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幼發拉底河中心漫灘的大部分地域如今都不能耕作，成為荒無人煙的廢墟。雜橫的沙丘、廢棄的河堤、早期聚落殘留的碎石土堆，構成瘦弱貧瘠、特色全無的一種地貌。這里植被相當稀少，許多地域甚至植被全無。粗糙、風蝕的地表和周期性洪水泛濫的洼地在四周毫無規則地拼接在一起，打消了除最執著的旅行者之外任何人觀光涉足的興趣。只有一頂罕見的帳篷，略微顯示出人類曾經生活過的痕跡……然而，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核心、最古老的都市文字文明的發祥地。

    羅伯特-McC亞當斯（RobertMcCAdams）

    巨大的石階，有的保存完好，有的被石縫中鉆出的樹木頂翻……我們跟隨著向導，沿石階而上……穿過茂密的森林，在半掩埋的殘垣斷壁中，追尋那十四個石碑遺址……一個已經被巨型隸系從石座上移位；另一個被緊鎖在枝葉盤繞之間，幾乎脫離地面；一個拋倒在地上，被巨大的攀緣枝蔓纏繞；另一個直立于樹叢當中，面前有祭壇，環生的樹灌似乎在遮擋庇護著這座神圣建筑……被掩埋的城市中，唯一打破寂靜的聲響是猴子發出的唧唧叫聲……

    約翰-L斯蒂芬斯（JohnLStephens）

    消逝的文明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曾經人丁興盛、繁華富足的城市竟變成了一片廢墟，完全被流沙和亂叢淹沒。看到如此的描述，多數人一定會萌生出敬畏感和神秘感。我們也同樣受到震懾，渴求探索更多的奧秘。這是怎樣的一些先人？他們經?了怎樣的變故？繁盛的文明社會怎么會在如今看來破敗不堪的環境中生存？是先人破壞了環境，還是由于氣候變化，或是因內戰頻仍而導致崩潰？是外國侵略者摧毀了這些城市，還是某種神秘的內在動力主宰著文明社會的沉浮？我們沉迷于這些疑問，甚至不惜畢生精力去研究探索。更多的人是在日常閱讀或學校課程中了解到帝國崩潰、城池陷落的歷史，由此陷入困惑和迷惘。崩潰的圖景使人憂慮，不僅是因為非凡的人類探索竟神秘地遭遇破產，而且因為這些失敗和破產蘊涵著永恒的寓意。

    寓意非常清晰：文明是脆弱的、短暫的事情。這一事實無疑引起我們?關注，而且不管我們的意愿如何，它觸發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現代社會同樣如此脆弱嗎？或真像奧爾特加（Ortega）所說，“文明崩潰的可能性是我們自身死亡率的兩倍”？當然許多人愿意相信，現代文明以其具有的科技能力、能源資源和經濟學及史學知識，一定能克服古代社會和簡單社會無法逾越的障礙而幸免于難。但這種信念到底有多么堅定？許多具有某種歷史感的人深信維拉莫威茲（Wilamowitz）在論述羅馬帝國時所說的“文明會死，因為它已經死過一次”。

    在20世紀初期的許多史學家看來，羅馬的黃昏幾乎就是當代史書中的一頁。這一類比?根植于人們心中，并一直延續至今，甚至反映在現代知名權威人士的著作（如艾薩克〈Isaac〉）當中。古羅馬寓意深邃的典故曾統治著無數人的思想意識達一千五百年之久。若不是歷史對強大帝國的崩潰作出如此全面的記載（西方所有學童都能接觸到），人們對崩潰的恐懼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普及。因此，那些擔心工業社會的未來命運、經濟發展方向、生態基礎以及政治上層建筑的人完全有理由、有證據堅信，文明社會（即便是強大的文明社會）的確是非常的脆弱。

    為什么要研究崩潰？許多社會科學家可能會同意艾薩克的觀點：“無需贅言，古文明的崩潰是古代史中最為突出的現象……”然而在科學興趣之外還有另外一層原因：崩潰是普通人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研究它具有極高的社會價值。復雜社會崩潰的原因對每一個社會成員來說都至關重要，而今天的所謂社會囊括了幾乎全世界所有人口。無論崩潰現象是否是古代歷史中最為突出的事件，崩潰對于當今時代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即使有人相信當代社會不像古代社會那樣脆弱，對此信念的懷疑仍令人感到擔憂。沒有對崩潰問題的科學系統的考察，這些擔憂便很難找到堅實可信的基礎。

    在西方史中社會秩序的解體一直是令人擔憂的問題，而且這種擔憂經常通過宗教渠道表現出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程度變得十分強烈，并超越宗教范疇而具有更世俗的表達形式。有人就近期舉辦的瑪雅手工藝品展覽會發表評論，其中的一段話恰當地傳達了人們的普遍思考：

    ……瑪雅文化的某種魅力……也許就來源于被西班牙征服前幾個世紀瑪雅自身文明的“崩潰”傳說。每一個思考過官僚政治和科學技術給日常生活帶來的壓力的有思想的人都一定想弄明白，文明社會是否可能被其自身的復雜化所扼殺……我們意識到人類的共同前景面臨危機……渴望找到某種歷史分析來幫助我們預測事態的發展方向（貝克〈Baker〉）。

    關注這一問題的人群橫跨社會和智力兩大領域——從“羅馬俱樂部”羅馬俱樂部（ClubofRome）：一個研究未來問題的國際性民間學術團體，主要從事有關全球性問題的宣傳、預測和研究活動。俱樂部成立于1968年4月，總部在意大利羅馬，因而得名。——譯注。成員中那些可信的科學家和商界領袖到投身于“生存第一主義”（survivalist）運動的偏激分子。這兩大領域之間還分布著嚴肅真誠、充滿善意的各色人等：環境保護論者，“非增長”論倡導者，“核凍結”活動支持者，等等。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他們都擔心工業文明陷入危機。這種擔心通常是建立在與古代消逝文明的歷史性類比基礎之上的（有時也的確讓人覺得我們可能要去步恐龍的后塵了）。

    當代思想家們預言，社會的崩潰會來自核戰爭、能源枯竭、經濟衰退、生態危機、社會政治解體等災難。只是到近些年，人們對崩潰的恐懼才變得更加普遍，如道森（Dawson）所說：

    在20世紀帶來的所有變化中，沒有哪一件能比下述堅定信念的消失更為深刻——對未來的堅強信心和對（作為19世紀主導音符的）當代文明的絕對珍視。
只要承認文明社會是脆弱的，崩潰就一直會受到關注。但盡管如此，崩潰在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看來仍是一個深奧的領域。因此，政治復雜化進程要比作為其對立面的崩潰進程更多地受到學術界重視。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其發展的必然趨勢似乎就是高層次的復雜化、特殊化、社會政治監管、大量的能源和信息消費、更大規模的聚落形成以及更復雜更高級的技術開發。人們對歷史發展的這些不變特質已投入了相當程度的研究，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較多地理解歷史的產生和發展。然而必然的發展趨勢因崩潰而出現中斷的情況，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不錯，無數學者曾就崩潰問題發表過無數種闡釋，但對該問題的理解仍在社科研究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人們的闡釋一直處于個案分析階段，研究對象只限于一個或幾個文明社會，對問題的綜合全面的理解仍十分欠缺。從稍后的論述中我們也將看到，這些理論在概念上和邏輯上尚存在許多共同缺陷。我開始本課題研究的時候，學術界還沒有對崩潰問題提出過可信的、全面的闡釋，沒有一種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大多數或全部的崩潰現象。正是這一研究現狀促使我投身到目前的探索中。所以本書的目的就是對崩潰問題作出全面的闡釋，使之既適用于各種歷史背景，也包含對當今現實的一些啟示。這是一部考古學和史學著作，但從根本上講它更接近于社會學。

    本書采用的方法是首先介紹和簡化崩潰概念，然后在第二章簡要考察復雜社會的本質。第三章探討和評價現有的崩潰問題研究成果。第四章是對崩潰的全面分析。第五章通過案例研究進一步論證。結束章節對研究的結論再作分析，總結全書，并提出崩潰研究對于當代社會的意義。

    什么是崩潰？

    “崩潰”（collapse）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可以包括多種進程（processes），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義。有些人認為崩潰只會發生在社會組織復雜化層次最高的社會。在他們看來，將崩潰概念運用于部落社會或村落園藝群都是非常可笑的。也有人將崩潰看做經濟的瓦解，預言中的工業社會的終結是瓦解的終極表現形式。還有人對崩?概念本身的用法提出質疑，指出藝術風格和文學傳統通常能在政治解體中幸免于難。

    崩潰，就本課題研究來說，是一種政治進程本書所有黑體加重都是原有的。下同。——譯注……它可以——而且通常——在經濟、藝術、文學等領域造成影響，但從根本上說它是一個社會政治領域的概念。一個社會在社會政治復雜化的既定層次上出現快速的、實質性的衰敗，它就已經崩潰。“既定層次”（establishedlevel）這個術語非常重要。若要符合崩潰的條件，一個社會必須在一代人或兩代人的時間跨度中曾經處在（或接近）某種復雜化層次。因此，卡洛林帝國（CarolingianEmpire）的滅亡不屬于崩潰的案例——它只是興建帝國的一次失敗的嘗試。反過來說，崩潰又必須是快速的——不長于幾十年——而且必須伴隨社會政治結構的實質性衰敗。衰敗不夠劇烈，或歷時過長，應該作為實力削弱和衰落來看待。

    崩潰有下述一些標志：

    社會階層化和社會差異化程度較低；

    個人、團體和整個區域的經濟專門化和職業專門化程度較低；

    缺乏集權控制，即缺乏上層精英對各類經濟團體和政治團體的規范和整合；

    缺乏行為的監管和控制；

    對復雜化附屬現象，即那些確定“文明”?念的因素——紀念性建筑、文學藝術成果等——缺乏投資；

    個體之間、經濟政治團體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缺乏信息流通；

    缺乏資源共享、貿易交流和資源再分配；

    缺乏對個人和團體的整體協調與統一組織；

    單一政治實體內部出現的小區域整合。

    自然，并非所有崩潰社會都相同程度地具有以上各個特點；而以上所列清單也絕非全面。有些符合崩潰定義的社會并不具備以上所有特點；事實上我將要談到的一兩個例子就很少具備這些條件。但無論如何，這個清單對大多數著名崩潰案例作出了比較簡潔的概括。

    ?崩潰是一個普遍進程，并不局限于某種類型的社會或某種層面的復雜化。人類社會的復雜化（第二章詳細探討）不是一個若有全有、若無全無的命題。復雜化程度不同的社會好像都排列在數值增長的刻度尺上，社會復雜化程度的增加或減少都沿著刻度尺前進或后退。刻度尺上沒有哪一點標志著復雜化質變的出現。狩獵群體和部落耕耘者都會經歷復雜化的進程，無論其程度增加還是減少，都和大型國家的復雜化進程一樣。由于崩潰涉及在復雜化某個既定層次上出現突然的、重大的衰敗，我們對崩潰社會的規模大小也要作相應考慮。簡單社會和偉大帝國都可以喪失掉其?雜化的某個既定層次。定居的園藝工作者可以成為流動的植物搜尋者，由此失去村落社會政治生活的外在特征。一個中央酋長制統轄的地區可能喪失其社會等級庇護而轉化成各自獨立的采邑村落。一群植物搜尋者也許對環境蛻變深感痛心，由此而放棄互助共享的社會組織。這些都是崩潰的例證，性質不亞于羅馬的滅亡；而就其相對人口來說，重要程度也不小。再者，簡單社會的崩潰能夠用一般原理來解釋，其啟發性并不亞于大國和帝國的崩潰。任何旨在尋找通用原則的崩潰闡釋，都應有助于我們理解整個系列范圍內從簡單社會到復雜社會的各種崩潰現象。事實上，正是本書的中心論點和主要目標。

    如此說來我們應當注意，定義崩潰事實上并非易事。目前的討論僅作為引言，更多的定義會隨著本書的論述不斷添加。

    歷史上的崩潰現象
   羅馬帝國的滅亡是西方最廣為人知、能最先讓普通人想到的崩潰現象。但它只不過是表現出普通進程的單一案例（盡管戲劇性很強）。崩潰在人類社會循環發生，而正因為如此，探索崩潰的普遍原則才更有意義。下文將對一些崩潰案例作出簡要概述，旨在揭示崩潰現象的共同要素，同時也勾勒出瀕臨危機社會所屬的大致范疇。與上一節的論述相適應，本節向讀者展示的是整體系列范圍之內從簡單形態到復雜形態的各類社會。論述以地理區域為序，然后按年代列舉。最終的圖景將是一個分布于全球各處、在史前和史后循環出現的進程。

    例證絕非全部，可能出現重復時將不再列舉。 再者，集權社會中無疑還出現過成千上萬種崩潰，但因其復雜化程度不高而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其中有些社會只見于考古學，但可?為數甚少。崩潰是一個普遍進程，這些案例完全有助于問題的理解，一旦發現就應該進行認真研究。

    西周帝國

    公元前1122年周朝推翻腐敗的商朝而統治中國，其建立的政權被后來的中國人稱作史上的黃金時代。周朝實行的是封建統治，但在幾個世紀之內政權便開始出現動搖。公元前934年起皇室就已失控。公元前九世紀到公元前八世紀，北方蠻族頻繁入侵，受封的諸侯開始忽視盡忠皇室的義務。公元前771年，最后一位周王在戰爭中被殺，都城鎬京遭蠻族洗劫，西周覆亡。

    災難過后，周朝將都城東遷洛陽，歷史進入了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但東周只是權力下放給諸侯之后的傀儡——中國的統一事實上崩潰于西周。整個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64年）戰國（公元前463年～公元前222年）時期，列國紛爭不斷、動蕩不止。諸侯國互相兼并，大國間爭奪霸權，盟約瞬間變換，蠻族也成為紛爭的籌碼。隨著時間的推移，沖突加劇，小國消失，參與爭霸的諸侯國逐漸減少但規模日漸壯大，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重新統一中國。

    大分裂和大沖突時期中國產生了某些最重要的哲學、文學和科學成果。孔子的思想就形成于在這一時期。各哲學流派的爭鳴（“諸子百家”）在公元前500?至公元前250年之間達到了空前繁榮的局面。除技術發展和經濟繁榮之外，中國政治思想的古典形式也在危機最烈的時刻誕生。

    哈拉巴文明

    印度西北部的哈拉巴（Harappan）文明，或稱印度河（IndusValley）文明，大概早在公元前2400年就存在。該文明主要以兩個城市為中心——印度河中游的摩亨約-達羅（Mohenjodaro）和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巴。兩座城市都根據類似的設計而建立：西側是防御性大本營，有平民建筑和宗教建筑，接下來的是文明市區，擁有方格式標準街道，以及城市排灌和垃圾處理系統。還有許多較小的文明中心，基本上也采取類似規劃。港口控制著印度河入海口左右的海岸線。這種高層次的文明從陶藝、裝潢、燒磚、兵器、銅器、石器、印章和城市規劃等各個方面，向我們展示出跨越時空的驚人的整體劃一。兩座主要城市都有巨大的谷倉，給人的印象是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國家在許多方面——磨制谷物、造磚制陶、備置柴火、修建住宅——控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

    然而大約到公元前1750年，地區的整體劃一和中央控制開始衰退。市中心的標準化街面出現了崩潰跡象，砌磚工藝開始粗糙，舊的由無數規格一致的焙燒磚修建而成的印度河谷城市——摩亨約－達羅

    磚石重新用于緊急修建的新樓，舊建筑被重新切割。陶瓷窯首次開始在城內興建，曾經頗具表現力的藝術品變得格調單一，深藏的珠寶逐漸被隱匿他處，街頭曝尸的情形多有所見。在某些中心地帶，哈拉巴居住區出現了很多在廢墟上搭建破舊帳篷生活的人們，這似乎標志著文明權威的徹底崩潰。沒過多久，就連這些人也都成為了歷史。

    美索不達米亞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通常被視作核心地域——文明發祥地和都市社會的中心。它所展示的政治興衰為崩潰研究提供了諸多例證。

    在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城邦競爭中，阿卡德王薩爾貢（SargonofAkkad）創建了第一個美索不達米亞帝國（約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2150年）。一系列隸屬城邦的叛亂已經預示著帝國將在建成后200年走向沒落。隨后在南美索不達米亞曾出現過一個地方分權階段。后來的一個地方性統治政權由烏爾（Ur）第三王朝建立（約公元前2100～公元前2200年），這個王朝曾經設立龐大的地區官僚機構來收取稅收和貢奉。烏爾第三王朝提倡擴大灌溉系統，鼓勵人口增長和外來移民定居。這種急速擴張自身經濟政治實力的企圖最終使帝國迅速衰敗，給南美索不達米亞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后來的一千年左右時間里，這里的聚落群數量減少了40%，聚居地減少了77%。

    烏爾第三王朝首位國王烏爾-那穆修建的金字形神塔隨后政權開始向北方、向巴比倫（Babylon）轉移。但漢謨拉比（Hammurabi）建立的巴比倫帝國（約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仍然在他兒子薩姆蘇伊魯納（Samsuiluna）去世（約公元前1712年）時衰落。后來有四任繼位國王統治過江河日下的帝國，直至被赫梯（Hittites）人所滅。大約相同時期，亞述人（Assyrians）于公元前1920年至公元前1780年間開發了遍及各地的貿易通道，但隨后崩潰。亞述人在公元前14世紀享受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復蘇，后又在公元前九世紀至七世紀重?昔日盛景。文明的后期階段，他們建成了涵蓋近東大部分領土的龐大帝國，直到公元前614年失去大部分屬地，并被米堤亞人（Medes）所滅。亞述的社會政治體制隨后也逐漸消逝。

    巴比倫帝國的短期興盛到賽勒斯大帝（CyrustheGreat）手里走向終結，之后美索不達米亞又重新組合成若干個規模不等、生存期長短不一的近東帝國——阿契美尼亞（Achaemenian）帝國、塞琉古（Seleucid）帝國、帕提亞（Parthian）帝國、薩珊（Sassanian）帝國和伊斯蘭（Islamic）帝國。這些農業帝國在社會規模和復雜化方面曾獲得過超乎尋常的持續增長，主要表現為人?密度的增加和城市建筑的發展。
然而在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的某個時段，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層發生了一次重大的地質崩潰。到11至12世紀，文明占地總面積縮小到500年前的6%，人口數量降?到五千年以來的最低點。國土資源急劇下降。在許多具有戰略意義并曾經繁盛的地區，幾十年間的稅收損失竟達90%以上。普通民眾開始反叛，鄉村地區行政失控。到十世紀初期，灌溉堰壩的保存量幾乎僅限于巴格達附近地區。正如本章開頭的引言所描述的那樣，都市生活所依賴的約一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央地域竟遺棄荒蕪達幾個世紀之久。直至進入現代社會之前，該地區主要都屬于游牧民族所有。

    埃及古王國

    上埃及（UpperEgypt）與下埃及（LowerEgypt）的統一通常可追溯至約公元前3100年的第一王朝，這一事件一直被看做埃及政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埃及古王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一位合格的超自然人物為領袖。政權的基礎是一個由知性階層組成的、按等級劃分的官僚體系。政府從王室領地、國有勞動大軍和幾近壟斷的必需品、奢侈品進口貿易中，常年享受著相當豐厚的固定收入。反過來，政府也曾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支持行政增長和對外擴張，并維持與其超自然政權有關的各類聯系。

    然而在古王國發展過程中，它對所轄省區（封建特征日漸增強）的有效控制開始面臨困境。統治者的政治權力似乎在縮減，省屬官員的權力和行政貴族的財富卻在增加。王室土地被重新瓜分，新興的墓葬捐款免稅制幾乎抵消了王室的資金來源。而且此類活動恰好與王室投資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同期并進。最后的統治者第六王朝法老，即佩皮二世（PhiopsII），竟在執政末年、王室家族倍感權力衰落的時候興建了一座規模宏偉的墓葬紀念碑。

    古王國隨著第六王朝于公元前2181年的終結而崩潰。從第七王朝開始，埃及進入一個激烈征戰的階段，這也是埃及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在第一個中間期（theFirstIntermediatePeriod）國家集權制出現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獨立或半獨立的分立政體。當時出現了很多法老，執政期大多不長，王陵上對他們的記述也不多。

    當時留下的記錄很少，但現存文獻已經表明了當時秩序的衰落。地區間的激烈征戰是有的；搶劫、殺戮、叛亂、社會動亂均有發生；尼羅河口的三角洲慘遭外敵侵入。墓碑被掠被毀，王室婦女被糟蹋，當朝官員受辱；農民耕田都要佩帶盾牌。對外貿易基本終止，饑荒現象持續循環，人口壽命大大縮短。到公元前2131年的第十一王朝，埃及的秩序和統一才開始恢復，中期王朝（MiddleKingdom）得以建立。但地方和地區間的獨立叛亂直到約公元前1870年才完全得到平息。

    赫梯帝國

    赫梯族是安納托利亞（Anatolia）人中鮮為人知的一支，其執政歷史大約始于該民族被阿尼塔（Anita）征服時的公元前1792年。隨后的赫梯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榮辱興衰和命運坎坷，征服和擴張的歷史中不乏被動和衰落的插曲。到帝國后期，赫梯軍隊慘遭挫敗，行省失陷，許多城市遭卡斯卡（Kaska）部落族人焚燒洗劫，連赫梯首都哈圖薩（Khattusha）都落入卡斯卡人手中。非凡的統治者蘇比魯琉馬（Shuppiluilumash）在公元前約1380年即位，隨后逐漸復興了赫梯帝國的地位。在蘇比魯琉馬及其后來者的統治下，赫梯帝國在安納托利亞和敘利亞（Syria）地區建立了穩固的政權。赫梯在與埃及競爭敘利亞控制權的斗崙中成功獲勝，于公元前1284年與拉美西斯大約是指拉美西斯一世（RamessesI），古埃及第十九王朝創建者。——譯注。簽署了和約。

    赫梯帝國都城哈圖薩近郊的宗教畫窟

    公元前13世紀初期，赫梯正處于權力鼎盛期，帝國的疆土覆蓋安納托利亞、敘利亞和塞浦路斯的大部分地區。赫梯和埃及是該地區兩大主要強國，但赫梯帝國的資源多受制約。盡管它與埃及的關系尚屬和平，但仍然是四面楚歌——東南部有亞述人、東部有卡斯卡部落、西部有小亞細亞及塞浦路斯不知名的各個部族。至公元前13世紀末，有關赫梯帝國的文字記載逐漸減少，最后完全消?。

    赫梯覆滅之時可能有一種強度較大但形式不太確定的災難降臨帝國。安納托利亞和敘利亞遺址發掘中不斷發現有火燒的跡象。赫梯文明也隨著帝國消亡。約公元前1204年以后，安納托利亞中部平原的文明生活遭受重創，時間達一個世紀之久。該地區的都市聚落逐漸消失，似乎人煙非常稀少，或曾只有游牧部落。公元前12至公元前9世紀間該地區出現的新帝國弗里吉亞（Phrygian）與赫梯帝國絲毫無關。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彌諾斯文明（MinoanCivilizationofCrete）是歐洲的第一個文明。克里特島上最早的宮殿建筑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之初，隨后一再被地震摧毀，而每次重建又比以前更加輝煌，直至最后崩潰。克里特掌握著先進的建筑、工程、排灌和水利技術，公元前1700年建造的克諾索斯克諾索斯（Knossos），古克里特城市，最早的愛琴文化——彌諾斯文化的中心。——譯注。宮比埃及和近東同時代的任何宮殿都要豪華。宮內有沖水廁所和下水系統，華麗的壁畫布滿許多墻壁。其中還有陶藝制作、紡紗織布、金屬加工和寶石精刻的作坊。城內宮殿一般用作行政中心、貴重物品存儲地和商業指揮中樞，擁有大量的儲藏間和存儲器。僅克諾索斯宮一處就有存儲24萬加侖約合近110萬立升。——譯注。橄欖油?能力。后來發現的行政管理文字記錄了軍械庫所存的所有物品，表明這座宮殿曾是一個貨物集散地。斐斯托斯圓盤（PhaistosDisk）是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工具，以在黏土上印刻活字的方式制成。

    克里特在地中海的貿易范圍很廣，特別是在東半部地區。它很可已知的最古老的印刷工具——斐斯托斯圓盤

    能是當時主要的海上強國。彌諾斯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克里特似乎都處于相對和平狀態，因為當時的宮殿并未興建防御設施，壁畫上描繪的圖景也一派祥和。不過大約到公元前1500年，一場大地震導致建筑物大面積坍塌，隨后出現了許多重大變化。一種無法破譯、被稱作LinerA（線形文字的一種）的早期文字后被希臘文字LinerB（線形文字的一種）所替代。他們還引進了新的作戰方式，包括新型武器和馬匹的使用。希臘本土的邁錫尼（Myceanaean）文明成為威脅克里特的貿易競爭者。隨著好戰精神的增強，地方安全面臨危機。克里特中部和東部地區，甚至整個克里特島，都可能一度處于克諾索斯的統治之下，許多宮殿在此時遭到毀壞。在斐斯托斯等地，地方長官必須將工農業生產的詳細情況向斐斯托斯匯報。約公元前1380年，克里特宮殿最終被毀，大多數都沒有重建。克里特文明崩潰了，政治、經濟和中央集權一同衰落。克諾索斯等城市遺留下來的小規模政體也于大約公元前1200年最終消逝。

    邁錫尼文明

    希臘本土的邁錫尼文明發祥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隨著克里特文明的崩潰，邁錫尼文明于公元前1400年以后進入鼎盛時期。在整個希臘中部和東部地區，曾出現過藝術、建筑和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大量同質化（homogeneity）見下章“同質”和“異質”分析。——譯注。發展現象。該地區劃分成若干個獨立王國，每個王國均以防御性宮殿或防御大本營為中心，由一個統治者領導。邁錫尼本身是這些獨立王國中最著名的一個，可能也是最強大的一個。皇室?政權由貴族組成；土地擁有者（略遜于貴族）掌管鄉間的地產。皮洛斯（Pylos）的LinerB泥版上的記載表明，邁錫尼王國劃分為16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均有一個總督代理人掌管。邁錫尼的宮殿與克里特的宮殿一樣，是經濟活動的控制中心，也是物品和食品的集散地。LinerB的大多數文字都是用于滿足由此而來的記賬需求。

    邁錫尼文明中的“獨眼巨人”墻

    邁錫尼文明的藝術和建筑廣為人知。主要建筑都由巨大的、所謂“獨眼巨人”的墻（cyclopeanwalls）構成，宮殿內有壁畫墻和浴室。寶石雕刻、金屬制造、陶藝制作都由技藝工匠完成，精品鑲嵌?象牙雕刻、彩釉陶器工藝也是一樣。殿內主管通常嚴密監管工匠的生產過程。公路、橋梁、溝渠的建設在這里也是應有盡有。邁錫尼的陶器在地中海周邊貿易國中普遍流傳。

    約公元前1200年之后災難開始降臨。一座座神殿相繼倒塌，隨即是長達100多年的動蕩不安和重復性災難，給許多文明中心和人口活動帶來重創。邁錫尼統一風格的陶藝品讓位于地方性粗糙的制作工藝；金屬制造變得相對簡單；文字開始消失。各地的工匠藝人好像也變得無影無蹤。人們開始在科林斯地峽（IsthmusofCorinth）兩岸和其他城市建筑防御工事。在邁錫尼、梯林斯和雅典，人們在城內開發水資源，穿巖取水，工程巨大。至少在雅典，穿巖水井的修建可追溯到以上的危機年代。貿易活動大幅減少，有著述者稱，后來人們偏好鐵器就是因為當時的銅錫金屬貿易開始急劇下滑。

    人居聚落群同樣急速下降——從公元前13世紀的320個聚落群，到公元前12世紀的130個，再到公元前11世紀的40個。在某些地區，如西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此一時期的聚落群卻有所增加，好像是受災地區的人群向比較穩定的地區遷移的結果，但人口流失現象只在較小程度上與此相關。據估算，當時的人口削減幅度大約在75%到90%之間，即使在免遭劫難的地區，如雅典，最終也出現了政治崩潰現象。至公元前1050年，邁錫尼文明已全線消失（盡管局部地區曾有過短暫的復興），希臘的黑暗時代（GreekDarkAges）自此開始。

    西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是崩潰研究的首要例證，也是如今最能激發人們想象的經典案例。一個具有超級軍事實力、資源似乎取之不盡的龐大帝國最終走向崩潰，其脆弱程度一直傳達著一種信息，即文明社會的短期即逝。曾經主宰一世的羅馬帝國都必須屈服于歷史的超人威力，難怪當代文明社會一直為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擔憂。
公元前最后幾個世紀，羅馬的統治首次覆蓋意大利，后延伸到地中海及周邊地區，最終到達歐洲西北部。國內的壓力，國外的危機，難以抵御的誘惑——諸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擴張政策仍在可運作范圍之中，直至第一任皇帝奧古斯都（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才有效地控制了帝國的規模。隨后的領土擴張對帝國來說基本上已無足輕重。古羅馬城市模型

    不管羅馬發展得如何繁榮，其和平盛景卻總不能持久。早從公元二世紀起，國外蠻族入侵和國內瘟疫肆虐就開始削弱帝國的實力。到三世紀，外患加劇，瘟疫迭發，更使內戰頻仍、經濟衰退的帝國幾近崩潰。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又譯康斯坦丁）曾一度恢復過帝國的秩序。但到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已永久分裂為東、西兩半。西部帝國隨著各行省不斷陷落而急速衰敗。最后的西羅馬帝國在公元476年宣告終結。

    奧爾梅克

    墨西哥最古老的奧爾梅克（Olmec）文明于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末發祥于韋拉克魯斯（Veracruz）沿海氣候潮濕的沼澤區。奧爾梅克藝術曾傳播于古中美洲（Mesoamerica）大部分地區，并影響到后來的許多文明社會。奧爾梅克文明崩潰于叢林之前曾經歷過若干后續政體的短期興衰，但后一階段的記錄非常稀少，文明的最后消逝大約發生在公元前最后幾個世紀的某段時間。

    奧爾梅克以其政治中心的考古遺址而聞名于世。遺址中年代最久的大約?圣洛倫索高地（SanLorenzoTenochtitlan，約公元前1150年～公元前900年）。在一個顯然是人為建造的高坡上，仍殘留著規模很大、排列有序的土墩群。還有一組長而低矮的土堆側面排列，并有大型金字塔矗立于兩端或一端。人們還修建過一個石筑溝渠，火山灰黏土堤一側有若干水池。奇異的黑曜石是從中美洲高地進口的，當地也有加工黑曜石、褐火石和蛇紋巖的工藝作坊。重達20多噸的玄武巖制成的紀念碑從50公里以外的大山里運來，然后被垂直豎立，達50米之高。

    拉文塔（LaVenta）遺址（約公元前800年～公元前400年）可能屬于圣洛倫索的后代政權。它同樣擁有土墩、祭壇和一個金字塔。總量達若干噸的玄武巖石柱堆積在庭院，似乎從來沒有完工過。人們用蛇紋巖鑲嵌而成的一個美洲虎巨型面獸，后來也被淹沒于泥土中。拉文塔滅亡后，政權可能轉移給了特雷斯-薩波特斯(TresZapotes)，但我們對后者的遺址所知甚少。

    拉文塔的某些遺址，包括圣洛倫索遺址，都有證據顯示文明崩潰時可能遭受到某種暴行。好像有人不惜代價，有預謀、有計劃地將眾多紀念碑一并損毀，然后將其掩埋。

    瑪雅低地古典文明

    佩滕（Peten）南部低地的瑪雅文明是已經崩潰的最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它給后人留下了神廟、宮殿等眾多遺產，所有的城邦均遺棄在叢林之中。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圖景。熱帶雨林環境無疑在文明消長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在一般人看來，文明是處于自然混亂和人性發展之間的東西。城邦被自然吞噬的圖景迫使我們陷入恐怖的遐想。

    瑪雅文明（MayaCivilization）的某些復雜特性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世紀。到公元前最后幾百年，復雜的政治體制和龐大的公共建筑已經在許多地區出現。公元后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瑪雅城邦的規模和勢力都很強大。大型公共設施開工，神廟、宮殿興建裝修，藝術和工藝空前繁榮，地貌改觀，土?被用于種植。這一發展模式在公元八世紀前半期得到進一步強化。隨后出現的情景來勢迅猛并令人震驚——瑪雅城邦開始一個接一個走向崩潰。大約在公元500年，先前復雜化的政治活動和祭祀活動趨于終結（盡管有殘留人口試圖繼續維持城邦生活）。南方低地的人口相應的大量消失，或因死亡率增高，或因從新廢棄的中心向外遷移。

    中美洲高地文明

    史前中美洲高地文明（MesoamericanHighlands）中曾出現若干個強大的城邦，在當地占據突出的地位，隨后走向崩潰。它們是墨西哥谷北部的特奧蒂瓦坎（Teotihuacan），墨西哥谷西北部的土拉（Tula）和瓦哈卡（Oaxaca）地區的阿爾班山(MonteAlban)。

    特奧蒂瓦坎城的中心建筑——太陽金字塔特奧蒂瓦坎是西半球“新大陸”最大的本土城邦（公元600年世界第六大城邦），據估計在人口高峰期約有125萬人。其中央景點“死亡街”（StreetoftheDead）擁有排列整齊、長達2000米的紀念碑建筑。這里有75座祭祀神廟，包括太陽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太陽金字塔是前哥倫布時期美洲的最大建筑，塔基兩邊均長210米，塔高64米，體積約100萬立方米。街道南端是擁有雙宮的休達德拉﹝Ciudadela﹞。該城有2000多座住宅建筑，幾百家曜石、陶器、玉石?瑪瑙和貝殼工藝作坊，成百上千精心繪制的壁畫和系統化城市下水網絡。

    特奧蒂瓦坎對整個古中美洲產生過重要影響。城邦領袖們高效調用勞力，曾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墨西哥谷及以遠地區的人口和資源均按經濟形式組織起來，成千上萬的人被遷移到特奧蒂瓦坎及其城郊地帶。墨西哥谷東部和北部85%至90%的人口在600多年的時間內一直居住在城邦附近。貝殼、云母、辰砂等原料都是從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運到這里。

    特奧蒂瓦坎統治的后期階段，藝術品當中明顯表現出軍事主題。流入城邦的某些貨物開始減少。約公元700年，特奧蒂瓦坎突然開始?落。在政治和祭祀方面具有象征意義的城邦中心，以及“死亡街”及兩側的紀念碑建筑，均遭到有計劃的、儀式性的焚毀。50年內城邦人口降到了不足其高峰期的四分之一。剩余的人口將門廊通道封閉，將大的房間分隔成小間。一個動蕩的政治分裂期隨后而至。
在南部瓦哈卡地區，大約與特奧蒂瓦坎同時存在的是阿爾班山文明中心。阿爾班山坐落于山巔，山的大部分斜坡被平整后用作紀念碑建筑和部落社區建設。這里的大約24萬人創建了金字塔、神廟、球場、石柱和壁畫等文明建筑。他們建造了防御墻，城內尚有曜石、貝殼及其他日用品工藝生產。阿爾班山的主要繁榮期在公元200年至公元600年之間。公元七世紀某個時間起，阿爾班山作為墨西哥谷政治中心的地位開始崩潰，一系列自治小城邦隨后形成。在幾代人時間內，阿爾班山的人口與其高峰期相比只剩下18%，而且更多的防御墻被修建起來。

    古中美洲傳說和歷史中曾有過半神話般的托爾特克人（Toltecs），土拉一般被認為是這些人創建的文明中心。土拉城邦曾有35萬人，有金字塔、球場和宮殿建筑，其影響和規模于公元950年至1150或阿爾班山的祭祀中心的球場顯示出球類競技在該文化中的重要地

    1200年達到頂峰。土拉的工藝師包括曜石匠、玉石匠、金屬匠、木雕匠、羽飾工、抄寫員、陶藝工、紡紗工和織布工。原材料和成品一般都通過長途運輸進口。土拉是一個主要注重軍事活動的城邦。像前期的特奧蒂瓦坎一樣，土拉曾吸引了墨西哥盆地的大部分人口。土拉的崩潰出現于公元1150至1200年，可能還伴隨著祭祀中心被大火燒毀。

    大卡薩斯

    在墨西哥北部遠離古中美洲、但距離今日美國和墨西哥邊界以南幾公里的地方，曾出現過一個兼有中美?和美國西南文明集權特色的重要中心。

    約公元1060年起，地域特征獨特的大卡薩斯（CasasGrandes）中心啟動了大規模的建設項目。各種類型的重建工程也全面展開，直到十三世紀前半葉，該地區的開發建設接近其頂點。此時，大卡薩斯建成了龐大的、多層的公寓樓，周圍環繞著包括幾何形土丘、肖像土墩、球場、廣場、購物場和其他大廈在內的儀式性建筑。城邦供水系統包括一個水庫和地下石砌水渠，也許還有廢水處理工程。這些工程明顯是在一種人力與建材多層次管理的經濟體制下完成的。

    大卡薩斯城周圍環繞著幾千個衛星村落。城邦的生存依賴于一個農田水利系統和一個復雜的貿易網絡。該地蘊藏著幾百萬個海生貝殼，代表著60多個物種，另外還有蛇紋石、綠寶石、鹽、亞硒酸鹽、銅礦開采業和人工精致陶器。（最后一項文明啟發了當代仿陶業的復興，促進了美國西南部地區的旅游業發展。）大卡薩斯的職業技師主要集中于貝殼、銅器以及其他材料加工業。

    公元1340年的某個時段，大卡薩斯的政治霸權時代趨于終結。城邦因年久失修而逐漸荒廢。貨物仍在大量地生產，但民用設施建設和公共設施維護已基本停止。共用場地和儀式場所被改造成居民生活區，死者被葬在城邦運河和廣場下水道附近。樓墻坍塌后，人們就用磚土修建坡道，以通往高處尚能住人的房間。大卡薩斯最終被大火燒毀，當時曾有橫尸街頭的情況，儀式祭壇也完全被損毀。

    查科文明

    圣胡安盆地（SanJuanBasin）是一片干旱貧瘠的丘陵高地，坐落在今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西北部。穿越這片荒涼的地域，我們能找到曾經繁盛一時的城鎮和鄉村的遺址——如今已被完全廢棄，填滿了流沙。查科（Chacoan）城鎮不如瑪雅城邦那樣知名，但其遺址展示出同樣令人震撼的圖景。查科不是像城邦那樣被叢林吞沒，而是作為棄城被流沙淹埋，光顧這里的只有沙漠上的動物或偶然出現?納瓦霍（Navajo）牧人。查科人顯然曾經是高原的主人，但不知為什么，他們的優勢（令人痛心地）最后輸給了荒原沙漠。

    查科人在圣胡安盆地修建了一系列石壁小鎮，稱印第安人鎮或“普韋布洛”（pueblos），許多城鎮之間都有道路連接，而道路甚至可以橫穿沙漠、攀越高地、跨過溪谷。異域的貨物從遠至墨西哥北部和太平洋的地區進口。小鎮屋頂所用的木材來自50公里以外，跨越沙漠一直被運送到盆地中心的查科峽谷（ChacoCanyon）。早在公元500位于查科峽谷的普韋布洛村鎮博尼圖遺址，該遺址最興盛的時候曾有650個房間和大約1200個居民

    年這一地區就已經非常繁榮，但到公元1050年后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問題。城鎮建設停止；先是有一些、后來有很多城鎮遭到廢棄。商業貿易網消失，城鎮成為人們搜撿建筑用材的場所。公元1300年，這里最后的居民不是遷居他處，就是過上了簡單的游牧生活。

    史前西南部遭此經歷的還不只查科一族。明布勒斯人（Mimbres）、喬納達人（Jornada）和其他不少種族都有其自身城鎮崩潰、聚落廢棄的經歷。

    霍霍坎文明

    霍霍坎（Hohokam）人是美國亞利桑那州南部沙漠的古代居民，公元15世紀崩潰前曾創造出以運河灌溉、公共建筑和精美工藝為?點的復雜的文化體系。
霍霍坎運河系統引自鹽河（SaltRiver）與吉拉河（GilaRiver），其規模龐大、結構復雜。環繞如今菲尼克斯市的現代運河就采用了這種古代模式。運河孕育的人們興建了美索不達米亞式的象征著政體統一的建筑，如球場和平臺土墩。大約在公元1300年以后，霍霍坎又興建了一種新式建筑，以平地而起、多樓層、使用灌注磚坯建造的“巨屋”（GreatHouses）為代表。大卡薩斯的“巨屋”坐落在占地26公頃的圍墻建筑群（包括許多住宅樓）之內。而僅“死亡”（LosMuertos）遺址就綿延達若干平方公里。

    當代亞利桑那州南部的皮馬市（Pima）似乎與霍霍坎文明一脈相承，但歐洲人的到來改變了曾具有其先輩特色的政治集權。

    東部林地文化

    史前北美洲東部林地（EasternWoodlands）至少發?過兩起社會政治崩潰的案例：霍普韋爾（Hopewell）文明和密西西比文明。

    霍普韋爾文明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紀或二世紀至公元后頭四個世紀美國中西部的大湖、大河地區。霍普韋爾的突出特色在于：大型土方建設涉及勞力的調用和協調；喪葬儀式系統的復雜性；精美異常的工藝品形式；來自今美國東部三分之二地區的異域原材料及貨物進口。考古學分析發現，霍普韋爾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復雜化、階層化社會的特點，即經濟體制的各方面都由世襲貴族控制。然而到約公元400年，繁榮的、地方化的霍普韋爾社會紛紛開始崩潰。隨后出現的“后林地”階段（約公元400年至900年）則以貿易活動、葬儀禮節、公共建筑、社會復雜化等各方面的程度縮減為特點。

    這一間斷期隨著密西西比文明的出現而結束——密西西比文明在貿易活動、葬儀禮節、公共建筑、政治集權等方面遠遠超越了霍普韋爾的文明層次。最復雜、最知名的密西西比文明政體以卡霍基亞（Kahokia）為中心。卡霍基亞位于今圣路易斯市東部的河流交匯處，是古中美洲以北最大的文化考古區。卡霍基亞大約有120座土墩，分布于8平方公里的區域，周邊的聚落群人口總數可能達到過4萬人。它的僧侶墩（Monk'sMound）——一個占地6公頃、體積為6萬立方?、高度達30米的土立方工程，是美國的第三大金字塔，也是史前人類所能建造的最宏大工程之一。卡霍基亞中心附近修建了木樁柵欄，僧侶墩也在柵欄之中。此外還有若干個圓形的天文氣象觀測臺，被有些人視為英格蘭史前巨大石柱的木制版（同樣被誤標為“巨木柱”）。

    卡霍基亞是按照某種設計好的模式建造的，它是一個多階層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一切資源都集中控制。出土文物證實，當時貴族成員中至少有一人的陪葬品包括臣仆和進口奢侈品。

    公元1250年后，卡霍基亞開始衰落。有些地區的公共設施改為私用，文明中心逐漸喪失其統治地?。歐洲人涉足之前，美國東南部尚有其他類似于密西西比文明的社區存在，但當時的中西部，沒有任何一個原住民社會可以在復雜化程度上與卡霍基亞媲美。

    瓦里帝國和蒂亞瓦納科帝國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或700年這段時間，歷史目睹了秘魯灌溉系統和農業梯田的發展，也見證了這一地區的人口增長。人們建造了真正的城市，即各地區國家的首都。他們共享祖傳的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但因藝術風格迥然不同、政府各自獨立和相互間為土地與食物爭斗而分割成不同的國家。競爭的結果便是兩大帝國的出現：北方的瓦里（Huari）帝國和南方的蒂?瓦納科（Tiahuanaco）帝國。

    在其發展的高峰期，瓦里帝國曾統治安第斯山脈中部地段的整個地區以及附近的沿海低地。帝國的首都是高地城市瓦里。源于瓦里陶藝風格（本身曾受蒂亞瓦納科陶器影響）的陶器沒過多長時間便出現在其他各大城市。早期瓦里陶器（同后來印加陶器一樣）一般被置于政治、宗教場所：儀式中心、各大城市和其他高貴景點。這些陶器在大批量生產時便開始使用鑄模工藝，它們的普及使其他地方風格的陶器變得不再重要。

    瓦里帝國在其統治區推行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革，給地域文化帶來了嚴重沖擊。每個山谷間都建有主?都市中心，具有瓦里建筑風格的樓群（行政樓、儲藏室或軍營）也在多處興建。山間的城市隨瓦里帝國的興衰而起落。整個安第斯山中部的貨物流通和信息交換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少學者曾指出，社會的都市化和軍事化、國家對食品分配的控制、安第斯山脈的公路系統以及蓋楚瓦語（Quechua）的傳播，通通都起源于瓦里帝國。

    直到最近，蒂亞瓦納科是不是與瓦里同時存在（或在編年史上重疊）的帝國這一問題才變得比較清楚。以前僅有的一項深入研究專注于的的喀喀湖盆地（LakeTiticacaBasin）的蒂亞瓦納科城本身，有關其帝國資格的爭論都是?將它與瓦里相比較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近期的研究發現，蒂亞瓦納科統治者曾經將大面積的窮鄉僻壤改造成人造農田，這些改造涉及大規模全民開墾項目和建設項目，而這樣的項目是需要協調和組織大批勞力才能完成的。在整個的的喀喀湖盆地，可耕田附近都有國家行政建筑，其聚落模式表明盆地地區曾存在過統一政權，因而的確有帝國存在。蒂亞瓦納科本身可能曾有2萬到4萬人口。

    以上兩個帝國于公元1000年或1100年發生重大崩潰。瓦里城陷落后，各省區的文明中心均遭遺棄。隨后曾有過地方文化傳統的復興，鄉鎮級別的政治組織也曾再度出現。南方?地的蒂亞瓦納科帝國諸城同樣遭到遺棄，人口四散于盆地鄉間。北部沿海地區的人口也急劇下降。瓦里帝國崩潰后，這里開始進入小國分立和小國相互競爭時期。
克欽族

    緬甸高地的克欽（Kachin）族是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經典部族。他們組合成三種特色鮮明的社會形式：貢老制（gumlao，意為“平等”）、貢薩制（gumsa，意為“等級”）和撣制（shan，意為“封建”）。社會政治的復雜性與等級的權威性隨社會形式的變化（按以上順序）不斷增強。

    值得注意的是，克欽族的社會形態并非一成不變。地方團體可能在貢老制和撣制之間鐘擺式來回變動，貢薩制就是兩極之間妥協性的社會組織。有些貢薩人加入了撣制，有些則反過來投靠貢老。而世襲團體間無法獲得平等，貢薩社會便從貢老社會脫生出來。與本書主題最為相關的一點是：階層化的貢薩制無法維持其固定社會形態。貢薩成員對社會制度表示不滿，社會形態開始崩潰為平等組織，階層化和與之相關的復?化也逐漸消失。

    伊克族

    伊克（IK）族是烏干達北部生活在絕對貧困和災難條件下的一個民族。伊克族是一個基本靠狩獵和采集為生的民族，只是到近代才從事一些作物種植。按本書第二章將要探討的標準，伊克不屬于復雜社會。然而它卻是一個病態而令人著迷的崩潰例證（即原有的低層次社會復雜性基本消失）。

    由于氣候干燥和傳統遷移周期導致的國土邊界問題，伊克人一直生活在一個缺食缺水的社會，任何人際互惠和社會共享都沒有可能。因此，伊克人沒有展示出任何可以稱作社會組織的東西。他們相當分散，以至于大多數活動，包括?生，都是以個體方式進行的。每個伊克人都是獨自花幾天或幾周時間尋找飲食。與他人分享的情況幾乎未曾有過。兄弟姐妹或其他親戚可以比鄰而居，但即使一個即將餓死而另一個食物充足，后者也不會給前者一丁點幫助。作為社會單位的家庭沒有任何社會作用，即便是夫妻之間（除少數特例外）也不會彼此合作。他們結婚或同居的根本動機是因為另一個人沒有住處。夫妻雙方各自尋找飲食，找到后也并不分享。的確，他們尋找食物的活動絕對獨立，夫妻二人若同時回到住處都純屬偶然。

    每對同居男女的住所都有柵欄將他們與他人隔開。若干個住所可以組?一個村，但村的概念基本沒有意義。村落沒有任何職能和組織，甚至連一個集中開會的地方都沒有。

    小孩子基本上得不到母親的照顧，三歲后就被扔出去自謀生路。扔出去就是徹底分別——三歲了，他們應該自尋吃住，而活下來的孩子最終還真是自己照顧自己。孩子們會找與自己年紀相仿的人傍在一起，因為大人們只要有可能就會偷吃他們的東西。不過同一年齡組當中的孩子們并不分享食物。一群群的孩子到農田采食，可以嚇跑飛鳥和狒狒。這通常成為人們生孩子的一個理由。

    伊克人如何落得如此地步幾乎無人所知，但他們的早期社會形式仍留下?些痕跡。他們曾擁有族姓，盡管如今已沒有任何家族結構的意義。他們住在村里，但這里的村沒有任何行政組織的內涵。傳統意義上的家庭、族系和族長權威結構都被逐漸弱化。伊克人干脆放棄了先前曾經實現的社會組織層次，因為這樣的組織層次在他們眼前的處境中沒有任何益處，顯得很不適應。

    說明

    其他應該列入以上簡介的崩潰案例都屬于現代帝國，如西班牙、法蘭西和大英帝國。但這些帝國的衰落明顯代表著全球范圍內多國集權組織層次的大勢已去。上述大多案例之間都存在差異，但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帝國的消失并不意味著相應的該國?權的崩潰。古巴比倫王國可作為這方面的例子——短命的帝國走向沒落并未導致巴比倫本身的終結。

    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在承受崩潰危機方面存在著質的差別（盡管并非出于人們通常想象的原因）。這一點將于本書的結束章節再作探討。

    崩潰之后

    通俗作家和電影制片人已經描繪出工業社會崩潰后人類生活的圖景。這些圖景雖有細微差別，但無非是霍布斯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國政治哲學家，代表作《利維坦》（Leviathan，1651）。——譯注。式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伊克式的生存狀態延伸至全球。全世界都在弱肉強食，都在為食品和燃料廝殺。無論誰勝誰存，都無法恢復宇宙秩序。一群可憐的、遍體鱗傷的幸存者缺衣少食，在宏偉建筑的遺址上搜尋有用的廢棄物品。街道上遍布雜草，人除了生存別無他求。任何一個讀過當代災難文字或觀看過災難演繹的人都不難辨認出以上的情景。它已經深刻影響了當代人對崩潰狀況的理解。

    以上情景明顯有些夸張，但它的許多元素都能在過去的崩潰中找到印證。請看卡森（Casson）對羅馬帝國撤出不列顛時的描述：

    從公元100年到400年，除北部以外的整個不列顛都是舒適祥和的鄉間地帶，像今天一樣……但到公元500年，這一切全部消失，不列顛回復到一種（也許是）前所未有的狀態。人們看不到一絲安全的痕跡，找不到一座成形的房子。破落的小鎮、所有的住房、大多數的羅馬城邦，都遭到焚毀、遺棄和搶劫，剩下的只是一座座鬼城。
卡森不是在這里抒發詩情，因為他曾目睹了1918年土耳其政局解體時伊斯坦布爾城的秩序崩潰：

    ……盟軍……找到了一座死城。土耳其政府已經不能發揮效力。這里供電系統失常，城內時明時暗。電車不走了，廢棄的車廂胡亂地停在車軌上。沒有鐵路設施，沒有道路清掃，警察大多成了強盜，靠敲詐市民為生。人的尸體橫在街角、棄于路邊；死馬到處都是，沒人清理。排水系統沒了，飲用水很不安全。所有這些都只是市政當局停止運作并棄城而逃三周后的結果。

    根據前幾頁的介紹，并綜合科林-倫弗魯（ColinRenfrew）1979年論著所作的精彩總結，我們可以將復雜社會崩潰之后的特點概括如下。

    首要的特點就是最高權威和中央集權的崩潰。崩潰之前，地方反叛和省區脫離都是中央勢力虛弱的信號。政府的財政收入會減少，外來干涉增多并頻頻得手。低財政收入會影響軍隊的效力，上層極力調動資源應對挑戰更會導致民眾越來越多的不滿。

    接下來伴隨著國家的解體中央指揮失靈。前政權威力和地位基本喪失，通常狀態下是權力或被剝奪，或被廢黜。在此情況下，原來統一的領土中會有若干個小規模國家出現，原首都城市可能就是小國之一。新生小國要競爭統治權，所以列國征戰隨之而起。

    百姓頭上的法律保護傘不復存在，無法可依的狀況會持續一段時間（如埃及“第一中間時期”），但秩序終究還會恢復。紀念碑式的建筑和民間藝術可能滅絕，文化會完全消失，或急劇衰落，然后是黑暗時代的降臨。

    都市或政治中心所剩人口將會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重新利用殘存建筑。新建設項目幾乎沒有，就算有也是極力去修補現存建筑。大房間被分隔成小房間，再修個好看的門面；公用空間變為私有。盡管有人試圖維持簡約化的祭祀禮儀，但對先期的神殿卻任其頹朽。有時樓舍的底層房間坍塌，人們就會住到上層。紀念性建筑經常遭到損毀，因為它是人們最容易獲取的建筑材料。當一座樓快要倒塌的時候，人們就干脆搬到另一座樓。

    神殿和公共貯藏設施可能遭到廢棄，隨之消失的就是貨物和食品的統一再分配和市場交換。長途貿易和地方貿易可能明顯減少，工藝特長逐漸削弱或徹底失傳。人的物質需求逐漸以當地自足為基礎，地區間交流的減少使原本廣為傳播的工藝（如制陶）更具地方風格。便攜技術和固定技術（如水利工程系統）都回歸到簡單形式，以便在沒有官方（已不存在）協助的情況下由當地開發和管理。

    人口的規模和密度明顯縮減，這或許是導致崩潰的原因，又或許是崩潰造成的后果。人口大幅衰落不僅發生在都市，而且發生在農村。許多聚落群在同一時期盡遭廢棄。人口和聚落的衰落程度甚至回復到幾世紀或幾千年以前。

    一些走向崩潰的簡單社會（如伊克）當然不具有這些復雜特性。對這些社會來說，崩潰僅意味著失去群體或部落社會結構的共同因素——世系和族系、互惠和血親職責、鄉村政治結構、尊崇和權威的關系以及對非社會行為的限制。崩潰確實使這些社會的人們處在了“適者生存”的境地，盡管——如特恩布爾（Turnbull）1974年所說——這只是對他們絕望處境的一種邏輯性調整。

    如此看來，復雜社會的崩潰，就好像是人們頭上起支撐作用的拱梁突然垮掉或完全消失。平民百姓再不能依賴外在的防衛、內在的秩序，再沒有公共設施的維護或食品物品的分發。社會組織降低到經濟上可維持的最低層次，原本和平統一的社會出現了多種相互競爭的政體。所剩人口必須在當地自給自足，生活水準降低到幾輩人不曾見過的程度。從前曾有經濟和政治伙伴關系的團體如今成為路人，甚至是危險的對手。世界從任何角度看都在萎縮，地平線上顯示的只有未知。

    依照這種模式，當今許多人對崩潰抱有恐懼便毫不奇怪了。甚至那些指責工業社會過度發展的人，也視災難為工業社會的必然結局。不過，崩潰是否是宇宙性的災難還是個不確定的問題。這一點將在結束章節再次提及。
這奇妙的高墻磚石，被命運摧毀；

    城市破敗，巨人的建筑坍塌崩潰。

    屋頂塌陷，塔樓傾覆，

    城門碎裂：灰泥成霜。

    天蓬綻層，撕拆欲墜，

    被年輪慢慢吞噬……

    曾經如此華麗，城邦的樓宇，多處的山墻，

    眾多的大廳浴堂；快樂的喧囂

    充滿樓廳，歡聲鼎沸——

    直到強大的命運，最終結束這一切……

    《廢墟》《廢墟》（TheRuin）是《艾克斯特書卷》（ExeterBook）中的一首著名的古英語詩。因詩文殘缺，語言古老，現代英語的譯文也多有爭議。這里的中文翻譯參考了其他現代英語譯本。——譯注。，《艾克斯特書卷》（一個公元八世紀的撒克遜詩人如此描述不列顛羅馬廢墟。）

    引言

    研究復雜社會為什么會走向崩潰，首先要對事件的主體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換言之，即什么是復雜社會？復雜社會的決定性特征是什么？復雜社會與其所由發展而來并通常復歸而去的簡單社會有什么區別？復雜社會究竟是文明進化過程中的一種獨立狀態或某一“階段”，還是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中存在著的一種延續性？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為什么復雜社會能夠得到發展。如前所述，這是社會科學領域中人們一直關注的一個問題。盡管人們對復雜社會的進化過程已有很多的了解，但在以下諸多問題的看法上仍未達成整體共識：為什么會出現復雜化？為什么會出現社會階層？為什么早期人類史上小型的、獨立的團體會讓位于最近一千年來大型的、相互依賴的社會？這無疑是一個引人入勝的領域，也容易使人從目前的研究課題中分散興趣。我們要注意抵御這種誘惑，但又不能完全回避，因為脫離了復雜社會如何生存運作的背景，就無法真正理解崩潰現象；我們也不能將崩潰問題同復雜社會的形成問題分割而論。（如任何科學研究一樣，一個疑問導致另一個疑問，一個問題似乎與所有問題相關，簡明地界定探索范圍反倒成為最難的事。）為了說明崩潰問題，這里有必要就復雜社會發展的不同見解作一個簡單介紹，并對這些見解相對于本課題的意義和關系作出評價。遺憾的是，有關什么是（如果存在的話）復雜化發展的主要動力的熱烈而有趣的爭論只在一定程度上與本課題相關，這里只相應的作部分的介紹。

    本章將討論三個問題：一、復雜化的本質；二、復雜化究竟是一種延續狀態，還是一些獨立的階段；三、介紹有關復雜社會產生的一些主要觀點。與此相關的論述會作出必要的取舍，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與理解崩潰直接相關的復雜社會的進化研究方面。

    復雜化

    復雜化的本質

    復雜化一般是指一個社會的規模、其組成部分的數量和特點、其整合的特殊社會功能的多樣性、其擁有的獨特社會人格的數量及其多樣性以及社會功能整體凝聚機制的多樣性。這些方面任何尺度的增加都標志著社會復雜化的增強。原始狩獵社會（作為與復雜化相反的一個例子）只包含幾十種獨特的社會人格，現代歐洲人口普查確認出一萬到兩萬種獨特的職業角色，而工業社會可能包含100多萬種類別不同的社會人格。

    “不平等”和“異質性”是理解復雜化本質的兩個重要概念。不平等可以看做社會縱向的差別，表現為等級或獲取原料和社會資源的差異。異質性則是一個比較微妙的概念，它指社會組織結構上的多樣性，也指人口在這些組織結構中的分布。人口在社會職責和角色?平均分布稱作等質分布，與此相反則帶來不斷增長的異質性和復雜化。一個社會異質性愈大就愈復雜。不平等和異質性相互關聯，但它們對不同的進程分別作出反應，在社會政治演進中并非始終呈正相關關系。例如，早期文明社會表現出較高程度的不平等和較低程度的異質性。隨著時間的發展，社會的不平等程度降低而等級增多、異質性增大。約翰遜（Johnson）將這一進程同社會需要處理的信息量增加相聯系，認為信息量越大、信息種類越多，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就越強。

    復雜化社會接近于西蒙（Simon）所說的“近乎可分解體系”（nearlydecomposablesystems）。也就是說，這些復雜社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建筑在某些社會組織的基礎之上，這些社會組織本身具有潛在的穩定性和獨立性，事實上也一向如此。所以，一個新建的國家可以包括若干個從前獨立的村落或族群，或者說一個帝國可以整合從前已然存在的多個國家。只要這些國家、種族或村落保存著潛在的獨立性和穩定性，崩潰進程就有可能向著復雜化的方向（分解方向）發展。
  簡單社會

    現代復雜社會的公民通常沒有意識到我們才是歷史的怪物。從人類開始存在的幾百萬年前到現在，社會中最常見的政治單位是獨立行動、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的小型自治團體。羅伯特-卡內羅（RobertCarneiro）估測人類歷史的998%是以地方自治團體為主，只是在最近的6000年中才有特殊現象發生：即具有當代政治體制主要特點的等級制、組織化的獨立國家出現。復雜社會一經建立，便趨向于擴張和統治，以至于到今天，它們已經控制了地球上絕大部分土地和人口，還一直為尚未染指的社會而煩惱。這當中就有一個悖論：我們今天只熟悉作為歷史怪現狀的政治形式，我們視之為正常；而對人類的大部分生存經歷，我們卻視之為怪異。難怪我們看到崩潰現象會如此恐懼。

    這些構成歷史主體的無領袖小團體并非千篇一律，它們之間的差別其實很大。盡管這些社會可以概括為“簡單”（與我們的社會對比而言），但它們在規模、復雜性、階層、經濟差異等方面都表現出各自的不同。我們的許多文化進化理論正是建立在這種差異基礎上的。

    當然，簡單社會相對較小，人數從十幾人到幾千人，由相應狹小地域內的各社會政治單位組合在一起。此類社會的組成一般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紐帶、以個人為中心。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彼此熟知，每個人都可以確認他人在親緣關系網中的地位高低和關系遠近。

    簡單社會的領導權威接近于零，只依賴個人人格和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社會中不建立等級管理制度，只是在特定場合下對活動范圍作出規定，而且執行時主要靠勸導。薩林斯（Sahlins）的研究捕捉到這類社會中小酋長的職責性質。酋長其實就是個發言人、主持人，此外沒有多少影響，沒多少責任，也沒有特權和威力。薩林斯說，這樣的頭領說話，“別人是否聽都隨便”。

    社會平等主要表現在個體可以直接獲取生活資源，可以靈活機動地選擇脫離某種不適應的社會環境，以及提倡相互共享、防止經濟積累的社會規范。領導（如果有的話）不能濫用權力、聚斂財富和享受過多的特權。若在?濟資源控制上存在分歧，人們都必須慷慨大度。

    個人的政治野心或受到限制，或被引導用于公眾利益。人們通向較高社會地位的途徑是獲取剩余生存資源，然后進行資源分配，在集團中建立威望，贏得追隨者，最后形成小幫派。假如有若干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同時尋求這一途徑，就會不斷地出現對職位的競爭和圖謀。其結果便是動蕩不安的政治局勢，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領導權瞬息變幻，一個領袖人物的死亡會導致派系的衰亡和大規模政治重組。

    美拉尼西亞（Melanesians）原住民通常將這樣的野心人物稱作“大政客”（BigMan）——一個已經?人類學領域流通的稱呼（比如薩林斯的使用）。“大政客”極力培植自己的追隨者，但從未能獲得最后成功。他的影響僅限于黨派之內，擴大自身影響就意味著必須擴大追隨者群體。與此同時，現有追隨者的忠誠度又要靠持續不斷的慷慨行動來維持。這就出現一種困境：資源若被用于擴大黨派，就無法再用于討好現有的追隨者。“大政客”企圖擴大他的勢力范圍，但同時也可能會失去實現這一企圖的最初跳板。因此“大政客”體系在規模、程度和持久性上都存在天然的、結構上的局限。

    其他的簡單社會組建于政治差異性的較高層面。這里確實存在級別不同?固定職位，權威屬于官職而不屬于個人，身在其職才有行使命令的權力。酋長職位是（或大體是）家族世襲的。這種類型的社會一般規模較大、人口密集度較高并與其復雜化程度相適應，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十分普遍。

    在這些集權性酋長社會中，政治組織的范疇通常會超出社區團體層次，人們的經濟、政治和儀式生活也相應的超越了純地方觀念。在玻利尼西亞這個典型的酋長制社會（Polynesia）中，所有的多島群島通常被整合為一個單一政體。它有一個政經體制，其中的等級傳達著社會調配人力資源和剩余經濟資源的權威。若有大規模公共設施建設（如農用設施、紀念性建筑），也可以有效地調撥勞力。經濟專門化、物資交換和協調控制也是這類社會的主要特點。

    在這些較為復雜的社會形態中，政治特權仍維系于親緣關系，但政體更傾向于穩定和持久，而非因不同的個人因素而頻繁多變。隨著社會復雜性的增強，人口的增多，個體職能的劃分必然越來越社會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多地受客觀社會結構的制約，而較少受血親關系的影響。這方面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酋長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官職，不再受任何個體任職者的壽命限制。

    酋長社會的首領權威并非毫無限制。統治者的行為受親緣關系的制約，并非是壟斷專權，只是具有某種程度的邊緣優勢而已。統治者要得到民眾的擁戴，就必須積極考慮支持者提出的要求。于是慷慨大方就成為政治經濟的根本要素——財富資源慷慨分配，才能確保支持者盡忠職守。
  首領（如那些“大政客”）的野心由此受到組織結構上的限制。用于統治者自身的資源過多，分配到基層的資源就過少，民眾就會反抗。酋長大體上要面臨集權和分權的多次循環（像“大政客”體系一樣），只是這種循環出現在較高層面的切割點上。

    酋長制社會和更加復雜的國家體制有很多相同的特點，但它們仍被多數人類學家視作簡單社會或“原始”社會的一員。酋長制受到親緣關系的制約，缺乏真正的強權威力。這些局限直到人們今天所謂的“國家”這一社會組織出現時才最終得到克服。

    人類學家在定義國家（state）概念時遇到過很多困難。國家明顯區別于那些最單純的、群龍無首的社會形態，但確定或列舉其中的區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面臨困境，許多人類學家仍堅持認為，國家是一?存在著質的差別的社會，從部落社會向國家社會的過渡代表著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分水嶺”（瑟維斯〈Service〉語）。

    上述強調社會形態之間存在質的差異的觀點使一些學者將簡單社會進一步劃分成若干獨立的類型或不同的復雜化層次。無論將社會政治發展看做跨越復雜化進程的延續現象，還是將它看做各自獨立的階段或層次——無論哪一種觀點更有益于問題的探討，都牽涉到如何理解崩潰現象的問題。這一點將在本章稍后論述。

    國家

    首先，國家是按地域組建的。這就是說，國民身份至少部分取決于其出生和居住的地域，而不是取決于任何真實的或編造的親緣關系。這方面最好的例證，如亨利-薩姆納-梅因爵士（SirHenrySumnerMaine）所說，就是梅羅文加王朝的“法蘭克國王”（Merovingiantitle‘KingoftheFranks’）向卡佩王朝的“法蘭西國王”（Capetian‘KingofFrance’）的轉變。國家的地域基礎不僅反映著而且影響著國家的性質。

    國家與相對復雜的部落社會（如酋長社會）有若干方面的不同。國家統治者壟斷國家主權，支配國內所有的權力。統治階層趨于政治專業化，基本擺脫了親緣關系的束縛。統治階層負責確定政府的人員組成，而政府又是擁有?對權威的專門決策機構——有權征兵征員、課稅收稅、立法執法。政府是按合法程序建立的，也就是說，必須首先有一種普遍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然后（一定程度上）將其運用于確保政府之社會政治組織的合法性。還有，國家一般比部落社會規模更大、人口更多，因此社會分工、社會階層和社會專門化都成為必要和可能。

    國家首先關心的是維護其領土完整。這是國家的首要特征之一。國家是人類社會通常不會在短期內經歷重組和消亡循環的唯一社會形式。

    國家內部仍存在差異，本章開頭已明確論述。職業專門化是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而且通常?映出人們的居住模式。埃米爾-德克希姆（EmileDurkheim）在其1947年出版的經典論著中指出，原始社會到復雜社會的進化，見證了從以“機械整合”為基礎的團體（即同質；社會成員間缺乏經濟文化差異）到以“有機整合”為基礎的團體（異質；經濟文化差異需要交流和更多凝聚力）的轉化。有機整合的程度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增加，國家是這一進程的高級表現形式。

    國家通常幅員遼闊，其異質性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而且表現在文化倫理領域。而經濟和文化的異質性似乎又與（確定國家特性的）集權性、行政性存在功能上的聯系。

    盡管國家擁有制度化的權力機構、基礎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的壟斷權，其統治者與酋長和“大政客”至少在一個方面是共通的：即需要建立并不斷強化其合法性。無論是復雜社會還是簡單社會，領袖活動和社會資源必須物盡其職。階層化和復雜化（如前所述）畢竟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罕見現象，一經出現就需要不斷強化。任何一個國家的領袖人物都要強調其地位和政策的合法性，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會為其自身利益制定明確的法律法規。

    合法性使平民百姓和社會中堅相信執政者是合法的、正當的，相信政局的存在是順應潮流的。這一原則適用于個體統治者，適用?各種決策、各種方針、各個黨派和所有形式的政府。民眾的支持是任何政治體系生存的前提。失去民眾支持不一定導致政權的倒臺，因為某種程度的專制可以替代政府承諾而讓民眾屈服。但專制的代價太高，效果未必就好，而且從未徹底或永久地解決問題。盡管采取專制，若民眾支持率降到某個關鍵點也會導致政治崩潰，建立道德的合法性才是經濟而有效的途徑。
復雜社會聚焦于一個中心，這個中心不一定坐落在地理位置上的中央，但它卻是社會框架的象征性基礎。這個中心不僅是執法機構和政府部門的所在，而且是社會秩序的源泉、道德權威和社會統一的象征。這個中心還代表著神圣的自然。從這個意義上看，每個復雜社會都會有一種官方宗教。

    政治中心的道德權威和神圣氛圍不僅是維系復雜社會的基礎，其產生的根源也至關重要。非國家社會的復雜化過程中有一個關鍵障礙，就是必須去整合許多地方化的自治單元，而每個單元都可能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世代恩仇和猜疑嫉恨。任何一個單元涌現出的統治者都自然受到他人的猜疑——唯恐他（或她）會偏袒本族本地的利益，尤其是涉及爭議問題的決策。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許多當代的非洲國家。

    超越這種結構局限的一個辦法是將復雜化社會初級階段的領袖權威與超自然力量直接聯系起來。領袖人物的頭上若罩有公正的神圣光環，他的本族本地的認同感將讓位于超越地區利益的神職權威。一個初級階段的復雜社會很可能公然宣稱其神圣背景，以此將社會中本來特色各異的獨立團體在意識形態、象征符號和宇宙觀等精神領域聯合在一起。

    于是，超自然的神奇威力就成為緩解親族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型壓力的有效措施。對新生的復雜社會來說，這也許是集權專制失效以后的一種必然結果。在真正的權威鞏固之前，神權的合法性一直是社會凝聚力的基礎。而一旦政權穩固，宗教的凝聚性就會降低，隨后必然會出現世俗勢力和宗教權威的激烈沖突。不過也應看到，政治中心的神圣光環從不會消失，甚至對當代非宗教政府來說都是如此。精明的政治家們一直都在利用這一點。借助神威已成為維持政權合法性的關鍵因素。

    盡管神權的合法性不容置疑，但權威的背后還必須有真正的物質基礎。伊斯頓（Easton）指出，政府合法性的喪失主要是由于（他所謂的）“產出失敗”。若政權無力滿足民眾支持者的需求，或不能提前采取行動扭轉敗局，產出失敗就會出現。“產出”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物質的。人們對“產出”的期待是永久的，這使當權者必須一直不停地調集資源，以便一直能得到百姓的擁護。這樣看來，獲得和保持政權合法性還遠不止在意識形態領域做些手腳，它需要實實在在的資源基礎和莊嚴承諾——而且還要民眾滿意。這是許多復雜社會都必須承擔的真正代價。政權合法性是當代復雜社會性質研究中重復出現的問題，而且與理解社會的崩潰直接相關。

    復雜化層次

    研究社會進化的人類學家通常覺得對簡單社會進行分類比較容易。將社會形式劃分為國家形式和非國家形式就是這方面的例證之一，可能也是多數人類學家感覺比較舒適的一種典型分類法。有些學者（下文詳述）將國家進一步劃分為階層；有些則將非國家形式劃分為復雜社會的不同層面。這些分類法與理解崩潰現象有關，甚至關系到如何定義崩潰進程。比如說，有些人類學家曾提出，復雜化層次（如國家級層次）的降低并非就意味著崩潰的開始，那只是在“陰晴圓缺的范圍之內”。

    如此分類的具體細節（有很多，而且各分類層次并不統一）與本課題研究關系不大，但其中隱含的哲理和假設卻與本課題相關。典型分類法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社會復雜性的增加是通過從穩定結構的一個層次跳躍到另一個層次而實現的。所以，有人認為我們所說的“酋長制”脫胎于“部落制”，而“部落制”又來源于“幫群制”。另外一種表述是：平等社會被等級社會取代，然后被階層社會取代，最后（若干情況下）被國家取代。還有一種觀點（某種程度上已背離典型分類法）認為，社會復雜性的增加是在一種持續狀態下實現的，因而獨立、穩定的社會“層面”十分難以確定，事實上這些層面未必存在。
任何一個合格的分類學家都知道，分類過程中同質信息的獲得就意味著異質信息的消失。我們要對分類的效率進行權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看得到的信息（質變的和量變的）是否大于失去的信息，而這種權衡主要取決于分析者的目的和需求。從某些方面看，人類社會發展的典型分類有一定用途，即有助于最初的介紹和比較。如果有一個人類學家說他正在從事某類型（比如說酋長制）社會的研究，多數同行就大體知道這一社會的基本特點是什么。但典型分類法的弱點馬上也顯現出來。“酋長”社會內部的多種變體會讓許多人對類型概念本身感到不適。研究的目的眾多，使得這種研究揭示出來的東西還不如它掩蓋的多。專注于酋長社會繼續分類的研究只可能帶來無休止的爭論，并導致在概念標簽上而不是在穩定與變革的進程上花費太多無謂的精力。

    人們最感興趣的類別劃分是國家與其他任何社會形式之間的差別。這似乎是（如前所述）多數人類學家可以接受的一種劃分方式，通常被稱作歷史“大分期”。國家與部落社會在基本特征上存在許多質的差別，隨著國家的出現，人類社會步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國家的突出特點（綜上所述）是：地域性社會組織；存在于階層和職業而非親族關系中的差異；權力壟斷；資源和人力調配權；司法權。不過若仔細觀察，國家和非國家之間（從上述許多特征看）并非一直存在著發展的間斷狀態。

    從地域上看，資源和人力的調配在非國家社會的不同層次上也曾出現，這種調配取決于人口密度、近鄰對手的壓力、社會分層化程度以及存儲、集散、公共設施需求等因素。還有，原始社會正規法律的出現也曾是人類學家爭論的焦點。卡內羅指出，所謂的國家并非全部真正擁有權利壟斷（如盎格魯-撒克遜的英格蘭）。

    各類學者（像前面所提到的）都覺得有必要對早期國家進行典型分類。如韋布（Webb）就用一個叫條件國家（conditionalstate）的術語來描述比較復雜、相對持久、近乎國家但從未獲得專權壟斷的酋長社會。“條件國家”表面上與國家相似，但從未在一定條件下徹底完成轉化過程。（必須注意，這一來自“國家特質”學派的強勁支持者的論斷對我們界定的國家特征提出了嚴肅的質疑。）

    克雷森（Claessen）和斯卡尼克（Skalnik）對早期國家的不同形式作過區分，類型如下：

    1未成型的早期國家。這類國家形式中，血緣、家庭和社區仍在政治體制中占主導地位；全職的專業分工非常有限；實施特殊稅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利益互惠和直接交流。

    2典型的早期國家。這種類型的國家當中，親緣關系與地區性、競爭性相制衡；任命制與世襲制相制衡；主要領導職務不再任人唯親；分配和互惠主宰著會各層次之間的關系。

    3．轉型期的早期國家。最后這一類型中，親緣關系對政府事務只有邊際影響；行政體制以任命的官員為主；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促進了市場經濟和對立社會階層的發展。

    上述劃分中有些地方既讓人迷惑又讓人擔心。正像韋布的“條件國家”讓我們懷疑專權壟斷是否應作為國家的衡量標準一樣，“未成型的早期國家”和“典型的早期國家”概念讓我們產生很多疑問，即那種附屬的親緣關系是否應作為國家的一種特征。我們已經知道國家是一種獨特的社會形式，因為（其他因素不說）它基于社會階層而非親緣關系。現在我們又看?一些國家的確是以親緣關系為主，只是在某些國家程度稍遜。這聽上去讓人覺得國家的出現其實完全不是什么“大分期”。從部落社會到國家社會的轉型明顯具有歷史延續性，甚至在那些只屬于國家的特色方面都具有延續性。科恩（Cohen）只有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國家的形成是一個延續的現象——國家和非國家之間沒有一條清晰的分界線。

    韋布認為在部落社會和國家社會之間確實存在結構斷層，并列出下述事實反駁上述觀點。他指出，酋長社會和國家社會：
  從日常生活基礎看兩種社會形式的確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且在短期之內，兩者在建立公共秩序、解決爭議問題、防御外敵入侵、建設碑壇神殿、開發公共設施、管理金融賬目、規范奢侈品條例、維持等級差別等方面，都能取得類似的成果……

    韋布認為，酋長社會和國家社會的區別只在于社會的規模和復雜程度。酋長社會步入巔峰之日，便是國家社會誕生之時。

    第一章說過，定義崩潰其實是一件復雜的事情，從全書開始到最后一章我會不斷地完善這個定義。以下論述是完善崩潰定義的第二次積累。

    社會的復雜化發展是一個延續性的變量，與之相反的進程也是一樣。崩潰是一個復雜化衰落的過程。人們一般認為崩潰是危及國家形態的某種東西，事實上崩潰危機并不限于任何“層次”的社會或任何“層面”的社會復雜性。任何既定層次的復雜社會開始明顯、迅速的大幅度衰退的時候，崩潰就會發生。崩潰并不僅僅是帝國的垮臺或國家的終結，也不僅限于酋長制社會中心權力解體等若干現象。在較大國家到較小國家的轉型過程中、在復雜酋長社會向簡單酋長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在放棄定居村落而選擇游牧覓食生活（伴隨著復雜性降低）的轉型過程中，隨時都可能看見崩潰的身影。

    典型分類法在分析社會多樣化形式和層次內部的具體變化上還有缺陷，因此只能看到層次與層次之間發生的變故。撇開典型分類法，生動而有趣的重大社會轉型的整體系列都開始展現在我們面前。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復雜化酋長制社會的發展，以及它階段性逆轉為小型社會的現象（如玻利尼西亞多島群島）。非國家形式的社會崩潰，如查科社會，將是本書第五章討論的重要例證之一。

    復雜化進程

    導致社會復雜化的所有因素都與理解崩潰現象有關，因為復雜社會體制的出現及衰亡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可惜的是，盡管近年來人們在復雜社會研究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在復雜社會的起源問題上仍未達成統一意見。埃爾曼-瑟維斯曾觸及導致這種現狀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指出，持續生存的國家在其后續歷史中獲得了諸多?功能和特性，而其原初功能通常并不十分清晰。這一觀點非常重要。國家的行為（在社會科學家開始研究的那一時刻）一般與其產生的原因關系不大。再者，國家的后期進化會面對各種新的因素，包括國內外政治局勢。瑟維斯說得不錯，這些因素可能給確定早期新生國家的性質帶來難度。一些現代研究理論并未對如上因素給予足夠的重視；同樣，許多研究國家起源的理論也不去涉及國家一經建立之后的持續狀態。

    若干學者已將國家起源的不同理論進行過綜合整理。其主要思路大致如下（沒有特定順序）：

    1管理型。當社會面臨壓力或人口開始增多時，全民需求就會增加，于是管理層現身解決所有問題。這類研究包括：（a）威特福格爾卡爾-威特福格爾（KarlWittfogel，1896—1988），即魏特夫，亦名魏復光，德裔美籍漢學家，前德國共產黨領袖。主要論著有《毛澤東，中國農民的解放者還是摧殘者？》，《東方專制，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譯注。認為，調用人力資源興建灌溉工程的需求和管理水利監控設施的需求，使獨裁政府的出現成為必然；（b）賴特和約翰遜（Wright，Johnson）指出，越來越多的信息源使信息處理的需求不斷增加，進而導致縱向的異質化和橫向的專門化；（c）伊斯貝爾（Isbell）進一步闡述經典（薩林斯的）理論，即社會內部的等級差別要求貨物和產品的集散必須實行集權化分層管理；（d）拉思杰（Rathje）提出，對外貿易和關鍵物品的進口管理會導致復雜化。
  2內部沖突型。這一學派的理論斷言，階級沖突是復雜化背后的首要動力。弗里德（Fried）同稍后將要討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道，認為國家的出現是為了保護少數人優先獲取資源的特權。蔡爾德（Childe）也持類似觀點。

    3外部沖突型。卡內羅主張受限制的環境（對外封閉，出境不可能）壓力會導致沖突，而戰爭勝利成為政權建設和政府君臨被征服者的必然途徑。韋伯斯特（Webster）的側重點不同。他提出酋長社會不可能維持有效的統治，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帶來短期優勢。持續的緊張狀態有助于政權穩固，但也損害了團體內部的競爭。與此同時，以征服的方式獲取傳統體制之外的領土，能夠為統治者提供物質資源，用以建立新的政權-百姓關系。

    4綜合型。若干個相互關聯的不同進程造就了復雜化社會和國家組織。如科林-倫弗魯就談到農業發展對社會組織的影響，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工藝品生產，等等。

    上述理論適合于那些樸素的或原始的、在世界各地獨立而起的國家。國家是獨裁的、擴張的組織，比起非復雜化社會形式具有一種競爭優勢。它們傾向于要么擴張勢力，要么刺激周邊國家朝類似方向發展。競爭國之間復雜化的出現和國與國貿易關系的建立導致“二級國家”（secondarystate）的形成。就目前所知，一級國家（primarystate）形式只有六個，它們是：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約公元前3500至3000年）、中國、印度河谷（約公元?2500年）、墨西哥、秘魯（約公元0年）。有些專家對上述某些國家的獨立化程度提出質疑，但我們可以先不顧及那些。

    盡管有關國家起源的理論繁多，但正如一些學者（如倫斯基〈Lenski〉，科恩、瑟維斯、哈斯〈Hass〉）所確認的，國家起源的學說其實可歸納為兩大思想派別：即沖突論和整合論（倫斯基更喜歡沖突和機能主義這兩個術語）。兩種學派的觀點對立不僅僅限于政治演進的學術理論——它們已成為一種社會政治哲學，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范疇。如此說來，這些理論可能如人類社會本身一樣古老。瑟維斯就將沖突論追溯到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他的《歷史》（IntroductiontoHistory）始作于1377年。哈斯將兩個學派的對立追溯到更遠的古希臘和古代中國，認為沖突論和整合論在古希臘和孔子時代的中國政治哲學中就已經出現。于是乎就連最基本的國家起源理論都能構成非凡的、連續的歷史。這一事實從許多方面看都頗具意義，詳見本書第四章。

    歐洲的啟蒙運動孕育了國家問題研究的繁盛期，各種思想和著述大量涌現。讓-博丹（JeanBodin）、托馬斯-霍布斯、大衛-休姆（DavidHume，又譯休謨）、亞當-福格森（AdamFerguson）、讓-雅?-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這些名字都與人類社會的目的和本質的研究密切相關；有些研究還表現出將兩種學派兼收并蓄的情況。近代史上，沖突論的主要貢獻者有：摩爾根、馬克思、恩格斯、蔡爾德、懷特和弗里德；整合論的貢獻者有斯賓塞（Spencer）、薩姆納（Sumner）、迪爾凱姆（Durkheim）、莫雷（Moret）、戴維（Davy）和瑟維斯。

    從根本上講，沖突論確信國家產生于社會中個人和子群體的需求和欲望。由此看來，國家是以利益分割、強權擴張、專制政策為基礎的，基本上處于權力斗爭階段（倫斯基觀點）。更具體地說，國家的政權組織向專制體制發展，為的是解決經濟層次化之后出現的社會內部沖突（弗里德和哈斯的觀點）。所以國家只是在維護（以剝削民眾和降低民眾經濟狀況為主的）統治階級的特權地位（蔡爾德觀點）。

    沖突論在馬克思主義學派論著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恩格斯在其1884年的論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財富獲得的差別導致世襲貴族、君主政體、農奴制度和掠奪戰爭的出現。為保障新的財富不受舊的、共產制傳統的侵犯，不受由此產生的階級對立的影響，于是產生了國家。

    據著名沖突論學者克拉德（Krader）的觀點，國家是社會劃分為兩個階級之后的產物：一個階級直接參與社會生產；一個階級則不然。生產的剩余是為了非生產者，并被非生產者占有。國家是為了規范這兩個階級內部和兩個階級之間的關系而產生的社會組織。直接生產者與國家形式之間沒有切身利益，國家代理機構只為非生產者的利益服務。這種國家，克拉德說，是“由階級組成而反階級的”人類社會的正規組織。
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物質的生產和再生產構成社會的基礎。社會政治組織的決定因素是生產的技術關系及社會關系（等同于階級與階級間的物質占有關系）。人類生活是由其社會特征決定的，而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負責確定環境利用、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由于（也是結果）物質條件始終在文化意識調控之下，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整合論強調人口壓力和生存壓力的觀點。

    整合論（或機能主義者）理論認為，復雜化、階層化和國家的出現并非出于個人或子群體的野心，而是出于社會需求。這一理論所說的社會需求成分主要有：（a）共享而非分割的社會利益；（b）階層間的共同優勢而非統治和剝削；（c）求同存異而非高壓強制；（d）社會是一個整合體系而非權力斗爭的不同階段。國家管理機構的出現是為了集中、協調和引導復雜社會的沖突各方。

    整合論者認為，復雜化和階層化的出現是由于人類人口受到沖擊，也是人類面對沖擊的積極反應。復雜化的出現是為了應對整個人口的需求，而不是為了自私自利的少數人。于是復雜化的出現便被認為是為了應對以下需求：（a）有限條件和壓力環境下的戰爭和困境；（b）處理大量的多渠道而來的信息；（c）調用人力投入社會公共設施建設和管理緊缺資源；（d）對特殊化的、不切實際的地方經濟進行地區整合；（e）管理緊缺日用品進口；或（f）以上若干需求的綜合。在這一派的觀點看來，整合有益于社會發展，如果說點滴收益能夠有助于上層政權，那整合將是為了實現集權必須付出的成本。

    兩大學派各自獨立，每一方都有其強項和弱點。我先說沖突派。沖突派對人類社會的闡釋容易被人接受，當然更容易為當代社會中處于非經濟上層的社會公民所理解。貪婪、壓迫、剝削和階級沖突的確是復雜社會的特點，人們很容易將這些作為社會復雜化的根源和主要本質。這一派的論點不是沒有道理，任何社會學理論都必須看重這一事實。但沖突派對復雜社會起源的闡釋并不特別充分。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就曾指出，卡洛林帝國和蒙古帝國的沒落反映出一個事實，即此類政體的存亡一定是基于某種條件和需求，而不僅僅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目標。

    沖突論的問題在于它的心理簡化法。也就是說，它把國家的起源解釋為社會少數特權群體的意愿、企圖、需求和希望。這個群體如何堅持它的需求和愿望沒有具體說明，但想象得出，這是源自人類共通的政治野心和自我膨脹傾向。這種傾向若從經濟比較富足的人群中表達出來，就會導致階級沖突和專制政府的出現。

    社會現象的心理學闡釋難免陷入誤區。如果社會模式起源于某些個人的意愿或需求，這些意愿和需求又從何而來？如果這些心理愿望的由來無法解釋，社會現象的出現也同樣無法解釋。如果說這些愿望是普遍現象，那社會的多樣變化就無法解釋。如果政治野心和自我膨脹是普遍現象，并導致國家產生，為什么人類歷史上原初國家的出現未曾超過六次？為什么人類物種在其99%的發展歷史上沒有國家卻可以生存？為什么國家是這樣一種近代怪物？為什么在更新世時期（Pleistocene）沒有國家？

    沖突論以產品過剩的存在為必要條件來說明國家產生的普遍傾向（如恩格斯、蔡爾德、弗里德曼〈Friedman〉），這里就有矛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物質條件是可以從社會和文化角度調節的。既然如此，社會的過剩就應該隨時可以調節。生產過剩未能始終得到調節的事實（薩林斯）顯露出沖突論的一個漏洞：作為階級和國家產生基礎的社會沒能更好地處理生產過剩問題。坎森（Cancian）觀察到生產過剩的傾向在狩獵和采集人群中就曾存在，只是通常被人忽略。這是一個重要觀點。如果個人野心和自我膨脹是人類的共性，為什么在搶劫者人群中一般沒有出現過剩、貧富差距、階級對立并進而產生國家？也許野心或者其表達形式并非是一種共性？如果野心不是共性，那么（據以上論述）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起源的闡釋就是不完整的，因為它沒有解釋野心的起源。如果野心是共性，?表達形式受到某種形式的社會的壓制，那么社會政治演進的因素要明顯大于個人膨脹的因素。心理特征不能全面解釋社會體制的產生，因為它本身就受到社會體制的制約。
  本章開始時曾提到，在簡單社會的確存在社會分層的傾向。理查德-李（RichardLee）在他討論南非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野居掠奪者的?品中對此作過生動的描述。有一年圣誕節，他給一個野居群落的人們買了一頭公牛做禮物。但他沒有得到贊許，反而受到批評。他們說這牛又老又瘦，還說個沒完，一直說到圣誕晚宴的餐桌上。這時候牛都快被吃完了，顯然很好吃。但野居的人對待此事的態度表明他們不允許別人自以為是，或不讓任何人覺得自己就是老大。他們對待外界強勢狩獵群也是類似態度，這樣才能強化他們人人平等的社會倫理。

    當平等合作成為生存之必須，囤積和自私簡直就不能被容忍。只有那些踏上復雜化發展軌道的社會才允許表達這種傾向。為什么會這樣？一定條件下滿足個?野心是否可以讓整個社會受益，像某些（如野居）社會壓制個人野心而減少社會收益一樣？雖然回答這個誘人的問題已遠遠超出了本書的范圍，但這個問題確實將我們引向整合論，而且是整合論立論的中心前提。

    在整合論看來，那些承擔社會行政職務的人享受差別利益，是他們在重大社會領域中發揮作用后應得的報償。為了整體利益，階層化是人們必須付出的一項邪惡成本。為了使復雜化分析建立在真實可信的、物質化需求的基礎上（如防御體系、公共設施、資源共享等），整合派有意避免曾困擾馬克思主義者的心理分析簡化論。在社會政治矩陣中，人類?自我膨脹傾向被視為可控制因素，在有益社會的前提下才能表現出來，其他情況下都要限制。因此個人野心的表達是一個依賴于其他因素的社會變量，而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常量。

    無論這一觀點在很多社會理論家（包括他們所捍衛的上層社會）看來如何引人入勝，它明顯過于簡單化。比如說，社會階層化的成本和收益明顯不像整合論所暗示的那樣均衡。社會上層所得的報酬并不一定與他們的社會貢獻相符。從整個執政歷程來看，上層得到的報償可能遠遠高于其政治表現，而不是相反。專制、獨裁、欺壓百姓的政權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哈?就許多整合論者忽略的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為百姓提供物資或服務的執政團體由此具有專制權威。它能使人們屈服就范的有力武器就是停止向全民提供任何福利。正如哈斯所說，“……專制權力和生存福利是一對共存的變量……”假設這一邏輯是正確的，國家的社會政治進程明顯不像整合論所暗示的那樣樂觀。

    政權的合法性是兩派理論都要涉及的領域。如果權力階層必須用武力才能使民眾屈服，它的大部分收入就會花費在維持專制統治上。因此，即使是沖突論者也必須看到合法化行為在維持政權方面發揮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戈德利埃（Godelier）曾這樣說：

    ……階級只有在合法性社會才能得到成長——或至少……社會的轉型過程必須緩慢持久，轉型的合法性必須一直遠遠勝過暴力、篡權、背叛等因素。

    所有官方意識形態都包含一條神圣宗旨：政府必須服務于全民的共同利益。沖突論者可能嘲笑該宗旨是“麻痹群眾”，但事實上它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種制約。兌現承諾才是根本。合法化活動必須包含實質性的結果，粉飾權威的行為也是一樣。否則的話，統治者將必須付出收益不大的高額成本，最終采取專制行動。克拉森（Classen）指出，統治者要想贏得百姓的擁戴，就必須從課稅或貢奉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來回贈社會。

    如此看來，沖突論和整合論在探討國家起源和生存問題上各有不足。這種狀況自然使有些人（倫斯基、科恩、哈斯）提出兩論結合的主張。政府的出現不僅是由于資源獲取的不平等現象，而且也是由于能造福于平民百姓（科恩）。集權控制絕對具有其整體優勢（哈斯）；但一旦優勢在手，政權機構便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決定性因素（科恩）。整合論在闡述社會必需品再分配方面占據優勢；沖突論在提出剩余價值說方面也不遜色。
讀者一定感覺到，在理解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上有必要綜合兩派理論。如果我們接受這一建議，下面的觀點將更傾向于整合論。沖突論的社會心理機制說是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陷。人的自我膨脹本性不能作為國家出現的原因，但它的確有助于說明國家后續發展的歷史。因此在沖突論和整合論之間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共同點。兩種理論都把國家看成是解決問題的組織；二者都認為國家產生于社會環境的變化，是面對環境變化采取的應變措施。在沖突論中，國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因經濟狀況不同而導致的階級沖突。在整合論中，政府的出現是為了提高全民大眾的福祉。國家出現的目的似乎有所不同，但在這個層次上，沖突論所說的國家和整合論所說的國家是同等類型的社會機制。

    在下面幾章中我們將看到，復雜社會是解決問題的機構，復雜社會的這一根本屬性對我們理解崩潰問題至關重要。有關復雜社會的產生及其性質的論述可能使沖突派感到失望，但在闡述崩潰問題方面，沖突論仍大有用場。

    總結和寓意

    復雜社會是解決問題的機構，因環境不同，其中會出現更多的組成部分、更多樣化的組成部分、更多的社會差別、更多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更多類型的集權和專制。復雜社會的成長經歷了一個嬗變過程——從內部單一、幾乎無階層差別的小型群體（以資源優勢平等、領導短期執政和動蕩政局為特點），到異質性強、內部差別甚多、階級結構和階層控制的大型社會（以生存資源完全不可能平等分配為特點）。這后一種社會是我們今天最為熟知的、也是歷史上最為怪異的一種社會形態，一個一經出現便需要不斷進行合法化建設和強化建設的社會形態。

    崩潰進程，如上章所論，是在復雜化既定層次上出現了快速的、大規模的衰落跡象。崩潰的社會將會在突然之間變得很小，層次化和異質性降低，特殊組成部分減少；其社會差異不再復雜，成員的行為也比較容易控制。崩潰的過程中，它還能有效支配小額剩余，向社會成員提供較少的福利待遇，但為地區人口提供有效安全防衛的能力逐漸降低。它可能會分化為復雜社會組成之前的若干有機塊（如國家、種族團體、村落）。

    復雜化的消失與復雜化的產生一樣，是一個持續轉換的變量。崩潰可以是人類學家所謂復雜化主要層次間（如國家制到酋長制）的衰落，也可能是某一層次本身出現的下跌（如由大到小或由“轉型期”到“典型期”或“未成型”期）。崩潰現象給分類研究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它是從一個結構穩定層向另一個結構穩定層發生迅速、重大轉變的過程。類型學所說的進化就是這種類型的演變，只是崩潰表現為逆向演變而已。
我看完全有理由設想，導致羅馬滅亡和地懶絕跡的原因非常類似。

    ——羅納德-羅斯（RonaldRoss）

    引言

    人們對崩潰進程理解甚少并非是由于研究力度不夠。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在闡釋崩潰問題上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已經發表的學術成果清楚地反映了崩潰問題的重要程度。人類文化社會試圖理解文明崩潰的努力，幾乎可以追溯到文明崩潰這一現象本身出現的年代。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一定是歐洲歷史上最令人傷心的事件。在記述消亡帝國的文獻中，在中世紀歷史直至近、現代歷史文獻中，有關羅馬滅亡的描述都占據了突出的地位。中國周朝和印度孔雀王朝（MauryanEmpire）的覆滅同樣在史料記載中具有重要意義。早期帝國的沒落通常使后代人產生失樂園的感覺，人們都緬懷那執政開明的黃金時代——賢明的君主、和平的環境、和諧的生活、美好的世界。這些都突出表現在諸多史學論著當中，如吉本（Gibbon）對羅馬帝國安東尼時期的描述，顧立雅美國著名中國史學家克里爾的中文名字，下文將沿用其中文名。他的代表作有《孔子與中國之道》、《中國思想：從孔夫子到毛澤東》和《中國政體起源：西周帝國》。本書原文引文主要出于后兩部作品。——譯注。（即克里爾，Creel）等人對中國周朝“諸子百家”的描述，以及他們論述印度孔雀王朝時對尼赫魯（Nehru）的描述。探索失樂園的意義同時也是在探求對當代現狀的理解，探求對社會政體未來前景的理解。于是崩潰研究又具有另一方面的意義：不僅是學術上探索過去、現實中推測未來，而且是（在許多人看來）對當代政局發表哲學觀點。最后這一方面不是本書的詳細論證的焦點，但它確實與崩潰問題的許多側面有關。

    進一步定義崩潰

    古代和中世紀的學者通常從更適于當時社會的視角出發，將崩潰看成具體政治實體的衰亡。然而，隨著過去兩個世紀的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種新觀念開始誕生：即將文明的嬗變視作文化形態的變化。許多20世紀最著名的學者，如斯賓格勒（Spengler）、湯因比（Toynbee）、克魯伯（Kroeber）、庫爾伯恩（Coulborn）、蓋瑞（Gary）以及那些以普通讀者為對象的作家，都開始在著述中采用文化形態史觀。

    該學派將文明的終結看做一個文化實體的特征或行為的某種嬗變。所謂特征，就是指那些構成“文明”普遍特質的典型要素：藝術和公共建筑的特定風格、文學和音樂傳統以及生活和政治哲理。湯因比的所謂“敘利亞”文明、斯賓格勒的“古波斯”（Magian）（阿拉伯）文明和“浮士德”（Faustian）（西方）文明都是這方面的例子。在這些學者看來，以上文明的終結（即轉變為以新的文學、藝術、音樂、哲學傳統為特性的他種文明）才是問題的關鍵。一種文明通常包含著若干個獨立政體，政體本身可以有成敗興衰，但文明本身的壽命卻不受這些短期政體的影響。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政體之間的沖突會削弱文明的發展。所以在湯因比看來，他所謂“基督正教”（OrthodoxChristian）文明的終結是因為977年至1019年羅馬-保加利亞戰爭（RomanoBulgarianWar）中拜占庭帝國的人員遭到大肆殺戮。帝國在戰爭中對安納托利亞地區的過度掠奪，導致拜占庭在1071年曼齊克特戰役（BattleofManzikert）中慘敗于塞爾柱王朝的土耳其人（SeljukTurks），也導致后來在語言使用上從安納托利亞語向伊斯蘭語和土耳其語的輕松轉換。但是在總體上說，文明的興衰并非（像這些學者所說）如此準確地對應著某一政局或某些具體事件。
  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是因為存在著重大困境和其他特定原因。讀者可能注意到，我在第一章以背景介紹方式探討文明衰落的時候，就有意避免對“文明”概念的探討，下文也將盡量如此。這樣做有兩個原因：首先，定義“文明”的構成因素容易導致含混不清和直覺判斷；第二，我們幾乎無法回避“文明”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非科學化價值判斷因素。

    索羅金（PitirimSorokin）對“文明死亡”論所作的批評特別值得關注。他曾正確地指出，人們提出文明死亡的假設之時，就已經承認在垂死文明和新生文明之間存在著文化行為的連續性。再有，文化系統的某些特定成分一直都在變化，人們很難確定舊文化和新文化之間的拐點。他還堅信，人類文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統一的，只有機遇性的特?融合，因此從定義上講，文化不可能停止生存。大多數當代社會科學家都不會同意索羅金最后的這個觀點，但這一問題脫離了本課題的范疇。

    價值判斷的問題同樣重要。“文明”社會和“非文明”社會的區別是什么？人類學家早就認識到這些概念本身都充滿了價值判斷——特別是認為文明社會就一定高級。我們如何辨別文明社會？我們根據的是優雅的藝術風格、不朽的古代建筑和與我們自身經歷相關的文學、哲學傳統。我們看到的文明所體現的藝術、建筑和文學風格在結構上（即便不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必須與我們的社會類似；因而文明社會是那些與我們?生活相似的社會。許多作者（假設都是科學家）大肆宣揚其價值判斷，甚至使自己陷入困境。比如，蓋瑞將希臘的原始期概括為“野蠻”時期。克拉夫（Clough）將文明定義為美學和智力探索的偉大成果、征服物質環境的巨大成功，斷定一個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將在這些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克魯伯是人類學領域的大師，他也提到“高級文化價值和形式”，說古埃及屬于“……相當高級的思想體系”，其文化模式“……據我們判斷具有高級素質”。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斷定，“……文明處在其自然進程的運動之中”。斯賓格勒則顯示出特別的不同。在他看來，文明是不可取的，甚至是罪惡的：

    文明是一種結束……是生之后的死，舒展之后的僵化……它們是一種終結，不可逆轉，但人的內在需求仍在一次次接近文明。

    如此的偏見在客觀性社科研究領域沒有立身之地，這些觀念影響下的文明概念最好徹底放棄或重新考察。

    并非所有對文明概念的研究都徒勞無功。梅爾科（Melko）將文明概括為大范圍的復雜文化現象，并得到弗蘭納里（Flannery）和庫爾伯恩的附和。若將他的概念稍作提煉，顯然就更適用于我目前的研究。文明是一個復雜社會的文化系統。人們通常規定的文明社會的特征——如文學藝術的偉?傳統——只是社會、政治、經濟復雜化的附屬現象或共生變量。復雜化導致文化傳統的產生，因為文學藝術服務于社會經濟目的以及只存在于復雜社會背景之下的各個階層。文明隨復雜化而生，因復雜化而存，隨復雜化消失而亡。復雜化是文明的根基，只有復雜化消失，文明（根據我們這里的定義）才可能消逝。某些特定政體可能在一種文明中興盛衰亡，但文明的消逝必須以政治復雜性消失為前提。正是出于這種原因，復雜化的興衰研究成為觀察（我所謂文明）現象的晴雨表，一個直接具有詳細計量功能的監測器。它較其他方法更能避免主觀偏見和價值判斷。正是?于這一目的，我才有意地回避文明概念。

    這是否意味著文化學派的研究不適合于崩潰問題的探討？該學派的知名度本身都會對上述假設提出質疑。但我們考察斯賓格勒、湯因比、克魯伯等人的作品是出于其他理由，而且確實深入到某些細節。復雜化與文明無法割舍的內在聯系（盡管遭到文化學派的否認或忽視）表明，探討文明的消逝將更有助于理解社會政體的興衰。從根本上講，本章評判作品的方式決定了哪些論著將被拿來討論。例如，我將要討論的有些論著只適用于從未真正崩潰（目前為止的定義）的社會，如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我們將這類案例?連同文化學派的理論）包括進來，是因為它們不僅對理解政局崩潰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理解導致這種狀況的條件因素至關重要。因此，有關文明終結的理論和政局軟弱無力的探討將得到特別的關注。

    理論分類

    研究本章節問題的時候經常想到一種可笑局面，就是每一個崩潰的社會都能產生出兩三種崩潰理論。投入到復雜化發展的研究比投入到崩潰的研究要多，但有關崩潰主題的論著也卷帙浩繁，其觀點的多樣性非常引人注目。不錯，這些論著中既有值得敬仰的學術成果，也有目的單純的喜劇性消遣。有些看法非常流行，但不被學者們重視，這就要?我們全面顧及所有的觀點。
   觀點的多樣性使我們必須進行有序分析。事實上，崩潰理論可以歸納為數量有限的幾個重復出現的主題，這些主題隨時間的推移變化不大。作者和作品的分類主要是依據研究框架、論述前提和研究方法的相似程度。當然，每個主題之內仍然有明顯差異，所以對許多同類作者還要作不同程度的分別論述。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種理論分類研究都很難避免隨機和武斷，分類也可以采取許多不同的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討論社會變化的內因或外因是一個普遍方法，崩潰研究同樣也可以劃分為兩類（這毫無新意，古希臘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ibius〉在公元二世紀就這么做）。同樣，正如人們可以從沖突論或整合論的立場研究社會變革一樣（見第二章），我們也可以用類似方式對待崩潰論述，但這還是古代風格的一種發展（比如拿柏拉圖的《法律篇》與弗蘭納里的著作作比較）。任何一種兩分法都不適合于本書的研究，盡管兩種方法都有其合理性——這一點將在結束章節討論。

    崩潰研究大概有十一種基本主題，它們是：

    1社會賴以生存的某種資源或多種資源的枯竭或消失

    2新的資源基礎的建立

    3某種不可抗拒的災難的發生

    4對環境變化反應不力

    5其他復雜社會的存在

    6外來入侵

    7階級矛盾、社會沖突、統治層失職或瀆職

    8社會功能紊亂

    9神秘因素作用

    10事件的連鎖?巧合

    11經濟因素

    這個分類很簡單，但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列項中有相互重疊的現象，而有些類別還可以繼續劃分。將不同的作者分配到每個主題之下，便使分類的模糊性更進一層，因為許多人都不只是適合于一種類別。其他研究者，包括在此被歸類的作家，完全有理由將一個作者放入其他類別，甚至發明出其他的分類方法。我的分類是基于對作者主要研究方法和作品論述前提的分析。盡管有別種分類的可能，但對每項研究成果的評價不應因此而改變。

    研究框架

    全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將崩潰作為普遍現象來理解，這種理解不限于具案例且適用于所有時代、任何地區和任何社會形式。現有的大多數崩潰研究都專注于某個特定社會或某種文明現象，而不是研究整體進程。因此除了對羅馬或瑪雅的滅亡作出比較之外，需要探討的問題仍很多。有些作者的確將兩三個崩潰案例進行了比較，但卻沒有進一步概括總結。這種狀況，說實話，沒有超越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特點——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一直都過多地關注特定案例。

    探討個別崩潰案例的一種后果是容易引來他人的批評，特別是有關史實的質疑。評判一個作者有關某社會崩潰現象的研究，批評家可能會涉及它的論點和邏輯，但似?更容易轉向史實問題：如指明某社會的歷史和/或考古記錄與論述觀點不夠吻合。于是當有學者提出邁錫尼文明的消逝是由于氣候侵蝕，或有學者說瑪雅的衰落是由于外來入侵時，批評家一般就會堅持認為氣候變化或外來入侵的史料證據要么欠缺，要么與作者的觀點相左。隨后的爭論就傾向于有關史實的論爭：氣候變化的證據有還是沒有，入侵者是否確曾出現等等。氣候變化或外來入侵如何導致崩潰？假想的原因真的能解釋如此結局嗎？論述本身是否充分？有些批評家確實提出過此類問題，但這并不是普遍現象。有關史實的爭論仍占主導地位。
本項研究的前提是，如果某項研究的邏輯有誤，討論史實問題就幾乎沒有必要。如果氣候變化或外來入侵不是導致崩潰的根本原因，所有支持或反對這一立論的史實證據就只能是頗有趣味但卻非本質性的。所以下文將主要注意力放在立論的邏輯性上。史實因素將時而涉及，但從不是我關注的重點。

    激發我從事這項研究的主要因素是看到現有崩潰問題的闡釋在邏輯上存在缺陷。本章將詳細探討我對以往研究的看法，指出它們到底失誤在哪里。論述的口吻是批評性的，但值得指出的是，現存文獻的確已對崩潰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只是貢獻程度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目前的愿望。質疑的篇幅之后，本章以某些評論作結。

    資源枯竭

    這個主題下包括崩潰研究的兩種主要觀點：由于人類管理不善使一種資源基礎出現蛻化或枯竭（通常是農業）；由于環境變化或氣候變遷使資源驟然消逝。兩者都認為復雜社會所依賴的資源出現枯竭，因而導致崩潰。

    雖然“經濟衰敗到最后崩潰的因果鏈”是一種近代理論，但二者之間的聯系觸發了我們對經歷過羅馬崩潰的那些人的思索。不過在一些古代論者看來，這個因果鏈與今日理論所說的因果鏈正好相反。比如說，意大利在公元前一世紀出現的農業生產不景氣，被一些人認為是道德淪喪的結果（如馬扎利諾〈Mazzarino〉）。二世紀到三世紀的作家經常被十九、二十世紀的氣候學理論提及，盡管農業和礦業的衰落被羅馬?看做共存的變量，而非政治衰敗的原因。古代觀察者稱，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正在一天天變老并失去活力。基督教作家西普里安（又譯居普良，Cyprian）在《致德米特里厄斯書》（AdDemetrianum，公元三世紀）中斷言：

    ……如今時代已經衰老……世界本身……以各種標志腐朽進程的有形證據證明著自己的衰落。滋潤土壤種子的冬雨、曬熟農田莊稼的夏熱都在一天天減少。春天不再清新，秋日不再多產。山脈遭破壞，大理石產量降低；地礦枯竭，開采殆盡，只存小量的貴重金屬：地脈貧瘠，日見萎縮。田里的農民、海上的船員、兵營的戰士、市場的誠實、法庭的正義、友誼的和諧、技術的精湛、道德的嚴謹……都現出衰減和匱乏。任何事物若臨近終結、瀕臨衰退和沒落，其規模一定會縮小……這是世界得到的判決……這種力量與資源的喪失，最終必然走向滅亡。［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

    這里談到的氣候變化和資源枯竭的聯系以及文明興盛衰亡的原因，大多應歸功于埃爾斯沃思-亨廷頓（EllsworthHuntington）和更近代的溫克利斯（Winkless）、布朗寧（Browning）、J休斯（Hughes）和巴策（Butzer）的理論。亨廷頓根據生物學模式提出的看法幾乎讓所有當今人類學家都無法接受：“人類文化的本質……主要依賴于種族遺傳……”但在生物學之外，亨廷頓提出文明會受到氣候狀況的影響，認為過去許多偉大國家的興衰與氣候條件的有利和無利相關，在“……有利氣候條件下，在埃及和希臘這樣的國家，人們明顯充滿了現在不再具有的那種陽剛活力”。希臘的干旱帶來了經濟低迷、饑荒遍布、無法可依。在亨廷頓看來，高度頻繁的颶風氣候“激勵”人們去創造文明，而當氣候條件不再適合時，人們便無法保持其能量，并維持他所相信的作為文明之必需的“進取狀態”。羅馬滅亡的原因就是公元三世紀初以后開始逆轉的氣候條件。

    溫克利斯和布朗寧提供了?個更新的氣候理論，但卻是亨廷頓某些推理的奇怪的逆轉。在這兩位看來，物質因素的變化（即火山爆發的增加）導致氣候變化，繼而導致食品供應的變化，最后影響人類行為的變化（戰爭、移民、經濟、倫理等等）。凡亨廷頓認為是氣候條件刺激文明繁盛的領域，溫克利斯和布朗寧就說文明是處于良性的氣候狀態，崩潰的狀況則相反。他們說氣象變化出現時，總是首先影響邊緣地區。處在緩沖地帶的城邦開始放棄文明特征，回到以前的游牧和狩獵生活，最終導致虛弱的權力中心徹底傾覆。這些作者進而提出了800年氣候變化周期降臨人世的說法，修正了以往周期較短的循環模式。
另一個資源枯竭理論的貢獻者是埃克霍姆（Ekholm），他將崩潰的原因歸結為貿易網絡、外部資源和進口物品的消逝。當一個經濟體系依賴于無法控制的對外交易時，它就開始變得非常脆弱。文明社會總是依賴國外市場，于是便具有天生的弱點。埃克霍姆將烏爾第三王朝和邁錫尼文明的崩潰，近東和地中海東部（約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2200年）出現的地區危機，以及近期馬達加斯加出現的政局動蕩，都歸結于這一原因。

    同樣，羅伯特-布里福爾特（RobertBriffault）在1938年預測到大英帝國的沒落，理由是它的外貿失利。霍奇斯（Hodges）、懷特豪斯（Whitehouse）在他們批評皮爾尼（Pirenne）的論著時將后卡洛林帝國黑暗年代以及阿巴斯（Abbasid）王朝的經濟崩潰歸結為歐洲和近東的貿易中?。西波拉（Cipolla）爭辯說意大利近幾個世紀的經濟衰落應該歸根于外貿競爭上的失利。

    資源枯竭論是崩潰研究領域多年來的熱門話題，在古中美洲和美國西南地區文明研究中一度占主導地位，而且開始在北美東部、歐洲和近東文明研究中逐漸獲得優勢。當然，資源枯竭的可能性也是當代預言家們關心的主要問題。

    古中美洲

    南方低地的瑪雅文明的崩潰經常使學者們專注于資源枯竭現象。CW庫克（Cooke）在1931年提出瑪雅的崩潰是由于土壤風化、耕地稀少、雜草侵蝕、湖泊淤積（后果是供水系統崩潰）、旱年缺水、蚊蟲滋生和瘧疾的?現和流行。三十年以后，桑德斯（Sanders）就低地生態系統進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幾乎相同。他指出，該地區的刀耕農業使土地養分逐漸枯竭，導致雜草競生和熱帶草原的形成。桑德斯在后來的論著中堅持環境惡化導致文明消逝的觀點，但也略作補充，提到瑪雅各文化中心之間的政治競爭，并承認激烈的資源競爭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哈斯的觀點基本相同，即瑪雅文明的崩潰起源于環境惡化和外來事件導致的物質資源（權力基礎）及貿易商品的匱乏。拉思杰和沙拉爾（Sharer）都注意到瑪雅崩潰中貿易危機的現象。

    這種觀點已被運用到中美洲的其他地區。S庫克（SCook）認為奧爾梅克和高地文明的崩潰是因為土壤資源耗盡。韋弗（Weaver）說土拉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氣候變化——變化導致墨西哥中北部干旱，北方周邊人口南移，最后毀掉了這座城市。桑德斯、赫斯（Hirth）和斯威齊（Swezey）等人提出特奧蒂瓦坎的崩潰是由于人們失去了對重要貿易網的控制。

    秘魯

    莫斯利（Moseley）指出地層上升是公元1000年后奇穆（Chimu）農業崩潰的原因。由于地殼俯沖斷層的作用，大西洋分水嶺傾斜上升，導致河流下瀉，上游的地下水位降低，水溢減少。整個奇穆地區的水文系統開始收縮，直接影?到地表植被。運河水源口被迫改建上移，但功效不大。奇穆的情況是，當地下水位下降時，農戶們便集中到低洼處耕種。但時間一久，低洼地帶和運河水源都隨河流而去，進而流入大海。莫斯利并未將地層運動作為奇穆崩潰的唯一原因，只是說地層變化為反叛、征服、土壤枯竭等提供了背景條件。不過他也的確暗示過地層上升導致其他地區的農業崩潰，如在近東、瑪雅低地和古中美洲山系。

    美國西南部

    氣候變化是解釋美國西南部園林聚落群和社會復雜體崩潰現象的最常見的論述。農耕不當的因素偶爾也會出現在這幅圖景當中。資源枯竭論提得最多?假想因素有干旱、環境侵蝕、雨季變更、低溫寒冷、過度捕殺以及耕地貧瘠或鹽堿地增多。在整個西南高地，土地干裂和河谷干涸一直是人們遺棄該地區的主要原因。
從氣候角度解釋亞利桑那州南部霍霍坎文明的衰落是一種普遍觀點，但這里通常會論及農耕中的人為因素，如進水失控或土壤鹽堿度增加等。D亞當?注意到某些霍霍坎遺址存在養分失調的跡象，并由此聯想到當時的農業生產問題。韋弗沿這一思路作出了最全面的論述。他提出在公元1275年之后，耕地的干旱狀況和鹽堿度不斷蓄積，導致霍霍坎社會、政治和祭祀系統復雜性的衰退，而邊遠地區程度尤甚。后來大約在1325年，該地區一度處于高濕度、多春水階段，不少運河漕口和灌木堰遭受重創或完全被毀。這些進而導致農業減產、人口減少、生活越來越依賴于野外覓食；經濟衰退最終導致社會政治解體。約公元1475年之后，正常的氣候條件已經恢復，但各種因素的作用未能使霍霍坎文明的復雜化狀態重新出現。

    北美洲東部

    過去二十多年間，中西部考古學中的氣候論說法開始廣泛傳播，主要是受到詹姆斯-B格里芬（JamesBGriffin）的影響。格里芬將北部霍普韋爾早期印第安文化的消失歸結于密西西比河谷上游出現過一個階段的微冷氣候。他將密西西比農業的古老鄉村傳統轉化為奧尼安塔（Oneonta）覓食模式的生活（大約出現在公元1200至1400年）也歸結于類似原因。維克里（Vickery）支持這種觀點，巴里斯（Barreis）、布賴森（Bryson）和庫爾茲巴赫（Kurtzbach）也基本贊同。麥爾文-福勒（MelvinFowler）在研究密西西比卡霍基?（Cahokia）中心崩潰現象時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強調地方資源枯竭和敵對政治勢力的增加才是文明崩潰的主要原因。

    埃及

    卡爾-巴策在他的若干論著中指出，埃及古王國的崩潰，連同埃及歷史上其他的政治災難，至少部分程度上應歸咎于尼羅河洪泛水位的巨大變化，其次應歸結于非洲內陸地勢的陡降。尼羅河高洪水位的危害極大，它滋養作物寄生蟲、沖毀堤壩、淹沒溝渠，殃及居民、商店和牲畜，并將收獲季節拖延到旱季。低洪水位的災害同樣造成農業減產。巴策將尼羅河災難作為新王國（公元前1570年至前1070年）滅亡的決定性因素、?王國（公元前2760年至前2225年）解體的可能因素，也作為第二王朝（公元前2970年至前2760年）和中期王國（公元前2035年至前1668年）衰敗的最重要的原因。

    巴策的理論絕不是氣候唯一論。他指出，遠在公元前1668年希克索斯（Hyksos，亦稱“牧人”）王朝入侵之前，大約公元前1720年，埃及曾受到尼羅河三角洲各小型公國的威脅。而就在此前的公元前1840年至公元前1770年的這段時期，尼羅河的洪泛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足以毀壞埃及所有灌溉系統。巴策還提出在古王國崩潰過程中，政治衰落先于任何與尼羅河相關的災難，但自然災害可能反過來觸發了社會動蕩。因此，巴策視尼羅河泛濫為幫兇因素而非根本原因，它只是與政治衰竭、領導不力、高額稅收和頭重腳輕的社會金字塔結構共同導致了社會的多次解體。

    巴策的觀點得到奧康納（O’Connor）的支持。奧康納堅信古王國的崩潰起源于尼羅河下游多年的土地貧瘠和由此而來的民眾饑荒。巴巴拉-貝爾（BarbaraBell）1971年發表的論文則更為全面。她認為，約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和公元前1200年～前900年在地中海東部和近東地區出現的黑暗世紀都與該地區廣泛蔓延、每次長達數十年的旱災有關。就古王國的情況來說，貝爾強調，埃及國王?有照慣例有效地控制洪泛水位，導致王權在地方貴族勢力逐漸強大的情況下不斷失去合法性和可信性。
印度河文明

    在印度河（或哈拉巴）文明終結問題上出現過各種不同的資源枯竭理論。撒帕爾（Tharpar）和沙拉爾都曾指出該文明崩潰過程中貿衰落的情況。戴爾斯（Dales）提出“……大量泥沙的沖積以及蓄積的廢氣”引起印度河從摩亨約-達羅開始到下游約90英里的河道堵塞，并導致中段大湖的形成。雷克斯（Raikes）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但認為洪水是源于海岸的地層上升。無論是哪種地質變化（也許還連同地震），都導致商業、農業和通訊活動的中斷受阻。莫蒂默-惠勒（MortimerWheeler）和戴爾斯更喜歡一種帶有神秘色彩的解釋：人們在多年與泥沙斗爭的過程中意志消磨殆盡，“哈拉巴精神最終沉溺于冷酷無情的洪水和吞噬一切的淤泥當中”。

    美索不達米亞

    崩潰現象的最佳闡釋之一出自雅各布森（Jacobson）和亞當斯對美索不達米亞河床地區階段性政治災難的論述。同巴策一樣，他們意識到資源枯竭只能是導致崩潰的部分原因，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通常對生產系統造成影響，并產生積極或消極作用。

    在河床地區，伴隨著社會繁榮和秩序穩定，農業強化生產和過度灌溉帶來了短時期內的超常豐收。但僅幾年的時間，地下鹽堿水位上升，侵蝕或破壞了農田產量，同樣也破壞了社會穩定。當強權國家（如烏爾第三王朝、薩珊帝國、早期伊斯蘭帝國）提出擴大資源出產政策時，許多復雜的水利灌溉系統也就發展了起來，并超越了地方政權管理和維護的范圍。這時就需要國家控制。而在政局不穩的情況下，鹽堿化的威脅就會越來越大，災難突然降臨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在薩珊帝國和伊斯蘭帝國時期，國家的人口和財政需求都在增加，人們無視回報率的下滑而在更多的邊緣地區種上了農作物，很多人的生活水準也在急劇下降。在并不穩定的政治基礎上實現了眾多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代價卻是生態環境的日趨脆弱。衰落似乎無法避免，而且逐漸沉積至公元九世紀。此時的國家收入在減少，但農業經營的成本卻保持不變或有所增加。國家的重稅毀掉了民意，民眾暴亂和破壞水利設施的事件時有發生。隨著政府權勢削弱，收拾殘局已經不太可能。政府的法律管轄范圍不斷縮小，僅控制著巴格達及周邊地區，任何解決國家農業問題的機會已經完全喪失。結果便是大部分地區慘遭破壞和遺棄，如本書開篇引文中亞當斯所描述的那樣。

    邁錫尼文明

    1966年里斯-卡彭特（RhysCarpenter）發表了一篇探討邁錫尼文明崩潰的精彩論述：認為邁錫尼文明連同13世紀地中海地區的其他動蕩，都出自氣候變化導致的大面積饑荒、人口滅絕和人口遷移。伯羅奔尼撒半島上邁錫尼文明崩潰的原因事實上是旱災導致人口向其他地區，包括古希臘中東部?阿提卡（Attica）地區遷移的結果。氣象學家里德-布賴森和他的同事都同意卡彭特關于氣象變遷導致崩潰的闡釋。

    羅馬帝國

    亨廷頓、溫克利斯和布朗寧都爭辯說，氣候變化導致資源不足，刺激了蠻族移民的出現，并嚴重影響到羅馬帝國的安危。但他們在氣候變化的起因上意見不同。亨廷頓將起因歸結為亞洲干旱的影響；溫克利斯和布朗寧則將起因歸結為當地寒冷氣候的結束。

    在一項有關北歐地區花粉圖式的研究中，沃特林奇（Waateringe）注意到某種災難性的生態變化與帝國的崩潰相關。當時谷物、植物和草原野草的花粉嚴重減少，樹木的花粉卻不斷增多。很明顯，這是林地在越來越多地侵蝕耕地。沃特林奇相信這是由于市場需求引發的土地透支。大型市場、公路網絡和中央集權足以使羅馬帝國初期的地方糧食緊缺狀況得到緩解，甚至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獲取利潤的唯一機遇就是進行強化生產并實現出產過剩。于是人口開始壯大，導致更大的食品需求，然后就是農業資源枯竭。農業崩潰繼而從內部和邊緣沖擊帝國。

    休斯將羅馬的沒落歸咎于社會和經濟因素不能和諧地適應自然變化，認為這才是崩潰的主要原因。森林采伐導致沙土侵蝕，最可取的礦物都深藏地下，土地透耕、透牧，農業隨即下滑。食物緊缺和人口縮減最終耗盡了帝國的實力。在強調農業衰退方面，休斯的觀點和古今作者（如斯姆柯維奇〈Smikhovitch〉和芬利〈Finley〉）的看法都遙相呼應。

    另一種關于羅馬崩潰的解釋集中于人力資源的匱乏。吉爾菲蘭（Gilfallen）在其1970年的著名論述中指責是鉛中毒導致人口縮減，破壞了羅馬的實力基礎。
簡評

    資源枯竭的觀點，從上述列舉的數量上看，一直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論題。這種觀點有它的道理，因為如果資源枯竭嚴重到一定程度，任何社會都無法維持其復雜性。但遠在資源枯竭達到其拐點之前，人類社會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應對措施。這是我們給資源枯竭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它會使人們對資源枯竭的理論產生一定的懷疑。

    從根本上講，資源枯竭論將崩潰歸結為突然出現的經濟衰退。大多數觀察和分析起初都這樣假設，即假設經濟衰退的社會一定易于崩潰，于是該假設成為一個確定的前提。這種觀點的一種假設肯定是說，那些面臨危機的社會是在坐視事態發展而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這里就存在一個重要誤區。復雜社會的特點是中央集中決策、信息高度流通、各部門緊密協調、正規的指揮渠道和可隨時調用各種資源。這樣的社會組織結構應該有能力（盡管不是原初設計的目的）應對各種變故并糾正生產效率上出現的任何偏差。就政權結構和調配人力物力資源的能力來講，應對環境變化帶來的危機應該是復雜社會的最大優勢（如伊斯貝爾所論）。這些社會面臨其有能力避免的危機卻仍然因此而崩潰，實在是讓人覺得有些奇怪。

    當然，完全可能有這種情況，即現存生產體系和社會機制根本無法克服眼前出現的環境變化或生產危機。其實資源枯竭論只需作出上述說明就會比較完整。不過要真正證明自然環境的確能導致社會崩潰，還需要其他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應該包括氣候指標、人口數量、農作物產量和其他資源產量、人口和社會政體年需求量以及社會的應變能力等具體數據。在崩潰研究中，人們還沒有對這類數據進行過系統探索。

    我們完全有理由設想，當復雜社會的成員或統治者明顯意識到資源基礎開始動搖的時候，他們一定采取過合理有效的解決措施。另一種假設——即坐視災難降臨——屬于沒有根據的臆斷，連我們自己都表示懷疑。如果第一種假設可以令人接受，問題的分析就必然要加入新的變量，而變量存在的本身就說明資源枯竭論存在不足。

    如果社會不能解決資源枯竭問題（所有社會在設計之初都想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有趣的問題將圍繞社會而不是資源而產生。究竟是社會組織結構、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或經濟基礎的哪方面因素使其無法面對危機作出恰當反應？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絕非虛無，因為現存資源枯竭論中有許多令人擔憂的模糊成分。比如研究美國西南部霍霍坎文明的一篇論文曾指出，環境蛻化在一種情況下導致崩潰（薩卡頓〈Sacaton〉至蘇霍〈Soho〉階段），在另一種情況下卻導致復雜化增強（蘇霍至西瓦諾〈Civano〉階段）。休斯還曾將森林采伐作為羅馬崩潰的原因。而威爾金森（Wilkinson）曾證明英格蘭中世紀晚期和后期的森林采伐刺激了經濟發展，因此不僅沒有導致崩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工業革命。很明顯，上述各類闡釋中資源枯竭不是主要因素，而是不同社會針對資源危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為什么資源危機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崩潰，在其他情況下卻導致復雜性的增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將資源枯竭運用于龐大而復雜的社會實體，其功效無異于隔靴搔癢。

    巴策和亞當斯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于是在他們的研究中展示出環境、社會、政治因素相互交織的情形。二者都在其特定領域的崩潰研究中作出了精彩的論述。巴策和亞當斯在研究中融入政治因素，這是他們的優勢，但又暴露出他們在更寬泛領域中的弱點。就上層管理失職或計算錯誤（比如說美索不達米亞的情況）來說，他們的理論仍存在較大的論述lacuna（空缺）。僅僅說上層管理者不夠明智會導致崩潰沒有任何用處。統治者到底在什么情況下行為明智或不夠明智？或者這就是一個隨機變量？其中是否存在一個可定義、可量化的因素？我們期待后面的章節能對這些問題作出恰當的分析。
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人們可以從經驗主義的角度對某一特定的資源枯竭理論提出質疑。在霍霍坎案例上，豪里（Haury）指出水澇和鹽堿災害的論述在著模糊領域：即如何解釋并不依賴運河灌溉的聚落群一樣出現同時撂荒的現象？查德威克（Chadwick）在批評卡彭特有關邁錫尼崩潰的干旱理論時指出，作為邁錫尼逃離干旱避難所的阿提卡其實只有邁錫尼將近一半的降雨量。這些都是資源枯竭論未能解決的理論問題。

    新資源

    這一闡釋主題絕對屬少數觀點，但它提出了與資源枯竭論相反的看法，說的是充足的新資源反而導致社會崩潰。這一觀點直接來源于整合論，即認為社會復雜性是環境壓力包括資源分配不平等的自然結局。當資源分配不平等現象減輕時，社會便會衰退到復雜化的較低層次（哈?〈Harner〉）。馬丁（Martin）提出的看法是這一觀點的變體，認為以劫掠為主的南美社會復雜化層次的降低是因為歐洲人的到來和由此導致的人口縮減。盡管馬丁在原因機制上論述不多，但有一個思路是說因資源壓力減小，因而出現哈納預測的類似結局。

    杰利內克（Jelinek）的觀點基本類似，說新墨西哥州沿佩科斯河（PecosRiver）建立的園藝村落因公元1250年至1350年間氣候變得濕潤而放棄定居生活，開始游牧生涯并獵取野牛。他們的活動反而導致草原擴展，地區野牛數量增多。

    蔡爾德和尼達姆（Needham，即李約瑟）的論述也不離其宗。蔡爾德提出，隨著鐵器的出現（比銅多，便宜），農耕者和野蠻人可以擁有武器，可以挑戰文明國家的軍隊，隨后便是邁錫尼和赫梯的崩潰。尼達姆指出，中國周朝中期鐵器的普及最后導致周朝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諸侯國的出現（盡管他在具體原因的解釋上不如蔡爾德表述得清晰）。

    簡評

    對整合論者來說，哈納的“減壓”（stressalleviation）理論有一定意義，但對沖突論者來說意義不大。無論如何，他的理論主要適用于簡單社會，根本無法解釋羅馬的沒落，更不用說運用到其他更多案例。

    自然災害

    單一性災難，如颶風、火山爆發?地震、流行病，是人們闡釋崩潰時經久不衰的一個熱門話題。用簡單方法和單一原因解釋復雜問題一定具有某種魅力，因此這種做法可能永遠不會過時。（有趣的是，古生物學的學生熱衷于用單一災難理論解釋恐龍或其他生命形態的消失；而社會學家則用同一種理論來解釋社會崩潰現象。）在災難降臨和資源枯竭的兩種爭論間并沒有清晰的界限，而只有側重程度上的細微差別。

    災難作為崩潰原因的假想非常古老。柏拉圖的《柯里西亞斯》（Critias）和《蒂邁歐篇》（Timaeus）在提到神話中的雅典滅亡時用的就是這些概念，《圣經》的洪水傳說和其他故事?樣落入這一主題。

    古中美洲

    地震、颶風和流行病等因素偶爾會出現在瑪雅文明崩潰研究當中。如斯平登（Spinden）曾懷疑瑪雅滅亡與黃熱病的突然流行有關。麥凱（Mackie）也曾經指出，本克維霍（BenqueViejo）社會結構崩潰的跡象表明，當時曾發生過一次地震，隨后便是社會動蕩。最近以來，布魯貝克（Brewbaker）將瑪雅的滅亡歸咎于玉米矮花葉病毒。這種病毒隨加勒比海颶風被帶到瑪雅低地，導致作物災害反復出現。他將此與1845年愛爾蘭出現的土豆枯萎病作比較——那場災害曾使島上40萬居民中一半人死亡或遷徙。

    彌諾斯文明

    彌諾斯文明崩潰的最著名的闡釋出自馬里那托斯（Marinatos）：原因是附近錫拉（Thera）島上規模巨大的火山噴發。克里特遭遇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包括山灰、泥石和海嘯，而火山噴發前后的多次地震摧毀了島上的宮殿與其他建筑。克里特接受了一場“無可挽回的重創，從此逐漸衰落、陷入頹廢，失去了繁榮和威力”。

    其他人的論述基本追隨這種觀點。卡彭特認為火山噴發摧毀了克里特，好戰的希臘人乘機入侵并占領了克諾索斯，克里特已沒有復蘇的可能。查德威克沒有提到入侵者，但他說是火山爆發后出現的海嘯襲擊克里特，摧毀了彌諾斯艦隊?而火山灰將克里特東部變成了不毛之地。波默林（Pomerance）進一步將災難的范圍擴展到整個地中海東部。
羅馬帝國

    人們一直暗示瘧疾因素在羅馬衰亡中的作用。W瓊斯（Jones）指出，漢尼拔（Hannibal）對意大利的入侵（公元前218年至公元?204年）是災難性的，隨后出現大面積的農田撂荒，然后導致瘧疾滋生蔓延。意大利人（包括在意大利定居的人）都受到感染，由此帶來帝國的傾覆。公元后第一個世紀羅馬性格中的奢侈、殘忍和缺乏自制（照這種解釋）都是由于瘧疾的作用。麥克尼爾（McNeil）的近期研究還提出瘟疫蔓延在羅馬崩潰進程中發揮的社會弱化作用。

    簡評

    盡管災難說所舉案例非常清楚，觀點也頗受贊同，但它是崩潰理論中最沒有說服力的一種。這里的根本問題是為什么眾多復雜社會頻頻遭受自然災害而沒有走向崩潰。所以，災難說提供的是一條并不完整的因果鏈：其基本假設（很少明說）是災難的嚴重程度超越了社會能夠承受并從中復蘇的能力。在這方面，人們對資源枯竭說提出的批評開始變得更加適用：如果這一假設是正確的，那么值得關注的領域便不再是災難，而是社會本身。

    從實用的角度講，災難說過于簡單，不能用于解釋復雜的人類社會和整個崩潰進程。人類社會從未停止過災難經歷。災難是人類生活預料之中的事情，常常通過社會、行政和經濟結構規律性地展現出來。我們很難看到哪個大型社會曾屈服于單一性災難事件。意外事故導致崩潰的說法同樣無助于問題的理解。RM亞當斯指出，“意外事故在所?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都會發生……”社會遭遇意外事故而沒有出現崩潰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災難論者使用的類比推理事實上削弱了他們想要強調的觀點。比如說，錫拉島的火山噴發通常被用來與19世紀末南非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爆發進行對比。但據我所知，喀拉喀托火山的噴發沒有使一個復雜社會走向崩潰。同樣，布魯貝克為強調自己的觀點引用了愛爾蘭土豆枯萎病的例子，試圖說明瑪雅的崩潰可能是由于玉米矮花葉病毒。但他沒有向讀者指出，愛爾蘭出現的災難并沒有影響到社會政治復雜化的發展。

    從經驗主義角度講，錫拉火山爆發毀?克爾特的觀點在時間問題上有點站不住腳。目前記載的火山爆發時間是在彌諾斯晚期IA階段結束時（約公元前1500年），而克里特大規模解體卻是在彌諾斯晚期IB階段結束時（約公元前1450年）。約公元前1500年的克里特人很可能停止了一切活動去注視錫拉的火山爆發，而且做了所有的準備，而當災難過后，一切又恢復正常。我不是地形學家，但還是覺得火山灰使克里特東部成為不毛之地的說法有點古怪。美國的森塞特火山（SunsetCrater）也曾在史前爆發，但它給亞利桑那東北部帶來的效應是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發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里討論的災難說（catastropheexplanations）與倫弗魯用于模擬崩潰進程的“突變理論”（CatastropheTheory）是兩回事。后者是一種不涉及任何偶然機制的抽象數學理論。

    面臨環境變化的對策不足

    將該主題下不同觀點聯系在一起的根本要素是這樣一種觀念：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基本局限使人們無法對環境變化作出恰當的反應，因此崩潰不可避免。這里列出人類學研究史上比較著名的兩種觀點，一是貝蒂-梅格斯（BettyMeggers）的文明環境局限說，另一個是埃爾曼-瑟維斯的“進化潛力法則”。湯因比的“挑戰和反應”理論尚未包括?來。

    梅格斯的論點很簡單：更高產的環境產生更復雜的社會。具體地說，“……一種文化所能達到的發展層次取決于其占地范圍的農業生產潛力”，因為潛力的增大將促進“……文化的發展”。如果是這樣的話，單純區分熱帶雨林環境還不夠，所以梅格斯在解釋瑪雅社會時遇到了困難。她的解答是：瑪雅文明一定是從其他地方引進的，瑪雅占領當地的歷史只能代表著衰落和解體。將一種文明引入對其并不適當的環境當中，最終必定是環境取勝。瑪雅社會無法對其環境作出恰當反應。
盡管這種觀點遭到嚴厲批評，但仍能不斷找到其表達途徑（偶然情況下，一些著作者甚至并未意識到自己借用了梅格斯的理論）。薩布洛夫（Sabloff）和韋布提供了目前為止最新的理論發展，即將瑪雅環境和中美洲其他地區發生的事件連成一體，以此作為瑪雅文明崩潰的根源（兩位瑪雅學者當然知道梅格斯的理論及其最新的演化）。斯圖亞特（Stuart）和高西爾（Gauthier）同樣就查科文明的崩潰發表了看法，認為查科文明的復雜化程度不可能在干旱缺雨的環境中生存。

    一種類似的觀點（時而含蓄地）指出，復雜社會之所以不穩定，不僅是因為它處在某種環境之中，而且是由于復雜社會的天性使然。肯特-弗蘭納里和羅依-拉帕波特（RoyRappaport）是這種觀點的著名支持者。這些作者宣稱，社會的復雜性越強，其內部聯系就越緊密，各部門之間的相互影響就越大。社會的專門化程度增強，地方體制的自足性和自治性就會降低。社會子系統的目標比較具體，其子系統內部的差異化增強，其穩定性就會降低。在這樣的社會，任何區域性動蕩都將波及整個地區，而在復雜化程度較低的社會將存在一種緩沖，因為專門化程度低、部門間相互關聯少，初級原因和終極結果之間的時間延續就更長。在拉帕波特來看，文明本身（即高度復雜化）的適應性很弱：“文明只是近期——即過去六千年左右時間——才出現，文明的出現可能被證明是一項不成功的實驗。”

    這個主題之下有一個頗具興味的變體，這一變體來自菲利普斯（Phillips）的論述。菲利普斯在回憶吉本有關羅馬帝國的觀點時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問題并不在于國家為什么會崩潰（崩潰時有發生），而在于有些國家的壽命為什么如此長久……”菲利普斯的理論是，一個新興國家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學會高效利用其全部資源，他稱之為“單位投資的高出產或高回報”。不過效率（按他的定義）會妨礙資源分配的靈活性，原理是這樣的：新興國家控制著大片疆土，但還沒有建立（或可以依賴）能夠帶來較高收益的資源基礎。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新資源將處在非關鍵或低回報利用狀態（如紀念性建筑）。這樣做的結果便制造出一種隱形的資源儲備，可供應急之需，因為在危機出現的時刻，所有非關鍵活動都可以暫緩進行。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社會政治體制開始全面（菲利普斯稱作“效率”）利用這些資源。久而久之，大多數資源都用于支持“效率”機構（如政府辦公室等），再沒有任何資源儲備或資源分配的靈活性存在。于是政權統治中心成為最容易遭受沖擊的地方，以至于“……歷史性突發事件本身就足以觸發嚴重危機”。一場民眾暴亂（新興強權國家本來很容易控制）在缺乏資源儲備的“效率”型社會可能會成為一種不可逾越的障礙。這種理論形成于對古中美洲的個案分析，但可以應用于其他社會。例如，羅馬帝國后期無法應對的災難在早期共和制時期就曾得到克服。

    這種觀點完全是謝潑德-克拉夫理論的重演（后者認為，將有限的資源從資產投資轉向文化藝術支出，也可以引起社會的衰落和崩潰）。當資源更多地用于藝術創造時，那么為謀取經濟福利以及為增強社會實力而投入的資源份額就會相應減少。如此，所謂“文明”的確定性因素將面臨終結。第一中間時期埃及的崩潰，還有羅馬的崩潰，都可以按這一道理來解釋。因此，按克拉夫和菲?普斯的觀點，復雜社會并非一開始就基礎不穩，而是漸進發展使然。

    埃爾曼-瑟維斯的“進化潛力法則”和梅格斯的論點在知識界的命運大致相同——起初不被人接受，后來偶爾有人引用，而且有時引用者在論述中或不承認或從不標注前輩觀點的出處。瑟維斯的法則是說，“在特定進化階段，一種社會形式的特殊性和適應性越強，其跨越下一階段的潛力就越小”，特定的進化“過程”與整體進化“潛力”呈反比關系。就這種觀點看來，良好的適應性將滋生保守主義，執政組織適應未來變化的能力會因此減弱。成功的復雜社會會逐漸固守其適應性，因而很容易被專門化程度較低的社會形式所超越。所以復雜化程度較低的邊緣國家靈活性較大，競爭優勢更強，終將超越年代古老、基業穩固的中心國家。瑟維斯將這一原理運用到中國北部邊陲、美索不達米亞和古中美洲外來勢力的逐漸得勢，并用于解釋秘魯政治發展的中斷現象。他指出，在上述每種情形中，邊緣地區的新生文明群體都獲得了某種競爭優勢（組織結構、武器、策略、等），使過于保守的中心國家無法應對，因而崛起并占據統治地位。RN亞當斯遵循同一思路，堅信古老社會的僵化和保守來自試圖控制基礎能源的重大投資。
許多研究者將復雜化層次較低的鄰國的競爭作為中心國崩潰的若干因素之一。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將瑟維斯的法則擴展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適應失敗”理論。不少研究者都得出這樣的論斷：復雜社會消失是由于它們無法面對環境變化采取某種相應對策。梅爾科就認為（與瑟維斯一樣），文明社會一旦建立，其應對變化的能力就非常有限。崩潰起源于政治僵化、官僚低效或無力處理內外危機。何炳棣（Ho,PingTi）就將中國明朝的沒落歸結于此類原因。

    社會學家巴克利（Buckley）認為，任何社會機制中的思想僵化都必然導致內部動亂或無力抵御外來挑戰。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Bateson）提出，失去靈活性則文明將會消亡；若靈活性不被施用則體制的靈活性也會自動消失。

    諾?-約菲（NormanYoffee）曾認為，古巴比倫時期隨著各省區的失陷，用于公共設施、水利工程和軍備建設的國家收入開始降低，但政權極力維持現狀的努力卻并未縮減。為了減少開支，王權推行強制政策，以至于帝國迅速分解為原初的各組成部分。“政府若不以王權的名義采取重大改革”，約菲寫道，“巴比倫國的勢力在負面因素作用下就只能是日趨衰弱”。簡言之，巴比倫因面臨變化而沒有正確對策而導致崩潰。

    格雷戈里-約翰遜也指出，烏魯克（Uruk）時代中期蘇西亞那（Susiana，又譯蘇薩）政權的行政需求超出了國家能力，于是出現了?權解體、國家分裂的局面。這里的基本觀點還是說對策不足——具體到這一案例就是政府應該增強行政實力。

    倫德爾-麥圭爾（RandallMcGuire）提出了一個尋找崩潰根源的結構模式。他追隨布勞（Blau）的理論，通過同中心社會與各獨立因素交叉的社會的比較，指出“同中心”社會一般禁止結構改革。同中心（Concentric）社會是從個體向廣闊的社會外圍（家庭、親屬、村莊、部落等）擴展；交叉（Intersection）是指社會的橫向聯系跨越各“同中心”類別（如聯誼會或職業協會）。同中心組織一般用來概括簡單社會，交叉型組織主要指復雜社會?在同中心社會，權力上層確定各相關團體之間的關系，結果是各團體間相互爭斗，而非聯合成一個有機整體。由于社會變革很少符合統治階層的最佳利益，也很難符合各團體的共同利益，因此社會本身不具備應對環境變化的漸進調整機制。所以危機只能帶來崩潰，而不是機構改革。

    在瑪雅文明研究中，“適應失敗”論的代表人物是威利（Willey）和希姆金（Shimkin）。他們提出，盡管瑪雅社會承受著內在危機和外在壓力，它仍應在組織上和技術上拿出相應的對策。官僚上層根本無力應付日漸復雜和動蕩的社會局勢，所以才會有社會崩潰。威利還在另一本書（1978年）中指出，瑪雅的崩潰是因為它不能“……在儀式中心到城邦政體演進過程中更有力地推動社會發展”。

    在討論特奧蒂瓦坎崩潰案例時，法伊弗（Pfeiffer）辯稱該政體在缺乏動物馱運和輪載工具的情況下已經窮盡其整體社會能力。迪爾（Diehl）的觀點基本類似，認為土拉的滅亡是出于同樣的原因。至于卡霍基亞的衰落，法伊弗認為是人口的壓力使當時的技術既無法滿足百姓溫飽，也無法滿足官方需求。

    達瓦里卡爾（Dhavalikar）提出印度銅石并用時代（Chalcolithic）文化的“死亡”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有效耕耘棉田黑土的技術。明尼?（Minnis）說美國西南地區明布勒斯的文化崩潰是由于強化經濟發展的企圖遭遇失敗。

    從經濟學角度闡釋羅馬帝國崩潰的多種論述都與“適應失敗”論相關。這些研究指出了羅馬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不足，如1）經濟發展停滯，缺乏對低層或中產階層的刺激；2）奴隸制或農奴制下大型資產的形成；3）缺乏地方經濟整合；4）高額稅收和政府開支；5）最低信貸機制和貴重金屬供應限制下的薄弱金融體制；以及6）地域擴張的終止。簡言之，帝國無力就其持續生存采取必要的變革。
  在談到當代國家時多伊奇（Deustch）指出，當政府無法滿足民眾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需求時，崩潰就會出現。約自1890年起，公共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遠遠快于政府的收入或應變能力的增長，導致越來越多的民眾不滿、政治破產和革命行動。

    其他學者還指出崩潰過程中存在的正反饋循環（positivebeedbakloop）現象，暗示逃避循環是不可能的。科林-倫弗魯指出，復雜社會在危機條件下缺乏分散化解的選擇和降低社會專門化程度的選擇。專門化程度本來就是問題的根源，現在則無法降低專門化程度，系統的解體就不可避免。

    古格里爾莫-費雷羅（GuglielmoFerreo）在對羅馬和美國進行的比較中指出，過分的都市化是羅馬崩潰的原因。伴隨羅馬擴張而出現的財富和商業的迅速增長，帶來了富裕中產階級家庭的發展。他們從郊區移居城市，而一到城市便開始拼命地消費。為維持都市生活，農村被進一步課稅搜刮；而當政府在許多市中心搭設貧民救濟點時，城市已吸引了自身生存所依賴的那部分本該留在鄉間的農村勞力。公元后第二和第三世紀，城市的消費已遠遠超出農村的供應能力（農村人口越來越少）。農村人口越少，尋找農業勞力和部隊兵源就越困難，于是這些職業最終成為家族承傳。這就形成了一種局面，即解決城市問題時使用的是一劑注定惡化病情的藥方：更多的城市消費和更重的農業稅收。最后，社會系統超越了其自身承受能力，因而出現崩潰。所有這一切都受到相互競爭的刺激——城邦、省區、地區、宗派、職業、階層、家庭與個體之間的競爭。

    羅伯特-沙拉爾指出，瑪雅后古典時期不僅在人口數量，而且在社會政治復雜性方面都形成了一個相互交織的上升式螺旋。國家的經濟控制使食品生產和食品分配收益甚高，繼而導致人口的壯大；而人口壯大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政府管理。人口壯大需要增加食品產量，增產的各種措施又將會使環境資源接近其崩潰點。另外，新興生產體系更無力抵御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病蟲害和土壤透耕。此時，上層增加紀念性建筑投資更加劇了?有危機（分散食品生產的勞力和時間）。農作物因病蟲害、土壤枯竭、氣候或某種自然災害的影響而出現嚴重減產，再加上非瑪雅族鄰國多方進犯，瑪雅終于崩潰。

    康拉德（Conrad）和德馬雷斯特（Demarest）在1984年探討阿茲特克（Aztec）和印加（Inca）帝國政治經濟衰落時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他們認為，這兩個帝國早期歷史階段的意識形態有益于社會發展，但后期變得不合時宜。在阿茲特克人那里，信奉戰爭和太陽神惠齊洛波契特利（Huitzilopochtli）的異教徒要以敬獻活人祭品的方式來維持世界安寧，這種意識刺激了軍國主義擴張，以便四處搜尋合適的人類犧牲品。在印加帝國，新國王不能繼承前任國王的財產。每一位統治者一直受宮廷和臣仆伺奉，甚至到死后仍擁有他在世之時的土地和資源。新登基的統治者沒有任何基金和資產，繼續侵占他國成為解決王室貧困的必要途徑。兩種意識形態的結果都是擴張，但當獲利性征服的數目日趨減少時，征服便失去了實際意義。在難以改變意識形態系統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內部沖突隨之而來。

    弗里德曼和羅蘭茲（Rawlands）提出了一種模式，即部落社會爭相舉辦的慶功宴是為了刺激過剩生產。一個地位顯赫的群體可以通過抓獲外國俘虜和本國債奴建立一個氏族社會，將自己提升為酋長階層。擴張的酋長社會（可能會臨時從事農耕）在不斷加速過剩生產，但產量卻逐年下降的經濟框架中，也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

    簡評

    大體上說，在我們討論過的各種觀點中，“適應失敗”論有一個方面超越其他觀點。學者們意識到理解崩潰通常要看重社會特性而非外在社會壓力，所以紛紛從原因機制——如“環境局限說”和“進化潛力法則”——探尋社會為什么不能拿出相應對策。這一步跨越意義重大。這些觀點別具魅力，但似乎更多建立在對復雜社會本質的假想基礎之上，而作者們又對其假想含糊其辭。如果他們作出明確的表述，我們就會知道他們猶豫不決的原因。這些假想似乎圍繞著三種模式的復雜社會而展開。由于找不到更加文雅的術語，我將這三種模式稱為“恐龍型”、“逃亡列車型”和“空中樓閣型”。
在“恐龍型”中，一個復雜社會猶如一個笨拙的巨人，其形態固定，無法快速應變。它被鎖定在一個進化的死胡同里，代表著它在社會結構、規模和復雜化方面所作的投資，雖氣勢軒昂、令人景仰，但卻不能適應任何變化。危機出現之時，社會無法應對，因此必然過時。這樣的復雜社會代表著一種權威的盛景，既神奇又可憐。用通俗的口語說，這是些可憐無用的巨人，必然被更新穎、更矯健、更有進取精神的社會所取代。

    “恐龍型”和“進化潛力法則”及其他相關論述所涉及的社會類型基本一致。這里的所謂“法則”是指所有社會，無論復雜與否，都存在過度安于現狀而無法實施變革的類似危機。復雜社會的這種傾向，在其他新社會逐漸獲得實力，而笨拙巨人又無法適應時，便成為一種致命因素。

    “逃亡列車型”可以是“恐龍型”的一個變種，但仍有其自己的特性。在這里，復雜社會被迫沿著復雜化程度漸強的軌道前行，不能變向，不能回頭，不能停止。前方出現障礙物時它也只能按既定方向繼續行駛，因此最終將是一個災難性結局。

    各類援引“正向反饋機制”的研究的確都對復雜社會作出這種假設。費雷羅關于羅馬帝國都市化的論述，沙拉爾關于瑪雅帝國社會經濟強化發展的觀點，康拉德和德馬雷斯特對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衰落的闡釋，無一不是假設社會的某種因素使其不可能脫離災難性的軌道。

    “空中樓閣型”與其他兩種模式均有不同。它認為復雜社會（無論作為一條規則還是處在某種環境下）均天生脆弱，它們在低儲蓄的邊緣運作，所以崩潰不可避免。貝蒂-梅格斯的環境局限論，弗蘭納里和拉帕波特的適應失敗說，都屬于這一模式。

    這里的模式探討有必要先告一段落。我們關于復雜社會的現有知識不允許我們提出假設或得出結論，說復雜社會天生脆弱，或停滯不前，或無力改變方向，或無法應對產量波動、自然災害及其他病蟲害。指出某些國家曾就如上部分因素或所有因素采取措施不是件難事（如羅馬在公元三世紀危機過后的復蘇和重組，美國西南史前時期各階段的人?遷移和社會整編，瑪雅后古典時期繼中斷期（Hiatus）之后的文明復興［均在第五章論述］，中國古代的各類政治循環）。換言之，我們有關復雜社會的知識并不能支持目前研究提出的假設。復雜社會并不是難以琢磨的化石。只要有應變問題出現，就一定有原因需要解釋。現象本身什么也解釋不了。

    “逃亡列車”模式，如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構成的模式，可能受現有數據影響而被誤解。在這兩種文明中，統治者明顯意識到繼續擴張已無利可圖，并采取步驟改變擴張性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康拉德和德馬雷斯特說阿茲特克和印加拒絕改變策略，致使嘗試失敗?但事實并非確切可知。西班牙的征服行動永久改變了兩個帝國的變革進程。（瑪雅的）蒙特蘇馬二世（MoctezumaII）和（印加的）瓦斯卡（Huascar）進行的改革顯然是針對擴張體制最初采取的恰當步驟。韋布對卡米哈米哈二世（KamehamehaII）推翻夏威夷卡普（capu）制度的論述表明，意識形態（即便是根深蒂固）完全可以在必要時進行改變。

    這里還有其他一些評價。當威利提出瑪雅崩潰是因為它不能“……在儀式中心到城邦政體演進過程中更有力地推動社會發展”時，其中留下了許多謎團。其他學者（如梅格斯等）爭論說瑪雅也許是在上述進程中走?過遠，或至少在其具體環境條件下走得過遠。瑪雅研究者不可能比其他考古學家在所有觀點上更趨于統一，但清晰地闡述其論點將會大有益處。瑪雅到底是過于復雜還是不夠復雜？兩種情況如何分別導致了崩潰？

    菲利普斯對“效率”這一術語的使用制造出一系列含糊觀念。他提出效率化（即充分）利用資源的社會在資源分配上會出現僵化，因為利益越大，放棄某特定行為的難度就越大。他這里的假設是復雜社會效率化實施的一切活動都一定是造福全民的。沖突論者不會同意這種說法——而我們可能都會對此感到驚訝。事實上，復雜化社會必須有效利用各種?源這個論點本身就值得爭論。戴維-斯圖亞特就提出相反看法：復雜社會不能有效地利用各類資源，這正是復雜社會的弱點之一。菲利普斯最后假設，社會的復雜性越強，可分配的資源就越少；復雜社會不存在任何靈活性，其統治者也沒有任何能力采取理智行動。菲利普斯在這里的假設是，國家征用各種資源1）一直維持在不變的層次，2）并非適應于社會需求。增加資源流量——提高稅收和/或強化生產——的可能性在此被完全忽略。
  其他復雜社會

    在某些情況下，其他復雜社會的競爭（通過各種原因機制）也是崩潰原因之一。如蘭寧（Lanning）指出的，帝國間的競爭可?導致了瓦里帝國和蒂亞瓦納科帝國的崩潰。亞當斯在論述蒂亞瓦納科帝國時也持類似觀點。布蘭頓（Blanton）采取的是另外一條途徑，認為政治集權是瓦哈卡谷阿爾班山文明對付蒂亞瓦納科帝國威脅的有效競爭措施。蒂亞瓦納科帝國崩潰后，政治集權的需求自然消失。同時，人口增長可能使農田人滿為患，資源爭奪日趨嚴重，致使執法機構，包括阿爾班山政權面臨的壓力不斷加重。隨著過剩生產（用于供奉政府）的衰落，再加上政權的效率不斷降低，民眾越來越不愿意支持一個已經失去軍事實力的統治政體。

    簡評

    盡管布蘭頓論述中不可求證的因素過多（如土地爭端、民眾支持政權的情愿程度），它對整合派理論仍具有某種價值（對沖突派理論價值很小或全無）。蘭寧有關帝國間相互競爭的觀點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將在結束章節予以論述。此時我只能說帝國之間的沖突在更多情況下是導致勝者繼續擴張，而非競爭雙方走向崩潰。這種原理無法解釋（如羅馬等帝國的）重大崩潰現象。

    外來入侵

    對社會崩潰最常見的解釋之一是外來入侵，而且通常是入侵方的復雜化層次低于受害方的復雜化層次。這種情況多見于歐洲、近東和中國（其文學傳統中一般稱之為夷族遷徙）。外來入侵的闡釋同樣見于新大陸（文學記載有限），在某些地區出現的頻率甚至更高。

    北美和南美

    喬治-考吉爾（GeorgeCowgill）在對瑪雅崩潰理論（截至1960年代初）所作的重要評論中列出了入侵者毀壞的水庫設施，以此作為瑪雅崩潰的可能性因素之一。杰里米-薩布洛夫、戈登-威利和理查德-EW亞當斯基于對帕西翁（Pasion）河地區的研究，構建了一個外來入侵的模式，并將其作為該文明崩潰的主要因素。該地遺址的考古學特點向作者們表明，這里曾被非古典瑪雅人占領，這些人很可能是來自海灣地區的民族。薩布洛夫和威利起初認為這些入侵者派襲擊隊占領佩滕，以先進的武器（梭鏢、投射器和矛槍）成功打敗了瑪雅人，在抵達后100年間帶來了整個地區的崩潰。但他們最近的論述中逐漸降低了入侵者的作用。亞當斯認為入侵者在崩潰中扮演著一種輔助角色：在整個低地地區，入侵者出現的消息導致民風驟降、內戰頻起。再加上搶劫和減產的雙重災難，崩潰必然降臨。博夫（Bove）主要研究整個低地石碑、石柱工程停建的螺旋形趨勢。他的確發現了由西向東（假設的入侵推進方向）出現的某種趨勢，但跡象并非十分明顯。

    在論及古中美洲高地文化時，威利將高地城市特奧蒂瓦坎的崩潰歸因?北方蠻族入侵——他們適應了特奧蒂瓦坎文明，然后又摧毀了這種文明。勒內-米隆（ReneMillon）對特奧蒂瓦坎作過專門研究，他指出死亡街上的紀念性建筑（神殿、金字塔等）毀滅于儀式性的火災。在古中美洲后期歷史上，這種現象意味著曾有政治鎮壓活動出16世紀遭遺棄的印加城市馬丘比丘，這里是所有美洲文明遺址中最令人驚嘆的一處

    現。他認為，特奧蒂瓦坎市中心毀于外來者入侵和隨后出現的地方暴亂。

    文學中的記載（時間比12世紀事件晚了許多）也通常把土拉文明的崩潰歸結為北方蠻族入侵。

    在更遠的北方，科羅拉多?原上阿納薩齊（Anasazi）文明的崩潰有時也被歸結為阿薩巴斯卡（Athabaskan）族的早期入侵。類似的論點同樣被用于中西部霍普韋爾文明的終結。

    在南美洲，瓦里帝國和蒂亞瓦納科帝國的崩潰也時而被歸罪于北方蠻族的入侵。

    哈拉巴文明

    據《利格經》（Rigveda）傳統，哈拉巴文明的衰落經常被說成是由于雅利安人（Aryans）的入侵。皮戈特（Piggott）認為雅利安人憑借高級軍事技術（戰車）摧毀了這個都市社會。在皮戈特看來，入侵者看到的是一個已然解體的社會：“……文明已經衰退，入侵者到來時已呈消逝狀態……”
美索不達米亞

    美索不達米亞各政權的崩潰通常與非復雜社會的入侵有關，這些暗示常見于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學記載。例如，阿卡德王薩爾貢的垮臺就是因為東部山區古梯人（Gutian）入侵；而烏爾淪陷是因為亞摩利人（Amorite）和埃蘭人（Elamites）的進犯。

    赫梯帝國

    約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的滅亡通常被視為流浪的“海上族”（SeaPeoples）行動的結果。“海上族”吞并了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僅在埃及的門戶前受阻。有人視赫梯崩潰是“海上族”入侵和赫梯的夙敵即北方卡斯卡人威脅綜合作用的結果。埃及的文字記載提到過赫梯是因侵略者到來而衰亡。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III）的碑銘上可讀出部分文字：“眾島嶼不得安寧、內部動蕩。在他們的武器面前國無完土，從卡?（即赫梯），到科德（Qode），到迦基米施（Carchemish）、阿爾查瓦（Arzawa）和阿利西亞（Alishiya）。”

    彌諾斯文明

    許多作者將彌諾斯的崩潰歸因于邁錫尼希臘人的入侵，而后者本身剛剛接受彌諾斯文明不久。作者們通常提到其他因素——如錫拉火山爆發和約公元前1500年的大地震——削弱了克里特的實力，為希臘人入侵本土敞開了大門。

    邁錫尼文明

    多里安（Dorian）希臘人摧毀邁錫尼文明是外來入侵理論的一個經典例證，得到當代諸多學者的肯定。

    羅馬帝國

    蠻族入侵在羅馬帝國崩潰中的作用是人們一直崙論的問題，其歷史可追溯至入侵活動本身。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論題，無需在此深入探討。

    中國

    北部邊疆面臨的蠻族入侵威脅是中國歷史上永恒不變的主題，拉鐵摩爾（Lattimore）曾對此作出詳細論述。

    簡評

    蠻族入侵顯然是崩潰理論中一個誘人的話題，情形類似于災難說。它為困惑纏繞我們的崩潰問題提供了一個簡單清晰的結論。作為一種解決途徑，入侵說是考古學中由來已久的熱門觀點，否則的話，文化發展中的突發性變故將難以作出解釋。入侵說在崩潰研究中具有同樣的魅力。在某些案例中，對“野蠻”人的恐懼可用于強調執政當局的合法性，同樣可作為稅收、軍費開支和行為管轄的借口。

    入侵說沒有提供一條普遍真理，它并不適用于諸如伊克和緬甸高地的情況。它不能令人滿意是因為它用隨機變量和歷史偶然來解釋崩潰這種重復性的進程。入侵說的根本問題是沒有澄清事實。弱勢的、部落組織的民族如何能推翻一個正統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很有必要闡釋清楚。孤立地講，入侵說是對空白事實的合理解釋。盡管有瑟維斯的“進化潛力法則”，但復雜社會并不是恐龍，不會變成化石，也不會因反應遲鈍而屈從于小國。比如說，后羅馬帝國還出現了技術革新、舊技術新用以及君士坦丁、朱利安（Julian）和斯提里克（Stilicho）這樣著名的領袖人物。羅馬憑什么要屈服于侵略者？入侵說的假想簡直令人無法接受。

    圍繞入侵說產生過許多與事實相關的爭論，這里有必要列舉其一，即多里安人對邁錫尼文明的入侵。說來也怪，一個能夠帶來如此毀滅性打擊的民族居然沒有留下多少考古學的痕跡。這一時期希臘引進過兩種人工制品（劈刺劍和琴弓扣針），都是邁錫尼人而不是入侵者使用的。德斯伯勒（Desborough）認為，也許是入侵者完成任務后撤離了（此觀點無法解釋語言的歷史傳播）。里斯-卡彭特在其膾炙人口的散文中成?地描述了這一難解的困境：
總之是一個離奇而荒謬的境況，這里沒有敵方入侵者出現的任何痕跡，找不到進犯者的入口，沒有他們經過的跡象；但當地人口落荒而走、遺棄家園，像被無名無形的恐怖所驅趕，“像逃避巫師的群群鬼魂”。引文部分出自雪萊《西風頌》中的一句詩。——譯注。

    德斯伯勒有關摧毀和撤退的說法揭示了哈拉巴、邁錫尼和瑪雅崩潰中一個不確定因素：如果這些地區真的值得侵犯，入侵者為什么要毀壞可以作為征服者報酬的寶貴東西？入侵說中的這一點，連同其他不明確之處，讓人不禁想修改《吵鬧鬼》又譯《鬼驅人》，美國1982年電影。——譯注。（Poltergeist）中描述的模式：崩潰起因于神秘的問題制造者，其行為難以理喻，其現身無跡可尋。

    沖突、矛盾和管理不當

    從歸入這一主題的作?數量來看，矛盾沖突說可能算是崩潰研究中最流行的一種觀點。這里的籠統歸類并不排斥各種學派——階級斗爭說、馬克思主義沖突論、上層行為不端或者當局管理不善說——但潛在的共同主題是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對立沖突。崩潰就是這類沖突的結果——撤銷資源協助、農民暴動起義、上層自私腐敗、政局管理混亂。同一原因中也有各種變化，既有普通案例，又有具體情況。

    普遍案例

    沖突論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柏拉圖堅信合格的政府能平衡民主和專制兩種勢力，因為放縱任何一方都會導致腐敗（《法律篇》）；亞里士德認為政府官員的傲慢自大和個人膨脹會導致局部沖突、民眾革命和政權崩潰（《政治學》）。波利比烏斯（Polybius，又譯波里比阿）的政治發展循環論嚴重依賴階級沖突論。

    阿拉伯偉大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在14世紀提出一種歷史循環論，也屬于目前討論的主題。他提出王朝從登基到衰落要經過三至四代人：奠基者具有優秀的個人素質，獲取了無上的權利；兒子與奠基者密切接觸，學到了父輩的素質；第三代繼承人從不認識奠基者，可能滿足于模仿和依賴傳統；第四代沒有任何優勢，甚至輕視祖先的優良傳統。于是，王朝像任何個人一樣具有生命周期。在整個進程中，統治者越來越沉溺于奢華生活和個人安危。稅率提高就是為了支付這些費用。王朝建立之初，小稅額可以有大收入；到王朝末期情況則完全相反。稅率低的時候，國民產值高，稅收量更大。隨著王朝的發展，奢侈消費不斷增加，導致賦稅不斷提高。天長日久，稅收成為百姓的嚴重負擔，其最初表現是生產力下降，然后就是生產窒息和停止。為應付這種情況，政府繼續加稅；最終達到崩潰點時，社會便徹底崩潰。

    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Vico）于18世紀初提出歷史循環論，認為人類歷史沿著從原始時代到公民社會，再從公民社會回到原始時代的周期發展。其中的關鍵因素是上層社會與平民百姓的關系變化、階級間的沖突和個人利益的追求。在公民社會，煽動性行為產生不協調因素，進而導致人們追求個人目標時放棄社會責任，反過來又將社會帶回原始時代：“……通過頑固的派系斗爭和殘酷的內戰，他們會將城市變成森林，將森林變成人類的洞居和獸穴。”

    這一主題在18世紀得到哲學家CF沃爾涅（Volney）的支持。他目睹敘利亞帕爾米拉（Palmyra）的廢墟深受刺激，開始思考帝國衰敗的原因。他的結論是貪婪和專制使社會道德蛻化，進而削弱社會實力，最終導致崩潰?在古代國家，貪婪和階級沖突的結果是：

    ……一種神圣的懶惰在政治領域蔓延；田野被撂荒，帝國人口銳減，殿堂廟宇無人問津，沙漠面積成倍擴大；愚昧、迷信和狂熱肆意流行，殘骸和廢墟覆蓋大地。

    沃爾涅不僅為古代的災難悲戚，而且擔憂類似的命運可能降臨他所處的世界：
  誰能知道是否有一天，一個像我這樣的旅行者在塞納河、泰晤士河或須德海須德海（ZuyderZee），北海的舊海灣，伸延入荷蘭；其南部海面因筑?與北海隔斷。——譯注。岸邊寂靜的廢墟上獨坐，望著化成灰燼的家園，帶著昔日偉業的回憶而暗自抽泣？

    在近代，卡森曾指出他當時的文明事實上已經崩潰，原因是不斷升級的派系沖突。朱利安-斯圖爾德（Steward）將古代文明的崩潰歸結于一種隨即秩序，其中帝國政權、灌溉工程和國家人口均協調發展，但過度地剝削百姓最終導致民間叛亂，帝國返回到小城邦和黑暗世紀。卡爾-威特福格爾在論述水利社會（HydraulicSociety）時指出，當上層權威將國家剩余資源越來越多地分配給自己的時候，腐敗和崩潰就會出現。

    在復雜化程度較?的社會，上層人物的過分需求和濫用職權注定降低民眾支持率。弗里德曼提出了一個通用模式：家族世系間的浮華競爭帶來等級差別，而不斷渴求過剩生產反過來損害生態環境并弱化等級結構。弗里德曼的模式被皮爾遜（Pearson）應用于鐵器時代日德蘭（Jutland）半島周期性崩潰研究和盎格魯-撒克遜移民不列顛的研究。

    歐文（Erwin）指出文明能否獲得“……持久力取決于權力職責的分散程度”。印度文明將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所以崩潰。

    克雷森和斯卡尼克辯論說，在早期國家進化過程中，國家組織成為土地擁有者（壟斷控制生產資料的成?）手中的一種工具，這就達到了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標志著早期國家的終結，從此再不可能避免分裂。哈斯指出因控制社會所作的警力投資太大，因此動搖了國家政體。瑟維斯則暗示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爭執為社會帶來離心趨勢。

    政治理論家們曾作過類似論述，特別是在艾森施塔特的重要作品中。艾森施塔特認為帝國面臨的主要困境包括：1）上層鋪張浪費導致的資源壓力；2）處理具體問題的方法不當；3）地方和團體間的權力分配不當；4）統治者和上層間或上層內部間競爭帶來的危機。統治者經常追求有利于財政收入和個人需求的政策，哪怕損害長?經濟發展，哪怕冒著失去民心或違背民意的代價。當資源近乎枯竭、民心已然向背，賦稅通常就會增加，權力將下放到基層。封建割據的形成在威脅著中央權威，處于這種狀態的社會非常容易崩潰。這一進程中的驅動因素就是當權者不惜代價追求其政治目標。

    曼克爾-奧爾森（MancurOlson）1982年發表的論文指出，復雜社會的特別利益集團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結果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衰退。

    古中美洲

    沖突論在古中美洲研究中歷來表現出色，特別是其瑪雅研究中有關“農民暴動”模式（及其變種）的部分一直備受青睞。埃里克-湯普森（EricThompson）與這種理論的關系最為密切——曾提出服役、建筑和食品需求的增加導致農民暴動，并繼而摧毀瑪雅文明的主張。漢布林（Hamblin）和皮徹（Pitcher）認為土地透耕迫使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變成農業無產者。兩位論者還援引統治者奴役農民的圖片和后古典時期官員（并非平民）雕像殘片來證明自己關于農民暴動的觀點。

    更近代的研究集中在管理理論，如威利和希姆金提出后古典時期官僚體制對策不足的觀點，得到不少學者的贊同。韋布引證上層嘗試長途貿易而帶來的資源緊缺。考吉爾暗示后古典時期出現軍國主義傾向和政體內部競爭，最終導致人口增長、賦稅過高和毀滅性戰爭。洛（Lowe）認為在上層需求激增的同時農耕開始解體，并導致人口銳減。

    卡茨（Katz）認為特奧蒂瓦坎之所以被外來勢力顛覆也有其內部動蕩的因素。米隆（如上所述）同樣指出內部混亂所起的作用。布蘭頓關于瓦哈卡不滿于阿爾班山執政當局的觀點已經提及。考吉爾將特奧蒂瓦坎的崩潰與中國循環性改朝換代作比較，認為無能的官僚將國家資源據為己有，導致國家稅收降低、對農民的盤剝以及最終的崩潰和重建。

    在古中美洲北部邊陲地域研究中，迪派索（DiPeso）將大卡薩斯的崩潰歸結于反抗外來統治者的地方暴動。
  秘魯

    蘭寧和卡茨都將農民暴動作為瓦里帝國崩潰的原因之一。

    中國

    中國的政治思想（目前的史學研究認為是首屈一指）一直視人之不和、為政不公為王權崩潰的根源（至少自戰國時代和孔子時期起）。所有偉大王朝執政之初都是地產豐富、國家昌盛、世態和平。國家興建宮殿、道路、溝渠和城墻，并重資鞏固邊防建設。但隨著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和官僚體制的日漸增多，隨著他們逐漸習慣于奢華生活，越來越多的資源便流向統治階層，而不是用于管理朝政。由于開支不斷增加，收入通常減少，每代王朝在奠基一百年之內都要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官員的自私和腐敗日趨惡化，施政效率降低，朝廷內派系爭執越來越多。皇室潛在的勁敵蜂起；農民負擔加重，堤壩溝渠嚴重失修，瀕于潰朽。從前的民間饑荒有皇家糧倉救助，如今卻是饑魂遍野、盜賊橫行，農民被迫揭竿而起。邊疆防范本來不足，如今更是不堪一擊。省區官員和屬下兵力也紛紛叛逃。接下來的戰亂將清掃一切，然后迎接新的王朝。

    拉鐵摩爾認為，在這樣一個廣泛的背景下，社會體制只重視龐大家族的利益，經濟系統更不能調動所有剩余勞力，農田失耕的現象自然是不可避免。鮑塞羅普（Boserup）則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認為當時維護灌溉系統的人力不足，農民不堪重負，農業投資由此被完全忽視。

    美索不達米亞

    諾曼-約菲提出，在古巴比倫時期，失去的疆土和稅收一般通過在所剩土地上強化生產、增設官職和階層的辦法來彌補。這也許是高效利用皇家土地的一種嘗試，但它只能使問題變得更糟。約菲認為，崩潰的出現就是因為社會未能有效地協調“……更大社會政治機構中城邦內部與城邦之間的傳統性地方自治勢力”。

    斯特夫（Struve）和提蒙涅夫（Tyumenev）認為美索不達米亞的奴隸制導致經濟衰弱，使阿卡德、烏爾和巴比倫更容易崩潰。迪阿科諾夫（Diakonoff）則覺得古梯人入侵倒是給阿卡德帶來了復興，是古梯人自己建立的統治使其最終變得負擔沉重。

    揚科斯卡（Jankowska）構建了一種局面，即新亞述帝國（約公元前八世紀）的內部貿易及宗主國必繳的貢奉只能給亞述帝國帶來好處：從宗主國買進的所有物品都是用他們自己的貢奉支付的。于是宗主國必須尋找其他的貿易渠道，避開亞述帝國的商業中心。于是，地區經濟化層次的增加與亞述帝國的豪奪政策就出現了“抵觸”。當這種“抵觸”不斷增強時，就必然出現新渠道的運輸增多、舊渠道的運輸減少的局面。揚科斯卡的結論是：

    看來要想對亞述帝國政體規模與其穩定性之間的反比定律作出最佳闡釋，就必須在這種不斷惡化的抵觸狀態中尋找答案。

    雅各布森和RM亞當斯關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政治激化、政權失職和農業災難的論述已經在前面的章節中作過介紹。

    羅馬帝國

    對羅馬帝國內部沖突和政權失職的論述大量存在，其歷史可追溯到后帝國時代本身。比如說阿米阿努-馬塞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就將羅馬的衰落歸結于官僚統治和高額稅收。吉本在其經典論著中羅列了羅馬崩潰的各種原因（基督教作用、軍隊士氣不振、漠視危機存在），但他涉及執政不力因素的次數并不少于其他任何因素。
  弗蘭克（Frank）認為羅馬的失敗是因為帝國的大地主階層缺乏遠見：在共和制期間為大量的奴隸資產而背叛了農民；為個人安危而接受了君主政體?考德威爾（Caudwell）指責大地主階層導致了土地貧瘠和剝削階級普遍的道德敗壞。博克（Boak）和辛內根（Sinnigen）則專門指出了一個事實：

    羅馬沒能建立一個使帝國勞動階層生活富足、效忠帝國并進行有效再生產的經濟體制。

    迪爾（Dill）同樣指出羅馬階層體制中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弱點，但他堅信羅馬的崩潰是由于中產階級和地方政權的沒落。

    蔡爾德注意到希臘經濟和羅馬經濟的矛盾所在，即羅馬未能對生產力的發展給予足夠的重視，坐視農業生產停滯不前或日趨衰落。由此出現的低生活水準限制了國內市場，而當經濟再沒有任何擴展空間?，衰退即刻出現。到公元250年，羅馬的繁榮已經不再，帝國在經濟上已經死亡。

    艾薩克指出帝國的死亡有多種因素，但他像吉本一樣，似乎習慣性地將重點集中在政權管理不善上。韋斯特（West）論述了帝國崩潰的多種因素，其中大多數和經濟有關，但似乎也涉及政權失職：1）蓄奴制；2）帝國引入蠻族；3）國內奢華生活耗費金銀和資產；4）以金銀出口支付進口奢侈品；5）國家的獨裁加劇；6）賦稅增加開支增大。布朗（Brown）提出一個新奇的觀點：西部參院貴族和天主教會與軍方脫離，無意中動搖了帝國的根基。C諾斯科特-帕金森（NorthcoteParkinson）（他的其他論著也適用于本主題）是譴責帝國的賦稅過重。

    恩格斯在其馬克思主義的奠基性論著中指出，羅馬殘酷剝削被征服的行省，結果造成普遍的貧困化，商業、手工業和藝術衰落，人口減少，都市衰敗，農業退回到更低的水平。這段話出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此處的翻譯參照了國內的現有權威譯文。——譯注。

    羅斯托夫采夫羅斯托夫采夫（1870-1952），俄裔美籍古代經濟史專家，其《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馬雍、厲以寧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權威性的著作。——譯注。（Rostovtzeff）研究出一種最超乎尋常的階級沖突論，特別是有關公元三世紀羅馬危機的理論。在羅斯托夫采夫看來，農民軍仇視城里的特權階層。軍方實力曾迫使賽佛魯（Severan）王朝（公元三世紀初）增加軍餉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些皇帝干脆使政府軍事化，大量招募農民，并從軍隊和政權中排除了傳統的上層階級。國內各軍事力量的競爭削弱了國防實力，給蠻族入侵制造了機遇。這反過來又導致人口管理的系統化和戴克里先與君士坦丁的僵化體制。國家局勢沒有出現任何好轉，當時沒人自愿為國家效力。在國家危急時刻，羅馬又任命自己為首要的經濟受益人（羅斯?夫采夫）。

    還有一些研究者就軍方的作用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強制服役及其所導致的蠻族雇傭是帝國衰落的主要原因。

    圣-克魯瓦（SteCroix）克魯瓦（1910-2000）是英國牛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古歷史學家，不列顛學院院士，出生于中國。專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源》和《古代希臘世界的階級斗爭》（以上引證觀點均出于此書）。——譯注。提出另一種階級沖突觀點。他堅信富裕階層在政治上、法律上幾乎將所有其他人壓制到了奴隸階層。多數人受剝削，少數人得利益，而且情況愈演愈烈。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逐漸上升為社會沖突，到賽佛魯時代貧窮階層的法律權利已喪失殆盡。除皇帝之外沒人能限制財富階層的貪婪和野心，帝國的民眾基礎徹底崩潰。

    湯因比的觀點基本屬同一思路，但沒有這樣夸張，而且是以不同的原因機制為基礎。湯因比認為在漢尼拔（Hannibalic）戰爭期間，意大利鄉間和農業的潰敗導致生存品生產下跌和大地主生產專供市場銷售的局面。羅馬后來的擴張給農民階層帶來了災難，卻給權貴階層帶來權力和財富。原來由農民組成的軍隊被正規軍取代，其整體結果頗具長遠效應，提前宣告了羅馬帝國的短命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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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蘭尼斯（Charanis）認為11世紀拜占庭帝國的崩潰是由于武裝土地貴族的勝利和民兵農戶的衰落。大土地擁有者不斷收納農民手中的小片土地，自耕農擁有的財產化為烏有。皇帝之間與新興貴族之間的沖突導致內戰發生。新對手的出現更是耗費國內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于是唯利是圖的新勢力得寵，賦稅深重、無人體恤的農民再不會顧及任何國家利益。

    西班牙

    經濟衰落、政權失職和缺乏經濟發展目標是解釋西班牙帝國崩潰的常見理由。維夫斯（Vives）宣稱，帝國的沒落是由于“它忽視國家利益并踐踏（本可用于協調宗主國關系的）道德規范”。

    荷蘭

    許多研究者暗示，高額稅收是導致荷蘭18世紀經濟衰退的各種因素之一。

    哈拉巴

    如果哈?帕文明不是最后被泥石所淹沒，其崩潰的闡釋將永遠沒有終結。米勒（Miller）堅信，在哈拉帕的意識形態（拒絕承認社會變革與人類需求）和個體及集團發展、容忍異教與社會革新的必然傾向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只能在推翻國家的革命行動中才展示出來。

    復活節島

    復活節島（EasterIsland）上偉大的石像雕刻時代的結束，恩格勒特（Englert）寫道，是由于兩派勢力在農業發展問題上的激烈沖突。隨后出現的政治解體致使全國上下不得安寧。

    簡評

    沖突論對崩潰過程的闡釋取得了一項非凡的成就：它贏得了從馬克思?義到資本主義陣營的普遍關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已在前幾頁作過探討，下邊的引文（韋斯特的）則是資本主義觀點的經典表述：

    總而言之，［羅馬的］貧民和軍隊耗盡了勤儉者留下的資產，使整個歐洲西部都陷入黑暗世紀。在勤儉者和奮斗者再度安心地從事財富生產活動之前，羅馬沒能走出黑暗世紀的陰影。

    在眾多探索崩潰原因的主題中，應用性如此靈活的觀點實屬罕見。

    這里對沖突論觀點的反駁與第二章談到的批評意見大體相同，只是當初的攻擊點是沖突論所謂復雜性的降低，這里攻擊的是沖突論所謂復雜化的增強。不過這其中還有另外一些?量。我們這里只把注意力放在普通案例和兩個主題上：一、當政者管理不善和殘酷的剝削；二、百姓群體日漸不滿或民眾叛亂。

    階級沖突論者一定會在某種情況下作出如此論斷：復雜社會終將違背其賴以生存的某項基本宗旨。一個政權能夠控制勞力和資源，它就有能力對付自然災害和社會災難。既然復雜社會的百姓和當局都受惠于國家的這種能力，那么無論是整合派還是沖突派，在這一點上就應該有一定共識。特別是沖突派應看到任何一個理性化的統治階級——無論其壓迫性多強——必須為其所依賴的百姓和百姓福祉做一些事情。任何提出復雜社會的崩潰?由于其特性（控制資源與勞力）——既是其內在本質又關乎其生存——的說法都會給人留下太多的疑問，更不用說去解釋為什么有些復雜社會因盤剝百姓而滅亡，有些社會照行其事卻安然無恙了。

    由于統治階層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必須顧及民眾基礎（對待任何關鍵資源也是一樣），我們就必須對少數例外（羅馬帝國后期和中國各朝代末期的）情況作出解釋。否則的話，當我們將崩潰的原因歸結為上層行為不端時，終將使這一論點降低為二分法的心理變量：有些統治者行為理智，有些統治者行為不端。不用說，這種雙值變量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直到有人能提?某種理論來解釋統治者理性行為和集體性自殺之間的矛盾之前，我們都可以完全拋棄這些上層管理不善的觀點，因為它們根本于事無補。
  同樣，用個性貪婪和自我膨脹（如存在于土地貴族和權力官僚）的因素來解釋經濟衰退和社會崩潰也沒有太多的價值。這些都是心理因素，其表現（作為一個變量）本身就值得探討。我們不能在沒有充分理解貪婪究竟為何物的情況下，斷定崩潰是由于貪婪的作用。既然統治者的自我膨脹是由社會、政治、經濟因素決定的（如在中國各朝代末期），那么應該就是這些社會、政治、經濟因素才真正與崩潰有關。個性貪婪和自我膨脹只是問題的癥狀和添加劑，并不是終極原因。值得慶幸的是，不少沖突派理論家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但恐怕更多的（甚至這里論及的）研究者還沒有表現出對這一問題的充分認識。太多的研究者都將自己的觀點建立在類似的假設之上，將自我表現膨脹作為社會崩潰的孤立的、決定性的因素。

    就統治者剝削民眾和政權腐敗來說，有兩點非常明確：

    1．剝削是實現階層化的正常代價；

    2．不良政府是政府存在的正常代價。

    顯然，談到這兩點時不可能沒有爭議。這里的論據是，剝削和腐敗的出現具有其可見規律，但又很難預料其發展，所以一個社會若投資階層化建設和/或投資建立政府，就必須預見到剝削和/或腐敗是從事該項投資的一項正常代價。塔克曼（Tuchman）認為，從歷史的經驗看，我們很難對這個問題作出任何他種解釋。

    如果剝削和腐敗是等級社會的正常屬性，我們就很難將其作為等級制度崩潰的根源。更?一步講，如果剝削和腐敗規律性地重復出現，其本身就很難成為崩潰（單一偶然事件）的原因。如果羅馬統治階層，比如說，在公元前一世紀（許多人同意）開始腐敗并肆意剝削，而且因此導致崩潰，但為什么西羅馬帝國能幸存到公元后五世紀？正如古阿（Guha）所說，社會沖突“……是社會存在本身的必然代價；由于人類離開社會無法生存，沖突便不能從整體上被視作功能性障礙”。

    關于“農民暴動”我也有一些其他思考。農民常有叛意，但他們很少叛亂。他們通常是政治斗爭的被動的觀察者。農民經常蓄積些不滿情緒，但不滿情緒需要成形、需要有表?方式。因此最初能調動農民的一般是不滿于現狀的知識分子，或軍隊領袖和地方勢力支持者。還有，農民很少在統治者優勢軍事力量進入中立狀態前參與任何起義。農民的主要策略通常是投靠大地主階層以尋求保護，并/或繼續對成功政權保持被動姿態和漠不關心。這兩種情況在后羅馬帝國均有出現。農民革命的目的通常是政權轉型或修補復辟舊體制，而絕不是社會政治的徹底崩潰。而在知識分子和農民的聯盟中總是會醞釀出一個新的階層體制。

    以上簡短的論述表明，依賴考古學上的農民暴動來解釋社會崩潰現象（某些地域研究中很熱門）極需更多地關注已知農民政治行動的基本性質。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政權瀆職都是剝削百姓，我想以此來結束本節的探討是恰當的。自然，有些研究從本意上講是為了解決問題，但事實上收效不大。比如說，近來某流行媒體刊登文章，認為美國西南部大片印第安村落遭到遺棄是因為百姓將過多的精力用于宗教儀式，希望以此控制環境，因此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從事農耕。我看將這一觀點歸為尼祿尼祿（Nero，37—68）：羅馬帝國皇帝，公元54年至68年在位，以殘暴著稱。傳說他曾對基督徒展開過殘酷鎮壓。——譯注。時代的社會模式最為恰當：玉米地在荒廢，阿納薩齊人在祈禱。

    社會功能紊亂

    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主題，不需要過多論述。其基本觀點是，社會的崩潰是出于性質難以確定的某種神秘的內在因素。馬丁（Martin）、昆比（Quimby）和科利爾（Collier）綜合列舉了普韋布洛社會組織的各項不足，并將此作為美國西南地區文明崩潰并最終淪為廢墟的原因之一。梅利基什維里（Melikishvili）提出社會衰亡是由于：1）違背經濟核心中的系統關系；2）外來影響。弗里德曼爭辯說，“如果社會形式出現崩潰，那是因為其自身的運行法則沒有將最有效地利用技術環境作為主要目標”。
  簡評

    通俗作家們喜歡從社會功能紊亂的角度思考問題，而且經常對糾纏不清的社會肌理作含糊其辭的表述。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如邦尼-巴格利-泰恩特向我建議的）崩潰的“經緯模式”。

    從嚴肅的意義上說，這類研究既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也沒有因果闡釋，無法從客觀角度予以評判。這樣來解釋社會崩潰是遠不能令人滿意的。

    神秘因素

    用神秘因素解釋崩潰現象在流行程度上僅次于階級沖突論（一個在理性科學統治一切的今天仍客觀存在的有趣事實）。這一派論點的本質是不參照任何已知的經驗進程，而且經常對某些特定社會作出價值判斷。神秘因素論常依賴“頹廢”、“活力”和“高齡”這樣一些概念，用主觀因素對社會進行歸類，也以此對社會崩潰作出相應闡釋。在這一派的觀點看來，“頹廢”社會是反面形象，照理必然有解體的趨勢。太多太多的理論都由此生發而來，其花樣繁多，甚至經常會相互抵觸。聯系這一派觀點的基礎是他們都忽視經驗性知識和可見的事實，并且會相信某一研究者對某個體社會所作的主觀評判。

    與前面討論過的各類主題不同，神秘因素說經常被當作通用的理論來使用，而不是僅用于某些具體案例。僅僅適用于具體案例的理論自然有很多，但它們無需在此占用主要篇幅。發表這類觀點的著名人物應該還是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但他們遠不是這一人群擁擠的領域（也的確是歷史悠久的領域）中的佼佼者。

    美索不達米亞編年史包含了最古老的崩潰闡釋之一。在記載阿卡德王薩爾貢和烏爾第三王朝的文獻中，美索不達米亞的作者們將帝國崩潰的原因說成是統治者不敬神靈，所以上帝派來了劫匪以示懲罰。也就是說，賢明國王領導的城邦繁榮昌盛，不孝君主統治的城池備受煎熬。

    柏拉圖在其生活的時代目睹了上千個城邦的興衰起落（《法律篇》）。他提出過一個在后代崩潰研究中從未過時的生物學比喻：“……所有造物都必然衰敗，一種社會秩序也不能永久生存，它終將走向衰落。”在神力主宰下——按柏拉圖的說法——人類的再生產要看它處在正確時機還是錯誤時機。如果沒趕上正確時機，“……新生兒都會有殘疾”。恰當的時機是由神秘的數字命理學（numerology）決定的。錯失機遇將導致失政、戰爭、仇恨、爭端以及利益追求者和道德追求者之間的矛盾。階級壓迫由此而來。

    羅馬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在公元前二世紀預測羅馬將于六個世紀后崩潰時，繼續使用了柏拉圖的生物學比喻：“每種有機體、每個國家和每種行為都會經歷一種自然循環，先是生長，再是成熟，再是衰敗……”羅馬打敗迦太基是因為羅馬當時正處于自然循環的上升期；迦太基的沒落是因為它處在沖突期。后來羅馬到達頂峰期，所以災難性的變故終將降臨。“此帝國”，波利比烏斯寫道，“……將經歷自然循環而走向衰敗”。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其最后崩潰，羅馬的衰落一直是同時代人思索的源泉。塞勒斯特（Sallust）認為羅馬的“頹廢”是因為它喪失道德準則并符合生物循環規律：“……萬物有生就有死。”在老塞內加（SenecatheElder）看來，意大利農業的衰退標志著社會文化時代的到來。

    到公元三世紀羅馬危機真正降臨的時候，這類思想已變得相當普及。西普里安的觀點在本章開始時已經引述。而在四世紀的阿米阿努-馬塞利努斯看來，羅馬?歷了童年（城內戰爭不斷）、少年（跨越阿爾卑斯山脈和大海）、青春壯年（巨大勝利和凱旋），如今已衰落為老年。米蘭主教安波羅修（Ambrose）和維吉提烏（Vegetius，又譯魏及帝）都是阿米阿努-馬塞利努斯的同時代人，都同樣追隨羅馬毀于頹廢的觀點。

    此時的異教徒把羅馬的問題歸咎于基督教拋棄眾神；而在基督教看來，蠻族入侵和其他危機都是針對羅馬原罪和犯罪的上帝審判。圣-奧古斯丁（SaintAugustine）所著《上帝之城》（CityofGod，成書于426年）是針對異教的指責為基督教所作的辯護。奧古斯丁的理論是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上帝之城的善良居民，挫折會使他們得到凈化和提高；另一類是惡人，他們喜歡世俗的東西，因此終將被擊垮。
14世紀的彼特拉克（Petrach）將羅馬的沒落解釋為偉人的消失。稍后，顯然是首次論述“衰亡”的論著由弗拉維奧-比昂多（FlavioBiondo?1388～1463）完成。他的《羅馬帝國衰亡以來的千年史》（HistoriarumabInclinationeRomanorumImperiiDdecadesTres，1493）涵蓋的時間跨度從412年至1441年。比昂多認為，羅馬的崩潰與迫害基督徒、道德生活頹廢和蠻族部落的入侵有關。萊昂納多-布倫尼-阿雷提諾（LeonardoBruniAretino）在最后這一點上持類似見解：政權落入敵手，所以才會衰亡。

    對15世紀的萊里達（Lerida）主教安東尼奧-阿戈斯蒂諾（AntonioAgostino）和許多文藝復興派思想家來說，羅馬的沒落是因為它拋棄了古典風范。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在他的《論李維》（DiscoursesonLivy）中指出，羅馬在早期戰爭中能夠取勝靠的是它的美德，后來美德下降，軍隊失去了古典的剛勇，西羅馬帝國因此被摧毀。羅馬落到如此境地完全是因為受其殖民地腐蝕的緣故。當一個強國開始依賴其殖民地的時候，它自己也就成了殖民地。

    偏離于這些傳統觀點的論述來自雷蒂庫斯（Rheticus）和珍-博丁（JeanBodin）。雷蒂庫斯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弟子，他于1540年至1543年提出了一個哥白尼式的崩潰理論：君主政體的興衰是與地球的軌道和太陽的離心率聯系在一起的。在珍-博丁看來（1566年），國家的生死命運注定受完美數字496的制約。博丁的傳統一直影響到近代，至少有兩位作者一直追隨著他。夸特來（Quetelet）在1848年寫道，歷史上五個古代帝國中每個帝國的平均生存年限是1461年，這個數字正好是埃及數字命理學中鳳凰的壽命。勞勒（Lawler）在1970年仍堅信歷史是一個循環，并遵奉每1470年一次的興衰模式。每個模式又包含著兩個735年的子模式，然后再分10個階段。如此推算，美國的崩潰日期預計是2040年。

    孟德斯鳩（Montesquieu）有關羅馬興衰的主要著作繼續探討了道德問題。羅馬的強大來自羅馬的美德，美德喪失則羅馬衰落。在各皇帝統治下，羅馬百姓成為烏合之眾。意大利范圍之外的多場戰爭導致帝國士兵公民意識的下降。伊壁鳩魯學說（Epicureanism）損害了道德秩序，羅馬逐漸衰落，直至西羅馬皇帝奧諾里奧斯（Honorius）和東羅馬皇帝阿卡狄奧斯（Arcadius）時代徹底崩潰（約公元400年）。

    吉本（1776～1788）列舉過羅馬崩潰的各種因素，包括軍隊紀律渙散、基督教的作用、對眼前危機的漠視、皇帝的昏庸和繁榮時期的士氣衰落。

    赫德（Herder）相信所有人類社會結構都是暫時的，而且在幾代人時間內會變成剝削政權。羅馬本當毀于階級沖突和軍事失?，但最為直接的原因卻是奢侈品進口帶來的墮落、懶惰、惡習、離婚、蓄奴和上層暴政。當時的人口數量、身高和“活力”都呈現出沒落趨勢。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ofHistory）源自他在1830年至1831年的一系列演講。黑格爾相信合法政權必須建筑在公民個人利益和國家公共利益完全協調的基礎之上。但由于物質渴望、生存本能和個人利益總是首先出現，達到協調狀態需要一定的時間。一個追求偉大目標的國家具有高尚的道義和美德，但偉大目標一旦實現，敵對勢力一旦消失，國家最高利益同樣消失，人民的精神同樣消失。一個國家的生活和一個人的生活是一樣的，走過成熟期便會進入暮年，暮年還有些成就感和滿足感。此生命進程將帶來自然死亡，一個民族也會自然毀滅。

    關于社會解體的奇特觀點見于亞當斯兄弟——布魯克斯（Brooks）-亞當斯和亨利（Henry）-亞當斯（美國總統亞當斯的后裔）——的論著。布魯克斯在1896年堅信，人類思想具有強烈的繼承性，人類社會根據自然賦予的“能量物質”的多少表現為各種不同形態。當某一種族被賦予的能量物質過多，而所有的物質消耗僅限于日常生活，其剩余部分就有可能以財富的形式存儲下來。資本主義可能因此產生，對經?發展和科學探索的重視也一樣可能由此引起。階層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而且可能導致崩潰。在羅馬，一個軍事化的、高能量的民族最后是被高利貸者和大地主所擊垮。羅馬人“……無法忍受集權社會無限制經濟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這一種族的能量逐漸被消耗殆盡，幸存者必須期待蠻族部落輸血才能繼續生存。
  亨利-亞當斯的論題（1919）是人類的思想經歷了各種不同的階段。思想如同電流，必然服從慣性法則。各思想階段隨時間的發展不斷加速，?率等于其前一階段發展時間的平方。如今的思想進化已超越其頂峰，開始逐漸蛻化。按他的預計，人類思想將于1921年達到其可能性極限，若超過此限，也將在2025年終結。

    奧托-范西克（OttovonSeek）的羅馬崩潰論從生物學出發：共和國最后幾個世紀對意大利居民實行的大屠殺滅絕了人口中的最佳人種，后來的執政者都是人群中的殘渣余孽。喬治-漢森（GeorgeHansen）于1889年根據羅馬的婚姻模式提出了類似的理論。坦尼-弗蘭克（TenneyFrank）相信從意大利的種族變化中產生了一個缺乏精力、不思進取、不具備遠見和常識的民族（1970年）。布克哈特（Burckhardt）1852年全力支持羅馬崩潰的“衰老及腐敗”闡釋。

    艾略特-彌爾斯（ElliotMills）1905年時匿名寫作，他根據不列顛都市生活的普及和隨后不列顛在農業生產、文學和戲劇品味、精神狀態和宗教生活方面的衰落，預計了不列顛帝國的滅亡。

    埃及學研究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Petrie）爵士同樣進入了這一研究領域。皮特里在1911年寫道，“……人類進化的真正本質”是擴張之后的崩潰。民主是衰敗文明的正常特性。還有，“文明階段是一個民族的固有特質，不是由于它們的地位環境使然?。當民主制度建立，赤貧者就會消耗富有者的資產，于是文明必然衰落，直到外來入侵者將其毀滅。皮特里認為（奇特地預見了湯因比的學說），“沒有斗爭就沒有進步”。他還說，“一個國家的奮斗越是艱苦，其生存能力就越強”。

    對神秘論主題各類觀點的介紹，將我們帶入了它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繁盛期。盡管在繁盛期的論述中我們仍能辨認出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名字，但這里還有若干其他理論值得注意，特別是（至少）一位前輩學者的觀點。

    斯賓格勒最意想不到的一位前輩是俄國思想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Danilevsky）。丹尼列夫斯基的《俄羅斯與歐洲》（RussiaandEruope）出版于1869年，斯賓格勒在完成他自己的《西方的沒落》（DeclineoftheWest,1918～1922）之前顯然沒有讀到過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但二人的思想居然有相當驚人的巧合。丹尼列夫斯基是個生物學家，而且是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倡導者。他心目中的文明模式是一個獨特的有機體：

    歷史文化類型的發展進程類似于那些四季繁衍的生物進程，其生長期可以無限延續，但開花期和結果期卻相對短暫，然后是生命逐漸衰落并徹底枯竭。

    每一種文明都是從誕生開始，經歷童年、青年、壯年和老年的固定周期，然后去世。文明是文化歷史形態的最后階段，文明終結是因為“……每個民族都終將衰竭并耗盡精力……”。丹尼列夫斯基以這種觀點推測了西歐文明的沒落和斯拉夫文明的崛起。

    最后我們說到斯賓格勒——其《西方的沒落》堪稱20世紀真正具有重大意義的作品之一。在斯賓格勒（和其他許多人）看來，要想理解歷史，“……誕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的概念都是最根本性的……”斯賓格勒對人類文化具有一種絕對神秘的看法：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己的觀念；自己的熱望；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自己的死亡……自己的新的自我表現的可能，從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文明是“……被提煉的生命精華，像田野的花朵一樣無終極目的地生長著”。反過來，文明又是文化的必然命運，是“有機生物序列的繼續，生命完成后的終結……”這個文明階段很容易理解，“文明是發達的人性所能達到的最外在、最人為的狀態”。文明是由才智者統治的，而且“……作為一種歷史進程，其存在就在于它處于一種無機的或僵死的殘喘狀態”。城市就是這種狀態的一種表征，其居民“……寄生……沒有傳統，絕對務實，不信宗教，機智靈活，沒有成果……”公元4世紀的古典世界和19世紀的西方世界就是一狀態的明顯例證（他的書也因此命名）。就19世紀來說，斯賓格勒看到的是隨處可見的衰落：表現在都市生活、藝術和數學領域。他強調，“今日所謂藝術”，“……一律都是無能和虛偽”。
斯賓格勒的詩意想象是有名的，特別是以下段落，可作為他理論思想和神秘觀點的集中概括：

    當一個偉大的靈魂從一度童稚的人類原始精神中覺醒，脫離其自身狀態，從無形成為有形，從無涯和永生變為有限和必死的東西時，文化便誕生了。它在一片明確界定的土地上開花結果，同一般生物的命運一樣。當這一靈魂以民族、語言、教義、藝術、國家、科學等形態實現了其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它便會熄滅，并回復到當初的原始靈魂狀態。但是，其活性生存的事實，那確定和展示各成果階段的一系列偉大世紀，仍是一種內在的激烈抗爭，為的是維持其文化理念，對抗原始混沌的世界，對抗無意識深處的怨言……而目標一旦實現——文化理念、內在可能性的全部內涵均已實現并已經成為外部現實——文化便立即變得僵化，它抑制苦修，它血液凝固，它力量瓦解，它變成文明，即我們從“埃及主義”、“拜占庭主義”等字眼中感受和理解到的東西。它們就像衰竭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樹枝伸向天空，幾百年、幾千年，就像我們在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所看到的一樣……

    每一種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經歷內在實現和外在完成，最后到達終結——這，便是歷史之“沒落”的真正意義所在。在這些沒落中，我們對古典文化了解得最為清楚和全面；還有一種沒落，一種在過程和持久性上可以和古典沒落等量齊觀的沒落，它將出現在未來千年的前幾個世紀，但其沒落的征兆已經顯現出來，而且在如今從我們內心和周圍都能感覺到——這就是西方的沒落。每一種文化都要經歷和人類個體一樣的生命階段。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童年、青年、壯年、老年階段。西方文化最初是一個年輕而戰栗的心靈，滿負著疑惑和恐懼，呈現在羅馬和哥特（Gothic）的黎明……那童年的文化也以同樣的語調向我們訴說——以荷馬時代早期的多立克（HomericDoric）藝術、以早期基督教（其實是早期阿拉伯）藝術、以開始于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國作品。一種神話般的世界意識，像一個惶惶不安的負債者，在不斷地與自身和自然中所有黑暗及邪惡勢力的抗爭，同時在?求生存的純粹價值和直接表現（終將獲得并理解）中慢慢成熟。一種文化越是接近于它存在的峰巔階段，它所獲得的形式語言就越是剛毅、嚴峻、自制并更有力度，它對自身的力量就越感到自信，對其存在的輪廓就越來越清晰。我們在其輕松和自信中發現了每一種精心的、嚴格的、有度的和奇異的表現特征，無論何時何地，都透露著行將完結的暗示。再往后，便慢慢接近其脆弱點，帶著晚秋十月的甜蜜芬芳，迎來了克尼杜的阿芙羅狄忒（CnidianAphrodite）、厄瑞克特翁（Erechtheum）神殿的女郎雕塑、薩拉森（Saracen）馬蹄型穹拱建筑上的鑲嵌圖案、德累斯頓?茨威格宮（ZwingerofDresden）、華托（Watteau）的繪畫、莫扎特（Mozart）的音樂。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破曉之時，心靈之火熄滅了。萎縮的力量再次為半成功的創造而盡力，如此產生了所有死亡文化中常見的古典主義。后來心靈再次思考，所以由浪漫主義憂傷地回顧童年；到最后，它疲倦、厭煩、冷漠、失去生存的欲望，并如帝國時代的羅馬一樣，盼望走過漫長的白晝，墮落到原始神秘主義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回到墳墓。段落引文參考了國內的兩種中文譯本，特別是吳瓊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譯注。

    人們不由地想到?斯對此所作的生動評價：“在德國，很少有哪部并不艱澀難懂的作品像這部著作一樣值得人們閱讀。”

    盡管人們經常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AStydyofHIstory）和《西方的沒落》放在一起考察，但《歷史研究》卻是一部性質非常不同的作品，事實上湯因比還在他的作品中批評了斯賓格勒的觀點。《歷史研究》洋洋十二卷，是一部傾注了作者畢生精力的作品（1939至1967年），而且表現出作者觀點的自然發展和演變。不過一些基本觀點和前提是前后一致并貫穿始終的。湯因比的文明發展觀就是他著名的“挑戰和反應”說：一個社會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個挑戰都要經歷痛苦的磨礪（如埃及早期尼羅河沼澤泛濫的問題）。挑戰帶來經濟發展，“……安逸是文明的敵人”。只有克服挑戰，文明才能進化。反過來，文明的崩潰說明了“創造力”的消失、“生命力”的失敗。所以瑪雅崩潰了，埃及卻沒有，因為瑪雅的后代停止了戰勝自然的頑強努力。
與斯賓格勒不同，湯因比將文明看成一種可能“……含義豐富……”的“……充滿新鮮活力的運動”。文明的擴散“……可能緩慢，但一定會實現”。然而，未能處理的挑戰聚集過多，將成為文化崩潰的開始。這是一種內在的進程：“……文明崩潰的最終標志和根本原因是內在沖突的爆發，文明由此喪失了自身的定力。”沖突的爆發導致地域分割的社區之間的矛盾，也導致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裂。其結果是社會劃分成三個對立階層：“統治者少數”——負責提出哲學理念和建立“宇宙國家”；“國內無產階級”——負責成立“宇宙教會”；“外部無產階級”——最后成為蠻族戰爭的同盟。羅馬帝國和希臘社會的宇宙國家就經歷了這樣的歷程。橫向的分裂代表著“……靈魂的一步步解體”。

    文明的解體是“……其從‘原始人類’層次、社會動物層次大膽向某種超人的‘宗教圣人’層次攀升時遭遇失敗的各種表現……”這包括如上所說的“……創造性個體或創造性少數人失去了自身的創造力……”這些損失抵消了高壓政策（可導致帝國宇宙國家的建立）下所能產生的創造力。在各種文明進程中，“……地域擴張和精神發展”是反比關系。所以，大規模的地域擴張通常是“社會解體”的一種跡象。不過，

    在無產階級和少數統治者的沖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辨別出一種激烈的抗爭精神，它更新著文明的創造活動，將宇宙生活從發展停滯的秋天，帶過艱難困苦的冬日，邁入萬物萌發的春天。

    湯因比重視道德價值和精神價值的觀點在他之前的一些作品中就有所表述。阿爾伯特-施韋策阿爾伯特-施韋策（AlbertSchwitzer，1875-1965）法國基督教牧師、哲學家、醫生及音樂家，曾獲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這里的觀點出自他的《文明的哲學》（ThePhilosophyofCivilization，1923）。——譯注。曾指出，一種文明欠缺倫理基礎就會出現崩潰。文明的存在是為了完善人性，它是在一個種族追求進步和服務于他人的時候誕生的。施韋策認為1920年代的西方文明已出現了崩潰跡象。

    與施韋策著作同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表達出一種怪異的極端思想。它應該僅適合于那些對歷史相關知識有確切概念的人閱讀。在湯納（Towner）看來，文明具有科普生物學的基礎：文明的“神經系統增長，其智力便得到發展，精神體魄就會增強”。湯納從未明確給出他所謂“神經組織增長”的準確定義，但這一概念在他的整個理論框架中意義明顯。無論它究竟指什么，湯納是把它等同于人類的性冷淡，并暗示具有如此“神經組織”的女性傾向于成為天才。由于文明社會的這類女性通常沒有受到太多盡忠母性職責的壓力，人類才智的某些部分因此不斷衰落，文明同樣因此而萎縮。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Dawson）的作品（1921～1955）被認為不像湯納那樣怪異，但在觀點的統一性上同樣略遜。他在討論文明崩潰和衰落時提到了若干因素，認為復雜性增加和集權化增強的危險最大：希臘文明忍受著“希臘式”的墮落；在羅馬，一場物質革命摧毀了“……社會的有機結構”；歐洲文明目前衰弱，因為它“……不再具有生命的節奏和平衡”。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Nehru）在艾哈邁德訥格爾堡（AhmadnagarFort）坐牢時寫道，印度的衰落是因為內部腐敗，而到12世紀，“……印度已瀕臨死亡，失去了她創造性?天才和活力”。

    弗蘭茲-波克諾（FranzBorkenau）與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是同時代人，他像他們一樣堅信文明存在起落興衰。他同意湯因比關于歷史上精神和宗教因素高于物質因素的觀點，但反對他所謂某種邪惡或原罪導致文明崩潰的說法（并指出發展中的文明社會頻頻出現的嚴重犯罪現象）。

    對保羅-瓦萊里（PaulValéry）來說，文明天生脆弱，與道德素質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他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以及其智力和道德的混亂）與特洛伊或托勒密（Ptolemies）時代聯系在一起論述。歐洲人對全球的統治是由歐洲人口的高素質（他認為包括動力、好奇、邏輯、懷疑主義和神秘主義）決定的，但在此非平衡狀態中，崩潰的種子已經埋下。今日的大規模生產使商品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在將來，人口數量和地域規模會成為文明權力的決定因素，歐洲將因此遭受重創。
  文明興衰論在20世紀的第三個重要代表人物是阿爾弗雷德-克魯伯。克魯伯對文化現象持肯定態度。他的作品論述了“高級文化價值和形式”?也論述到“高潮”。“……在其自身枯竭之前”，埃及文明經歷了四次興衰，甚至曾具有“……相當高級的觀念體系”。文化模式可以是“高價值”的，也可能是“低檔次”的。克魯伯在這一批評框架下分析了藝術、科學和哲學的創造性循環，認為所有領域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模式：先是幾個世紀的興起和發展，然后是長時間的重復和模仿，最后是走向滅亡。

    追隨克魯伯觀點的學者中有兩位人類學家——庫爾伯恩和查爾斯-格雷（CharlesGray）。庫爾伯恩將克魯伯有關藝術和哲學枯竭的概念延伸到所有文明活動。文明的興衰是一種模式化地從興起、經營到最后枯竭的進程。羅馬崩潰后，“……其整體文化的衰落非常緩慢”。任何社會都要經歷其“信念時代”、“理性時代”和“實踐時代”。在最后階段可能會出現衰落，從“……每個公民社會所達到的特定卓越層次”下滑。宗教可能是衰落的原因，因為當宗教精神強盛時一個社會就有力量；宗教衰落時社會則失去活力。

    查爾斯-格雷視古典歷史為一系列層次化的循環，主要循環階段為“成型期”、“發展期”、“繁盛期”和“衰落期”。每一個階段還有其自身的創造期和蛻化期。在此之上存在著兩個偉大時代：城邦（citystates）時代和超級國（superstates）時代。格雷并不拘謹于各文化階段的評價：“成型期”的原始階段是“野蠻的”，而羅馬階段是“衰落的”。衰落導致政治腐敗，而任何一個階段的“……文明化程度越高”，其轉型過程就越為迅速。

    皮特里姆-索羅金是社會學家，也是一位克魯伯研究學者。他的《社會和文化動力學》（SocialandCulturalDynamics，1937～1941）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在書中定義了兩種文化模式：理念型（Ideational）文化（現實被作為非物質體看待）和感知型（Sensate）文化（現實僅僅作用于感官）。任何社會的固有本質都是在兩種模式之間轉換。由于每一種模式本身并不完整，人口群會漂移于兩種模式之間。極權主義國家（totalitarianstates）會伴隨感知型文化而興盛和衰亡。羅馬在公元二世紀后感知性增強，國家成為極權主義國家。而公元五世紀基督教的理念型文化占據統治地位，羅馬帝國于是解體。

    最后還有戴維-奧姆斯比-戈爾（DavidOrmsbyGore）。他是湯因比的追隨者，同樣關心西方文明的命運。他認為文明衰落或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內部腐敗，表現為自相殘殺的戰爭、“……高級的社會形式”、軍備發展的停滯、經濟發展或人口數量的降低。文明的興衰與民族數人集體決策的正確或錯誤有直接關系。他的結論是西方不必衰落。

    神秘因素主題下的一些案例分析涵蓋了該知識領域的某些層面，具有更大的普遍意義。丹尼斯-普利斯頓（DennisPuleston）認為瑪雅的崩潰是由于它堅信自己的循環日歷。此循環中的某一點上目睹了一次巨大的火山爆發，下一輪循環的同一點上又經歷了考古學家所謂“中斷期”的神秘事件，于是瑪雅預言推測出第三次循環中厄運的來臨。厄運將近，人們的恐慌把崩潰變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戴維-斯圖亞特研究美國西南地區的文明，但也涉及普遍意義上的復雜社會。他認為隨著復雜社會在自身規模、生產效率、能源支出方面的增加，它們將被驅使到一個干脆無力應對的“枯竭點”。因此文化系統和蝗蟲沼澤沒有太大區別。詹姆斯-格里芬從嚴格的克魯伯理論出發，提出俄亥俄霍普韋爾文明的消失可能是出于“文化疲憊”。

    梅爾科響應克魯伯的觀點，認為一種文明一旦建立，其適應文化變革的能力便十分有限，文明繼續向前發展，直至其“模式”到達頂點。面對僵化、官僚、低效和無法解決的內外矛盾，崩潰開始出現。在明顯呼應索羅金觀點的論述中，梅爾科預計西方文明的終結將會是由于對科技能力失去興趣和對精神世界預期變革無能為力。

    簡評

    盡管復雜社會不像蝗蟲瘟疫，但其崩潰的理論有時似乎很像是瘟疫。為總結前面的論述，這里有必要集中觀察幾個基本主題，這樣讀者可以把主要精力從明顯不值得嚴肅考慮的觀點中節省下來。如此，我們將不去討論神秘數字命理學、再生產模式以及把復雜社會比作昆蟲聚集或煤炭聚集的那些理論。不過這里也必須指出，劃分可探討理論和非探討理論（如神秘數字命理學）的標準只表現為關注程度上的區別。

    人們對斯賓格勒和湯因比著作的評論可謂歷史久遠、全面透徹，若想添加任何新意都非常困難。這將使目前的評估（與上一節評估相比）相對簡短。我仍需涉及他們的某些論述，以作為我對他們的崩潰理論的批評，所以也就不顧這些評論是否具有新意。總之我認為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觀點頗中要害，所以就以此為起點。

    斯賓格勒作品中的神秘主義和充滿價值判斷的理論完全印證了休斯的評價——“……通向真理道路上的一塊巨大的絆腳石”。休斯的評判代表了許多讀過斯賓格勒的人的看法：“……《沒落》充滿了不可饒恕的各種夸張和教條主義的自信口吻”“斯賓格勒形而上學的文字段落……產生出預料之中的、灰暗膚淺的綜合效果”。斯賓格勒的偏見在于“……狹隘和敵視”，“……所有的循環論者都在扮演感性先知的角色”。
對湯因比的批評也找不到更多的善意：

    ［湯因比］像一個威嚴的校長一樣頒布獎賞和宣布懲罰，獎勵了“原始基督教”一個銀杯——對教會的綜合獎賞；對當代西方不可知論者和物質主義文明卻授予了六根藤條。（斯通〈Stone〉）

    ［湯因比］沒有能力判斷空洞的假想、主觀價值判斷和基于事實的經驗推理之間的區別。（斯通）

    他把自己和以西結（Ezekiel）《圣經-以西結書》中的先知。——譯注。先知相比；而他自己有時卻真讓人難以理解。（特里瓦-羅珀〈TrevorRoper〉）

    對湯因比先生來說，歷史和歷史研究方法簡直是科學和杜撰的奇異混合。（K湯普森）

    湯因比，和耶利米（Jeremiah）《圣經-耶利米書》中的先知。——譯注。一樣，肯定站在自?的角度說話。（博爾〈Boer〉）

    ［湯因比的主觀主義］是以他對人類命運發展過程的個人見解為基礎的標準體系。（艾爾特里〈Altree〉）

    盡管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研究方法不同，上述評論可交替運用于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嚴厲地對待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理論似乎有些不公，但上述引文的確指明了神秘學說的大多數問題所在。這些問題是：1）依賴于生物學發展類比；2）依賴于價值判斷；3）參照無形物進行闡釋。

    如前所見，運用生物進化和衰亡進行類比其實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做法（但今日仍在運用）。其基本觀點已在前幾頁提及：復雜社會與有機體的生、長、衰、亡進程基本一致。但有機體遵循的是基因碼、生物鐘、日照循環、四季更替等已知科學進程。對人類社會來說，如大多數社會科學家所承認的，生物學類比無法找到相應的調控機制。這里有必要回到那些顯然具有活力的論述，即某種神秘的、內在的原動力主宰著文明的“繁華衰落”。諸如此類的觀點都不堪一擊，因為這些所謂的內在因素從本質上講不可知曉、不可確定、不可量化、不可解釋。類比性的闡釋，同以前討論過的其他觀點一樣，不能增加我們對問題的真正理解。它以神秘解釋神秘，解釋的結果為零。

    阿爾弗雷德-克魯伯——生物成長和腐朽論的大師——對如此批評提出了反駁。他的觀點是，文化“生長”的說法沒錯，術語本身只是用作一種比喻。人們使用這一術語，有時是因為語言的限制。就算克魯伯的解釋可以接受，人們仍可持保留意見，因為我們完全不清楚大多數其他人的看法是否一定和克魯伯的看法一樣。這里評論過的太多的研究者似乎都相信，文化真的會發芽、開花、枯萎、死亡。

    價值判斷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一個人類學出身的學者早年就該學到，作出如此判斷從科學角度講無人接受，無利于問題的理解；從學術角度講無法自我辯白，簡直就?失公允。一個文化學專業的學生應該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不接受有關文化現象的好與壞、更好或更糟、高級或低級的所有判斷。一個人要么是一個公正的社會科學家，要么是一個社會批評學家，而后者不應該化裝成前者。文化的相對性可能是人類學對社會歷史學（更廣泛地講，所有民眾）所作的最大貢獻之一。人們可能認為研究崩潰現象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等應該在這方面向人類學家學習。但隨著克魯伯、庫爾伯恩和格雷的出現，人類學家之全體都加入到了違反學界行規者的行列。

    在神秘因素主題下評論過的諸多論著都回到?價值判斷，其程度之劇烈，致使本研究不得不將其作為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人們可能會這樣爭辯：既然生物學類比無法提供任何量變的數據，那就有必要回到主觀判斷。神秘因素論者正是熱衷于此。于是斯賓格勒才書寫僵死沒落的文化、失敗的藝術形式、充滿寄生人群的城市；湯因比（如上述引文所說）才像一個文明和文化的大法官一樣坐在那里，認可一些，駁回其他。湯因比筆下的文明是新鮮多變的，文明受到稱贊，將作出勇敢舉動，但其創造性的少數最終失去了這種力量。克魯伯也許是發表主觀評判時最不臉紅的一位。埃及有高級的觀念體系，法國有高級燦?的文化。總之文化模式可以是高價值的或低層次的。庫爾伯恩繼承了這一傳統：后羅馬文化衰落緩慢，公民社會具有優良品質。格雷絕不會離他的同事們太遠：文化偶爾會野蠻或墮落，也可能成為高級文明。還有其他許多研究者都可以遭到同樣的指控。

    神秘理論中的一些常用術語更增加了研究者的主觀主義成分。“頹廢”（decadence）一詞最值得注意，通常用于羅馬帝國。一些表面看來似乎無傷大雅的詞，如“興盛”、“衰敗”、“沒落”和“活力”，都暗含著價值判斷的成分：我們都認可具有活力的事物，反之亦然。如前所述，就連“文明”一詞本身都落入了這個圈套。
價值當然隨文化、社會和個體而變化，于是就存在很多問題。問題是如此明顯，那些忽視其存在的作者們真讓人感覺尷尬。一個個體、社會或文化認為價值高的東西，其他一方未必就同意，因此對文化現象的主觀評判永遠無法實現科學性的標準化。一般來講，我們大多數人表示認可的文化是我們最喜歡或最愉悅或至少覺得最具智慧的文化。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導致特定價值系統的整體混亂，每方都宣稱自己獲得了唯一的“真理”。這樣的基礎之上不可能建構任何科學理論，為此所做的努力只能導致混亂和矛盾。于是當大多數研究者似乎肯定文化價值的時候，斯賓格勒（也許還包括拉帕波特）卻表示厭惡。當湯因比不贊成帝國存在的時候，克魯伯卻將埃及的擴張看做成功階段。依賴主觀價值判斷不僅在邏輯上行不通，而且不可能得出一致性的結論。

    “頹廢”這個概念似乎最為有害。盡管這個概念長期以來頗受青睞，但界定它的內涵卻十分困難。頹廢行為之所以頹廢，是因為它不符合某個人自己的道德準則，特別是當頹廢者從前某一時段的行為得到過這個人的認可，而目前行為發生了變化時。在政治命運和道德行為間不存在清晰的因果聯系。例如，在所謂的羅馬道德沒落之時，我們并不清楚（盡管波利比烏斯可能表示異議）當初缺乏這種道德是否就阻止了羅馬的擴張，也不清楚后期這種道德的出現是否就可能將蠻族部落阻止在海灣。亞當斯對這一問題概括得很好：“……歷史上的每個社會都有能力展現頹廢個體的健康的一面。”他還說：

    ……我們不能真的認為主要政局的解體是由于某個人沉溺于過度的宴飲或性生活。不，社會解體的內部機制一定與衰敗結局的各種因素存在某種相關的聯系。

    神秘因素論的第三個問題是參照不可觸及的無形物進行闡釋。這個問題與前兩個問題緊密相連。神秘因素論者簡直就無法確定可能導致文化變革的任何可分立的、可觀察的、可測量的因素。在為數不多的尋找可觸及因素（如參照人類生物學）的研究中，我們也看不清原因機制如何導致了可觀測的結局。亞當斯兄弟的理論大概是這方面做得最糟的，但它們并非不夠典型。布魯克斯-亞當斯引述生物學上的“能量物質”說；而亨利-亞當斯將人類思想比作電流。特納將文明興衰歸結于“神經組織增長”和性冷淡，比亞當斯兄弟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理論也許最具創新意義，所以被歸入到值得尊重的觀點當中。斯賓格勒相信文化具有思想、激情和意志，是“被提煉的生命精華”。文明在湯因比看來是圣人的交流，也許還具有靈魂。道森譴責歐洲文明，因為它不再具有生命節奏和平衡動力。索羅金提出理念型文化和感知型文化。普利斯頓認為瑪雅因自我恐懼而嗚呼喪命。斯圖亞特將復雜社會比作昆蟲群。格里芬指責文化疲憊。沒人能提出一個獨立的因果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構筑一種科學理論。這種神秘因素論的固有弊病，的確也成為現實鑒別神秘論闡釋的單一標準。
事件的連鎖與巧合

    偉大的古典歷史學家JB伯里（Bury）在1923年指出，羅馬的崩潰沒有綜合的解釋，其結局是出于一系列偶發事件。匈奴的入侵將西哥特人（Visigoths）趕到了伊利里亞（Illyrian）行省。羅馬當局對這一問題處理不當，所以在哈德利亞諾普勒（Hadrianople）血戰（公元378年）中失利。蠻族部落聯盟當時已在帝國領土之內形成聚落，這是一個不好的先例。隨后是西羅馬帝國一連串才智平庸的皇帝登基，日耳曼人在帝國的地位不斷提升，還有斯提里克的叛逆，以及羅馬依賴蠻族人統帥自己的軍隊。

    其他研究者還將事件的連鎖與巧合發展為普遍理論。威利和希姆金在討論瑪雅文明、巴策在討論埃及文明時都強調了一系列連鎖事件的并發現象，并指出各相應領域的薄弱環節。?爾斯-迪爾爭辯說，一系列事件的綜合作用導致了拜占庭文明的崩潰：喪失農田、大資產者出現以及和威尼斯人經濟競爭的失利。

    簡評

    從概念上講，連鎖和巧合理論沒有提供任何普遍性的理論基礎，因此不能滿足我們對重復進程作出全面理解的需求。用歷史的偶發事件進行論述也存在邏輯問題。有些人還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事件的連鎖與巧合。這種說法過于極端，但它提出的隨機因素可能影響整個進程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偶發事件的不斷出現可能代表統計學中的某種規律，但它不能用來解釋重復性非常有限的文化現象。

    經濟學闡釋

    經濟學角度的崩潰闡釋是我們要考慮的最后一個主題。這種理論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基本體現為有限的幾個方面，其中包括：1）復雜化的優勢逐漸減少；2）復雜化的劣勢逐漸增強；3）復雜化的成本日趨增加。

    路易斯（Lewis）在1958年分析奧斯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的衰落時提出了上述論點。奧斯曼帝國在16世紀達到其地域擴張的極限，此后便開始在軍事科學、軍隊專業化程度、政局管理、人力和資金以及資源等方面表現出落伍跡象。隨著歐洲的全球化擴張，東地中海地區迅速成為發展停滯的死水地帶。貿易活動繞道而行，地區貧?化程度日漸增強。在歐洲被西班牙-美洲的黃金覆蓋之時，奧斯曼經濟徹底破產。統治層已經習慣了現金短缺的狀況，于是用與以往一樣的策略應對財富沖擊：貨幣貶值、硬幣回收、降低成色。

    為應對經濟衰落局面，政府必須大規模提高官員工資和政府的硬幣支出。以前出現的貨幣危機中，政府已經降低了取薪士兵的數量，并增加了騎士的人數，因為騎士的薪水是以封地形式而非以硬幣形式支付的。但16、17世紀戰爭格局的變化使這種策略不再奏效。火槍和火炮的使用量不斷增加，這需要有資金雄厚的軍隊，并削弱了騎士的重要性。

    如此局勢之下的代價令人吃驚。開支的增加必須以貶值的貨幣為基礎。民政、宗教和軍備更難收支相抵，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政府的誠信、尊嚴和征兵活動。隨著騎士的消失，奧斯曼的農業系統開始崩潰。騎士都住在自己的封地之內或封地附近，而現在封地卻被宮廷寵臣和投機商收走。官僚瀆職、貪污的現象越來越多，稅收系統的效率急劇下降。稅吏是雇用的，所以有截留稅款的可能，于是偷漏稅的數目也在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萎縮的帝國經濟必須支持不斷增長的費用和龐大的上層建筑。路易斯概括說，奧斯曼的宮廷、官僚、宗教階層、軍隊、賦閑地主階層和稅吏所需的費用，已經超過了任何中世紀的階層化國家，甚或超過了羅馬帝國所需的費用，而它的經濟基礎卻只是一個不再豐產的農業體系。交易者、銀行家和商人一般都是非穆斯林人士，所以是二等公民。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嚴重地影響著商業發展環境或銀行信貸機構的健康生存環境。
拉鐵摩爾將中國改朝換代的循環概括為一種收益的興衰。新王朝一般將人力集中在地勢優越的地區，利用水利資源從事大規模農業生產，以提高收益和利潤。當農業生產到達其頂峰的時候，經濟基礎便無法支持更多的剩余人口。農業的蕭條景象與皇族官僚的生活形成強烈對比，讓人無法忍受，于是農民暴動，推翻王朝。

    約翰遜指出，政治體制中促進或妨礙成本效益的進程通常是導致社會延續或衰敗的決定因素。這似乎和羅伯特-M亞當斯在討論薩珊帝國強化生產、開發邊緣農田，最終導致農業衰落時表述的觀點有些類似。卡伯特（Culbert）將這一模式運用到瑪雅文明的崩潰研究。

    如前所述，布蘭頓和科瓦列維斯基（Kowalewski）將瓦哈卡谷的崩潰說成是階層社會的利益衰減。特恩布爾?探討伊克文明以及勞克林（Laughlin）和布雷迪（Brady）在更為一般性的探討中，也得出與布蘭頓和科瓦列維斯基相似的結論，只是后者更多地適用于非復雜社會。在這些研究者看來，統治層對部落社會的長期掠奪使雙方的合作優勢逐漸消失，社會的合作和互惠機制也隨之解體。哈納討論了資源充足條件下的相反情況，其崩潰模式在邏輯上也與此基本類似。

    簡評

    很多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對崩潰進程的經濟學闡釋并不熱心。但即使在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看來，經濟學闡釋在其邏輯性和結構性的某些方面（并非全部）都要勝過我們此前介紹過的理論。這些方面包括：

    1前面討論過的一些理論（如資源枯竭、自然災害、外來入侵、應對不足）暗示出文明崩潰的社會原因，而非僅僅是環境因素。有人會問，為什么社會不能對環境變化采取更為有效的對策？我們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上述經濟學闡釋是否足以解釋社會的衰落現象，但經濟學探討確實有一個方面使它超越前人：它覺得有必要鑒別社會衰弱的內在因素，并由此繼續探索。

    2與其他一些理論（如階級沖突論、社會功能紊亂說、神秘學說）相比，經濟學闡釋確認了一個特定的因果機制，或稱事發機制。

    3與已經介紹過的若干研究成果相?，經濟學模式確定了原因機制和可見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鏈接。同樣，人們也會對這些因果鏈進行爭論，但由于這一理論看到了因果鏈的存在，遂使其在邏輯性和和結構性上略勝一籌。

    當然，社會崩潰的經濟學研究不是沒有弱點。這些研究者中沒有一個人試圖將個別案例普遍化，盡管朝這方面努力的潛力巨大。路易斯指出了奧斯曼經濟的停滯發展是由于宗教和倫理偏見，但很遺憾的是，他沒有進一步論述奧斯曼在此問題上表現出的頑固和僵化。他只說后來的穆斯林不愿意向他人學習，但這不能表明任何觀點。RM亞當斯對美索不達米亞強化經濟發展的研究已?令人羨慕地勾勒出崩潰根源的大致輪廓，但卻未能對上層管理失職進行充分論述。拉鐵摩爾只提到中國上層統治者的奢望，但沒有說出剩余勞力出現的任何原因。值得指出的是，這些理論的邏輯弱點正好出現在它們脫離經濟范疇的一剎那。

現將我對各種崩潰研究理論的評估綜述如下：

    1資源枯竭論。應對資源危機是復雜社會的正常活動，也許是它們最為擅長的領域之一。既然資?枯竭不是直接誘因，我們的研究就應該集中在阻礙其作出恰當反應的社會特點，而不是單純關注資源枯竭現象本身。

    2新資源論。這一主題對整合論者具有某些吸引力，但對沖突論者毫無價值。其價值不大主要是由于它局限于簡單社會。

    3自然災害論。復雜社會通常對自然災害早有準備，通常是歷經災難而并未崩潰。如果哪個社會無法承受災難，這個社會的具體特征就該（在許多情況下）引起人們更大的興趣，這有悖于自然災害論的前提。

    4應對不足論。這種理論對復雜社會的本質所作的假設——復雜社會天生脆弱，或僵化固執，或不會轉向——不能令人信服。復雜社會如何表現出上述特征，也需要作出解釋。

    5其他復雜社會。這種理論不能解釋主要的崩潰現象，如羅馬的崩潰。各復雜社會間的沖突通常導致擴張和縮減的多次循環，而非最后的崩潰。

    6外來入侵論。強勢國被弱勢國推翻是一個需要探索的課題，其本身不能作為崩潰的原因。從經驗主義角度講，人們通常很難在考古學上探清入侵者曾經宣稱主權的地方。我們也很難理解，如果高級文明原本值得蠻族部落出兵入侵，為什么他們最后要摧毀這種文明。

    7矛盾、沖突、失職。復雜社會控制勞力和調配資源的?力是其固有特征和必要條件。我們很難以社會賴以生存的關鍵因素來解釋崩潰現象，至少由此引發的問題比能夠回答的問題要多。從其對社會生存的損害性來講，統治層瀆職失職或自我膨脹的情況值得進一步探討。剝削下層和管理不當是復雜社會正常并慣常表現的性格側面，這些行為本身不能作為偶發事件即崩潰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農民很少暴動，除非和其他社會團體結成同盟，而且農民暴動的目的通常不是使社會崩潰。

    8社會功能紊亂論。這樣的觀點既沒有指出危機的根源，也沒有探討原因機制，很難使人從客觀的角度進行分析。

    9神秘因?說。神秘因素說完全不能科學地闡釋崩潰現象。參照生物成長、相信價值判斷和引證無形事實使這種理論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10事件的連鎖與巧合論。這種理論沒有任何通用基礎。隨機因素無法有效地解釋崩潰現象。

    11經濟學闡釋。這種理論在結構上和邏輯上均超越其他（至少是迄今為止已經成型的）學說。這種理論鑒別出與崩潰相關的社會特征，確定了原因機制，指明了原因機制與可見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經濟學闡釋尚未取得社會科學界和歷史科學界的廣泛認同，但其觀點彌補了其他理論邏輯上的不足。現存經濟模式經常受到政治學和社學闡釋的片面攻擊，但這并非是經濟學理論的本質缺陷。就眼下的研究課題來說，經濟學闡釋的弱點在于它還沒有形成一個具有普遍應用價值的闡釋框架。

    除了沒有科學基礎的神秘學理論之外，以上介紹的崩潰理論并非一無是處。事實上，經濟學闡釋距離最后成功（邏輯思考而非具體細節）只一步之遙——即探索深度還不夠。除神秘因素論之外，我們很難說其他理論就一定錯誤或者是誤導。只是其目前的表現形態還多有欠缺。它們缺乏無可置疑的前提，并經常失敗于邏輯推理。（但它們又通常能指出相關的變量和進程）。人類社會確實面臨資源短缺的現象，各?層之間確實存在沖突，自然災害的確經常降臨，而各種對策無法解決上述危機的情況也并不罕見。一種具有通用價值的崩潰理論應該是盡全力融合如上各種闡釋而有所發展。它應該提供一種能夠包容上述理論的宏觀框架，使其中的各類主題均體現出價值。一種通用的崩潰理論應該使上述各主題（比其獨立存在時）具有更為明確的應用性。

    下一章將在經濟學闡釋的基礎上探索一種通用的崩潰理論。在論述和評價（第五章）之后，第六章展示其他各派理論如何可以包容在我的闡釋理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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