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法治的含義　　

    古往今來，談論、思考法治的人無以數計。在各種法學流派中，自然法學派長久以來最熱衷于法治呼吁，哲理法學派在論述其宏偉思想體系中論述法治，分析法學派中有的會在形式上談論法治，自由主義法學派在自由里描繪法治，神學法學派在神的光輝下否定法治，而歷史法學派、社會法學派、功利主義法學派等流派就更少談及法治。　　

    在古希臘雅典城邦民主制時期，亞里士多德等認為，法治是公民“輪番為治”，即公民輪流參加議事會和陪審法庭，處理國家事務，審理案件，調解糾紛，沒有人可以凌駕于人民和法律之上，每個公民都必須服從和遵守代表正義的法律。在古羅馬時代，西塞羅繼承和發展了希臘人的法治思想，更注意法治所需的政體以及法治下法律同政體、執政官的關系。在古典自然法學派洛克那里，法治的定義是種政治社會的定義，社會用明確不變的法規來公正地和同等地對待一切當事人，通過那些由社會授權來執行這些法規的人來判斷該社會成員間可能發生的關于任何權利問題的一切爭執。哲理法學派開創者康德認為，法治是這樣一種狀態，人的行為還要受法律的限制，人在心理上還不感覺到自由，但在實際上是自由的，因為法律所限制的只是人的對自由的濫用，而且法律本身也是自己制定的，所表達的是公意。分析法學派拉茲提出了一種形式主義的法治觀，他認為，法治并不是衡量法律的道德標準，它是法律體系可能具有的用以評判法律的一種優點，任何法律體系都或多或少地具備這種這種優點。現代自然法學派菲尼斯認為，處于良好狀態的法律就是法治，并提出這種法律應具備八個特征。羅爾斯認為，法治就是形式正義或作為規則的正義，它是對實質正義的落實，是對由實質正義具體化的法律制度的嚴格貫徹執行，嚴格地依法辦事就是法治。自由主義法學派哈耶克認為，法治就是自由秩序，自由秩序就是由社會規則的遵守所產生的秩序，而法律就是社會規則，在法治社會里人是最自由的。　　

    二、法治的特征和內容　　

富勒的法治原則。富勒認為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其形式和內容要符合道德的要求，稱之為法律的內在道德，由于他主要涉及法治問題又叫做法治原則，并歸納為以下八個方面：1，法律的適用的普遍性，它包括人的行為有章可循和同樣情況同樣處理；2，法律的公開性，即法律必須公布，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大家知曉法律和批評、監督法律；3，法律的非溯及力，即法律只面向未來，不面向過去；4，法律的明確性；5，法律的一致性，即法律應避免互相矛盾；6，法律的可行性，即法律不應要求人們作無法實現的事情；7，法律的穩定性，即法律不能朝令夕改；8，官方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富勒認為在這八個原則中，從法治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第八個原則，它要求立法者和執法者嚴格執法，自己首先帶頭遵守法律，用法律約束自己的行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堅持依法辦事。　　

法治要求執法和守法。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指定得良好的法律。”法律是一種社會秩序，人們的行為準則，必須是良法、正當的法，這樣的法律在任何方面才會受到尊重而保持至上的權威，這才是法治。合乎良法的行為才是公平正義的行為，違犯良法就是不義，因此，無論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必須普遍地服從良好的法律。法官是公正的化身，司法斷案要依法；公民要遵紀守法，不得違犯法律。他總結說：“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律所以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　　

法律同政體、執政官的關系。西塞羅認為共和政體是依照正義和自然法則組織起來的，是最完美的形式。雖然，他也認為君主政體居先、貴族政體居中、平民政體居后，但是，這三種政體均有蛻變的可能，君主政體轉化為暴君政體、貴族政體轉化為寡頭政體、平民政體轉化為暴民政體，而三種政體互相聯合、互相糾正，就可以把各自的因素和優點結合起來而又避免了蛻變。他說：“這種政府不是要人不服從，而是不應當永遠服從同一個人”，在這樣的國家中，無論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以服從法律為美德。他認為，一個執政官的職責就是依照法律對人民進行統治，并給予正當的和有益的指導。因為法律統治執政官，所以執政官統治人民，因而可以說執政官乃是會說話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會說話的執政官。也就是說，執政官的權力來自法律，法律高于權力，法律限制權力，如果沒有限制，權力就會是一種僭取和對人民的專政。同時，法律也是執政官行使權力的保障。　　

洛克的形式和實質法治理論。在形式上，洛克強調普遍守法。首先，他強調公民社會只能依法治理，“誰握有國家的立法權或最高權力，誰就應該以既定的、向全國人民公布的、經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來實行統治；應該由公正無私的法官根據這些法律來裁判糾紛。”其次，強調法律的普遍效力。不允許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官吏執行職務要依法，沒有法律依據的執行行為就如同私人的侵犯一樣，公民可以抵抗。再次，最高統治者要守法。他認為，最高統治者本人不過是“被賦有法律權利的公仆”。在實質上，作為政治社會普遍性規范的法律是受一定的價值規制的。其一，法律要表達公意，立法是以保護公共利益為目的；其二，法律形式上的平等，立法方面公民的權利是平等的。“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于專斷權力的奴役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于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　　

哈耶克的為自由秩序服務的法治觀。他強調指出，法治的法是真正的法，而不是形式的法，后者不僅不能使人們自由，反而是自由衰微的主因之一。他說：“如果真的是法律使我們獲得自由，那么這里的法律只能是那種抽象且一般意義上的規則，或是我們所指稱的實質意義上的法律；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實質意義上的法律，乃是在法律規則的性質上而非在這些規則的淵源上與那種僅僅是形式意義上的法律相區別。作為一種具體命令的法律，意即那種僅因為它產生于立法當局就被稱之為法律的命令，實際上是一種重要的壓制性工具。”他還認為，法治還可以彌補民主的缺陷，防止多數人借民主之名侵害少數人的自由。因為法治之法，非立法機關制定之法，法律至上也非制定法至上。　　

    三、法治的價值及反思　　

不同學派對法治的價值的理解不盡相同。簡單來說，自然法學派多傾向于法治對正義、自由、人權、民主等理想的實現，分析法學派多傾向于法治發揮指引人們行為的作用，社會法學派多傾向于法治對社會秩序及進步的維護與實現，哲理法學派康德認為法治限制了人的野性自由實際上使人自由，自由主義法學派哈耶克認為法治能實現真正的自由秩序。　　

然而，在有些哲學家兼法學家那里，法治并不是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康德基于人類自由的劃分，把人類社會劃分為三個階段：自然狀態、法治狀態、倫理狀態。在自然狀態個人心理上不受任何限制但實際上絕對不自由，在法治狀態人心理上還不感覺到自由但實際上是自由的，但這是法律所強制要求的道德與人的不道德本性還發生著劇烈的沖突。前兩個狀態需要被超越到到倫理狀態，在這個階段，人人把別人當目的，人人自覺地按照道德律行動，人們組成一個道德共同體——目的國，在那里人內外都自由了。　　

哈耶克希望通過法治實現自由秩序，看到了制定法可能被作為侵犯自由的壓制性工具，因而認為法治之法非制定機關之法，這是強調了一個問題的同時反映了一個更難的問題，那就是沒人來執行法治之法，因為政府只是執行制定法，嚴格依法辦事是法治要求。那就只得用司法權來糾正，但對立法者的不信任，同樣也可以用到對司法者的不信任上，在階級社會中立法者、行政者、司法者在下層民眾面前更像同類，在徹底的改革或民眾的革命之前，必有一段不可避免的腐朽墮落期。所以良法、真正法之治的實現在于立法者、行政者、司法者實在地握在最廣大民眾手上，或者最廣大民眾的代表者手里（但那道德境界水平就得是目的國國民或共產主義者了，否則就不可信），此外人類就只剩對不善的理性忍耐和對光明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