題。作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來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這和一個獨立國家的開放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我這個意見說過好多次,可是我們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熱情,我很希望他們寫點東西。后來我就想,如果我現在來寫以現代化貫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寫法?照我看還是要有階級斗爭的。寫近代史,階級、階級斗爭逃不了。那么我到底怎么寫法?能寫些什么?現在我把我最近想的概括成四個問題講一講。這四個問題中間也可能有一些老生常談,但是在老生常談中間也可以發揮點新意。　　

　　第一個問題是現代化必須和民族獨立的問題聯在一起,中國現代化不能離開獨立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你說一個國家不獨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能不能現代化,不能說不可以。殖民地也可以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印度是殖民地時,它也現代化,甚至是相當程度的現代化,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國要高。但是,一個總括的事實是,所有的殖民地在它的宗主國統治下面,宗主國總要想法在那里搞點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總是不徹底的。可以搞些工廠,發展經濟,但一定是這樣:許多前資本主義的東西它要保留著。所以那種現代化必定是極不平衡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殖民地解放運動興起,許多殖民地國家獨立了。獨立以后都是叫做發展中國家,所謂發展中國家實際都是落后國家。有沒有原來的殖民地國家變成發達國家了?那也有,第一個就是美國。美國原來是殖民地。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它們的狀況是不同的,它不是殖民地當地人民當權而是外面跑來的殖民主人取而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現代化是極為有限,但是是有的,孫中山曾經說過,殖民地還比半殖民地高一些,它只有一個主人,我們有好多主人。這話被瞿秋白還是誰抓住了,大罵了一頓。其實,孫中山這話也有點道理。殖民地被一個國家管住了,發展還好一些,現代化的程度可能某些方面還要高一些。在中國是直接殖民地的香港,以及青島、大連、威海,還有這個國家那個國家的租界,現代化也多一點。其他地方大家都是老板,誰也不管,讓你落后去。實現現代化在中國不可能不同獨立的問題聯起來。我去過津巴布韋,原來以為它落后得很,可到它的首都哈拉雷一看,很漂亮。它自己夸是全世界游泳池最多的國家,差不多每一座洋房子都有自己的游泳池,當然是白種人以及少數高等的黑人住的,農村當然是不行的。它的城市比我們中國以前內地的城市漂亮多了,也可以說現代化程度很高。所以過去有一種說法,中國變成殖民地幾十年就好了,就現代化了。這話沒有人好好駁,其實應該好好駁,它容易造成一種糊涂觀念。資產階級按照自己面目改造全世界,它到了哪個地方就要改造哪個地方,殖民地改造的程度非常有限,不過不承認它改造是不行的。｛評論四十一加：這種邏輯是最典型的奴性邏輯！按照這種邏輯，美國黑奴們難道就應該感謝那些販奴者和奴隸主們嗎？按照這種邏輯，如今幸存的美國印地安民難道就應該感謝那些種族大屠殺者們嗎？｝那么中國的事情呢,我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專門有一節講中國最初推動現代化的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要中國現代化。因為軍隊都戴個“勇”字,都拿著大刀、紅櫻槍,那怎么能到外國去買槍炮呢?鴉片戰爭以后,英國曾經希望立刻開辟一個很大的市場,結果失望,它的棉布、呢絨在中國銷路很少。結果發現是中國窮,沒有購買力。有購買力的是誰呢,是政府、官廳。結果必然走這條路,讓政府用封建的辦法去剝削人民,聚集財富,拿來向外國人買東西,如果這個政府完全是頑固不化,一點不想現代化,那它就不會去買槍炮、火車、輪船。所以帝國主義總要推動中國政府改革。我專門寫了一節,說帝國主義總覺得你改進得太慢,頭腦落后,不解放,不肯多走幾步路。帝國主義侵入初期,在中國阻礙它前進的倒是中國封建統治勢力。這個問題,我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寫了,但在寫《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時,因為當時沒有好好收集材料,沒有展開,講的很少。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帝國主義要你至少某種程度的現代化。我們也可以簡單地說,這個程度就是維持中國封建的落后的統治,在這個前提之下,搞點現代化,希望這個政府還能夠生存,而且能夠統治全國人民,并從全國人民中間收集財富,用來向外國買東西。至少它應該完成這個任務。帝國主義是只限于這個范圍內要你現代化。這個時候的中國封建官僚有了變化,有一部分頑固不化,說洋人的東西絕對不能用;有一部分覺得可以采納,這就是洋務派。洋務派,我以為是適應帝國主義的要求,它的標志也只是有限度的現代化。｛評論四十二：洋務派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奴才的現代化！。｝我的書上并沒有否認洋務派對中國的現代化起推動作用。即使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現代化還起過積極作用,我覺得,沒有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靠中國人自動發展,晚一兩百年都有可能。｛評論四十二加：作者這個蠢貨真是愚蠢到了極點了！！難道他就不知道如此明顯的史實嗎？當時的日本怎么就能在一受到入侵而未遭受太大的損失后，就“自動發展”，就沒有“晚一兩百年”呢？？。｝但是洋務運動是適應帝國主義的要求,在一定范圍內多少向現代化前進一點。因此,要真正現代化,順利發展,首先必須解決民族獨立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去發展現代化。我甚至也可以承認,洋務派是第一代講現代化的人,不過它講現代化只是在帝國主義要求的范圍內進行;第二代是康梁,我的書叫他維新運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是從第一代分化出來的,這部分就不同,比較地提出要獨立的問題來了,提出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而且還提出政治上的問題。第一代根本不講這些,就是只講洋槍、洋炮之類。從第二代里又分化出第三代: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這一派。第三代里又分化出來第四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所謂一代比一代前進,至少有一個標志就是民族獨立問題,在獨立的前提下來發展現代化。　　

　　第二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剛才說的第二代(第一代無所謂資本主義,它所做的只是在封建主義容許的范圍之內),開始要求資本主義了。不但是康梁,康梁以前有些人,如鄭觀應、郭嵩燾等從洋務派里分化出來,趨向于要求資本主義。大體上說,一直到辛亥革命時候,在中國要求發展資本主義,按資本主義方針來搞現代化,都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當時要現代化,惟一道路就是按西方國家的那一套做,走西方發展的道路。可是一到俄國革命以后,五四運動以后,慢慢情況變了,社會主義潮流來了,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不能靠資本主義,要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通常很容易有一種認識,就是認為五四運動以前要求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會主義取代了資本主義。“五四”以后,一方面發生了十月革命,一方面西方國家內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鬧得非常恐慌,許多人感覺他們這個制度簡直不行了,只有社會主義行。這樣一來,好像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問題已經解決了。“五四”以后到共產黨成立,當然是主張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這好像沒有什么問題了。可是實際上不然,中國共產黨剛成立的時候,發生一個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論戰中梁啟超、張東蓀就講中國現在不能搞社會主義,還搞不了社會主義,好像不配,主要是因為中國現在太落后,現在不配搞社會主義,將來才能搞,現在還是要搞資本主義。陳獨秀、李達等人去反駁。我們過去的書上照例說,這一斗爭是共產黨人取得勝利。現在看,恐怕很難說取得勝利。現在看,這兩種意見,反而是梁、張的意見“接近馬克思主義”,他們說中國現在不能搞社會主義,陳獨秀等人的答復頂多就是說,現在社會主義是世界潮流,我們不能再反過來走資本主義道路,實際上并沒有從中國的實際狀況出發駁倒梁、張的意見。然后到了第二年,共產黨自己也懂得了,蘇聯的同志來也一再說,中國第一步還要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搞社會主義。｛評論四十三：理論錯誤的巨大危害性！。｝說起來,那時候的確發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許多講資產階級、講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講點社會主義;共產黨講社會主義,倒先要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也有人是例外的,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又批資本主義,又批社會主義,結果,他自己最后的落腳點可能就是封建主義。還可以補充說一句,中國洋務運動的傳統很深,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哪一個軍閥統治一個地方,總要搞點現代化,修馬路,搞工廠。閻錫山在山西多少年,他也總搞點建設。李宗仁、白崇禧在廣西,自稱為模范省,無非就是修路。他們也可以說搞點現代化,但總是有限的,實際上都是洋務官僚的傳統。真正要搞資本主義的民主和現代化的,多少要講點社會主義,甚至胡適都講點社會主義。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兩個東西搞得混淆在一起,在實踐中間也變成個很復雜的問題。在“五四”以后,問題倒不在于誰講社會主義現代化講得厲害,到底是主張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這個問題,真正在于是否要在中國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于是變成這樣一個問題:要現代化,就要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空講社會主義沒用,空講資本主義、民主也毫無用處,真正的問題是:是不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評論四十四：這就是資改派的所謂“改開搶劫”主義的核心了！！但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最終勢必只能出現一個不倫不類的“資本主義”，即封建資本主義！！這條路勢必只能是一條死路，在送葬的路上必定伴隨著共產黨的死亡！！。｝所以,如果一種意見認為“五四”以后資本主義問題在中國已經是歷史上的老問題,不值得注意了,問題只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恐怕實際上不是這么回事。　　

　　第三個問題是怎么樣才叫做真正為資本主義開辟道路。這在我們也是老話,要獨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獨立啊。第二,還加上一個要反封建,就是解決土地問題。真正是為這兩個問題在努力,就是為發展資本主義開辟道路。這兩件事情都不是什么社會主義革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圍內的事。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要在這兩個問題上下功夫。不能說國民黨統治時期,從1927年到1949年毫無作為,應該說比北洋軍閥時期還稍微進步一點;但不能說真正為現代化做出什么成績了,因為它并沒有真正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一個不反帝,一個不反封建。這里可以稍微講遠一點。有一個問題,這幾年人們好像不大討論了。國民黨到了臺灣是不是實行了現代化,是不是發展了資本主義?我看不管它里面還有許多政治上亂七八糟的事情,應該承認在臺灣是發展了資本主義,是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為什么國民黨能夠在臺灣搞現代化,我以為在這兩個根本問題上有些進展:一個獨立,一個土地改革。獨立問題,稍微講遠點,中國半殖民地有個特點,半殖民地就是半獨立,所以中國統治者都有一點半獨立性,和完全的殖民地受制于一個主人還不完全一樣。它同時有幾個主人,在這里面可以利用矛盾,爭取一點自己半獨立性。吳佩孚反日就很厲害。甚至連共產國際也認為吳佩孚可能可以合作。蔣介石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爭取自己的半獨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到了臺灣,他并不因為丟掉大陸以后就落荒而逃變成只是一條投靠美國的小狗。其實并不是這樣。他到臺灣以后,因為美國丟掉大陸,需要他這個棋子對抗大陸,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爭取半獨立性的地位本錢也更多一點。｛評論四十五：層次與立場問題！｝蔣氏父子到臺灣以后,一面依靠美國,一面又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獨立性。我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看過一點材料。他們到臺灣初期的確搞了一次土改。辦法是這樣的:政府向所有的地主收買土地,用年產三倍的價格,不是給錢、黃金,而是給工廠的股票:股票值你土地的年產的三倍。然后把土地都給種地的農民,種地農民也不是白拿,錢由農民出,每年拿年產的十分之三交給政府,交十年,剛好是三倍,政府把買地的錢全部收回。這事一搞,農民高興了,少花錢得了土地,十年后土地歸自己,有了生產積極性。國民黨政府剛到臺灣,基礎不穩定,經濟上很困難,搞了幾個工廠,把股票給地主,拿農民收成的十分之三,這對它初期維持自己的生存很重要。就是地主吃點虧,有的地主還不相信股票有什么用處,據說當時有的地主就把股票賣掉了,結果工廠搞得還不錯。1981年我在歐洲碰到臺灣那邊的人,我說你們的辦法還不錯,他說你們為什么不照我們的做,我說我們已經做過了。你們的做法大陸做不通,中國那樣大的地方,買地要花多少錢,開多少工廠啊。國民黨在大陸上根本干不了,到臺灣可以干,原因是:窮了,沒辦法了;同時在大陸上跟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聯系,到臺灣他犧牲一點地主的利益,不心痛。它開始搞了一個什么“二二八”,鎮壓了一下,它給你來那么一下,地主階級也不敢反對。美國也主張搞土改,美國在日本也搞了。日本人過去在臺灣也搞現代化,但是有限得很,土地問題根本沒接觸。國民黨去后做得比日本好,應該說是發展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這個例子恰好證明了我們的理論:在中國要搞現代化,第一要爭取獨立,第二要反封建,搞土地改革。當然我這些都是老話,只是說一點新的證明。　　

第四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站在什么立場。本來一開始時好像這個事情很簡單,在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沒出來以前,大家都覺得要學西方,學資本主義。共產黨產生后,幾個青年跑出來說不行,我們要學社會主義。好像事情就這么簡單,結果發生了問題,還要搞國共合作,還要先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階段,還不是搞社會主義。這一來,問題就復雜了。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把責任都歸在陳獨秀身上確實有點冤枉。我現在感覺,陳獨秀這個人有一個長處,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國人來管我們的事情,他不高興。這點和毛主席的情緒有點相同。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是要有點民族骨氣。但他吃虧在馬克思主義實在沒有多少。他開始感覺到第三國際來干涉,來指手劃腳,要共產黨去跟國民黨合作,加入國民黨,他就是反對,就是反感。后來第三國際馬林來了,講這個辦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已經加入共產國際了,只好就聽他指揮。以后有許多事情,他沒法有自己獨立的主張。那時候,共產國際,特別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馬林、鮑羅廷這些人的確是教條主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覺得中國現在的確談不上社會主義,而且的確瞧不起共產黨,認為你就那么幾個人,不會有什么作為,現在只能是幫資產階級。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革命結果是資產階級掌權,這是天經地義,你就是去給他做苦力。這確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可以查一下,馬克思主義講不斷革命論,就是這個意思。你現在跟資產階級合作,推翻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掌權。然后你又和資產階級左派合作,推翻資產階級,一步步,最后還要和小資產階級合作,推翻資產階級左派,最后才輪到無產階級當權,不斷革命嘛(列寧這種議論也不少)。｛評論四十六：查查原文！｝那時候要中國共產黨去幫資產階級的忙,這主意的確是從共產國際來的。所以說那時候的右傾,實在是從共產國際來的。共產黨是為著干社會主義,可現在要給蔣介石跑腿、做苦力,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這可能有中國自己的情況,但蘇聯也錯誤地認為蔣介石是個資產階級代表,它哪里知道在中國情況下不可能有獨立的資產階級代表,實際它還是“半封建”。中國那時候不可能出現什么資產階級革命成功、資產階級當權的局面。｛評論四十七：與作者前面的言論自相矛盾！！｝大革命失敗以后,共產黨內部就產生了一種激進的情緒,主張搞資產階級革命,甚至主張趕快搞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到莫斯科開“六大”時,斯大林再三強調,中國現在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跨越階段。不過,究竟應該怎樣接受右傾失敗的教訓,共產國際也沒有弄清楚。　　

我看李立三實際也是代表共產國際的意見,他覺得現在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一省兩省首先勝利,立刻就建立工農兵小資產階級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就是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拋開。李立三甚至設想,中國革命一勝利,立刻就影響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就起來了,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都打倒。這一條意見把第三國際惹惱了:你中國革命變成了世界中心了,能引起世界革命,還要我共產國際干什么?世界革命得由第三國際領導。李立三的問題,是因為講世界革命觸犯了第三國際。以后王明來了,他除了不講世界革命以外,其余完全是李立三的老一套。他強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旦成功,馬上就轉成社會主義革命,既然如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也就不該嚴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界限;要沖出去,超過這個界限。于是他就采取排斥中間勢力,排斥資產階級的政策(實際上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這就又回到老一套了)。怎么認識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怎么認識社會主義前途,這個問題總是鬧不清楚。這就的確應該說是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才澄清了這個問題,第一次澄清了這個問題。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黨內也有很多議論,抗日勝利以后中國怎么樣呢?｛評論四十八：理論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人們覺得大概還是非資本主義前途。第三次左傾講“非資本主義前途”,還不敢講社會主義。其實,非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嘛。毛主席強調了,勝利后又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還容許資本主義存在,還要資本主義有發展。新民主主義,又不是資產階級當政,又不是無產階級一家當政。到《論聯合政府》時,這思想搞得就明確點。在《論聯合政府》里,毛主席講,中國不是吃資本主義太多的虧,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要資本主義有發展的余地。好像《論聯合政府》原稿講這個問題的話還要多一些,現在刪掉了一點。從《毛澤東文集》看,與講聯合政府的同時,他講到這個問題的地方還很多,甚至說新民主主義就是新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內不忌諱講資本主義,甚至講讓資本主義有發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但是新民主主義里,社會主義成分占多少比重,資本主義有多大程度發展,這個的確得看形勢。講《新民主主義論》時,它還不是一種具體的形式,而是一種假定的情況,那時說社會主義成分要多一些,資本主義要少一些。到講聯合政府時,是根據實際形勢來講了,你說社會主義要很多,在政府里要共產黨領導,這不可能。當時你還要承認國民黨嘛。這時講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就要多一點。到了抗戰結束時,從舊政協決議里面看,又讓步一點,資本主義更多一點。這個你的確要看形勢。但是舊政協被國民黨撕破,結果內戰起來了,打了三年,出乎意料,一下把國民黨都干掉了。這下發生問題了,雖然還保持了新民主主義,但好像覺得這時候跟講《論聯合政府》時不同了,共產黨做主體了,雖然資產階級還允許存在。｛評論四十九：這是一個涉及力量對比的動態過程！！｝這時候發生爭論了,劉少奇在天津講話,說資本主義可以存在,剝削有功,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毛主席當時倒是沒有表示反對,到了后來對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就堅決反對了。到了1952、1953年,“三反”“五反”以后就宣布了。1949年當時是說,要過若干年,到了大家都同意了,才采取社會主義的嚴重步驟。1953年毛主席反過來說,我從1949年開始就已經搞社會主義了。后來他從“八大”決議的錯誤講起,說“先進的社會主義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又說,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全國勝利以后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后來沒公開提,但事實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就是干的社會主義這件事。這等于是說,解放初講的到某個時期再搞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不算數了,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干社會主義了。這問題恐怕要從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勝利以后的主要矛盾說起。既然是主要矛盾,我們那時候就開始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又發生問題了,1945年還在說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嫌它太多,而是嫌它太少,資本主義還要有大的發展,隔了四年,實際上是打了四年仗,資本主義更少了。如今已經打敗國民黨了,共產黨取得政權了,再說要資產階級占主要地位,當然不可以。形勢的確有變化,但不能變得那樣,實際上是把“新民主主義論”否定掉了。｛評論五十：當然，實際情況發生了大變化了嘛！形勢發生了之前根本就沒想到的大反轉了嘛！1945年時，能想到這么快真正打倒國民黨嗎？作者怎么在這里也“教條”了呢？。｝現在說“左”是從1957年開始,實際上看來,七屆二中全會主要矛盾的規定恐怕有點毛病。當時還在搖擺,思想的確也有點矛盾。1952年《學習》雜志上說敲了資產階級喪鐘,毛主席說不行。結果不久他就給資產階級“敲了喪鐘”了。這就證明,在中國革命實踐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什么關系,中國幾代人一直沒鬧清楚,一直為它苦惱。解放時毛主席容許一些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存在,經過文化大革命,他又索性提出消滅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興無滅資,而且是全世界興無滅資。鄧小平文章里講到:有人問我,“興無滅資”這話能不能講,我起先說也可以講,后來一想,說這個話不要講了。小平同志也沒講什么道理,沒講什么原因。很顯然,“興無滅資”這個話太簡單了,絕對化。共產黨的確是很為難啊,它的任務就是搞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結果你倒要它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實在是個很難講清楚的問題。形勢發生了大變化,這個問題卻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開放以后,這個問題應當重新清理了。｛評論五十一：人民理論最根本的一條：思除惡源。而不是相反――新造惡源！從根本上違反了這一條，共產黨就遲早要走上國民黨的道路！｝　　

　　我要講的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