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的人本性意蘊和社會主義價值訴求　　

戴生岐[1]　　

（長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安，710064）　　

摘  要：馬恩在《神圣家族》一書中通過批判青年黑格爾派首領鮑威爾兄弟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為我們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人本性原則，這是對《手稿》中所確立的“積極的人道主義”世界觀的進一步發(fā)揮。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必須堅持以產業(yè)工人階級為本的原則：二是必須把產業(yè)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訴求作為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神圣家族》所氤氳的上述人本性意蘊及其價值，對于當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共襄科學發(fā)展觀的落實等宏大敘事不無裨益。　　

關鍵詞：《神圣家族》 人本性意蘊  社會主義  價值 　　

如果說馬克思在1844年6月至8月撰寫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其中所闡明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秘密所在的話；那么，俟后在同年的8月底到9月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在巴黎會面并聯(lián)袂合作所撰寫的第一部著作即《神圣家族》，則是他們根據(jù)《手稿》中所闡述的新世界觀為方法論，在批判以布魯諾.鮑威爾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過程中形成的戰(zhàn)斗檄文。青年黑格爾派頭面人物布魯諾.鮑威爾及其同路人，由于在“不食人間煙火氣”的“純哲學”的研究中“不接地氣”和脫離群眾，被馬恩兩個人諷刺為“神圣家族”。在今天這個“以人為本”、共襄和諧社會構建為主流話語的社會主義中國，究竟還有沒有類似于馬恩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那樣的人和事？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我們認為，人們只要重溫《神圣家族》一書，再聯(lián)系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期發(fā)生的重大現(xiàn)實社會問題，就不難感覺體現(xiàn)在馬恩上述經典文本的“當下”價值和意義。因此，挖掘這一光輝文本中所體現(xiàn)的思想價值和理論意蘊，這對共襄科學發(fā)展與和諧社會建構等宏大敘事不無裨益。　　

一、《神圣家族》的人本性意蘊舉要　　

（一）“以什么人為本”：是“批判的批判家”，還是“真正的人”　　

作為世界觀層面的人道主義哲學價值訴求盡管花色品種繁復多樣，但它們都有一個共性的東西，這就是“以人為本”。但問題的關鍵是認識不能停留在抽象和一般層面。如果從一般走向特殊或者個別，那么，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人道主義就是《手稿》里所宣示的人道主義，即“積極的人道主義”。它是理論的人道主義和實踐的人道主義的完美統(tǒng)一。前者是對無神論的揚棄和對唯物主義的接納；后者則是對私有財產的揚棄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持。而把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人道主義堅持下去的主體，只能是被恩格斯稱之為“真正的人”的工人階級。作為和現(xiàn)代化大機器工業(yè)緊密聯(lián)系的產業(yè)工人階級，甚至被馬恩看成是“類的化身”。因為正是產業(yè)工人階級，才有可能全面發(fā)展并獲得“自由個性”，而這種具有“自由個性”的人格養(yǎng)成，才有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組織形式“自由人聯(lián)合體”合格成員的可能。顯然，馬恩心目中“以什么人為本”的“本”，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產業(yè)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然而，在“以什么人為本“這個原則問題上，青年黑格爾派首領布魯諾.鮑威爾兄弟和馬恩之間卻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布魯諾.鮑威爾說：“到現(xiàn)在為止，歷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活動之所以一開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實際成效的，正是因為他們引起了群眾的關懷和喚起了群眾的熱情。換句話說，這些活動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慘的結局，是因為作為他們的思想基礎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它必須滿足于對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眾的喝彩。” ①^p102這就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歷史觀。在這些人看來，群眾不但不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而且是把事情“攪黃”的“烏合之眾”。只有他們這些高貴的“批判的批判家”，才有資格談論歷史和開創(chuàng)歷史。誠如列寧借用狄德羅的話用來諷刺恩斯特.馬赫之流的主觀唯心主義時說的一樣，神圣家族們就是一架“發(fā)了瘋的鋼琴”，以為整個宇宙的和諧都來自于他們所代表的琴鍵的震動。不，神圣家族們比這架鋼琴還瘋狂，因為鋼琴還承認有一個對象物即鋼琴的欣賞者存在，而在神圣家族們看來，宇宙中唯一存在的，就是他們那個大寫特寫的“我”。所以，主觀唯心主義的極端形式就是唯我主義。然而，被神圣家族們看來一錢不值的工人階級，卻被馬恩當成了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馬恩講到：“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chuàng)造，工人才創(chuàng)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chuàng)造來說，也會使得整個批判感覺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切。工人甚至創(chuàng)造了人，批判家卻永遠是不通人性的人，然而，他的確對于自己是一個批判的批判家這一點感到內心的滿足。” ②^p22。正是由于參與了發(fā)生于英法兩國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斗爭，才使得馬恩兩個人看到了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歷史過程中所迸發(fā)出來的無窮偉力，也才使得他們脫胎換骨，從而促使兩個人和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鑣。尤其是恩格斯，他是資本家的公子哥，但是，火熱的斗爭生活卻使他洗心革面，從而在對人的看法上發(fā)生了質的變化。早在1843年，恩格斯在倫敦就認識了正義者同盟領導人卡爾.沙佩爾、亨利希.鮑威爾和約瑟夫.莫爾，受新世界觀的影響，把階級立場轉向勞動人民的恩格斯一下子喜歡上了這三個初次謀面的人，他在給馬克思寫的書信中把這三個稱之為“真正的人”，他說沙佩爾身材魁梧、果斷剛毅，時刻準備犧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而鮑威爾則活潑靈敏、詼諧幽默，在矮小的身體里蘊藏著機警；至于莫爾，則是天生的外交家，在毅力和決心方面絲毫不遜色于他的戰(zhàn)友，而在智慧上還更勝一籌。恩格斯對三個普通工人的贊美表明，他在思想深處已經牢固樹立了唯物史觀的群眾觀點，這就是積極的人道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人道主義堅實的哲學基礎。　　

（二）“以人的什么為本”：是思辨的“自我意識”，還是“人的本質力量”　　

受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影響，在西方，尤其是在歐洲，崇尚抽象理性的哲學思想可以說源遠流長。因為信奉上帝就是信奉真理，或者真理就是上帝的代名詞。這種唯理論傾向表現(xiàn)在在軸心時代的古希臘羅馬，就是柏拉圖的理念說；表現(xiàn)在中世紀的歐洲，就是經院哲學中的唯實論，表現(xiàn)在近現(xiàn)代工業(yè)化以來英法德等國家，則是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萬能主義的一大獨霸。在理性萬能主義的熏染下，笛卡爾就有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羅丹就有了詮釋這一理念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甚至在文學作品中，比如說在勞倫斯的小說《　查泰萊　夫人的情人》中，我們也能發(fā)現(xiàn)這種摒棄人的非理性和“下半身”，只要冷冰冰理性和意志傾向的角色大昌其道，如克利福德伯爵所代表的工商業(yè)巨子和資產階級的政客們，就是世俗眼光所推崇的“成功人士”。其主要標志就是用理性代替感性，其典型話語就是克利福德伯爵給自己的夫人康妮講哲學時說的：“宇宙（人的內宇宙，即人的身體狀態(tài)，筆者注）是在物質（生物學意義上的欲望）上損耗而精神上（人類學意義上的理性）上升的”。我們從《神圣家族》中亦可以發(fā)現(xiàn)，鮑威爾兄弟也是這種唯理論哲學的繼承者。這就是他們所宣揚的“自我意識”。由于過于夸大意識的作用，于是就使得布魯諾.鮑威爾兄弟日益和現(xiàn)實脫節(jié)，從而陷入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淖不可自拔。所以，與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的威望日益上升適成反差的是，青年黑格爾派首領人物的活動空間就日益逼仄。其所辦刊物《文學總匯報》也就不能和《萊茵報》同日而語。然而，由于唯理論的社會基礎根深蒂固，這樣就對覺悟了的工人階級造成一種價值觀上的誤導。為了以正視聽并吸引工人群眾加入革命組織以壯大無產階級的隊伍，馬恩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就有針對性地指出：“在德國，對真正的人道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的積極的人道主義，筆者注）說來，沒有比唯靈論即思辨唯心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了。” ③^p7那么，什么是鮑威爾所宣傳的“自我意識”呢？馬恩認為，自我意識就是對客觀存在的否定。而馬恩“以人為本”視閾下的“客觀存在”具體講，有以下11個方面的規(guī)定：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即世俗社會生活中的“自然”，而且這個自然不啻是人身以外的自然，也涵蓋著人自身的形而下 的“自然”；二是與思維相對應的“實體”和“存在”；三是與精神和理性相對應的人的“自發(fā)性的自然力”和“人的本質力量”；四是與精英人物單槍匹馬從事精神生產的“活動”相對應的人的實踐活動中必然產生的憂患和“痛苦”（主要是指利益受損集團的苦難以及同情者即無產階級領袖們的感同身受，筆者注）；五是與“原子人格”相對應的來自于外部世界對每一個個人的“影響”；六是和認知性的知識相對應的人的“感覺和欲望”；七是與頭腦中冰冷的算計和理性相對應的人的心靈活動；八是和主體有別的客體；九是和理論相對應的實踐；十是和批判家本人不同的人，以及由這些人組成的現(xiàn)實的共同性。十一是與批判的批判者本人這個“我”相對應的“你”。④^p180由此就可以看出，在批判的批判者即鮑威爾兄弟看來，自我意識就是上述十一個方面的前件所組成的系列，其中最為核心的存在就是非客觀存在性的極端個人化的主觀理性，用馬恩的話講，就是唯靈論或思辨唯心主義觀照下的的“自我意識”；而在馬恩看來，十一個方面的后件所組成的系列，才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在這里，人的本質力量即“人的欲望”，則是統(tǒng)合后件十一個元素的關鍵詞，因而也就是“以人的什么為本”中最應該被堅持的“本”。　　

（三）“人之本何以實現(xiàn)”：是擺脫宗教的政治解放，還是改造現(xiàn)實關系的人類解放　　

欲望是人的本質力量，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理論中最為重要的規(guī)定之一。然而，本質力量需要表現(xiàn)出來，表現(xiàn)出來的本質力量，就是人對自身利益性訴求的表達和利益受損狀況的抗爭。從這個意義上講，人的本質性存在首先表現(xiàn)為人的利益性存在。惟其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馬克思從“萊茵報時期”，就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因為只有研究了政治經濟學，才能在物的關系表象中揭示出人與人的利益關系的實質，也才能為解決“令人苦惱的物質利益問題”提供方案。這個方案表現(xiàn)在無產階級那里，就是革命領袖帶領人民通過社會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揚棄在資本壓榨下令人沮喪的“失樂園”的“悲慘世界”，在否定之否定的層面上建構人民當家做主的“復樂園”的幸福生活。所以，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把“以人為本”轉換為在革命實踐中堅持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把“以人的什么為本”轉換為以實現(xiàn)好、發(fā)展好和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為本。而要做到這些，就要把思想和利益統(tǒng)一起來；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結合起來；把人類解放的“頭腦”即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和人類解放的“心臟”即無產階級整合起來，一句話，即要把宣示主義和解決問題結合起來。然而，神圣家族們并不這樣看：首先，神圣家族們在誤讀蒲魯東的哲學思想中就顯示了輕視現(xiàn)實關系的傾向。蒲魯東的重要理論貢獻就是揭示了私有制的反人道性質。認為正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制，才造成了工人的貧困潦倒。而神圣家族們卻不屑于考察工人貧困和財產占有狀況之間的任何聯(lián)系，從而表現(xiàn)為對民眾苦難一種麻木不仁的貴族態(tài)度。而馬恩則指出，工人階級的“不擁有”（即生產資料，筆者注）不只是一個范疇，而且是最悲慘的現(xiàn)實。“不擁有是最令人絕望的唯靈論，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現(xiàn)實，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現(xiàn)實，是極其實際的擁有，即饑餓、寒冷、疾病、罪惡、屈辱、愚鈍以及種種反人性和違反自然的現(xiàn)象的擁有。” ⑤^p52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對改造人性乃至改善人的現(xiàn)實處境的兩種不同的致思理路：神圣家族們會把人性的不完善和人的處境的拮據(jù)歸結為精神性的因素，因而他們會對包括宗教在內的社會意識的改良抱更多期待；而馬恩則認為，造成人性陰暗和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畸形的現(xiàn)實關系作祟，因而尋求人民幸福的藥方也應該在改造現(xiàn)實關系中覓得。其次，神圣家族們就以猶太人問題為例，認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就在于國家擺脫宗教的“政治解放”，就在于不變革現(xiàn)實生產關系的情況下人性的改良。比如說，猶太人是自私的和利己的，這種劣根性也給他們自身帶來苦難。那么，如何改變這種境況呢？按照布魯諾.鮑威爾看來，猶太人的不幸則完全是由于猶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使然，一個受動性和結果性的元素比如宗教信仰，在這里反而成了派生令人感到齷齪和卑污的猶太人民族個性的原因。正是基于這樣一條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路線，布魯諾.鮑威爾兄弟就開出了讓猶太人擺脫世俗社會指責和批判的唯一道路，這就是讓猶太人放棄猶太教，并進而讓一切人放棄一切宗教信仰。惟其如此，才能帶來人類的自由、進步和幸福。神圣家族們之所以這樣做，就在于他們害怕群眾革命，所以他們就拼命妖魔化法國革命，視根本改變社會現(xiàn)存結構的社會革命為洪水猛獸，視根本改變現(xiàn)實畸形物質利益關系的任何斗爭為多余。似乎只有不談利益才顯得高雅。為此，馬恩給神圣家族們以迎頭痛擊。馬恩講道：思想離不開利益，“‘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 ⑥^p103針對無產階級的老師，即資產階級發(fā)動的1789年的革命失敗之案例，鮑威爾兄弟說正是“利益”這個“東東”，成了“攪黃”革命并使之從成功變?yōu)椤安怀晒Α钡淖锟準住榇耍R恩針鋒相對地說，資產階級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絕不是“不成功的”，它“壓倒了”一切，并獲得了“實際成效”。“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致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臺、拿破侖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tǒng)”。⑦^p103布魯諾.鮑威爾兄弟之所以輕視“利益”的歷史作用，就在于為他們所宣揚的英雄史觀留下地盤。在這些“貴人”看來，影響歷史方向和決定歷史事件的根本力量就是觀念和思想。而馬恩則認為，被歷史所承認的群眾的“利益”是不可戰(zhàn)勝的。而且他們還預測到，“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yè)，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使群眾隊伍的擴大。” ⑧^p103由于鮑威爾們過于看重思想的力量，所以他們在總結法國革命失敗時，也就把思想沒有超出革命前的秩序范圍當成了革命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馬恩則針鋒相對，他們說：“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思想根本不能實現(xiàn)什么東西。為了實現(xiàn)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 ⑨^p152而且，在馬恩看來，這個代替資產階級的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即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和實踐唯物主義新哲學的結合以爭取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實際運動，才是人類獲得真正解放的康莊大道。　　

二、《神圣家族》的社會主義價值訴求　　

從《神圣家族》發(fā)表到現(xiàn)在為止，歷史已經走過了整整167年時間。這期間人類歷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歷史的幽靈總是喜歡抓住活人，所以，馬恩兩人聯(lián)袂合作撰寫的這一光輝文本，就依然有她不可磨滅的社會主義價值訴求。初步概括，發(fā)現(xiàn)在以下四大方面對我們有深刻的啟迪。　　

（一）堅持人民史觀，重建人民群眾歷史主體地位　　

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官本位價值觀念影響，加上中國傳統(tǒng)社會治理理念的精英主義傾向作怪，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三千年王朝史中，我們大多數(shù)時間把“以人為本”當作了“以官為本”。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下的“人”和“民”一直是相對的不同概念。歷史發(fā)展到現(xiàn)代社會，即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以來，中國人才把“人”與“民”統(tǒng)一了起來。毛澤東開發(fā)的“人民”概念，就是這樣的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這樣就從價值關系層面上把社會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統(tǒng)一了起來。在這里，“君主”之“主”僅僅是從管理關系角度而言的。普天之下惟民最大，所以“君以民為本”中的“本”，才是價值關系中的“主體”。這時的執(zhí)政者其真實的社會角色就是表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價值訴求并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只有在這時，以往皇權系統(tǒng)中唯我獨尊、不可分割、不可易位的權力系統(tǒng)，才從升官發(fā)財和以權謀私的目的降為為民謀利的手段，才變成公民社會權利實現(xiàn)自身價值訴求的工具。可是，由于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太深，加上市場經濟對既得利益集團帶來的挑戰(zhàn)等原因，從我國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開始，思想價值觀念上的保守主義就開始萌芽。其中最為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歷史學家黎澍等人發(fā)表在《光明日報》權威刊物上的文章所披露的唯心史觀的理論信息。現(xiàn)階段“夸耀肉體的來源”、宣示出身主義價值觀的“我爸是李剛”的叫囂，僅僅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唯心史觀鼓噪先聲的當下回響。和當年神圣家族們不懂得自然科學和工業(yè)的重要性，把研究自然科學和從事工業(yè)生產同歷史認識、歷史內容、歷史演進對立起來的觀點如出一轍，　黎澍　先生認為，以生產資料的生產為基核的社會發(fā)展史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只有政治史、法律史、內政史、外交史、軍事史、文學藝術史、思想史、哲學史乃至宗教史等等才是真正的歷史。黎澍還認為，小人物所從事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活動僅僅是為大人物彩排歷史活劇“搭臺子”的工作，只有大人物才是歷史活劇的“主角”。由于社會思想層面上的畸變，導致社會心理層面的墮落。審視今天的現(xiàn)實，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墮落體現(xiàn)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一個總的趨勢就是英雄史觀的抬頭和精英主義治理理路的尾大不掉。今天的人民群眾已經很難感受到革命戰(zhàn)爭年月以及建國后前十七年獨立自主和當家作主的豪邁之情。在今天，顛覆實踐和生活觀點的“被生活”的精英主義工作理路，已經成了阻撓人民群眾尊嚴感和幸福感上升的主要瓶頸因素。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在總結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遺產基礎上，恢復和重建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　　

（二）掌握利益思維方法論，打造均衡利益機制　　

受中國傳統(tǒng)儒家實踐理性精神的積極影響，應該說我們中國人的利益神經還是世界上最為發(fā)達的。這正是我們能夠在物性層面上取得盛世輝煌的歷史基因。應該說這樣的利益偏好和利益思維沖動是彌足珍貴而且要倍加呵護的思想文化資源。利益思維，顯而易見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包括《神圣家族》文本在內的許多地方強調的思維方法論。同時，儒家基于資源相對稀缺和人們怕吃虧的社會心理，還開發(fā)出了殷憂均安、淡化貧寡的社會治理的公平正義原則，這都是我們應該傳承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有鑒于現(xiàn)階段社會財富總體膨脹、局部失衡的現(xiàn)實以及社會心理層面相對剝奪感的漸滋暗漲，掌握馬克思主義利益思維方法論就顯得非常重要。首先，一如既往地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人民論觀點，把實現(xiàn)好、維護好和發(fā)展好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其次，有鑒于現(xiàn)階段利益謀取中的收入差距過大所導致的新情況，比如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總量可能是一個相對少數(shù)的量，而少數(shù)人的利益總量可能是一個相對較大的量的尷尬現(xiàn)實。我們認為落實馬克思的公平正義觀念，讓強勢人群通過“有限犧牲”反哺弱勢草根就勢在必行。提出“有限犧牲論”是基于以下三點考量：一是《神圣家族》“擁有理論”的啟迪。馬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和諧，就在于資本家的“絕對擁有”和產業(yè)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群眾的“絕對不擁有”。資產者的“絕對擁有”姑且不論；無產者的這種“絕對不擁有”有時被馬恩稱之為“自由得一無所有”或者“只有一條套在廣大勞工階級脖子上的鎖鏈”。而“有限犧牲”也就是有限擁有，我們認為，惟其“有限擁有”，才有望使業(yè)已失衡的社會和諧起來。二是政治倫理學之道德終極標準訴求和公平正義價值訴求對我們的啟迪。政治倫理學認為“平等”是公平正義中的核心訴求。“平等”有基本人權平等和非基本人權平等。而基于基本人權平等所產生的道德終極總標準即“增進全社會和每一個人的利益總量”，以及“維護最大多數(shù)人的根本利益或者最大幸福”之道德終極分標準，應該具有優(yōu)先操作的地位。即便這個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總量小于少數(shù)人的較大的利益總量，我們也只能把維護最大多人的較小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這個出發(fā)點的終極指向就是力爭把最大多數(shù)人的較小利益做大做強，雖說不能和少數(shù)人的較大利益總量持平，也至少不能懸殊太大。就非基本人權平等講，其實質是一種“比例平等”。由于在這里依然通行著能者多得和按資分配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因而必然會造成事實上人們在占有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上的差別。但由于強勢群體在和弱勢群體的“社會合作”中利用了過多的社會合作機會或者“社會資本”等資源，因而他們致富以后就有反哺弱勢草根的義務。換句話說，廣大草根有索取富人部分財富的權利，這和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絕對平均主義無干。例如，文藝明星劉德華在賺錢上可以“上不封頂”，但他卻有關心他的粉絲的義務，即便是楊麗娟這樣的不合格的粉絲。所以，一旦楊麗娟父女在熱捧他時造成了楊父跳進香江自殺的悲劇發(fā)生，劉德華就有給楊麗娟老爸安頓后事并支付一筆撫恤金的義務。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實踐模式的啟迪。這就是重慶模式對我們的激勵。薄熙來在重慶通過掃黃打黑唱紅治惡和大下訪、結窮親、三進三同的辦法反哺弱勢草根的成功經驗就值得效仿。基于現(xiàn)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力主導型之和諧社會建構的現(xiàn)實制約，我們認為，“有限犧牲”將會呈現(xiàn)出以下三個特征：第一，這將是一個自我犧牲的過程。即通過強勢集團的自我提升而作出的一種自愿放棄的行為。第二，這將是一個從“善人者”“風光無限“、相信“贏者通吃”到獲有自知之明和憂患意識，并情愿各占三分之一，并實現(xiàn)各歸各位和協(xié)同互補的歷史過程。在這里，“善人者”是指集權錢名三大社會資源與一身的人，他們處在社會十大分層的前四位。和“善人者”相對應的即是“不善人者”，即那些既沒錢、又沒權、還沒文，而且在道德上也被富人綁架的沒有出路者。他們處于社會分層結構的底層。第三，這將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得到具體貫徹的歷史過程。從社會學角度考量，我們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啻是黨的建設理論，而且是中國的社會流動理論。因為三個代表理論的主體必然是中國社會十大分層結構的前四位，即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黨政公務人員，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國企和民營經濟中的管理者，先進文化的代表者---科教文衛(wèi)系統(tǒng)中的知識分子。這三類人員的率先垂范和以身作則，將是激勵后六大階層不斷通過向上性社會流動得到發(fā)展的楷模。顯而易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之日，將是“鐵三角”土崩瓦解和去行政化和去老板化（對文化之代表者而言）、去學術化和去老板化（對人民利益之代表者而言）、去行政化和去學術化（對生產力之代表者而言）的歷史過程。就目前講，為了使上述目標得以實現(xiàn)，打造均衡利益機制就迫在眉睫：一是利差測量機制。就是優(yōu)化科學的測試利益差距的標準，為準確估量利益分化狀況提供分析工具。二是利損表達機制。就是建立利益受損集團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渠道，以便通過公共傳播系統(tǒng)的關注再造受眾，進而引起社會受眾的同情和共識，并最終聳動掌握社會資源的社會權力集團的視聽，以期使問題的解決朝著草根期待的目標轉化。三是資源調動機制。就是由政府集中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和道義性資源，為解決弱勢群體的問題創(chuàng)設者客觀條件。四是利益反哺機制。就是通過優(yōu)化分配制度，把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通過看得見的實惠體現(xiàn)出來。五是財富陽光機制。在當前，就一定要加大反腐建廉工作的力度，通過財富陽光機制，把強勢人群的財富晾曬在光天化日之下，按照馬克思的還歷史的公道和給人民以應得的公平正義原則和毛澤東的“退賠文化”的操作方法，把腐敗分子剝奪人民的資源還給人民，用這些富可敵鄉(xiāng)、富可敵縣、甚至富可敵省（或者富可敵部）的物質財富解決“新三座大山問題”。在這里，對于退還積極、徹底的腐敗分子，只要國家財產沒有遭受大的揮霍浪費，可以不殺頭。惟其如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訴求中的全民族共同的理想才會構建起來。　　

（三）貫徹欲望辯證法，提升人民群眾尊嚴水平　　

由《神圣家族》有關論述可知，人之為人的規(guī)定性，并不啻是冷冰冰的理性，而且也包括人的欲望在內的許多非理性的規(guī)定。這就是人的本質力量。人的欲望包括人的“物欲”和人的“人欲”兩重規(guī)定。前者表現(xiàn)為人的形下性的物質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被滿足的過程；后者表現(xiàn)為人的形上性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被滿足的過程，其中包括的核心元素就是人道精神的培育、平等觀念的內化以及受此價值觀念灌注其中的權利制度的建構。首先，相比較而言，我們認為在現(xiàn)階段，由于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急劇膨脹以及基于前者因素的社會財富的相對涌流，我們在滿足人的“物欲”方面還是成就巨大。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因為受庸俗生產力論和經濟一元導向的發(fā)展主義的影響，我們在做大蛋糕中卻忽視了生產關系的優(yōu)化，最令人遺憾的是把優(yōu)化財富分配制度的工作拋擲腦后，其結果導致社會生活中公平正義的缺失。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貫徹薄熙來同志的新精神，把公平也是生產力，民生才是硬道理的觀念重新揭橥標的在廣大公務人員的心田，并且通過一系列相關政策的推進和具體工作的落實，使人民群眾在共享改革進步繁榮成果中感覺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其次，相對于滿足“物欲”方面的成就巨大，我們在滿足人的“人欲”方面的工作則嚴重滯后。從而表現(xiàn)為人的尊嚴水平的停滯不前甚至在局部范圍的倒退。人的尊嚴水平的缺乏主要表現(xiàn)為社會生活中人道精神和平等意識的“缺席”，從而導致人的非人化和“人學的空場”。說到底，人道精神的根本要義就是一句話，即使人成為人和把人當人看。前者具體表現(xiàn)為自我尊重感的提升過程；后者表現(xiàn)為尊重別人的社會氛圍不斷強化的過程。在現(xiàn)階段，由于國家權力對公民社會權利的擠壓，也由于資本邏輯對社會邏輯的顛覆，我們國人自身自我尊重的尊嚴水平已經有所下降，具體表現(xiàn)就是庸俗、媚俗和惡俗之風盛行，戾氣、霸氣和邪氣高張。從而導致人的精神世界的坍塌和自身人格尊嚴的萎縮以及浩然正氣的流失。最為典型的就是連人文知識分子也不“人文”了。人文精神的批判超越意識在這些人身上已經蕩然無存，有些為老不尊的文化名人已經壓根兒忘記了范曾大師所倡言的“主敬重禮”的人文底線，墮落為替資本張目、為權力辯護、為世俗社會的一切喝彩的“三陪老頭”，而且，他還以承擔這樣的社會角色為榮。在尊人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人的相互承認的欲望沒有得到滿足，表現(xiàn)為社會缺乏相互承認的氛圍，也沒有一套保障這種氛圍的權利制度。主要原因就是用市場經濟的邏輯顛覆公民社會生活過程，從而導致坑蒙拐騙盛行和誠信友愛等社會生活的基礎結構的瓦解。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一是培育人文精神，限制市場經濟對社會價值的傷害，把人的世界還給人。二是培育平等情愫，構建平等社會互動的價值基礎。三是打造權利制度，形成相互尊重的體制環(huán)境。四是改造權力系統(tǒng)，使之向體現(xiàn)“善治”的“C管理模式”回歸。其中包括的工作有：其一是完美公務員職業(yè)道德。主要是強化與公務員的權利意識相匹配的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從而使得公務人員社會角色扮演中的權利和義務規(guī)范更加對等和統(tǒng)一。二是優(yōu)化社會管理機構的組織倫理。主要是要強調中國傳統(tǒng)社會治理結構中的“善治”倫理。其三是培育行政管理的體制價值。主要是汲取中國傳統(tǒng)社會治理的民本主義價值理念。其四是強化公務人員的公民精神。主要是強化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精神氣質和價值操守。　　

（四）高揚馬克思主義幸福理論，構建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幸福理論集中表現(xiàn)在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前后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稿中。其中最為重要的文獻有《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等篇章。初步梳理，可知馬克思主義幸福理論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規(guī)定：一是“對象性活動”或者“真正的生產活動”或者“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建造的活動”是人生幸福的真正源泉。二是“異化勞動”或者勞動人民“絕對不擁有”生產資料的窘境，是人生不幸的根源。而資本家的“絕對擁有”，包括絕對擁有生產資料和絕對擁有奢侈性生活資料與生活方式也不一定生活就很幸福，因為他們內心的虧欠感和恐懼感與日俱增，這些因素往往抵消了資本家的幸福感。三是組建家庭并生育后代，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元素。因為生育是表現(xiàn)別人生命的方式。這個活動與表現(xiàn)自己生命的勞動的方式相結合，就是人世間表現(xiàn)生命歡娛和生活幸福的兩個主要元素。四是道德是幸福的守護神。馬克思認為，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有三個⑩^p104：其一是科學的方式；其二是藝術的方式；其三是宗教的方式和實踐的方式。惟其第三個方式，才是保證人們有道德的生活的前提。因為只有掌握這個方式，我們才能樹立道德理想，標的人生方向，積淀交往理性，合理控制欲望，強化精神動力，一句話，才能幸福的生活。五是幸福是一種結構性存在。她既是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統(tǒng)一，還是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結合，更是事實幸福和體驗幸福的一致。同時，幸福還是實踐才能、主觀努力、社會機遇和道德操守的四位一體。在現(xiàn)階段，我國國人幸福指數(shù)之所以連年下降，就是因為我們既疏遠了以中國儒家為代表的幸福生活的精神傳統(tǒng)，表現(xiàn)為對家庭文化和家庭哲學乃至家庭價值觀念的拋棄；也在于我們無視馬克思主義幸福理論的指導。從而把幸福僅僅理解為個人物欲的滿足。其主要表現(xiàn)就是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大昌其道。但是由于客觀上物質資源的相對匱乏，個人式貪欲的不能滿足，于是就產生了以“相對剝奪感”為主要心理元素的不幸福的心態(tài)。這種不幸福的心態(tài)通過心理投射和遷怒性社會行為的爆發(fā)，已經構成了威脅社會和諧的敵人。當務之急，就是要通過馬克思主義幸福理論的學習，結合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幸福價值訴求，把優(yōu)化國民心態(tài)當成重中之重，惟其如此，則和諧社會的建構目標庶幾可成。　　

參考文獻　　

[1] [2][3][4][5][6][7][8][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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