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余的話》說開去——雜議“文人”與種種　　

一　　

這篇文章拖了好久好久。　　

本來我們打算把他寫成嚴格的論文的—這也正是老師的要求。但是每次坐下，面對《多余的話》薄薄二十幾頁的文本，面對瞿秋白這些用生命最后的時光，用鮮靈魂蘸著血寫就的文字，我們實在不敢妄言。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害怕我們在將思想轉化為學院式的學術語言時會失去真誠，而這對于瞿秋白這篇真誠的文字來說顯然是一種褻瀆。把只有散文才能表達的一些感觸變成一般意義上的論文，會讓狼變成狗，讓情感淹沒理性的冰水之中。更可怕的是，為了形式上的完整，我們這樣尚欠功力的人可能會故意講一些我們自己也沒有明白的話，下一些我們自己也遠無法確定是非的斷語，這于我們實在是一種折磨，尤其是在秋白的注視下。　　

二　　

然而這樣的態度也許并非就是一種非學術的態度吧。比如竹內好先生的《魯迅》。這本書中竹內袒露著他在魯迅著作中尋找自己的全部過程，并通過找到自己重新找到了魯迅。這本書既不是依據某種先驗的高超理論來解釋現象，也不是充斥著毫不相干引用的“掉書袋”，而是一種意識流式的筆記。這本書既可以當做論文看也可以當做散文看。他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常常會說：“我解釋不了”“我不明白”。我們覺得，這位經常不明白魯迅的人也許是最明白魯迅的人吧。所以我們對瞿秋白的文本使用這樣一種方式展開探討也是可以原諒的了。　　

三　　

恐怕我還要乞靈于竹內。他生前一直拒絕成為專家和權威，可是死后還是要被作為專家和權威使用——原諒我吧，我畢竟沒有您勇敢，竹內先生。《魯迅》這本書以學院派的通行學術標準來看是一定要被視為“引用過度”的，但是這正是文中的“我”找尋到的魯迅。這里我也想大段地引用一下瞿秋白的話：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用的人物。這并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吟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正因為他對于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于學術是不會有什么貢獻的，對于文藝也不會有什么成就的。”　　

有的文字使人感覺有說很多話的沖動，然而另一些只會使人沉默，比如這一段。魯迅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樣說來，瞿秋白的這段話就揭示了一個真正的悲劇。不幸的是，這出悲劇的劇作者和劇中人都是同一群人。奧威爾說：“真正的好書不是告訴你你不知道的事情，而是告訴你你早就知道的事情。”旨哉斯言。我們早就知道文人的命運，可是我們不愿意承認，我們用種種高貴高雅而又高尚的名目來麻痹自己，可是這么多的肥皂泡居然被一個如此沉重的靈魂如此輕巧的戳破了，所以，我們只有沉默。　　

四　　

秋白接下去說：“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他不否定自己是“文人”的一種，但是他是不甘于做文人的一種的，所以他把自己這個“東方的稚兒”投出，這種對自我的否定是他對舊世界否定的第一步。竹內說：“（魯迅）與惡的戰斗，是與自己的戰斗。”瞿秋白也是如此。大乘佛教誓渡盡眾生，恰恰是因為舍此便無法超度自己，與之相比，基督教的領取圣體酒作為贖清原罪上天堂的票據，實在是太廉價了。秋白早年也曾學佛，于此必有所感。我以為他終身未洗盡佛教之影響，以至于絕命詩還有禪意，佛教之于秋白，不僅是通往馬克思主義的橋梁，更是凝聚其矛盾性格的載體。　　

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大多是猶太人，但是卻面對著反猶主義滾滾而來的現實——上帝的選民被拋棄了，不，不是被拋棄，而是上帝自己被殺死了，非理性主義的復活是對以商品拜物教為代表的拜物教橫行的反動——所以他們形成了不同于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和宗教糾纏不清的關系。他們利用宗教完成和現代性的斷裂與訣別，例如布洛赫。瞿秋白其實也走過了這條路，可惜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材料掌握得確實不系統。在中國，其實同時存在過馬克思主義的這兩條進路：從政治立場出發的，實踐的(注意：不是實用！)列寧式道路，和從個人的掙扎出發的，烏托邦的西馬式道路，前者除了秋白還有魯迅，但秋白沒有魯迅走的遠，魯迅由不自覺的后者已經走到了自覺的前者，但其實他又是一位反啟蒙的啟蒙者，是一位穿透了思想的思想家，他通過指出非存在而證明了存在，也許，中國曾經存在過一個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機會，我們指的不是魯迅，他背負的東西太沉重，所以爬上那最后的一層臺階是力不能及了。我們指的是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運動高潮呼應的那一次實踐，不過，歷史終究是沒有假設的。　　

五　　

   扯遠了。我想說的其實是，秋白不僅是一位具有中國共運史意義的人物，他自認為是一個誤入了隊列的同路人，但這恰恰是因為我們過去認為這條路上的一切都是阻攔我們前進的障礙。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但是阿Q自在自己的頭腦中進行著一場“白盔白甲的革命黨”的革命，盧卡奇說，二十年代初的時候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認識到了異化。是的，所有人都開始覺得這個世界不可忍受，但是是犬儒主義地“詩意的棲居”呢，還是放棄詩而代之以革命呢？《魯迅說：文學是余裕的產物，革命的時代是沒有詩的。　　

瞿秋白的深刻之處就在于，他認識到了知識分子絕不是純潔無辜的羊羔，也不是今天那些患有被迫害妄想狂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宣稱的那樣，“和權力之間有一種天然的緊張關系。”他們是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自謂的“戲子”，“舞臺上的演員”，“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這些極度自我貶損的話語中的主語“我”，其實絕不僅僅是瞿秋白自己，更是一個抽象化的“文學形象”，是一個有普遍意義的符號，大家都在贊賞秋白的真誠，但我們就發現不了這里面一種洞穿了表達自我意義上真誠的東西嗎？習慣于按照某種劇本生活，或者用周立波的話說，有腔調的生活，也就在這種表面上的自由里永遠地喪失了自由。　　

六　　

秋白說：“‘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余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知識分子了。”然而秋白在這里錯了。他一直真誠地相信只有中國的舊文化才哺育得出來“文人”，但是他沒有像魯迅一樣發現只要有統治者就一定會有“幫閑”。知識分子和權力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是天然的神圣同盟，看看今天多少局長處長的同窗好友們在大學里做教授就明白了。知識分子要想獲得自由，要想掙脫權力的枷鎖，就只能先去努力為大眾卸下枷鎖。秋白自覺到了這一步，可是他沒有成功。他留下的這一份自白，絕不是博取我們幾滴廉價的同情的眼淚的，而是在提示我們人對自我的超越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被指為“叛徒”，因為他在《多余的話》里自稱為“叛徒”，大家說：好一份自供狀啊。然而，同時代的人們還被要求“斗私批修一閃念”，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像瞿秋白一樣把自己置于審判臺之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場就在每個人的心里。可惜，大家都找錯了地方。切格瓦拉指出，我們要造就全新的人。于是最后他只好孤獨地離開。　　

七　　

秋白在《多余的話》的最后一節中說：“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本雅明說：“正是因為了那些絕望的人，希望才給予了我們。”瞿秋白在臨走的時候，留下的就是這樣的希望。他帶走的是藏在心底的黑暗，是那些自己反復爭斗都無法戰而勝之的軟弱流連和偽裝。現在，這些東西都要給一顆子彈取消了，看來，還真是“批判的武器比不上武器的批判”啊。但是，這是他自己的選擇。“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他用《九三年》中郭萬式的選擇，來完成了對自己的最后戰勝。薩特說，人是絕對自由的，是的，在抽象意義上是這樣，但是在十字路口，總會有好走的路和難走的路，如果人們都是理性經濟人，這自然不存在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是取消人們自由的學說），但是如果有人像秋白一樣，進行了這樣的抉擇，那么，對于宏觀的革命，這是暫時的失敗；對于微觀的革命，這是永恒的勝利，是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勝利。　　

海涅說：“每一塊墓碑下面都是一個宇宙。”這就是我們從《多余的話》這座墓碑中窺探到的瞿秋白的宇宙的一角，以及從這揭開的一角反射出的外面的世界。　　

參考書目：《瞿秋白文選》—瞿秋白；《魯迅》—竹內好；《歷史與階級意識》—盧卡奇；《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衣俊卿；《人類—詩意的棲居》---海德格爾；《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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