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所有制的特征及旁證探討　　

——給老同學的信（5）　　

老同學：你好！上封信我說過要從人的生存條件理解亞細亞的所有制，現在我來探討亞細亞所有制的經濟特征，并用知名人士的描述進行旁證。弄清了這些特征，我們就會理解馬克思的亞細亞式的共產主義。　　

   1853年6月2-6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馬克思認為：東方亞細亞所有制的“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恩格斯同意馬克思的判斷：“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　　

根據這個判斷，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對亞細亞的經濟特征進行了闡述。現摘要如下：　　

1，在亞細亞的所有制下，人們生活在共同體中，這里共同體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說是群體。單個共同體在中國表現為村莊，村莊表現為土地上單純附屬物。全國單個共同體之父表現為最高的共同體、統一體（國家）。在共同體中，各個個人都不是把自己當做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做所有者和同時也進行勞動的共同體成員。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做所有者或占有者。　　

   2，在亞細亞的所有制下，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做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所謂財產就是單個的人把勞動和再生產的自然條件看做屬于他的條件，看作客觀的條件，看做他在無機自然界發現的他的主體的軀體。通過勞動過程而實現的實際占有是在這樣一些前提下進行的，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表現為勞動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對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占有，即對土地的占有，不是通過勞動進行的，而是勞動的前提。勞動的主要客觀條件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自然。一方面是活的個人，另一方面是作為個人再生產的客觀條件的土地。因此，這種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價值，相反，他們勞動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各個所有者及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生存。　　

   3，在亞細亞的所有制下，財富不表現為目的。哪一種土地財產等等形式最有生產效能，能創造最大財富呢？我們在古代人當中不曾見到有誰研究過這個問題。在古代人那里，財富不表現為目的。人們研究的問題總是，哪一種所有制形式會造就最好的公民。財富表現為目的本身，這只是少數商業民族中才有的事情。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　　

   面對現在的世界，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么財富不正是在普遍交往中造成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的普遍性嗎？財富豈不正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展嗎？財富豈不正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　　

  4，在東方專制制度下，村莊的財產事實上是作為基礎而存在的，這種財產大部分是在一個小村莊范圍內通過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種村莊完全能夠獨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著在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一切條件。村莊的一部分剩余勞動屬　于專制　君主，表現在貢賦等形式上，也表現在統一體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村莊的財產只要是在勞動中表現的，就可能是這樣表現出來，各個小村莊彼此獨立地勉強度日，而在村莊內部，單個的人則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獨立地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從事勞動。也可能是這樣表現出來，統一體（國家）能夠使勞動過程本身具有共同性。也可能是這樣表現出來：或者是由村莊中一個家庭的家長來代表，或者是由各個家長之間彼此間發生聯系。與此相適應，這種共同體的形式就或是較為專制的，或是較為民主的。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上占有的公共條件，如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就表現為專制政府的事業。　　

  5，與這種村莊并存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于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或者只是在國家首腦，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城市是為皇帝官僚階層服務的，與村莊的居民沒有多大的關系。　　

  6，亞細亞的形式必然保持的最頑強也最長久，這取決于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村莊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范圍僅限于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等等。　　

   從以上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認識：　　

   第一，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歸皇帝所有，也就是歸國家所有。　　

   第二，全國農民在自然形成的“村莊”這個共同體中生存。單個村莊的小共同體，形成全國的統一的共同體即國家。每一個單個的人，是作為共同體的成員，才把自己看作是所有者或占有者。　　

   第三，在這個共同體內，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做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對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占有，即對土地的占有，不是通過勞動進行的，而是勞動的前提。　　

   第四，中國農民在共同體這個實體中，勞動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各個所有者及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生存。因此，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造就最好的公民”，而絕不是為了財富，在那里財富不表現為目的。　　

   第五，村莊的財產事實上是作為基礎而存在的，這種財產大部分是在一個小村莊范圍內通過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種村莊完全能夠獨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著在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一切條件。村莊的一部分剩余勞動屬　　于專制　　君主，表現在貢賦等形式上，也表現在統一體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第六，在村莊內部，單個的人則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獨立地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從事勞動。單個人對村莊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范圍僅限于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等等。正是這個原因，亞細亞的形式必然保持的最頑強也最長久，在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到滿清的垮臺存在了兩千多年。　　

  第七，中國的城市，只是在國家首腦，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城市是為皇帝官僚階層服務的，與農民的生活沒有多大的關系。　　

    這就是中國兩千年的亞細亞的大概經濟特征。對于這些經濟特征，外國的、中國的名人們對此都有表述，現簡單列舉如下。（這里按照時間順序）　　

1298年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中說“無數的城市和市鎮坐落在它的兩岸，享有其航運好處的多達十六個省和二百多個城鎮。至于航運量之大，非親眼所見的人，是不會相信的。然而當我們想到它的長度之大和支流之多時，對于其運輸商品的數量與價值的不可勝計，也就用不著驚訝了。其中主要的商品是鹽，這些鹽先由江和支流運到沿岸各個城鎮，然后再從這些城鎮運到內陸各地。”　　

   1585年西班牙門多薩在《中華大帝國》中說：“中國人男男女女都很嚴格地遵守他們的禮節，穿著十分整潔，音國內游大量絲綢，他們一般都穿的很好。土地生產所需之物，水果，還有奇特的河流；有漂亮的花園，及各種禽獸。中國人不用手接觸食物，但大大小小，所有人都用兩根小棍子吃飯以保持清潔。”　　

   1600年在中國生活了28年并葬在中國的利瑪竇在《利瑪竇雜記》中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大家知道中國人是最勤勞的人”“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而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于自己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足自己的政府，并貪求別人所有的東西。”　　

   1643年在中國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招在《大中國志》中說：“現在談談物產的豐富。這個國家幅員遼闊，有不同的緯度和氣候，所以盛產各種水果，大自然好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水果都儲存在那里，它的境內有功人類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種美好的東西，他不僅用不著向別的國家討乞，而且還有（又多又好的）剩余滿足臨近和遙遠國家的需求，這些國家一直希望來訪問和參觀。它的主要糧食是全世界用得最多的，即小麥和大米。”　　

   1830年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國篇》中說：“這一切表明皇帝是中心，一切都圍繞著他轉動，一切都回歸于他，所以國家和民族的福利取決于皇帝。行政機構的所有等級多少是按照一個成規來工作的。這個成規在升平時期變成聊一種安逸的習慣。形式單一，四平八穩，就像大自然的進程一樣，一如既往地走著自己的道路。”“在中國，個體沒有這種獨立的特征。所以，它在宗教上也是不自主的，即依賴于自然界的客體，其中，最崇高的是上天。收成、季節、豐產、歉收都取決于這些自然客體。”　　

   1867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中說：“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之后，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要略勝一籌的話，那么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承認這點幾乎令我感到慚愧。人們無法用語言來描繪，中國人為使自己內部盡量少產生麻煩，對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的準則考慮得何等周到，較之其他國民的法規要優越的多。”　　

1948年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中說：“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中為數極多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林掩眏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的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的家庭。那里沒有永遠不變的社會等級制度，因此從農民地位上升的機會是有的。然而，中國仍然是個農民的國家，有5分之4的人口生活在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上。”“即使在今日，中國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農民，主要生活在鄉村，住在棕黃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籬笆或有時是石塊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頭鋪地，窗上糊紙而沒有玻璃。”“在一個農民家庭里，個別成員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細作的季節周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人的生死同貫穿在莊稼的栽種和收獲中的旋律相協調。現在仍然是中國社會基石的農村，是由家庭單位構成的；村、家和個人按季節的莊稼收獲的旋律，按出生、結婚、死亡的旋律展開活動。從社會角度看，村子里的人直到最近，主要還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來的，其次才組成同一地區的鄰里社會。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單位（各個世系）組成，他們世世代代相傳，永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土地為生。每個農家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據家庭成員的資格取得社會地位。”　　

   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描寫了中國農村情況：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我遇見過一位在張北一帶研究語言的朋友。我問他說在這一帶的語言中有沒有受蒙古語的影響。他搖了搖頭，不但語言上看不出什么影響，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著說：“村子里幾百年來老是這幾個姓，我從墓碑上去重構每家的家譜，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現在還是那些人。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這結論自然應當加以條件的，但是大體上說，這是鄉土社會的特性之一。我們很可以相信，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大旱大水，連年兵亂，可以使一部分農民拋井離鄉；即使象抗戰這樣大事件所引起基層人口的流動，我相信還是微乎其微的。　　

中國農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說來有下列幾點：一、每家所耕的面積小，所謂小農經營，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農場不會距離得過分遠。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們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來比較方便。三、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衛。四、土地平等繼承的原則下，兄弟分別繼承祖上的遺業，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積起來，成為相當大的村落。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這種根據單系親屬原則所組成的社群，在人類學中有個專門名稱，叫氏族。我們的家在結構上是一個氏族。但是和普通我們所謂族也不完全相同，因為我們所謂族是由許多家所組成，是一個社群的社群。因之，我在這里提了這個“小家族”的名詞。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結構原則上是相同的，不相同是在數量、在大小上。——這是我不愿用大家庭，而用小家族的原因。一字的相差，卻說明了這社群的結構性質。　　

我所知道的鄉下夫婦大多是“用不著多說話的”，“實在沒有什么話可說的”。一早起各人忙著各人的事，沒有工夫說閑話。出了門，各做各的。婦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帶孩子。工做完了，男子們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漢如果守著老婆，沒出息。有事在外，沒事也在外。茶館，煙鋪，甚至街頭巷口，是男子們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場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說有笑，熱熱鬧鬧的。回到家，夫婦間合作順利，各人好好的按著應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沒事，也沒話；合作得不對勁，鬧一場，動手動腳，說不上親熱。這些觀察使我覺得西洋的家和我們鄉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實在不能并論。鄉下，有說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齡的集團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們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務上，性別和年齡組間保持著很大的距離。這決不是偶然的，在我看來，這是把生育之外的許多功能拉入了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結果。中國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兩性間的矜持和保留意見，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這種社會圜局中養成的性格。　　

中國的歷史很可助證這個看法：一個雄辯圖大略的皇權，為了開疆辟土，筑城修河，這些原不能說是什么虐政，正可視作一筆投資。和羅斯福造田納西工程性質可以有相類之處。但是缺乏儲蓄的農業經濟卻受不住這種工程的費用，沒有足夠的剩余，于是怨聲載道，與汝偕亡地和皇權為難了。這種有為的皇權不能不同時加強他對內的壓力，費用更大，陳涉吳廣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亂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減少了，于是亂久必合，又形成一個沒有比休息更能引誘人的局面，皇權力求無為，所謂養民。養到一個時候，皇權逐漸累積了一些力量，這力量又刺激皇帝的雄圖大略，這種循環也因而復始。　　

   等等等等。　　

如果讀者還有興趣，請看看《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外國人對1840年以來中國農村情況的描述。　　

   從以上簡單的摘錄，我們可以佐證馬克思對中國亞細亞所有制的判斷是符合事實的，是完全準確的。　　

   老同學，我現在的感覺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對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因此，所謂的理論聯系實際，就是把馬克思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描述，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對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作出科學的判斷，從而尋找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例如，在亞細亞所有制下，勞動是不是和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而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又例如，在亞細亞的所有制下，有沒有用錢賺錢的活動，即有沒有資本，而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用錢賺錢的活動是不是資本？回答這些問題，并不需要深奧的所謂政治經濟學，所謂的哲學，而只要把馬克思的描述的現象和中國的實際現象結合起來就會迎刃而解。而現在的理論家門恰恰相反，不是把馬克思的描述的歷史事實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進行論證，而是用抽象的理論自以為是地解釋中國的實際，從而得出：中國資本是改革開放的最好的經濟形態的謬論！　　

    勞動者　201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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