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隨筆對底層群體的歧視與批判

摩羅 

魯迅批判國民性的文字分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隨筆（習慣上被稱作雜文），這種議論性文字記錄的是他對中國國民性問題很理性、很深刻的思考，這種思考跟那個時代所提供的各種材料和信息密切相關，所以是非常具有現實感的。另一種是小說，用形象和意象說話的，表現的是他內心深處對國民劣根性的理解模式、情感態度，這種理解模式和情感態度跟千萬年來人類精英群體對于底層群體的理解、評價、期待、好惡等等密切相關，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積淀。

我將魯迅展開國民性批判的議論性文字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中國國民性進行整體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對中國的精英群體進行批判，第三部分是對中國底層群體進行批判。

國民性批判的歷史背景是，中國在外族入侵中遭遇長久的失敗而無法自我振拔，亡國滅種的威脅日復一日地壓迫著精英群體的神經中樞，所以魯迅和他那一代精英人物最注重研究和診斷與“外族”對應的“中華民族”的整體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魯迅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文字中，這方面留下的成就最多，寫得也最認真。其中有不少文章堪稱上品。比如《燈下漫筆》、《春末閑談》、《看鏡有感》、《略論中國人的臉》、《說“面子”》、《隨感錄三十八》、《忽然想到》等等。

魯迅作為一個非常具有責任感的人，他對自己所來自的那個階級批評得也比較多。如果按照魯迅將國民分作闊人和窄人的兩分法，他的社會地位顯然不在窄人那一邊。即使他強調自己在感情和精神上無所屬，實際上他卻是屬于士大夫群體的，那當然只能是闊人群體。

歷來士大夫群體可以再區分為兩類。一類是擁有社會控制力的少數人群體，它往往是由政治、軍事、文化三方面的強人結成的聯盟，這是權貴群體。另一類是作為這個群體的后備資源和外圍組織而存在的文人群體，大約相當于魯迅所說的“知識階級”。這些人一面馬不停蹄地給權貴群體幫忙和幫閑，一面又常常意識到底層群體的艱難困苦和積怨宿仇。當他受到權貴群體禮遇的時候，他迅速忘卻了底層人的艱難困苦。當他不被權貴群體理睬的時候，他常常不忘“哀民生之多艱”，有時候甚至想煽動并操縱底層群體的積怨宿仇鬧個天翻地覆。魯迅對權貴群體和精英群體的描述和批評，多于對底層人的描述和批評。其中較為出色的文章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隱士》、《老調子已經唱完》、《論睜了眼看》、《記念劉和珍君》、《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關于知識階級》等。

魯迅的隨筆顯示，他對于底層群體的態度相當復雜。他是一個目光銳利的思想家，他知道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切失敗，能夠讓底層人負責的部分極少極少。所以，他有時候禁不住為底層人的奴性開脫責任，強調那是暴政所致，并且對底層人十分同情。這樣的文章有《倒提》、《踢》、《談金圣嘆》、《女人未必多說謊》、《大眾并不如讀書人所想象的愚蠢（門外文談之十一）》、《我要騙人》等。有時候甚至還將若干希望寄托在底層人身上，如《一件小事》等。

然而，魯迅對于底層人的失望、苛責、不屑，也常常流露在隨筆作品中。比如《我談“墮民”》、《迎神和咬人》、《“揩油”》、《阿金》等等。所謂“墮民”，本系被精英集團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賤民，他們只能從事賤業，遇到本來也是賤民的普通人家舉辦婚慶大事時，他們有義務上門幫忙，可見他們是賤民中的賤民。按照古傳的游戲規則，每家墮民所服務的東家比較固定，又因為服務過后有一定的賞錢，于是這種服務成了一種臨時性的就業機會。既是就業機會，對于這些赤貧者來說就頗為寶貴，于是固定的東家和就業機會代代相傳。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后代，恰如遺產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系。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于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后，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后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么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1]

“國家”（其實是權貴集團）在規定各個群體不同的權利和義務的時候，實際上也規定了各個群體不同的收入和獲得收入的不同方式。墮民作為擁有資源最少的賤民，那點賞錢對于他們來說肯定十分難得，堪可依賴。再說，那些固定服務的東家也成了他們重要的社會資源，此外他們肯定沒有機緣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因此，給東家服務由當初的義務演變成了一種權利。

就此而言，一種社會結構所安排的“奴隸”身份，它本身構成一種特定的權利。他們如果主動放棄這種可憐的權利，那么他們就會突然失去這個固有的收入和社會資源。他們當然不愿意。

魯迅是精英群體中極少見的具有奴隸感的人，終生都在痛苦咀嚼著奴隸的屈辱。可是他的屈辱畢竟局限于尊嚴方面，在生存資料的獲得方式上，他純粹是精英式的（官俸、政府補貼、版稅等）。對于“墮民”以及華老栓、華小栓、七斤、九斤老太太、閏土、阿Q、吳媽、祥林嫂們獲得生存資料的艱難，體會不深，有時恐怕難免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意味。

我們試著設想一下，古代雅典有一個心地善良的名叫“亞里士多善”的人文學者，他反對亞里士多德對奴隸階級的歧視，主張解放奴隸，天天鼓動奴隸反抗和逃跑。有一天那些奴隸果然逃跑了，并宣稱自己已經獲得了解放。可是奴隸身份、地位以及他們的權利義務都是得到國家制度肯定的，如果國家制度并沒有為這些解放的奴隸提供新的法律地位、新的就業渠道、新的獲得生存資料的方式，那么，用不著軍隊前來鎮壓，經過三天的饑寒之后，這些解放了的奴隸最為現實的選擇就是回到原來的奴隸主家里繼續干活。這時候，不受懲罰、不受拒絕地回到奴隸主家里，乃是他們最為現實的權利。

那個名叫亞里士多善的人文學者，因為奴隸們返回原籍繼續干活而“怒其不爭”，從此發奮著書，大肆批判雅典奴隸的奴性，并因此判定這些雅典奴隸的奴性就是雅典城邦共和國的國民性。他的著作名叫《雅典奴隸劣根性批判》，處處跟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唱對臺戲。

假如真有這么一位人文學者，我們只能說他的良心很難得。至于他的著作和學說，跟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樣，只能是一本對于精英群體即奴隸主階級有利的、有用的著作。亞里士多善的本意當然是激發奴隸奮起反抗，爭得平等與自由，但是實際效果可能與此相反。

他在批判奴隸時所表現出的蔑視和憎恨，正好證明他雖然在感情上是奴隸主階級的叛徒，但終究是奴隸主階級意識形態的體現者。他對奴隸階級的卑賤性建構、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評價，恰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殊途同歸。因為亞里士多善比亞里士多德更為詳盡地證明了奴隸們渾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長滿了奴性，那么也就同時證明了奴隸主不辭辛勞地奴役他們也就是為他們造福。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反反復復言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亞里士多善《雅典奴隸劣根性批判》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共同完成了這個結論的論證，那么，他倆都會被精英群體奉為人文祖師、文化泰斗。

回到《我談“墮民”》這篇文章。如果我們認為墮民們維護制度給他們安排的“權利”就是奴性的表現，那么同時也就證明了，精英群體對他們的奴役恰是成全他們、造福他們。而這后一個結論恰是“國家”所喜歡說的話，是歷代精英群體反復言說的金玉良言。

根據一次演講整理出來的隨筆作品《未有天才之前》，已經表現出一些頗為危險的信息。魯迅他們對中國的現實一天比一天絕望，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些偉大的天才人物橫空出世（胡適說大約需要一萬名），挽狂瀾于既倒。可是魯迅期望了半輩子也不見一個天才到來，于是他有點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開始尋找天才無法出現的原因。經過半輩子的思考和尋找，他終于找到了這個原因，那就是大眾不愿意做培植天才的泥土。這是一種典型的失意士大夫怨天尤人的心理。這種心理于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講演時得到最明確的表達（即《未有天才之前》）。

這種心理在中國精英群體中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傳統，他們總是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教化眾生，背后的意思當然是眾生過于愚昧、冥頑，不懂伺候精英、服膺王道，那是這個世界的黑暗部分和破壞因素。只有通過知識階級的努力，將這些黑暗因素和破壞因素消滅、化解、轉化，這個世界才會光明和幸福。精英群體歷來喜歡突出自己的這種使命和功績，以此作為自己獲得崇高社會地位和上等俸祿的理由。精英群體這種通過教化眾生而獲得崇高地位的“精英意識”在五四啟蒙運動中得到了最大的膨脹，最畸形的繁榮，堪稱登峰造極。

中國社會近代以來變革緩慢舉步維艱，其原因本來非常簡單，那就是以滿族皇室和漢族官僚為代表的權貴集團不愿意對自己的特權和利益進行哪怕很小幅度的調整，所以拒絕一切社會變革和利益重組。關于這個問題，余英時在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周年的時候，有一段總結：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依我個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沖突。1898年舊歷三月，康有為在北京召開保國會，聲勢極為浩大，引起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據梁啟超說，當時最有力的反對口號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長折中“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句話。可見在守舊派眼中，變法即使有利于中國也將不利于清王朝的統治。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總關鍵。

但清王朝是滿洲人建立的，因此國家與王朝之間的利害沖突最后終于集中在滿漢之間的沖突上面。戊戌變法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滿族統治集團忽然警覺到：無論變法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都不能為此而付出滿族喪失政權的巨大代價。梁啟超有一段生動的記述：

“當皇上云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為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蓋彼之計劃早已定，故不動聲色也。”

從此處著眼，我們便不難看出，圍繞著戊戌變法的激烈政爭決不可單純地理解為改革與守舊之爭。最重要是當時滿族統治集團本能地感覺到，決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于被統治的漢人之手。開國會、立憲法則必然導致滿人不再能控制政權，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了。[2]

陳獨秀、魯迅、胡適等等五四精英，作為近代以來國家民族危機的見證人，卻撇開這些政治常識，將國家利益與皇室利益的斗爭、民族拯救者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斗爭，統統解釋為革新與保守的斗爭，并進而將保守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沒落，將變革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底層人群的過于愚昧與麻木，這完全是顛倒乾坤的錯誤認識。

他們以這個顛倒乾坤的錯誤認識為基礎，發起一場針對愚昧國民的啟蒙運動，使得有史以來所有的過錯和罪孽都由弱者承擔的“精英意識形態”膨脹到了最嚴重的程度。精英群體永遠是崇高而又正確的，他們是創造并播撒光明的，底層群體永遠是愚昧、卑賤而又罪孽深重的，他們是抵制光明并頑固堅守黑暗的。這種精英與底層的緊張和對峙，激發起一代一代圣賢之徒廣施“教化”和“啟蒙”的偉大激情。

有人說，一個國家的精英群體不成熟的時候，就成天責備底層群體如何愚昧、如何軟弱、如何守舊。五四精英群體將中國變革的障礙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腐朽和國民的保守，表現了他們政治上的無知。以這種無知來實施“教化”和“啟蒙”，難免導致乖謬的結局。

當魯迅下筆批評底層群體的各種惡德惡習時，這個主觀上認為自己“無所屬”的精神界戰士，客觀上不得不暫時屬于他的“精英群體”。

幸好魯迅是一個藝術家，他對那些溢出精英意識形態之外的感性材料具有強烈的感受力，并懷有正確解讀的善根。他很看重自己避難期間曾經住在外婆的村子里與農民朝夕相處的經歷，這種切實的接觸使得他對中國社會最為弱勢的農民群體具有一些超越意識形態的、很經驗、很感性的了解和同情。這種了解和同情對他不自覺地接受的精英意識形態形成了某種質疑和抵制的力量。有了這種質疑和抵制的力量，他的內心就難于被精英意識形態完全占滿。他的意識深處就會永遠保持一個角落，對強大的文化傳統所賦予他的精英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程度的疏離和反思，有時候甚至會跳出這個精英意識形態框架，用另一副完全不同的眼光和情感態度來審視底層、理解底層。當他筆下流露出對于那些殘害弱者的強勢人物的憤怒和譴責的時候，他分明將自己拽到了精英群體之外，那一瞬間他顯然是自覺地站在底層人群一邊的。這正是他與其他精英人物的區別所在。

總之，魯迅是對于精英群體和精英意識形態自覺地表示了最多的憤怒與批判的精英人物，是對底層群體自覺地表示了最多的同情和哀憐的知識分子。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顯然得到了他的經歷、學養、良知、智慧、理性的支持，正是這些因素將他造就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時代特色的思想家，一個跟精英群體和底層群體均具有深切血肉聯系的、對精英群體和底層群體均保持審視之慧眼與態度的、具有強大批判力量的精英中的精英。

歸根到底，魯迅只能是他所蔑視的精英群體中的一個精英分子，只能是他所批判的知識階級中的一個知識分子，只能是他所抵制的精英意識形態的某一方式的承載者和體現者。

他雖然大多數時候都在回避這樣的身份定位，企圖逃脫精英意識形態對他的追捕和制約，但是，歷史的邏輯早就給每一個人定下了他的宿命，每個人都只能在歷史的宿命中遭遇慘敗，魯迅也無可例外。

（本文系《中國的疼痛》之一章，該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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