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后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于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后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后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 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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