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鐵志/文 2001年，美國《時代》雜志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叫娜奧米·克萊恩(NaomiKlein)。
因為在1999年，當克萊恩寫完一本叫做《NoLogo》的書時，在西雅圖的街頭上正發生一場撼動世人的激烈騷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后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在紛飛的瓦礫硝煙中，新世紀的華麗與黑暗在人們眼前展開。
《NoLogo》被視為預示了一個新世代的來臨，并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克萊恩開始成為左翼陣營中的青年偶像。2005年，英美兩個雜志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分子排行中，她是第十一名，并且是女性中最高名次者。而她還不到四十歲。
《NoLogo》批判上世紀90年代多國企業如何讓城市地景、讓媒體與音樂被商標淹沒，如何把反叛改變為酷的商品。但同時，這個新的企業品牌打造策略是建立在新的生產模式上：他們或是大幅外移工廠，嚴重剝削第三世界的勞工；或者讓工作彈性化，讓麥當勞工作(McJob)成為服務業主流。該書也記錄了各種反對企業的新社會運動，亦即經濟的與文化的雙重抵抗戰線：一方面，是在這些大企業的第三世界工廠里，不斷爭取勞動權益與人權；另一方面是持續進行象征與符號的斗爭，例如文化反堵行動重新書寫城市的公共空間、顛覆那些logo的象征意義。
《NoLogo》的焦點是圍繞著企業的斗爭，但缺乏企業支配力量背后的政治經濟分析。克萊恩的這本新書《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原書為2007年出版），就是把問題從針對企業轉變到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基本教義的市場派，往往會利用各種危機來強力推動自由市場的政策和意識型態。 因為這種由美國經濟學者弗里德曼鼓吹的極端資本主義無法讓一般人民獲益，所以需要一場危機、一種強力的“震撼”，才能讓公眾愿意給予統治者更多權力來推動激烈的新自由主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的恐怖統治和弗里德曼的意識形態。此外，波蘭和蘇聯在共產黨垮臺后的不穩定讓新政府可以推動震蕩治療。除了政治和經濟的危機外，還有自然危機：卡特琳娜風災后的新奧爾良，私人學校取代了公立學校；海嘯后的斯里蘭卡，蓋起了大量度假旅館。最后還有戰爭：2003年美國攻打后的伊拉克，各種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徹底“占領”伊拉克。
克萊恩最早開始發展這個概念，是2004年去報道戰后的巴格達，發現美國占領軍引進大量私人資本進入伊拉克。然后她看見2005年南亞海嘯后的斯里蘭卡海岸，大量的海邊高級旅館取代了原來漁民的社區；接著是卡特琳娜風災摧毀了美國南方美麗城市新奧爾良，而自由市場的神圣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建議要趁機用私立學校取代公立學校。
簡言之，“最基本教義的資本主義永遠需要災難來推動。”
克萊恩發現這種巨大利益和巨大災難的結合是弗里德曼主義在70年代就遵循的。然后過去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已經完善了這種策略：他們等待重大危機，把國家私有化，而當公民仍然在余震的驚嚇中，他們就讓把這些‘改革’制度化”。這種在災難性事件發生后，資本力量對公共領域的占領，就是所謂的 “休克主義”（TheShockDoctrine）。
所謂“休克主義”有三個彼此相關的層次：人民先是被戰爭、恐怖攻擊、政變和自然災害所震撼，然后企業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所造成的恐懼和困惑來推動震蕩經濟治療。最后抵抗這些經濟震蕩治療的人會被第三次震蕩：這一次是由警察、軍人和監獄的偵訊者。
這本書讀來確實令人“震撼/休克(shocked)”。但作者的總體論證并不嚴謹。宣稱“激進資本主義的施行需要恐怖”似乎過于夸張，因為資本主義的出現并不一定需要危機或者災難，雖然資本家和市場教條的吹笛者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反過來說，以經濟利益或新自由主義思想來解釋所有災難的出現，則近似粗糙版的馬克思主義，因為當她把一切問題都化約于經濟利益，民族主義或者政治人物的權力斗爭這些動力都消失了。
例如，她強調美國之所以要介入科索沃不是為了阻止種族屠殺，而是為了資本主義：“NATO在1999年攻擊貝爾格萊德是為了在這個前南斯拉夫區域創造快速私有化的條件，而這是戰爭前就決定的目標。”而俄羅斯的車臣戰爭不是要鎮壓分離主義，而是要保護葉利欽的經濟政策。
尤其，以作者核心關懷的美國攻打伊拉克戰爭來說，克萊恩宣稱戰后伊拉克的混亂是布什政府刻意制造的，因為美國擔心一旦建立民主，人民就不會支持建立徹底的自由市場。但美國《新共和》(NewRepublic)周刊認為，這個解釋似乎完全不考慮另一個可能的解釋：美國政府的無能。同樣，美國入侵伊拉克純粹是為了經濟原因嗎？其他因素如基督教右派對布什政府的影響，或者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似乎都不在作者的考慮中。克萊恩確實提到新保守主義，但她對這個主義有所誤解：例如新保守主義并非她所宣稱是從90年代才出現，也不是以弗里德曼的自由經濟理念為核心——更不要說，弗里德曼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并非同義詞。
同時，當統治者為了強制實行自由市場而實行威權統治時，我們難以知道這是因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是他們被財團利益綁架，或者如政治精英本身就掌握巨大商業利益 （如布什與切尼的例子）。企業的貪婪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兩者固然相關，但在分析上必須加以區分。
此外，本書最大的創意，也是最大的問題是，她把三種震蕩合并為一：對人體的電擊等震撼、經濟的震蕩治療和政治上震撼（鎮壓、恐怖統治或戰爭）。但正如政治理論名家StephenHomles在《倫敦書評》雜志上所說，認為這三者有同樣邏輯并不太具有說服力。
克萊恩是記者，而非學者。所以本書每一章都是精彩的報道，但卻很難整合成一個偉大的理論，尤其是克萊恩試圖把所有邪惡的現象都放到同一個架構中。不過，雖然她的理論過于簡化，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Stliglitz）卻指出，弗里德曼和其他經濟學者也都對于現實過分簡化，他們對于預設完全資訊、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深信不疑，而“由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萊恩的理論問題更大”。
本書至少有一個重大貢獻，亦即挑戰一個“偽”真理：“不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的勝利是誕生于自由，而不受阻礙的自由市場是和民主一起發展的?！币驗椋^去二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擴張，很多是建立在威權統治上；歷史從未終結于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相互擁抱。相反地，正如克萊恩所言：“民主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并未攜手前進，他們站在路障的不同側。”
(作者系臺灣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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