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聶榮臻　　

“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間，經過了極為艱險、曲折和復雜的斗爭道路，進行了英勇的勝利的抗日戰爭，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從這一偉大的愛國戰爭中，動員、組織與教育了廣大人民，大大增強了人民民主的力量，為以后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強的基礎。　　

偉大的抗日戰爭，對于中國人民是一個嚴重的歷史考驗。戰爭不僅鍛煉了人民，鍛煉了人民軍隊，并且也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展與豐富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在政治上、思想上進一步革命化，在組織上更加壯大起來，成為在全國人民中最有威信的卓越的領導者。中國人民根據切身的經驗，完全懂得；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民的一切。　　

一　　

抗日戰爭使中國革命中的敵、友、我陣線及其力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改組。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證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死敵。抗日戰爭的八年間，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日寇的屠殺與摧毀，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這一野蠻無恥的侵略，卻得到了美、英帝國主義”綏靖政策”的鼓勵。 美、英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一方面企圖緩和對日矛盾，是日寇成為進攻社會主義蘇聯的東方的前哨，另一方面則指使蔣介石反動政府加緊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以便達到通過蔣介石反動政府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當時帝國主義操縱的“國際聯盟”所派遣的“李頓調查團”，就是以要求“國際共管東北”代替日本獨占來結束它的調查報告的。美帝國主義除“勸中國政府采取妥協步調”外，并在錦州事變之后發表無恥聲明，宣稱：“（一）美國絲毫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合法的權利；（二）不擬過問日本解決任何事件，惟此項事件，不得破壞美國權利。”美、英帝國主義與日本侵略者狼狽為奸的面目，是早已暴露無遺了。　　

     當時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對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軍事進攻，采取了可恥的不抵抗主義，并且宣布“攘外必先安內”，又訓令他的軍隊說“言抗日者殺無赦”，而集中力量繼續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軍進攻。　　

但是，嚴重的民族危機，卻使中國人民日益革命化了。工人和農民群眾，日益覺悟起來，興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斗爭，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積極投入了革命的隊伍，在各大城市中展開了學生群眾的反日示威運動。在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內部也發生了新的動搖、分裂。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和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有矛盾的地方統治勢力，對于民族革命運動，或參加、或同情、或采取中立。廣大的人民群眾都從切身的經驗中，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日益失望，逐漸把希望寄托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政權和人民革命軍隊。　　

二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重大的發展和勝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共產黨立即號召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組織東北抗日游擊隊，并且提出停止內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三個條件，希望與國民黨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但是蔣介石反動政府卻以進攻紅軍和鎮壓抗日運動來回答了這個宣言。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主力，以十二個月的時間，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戰勝了蔣介石的長追，突破了歷史上軍事遠征的記錄，勝利的到達了抗日前線，與西北紅軍會合。這一卓絕的英雄業績，成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保存了鐵一般的中堅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全國人民中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擁護，并迅速成為以北平“一二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為開端的普及于全國各地的人民愛國運動的綱領。這個政策，還得到一部分國民黨軍官的贊同。他們反對內戰、要求抗日。因而就發生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和楊虎城所部西北軍，拒絕蔣介石的剿共亂命，在前線不斷與紅軍聯歡。最后終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人民和士兵的支持下，逮捕了蔣介石。　　

西安事變的爆發，一方面說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銳化，另一方面也說明：蔣介石多年來的反動賣國政策，不僅遭到廣大人民的痛恨和唾棄，并使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發生了劇烈的分化。但是當時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卻企圖以營救蔣介石為借口，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日寇則窺伺機會，乘虛而入。因而正確地解決西安事變，成為扭轉危機局勢和舉行抗日戰爭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采取了明確堅定的方針，力主和平解決，以結束蔣介石的“安內而后攘外”的反動政策，實現國內和平，爭取全面抗戰。我們批判與說服了一些人們的“左”傾冒險主義，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和托洛斯基匪徒擴大內戰的陰謀，從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就，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偉大的戰略預見。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中日矛盾的發展，改變了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的關系。一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為特別突出尖銳的日本帝國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殖民地化與獨占中國的侵略政策，使其他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擴大了裂口，把其他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在國內，資產階級也因為日本的侵略使他們發生了生死存亡問題，因此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也引起了一部分人不能不改變其政治態度。雖然國內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但民族矛盾逼使它降到次要與服從的地位了。　　

三　　

但是，國內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仍然是貫穿于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的。　　

由于國民黨反動派不愿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不愿意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不愿意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不愿意清除國民黨及其內部的親日派勢力，這樣使得當時的抗日戰爭，潛伏著失敗和中途妥協的危機。為了克服這種危機，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中國人民和人民的武裝力量，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并用極大的力量，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組織千百萬人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民主權利，使抗日戰爭不僅具備鮮明的民族的性質，并且具備深刻的人民的性質。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指出爭取民主的重要性。他說：“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五二頁）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發生之后不久，毛澤東同志即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的文章，明確地指出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兩個前途，批判國民黨不要人民起來的錯誤措施及其危險前途，要求將抗日戰爭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并且緊接著宣布了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動員全國人民為實現這一政治綱領，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奮斗。（十大綱領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抗日的外交政策；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團結。）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恪守這一政治綱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就是根據這個綱領，和廣大人民緊緊相結合，以連續不斷的勝利戰斗，打擊日；并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辟和創建了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使之成為堅持抗戰的重心。在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兩條戰線下，形成了抗日戰爭中兩個迥然不同的戰場，即國民黨區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針對著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愿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并將國民黨的副總裁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此時起，國民黨政府更明顯地開始了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對外逐漸轉移到對內。在國民黨統治區域，極力打擊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進步組織，并剝奪了抗戰初期給予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監獄和集中營里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和民主人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掀起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有名的“解散”新四軍及襲擊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余人的事變，就發生在個時期內。他們對于抗日戰爭已公開采取了消極政策，保存軍事實力，把作戰的重擔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解放區，并以國民黨的精銳胡宗南部隊包圍、封鎖與進攻中國共產黨抗戰后方的陜甘寧邊區。國民黨政府除指令其軍隊不斷向解放區軍隊進攻外，并有組織地指派其軍隊投降日本侵略者，以配合日本侵略者進攻解放區。此外，國民黨政府同日本侵略者之間，談判妥協投降的秘密信使往來，是從來沒有間斷過的。這就使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解放區不能不肩負起抗戰和反投降的全部重任。　　

四　　

抗日戰爭時期的解放區人民，是怎樣堅持對日抗戰和反對投降的斗爭呢？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游擊隊，在北起內蒙古，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進行著積極的廣泛的對敵武裝斗爭。經常抗擊著敵軍半數以上（多至百分之六十四）和幾乎全部的偽軍，像利刃一樣，插進敵人的心臟，成為對日本侵略者的嚴重威脅。但是解放區軍民的對敵斗爭也是在極為嚴重和殘酷的環境中進行的。占領武漢以后，日本侵略者從一九三八年十月就停止了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將其侵略刀鋒，主要地指向解放區戰場，進行殘酷的“掃蕩”。每次“掃蕩”經常是十萬人左右的兵力。其“掃蕩”辦法是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敵人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在偽滿邊境及山西五臺等地區更制造了長數百公里、寬數十公里的“無人區”，企圖消滅人民軍隊的生存條件。并對我解放區進行分割、封鎖、蠶食。僅華北解放區一九四四年的統計，在面積八十三萬平方公里、人口八千三百余萬的地區上，敵人就修筑了一萬多個據點、三萬多個碉堡、一萬多公里的封鎖溝、六百多公里的封鎖墻。在殘酷的斗爭中，再加上災荒，解放區軍民有時不能不以樹葉草根充饑。　　

但是日本侵略者所有這一切毒辣陰謀都失敗了。中國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進攻之下，依然屹立，并一天一天地發展，縮小了敵占區，擴大了解放區，壯大了人民軍隊和人民武裝力量，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一九四五年，全國解放區人口達九千五百五十萬，人民軍隊發展到九十一萬，民兵發展到二百二十萬。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對敵作戰十一萬五千余次，擊斃和殺傷敵偽軍九十六萬余名，俘虜敵偽軍二十八萬余名，敵偽軍投誠和反正者十萬余名，敵偽軍共損失一百三十六萬余名。　　

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為什么能取得這樣的勝利？這是因為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人民戰爭的正確方針和戰略指導原則，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種政策。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連續發表了兩個輝煌的著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在前一著作中，毛澤東同志根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戰爭經驗（這在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六年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作了精辟的總結）和抗日戰爭的的新形勢，把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爭，由戰術范疇提高到戰略范疇，并具體規定了游擊戰爭的戰略指導原則。毛澤東同志指出：“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發生的：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但是這個大而弱的國家卻處于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里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占地甚廣的現象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占地甚廣，但他們的國家是小國，兵力不足，在占領區留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并且由于中國的進步，就是說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存在，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于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于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于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中，都是頗為新鮮的事情。這件事是同時代進步到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開的，是同共產黨和紅軍的存在分不開的，這乃是問題的焦點所在。”毛澤東同志并反復說明主動的、靈活的、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這是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最中心問題。毛澤東同志預見地指出，假如敵人對于頗為新鮮的游擊戰爭缺乏估計，“他們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上面觸一個很大的霉頭。”后來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英明預見，在后一著作中，毛澤東同志針對著國內一些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從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式，明確地提出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指出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即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階段。他指出取得勝利的條件是中國人民的大聯合（這是主要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和日本國內人民及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他批判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嚴正地指斥了國民黨內部的妥協與腐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部歷史也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這些論斷的正確。　　

依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全國各個解放區，在政治上實行了民主改革，實現了全國總動員和鞏固的民族團結，造成了人民戰爭的真正基礎。解放區普遍地經過民主選舉，建立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三三制政權”---地方的人民民主政府，因此鞏固了各階級的團結。解放區普遍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和保證交租交息的政策，因而大大地發揚了農民參加抗日戰爭和生產的積極性，減少了地主對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解放區普遍地實行了生產和節約政策，組織了農民的勞動互助（變工隊、換工班等）；軍隊參加生產并幫助農民生產；實行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負擔；實行節約互助以救濟災荒，因而能夠粉碎敵人的封鎖政策，戰勝敵人和天災所造成的嚴重困難，支持了長期的戰爭。解放區的軍隊與人民普遍地實行了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政策，因而鞏固了軍隊與人民間的團結，并提高了軍隊的斗志。解放區實行了瓦解敵軍的政策，向敵偽軍開展全面的政治攻勢，因而大大地動搖了敵軍的士氣，并爭取了大批偽軍的投誠與反正。而最中心的，是依靠農民的問題。殘酷的抗日戰爭，沒有廣大農民的支持，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再一次地證明了斯大林所說的：民族問題實質就是農民問題，“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利愈強大。”（《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三三零頁）這也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　　

在軍事上，全國各個解放區堅持以主力部隊、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民兵和人民自衛隊）的相互配合，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實現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方針。這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這就是人民軍隊在解放區戰場所實行的戰略戰術的出發點，由此創造了抗日的人民戰爭的全套戰略戰術。人民軍隊由于獲得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的配合，得以靈活地進行內線和外線作戰，力爭戰役和戰術指揮的主動權，不斷粉碎敵人之“掃蕩”、“蠶食”，殲敵制勝。人民軍隊由于指揮統一，各個根據地得以互相配合，彼此支援 ，因而能夠抓住敵人兵力不足的弱點，粉碎敵人對某一地區的合圍’掃蕩”。人民軍隊，重視開辟和鞏固根據地的工作，能夠積極地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縮小敵占區。人民軍隊常常派遣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活動，以粉碎敵人的封鎖政策。人民軍隊，由于重視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的建立和發展工作，能夠積極地幫助其教育訓練并給予必要的干部和武器，因而能夠獲得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的密切配合，增強對敵困擾打擊的力量。同時久經戰爭鍛煉的地方游擊隊和人民武裝，又成為人民軍隊兵員的來源，保證了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解放區的地雷戰、聯村作戰、破襲敵人交通、圍困敵人碉堡，以及平原地區的地道戰等，都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使敵寸步難行，在軍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打擊和威脅。　　

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另一方面的斗爭。這就是為反對國民黨投降、分裂、倒退逆流而進行的堅決斗爭。這一斗爭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如果在存在著國內戰爭的情況下，要同強大的敵人日本侵略者作戰，是不可想象的、至少是極端不利的。為了擊敗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聯合一切抗日的力量。但是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這個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定的、不可靠的，因而對于國民黨必須是既有合作，又有斗爭。斗爭的目的，是為了利于合作，使階級斗爭服從于民族斗爭，利于長期的民族革命戰爭。因而斗爭必須是講求策略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必須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斗爭的主要方法，就是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發展壯大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權，使人民群眾根據自己親身的政治經驗，去認識國民黨當局的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這也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領導權，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發動之后，就一直堅持著同國民黨的投降、分裂、倒退逆流作斗爭，并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適時地明確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以之動員人民，有力地打退了國民黨在此后一個時期所發動的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抗日戰爭中的內戰投降危機。而蔣介石國民黨由于他自己的倒行逆施，更日益暴露了他的反動面目，在政治上大為孤立了。　　

解放區戰場的勝利，終于有力地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妥協投降陰謀，爭取了全國抗日的勝利。　　

中國人民是偉大而不可戰勝的，它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以后，經過四年國內解放戰爭，已經在中國大陸打到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并在和平建設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中國人民深信：任何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都一定要在中國人民面前被打得一敗涂地。　　

《星火燎原》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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