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使諸多被稱之為“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脫胎換骨,成為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工作者。在這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王實味是極個別的命途多舛的人:先是被戴帽“托派”遭關押,后來被處決。因此,書寫這段歷史,王實味的命運是一個重要的章節。新近出版的《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一書,也不例外。不過,與此前出版的著作相比,本書對王實味冤案的解讀,卻提出了新的脈絡。
王實味冤案的釀成,被戴帽“托派”是關鍵。而王實味何時被戴上這頂帽子的?此前的研究著作,大多根據丁玲關于延安的一段回憶,認為在4月初。據丁玲回憶,“在4月初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飨脑挶A宋?,我一直感謝他老人家?!倍械难芯空呱踔琳J為,“就目前材料這是關于王實味托派問題最早提出的一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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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據《解讀延安》所提供的脈絡,4月初毛澤東是不可能說出“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的話。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時,毛澤東是主張讓群眾“大鳴大放”的。即使對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沒有看得多么嚴重。在此期間,他還讓他的秘書胡喬木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信里有這樣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這說明毛對王實味等人的作用很看重,要其注意提意見的立場和方法,不要走偏,頗有愛護保護之意。當然,毛澤東也不能不承認王實味確實比較過分一些,稱“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但也僅此而已。他這時即使在政治局內部也不過就是把王實味稱做“落后分子”罷了,不僅稱其為“同志”,還特別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輕易對過分批評者上綱上線,強調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爭取落后分子”。也就是說,一直到5月下旬,毛澤東還多少認為,不能因為王實味的問題嚴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邊去,更不可能產生“托派”的想法。
從5月底到6月上旬,王實味所在單位中央研究院正式召開批判他的大會。王實味早已向組織交代過的過去曾與“托派”分子密切往來的歷史被當作新問題“揭發”出來,其問題的性質才開始轉變。6月11日,丁玲發表《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稱王實味有“托派思想”;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并形成決議,一致認定:王實味在政治上是敵人。第二天,即6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才明確表示了贊同的意見。他同時指出,現在看來,王實味的有系統不是偶然的,這個人多半是有組織的進行托派活動,抓住時機,利用矛盾,進行托派活動,向黨的進攻。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可能在4月初就認為“王實味是托派”的。
看起來司空見慣的結論,看起來非常普通的材料,在嚴謹梳理中,就有了新的看法和觀點。本書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值得學者和讀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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