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　言

自社會運動作為社會學重要分支領域的地位奠定以來,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關于社會運動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核心問題: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個體會大規(guī)模走上街頭,或是揭竿而起? 掌握資源的精英在動員被剝奪群體參與抗爭時扮演了何種角色? 哪些組織在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會起到作用,而這些作用又如何隨著組織形式的變遷而變化? 如果把問題進一步推展開,我們又應該怎樣解讀社會運動與其置身其中的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之間的關系?

在《美國黑人運動的政治過程和發(fā)展( 1930 - 1970) 》(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 1930 - 1970) 一書中,道格·麥克亞當(DougMcAdam) 運用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 理論,展示了上個世紀30 至70 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發(fā)展和衰退的內在邏輯,也回答了上述社會運動研究中不可繞過的理論問題。本書詳實細致的經(jīng)驗研究已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研究的典范,其對于美國社會運動理論各家觀點的精當評論和對政治過程理論里程碑意義的貢獻更使它成為美國社會運動研究者的必讀書目之一。

二、社會運動理論的發(fā)展脈絡

麥克亞當將早期解釋社會運動的古典理論總結為“結構緊張/心理失衡(structural strainP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模型。這些理論無論是使用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 、社會隔離( social isolation) 、原子化的個人(atomized individual) 、異化和緊張(alienation and anxiety) ,或是地位失恒(status inconsistency) 等解釋話語,都表達了這樣一個關系——社會結構緊張導致個體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導致社會運動。

麥克亞當指出,心理失衡模型中嚴重的心理取向是與早期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在政治研究中的分工分不開的。政治學家的研究牢牢固守在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上。社會運動作為一種通過非制度渠道表達的政治抗爭,被認為是非理性的政治行為,并不在政治學家研究范疇內。而社會學家也甚少關注社會運動和制度政治的關系,而傾向于將社會運動當作一種非理性的、無組織性的心理行為去研究。

麥克亞當注意到心理失衡模型本身的論證是有問題的。首先,他指出已有不少經(jīng)驗研究證明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恰恰是那些整合于社區(qū)中的人群,而并非心理失衡模型所針對的被隔離的、原子化的群體。其次,他認為心理失衡模型用收入、教育、職業(yè)等客觀指標的變化而不是主觀數(shù)據(jù)來解釋心理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是缺乏說服力的。更何況,心理失衡模型在衡量心理狀態(tài)產(chǎn)生時所使用的樣本都是有這些心理狀態(tài)的人群,而從未與沒有這些心理狀態(tài)的人群做比較。

就理論架構而言,麥克亞當同后來的社會運動研究者(如梯利等人) 均認為,古典的心理失衡模型沒能解釋的關鍵問題在于——個體心理失衡如何演變?yōu)榧w行為(Snyder &Tilly ,1972 ;McAdam ,1999) 。麥克亞當評論說“, 心理失衡模型在結構緊張和集體抗爭間劃起一對一的相關關系”,其實“結構緊張至多是社會運動產(chǎn)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McAdam ,1999 :11) 。

正由于古典心理失衡模型的這些缺陷,上個世紀70 年代資源動員理論得以興起,并進一步奠定了社會運動作為社會學重要分支領域的地位。資源動員學說認為,社會運動產(chǎn)生的前提是有可利用的資源,而資源掌握在精英手中。社會上存在大規(guī)模的心理失衡的個人遠遠不是產(chǎn)生抗爭和運動的充分條件,一盤散沙式的個人有待掌握資源的精英進行動員。

資源動員模型的貢獻首先在于不再囿于個體內在的心理失衡狀態(tài),而是承認了運動參與者的理性,從而將社會運動“正名為一場政治運動而不是心理運動”(McAdam ,1999 :22) 。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引入了一個重要的外生組織變量——精英群體,對組織力量的強調使后來的社會運動研究者開始關注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s) 和社會運動組織。

然而,資源動員模型對精英群體一邊倒的傾向遭到了麥克亞當?shù)膹娏遗u。他認為,精英群體是制度政治的發(fā)言人,強調精英群體在社會運動中的顯要作用相當于將研究領域集中在少數(shù)能由制度政治渠道表達的改革上,而將這一思想運用在解釋社會運動這種非制度的政治行為上無疑是有缺陷的。麥克亞當以民權運動的例子證明,精英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并非如資源動員模型所刻畫的那樣主動積極,恰恰相反,精英對挑戰(zhàn)現(xiàn)存政治制度的社會運動一直是相當保守的。

一方面是對精英群體的強調,另一方面是對大眾的輕視。麥卡錫和扎德(McCarthy & Zald ,1973) 、詹金斯和佩羅(Jenkins & Perrow ,1977)等資源動員模型的支持者將大眾視作一無“組織資源”、二無“政治資源”的被剝奪群體,也讓麥克亞當感到不滿意(McAdam ,1999 :29) 。他區(qū)分了正面誘因(positive inducement) 和負面誘因(negative inducement) ,認為誘使人們參加政治行動的原因有二:一是能得到正面的回報如金錢和投票權等正面誘因,二是能通過“拒絕提供他人所需要的重要貢獻”而對所抗爭的他人施加負面影響,也即所謂的“負面誘因”。罷工(strike) 、抵制(boycott) 等等都是“負面誘因”的例子(McAdam ,1999 :30) 。這樣說來,被剝奪群體也有可利用的政治杠桿,遠非資源動員模型所描述的那樣無足輕重。

關于資源動員模型的局限性,麥克亞當直截了當?shù)乜偨Y道:“資源動員是這樣一種理論:它用于解釋特定的集體行為時站得住腳,作為一種解釋抗爭的綜合性理論卻不夠確切。這個模型應用性的缺陷在于沒有區(qū)分由被排斥群體和精英群體各自領導的組織變革”(McAdam ,1999 :24) 。“資源動員理論只能解釋那些由政治精英所發(fā)起的有組織的變革”(McAdam ,1999 :34) 。

三、解讀社會運動的政治過程

筆者認為,盡管麥克亞當將資源動員模型稱為有缺陷的模型,但他仍然繼承了該模型重視組織要素和動員模式研究的大方向。然而,兩者關注的組織力量卻截然不同。資源動員模型對缺乏資源的大眾的輕視使其忽略了被剝奪群體的內生組織和網(wǎng)絡。而內生組織卻是麥克亞當在他的政治過程模型中著力強調的。

此外,資源動員模型對社會不滿心理的處理方法是將其作為常量,認為社會中時時存在著不滿,因此得出社會不滿心理對社會運動的產(chǎn)生并沒有顯著作用的結論。麥克亞當卻指出,結構上的不平等也許是常量,但人群對社會結構的“合法性”(legitimacy) 和“可變性”(mutability)的主觀看法卻是可變的(McAdam ,1999 :35) 。他因此認為,資源動員模型將社會不滿心理處理為常量使其模型中缺失了重要的一環(huán)——“認知解放”。

基于對資源動員模型的批評,麥克亞當將內生組織和集體的認知解放引入到自己的理論框架中,提出了一個更完善的政治過程模型。具體來說,該模型囊括了社會運動的四要素:政治變機( shift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內生組織強度增長( increasing indigenous rganizational strength) 、集體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 和其他組織反應的變化( shifting control responses of other groups) 。在解釋運動的興起、發(fā)展和衰亡時,麥克亞當認為這四要素相互作用、歷時而變。

(一) 社會運動的興起

如圖1 所示,在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時,麥克亞當主要強調了擴張的政治機會(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內生組織強度(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和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這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往解釋社會運動的模型都指出了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常簡稱為POS) 變化給社會運動造成的契機。而麥克亞當卻特別指出,不應當將政治機會結構變化視作短期劇變,而應當考察歷時的政治機會結構變遷給內生組織、內生網(wǎng)絡提供的成長空間和其中的集體意識的醞釀過程。

在這些因素中,內生組織的作用是本書所著力刻畫的重要機制。麥克亞當指出:“一個有利的政治環(huán)境只給心理失衡群體抗爭的機會。然而卻是這些少數(shù)群體中的內生資源使它們能夠真正抓住這些機會進行抗爭……為了產(chǎn)生社會運動,心理失衡群體必須將有利的政治結構‘轉化’為有組織的社會抗爭行為。這個轉化取決于內生組織的強度”(McAdam ,1999 :43 - 44) 。政治過程模型對資源動員模型最大的發(fā)展也正是在于引入內生組織(indigenous organization) ,這使得兩個模型在對黑人民權運動的解釋上大相徑庭。

自上世紀30 年代起,隨著美國南方棉花經(jīng)濟的衰退和北方的工業(yè)化,大量黑人勞動人口涌入北方城市,并成為手握神圣一票的選民。資源動員理論家認為,這些政治變機促使北方政府中的精英著手改善黑人的政治處境,發(fā)動并引導黑人民權運動,以達到維持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而麥克亞當卻認為,黑人社區(qū)內部如黑人教會、黑人大學以及全國有色人種協(xié)進會(NAACP) 等等內生組織才是黑人民權運動的主要組織推動力,而非前人研究所指出的北方政府精英。

麥克亞當?shù)纳鐣\動研究數(shù)據(jù)來自于紐約時報的統(tǒng)計( The New York Times Index) 。他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政府發(fā)動的事件及財政支持常常滯后于黑人運動的顯著事件。這個明顯的時間差表明政府精英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是對運動形勢做出的審時度勢的反應而非主動支持。也就是說,政府精英一直在扮演保守(abiding conservatism) 的支持者的角色(McAdam ,1999 :38) 。黑人運動的真正原動力來自植根于黑人社區(qū)中的內生組織和網(wǎng)絡。然而,當肯定這些內生組織的作用后,麥克亞當必須馬上回答一個問題,即內生組織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

麥克亞當認為,首先,內生組織的成員和領導者為社會運動的發(fā)生提供了人員基礎。其次,內生組織和網(wǎng)絡本身就是能提供實質性誘因的結構(established structures of solidary incentives) ——參與內生網(wǎng)絡能得到的人際關系的好處使得人們樂于參加內生網(wǎng)絡。當社會運動通過內生組織和網(wǎng)絡來招募成員時,“運動參與和組織的成員成為同義詞”(McAdam ,1999 :46) ,從而使通過內生網(wǎng)絡的成員招募變得富有效率。最后,內生網(wǎng)絡為社會運動的迅速擴張?zhí)峁┝藗鞑ゾW(wǎng)絡。“社會運動傳播的類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賴于內生網(wǎng)絡的強度和廣度”(McAdam ,
1999 :46) 。

無論是政治機會結構變遷,還是內生組織的力量,說到底還只是運動產(chǎn)生的“結構潛能”(McAdam ,1999 :48) 。麥克亞當并沒有停留在結構層面上,而是由此引入了文化主義的視角。雖然他在本書第二版序言中批判自己有些結構決定論,我們卻可以在政治過程模型中看到他尋找文化因素的努力。這一因素便是他總結的“集體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 。他認為“在機會和行為間起中介作用的是人們對所處情境所賦予的主觀意義”(McAdam ,1999 :48) ,黑人社區(qū)集體共享的意義,即他所稱的“集體特性”,在政治變機和集體政治行動間架起了橋梁。

如圖1 所示,促生集體特性的結構條件有二:一是擴張的政治機會給人們發(fā)出了信號,使人們意識到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二是黑人社區(qū)中已經(jīng)存在的內生組織和人際網(wǎng)絡, 促生了大量同質化的個人(homogeneous individuals) 和他們之間的聯(lián)帶式互動,使這些個人擁有共同的價值體系。“在政治變機、組織和行動之間起中介作用的是社區(qū)中共享的文化意義和認知,包括集體認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 ”(McAdam ,1999) 。

麥克亞當進一步提出,黑人社區(qū)對社會運動具有集體特性意義的共識建立在“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的基礎上。這個概念是指客觀的政治變機只有被人們意識到,才能使他們挑戰(zhàn)現(xiàn)存秩序的行為成為可能。

需注意的是,此處“認知解放”與古典模型所指出的個體心理狀態(tài)不同,前者是一種集體共享的認知狀態(tài),而后者是被隔離的個體對社會結構變化做出的心理狀態(tài)上的反應。因此“認知解放”這個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將心理失衡模型中個人心理狀態(tài)和集體政治行為之間漏掉的一環(huán)簡單補足成“個體心理狀態(tài)→集體心理狀態(tài)→集體行為”,而是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框架。

(二) 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和衰亡

社會運動產(chǎn)生之后如何發(fā)展? 麥克亞當引入了“其他政治組織”這個變量,并在書中無數(shù)次地強調社會運動的發(fā)展直至衰亡是一個各組織歷時互動的過程。這一模型如圖2 所示:

由圖2 可見,在解釋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和衰亡時,在原有的政治機會變遷、組織強度、集體特性三要素之外,麥克亞當加入了“社會控制程度”這一變量。具體來說,社會控制指的是包括精英組織在內的其他組織對社會運動發(fā)展做出的反應。這也是麥克亞當將社會運動本身的發(fā)展程度置于圖2 中央的原因。他認為,運動的產(chǎn)生(movement emergence) 本身就是運動發(fā)展的一個自變量,其他組織的反應都是基于對運動本身發(fā)展形勢的估計。

引入其他組織的作用后,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首先要看精英組織的作用。資源動員模型的預設是:只有掌握資源的精英群體才具有動員能力,并且他們的作用是積極主動的。麥克亞當認為其漏洞在于過于看重精英對社會運動的主導性和推動性,而忽視了精英和運動中其他組織的互動。與此相對照,麥克亞當?shù)难芯拷Y果如圖3 所示,如果將政府行動作為被解釋變量,除了黑人運動的直接作用,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 的行為亦是黑人民權運動和政府行為中的一個中介變量(mediating factor) ,黑人運動所激起的白人種族至上主義者的撲殺也是使政府采取行動的重要原因。政府精英們在民權運動中的真實作用甚至被麥克亞當稱為“迎合黑人民權運動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技巧性的中立(tactical neutrality) ”(McAdam ,1999 :180) 。

隨著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內生組織也并非一成不變。麥克亞當發(fā)現(xiàn),在民權運動肇始時期起到重大作用的黑人教會等內生組織,在后期反而對民權運動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破壞性作用。隨著運動的發(fā)展,植根于黑人社區(qū)中鄰里關系和教會網(wǎng)絡的初級組織已經(jīng)不能應付運動所需,需要建立正式組織來動員,由此產(chǎn)生了一系列內生組織寡頭化(oligarchization) 、被整合(co-optation) 或瓦解分裂(dissolution) 等問題。隨著黑人運動的發(fā)展,斗爭議題逐漸多元化,內生組織也產(chǎn)生了分化,如政府精英和公眾等外在群體難以再建立起一個對黑人民權運動的統(tǒng)一看法,從而削弱了外部支持的力度。

四、政治過程模型的方法論意義

麥克亞當?shù)恼芜^程模型引入了內生組織、組織間互動、集體意識等以往解釋社會運動的模型所輕視的因素,更貼切地展示了復雜糾結、因時而變的政治過程。該書也因此具有方法論上的重大意義。

正如麥克亞當所指出的,心理失衡模型和資源動員模型對社會運動產(chǎn)生的闡釋都是一個短期的“刺激—反應”模式(McAdam ,1999 :60) 。個體或是受了社會結構變遷的刺激而產(chǎn)生心理失衡,從而進行積極抗爭;或是仿佛手握資源的精英一動員,就會轉身走上街頭。這一模式在歷史截面中尋找社會學研究所重視的因果關系,忽略了歷史內在的演變邏輯。

反觀麥克亞當,為了清楚地揭示美國黑人運動政治過程中的各種機制是如何在歷史中發(fā)生作用的,他甚至將其研究數(shù)據(jù)的起點追溯到了1876 年。麥克亞當認為從1876 年北方共和黨人為爭取選舉支持在黑人問題上向南方妥協(xié)并撤走聯(lián)邦軍隊,到1954 年高等法院裁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s. Topeka Board of Education) 結束學校的種族隔離,都是抗爭者構建其對運動成功可能性的預期的形成過程和黑人運動組織的醞釀過程。

這種態(tài)度甚至是歷史學的。在本書第二版序言中,麥克亞當坦承本書的兩大寫作目的之一就是“現(xiàn)代民權運動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我想盡力弄明白它的歷史根源”。這一研究態(tài)度讓人不得不想起普特南對意大利公民傳統(tǒng)的研究(Putnam ,1993) 。普特南和他的助手從20 世紀70 年代意大利設立15 個地區(qū)政府(regional government) 時開始追蹤研究,試圖解釋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公民傳統(tǒng)(civicness) 上的重大差異,結論是這個差異得溯源到公元1100 年北方德意志帝國式的初級的公民傳統(tǒng)和南方拜占庭帝國式的非公民傳統(tǒng)之間的差距!

除了強調社會運動的政治過程是一個各組織歷時互動的過程,本書更大的方法論意義在于將社會運動與廣義的制度政治聯(lián)系起來,從而與主流政治學研究進行了對話。

麥克亞當指出,對美國民主政體的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多元政治(pluralist political power) 和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al power) 。誠如麥克亞當所指出的那樣,“社會運動理論背后總有一個更廣義的制度政治模型”(McAdam ,1999 :36) 。他富有洞察力地指出,早期解釋社會運動的心理失衡模型正是將美國民主體制視為多元政治的產(chǎn)物。多元政治認為民主政體下政治權力由大眾分享,每個群體都有能力通過制度化的手段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不訴諸制度化途徑表達的政治行為如社會運動等,就理所當然地被視為非理性行為,應從心理角度去解釋。

與之相比較,資源動員模型背后卻是將美國民主政體視為精英政治的看法。這種看法認為資源和權力集中在精英群體的手上,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動員社會運動,推動社會變革。

麥克亞當自認為其政治過程模型背后關于制度政治的預設既非完全的多元政治也非完全的精英政治,但他更傾向于認為美國政體是精英政治,精英和被剝奪群體間的差距是社會沖突的起因。他宣稱自己的根本立足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相信社會結構也給置于其中的被排斥群體“結構的力量( structural power) ”(McAdam ,1999 :37) 。在他看來,社會運動是“被排斥群體動員足夠的政治勢力通過非制度化途徑追求集體利益的理性行為”(McAdam ,1999 :37) 。

當然本書的讀者很容易辨別,麥克亞當顯然并不相信被剝奪者的抗爭像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者所描繪的那樣不可避免、歷史所趨,也不像資源理論模型所描述的那樣僅僅依賴于精英動員,如前文所述,他認為內生組織、組織間互動、集體特性都是不可忽略的動因。

麥克亞當呼吁對社會運動背后的制度政治進行本體論意義的研究,為社會運動研究開辟了更廣闊的前景。至今這一領域仍有待發(fā)展,并且這種研究方法對中國社會運動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雖然本書論證詳實,提出的理論模型也自成邏輯,但筆者認為麥克亞當并未完成他本人所設置的所有理論目標。

首先,他對心理失衡模型的批評沒能解釋個人心理失衡如何轉化為集體行為,其實本書提出的政治過程模型也沒能完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盡管麥克亞當提出的認知解放確實是社會運動發(fā)生的前提,但其研究的著眼點仍舊是結構要素,包括政治結構變遷、內生組織如何促進了認知解放。按照這一邏輯推演,個體只要在結構上接近組織要素,就會形成基于這些組織要素的集體行為,如住在黑人社區(qū)、參加黑人教會和身在黑人大學就會參與抗爭。這個機制中缺失的環(huán)節(jié)仍是社會心理意義上的解釋。

麥克亞當本人后來也注意到這一點,作為一個嚴謹求實的學者,他在時隔17 年后的第二版序言中直言不諱地承認,盡管政治過程模型注意到了文化要素,但后來在模型的表達中,原先的“結構/建構話語(structural/constructionist account) ”還是變成了“結構決定論( structurally determinist) ”(McAdam ,1999 :xi) 。他借鑒文化主義的研究指出“, 內生組織或網(wǎng)絡要成為動員和招募(mobi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的前提是足夠多的運動參與者在文化上建構它們并把這個意義賦予它們”(McAdam ,1999 :xiii) 。他也談到要借鑒理性主義的研究,似乎意指將理性個人對政治機會結構的計算考慮進來,但卻語焉不詳。

此外“, 認知解放”這個概念本身也沒有嚴密的定義。在本書關于“認知解放”的一小節(jié)中,麥克亞當并沒有提供獨立成句的定義。根據(jù)上下文,他指的是“政治結構中(對社會運動) 有利的變化是否被一個足夠大的群體定義為有利的”(McAdam ,1999 :48) 。他將“認知解放”視為過程(process) 而非狀態(tài)。這個集體定義和解讀政治機會的過程被麥克亞當刻畫為抗爭群體和外部群體間的符號互動。具體來說,當有利于某群體的政治機會發(fā)生,其他群體就會相應地做出更強的符號反應(symbolic responsiveness) 。而這個增強的符號被抗爭群體接收后,又會增強他們對既存社會結構可挑戰(zhàn)性的估計。內生組織和網(wǎng)絡會為此符號互動過程提供交流網(wǎng)絡,從而放大和傳播信號(McAdam ,1999 :51) 。

比起“認知解放”在政治過程模型中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本書關于“認知解放”的論述顯得有些薄弱。首先,雖然麥克亞當使用了“認知”的字樣,其表達的“對社會結構可挑戰(zhàn)性的估計”(McAdam ,1999 :49) 卻是理性的,依賴于對外部群體發(fā)出的信號的評估。麥克亞當似乎將符號互動視作一個真空的過程,信號的強度是可以理性估計的,信號在傳播過程中亦不會被扭曲,而忽略了權力關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盡管麥克亞當沒有明文使用“符號互動論”的字樣,關于符號互動論的研究卻表明,宏觀制度和結構是通過微觀的符號互動過程來執(zhí)行的,不能忽視宏觀結構在微觀互動中的表達(Stryker &Vryan , 2003) 。掌握權力的政府精英完全可以通過控制教育、媒體等媒介影響被排斥群體對符號的解讀。

其次,外部群體做出的符號反應如果由新制度學派( neo-institutionalism) 的學者來解釋,大有可能被理解為是一種為體現(xiàn)合法性而做出的形式上的遵從(Meyer & Rowan , 1977) ,而非體現(xiàn)真正的政治機會變遷。具體來說,政府對黑人運動的興起做出關心的姿態(tài)就真的意味著既存社會秩序松動了嗎?

第三,雖然麥克亞當解讀社會運動發(fā)展時注意到了各個群體的互動,在促成認知解放的符號互動過程中卻并沒強調這一點。其實符號互動并非僅僅發(fā)生在抗爭群體和外在群體之間,也發(fā)生在各個外在群體相互之間。舉例來說,麥克亞當認為1954 年美國高等法院裁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結束學校的種族隔離,是民權運動發(fā)展中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發(fā)出了政府精英關注黑人訴求的可能性增強的信號,從而使運動參與者對運動前景變得樂觀,促進了認知解放。而事實上,稍知美國民權運動歷史的人就知道,該案的裁決激起了強烈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反擊,白人公民委員會(White Citizen Council) 就成立于這一年,并隨后取得迅猛發(fā)展。這時兩個外部群體(政府和白人至上主義者) 之間也發(fā)生了符號互動,此時抗爭群體該怎樣定義政治機會的好和壞呢?“對社會結構可挑戰(zhàn)性的估計”又建立在誰的符號反應上呢?

盡管有這些缺點,這本書依然堪稱立論清晰,邏輯縝密,為政治過程模型成為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重要流派奠定了基礎。麥克亞當?shù)倪@部著作建基于他的博士論文,他于上世紀70 年代在大學學習社會學,那正是美國對民權運動進行總結和反思的年代。對這段歷史本身的熱情使他努力尋找一個更貼近于歷史真相的模型,強調歷時研究的意義,并指出社會運動的政治過程是一幅心理失衡模型和資源動員模型遠遠未曾描繪的復雜圖景,多個組織在其中互動,多重因素都有其歷史成因卻又因時而變。這種研究態(tài)度也使他的社會學研究得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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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 , Robert D. 1993 ,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 Princeton , N. J .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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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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