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而婚姻又是健康家庭的基石。婚姻關系實質上是一種社會倫理關系。是人的自然屬性的升格。通過對于殘留至今的原始部落及母系氏族例如納西族的走婚制度遺風的考察。人們發現在他們的文化意識中完全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婚姻概念。男女基于情欲而非別的什么結成性伴侶。他們之間不產生任何的權利義務關系，更不會牽扯到財產分配的問題。　　

但當生產力發展到較高的水平產生出剩余產品。當私有制成為一種常態并出現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和階級壓迫。婚姻制度和奴隸規則就應運而生，階級社會里。家庭是剝削關系存在的最小單元。婚姻應當被看作男權社會中男人對于女性靈肉獨占的倫理保障和統治階級對于被統治階級性權利的剝奪。無論是在儒教浸淫的中國還是崇尚自然法的古希臘，羅馬。婦女都被號召甚至被強迫脫離生產勞動，放棄對于集體事物的話語權，禁錮他們的活動范圍。給他們套上枷鎖（據說枷鎖就是首飾的原初形態，現在婦女以為美得項鏈，手鐲，在遠古時代可能是一副木枷鎖，鐵腳鐐）剝奪他們的財產繼承權和對夫妻財產的所有及處分權（古代法普遍采用的夫妻一體主義的財產吸收制，丈夫吸收妻子的財產）。使他們日益遠離思辨，理性。　　

  婦女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特征即便竭盡全力的工作也難以養活自己并保護自己的身體及財產免遭男性橫暴的侵犯同時在使用畜力和慣常征服的男人面前喪失優勢。故而他們就不得不讓渡獨立的人格去依賴于男性，付出自己的全部以便從男人那里獲取食物和安全保障，這就是卡羅爾。帕特曼“性契約的簡化公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人類數千年的階級社會里，此種局面一直持續存在著，有時被消弱，有時又被強化。直到17,18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成為封建社會的普遍而又日益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關系。新興資產階級的因素在政治，經濟以及家庭生活上也日益強大。提出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的口號。女權主義和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據統計19世紀末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國，女性勞工已經占了全體勞工數的大約五分之一）斗爭的勃興更加劇了傳統婚姻制度的動蕩與式微。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伏波娃這樣解釋婚姻，她說，女人一旦從女人變成妻子，就從自由民淪落為奴隸，所以奴性要獲得徹底的解放，只有消滅婚姻這一條路徑可循。她是這一信條的忠實執行者，終其一生，她與薩特盡管相濡以沫卻從未正式結婚。　　

  通過調查與小范圍內個例的實踐，人們開始意識到最激進的革命也只能消滅婚姻制度中存在的剝削與不合理，或者使剝削在“正常“的界限內進行，但絕不能取消婚姻和家庭，哪怕是逐步取消也是做不到的，就好像使我們迫切的希望消滅階級剝削卻不會在短時期內消滅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一樣。因為消滅婚姻無異于顛覆歷史和我們價值觀中最核心的部分。此外反對的聲音來還來自于大多數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通過愛而揚棄了男子作為公民社會的契約締結者和國家公民形成的關系。愛情也可以降低女人對于婚姻壓迫的痛苦程度，甚至將忍受這種痛苦內化視作一種美德。　　

   改良婚姻變成一種不錯的選擇。保留婚姻的形式要件，在婚姻的舊框架內重新訂立一份契約。性不再是這契約的唯一標的。妻子和丈夫是平等的，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賦予妻子與丈夫相同的處分財產的權利對于平等關系的養成與維護至關重要。泰勒在《婦女解放》一書中講到：財產權利的平等可以使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奴隸從夫權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夫妻關系將從仆從的位置上升到伙伴的位置。他調查了倫敦的一些新興工廠，這些工廠采用民主協作制度招用女工。調查的結果表明妻子一旦有了工作和屬于自己的財產，家庭暴力虐待和歧視就顯著的減少了，且二者之間存在一種不規則的反比例函數關系。調查結果無疑直接地支持了賦予女性財產權利這一命題的妥當性與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