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韓毓海、王紹光等合著《人間正道》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價39元。

論“群眾路線”與“參與民主”

王紹光

政體其實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在政體決定論看來,以多黨競爭為特征的“民主”(王紹光稱之為“選主”)是個“好東西”,好東西必然帶來其他的好東西,例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普遍幸福。但是,以“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例,對此已有大量實證研究,其中有些發現“民主”促進經濟增長,而有些卻發現“民主”阻礙經濟增長,有些則發現“民主”與經濟增長毫無關系。因此,總體看來,“民主”這種“好東西”未必能帶來另一種好東西——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表明,“民主”與其他好東西的關系也大致是如此。

 以前,我們曾用“實質民主”來批評“形式民主”。我們認為還可以從政體與政道的角度來討論民主問題。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但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與否的關鍵在于政府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從普通民眾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還是“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實際上老百姓最關心的是政府出臺的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需求。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來看似乎有“代表性”,因為它們是選出來的,但這類體制的回應性未必很高。

 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來自俄羅斯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論文分析俄羅斯、中國、美國的醫改,從而比較這三個政治體制的回應性,其中一個結論是美國的回應性不強,盡管它自詡“民主”、有“代表性”。這是從第三方作出的客觀的正確判斷。

 請注意,“需求”(needs)這個概念與“要求”(wants)不同。“需求”是指滿足人類生存與體面生活必需的那些東西,如消除貧困、教育、健康、環保等。當然,隨著時代變化,人們的“需求”也會變化?！耙蟆眲t不同,它是指人們想要的東西,它可以是任何東西,遠遠超出了人類生存與體面生活的必要,比如“我想買一個LV牌的挎包”、“我想要一部奔馳跑車”。西方消費主義的興起就是區分了這兩個范疇:要求和需求,wants是被創造的,被制造的,拿它來引誘、激發人們沒完沒了的需要,消費主義的要求就是虛幻的,強加給你的。

以代表性為特征的“民主”著眼點在“要求”,那些選出來的代表必須反映選民表達出來的“要求”。而以回應性為特征的“民主”著眼點是最廣大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必須注意的根本性區別。流行的民主概念只是看有沒有競爭性的選舉,而更進步一點的民主觀認為,除了選舉外,還強調公眾參與,這就有點政道的意思。而從政道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之一“群眾路線”是非常民主的,如此實踐,才是政道之極。

什么是參與型民主?當今對公眾參與的討論似乎假定,政策制定過程中存在一扇門,決策者在里面,公眾在外面。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無非是把原來緊鎖的門改裝成虛掩的單向彈簧門,公眾參與就好比公眾推開了那扇門,得以參與屋內的游戲。不過矜持的決策者卻不會走出戶外。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參與”的理解與此截然不同,他們主張決策者必須走出戶外,主動深入到民眾中去。

與目前流行的各種公共參與模式相比,群眾路線可以說是一種逆向參與模式,它所強調的是,決策者必須主動深入到人民大眾中去,而不是坐等群眾前來參與。這個模式有四個支撐點:

首先,所謂“從群眾中來”,就是要求領導干部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一刻也不脫離群眾。毛澤東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聯系群眾。即使在革命戰爭年代,他也經常利用戰爭間隙深入群眾,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入群眾是為了培植群眾觀點。為此,毛澤東同志要求領導干部經常下基層,并在下基層時實行“三同”,即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以拉近與群眾的距離。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外,50—70年代還形成制度,定期將領導機構的干部下放到農村當社員,下放到車間當工人,下放到連隊當兵,直接參加體力勞動,與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只有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干部才能轉換角色,把世界觀和立場真正轉到工人農民這方面來,熱愛人民群眾,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樹立起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群眾觀點。

第三,深入群眾,就要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民意。毛澤東特別強調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樹立了調查研究的典范。他認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想象的東西,一定是脫離實際的東西。“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為此,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在毛澤東看來,調查研究可以有兩種方法:走馬觀花和下馬觀花。他提倡下馬觀花,即深入基層、長期蹲點,做從歷史到現狀的系統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問題,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不光調查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人民群眾,調查研究的重點也應該是人民群眾的福祉。毛澤東在這方面說得很透徹:

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

如何能在調查研究中聽到群眾的真話呢?毛澤東指出:

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

第四,調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眾吸取民智的過程。毛澤東式的“調查研究”與西方實證主義的“調查研究”不同,因為人民群眾不僅僅是被觀察對象,也是調查的積極參與者。這個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源于對人民歷史作用的判斷。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基于這個判斷,他告誡各級領導干部,“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毛澤東同志特別注重下層民眾的聰明才智。他說:

“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

向人民群眾學習,不僅要有正確的觀點,還必須展現出正確的態度。毛澤東根據自身的經驗提醒廣大干部,要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進行調查研究時,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尊重群眾,平等待人,要采取同志式的、討論式的商量態度,決不可當欽差大臣,決不可擺架子,不可耍老爺式的態度。

總而言之,群眾路線的決策模式調轉了參與的方向,要求決策者主動、持續地深入群眾。與選舉和公眾參與相比,很明顯,群眾路線更有利于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在英文中,公眾參與是participation;王紹光教授也為群眾路線創造了一個對應的英文詞,叫qunticipation,詞頭那個qun意指群眾的“群”。在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他使用了這個自己發明的詞,以此向世界闡釋共產黨人對于民主的創新。

實際上,僅僅在官員作決策的時候允許公眾參與是不夠的。原因很簡單,各國的實證研究都發現,政治參與的程度,在不同的階級之間是嚴重不平等的,參與能力、程度與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緊密相關。資源越是多的階級參與越多,資源越是少的階級參與越少。參與多的階級對政策的影響大,參與少的階級對政策的影響小。結果,最終政策往往有利于資源本來就多的階級,不利于資源本來就少的階級,形成所謂“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群眾路線則不同,它要求決策者必須主動深入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在傳統中國,民眾的利益表達和參與顯然沒有一席之地。 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之”、“禮不下庶人”的主張。也許有些人會舉出從孟子到黃宗羲等民本主義者來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中包括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成分。不錯,孟子貴民,認為政權轉移及政策取舍都應該考慮人心之向背。但是,盡管孟子重視民意和輿情,但我們翻遍一部《孟子》卻也找不到關于底層民眾利益表達和參與的只言片語。大概孟老夫子認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體會足矣。黃宗羲比孟子晚生近兩千年,是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領軍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訪錄》中對君主專制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不僅如此,黃宗羲還參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貴民”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變法建議,涉及國體、官制、學校、選舉、兵制、田制、財計等諸多方面。不過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即讓地方勢力和宰相來制衡君權,民眾的參與絕不在其視野之內。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共產黨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告訴老百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開始時,群眾受千年傳統的影響,完全沒有參與的意識,必須由共產黨在與他們緊密接觸中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動員。群眾路線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

今天,民眾的參與覺悟已大大提高,但受資源約束,不同人群的參與程度差別很大,社會的中間偏上階層遠比普通工人、農民參與得多得多。這在有關個人所得稅減免額的討論中很明顯。因此,今天,還是應大力提倡群眾路線。而且,公眾參與與群眾路線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互補。如果在我們的制度里,同時加強公眾參與與群眾路線這兩方面的制度建設,則完全可以創造出全新的、中國式民主政道。

總之,如果把政體與政道區別開來,如果分清“代表性”與“回應性”,如果對“需求”與“要求”加以辨析,我們回顧中國的過去、評價中國的現在、想象中國的未來恐怕就會不一樣,會是另外一種嶄新的圖景。

我們的政策是從群眾中來的,我們的工作辦法不是“賣東西”,而是要“買東西”,即吸收別人的意見。政策好壞要由群眾評價。今天重慶實現的“三進三同”政策,就是遵循了我黨的政治優勢,政策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

 群眾路線針對的就是黨內有大量的小知識分子,他們瞧不起老百姓,世界上的共產黨稱自己是先鋒隊,列寧理論里有關于先鋒隊的論述,但是沒有把群眾真正當英雄的論述。強調群眾路線的,只有我們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中國,最基本的群眾就是農民。你說學習工人階級,王明這些人能夠接受,你說要向農民學習,他們就很難接受了,這都是有針對性的。

同樣,過去30年,社會上的輿論過于強調專家比一般人重要。從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全國教育大會開始,一直都是講精英的。當然,這樣講也不完全錯,尤其是在當時的背景下,但是過分強調這一面以后,把另外一面就去掉了?，F在總是講要依靠能人,依靠資本家,如果“三個代表”的前兩個“代表”被過分強調,就會忘記了最后一個“代表”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代表”。不大講特講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等于把政權的社會基礎瓦解了。過分拔高精英的結果是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反感,現在“精英”幾乎成了貶義詞,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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