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審：pandychen 誰養魚 斯坦納小姐 helene0921 一根棒冰 土拔鼠 nc（特邀）
終稿：誰養魚 helene0921 zzard 斯坦納小姐 一念木兮 土拔鼠
在我完成《美國生存體驗實錄》初稿的時候，還是一個看似財富無邊的繁榮年代：技術革新者和風險投資家一夜暴富。他們瘋狂購買麥克豪宅，類似于我在緬因州做清潔工時呆過的房子，有些甚至面積更大。就連那些高科技公司的秘書都因為股票期權而大賺一票。有流言說，商業盛衰周期將不復存在，往后的日子會一直欣欣向榮下去，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界蔓延開來。舊金山一個電子商務公司的廣告牌上赫然寫著：“不打仗，只做愛”，然后又在最底下寫道：“去他的，只賺錢”。
2001年5月，《美國生存體驗實錄》出版之時，網絡公司的虛假繁榮泡沫剛開始破裂，證券市場也剛開始搖搖欲墜，但這本書的出版顯然還是令人驚奇不已，甚至對很多人而言有如醍醐灌頂。在書出版后的一兩年里，人們一次又一次地來找我，開口對我說的都是“我從沒想過……”或“我還沒意識到……”這樣的話。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美國生存體驗實錄》很快就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并開始獲獎，當然批評也在逐年累積。但總的來看，讀者對書的接受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甚至還受到一些較富裕階層的歡迎。一位來自佛羅里達的女士來信說，看這本書之前，她一直對窮人頗有微詞，因為在她看來，他們得肥胖癥就是自作自受。現在她明白了，很多時候，健康飲食對他們而言都可能是種奢侈。有不少人告訴我，他們給小費的時候比以前大方多了，要是我為他們中的每個人拿出25美分，那么我自己的基金會都可以建立起來了。
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美國生存體驗實錄》這本書在低薪階層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前幾年，已有數百人寫信給我，跟我分享他們的故事：一個母親，剛剛誕下嬰兒，家里卻斷電了；一個婦女，沒有醫療保險，卻被診斷出患了癌癥；還有一個男人，剛剛加入到無家可歸的行列中，只能在圖書館上網發郵件給我。
在寫《美國生存體驗實錄》時，我不確定書里所指的這種人究竟有多少，主要是因為官方定義的貧窮標準——個人時薪7美元，著實荒謬至極，平均下來我的時薪就有這么多，但我早已脫貧。然而，在書上市3個月后，位于華盛頓的經濟政策研究所發布了一篇題為《苦難在美國：工薪家庭的真實故事》的報告，并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29%的美國家庭的收入遠不足以支付必要的日常開銷，包括住房、兒童保育、醫療保健、食品、交通和稅賦，以及另一些應該提出來的非必要支出，包括娛樂、外出就餐、有線電視、網絡服務、度假和節日禮物。或許將此標準定義為“貧窮”更為合理。29%雖然只是少數，但并不能令人寬慰。21世紀初的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數據。
那么10年之后的今天，處于收入分配倒數第三層的人，如酒店房間清潔工、倉庫工作人員、餐館洗碗工、照顧小孩和老人的保姆、超市理貨員，對他們而言，情況究竟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簡單地講——情況變得更壞了，特別是2008年經濟大蕭條開始之后。
后危機時代的貧窮
在為這本書搜集材料時，我發現人們經受著各種艱辛：吃飯有上頓沒下頓，看病沒有醫保，偶爾還需要在汽車或貨車里過夜。當你在我的書中讀到這些時，你要記住這還是發生在經濟鼎盛時期。經濟一直在增長，如果不計報酬，工作崗位至少還是充沛的。
2000年，我走過街頭還能得到一些工作機會。不到十年間，其中許多工作都消失了，剩下的工作機會則競爭慘烈。就算我想重復在《美國生存體驗實錄》中的“試驗”，也已然不太可能了，因為我可能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在過去的兩三年里，我一直試圖找出問題的答案，經濟衰退之下，在窮忙族的身上都發生了些什么——這次我采用了采訪一類的傳統報道技巧。我從自己的大家族著手，其中很多人不是沒有工作，就是沒有健康保險。我還設法繼續跟蹤采訪那些在我寫《美國生存體驗實錄》時遇到的人。
這并不容易，因為短短幾個月內，通過當初獲得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多數人我已無法聯系到了，這有可能出于搬遷或者電話服務中斷的關系。過去幾年，我一直與“梅麗莎”保持著聯系。她現在仍在沃爾瑪工作，她的工資已經從7美元/小時漲至10美元/小時，但與此同時，她的丈夫卻失去了工作。“卡洛琳”現在已年逾半百，由于身患糖尿病和心臟病，算是部分殘疾了。她已經離開了游手好閑的丈夫，現在偶爾做些清潔和餐飲的活，勉強維持著生計。經濟蕭條似乎對她們倆的生活并沒產生太大影響，但這也是因為她們已然生活在永久性的經濟蕭條之中。
可以理解的是，媒體的焦點已經轉向了“新貧一族”——往日的中產階級，甚至上層中產階級，他們失去了工作、家庭，或許還要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和緊跟其后的經濟滑坡帶來的投資損失。但是本次經濟蕭條中受到重創最大的還是藍領工人階級，自從上世紀80年代“去工業化”以來，他們的生活質量一路下滑。
例如，在2008年和2009年，藍領失業率的增長速度是白領的3倍，非裔美國工人和拉美工人的失業率是白種工人的3倍。就像本書中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樣，低薪藍領工人由于沒有足夠的資產和儲蓄，一旦失業，他們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原本就貧窮的人們又是如何應對日益惡化的經濟處境呢？一種顯而易見的方法是削減醫療保健方面的開支。《紐約時報》2009年的一篇報道稱，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再也無法遵從處方，負擔相應的醫藥費，使用醫療護理的人數也減少了很多。其他人（包括我大家族中的成員）索性放棄了醫療保險。
事實證明，在困難時期易受影響的另一項開支是食物，因為越來越多的農村貧困人口轉向“食品拍賣”，但通過這種方式提供的食品可能已過期。對于那些喜歡鮮肉的人來說，他們還可以選擇城市打獵。在威斯康辛州的拉辛市，一位51歲的下崗工人告訴我，為了填補他的日常飲食，他會“打一些松鼠和兔子，燉、烘、烤換著法吃”。在底特律，隨著人口的減少，野生動物的數量有所增長。一名已退休的貨車司機在那里販賣浣熊肉，生意做得有聲有色的，他還推薦用醋和香料腌制浣熊肉。
但是，最常見的應對策略只不過是，增加住所內每平方英尺付費者的人數，常見的方法有將合租人數翻倍，或出租給沙發客。
在過度擁擠的情況下很難確定人數，因為沒人會愿意向人口普查人員、記者或者任何和政府稍有關聯的人交代這種情況。
在洛杉磯，房地產專家彼得·德賴爾說：“那些已經失去工作或者至少失去第二份工作的人，為了應對這次經濟蕭條，他們會出租過分擁擠的公寓，將合租人數翻一番或者翻三倍，否則就得用50%、60%甚至70%的收入來支付租金。”根據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市某社區的一位組織者的說法，在一棟多數住著臨時工的樓里，標準的公寓會有2間臥室，每間臥室最多要容納下一個五口之家，再加上另外一個要求睡沙發的短租客。
沒有人會認為自殺也能算一種“應對策略”，但是面對失業和債務纏身，一些人會選擇一死了之。目前全國尚沒有統計資料顯示自殺與經濟蕭條之間存在相關性，但是美國防自殺生命熱線的統計顯示，在2007年至2009年期間，他們接到的電話數增長了4倍有余。像印第安納州的艾爾克哈特等失業率特別高的地區，自殺率直線上升，令人堪憂。止贖權時常是自殺的導火線，甚至會引起更慘的結果——殺人后自殺，毀掉了一個個完整的家庭。
"對貧困家庭的折磨和虐待"
當然，我們有一個從總體上緩解個人和家庭困境的途徑——建立一個政府安全網，以防止窮人每況愈下，直至一貧如洗。但是過去幾年它對經濟危機的應急只能說是略有成效。食物券項目在應對危機時效果很好，目前該項目已惠及約3700萬人，比經濟衰退前的水平提高了30%。但是社會福利在經濟衰退的最初兩年中只擴大了約6%——1996年的“改革”以前，這一直是窮困破產者的最后希望。
這兩個項目有何區別？領取食物券有法可依。你到相關部門，只要滿足法定的條件，他們就會幫助你。而對于福利，那些大權在握的街頭官僚會直接說不。以特拉華州的克里斯汀和喬·帕倫特為例，他們一直認為只有“不想工作”的人才去尋求政府的幫助。他們的麻煩來臨時，正值經濟衰退前夕。那時喬(家族中的第四代管道鉗工)背部受了傷，就連輕輕抬起胳膊都覺得困難。一連好幾個月，他一直萎靡不振，后來他打起精神，參加了一個政府資助的電腦維修再培訓課程，卻發現這些技能已經沒有市場了。他明明可以求助于殘疾津貼，但是“第22條軍規”中那種互相矛盾的情形發生在了他身上，喬申請的時候被告知要想取得資格，他必須提交最近的一次磁共振成像掃描結果。而這將花費800至900美元，帕倫特家可負擔不起。而且不像家庭的其他成員，喬沒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
兩人年紀輕輕便結了婚，當時的計劃是讓克里斯丁呆在家里看孩子。但是，2005年前后，由于喬行動不便，而且還要養活三個孩子，克里斯汀只得走出家門，四處應聘服務生。最終，2008年她在一個“非常高檔的水上場所”找到了工作。隨后，經濟危機來襲，她也被解雇了。
克里斯汀聰明伶俐，人長得也不錯，而且從她對自家小廚房的掌控來看，給十幾桌的訂單，她多半也能做到有條不紊、從容應對。在過去，她總是能在幾天內就能找到一份新工作，現在卻是毫無門路。和當時44%的失業者一樣，她沒能滿足極其復雜，有時候還有些專橫的失業救濟金的資格要求。他們的生活開始分崩離析。
于是，帕倫特一家轉而尋求碩果僅存的福利——TANF，貧困家庭臨時補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1996年TANF取代了撫養兒童家庭補助計劃。與后者不同，TANF并不直接提供現金援助。這是一個針對在職父母的收入增補計劃，該計劃基于一個樂觀的假設，即總會有大量的工作提供給有足夠進取心的人們。
克里斯丁提出申請之后，六星期內什么都沒有發生——沒有錢，也沒人回電話。在學校，帕倫特家七歲小孩所在的班上，老師讓孩子們寫下他們會向精靈提什么愿望，如果精靈確實存在的話。布麗安娜的愿望是她媽媽能找到一份工作，因為家里已經沒有吃的了。老師認為她的愿望會帶來困擾，沒法和其他孩子的愿望一起張貼在墻上。
當帕倫特家終于被納入“組織”，并且開始領到食品券和一些現金資助時，他們發現了為什么有些受助者把TANF叫做對貧困家庭的折磨和虐待（Torture and Abuse of Needy Families）。TANF從一開始給人的感覺就是“羞辱”，克里斯丁說。那些社會工作者“把你當乞丐一樣，好像你得到的每一美元都是從他們薪水里扣出來的。”
帕倫特一家發現他們每人每周預計要申請40個就業崗位，可是他們的車快報廢了，而且他們沒錢買汽油、付通行費，也雇不起保姆。此外，克里斯丁每天必須開車35英里去參加有一個叫做Arbor的私人公司提供的“就業培訓”課程，她說這“簡直笑死人了”。
康涅狄格大學法學院的凱倫· 古斯塔夫森認為，全國上下，“政府福利申請更像是被警察記錄在冊”。通常會拍張大頭照，按個手印，還要接受有關親子關系的冗長盤問。表面上這是為了防止福利欺詐，但是這讓人們從心理上覺得貧窮本身成了一種罪行。
安全網如何變成天羅地網
我在研究經濟蕭條時期窮忙族的命運時發現，在美國貧窮已經成為一種罪名，其程度之深，令我尤為震驚。
或許，我對在低薪工作場所遇見的毒販和小偷的持續懷疑，提醒我去注意這樣一個事實：當你脫離相對安全的中產階級時，你可能也已經放棄了自己的公民權益，并且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里。
例如，大多數城市都設有一些法令，通過取締諸如坐、閑逛、睡、躺等必要的日常生活行為，以驅趕路上的窮人。城市官員們吹噓道，這些法令不存在任何歧視：“不管你是無家可歸還是腰纏萬貫，只要躺在人行道上，就是犯法。”2009年六月，佛羅里達州圣彼德堡地方檢察官發表聲明，援引阿納托爾·法郎士不朽的評述：“法律，在其堂皇的一視同仁下，禁止富人，以及窮人睡在橋洞下……”
且不管任何緣由和憐憫，隨著經濟低迷、貧窮滋生，由貧窮導致的犯罪行為愈演愈烈。全國無家可歸和貧困法律中心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伴隨著來自窮人更多的“溫和”的違法行為的騷擾——如亂穿馬路、亂丟垃圾或者手持開口容器，自2006年起，針對公開貧困人口的限令數持續攀升。
報告列出了美國十大“最小氣”的城市——其中最大的包括洛杉磯、亞特蘭大、以及奧蘭多——但是，新的競爭者層出不窮。科羅拉多州格蘭姜欣的城市議會正在商討一項乞討禁令；亞利桑那州坦培市在六月末展開了為期四天的針對窮人的打擊行動。不過，你怎么知道誰是窮人呢?如拉斯維加斯的一則法令中寫道，“窮人是理性的平常人認為他理應得到社會援助的人群。”
那可能是吹干頭發、畫好眼線之前的我，然而這就是阿爾·石基理每日的常態。這位頭發花白的62歲老人坐在輪椅上，常會出現在華盛頓的G街——正是這個城市最終要對1972年在越南富牌射進他脊柱里的那顆子彈負責。
他本享受著室內大床的奢侈，但是，直到2008年12月的一個午夜，警察手持搜查令，掃蕩了收容所。結果證明，石基理——在職牧師，不酗酒，不吸毒，不在女士面前說臟話，確確實實有一點構成“犯罪”的地方是因為他有幾次在大街上睡覺。所以，他被拖出收容所，關進監獄。
“你能想象嗎？”埃里克·希浦托克說道，他們從收容所里逮捕流浪漢，理由是這些人無家可歸？”埃里克是無家可歸人士的擁護者（他自己也住在避收容里），正是他把我介紹給了石基理。
官方針對窮人的敵意之惡毒可以說是驚人的。幾年前，一個名叫“要食物不要炸彈”的團體開始在全國各地的公園里向饑餓的人發放免費的純素食食物。以拉斯維加斯為首的若干城市通過了一批法令，禁止在公共場合給窮人分發食物。這致使許多中年白人素食主義者遭到逮捕。
在奧蘭多，一項反分享法剛剛被推翻，但是對非法施舍的戰爭仍在繼續。奧蘭多市正在申訴，而康涅狄格州米德爾敦正處于鎮壓之中。更是最近，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市開始強制執行一則法令，限定慈善廚房一天只能向130人提供食物；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已經啟動區劃法，制止一個當地教會為無家可歸的人發放早餐。
對于尚有家可歸者，犯罪有兩條主要途徑，其一就是負債。任何人都可能被債務纏身，而且盡管我們對債務人監獄的撤銷引以為傲，但至少有一個州，德克薩斯州，那些支付不起過期罰款單的人們或許會被關進監獄，直到蹲出罰單來。
在更為普遍的情況下，牢獄之災是這樣發生的：一個債主起訴你，法院向你發出一張傳票，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你沒有出面（比如因為地址變更而沒能收到傳票）。好吧，那你這就是在“藐視法庭”
或者假設你沒按時付費，你的汽車保險過期了。于是，你無法再得到類似壞掉的車頭燈（僅燈泡就大約130美元）一類的賠償了。現在要么扣下車，要么罰一大筆錢，或者兩者皆有：這要視情況而定。于是，你可能又要接到法庭的傳喚了。“循環一旦開始就會沒完沒了，”耶魯法學院羅伯特·所羅門說。“它只會愈演愈烈。”
因貧窮而被判為有罪的第二種，也是目前最有可能的一種方式，就是生錯膚色。當知名教授認同種族定性時,人們的憤怒就變得高漲,但實際上整個社會已經對這種可疑的深膚色與貧窮的結合定性了。撣一下香煙就說你在"亂丟垃圾"；穿錯上衣顏色就說你在向幫會宣示效忠；只是在有問題的街區散步就被當成"潛在嫌疑犯“。而這時你萬萬不能生氣,否則就是在"拘捕"。
政府取消對窮人的資助而把執法作為重點的行為已成為司空見慣的模式。取締公共住房，然后把無家可歸變為一項罪名。不提供公共部門職位,繼而把負債作為實施懲罰的理由。窮人的經歷,尤其是有色窮人,就像困在籠子里的老鼠掙扎著避免不規律的強制的電擊。如果你試圖用一次短暫的、藥物引起的快感來逃避這一惡夢般的現實，你就會再一次“被抓住”，因為，顯然那樣做也是違法的。
導致的結果就是令我們驚愕的，全球最高水平的監禁率。如今，230萬人正被囚禁在監獄中，恰恰與公共住房的居住人口數相同。保留下來的公共住房變得越來越像監獄，有警察突擊檢查，以及越來越多的城市計劃著對居民進行藥檢。安全網，或者說它的剩余部分，已經演變成為了法網。
經濟上的蕭條最終能否迫使我們打破貧窮與懲罰這個怪圈尚不可知。即使官方公布的貧困人數也在增加——2010年已超過14%，鑒于此，一些州開始通過各種手段放寬對貧困人口的刑事定罪：實施替代刑、縮短緩刑時間以及減少因技術性違規而被關押的人數，比如錯過法院的制定日期。但是在其他州，情況不妙，懲罰的力度正在加大：不僅增加了“罪行”的條目，還向犯人們收取食宿費，保管他們被釋放時背負的債務數額足以令其走上犯罪之路。
然而如何解決那么多美國工薪族的貧窮問題呢？十年前《美國生存體驗實錄》首次出版之時，我經常回之以一份標準自由愿望單——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全民醫療保健，經濟適用房，良好的教育，便捷的公共交通，以及其他一切我們本該享有，卻被忽視了的愿望——在發達世界中，我們是唯一出現這種情況的國家。
如今，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變得更簡單，卻也更具挑戰性了：若想緩解貧困，我們就要停止那些害其落魄，又使其長此以往的行徑。不再克扣工資，不再把工薪階層看成是潛在罪犯，而要讓他們擁有組織工會，爭取更好的薪資待遇和工作環境的權利。
當人們向政府尋求幫助，或者露宿街頭時，不要再用行政手段去騷擾他們。或許，正如當下許多美國人所相信的那樣，我們已無力負擔那些可以真正緩解貧窮的項目——雖然我并不認同這一觀點。但是，作為底線，我們應該做出決定，不再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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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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