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義的奠基之作，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對市場自由主義最重要、最具創造性的批判著作”（美國自由派雜志《美國展望》的創辦人羅伯特•庫特納之語），也同時問世。

    沐浴過老歐洲繁榮余暉并最終受納粹迫害而流亡英國的兩位奧匈帝國子民——哈耶克和波蘭尼，都期望借此回答茨威格的歷史拷問——1930年代全球社會經濟的崩潰乃至戰爭的歷史緣由。
對哈耶克而言，歐洲社會經濟的崩潰和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完全是背叛19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制度的結果；在稔熟哈耶克和其導師米塞斯的市場自由主義的波蘭尼看來，恰恰相反，正是19世紀以來將整個社會淪喪為商品關系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帶來無法逆轉的巨大貧富分化，其激化的矛盾和怨恨為希特勒之流登上權力頂峰掃平了道路。
    誰也想不到，二戰結束不到 40年，歷史再度詭異而無情地把人類社會當作實驗場，企圖現場測試兩位經濟思想家理論碰撞的爆炸威力。
    1980年代初，隨著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追求去規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作為新自由主義“教父”的哈耶克連同他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一時成為“自由世界”的燈塔，特別是一直活到1992年的他親眼目睹了蘇聯解體，新自由主義也因之以全球化的名義徹底統治了世界。
    歷史又前行了20多年，在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一幫由投資銀行家、對沖基金經理和私募投機者組成的“賭徒”，以新自由主義的旗號綁架了世界經濟，演出了一場沒有節制和道德的財富狂歡，并最終在2008年9月以市場自由主義“圣殿”華爾街的崩潰為開端，拉開了一場至今仍然難以看到溝底的全球經濟墜落進程。
    “如果波蘭尼仍在世，對美國當前金融風暴的發生，將一點也不意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談到本輪金融危機時認為，波蘭尼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判，又一次前所未有地清晰起來，“這讓當代人又記起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自發調節的市場不總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起作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新版《大轉變》序言

能夠為卡爾·波蘭尼這本經典著作撰寫前言，是件榮幸的事。這本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代的大轉變，以及伴隨這個過程而發生的觀念、意識形態、社會和經濟政策上的轉換。由于歐洲文明的這個轉變可以類比于今日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轉型，所以，波蘭尼常讓人們感覺到，他是在直接針對當下問題發言。他的觀點——以及他的關切——與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圖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對國際金融組織的騷亂者和示威者們提出來的問題是一致的。在R. M. 邁克埃瓦為這本書的1944年首版所寫的導言中——那個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存在還僅僅是在紙上，他以一種與波蘭尼相似的預見能力寫道：“這本書在當下的最重要意義就在于，它為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們揭示了歷史教訓。”如果這些人當時真的讀了這本書，并認真對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訓，那么他們所鼓吹的政策就會比實際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試圖用不多的幾行字來概括這樣一本復雜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難的，甚至很可能是錯誤的。盡管從語言和經濟學方面看，一本半個世紀以前寫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會不大好理解，但波蘭尼所提出的問題和視野并沒有喪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題包括：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它們的缺陷——不僅僅是就它們的內在運轉而言，也包括它們的后果（即，對窮人造成的影響）——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預成為必需；以及，所產生的這些后果是否嚴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變遷的速度。波蘭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廣泛流行的滲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y）的教義——即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會從增長中受益——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他還廓清了各種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之間的相互關聯：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成為新工業利益的婢女的，而這些利益又是如何對這種意識形態加以選擇利用的——當他們的利益有要求時，他們照樣會要求政府干預。

波蘭尼是在現代經濟學家界定自發調節市場的局限性之前寫作《巨變》的。在今天，任何有聲望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去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市場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慮它在公平上產生的后果。無論何時，只要出現信息不完備或者市場失靈——也就是說，本質上總是如此——那么干預就存在，而且從原則上講，這種干預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大體上，我們已經達到一個更加平衡的立場，已經能夠既認識到市場的力量，也認識到它的局限，認識到政府在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盡管大家對這種角色的邊界還在爭論。例如，人們對金融市場需要政府管制這一點，已經達成普遍共識，但還沒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這一點獲得一致意見。

自現代以來，有非常多的證據支持以下歷史經驗：增長可能會導致貧困的增加。但我們同樣知道，增長可以為社會的絕大多數部分帶來巨大的好處，正如在一些更開化的（enlighted）發達工業國家中所發生的那樣。

波蘭尼強調了自由勞動力市場、自由貿易和自發調節的貨幣機制這三個信條之間的相互關聯性。由此，他的著作成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統研究方法的先驅（反過來它是由二十世紀之初一般均衡論經濟學家們所預示的[1][1]）。現今仍然有少數經濟學家在堅持金本位的信條，他們認為現代經濟的問題正是由于偏離了金本位體系而造成的，但這使得自發調節市場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戰。浮動的匯率是那個時候的常規，人們可以認為這將支持那些信奉自發調節的人所持的立場。畢竟，憑什么外幣匯兌市場應該由不同于支配其他市場的規則來統治呢？不過也恰恰是在這里，自發調節市場的軟肋也暴露了出來（至少對那些從來不注意這個信條的社會后果的人而言是如此）！因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類市場（與許多其他資產市場一樣）表現出過度的變動性（volatility），也就是說，表現出超出構成要素的變化所能解釋的變動性。同樣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價格——以及更廣泛而言的投資者的預期——表現出來的過度變動性可能會對一個經濟造成嚴重災難。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讓當代人又記起大蕭條的教訓：自發調節的市場并不總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起作用。甚至美國財政部（不管是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治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自由市場體系信仰的堡壘，都不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匯率，盡管它們從來沒有給出一個內在一致的、有說服力的解釋，來說明為什么這個市場應該與其他市場區別對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不一貫性——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場體系的同時，卻作為一個公共組織而經常干預匯率市場，為外來債權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與此同時卻索要高利率而使國內企業破產——已經在十九世紀的意識形態爭論中被預示了。真實而言，勞動力和貨物的自由市場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人都寥寥無幾了，并且一方面，發達工業國家在教導不那么發達的國家避開保護主義和政府補貼的邪惡，而另一方面，它們卻并不怎么樂意向代表發展中世界比較優勢的商品和服務開放市場，盡管它們強硬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自己的市場。

不過，今天，戰線的位置與波蘭尼寫作時的情況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時候所觀察到的，如今只有頑固分子還肯——在一個極端——為自發調節的經濟辯護，或者——在另一個極端——為政府運轉的經濟說話。每個人都意識到了市場的力量，也向它的局限性表示敬意。但在這之上，經濟學家們的觀點之間還是有著重要的區別。其中有些區別是容易摒棄的：妝扮成經濟科學和良善政策的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最近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推進（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發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再一次地，人們很少會不同意，在許多國家，規制既沒有加強它們的金融體系，也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很明顯這些規制應該被剝離掉。但“自由市場分子”走得更遠，并給遵從他們建議的國家帶來了災難性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所證明的那樣。而且即使是在這些最近的事件發生之前，已有充分證據能表明，這樣的自由化可能給一個國家帶來巨大的風險，而且這些風險將會不成比例地落在窮人身上，而支持這樣的自由化會促進增長的證據——往好里說——卻是明顯不足的。不過，與上述例子不同，還有一些問題，關于它們的結論遠非清晰可見。自由國際貿易使一個國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增加平均收入，盡管它會使一些個人失去工作。但在失業率非常高的發展中國家，由貿易自由化而毀掉的工作機會可能明顯要比它所創造的要多。特別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捆綁起來時，情況尤其如此，因為這使得創造工作和新企業成為不可能。沒有人可以宣稱，將工人從低生產率的工作中轉移出來進入失業狀態會減少貧困或者增加國民收入。自發調節市場的信徒隱含地相信某種形式的薩伊定律，即勞動力的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對于一個由低工資而發家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甚至可能是一種有利條件，因為它會對工人的工資需求產生壓制力量。但對經濟學家而言，失業工人體現的是一種運轉不良的經濟，我們已經在太多的國家看到了這種或那種運轉不良的壓倒性證據。自發調節經濟的某些鼓吹者把這些運轉不良歸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這種歸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在今天，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實際上已經壽終正寢了。

但是，波蘭尼強調了自發調節經濟的一種特殊缺陷，這種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為討論的對象。它涉及的是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經濟體系——或者經濟變革——是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例如，我們現在談論社會資本。我們意識到，在拉美許多地方，過長的失業期、持續的不平等水平，以及普遍而深入的貧困和污穢，已經對那里的社會整合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并成為那里出現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暴力現象的助推劑。我們認識到，俄羅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蝕了社會關系，破壞了社會資本，導致了俄國黑手黨（the Russian Mafia）的出現甚至它的統治。我們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印尼食品補貼的消除，正如工資的直線下降和失業率的急劇上升一樣，導致了可預見的（并且確實已被預見到）政治和社會騷動。考慮到這個國家的歷史，出現這種局面的可能性本該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不僅經濟政策造成了古老（盡管有些比較脆弱）的社會關系的崩潰：而社會關系的這種崩潰本身也會產生非常不利的經濟效應。投資者不會情愿把他們的錢投入那些社會中存在高度緊張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內的很多人也會把他們的錢抽離出來，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絕大多數社會都在自己的歷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顧窮人和失意者（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業時代的來臨使得個人越來越難于擔負照看自己的全部責任。確實，一個農場主可能會失去他的收成，并且一個以生存為目的的農場主可能會因為要為一個陰雨天氣（或更準確地說要為一個干旱季節）儲備錢財而倍受艱辛。但他從來不會缺乏旨在獲利的雇傭（gainful employment）。而在現代工業社會里，個人會遭到他們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擊。如果失業率很高——像大蕭條中所發生的那樣，或者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今天的情況一樣，那么個人所能做的就極其有限。他們可能相信（buy into）、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場分子關于讓工資保持彈性很重要（也就是說，接受在毫無補償的情況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應降低工資）的說教，但他們自己卻對推進這樣的改革無能為力，即使這些改革確實具有促進充分就業的美好效果。明顯不能成立的是，通過讓自己滿足于更低的工資，個人就能夠立即獲得就業。效率工資理論、內部人-外部人理論，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論，已經提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解釋來說明為什么勞動力市場并不像自發調節市場鼓吹者所認為的那樣運作。但無論這些解釋是怎樣的，在這里真正重要的事實是，失業不是一種幻覺，現代社會需要有應對它的方式，而自發調節的市場并沒有這樣做，至少是沒有以能被社會接受的方式這樣做（對這一點甚至也是有解釋的，但討論這些解釋會讓我離題更遠）。快速的轉型破壞了舊有的應對機制和舊有的安全網，但在新的應對機制發展出來之前，它已經產生了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來自十九世紀的這個教訓已經太過經常地被華盛頓共識——它是自由主義教條的現代版——的鼓吹者們遺忘了。

這些社會應對機制的失敗反過來已經導致了對早先被稱為社會資本的那種東西的侵蝕。最近的二十五年中發生了兩起這方面的重大事件。前面我已提到作為東亞危機一部分的印尼災難。在這場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以及新自由主義教義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該成為解決方案重要組成部分的措施：不償付債務。這些債務中的絕大多數是私人部門向私人借貸者的貸款；當借貸者無法償還借款時，本來是有處理這一情況的標準辦法的：破產。破產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部分。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說不，因為破產將造成對契約神圣性的侵犯。然而這種對更為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的侵犯，他們卻全然沒有一丁點兒的顧慮。他們更喜歡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國債權人得以解套，而這些人其實在出借時并未守持應有謹慎的態度。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讓那些旁觀者付出沉重代價的政策，盡管這些工人和小企業在危機的最初來臨中并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更具戲劇性的是俄國的失敗。這個已經成為一個實驗——共產主義——的犧牲品的國家，成為一次新實驗的對象。這個新實驗就是，在政府還沒有來得及讓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時候，就開始把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的理念付諸實施。正如大約七十年前布爾什維克強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會轉型一樣，現在新自由主義者在強制推行另一場將帶來毀滅性后果的快速社會轉型。這個國家的人民曾經得到承諾，一旦市場的力量釋放出來，經濟就會繁盛：那種資源配置被扭曲的、因社會所有制而導致激勵不足的、低效率的中央計劃體系，將被分權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

然而繁盛并沒由發生。經濟大約萎縮了一半，貧困率（以每日四美元為標準）從2%上升到接近50%。在私有化使少數寡頭變成億萬富翁的同時，政府甚至沒有錢給窮人支付年金——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資本市場的自由化被認為是向世界表明這里是一個吸引人的投資場所；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只能進不能出的無底洞。所以毫不奇怪，資本成群結隊地逃了出來。由于私有化進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財產權的背后并沒有社會共識的支撐。把錢留在俄國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擔心，一旦一個新政府上臺，他們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即使撇開政治上的問題不談，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一個理性投資者會將他的錢放在繁榮的美國股票市場，而不是投在一個處于真正蕭條中的國家。如今，盡管有點太晚，但這些錯誤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識到；不過，想要把逃逸了的資本重新吸引回來，幾乎已經不再可能了，除非保證，無論財富是如何獲得的，都能夠保有下去，可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實際上是必然導致——寡頭結構本身的繼續維持。

經濟科學與經濟歷史已經開始認識到波蘭尼論點的有效性。但經濟政策——尤其是華盛頓共識的信條所反映出來的經濟政策，它們教導發展中世界和那些轉軌經濟體應該如何完成他們的大轉型——看起來還沒意識到這一點。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波蘭尼揭露了自由市場的神話性：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在它們當初的轉型中，今天已經工業化了的那些國家的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不僅通過關稅保護了它們的工業，而且也努力促進新技術。在美國，第一條電報線于1842年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農業生產力的突破性提高——這為工業化提供了基礎——有賴于政府的研究、傳授和擴展服務。在西歐，關于投資的規制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護主義和政府干預都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美國政府威脅對歐洲實行貿易制裁，除非后者向美國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擁有的香蕉開放市場。盡管有時這些干預可以得到正當化，因為它能被當作針對其他政府所進行的干預的應對措施，但確實存在無數不知羞恥的干預和補貼的例子，比如在農業方面的那些例子。在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見到了一個又一個的例子，從墨西哥土豆和鱷梨、日本電影，到烏克蘭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國的鈾。香港長期被作為自由市場的堡壘而宣揚，但當香港發現來自紐約的投機者正試圖通過同時對股票和貨幣市場進行投機來毀壞它的經濟時，它就對兩者都展開了強有力的干預。美國政府大聲抗議，說這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廢棄。不過，香港的干預贏利了——它成功地穩定了這兩個市場，消除了對它的通貨的未來威脅，而且從交易中大賺其錢。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們強調，問題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預；轉型的關鍵在于，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讓價格就位”，并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在這種觀點看來，發展不外乎就是資本的積累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樣一些技術性的東西。這種意識形態誤解轉型本身的性質——它是社會的轉型，而不僅僅是經濟的轉型，而且即使這種轉型的經濟方面，也比他們的簡單藥方所意含的要深刻得多。他們的視野代表了一種對歷史的誤讀，正如波蘭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樣。

如果他是在今天進行寫作，就會有額外的證據支持他的結論。例如，在東亞——整個世界中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個不顧廉恥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認保持社會統合的價值，與此同時不僅致力于保持、甚至力圖提高社會和人力資本。在這個地區的各個地方，不僅有迅速的經濟增長，而且貧困也大量減少。如果說共產主義的失敗為市場體系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那么東亞的成功則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躍角色的經濟對自發調節的市場的優越性提供了同樣強有力的證明。恰恰是由于這個原因，市場意識形態的持有者才在東亞危機期間幾乎表現出某種愉悅的心情，因為他們覺得這場危機暴露出積極政府模式的致命弱點。盡管他們的說教一方面確實包括了對加強金融監管的承認，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抓住這個機會促成更大的市場流動性：這種流動性是消除那些社會聯系的代名詞，而正是這些聯系提供了社會和政治穩定——東亞奇跡的必要條件——所必須的經濟安全。當然，實在而言，東亞危機正是自發調節市場的失敗的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資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蕩、想尋找最高的回報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它們只受情緒的理性和非理性變化的支配——成為這場危機的根源。

讓我通過回到波蘭尼的兩個中心主題來結束這篇前言。第一個關注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復雜的相互糾葛關系。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并不僅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它們代表了對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偏離。但正如波蘭尼所言，“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植根于一個無法再運轉的市場社會。”新自由主義信條的鼎盛時期大概在1990-97年，在柏林墻倒塌之后，東亞危機爆發之前。有人也許會說共產主義的終結標志著市場經濟以及自發調節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相信，這個解釋是錯誤的。畢竟，在發達國家內部，這個階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發生了對這些信條——里根-撒切爾自由市場信條——的拒斥以及對“新民主黨”或者“新工黨”政策的支持。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在冷戰期間，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只不過是無法承擔采取這些政策的風險，即如此傷害窮國的風險。因為這些國家還有選擇的余地，它們同時受到西方和東方的勸誘，西方處方的失敗可能會使它們站到另一個陣營中去。隨著柏林墻的倒塌，這些國家就再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了。含有巨大風險的信條可以毫無顧忌地施加在它們身上。但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不僅不謹慎；同時也是無知的：因為對于一個不能給多數人——或者數量可觀的少數人——帶來好處的市場經濟，人們可以用一萬種暗地里的方式來加以拒絕。一個所謂的自發調節市場經濟可能會演化為黑手黨資本主義——以及一個黑手黨政治體系，很不幸，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地方，這種擔心是真實而迫切的。

波蘭尼把市場看作一個更為廣闊的經濟的一部分，并且把這個廣闊的經濟看作一個還要廣闊的社會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場經濟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太多地被當作改革的目標本身來對待。記分卡被用來記錄不同國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卻從來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財產分給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對方回報以租金。但總是沒有記分卡來記錄被推向貧困的個體的數量，或者相對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而言、那些被毀掉的就業機會的數量，或者暴力的增加，或者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無力感的增加。波蘭尼談論的則是一些更為基本的價值。在這些基本價值與自發調節市場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的斷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蘭尼寫作時同樣清晰可見。我們告訴發展中國家民主的重要性，但當涉及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那些影響他們生計的問題，即經濟時，他們被告知：經濟學的鐵律讓你無從選擇；并且由于你（通過你的民主政治進程）傾向于把事情搞糟，你必須放棄做那些關鍵性經濟決策——比如宏觀經濟政策——的權力，把它交給一個獨立的、幾乎總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銀行；為了保證你的行為與這個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現通貨膨脹——至于就業和經濟增長，不必去管它；為了保證你確實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銀行的措施，諸如以固定比率擴大貨幣供給；當一種措施未能奏效時，就搬出另一種，比如通脹目標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當我們的左手似乎是在向前殖民地中的個人賦權的同時，我們的右手又把它收回來了。

波蘭尼非常允當地以對復雜社會中的自由的討論來結束他的這本著作。富蘭克林·Ｄ·羅斯福說，在大蕭條中，“我們沒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僅談論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也討論了免于恐懼和免于饑餓的自由。規制可能會剝奪某人的自由，但這樣做可能促進另一些人的自由。將資本任意在一國移進移出是某些人所實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實踐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里存在著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不管是在自由放任的舊偽裝下，還是在華盛頓共識的新偽裝下，并不代表著對這些自由的平衡，因為窮人面臨比其他人更大意義上的不安全，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國，處在貧困境地的人的數量急劇上升，生活標準已然下降。對這些人而言，自由越來越少了，免于饑餓、免于恐懼的自由越來越少了。如果波蘭尼是在今天進行寫作，我相信他會認為，全球社會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于，它能不能救濟這些不平衡——在這些救濟的到來變得太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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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中是“這個世紀之初（the turn of the century）”，根據文意和歷史事實改譯為“二十世紀之初”——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