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的善與惡

拉丁美洲革命現場的評論

　　文/關飛 發于9月（上）《看世界》
　　
　　在前不久的香港書展上，張翠容的書《拉丁美洲真相之路》被擺在了城邦出版攤位最顯眼的位置上，而這本與《我們臺灣這些年》、《金融的邏輯》等一起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09年“十大好書”的作品已經在大陸出版了簡體字版——《拉丁美洲革命現場》，關于書名，還有一段小插曲。
　　
　　一家售書網站的人建議張翠容將簡體字版的書名改成《拉美向左，美國向右》，因為讀者們已經對“革命”這樣的字眼已經產生了審美疲勞，連張翠容的圈中好友、《號外》雜志創始人陳冠中都覺得這個書名棒極了，但思前想后，張翠容還是堅持了《拉丁美洲革命現場》這個名字，因為她不想用“左右”這樣的標簽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因為她覺得，那恰恰就是這個世界的問題所在。
　　
　　華人第一戰地女記者（小標）
　　與張翠容在香港灣仔喝下午茶，本刊記者把隨身攜帶的布包放在了一臂之遠的椅子上，張翠容看了有些不安，她想到了她在拉美旅行探訪的經歷：即使行李就在你頭頂，你也必須全程監視，否則瞬間就會不翼而飛。雖然香港的治安比拉美好得多，但在外游歷、探訪多年的她已經形成了習慣。
　　
　　提到香港的女戰地記者，很多人都會想到閭丘露薇。但其實張翠容才是名副其實的“華人第一位女戰地記者”。在她2002年第一本書《行過烽火大地》中，時評人南方朔寫道：“張翠容選擇了‘背囊記者’這個難度最高的工作”，從1998年至今的近20年時間里，身材嬌小的她背起了與身高相仿的背囊，她為英國BBC World Service、意大利的IPS、《香港經濟日報》、現代傳播等傳媒機構做采訪報道，去過十余年年來世界上最危險或最動蕩的地方——伊拉克、阿富汗、東帝汶、巴爾干半島、柬埔寨、印尼、越南、拉美、東歐，采訪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已故的巴勒斯坦自治機構主席阿拉法特、東帝汶開國總統古斯芒、柬埔寨拉那列親王等等。
　　
　　然而，這些榮譽光環并不是她的全部。
　　
　　1994年時，古巴的朋友告訴張翠容，可以幫她爭取到采訪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的機會。興奮的張翠容將此事告知主編，得到的回答卻是一盆冷水：“這是你的興趣，與華人有何關系？你去采訪部問問，超過三個人認識卡斯特羅是誰，我就準你去古巴采訪。”結果是，無人知道卡斯特羅是誰，連古巴在哪都不知道。回歸之前的香港還是英國屬地，與古巴沒有任何的“親密友誼”，自然對那個島國上的一切都倍感陌生。
　　
　　又一次，她建議總編在周刊上推介一個波斯尼亞女孩的日記，其中寫盡了一個孩子眼中的戰爭與惶恐。主編又丟給她一句話：“誰知道薩拉熱窩在哪？華人會有共鳴嗎？”在很多新聞從業者看來，國際版就是翻譯外電的，無需額外約稿，還省了稿費。
　　
　　真的無關嗎？事情從來都不是那樣簡單的。
　　
　　張翠容覺得，如果不是很多華人婦女在1998年印尼的“五月暴亂”中被奸殺，中文媒體就不會注意到印尼的改革進程，而當時很多中文媒體所刊載的華人婦女受害者照片，正是拍攝于東帝汶，可是很少有人注意東帝汶這個小地方，張翠容正是在這個小國成就了大名。
　　
　　1999年，正在東帝汶采訪的張翠容遭遇東帝汶內亂，她是最后一批逃出的外國記者。有次，她正在往香港傳真稿件，街上就響起了槍聲，傳真店老板想停止傳真機，關門回家。張翠容急了，擋在門口不給他離開，直到最后一行字傳真到了香港。她在東帝汶的“戰地報道”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隔天有讀者前來報社詢問：為什么沒有張翠容的稿子了？
　　
　　從此，如果有人說“香港新聞缺乏國際視野”，就會有人回答說，我們有張翠容。
　　
　　她采訪查韋斯的故事（小標）
　　
　　其實，張翠容自己并不喜歡“戰地記者”這個稱呼，“他們很酷，冷酷得只會拿出一疊疊血肉模糊的照片向報社推銷。幸好我不是‘戰地記者’，他們的感覺都死了，已經不懂得哭”。張翠容曾經與一個法國女記者在阿富汗采訪后相擁著痛哭，法國女記者說我要換個職業，再也不看這些慘象了，張翠容卻留了下來。
　　
　　與背后有著電視臺強勢資源優勢的閭丘露薇不同，張翠容的采訪行程基本都是只身一人，除了雜志的資助外，全部靠稿費維持。聽說香港報紙兩星期花了十幾萬在美國采訪“9·11”紀念活動，張翠容說：“那夠我在阿富汗采訪一年了。”
　　
　　那些財大氣粗的外國媒體記者可以住五星酒店、車接車送，她只能住最便宜的旅館（在拉丁美洲，最便宜的旅館很可能就意味著最不安全的旅館），有時候甚至要住難民營，跟當地人一起擠車，這就是張翠容筆下的世界與各大新聞社稿件中的世界最大的不同——她始終站在平民的角度，試圖去理解那片土地上的痛苦與經驗，向外界訴說“他們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的真相，而不是站在精英的立場上挑剔那里的不文明或是荒蠻。
　　
　　從張翠容在委內瑞拉調查、采訪查韋斯的故事，就可以看到張翠容筆下事實的閃光之處，她從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兩個維度同時深入，她只寫真相，無論其他。
　　
　　查韋斯不信任中層政府官員，他總是直接打電話到百姓家詢問政策落實情況，結果百姓在電話中回答說：“什么？你是總統，那我還是皇帝呢！”沒辦法，查韋斯只好在《早安，總統》節目中說：“的確是我給你打電話，下次請不要再掛我的電話，我想知道你們的意見！”
　　
　　張翠容參加了查韋斯地方會面，查韋斯幾個小時不吃不喝一直在講，張翠容打趣問新聞官：總統不需要去廁所嗎？新聞官苦笑說，他是個超人。
　　
　　張翠容的文字從不避諱委內瑞拉的高物價、治安問題、派系分裂等社會問題，對查韋斯也不是一味地贊揚，她認為這個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值得尊敬。查韋斯對張翠容說，雖然他很崇拜毛澤東，但是委內瑞拉不會復制中國的改革道路，古巴也不會。
　　
　　采訪查韋斯之后，張翠容乘坐的飛機遭遇風暴襲擊，劇烈顛簸之中的她想到了一件事就是把采訪記錄包好，倘若發生不測，人們也可以讀到那些文字。
　　
　　而張翠容的《拉丁美洲革命現場》對于中國讀者的最大意義在于，拉丁美洲在全球化過程中所經歷的被美國與美國資本所滲透、操控、玩弄的歷史，對今日不斷開放中的中國特別有借鑒意義。
　　
　　她與主流話語的交鋒（小標）
　　
　　挑戰西方主流媒體的偏見，是張翠容的又一個勇敢之處。她在英國完成了高中和大學教育，并曾為英國BBC、意大利IPS等西方主流媒體工作，加之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調查走訪，她對西方媒體偏見的認識，并非是那種從未踏出國門就進行的胡亂猜忌，而是基于多年的合作與熟知。
　　
　　西藏活佛噶瑪巴十七世出走印度，美國媒體并未經過詳細的調查就草率地下結論，張翠容重走了噶瑪巴經由西藏、尼泊爾至印度的路線，沿途采訪，獲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想證明美國媒體的“誤讀”，她把文章拿給《新聞周刊》亞洲版的編輯，但這份雜志最終還是堅持了美國人的觀點。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紐約時報》針對此事報道說，“中國特工”頻繁地活動于尼泊爾，四處搜集情報。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非常低調，而張翠容與搭檔是當地唯一的調查者，加上是中國人，又四處搜羅信息，就被《紐約時報》認作是“特工”。
　　
　　已故的法國學者鮑德里亞（“消費社會”一詞的提出者）認為，全球民眾坐在客廳沙發上、從電視屏幕中看到的海灣戰爭，其實并不是真實的海灣戰爭，只是歐美強勢媒體通過剪輯、導演、拼貼出來的“一部戲”而已。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很多個戰場之上。
　　
　　伊拉克戰爭爆發五年后，旅美作家林達在香港《亞洲周刊》撰文《你所不知道的伊拉克》，寫盡了伊拉克前政權的壞，寫盡了美軍進駐伊拉克的種種利好，好像美軍給伊拉克帶來了“黃金時期”。對于從未到過硝煙彌漫的伊拉克的人來說，林達的文筆可能足夠動人，也足夠讓人信以為真。張翠容卻坐不住了，她看著林達的標題，寫了文章《我所知道的伊拉克——與作家林達商榷》，揭露了她在伊拉克見到的種種真相，那個國家的平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巨大創傷，“記者應該警惕，不能當戰爭的宣傳機器”，張翠容覺得她戰勝了，“林達啞口無言，因為他無話可說”。
　　
　　最近頗為流行的一本書《民主的細節》，作者劉瑜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后、劍橋大學講師。該書以講故事的形式，把“美國的民主”這樣一個概念性的東西拆解成點點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張翠容看過之后想寫篇書評，就叫《民主的細節不細節》。“你有沒覺得，這個作者的生活軌跡就是從一個學院到另一個學院，所接觸的圈子太精英了，她看不到社會的全部，只能看到那個小群體的事情，這樣不夠全面。”
　　
　　烏托邦的善與惡（小標）
　　
　　對于一個整天在世界上最動蕩、最危險的地方游走的人來說，危險總是近在咫尺。張翠容在伊拉克認識紀錄片導演邁克，他目睹了他的攝影師左眼中彈身亡的全部過程，此后，他每晚都必須開著廣播睡覺，為了驅趕噩夢的侵擾。張翠容自己也是同樣，有次在中東，睡夢之中，隔壁的房子就被以色列的炮彈炸壞了。但這并沒有阻擋張翠容重返中東，因為她想為簡體版的第二本書《中東現場》增加些內容。
　　
　　有些朋友批評張翠容的《拉丁美洲革命現場》有些立場過于鮮明了。比如張翠容寫道在薩爾瓦多，很多大學生受到了美國的美金資助就高喊反對口號，但是問他民主是什么卻無言以對。
　　
　　張翠容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寫道：“我們愛以左與右來區分立場，但我認為有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左與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這就是你選擇站在強者（征服者）那一邊，用精英的角度去認知世界，還是選擇透過弱者（失敗者）的眼睛來審視世情？
　　
　　張翠容在中東遇到一個猶太教拉比，問他你傳教這么久為什么中東還在流血？拉比說，這種事情不能立竿見影，我只是播下一顆種子，影響會漸漸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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