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怎樣改造中國的

——李偉《毛澤東與中國社會改造》讀后

陳寒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天津市300170）

這些年來，一波又一波的“毛澤東熱”表明億萬中國民眾越來越想念毛澤東。“人們所懷念和憧憬的，至少包括：沒有官僚、買辦、資本家作威作福，而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勞動人民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主人翁地位；沒有崇洋媚外、奴顏媚骨，而是不怕鬼、不信邪，為保衛國家的獨立和尊嚴而戰斗的昂揚斗志和民族自豪；沒有為一己私利，爾虞我詐、互相傾軋，而是為革命、為人民，進行勞動和創造的奮斗精神和改天換地、奮發圖強的建設激情；沒有物欲橫流、烏煙瘴氣，而是平等、友愛、公正、廉明，全國上下同心同德、各族人民團結一致的政治氛圍和社會風尚……”“人們所期盼和追尋的，是認真學習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全面回顧歷史和總結歷史經驗，深刻研究、分析和理解毛澤東根據國內外經驗作出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和在實踐中的大膽探索，從而對我國社會主義的出路和發展道路能夠有科學明晰的認識……”“人民所企望和呼喚的，是在中國的發展中，在尋找解決中國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的出路中，在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斗爭中，把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寶貴遣產，偉大的中華民族潛藏著無限的這種可能性。”（盧之超為《向往毛澤東》一書所作“代序言”，《向往毛澤東》一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人們所以越來越想念毛澤東，不僅僅因為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給世界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而且更由于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的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獨立、中國人民的解放以及開創和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奮斗了一生，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面貌。他身后留下的是一個獨立自主、有民族尊嚴、已經建立起比較為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能夠繼承其開創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中國共產黨，這為當今中國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局勢下能夠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供了基本前提及有力的政治領導與思想保證。這是國內外“抹黑”思潮中一切貶損、非議毛澤東的謬論都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那么，毛澤東是怎樣改造中國的？李偉同志的《毛澤東與中國社會改造》（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對之作了全面而又生動的展示。該書用十一個篇章闡釋毛澤東的實踐和思想：《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學習》、《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們今天要建設一個怎樣的黨》、《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中國革命的道路》、《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和書本上解放出來》、《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作者以毛澤東的原話作為各篇章的題目，既概括了毛澤東改造中國的歷史過程，又透視出毛澤東改造中國的目的和內容。作者從這十一個方面著重闡述了毛澤東創造的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這三項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基本手段，闡述了毛澤東建設新中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較為全面地表現了毛澤東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哲學等各方面的思想精髓和歷史貢獻。

“非毛”者蓄意詆毀毛澤東搞的是“暴力社會主義”，但將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確實是毛澤東最偉大的歷史貢獻之一。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為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境地，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自由與解放做了種種探求，引進了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想，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是指導中國人民改造舊中國和建設新中國唯一適用的科學工具。所以，畢生致力于改造中國毛澤東十分重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他不僅自己學習馬列主義學得最多、學得最深、把握得最準，而且反復告誠“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37頁）；“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上書第260頁），“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44頁）；“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斗爭中的新問題”（上書第361頁）。他還把學習馬克思主義，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必須貝備的五個基本條件中的第一條。李偉同志匠心獨具地以毛澤東的“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學習”這句話作為其所著書第一章的題目，可謂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彰顯了全書的靈魂。

李偉同志書中依據大量的生動事實闡明毛澤東在改造中國的歷史實踐活動中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學習馬克思主義首先要搞明白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對真假馬克思主義作出科學區別，否則就會上假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者的當，就不僅無法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而且還會危害中國。毛澤東是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的改造中國？李偉同志引述了許多毛澤東自己的話，并得出結論說：“畢生致力于改造中國、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精辟的。我們說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一脈相承的，而這個‘脈’之所在就是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毛澤東首先是堅持了馬列主義，然后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運用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把學習階級斗爭作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一門主課，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準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列寧認為“階級關系”“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第41卷第92頁），并把“階級斗爭的原則”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全部學說和全部政策的基礎”（上書第15卷第38頁）。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的重要論斷，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來指導改造中國的實踐，繼承和貫徹了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思想。這使他與所有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有了根本區別，也是他成功地將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原因。他與梁漱溟的思想分歧就反映了這一點。至今保存下來的毛澤東1938年讀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時所做1500字左右的批注來看，他與梁氏的思想分歧主要集中在幾方面：其一，形成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本基礎是什么？是生活方式、還是經濟基礎？梁漱溟認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來自人們的生活方式。西洋近代個人主義抬頭，自由主義盛行，“這全從其集團生活中過強于干涉的反動而來。”因為西洋人始終過的是集團生活，“從前的集團是宗教教會，后來的集團是民族國家”，這樣，從中世紀到近代，團體與個人、個人主義與群體主義，始終是西方社會文化急需解決的問題。實際生活中，兩方面在此起彼伏、一高一低、一輕一重之間“翻覆不已”。而所有這些問題或主義，“在中國舊社會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為他根本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出個人問題。這兩端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間一回事，那就是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始于家庭。”按理說，是人類（無論中、西）都有夫婦、父子，即都有家庭，但何以中國特重家庭？原因在于中國社會“缺乏集團生活，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輕松若無物，家庭關系就特別顯露出來。象西洋人從前的宗教，后來的國家在我們都是沒有的。中國的宗教不象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國的國家不象國家，或原不是國家。”總之，集團生活導致個人主義而家庭生活導致倫理關系，由生活方式產生出來的中西文化的這一差異，在中古時代就開始了。毛澤東也承認中、西社會文化確有差異，但他認為這種差異并不是由所謂生活方式造成的，也不是中古時期就已出現。他認為：“要看其經濟范疇相同，不能只看中國無中古的教會。”換個角度說，“倫理關系是上層建筑，他的下層基礎是農業經濟，西洋中古也有這種倫理關系”，因為當時西方處于農業經濟的發展階段。確認人類社會發展不同形態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標準，不是所謂生活方式，而僅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西方社會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變，都是根基于大體相同的生產力水平和特征大體相似的生產關系。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毛澤東又據之認為近代西方社會出現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抬頭諸問題并非如梁漱溟所說導源于集團生活對個人過度干涉之反動，其實是“從資本主義而來”，至于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出現強烈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潮，也不能象梁漱溟那樣簡單地歸結為團體生活而無從反映個人問題，更不是象梁氏所說中國沒有出現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現在的民族國家，因而難以出現個人的“反動”，其關鍵乃在于中國始終是“農業經濟”、“封建國家”。因此，如果說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確實存在著梁漱溟說的“個人本位”和“倫理本位”的差異的話，那末，形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基礎在于生產力水平、生產關系特征和社會制度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社會與農業社會不同的結果”，“這些都是封建制度與資本制度不同之結果”。其二，中國社會生活中有沒有階級關系？如何看待傳統的“倫理關系”？梁漱溟從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竭力說明中國社會生活中沒有顯明的階級分化，不存在階級對立，而毛澤東則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如梁漱溟提出中國社會的經濟是“倫理本位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天婦、父子共財，乃至祖孫兄弟等亦共財。若義莊、義田一切族產等亦為共財之一種。朋友間有通財之義。以倫理關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訖親戚、朋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故在昔中國人生計問題上無形有許多保障。”一句話，“中國社會生活，其經濟結構隱然有似一種共產。”而毛澤東在批注中則鮮明指出：

地主與農民不共財、不相恤、不互相負責，貧民生計問題絕無保障，僅有殘酷的剝削關系存在。

所謂的“倫理本位的經濟”實質上是“封建經濟”，而所謂“共產”的特征也“只是一種建立在封建剝削關系上的共產主義”。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但有君臣間、官民間相互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家團體關系。”“不但整個的政治組織放在一個倫理的關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維護大家倫理的相安，——如何讓人人彼此倫理的關系各作到好處（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更無其他。”毛澤東對此說批注道：

這種倫理政治之目的不為別的，全為維持封建剝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階級相安，大多數人則不安。不是各作到好處，而是統治階級作到好處，被統治階級則作到極不好處。

由此看來，這種所謂“倫理政治”本質上就是“罪惡多端”的“封建政治”。梁漱溟又認為人際關系集中體現了中國社會文化“倫理本位”的特征。在中國人人際交往中，“情誼關系，亦即表示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鑄就了人們極其高尚的人生觀：“在情感中皆以對方為主，倫理關系、彼此互以對方為重；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為他而存在著。”毛澤東在批注中則指出：

地主對農民無情誼，并不尊重對方，農民為地主而存在，臣為君、妻為夫而存在，并無所謂地主為農民、君為臣、夫為妻而存在。

總之，梁漱溟眼中的中國社會既以倫理為本位，“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也就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在這樣一種只有職業途而無階級差異的社會里，土地自由買賣，人人得而有之；遺產均分而非長子繼承制；蒸汽機、電動機未發明，乃至較低大機械亦無之。當然，這里也并非全無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對立之勢不成，斯不謂之階級社會耳。”而毛澤東則在批注中針鋒相對地寫道：“百分之七十五地集中于地主，農民只有賣，沒有買。”“大多數人無產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剝削。”“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富人的錢不讓窮人花”。其三，怎樣看待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沖突？中國社會擺脫危機的途徑是什么？毛澤東和梁漱溟都認為，近代中國的崩潰，直觀地看，是由于西方資本帝國列強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則在中國社會文化本身。然而，與外患交合在一起的中國文化危機，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危機？中國社會文化的危機如何才能得以擺脫？他信對此的看法就有很大分歧了。梁漱溟認為：“中國問題并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換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此其問題的演進，先是這老社會受新環境包圍，感覺得有點應付不了，稍稍變化他自己以求其適應。”文化失調歸根結底又是一個政治問題：“所謂問題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當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沒有唯一最高的國權，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點——這實在是不成政治。”具體言之，“清室一倒，數千年相傳之政治制度亦頓然隨之俱廢，全社會乃驟失其維系作用。政治一斷聯不上氣，直亂到今天。”至于“中國文化在人類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詣殆已甚高。”“中國社會構造本身（內部關系上）非常富于妥當性、調和性。”這樣，擺脫中國社會危機的途徑就是“稍稍變化他自己以求其適應。”以改良主義的方法就能解決中國問題：“中國問題根本不是對誰革命，而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從近代歷史實踐看，“中國幾十年來的種種運動，實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處救’，很缺乏政治斗爭性。它幾乎不象一個革命，因為它不是一個新的階級勢力起來推翻固有的秩序。”毛澤東對梁氏的這些觀點很不以為然。他不同意梁漱溟所說的“中國問題并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指出：“所謂失調就是舊制度不合于新環境”，又針對梁氏“政治上的無辦法”在于“沒有唯一最高的國權，陷于分裂的局面”之說提出疑問：“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并指出梁氏所謂“政治一斷聯不上氣，直亂到今天”的方法是“統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顯然，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危機不是政權的斷裂和分裂，根本乃在于中國社會文化的“舊機制”即舊的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妨礙了中國進步，在列強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動挨打。因此，要根本解決中國社會文化的危機，舍革命別無他途：“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認此一點一切皆非。此點從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估計而來。”又說，要抵制西方列強的侵入，“只有更高才能勝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勝于反革命的。”（以上參閱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盡管只是三言兩語，但如果將毛澤東在讀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時所做的批注與其撰著于大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及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等系統性論著結合起來看，他有著一以貫之的基本思路和觀點，這就是：中西方社會文化的發展都根基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文化形態必然反映出相應的階級關系——中西方社會文化在近代以來的沖突，固然體現了兩種社會文化形態類型的差異，但本質上是處于低級形態的封建社會同處于高級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沖突——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只能是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求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這種思路和觀點當然是由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得來的。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國情有深刻體認，他才會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關鍵在于農民問題，才會開創出一條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的成功道路。毛澤東無愧為一位最看重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革命家，是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是毛澤東而不是梁漱溟成功地將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使得梁漱溟也不得不信服，并在晚年對已辭世多年的毛澤東稱頌不已。（參閱美國學者艾愷據采訪而成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確實，不對現實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關系作出科學分析，不進行階級斗爭，不敢搞、不會搞階級斗爭，怎么會有工農勞動者的天下？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今天？那些蓄意否認馬藝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竭力“抹黑”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人，實在表露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國情的無知。

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的重要論斷，至今仍有其科學價值。自稱“這一生跟隨中國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歷經了近一個世紀的偉大時代”的趙生暉先生在總結其一生基礎上“有了新的更加理性的認識”后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觀”，他把“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有極大的片面性”列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大“致命的誤區”。

但真的像趙生暉先生吹噓的那樣“剝削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必須充分肯定”“剝削有功”，因而馬列主義對私有制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剝削的批判是一個“致命的誤區”嗎？這里只想舉二個事例來略談一下這問題。一是一位自稱為“經濟殺手”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帕金斯在2004年底出版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該書是美國的暢銷書，中譯本已于2006年12月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地揭示道經濟殺手（Economic Hir,EHMs）是指那些拿著高薪的、頂尖的專業人士，他們從世界各國攫取了數以千億計的金錢。這些錢，通過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L）以及其他國外的援助機構，裝入到美國各大集團公司的金庫和少數控制全球自然資源的家族的口袋中。經濟殺手用盡各種高明手段：偽造財政報告、操縱選舉、賄賂、敲詐、色誘乃至謀殺。他們玩的是“帝國霸權”時代一開始就有的“老把戲”。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其規模空前龐大，令人恐怖。我濤楚這一切！因為我曾經就是一名經濟殺手！

這位“經濟殺手”之所以經歷了艱苦的思想斗爭、掙脫了利益誘惑和種種恐嚇，最終決定撰著出這部書，其動因之一就是他看到當今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喪失了理智：全球最有名氣的公司，用幾手是雇傭奴隸一樣微薄的薪水，讓亞洲制衣廠的工人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工作；貪得無厭的石油公司將有毒物質傾倒在熱帶雨林的河流里，而他們消醒地知道，這些物質能致人、動物、植物于死地。實際上，他們對古老的文明實施的是種族屠殺；美國本土1200萬家庭吃了上頓愁下頓，能源行業出了個安然（Enron），會計行業也出了個安達信（Anderson）。1960年，同樣是世界人口的1/5，最富裕國家與最貧困國家的人口平均收入比例是30：1，到1995年，這個比例變為74：1。美國動用870億美元打了一場伊拉克戰爭，據聯合國估計，用這一半的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喝上開凈的水、吃得飽、擁有衛生設施、還有機會接受基礎教育。”約翰·帕金斯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僅僅曾是一位“經濟殺手”；他根本無意于宣傳被趙生暉先生判為有著“致命的”“誤區”的馬克思主義，卻有見于鮮活而又殘酷的現實，依據良知得出了資本主義體系“正經喪失了理智”的結論，并因此而對他曾為“經濟殺手”-----充當了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剝削、壓榨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為美國“推進全球帝國進程”服務的幫兇------而懺悔，他叩問自己：“究竟為什么會卷入到如此骯臟的勾當之中？”二是這些年，不僅“包身工”和童工這些1949年后滅絕了的現象均驚現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血汗工廠”、“人間地獄”式的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強令工人超時加班，許多工人經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時，嚴重損傷工人體質。許多工人難以支持而離職不干；許多中途病倒；許多工傷事故正是在過度疲勞中發生；有的力不能支，暈倒車間；還有過勞猝死。許多工廠企業、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外資企業，廠房、工作場地不合標準，狹小擁擠，通風、照明、降溫、保暖不全；車間、倉庫、宿舍混處；通道不暢、門窗鎖閉，消防設備不達要求；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煤礦等采掘工業，安全防護措施百病叢生，違章操作，帶病超產，管理混亂。在此情況下，煤礦特大、惡性事故接連發生，愈演愈烈，毫無改進。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圖的企業主不顧職工死活。出了事故，瞞報、以多報少，威脅利誘，強使職工家屬私了，給點錢，推出不管之類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工廠企業后勤供應極不重視。工人宿舍常常讓數十人擠在一幢簡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溫，冬不保暖，人多噪雜，又臟又亂，工人無法安穩休息。企業食堂，伙食質量低劣，工人勉強充饑。許多工廠、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和外資中小企業，任意奴役壓迫工人。許多工廠在雇傭保安專門用于鎮壓工人；管理人員；保安人員，亂罰工人，打罵工人；進出廠門，實行抄身制；一旦認為廠里丟了東西，亂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脫衣裸體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隸勞動，要求辭職，還不容許；逃走被抓回來，就遭毒打、罰跪、禁閉，甚至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恐嚇；侮辱婦女，有的資本主在女廁所中安裝攝像境頭。至于二億多農民工更普遍遭受著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嚴重剝削、壓迫和賤視。通過上述兩例不難看出，趙生暉先生認為“必須充分予以肯定”的“剝削有功”論以及他所鼓吹的“剝削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發展的強大推動力”說教，不僅當今中國正遭受著私有企業主盤剝的勞動者不能接受，而且全世界受資本主義奴役的人民也不會贊同，甚至連終于喚醒了人的良知的約翰·帕金斯都不會認可。而自稱“追隨中國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一生，是熱愛黨的”趙生暉先生卻偏偏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這其實也不是他的創見，而是早已存在的為人剝削人的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制度辨護的陳腐理論。這哪里是什么“馬克思主義觀”？分明是為資產階級和歷史上所有剝削階級效忠服務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和所有被剝削的勞動民眾的根本背判！趙生暉先生又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進行世界革命，不僅過激，而且過于天真”，并將之判為馬克思主義第二大“致命的”“誤區”。他說：“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要能夠生存、生活下去，必然要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這就是社會。在社會內，必然要有多個不同階層、階級，他們既分工又相互合作依存，這樣社會才能生存下去，人類才能生活下去。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形態，它的社會各階層、各階級更趨復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其中兩大階級。他們由于社會地位不同、分工不同，他們在社會統一體中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對立矛盾的一面。這種依存、矛盾的統一體，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當今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既得益于先進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得益于資本主義不斷調整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關系，為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產生于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的十八世紀上半紀，它只看到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而到了列寧、斯大林時代，則將階級斗爭學說推向極端，鼓吹并組織無產階級進行世界革命，推翻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及其政權；而中國共產黨人則在奪取政權后，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名義支持了東南亞各國的武裝斗爭。這種階級斗爭學說，在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國家內，無一例外地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指導一切，不斷的‘興無滅資’。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階級斗爭學說，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近一個世紀的實踐后，以失敗而告終。終究歷史是以科學文明和社會和諧的推動而發展的。這種結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一大段話，問題頗多，限于篇幅難以一一駁析，而其實質則是要“在社會統一體中”的“不同階層、階級”各安其位、各守本份，尤其是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民眾、窮苦百姓只能“依存”于資產階級或其他統治階級，俯首貼耳地順從資產階級或其他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奴役，而絕不能有任何異想異動。實際上，趙生暉先生的這番話亦非其創見，而只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陳舊觀念的現代翻板。由此我想到“大陸新儒家”講的一段話：“儒家反對‘主權在民’，主張政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它直截了當地宣告人與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屬于精英的事業，精英實行統治，大眾接受統治。圣人的責任是確立‘天道’。君子的責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眾的責任是聽從圣人和君子的教誨，循禮守法，安居樂業。”“少數人統治、剝削、愚弄多數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現實。古今中外一切國家都是如此，社會主義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面對全新的階級結構，統治者必須重新回答：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鎮壓誰。也就是說，需要重新調整‘階級聯盟策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這樣的調整結束了。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結成了聯盟，我把它稱之為‘精英聯盟’。‘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參閱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4期；《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見北京大學的燕南網站等。）諸如此類怪論的出現，倒也不奇怪，因為這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人類分化為階級以后必然會出現和存在的事實。只有社會發展到勞動者起來革命，砸碎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鎖鏈，并進而消滅私有制度、消滅剝削階級以后，才能隨著勞動者文化水平不斷提高，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異逐漸消除的時候，“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不合理現象以及這種現象內涵著的陳腐觀念才會消失。趙生暉之流的怪論絕不足以否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反地，恰恰反映了毛澤東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重要論斷的利學性。在今日之中國，不像毛澤東那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斗爭中的新問題”，就不配稱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毛澤東與中國社會改造》中，李偉同志在引述毛澤東本人的話來展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時，多有神來之筆，點晴之論。譬如，他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章中提出問題道：“人們常說，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那么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這二者是怎么結合起來的？這兩頭是怎么連接起來的？在學習馬列主義的同時，從哪里具體做起呢？這個相結合的切入點在哪里呢？”循此問題，他深入淺出地敘述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改造中國的歷史進程，揭示毛澤東“是從深入群眾搞社會調查，搞調查研究這一步做起來的”，說：“調查研究是連接這二者的橋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起點就在這里，可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這一步踢開了，就等走進了改造中國的大門，里面的一個一個的問題就有了解決的可能。”李偉同志研究了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活動與改造中國的關系，敘述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最深刻、最堅定地認識到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不僅搞社會調查的時間早，而且對調查研究工作所持的態度最誠懇、最持久，從而說明了為什么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樣一個長久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思想原則和工作方針。他又進一步敘述毛澤東如何沿著這一思想邏輯在后來改造中國的實踐中提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到群眾中去作深入的調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等新的思想觀點。通過這樣的研究和闡述，李偉同志精辟地指出：經過毛澤東幾十年的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掌握了調查研究工作。調查研究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項基本工作和基本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一項基本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光榮傳統。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不同于別國共產黨的一個顯著特點。中國人民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工作和調查研究作風，把是否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工作作為判斷一個共產黨人、一個干部、一個領導的作風樸實與否，思想是不是端正，能不能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重要標準。他由此而提出一個深入認識毛澤東實踐和思想的新論斷：“讀懂《反對本本主義》這本書，是學習和把握毛澤東思想的‘入場券。’”“調查研究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人打造的一個傳家寶，是須臾不可離開的‘護身符’。這個傳家寶、‘護身符’一旦丟了，就像《紅樓夢》里的賈寶玉丟了身上的通靈寶玉，從此迷迷瞪瞪，神志不清，無所用心，其結果只能是步蘇共的亡黨而去！”

毛澤東是怎樣改造中國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李偉同志透過毛澤東改造中國的具體活動，緊緊抓住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陸續產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突出的問題，以專題形式系統闡述毛澤東怎樣回答和解決了這些問題，從而生動展示了毛澤東改造中國的實踐和在這種實踐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毛澤東思想，尤將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揭示了出來。這本書確如吳雄丞先生在為之所作序中說，“是一部貫通和融合了歷史與現實的理論專著”，顯示了作者創造性構思和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作者以問題為中心，在具體問題中貫通歷史的空間和時間的研究與闡述，既是在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講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又使讀者切身地感到毛澤東改造中國的思想和實踐仍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盡管時下頗有些政治狂徒侈該什么“開辟歷史新紀元”、“改變了中國”，妄論“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歷史和現實都實實在在地告訴人們：只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才成功地將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仍然需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拋棄毛澤東思想必將喪失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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