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佶《民權國有》

第三章　明確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力所有權和全體公民
                  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
　　一、勞動力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體現，生產資料是勞動力作用的結果和手段
　　二、勞動力所有權：現代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三、勞動力所有權是公有制的核心和主體權利
　　四、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力所有權
　　五、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主體是全體公民個人

　　第四章　勞動者所有權的實現機制——民主法制
　　一、民主權是所有權的體現和保證
　　二、資本主義民主制是資本化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對立統一的法權形式

　　明確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力所有權和全體公民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

　　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標志，在于作為文明主體的勞動者素質技能及其經濟社會地位的提 高，這集中體現于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占有權、處置權、使用權、經營權等權利上 。所有權是基本權利，其他權利都是由它派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在于規范、保證勞 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及其對由他們協作勞動所創造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
　　20世紀建立的國有企業，否定了資本私有權，但并未明確和實現勞動者的所有權，從而 導致所有權主體虛位和國家機構實際上控制所有權。這是國有企業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矛 盾，就應首先在理論和法律上明確規定勞動者的這兩個所有權，進而規范由它們派生的占有 權等一系列權利，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權利體系，以民主法制保證這個權利體系的實 現。
　　這是從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角度，對國有企業改革——也是唯一能稱之為改革的根據— —及發展的基本思路。它與那些以消滅國有企業，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思路，特別是想以權 勢變國有資產為其私產的人的思路，是有根本區別的。“私有化”的思路也會以“改革”的 名義出現，但這樣的“改革”實為對改革的污辱。對此，本書會有所涉及，但我不愿意與之 過多論爭，因為即便是理論得再明白，也不能改變其作為出發點的利益根據。
　　因此，我這里所闡述的內容，并不想讓那些已在或要在“改革”中謀取私利者認同，只 是告訴他們一個道理：國有企業的所有者也有自己的利益，也會提出自己的改革思路。本書 就是要讓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意識到自己是所有權的主體，只有他們才能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 。

        勞動力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體現，生產資料
          是勞動力作用的結果和手段

　　黑格爾對人的勞動做了這樣的解說：絕對精神在自我矛盾和苦惱中外化出了自然界，又 從自然界外化出人類，人類以勞動來體現自己對自然物的認識，并改造它，但這一切無非絕 對精神的自我認識過程。因此，勞動是絕對精神賦予人的特殊活動，勞動改造物，是合理的 ，改造得越多，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就越深刻。
　　黑格爾的這個觀點，實則他早年信從的斯密經濟學思想的思辨性表達。在斯密那里，勞 動是人類生產的要素，發展生產力，是勞動與自然物結合，也即財富的生產和增長。他站在 生產或財富增長的角度，來論證生產的要素及其關系。生產財富的增長，在黑格爾那里被加 上一個主體，即絕對精神，而斯密則把資產所有者(當時還與生產密切統一)視為生產的主體 。斯密的這種思想經薩伊以“要素論”加以系統論證，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點——直到 今天，各派經濟學家都自稱是生產或財富或生產力發展或提高效益的代表，因而也就是黑格 爾所說的絕對精神的化身。這個基本點同時也就成了評價經濟制度和體制、政策，乃至經濟 學說的唯一標準。
　　也正因為認可了這個標準，美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用“資源配置”來界說生產及經 濟時，顯得那么自信和從容，因為他們就是資本所有者——各種“資源”的主導力量——意 志的體現，所以他們以上帝或絕對精神代表的口氣說話。在他們編寫的教科書里，生產或經 濟似乎是自成主體的，它“客觀”地分為若干“要素”，不論是人，還是物，都是“要素” 。在薩伊那里，生產的要素是三項：勞動、資本、土地。進入20世紀，又加了兩項：技術和 管理，同時，又覺得“要素”這個詞不太合適，改為“資源”。經濟過程就是對這五種“資 源”(也可隨意添加，甚至時間、機會、權力等都是“資源”)的“配置”過程。經濟學家是 站在經濟過程之外，“客觀”地對“資源配置”進行探討，為“配置資源”者提供建議。
　　從資本所有者對經濟過程的統治角度論，“要素說”、“資源說”都是正當的、應該的 ，不僅符合其利益，面且適合其應用。
　　將勞動者視為生產和增加財富的手段，視為與運用于生產中的動物、植物、礦物等同樣 的“客觀”條件，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發明。這個發明權屬于奴隸主，奴隸在他們眼 中手里，就是一個工具。色諾芬在《經濟論》中所闡述的奴隸主如何管理和使用奴隸，并有 效地將其與生產資料“配置”的思想，雖然簡單，但也是基本的原則。這個原則貫徹了幾千 年。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無非是對之做了更為具體的表述。
　　當然，資本制度已不是奴隸制，勞動者也是有人權的，是“市場經濟”中交易的一方。 這是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的真正進步。政治上的民主，文化上的自由都在形式上表明了人權。 然而，這種自由和民主又是以經濟上的資本雇傭勞動制為基礎的。這種經濟制度，只是保證 交易雙方的權利，以及交易后權利的實現。勞動者因為沒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只得將自 身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資本制度承認勞動者對其勞動力的所有權，而且保證其與資本所有 者的自由、自愿的交易。當這種交易關系確立以后，勞動者的勞動力使用權也就歸購買者， 購買者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使用這些勞動力。他們并不侵害勞動者的其他權利，但勞動力的 使用權已經歸他們掌握，在使用這個層面上，勞動者只能聽從資本所有者的指揮和控制。
　　對于資本所有者來說，勞動力的使用權與他們購買的生產資料，不論廠房、設備、機器 、原料，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要用同質的貨幣來買，而且買的目的是得到更多的貨幣。他 們是經濟的決策者、指揮者，因此，要按自己的意圖和能力來“配置”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等 “要素”，使之能夠滿足其目的。這個過程，與廚師和面蒸饅頭、炒菜、包餃子的性質是一 樣的。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視為同等意義上的“要素 ”、“資源”的論證。
　　可是，當我們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從勞動者的利益——也是我們本人的利益來分析問 題時，就不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看成與物質資料相等的“要素”或“資源”。
　　勞動力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集中體現，它在生產中的運用，就是勞動過程。因此，勞動 力是生產，也是經濟活動的主動方面，勞動者是經濟的主體。全部生產和經濟活動，都是以 勞動者為主體，并圍繞這個主體而展開的，即使那些控制、剝削勞動者的行為，也是如此。
　　古往今來，哪一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不是勞動創造的?當然，勞動要有對象，有必 要的物質材料和工具，但它們又怎么能與勞動相提并論?新近有一種說法，稱勞動是由主體 與客體(對象、工具等)統一的“總體”共同進行的，客體的對象和工具也在進行“勞動”。 幾乎沒有必要去評價這種說法，按它的意思，當我用一把鐵鍬挖土的時候，地球已經是在與 我一起勞動，或者地球和我統一地挖了一鍬土。如果這個地球上有一億人在挖地，那么地球 老大哥就在分別與這一億小兄弟一塊勞動!
　　勞動量，也只能是人的活動。勞動者是勞動的主體，他運用自己的體力和腦力，或直接 作用于勞動對象，或操縱其他物質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改變其形態和性能，以滿足人的需 要。
　　簡單地說，勞動力就是勞動中人的體力和腦力的結合，展開而論，這結合起來的體力和 腦力又會體現為勞動者的素質技能。人的素質，從一般意義上，包括身體素質、技術素質和 文化精神素質。這三者是內在統一的，其中，身體素質是基礎，它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現，體 力和腦力就由此而發；技術素質是人運用自己的體力和腦力所形成的經驗、方法的集合，任 何勞動，都是技術素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文化精神素質是指人的價值 觀、思想和道德，以及意志等，它主導著人的行為。
　　對經濟活動而言，勞動者素質中的技術素質無疑是起直接和主要作用的，因此，我用“ 勞動者素質技能”來表示勞動過程的主動方面。技能不僅是技術，還包括體力和腦力所形成 的“能”力。
　　這樣說，絕不是否認文化精神素質在經濟中的作用，“素質技能”中的“素質”是包括 這一素質在內的。勞動者的行為，即令是奴隸們完全被動的行為，也要在他們的文化精神素 質主導下進行，奴隸主對奴隸的控制，也要通過其文化精神素質。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 里對“奴隸意識”的論述，是相當深刻的，其要點就是奴隸從文化觀念和精神上已將自己的 主體性附屬于奴隸主，即認可奴隸主對自己的全面控制。中國古代統治者所說的“文化”， 也就是使被統治者認可、接受統治者的意志和意識，服從其控制。從奴隸到農奴到農民到雇 傭勞動者，都在其特定歷史條件下認可其社會地位，承認奴隸主、封建領地、官僚地主、資 本所有者對自己的統治。他們的文化精神素質中就包含這些內容，并在這樣的文化精神素質 導引下，運用身體素質和技術素質，從事被非勞動的統治者所支配的勞動。社會生產和全部 經濟活動，也就由此而開展。
　　在非勞動的統治者意識中，勞動者的勞動力，即其素質技能的發揮，只是生產的一個“ 要素”，另一個“要素”就是生產資料。
　　現在，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人，在“發展”勞動價值論時，提出生產資 料和勞動一樣，也創造價值。這本來是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所批駁的薩伊的“要素價值論”， 在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筆下，多了一點新意：如果沒有生產資料，勞動也不能創造價值。
　　這話不錯，生產資料是勞動創造價值、生產財富的必要條件，是勞動的物質條件，也是 “資源”。勞動就是要改變物質的形態和結構，使之符合人的生活和生產需要，沒有對象， 勞動無法展開，素質技能再高，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沒有必要的工具和設備，勞動力 也不能生產或生產率很低。
　　在生產資料是勞動必要條件這一點上，我們并沒有異議。關鍵在于，這個條件是如何形 成，又是怎樣被勞動者使用的。
　　生產資料，作為勞動的對象和手段，是人對自然物的開發和利用。說生產資料的形成并 不是探討它們的自然形成，而是探討其如何成為勞動的對象和手段。就連最初原始人的狩獵 和養植勞動，面對動、植物及土地時，也只能以勞動來對待，并將之改造。演化到今天，所 有生產資料進入勞動程序時，都已經過前人勞動的改造。特別是那些高精工業機器設備，是 多少次勞動改造的結果，其中已經體現勞動者的素質技能，當現在的勞動者以素質技能施于 其上時，實際上就是以自己的腦力和體力來承繼前人的素質技能。
　　政治經濟學中有三個習以為常的術語：“活勞動”、“死勞動”、“物化勞動”。這三 個術語在馬克思那里也出現過，雖然他使用時有另外的含義或角度，但也不能說它們是精確 的概念，而由這三個看似通俗的術語所引發的問題，都一直困擾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 一點，與他在《資本論》中分析勞動過程時，將勞動、勞動對象、生產資料通稱為“勞動的 要素”一樣，都是他體系中缺陷之處。
　　勞動，只能是活人的素質技能的運用，因此，所有勞動都是“活勞動”，加上“活”這 限制詞，沒有任何意義。之所加上“活”字，在于對應、區別“死勞動”。“死勞動”作何 解?是死人勞動，顯然說不通；只能理解為死人在其活著時的勞動，但那不就是“活勞動” 嗎?勞動作為人的活動，只有人活著的時候才能從事，即人的生命力的體現。“死勞動”是 不存在，也不可能的。相比之下，“物化勞動”可能準確一些，馬克思還曾用過“勞動的對 象化”一詞。其意在于：勞動者通過其勞動，把自己的意識體現于作為勞動對象的物上，該 物也就因此改變了形態、結構等，能夠適應人的生活、生產需要。任何產品，都是如此。現 在一人就“物化勞動”一詞大作文章，宣稱“物化勞動”也和“活勞動”一樣創造價值。“ 物化勞動”者，勞動的物化或對象化也。生產資料，不是人，更不是人的活動。它只是人的 勞動所改造了的物，是人將自己的需要和意識“化”于該物，而非該物將自身“化”為勞動 。
　　人的勞動改造了物，該物就已經被“勞動化”了，或“人化”了。當該物被其所有者拿 去與他人所有的物交換時，其中的勞動量就表現為價值量，不去交換，價值量也無從表現。 也就是說，在生產用來交換的產品時，勞動創造了該產品的價值，該產品體現了勞動的價值 。但不論體現多少勞動，有多高的價值，它還是物，只能被人用于消費或用作生產資料。用 作生產資料的物，還會體現其價值，但這種體現，只是將其包含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并 不是物自身的活動創造價值，物不是人，它不需要與他物交換，也不會自我改造形態結構以 適應他物的需要。
　　行文至此，不能不說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辯證邏輯系統研究并論證資本制 度的矛盾，這是他成功的主觀條件，但在他的辯證邏輯中，黑格爾的思辨并沒有完全被改造 ，還有一些殘余因素體現于其概念和術語上，如“物化勞動”一詞就很明顯。也有可能是翻 譯時找不準相當的漢語詞匯，從而“道可道，非常道”了。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遵 循《資本論》的邏輯，來理解這些概念或術語，不能望文生義，特別是由此而“發展”馬克 思主義。這就像我們身上長了個小癤子，不能認為它就是我們生命的總體，并將它無限“發 展”一樣。癤子是病，雖不大，也要治療。馬克思的學說體系不可能完美無缺，也會有癤子 ，有傷疤，對此，應當醫治，而非把它們視為馬克思學說的總體，更不能由此而“發展”。
　　那種所謂“物化勞動”也創造價值的說法，不過是薩伊“要素價值論”的又一種表述方 式，而且，遠不如薩伊說得清楚。我們在這里之所以要提到它，只是強調用于生產的那部分 物質資料，不過是經過勞動改造了其形態結構的物質，它們是原先勞動的結果，也是現在勞 動的資料和手段。它們是被動的，而勞動才是主動的。雖然在資本制度下，可以將生產資料 與勞動力都換算為貨幣，都能用相應的貨幣來購買，但這只是社會關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 表現。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比，不是同質的，它們只是物的存在形式，而非人的能力。從勞 動力的所有者角度說，只有生產資料才是“資源”，是勞動的必要條件或“要素”，而勞動 者則是勞動的主體，生產的主體，經濟的主體。
　　正是非勞動者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將勞動力與勞動者變成“生產的要素”，這種觀 念在非勞動的統治者那里是正當的、應該的，但在勞動者的意識中，卻不可能把自己視為與 其勞動成果和手段的物質資料同等的“要素”或“資源”。他們會屈從這種關系所強加給他 們的社會地位，但他們作為與統治者一樣的人，也有人的意識，不會將自己等同于物——在 這一點上，他們與統治者是完全一樣的。統治者將勞動者視為與生產資料一樣的“資源”時 ，很清楚自己不是物，也不是“資源”，但這樣做本身已經否定了他自己的人性——不承認 他人是人的，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人。這從皇帝自稱“天子”、“龍”，以及資本家作為“ 資本的人格化”，都可以看出來。
　　勞動是人本質的核心，只有從勞動才能認識人的本質和人性；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的人 ，也就是放棄了人的本質和人性，他還是物，還能消費勞動的產品，但不能改造物，也就沒 有了做人的價值。當人類社會依然由非勞動者來統治的時候，人的本質就不能充分體現，人 性就會被壓抑。而社會生產中的各種矛盾，包括我們這里所說的國有企業的矛盾，都是由此 而生。
　　為了人本質的實現，為了人性的升華，勞動者必須勞動，不僅要改造更多的物，更要改 造自身——提高素質技能，并創造一個與提高了的素質技能相適應的社會關系。
　　
          勞動力所有權：現代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在20世紀建立了公有制國度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都忽略了，或者說否認了公有制中 的勞動力所有權，甚至將“勞動成為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罪惡的要點。它們所論證的社會 主義制度，不僅要消滅資本的私有權，還要消滅勞動力的所有權。
　　20世紀建立公有制的國家，基本上是按“蘇聯模式”建設其經濟制度的，以武裝革命奪 取政權，通過國家政權聚?剩余勞動產品，形成國家資本，建立國有企業，集國家集體企業 的全部權利于一身，并以行政方式經營管理。國有企業的職工，不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 也沒有勞動力的所有權；他們在名義上是企業的主人，但這個主人的意義在于義務上，而非 權利上；職工的收入是由國家統一規定的，基本標準是工齡，而非勞績；就業期間，職工是 低收入，退休以后，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保證其基本生活的退休金和公費醫療等福利。大概 也就是最后一項，是國有企業職工所能得到的主要利益，以致在中國六七十年代，“吃勞保 ”成為國有企業職工最感慰藉的事。
　　不講權利，只講義務，是實行“蘇聯模式”公有制國家中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及其體 制、政策中關于國有企業職工的規定。這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短期內也有其積極性，但 卻是與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相違背的，因此，是有根本性弊端的，它所造成的收入上的平均主 義和經營生產中的不負責任等很快就突出表現出來，更為重要的是，它導致國有企業職工素 質技能的下降，從而也降低了生產率。加之國有企業的行政化管理和“企業辦社會”，其經 濟效益日益低下，負擔沉重，不僅不能提高職工收入，連退休后的社會保障也難以保證。本 來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的國有企業，卻有相當一部分靠財政“輸血”才能養活。
　　片面強調職工的義務，忽視其權利，似乎是要提高其勞動效率——一些人總以為沒有權 利和權利意識的職工“好管”、“聽話”，而明確了其權利，增強了其權利意識，就“不服 管”、“不聽話”。這是一種非常短視的認識，也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是與現代化大 工業生產的發展相背離的觀念。
　　忽視職工權利的觀念，與中國古代官文化和小農意識的傳統有關，或者說就是這種傳統 的表現，以“天命”為統治意識根據的集權官僚制下的統治階級，只承認一個所有權，即對 土地的所有權，它屬于以皇帝為名義的整個官僚地主階級，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至于勞動者，在形式上也都是皇帝的臣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畢竟比起奴隸制和 農奴制有了一些變化，農民雖然沒有人權和政治權利，但卻有了由國家“均配”的小塊土地 的占有權，他以本人的勞動力在土地上勞動，生產的產品交稅之后，歸他及家人消費。至于 沒有或喪失了土地占有權的農民，大部分向地主租土地的使用權，也有小部分人，直接出賣 勞動力，成為雇農。
　　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其生存的根本條件，是對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不論是在自己占有 ，還是租來的土地上進行勞動，都是個體或家庭的，勞動力不是商品，因此，其所有權也就 完全被忽略。到今天，一些農民(包括農村官員)在計算收入和支出時，依然不把勞動力計算 為成本。至于極少數的雇農，既不占農民的主體，也很少能終身以受雇于他人為職業的。因 此，他們雖可形成勞動力所有權的萌芽觀念，卻不能改變小農意識的內容。
　　也正是由于這種傳統，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才有對“勞動力 成為商品”的恐懼式批判，以致否認公有制中勞動力的所有權。
　　而由于農業生產落后，沒能演進到集權官僚制的歐洲，在封建領主制末期因重商主義政 策，卻率先發達了工商業，并形成資本關系。雖然封建制度和資本制度間曾有極短時的官僚 制和小農經濟，但它們甚至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就被資本制取代了。當馬克思在《資本論》 論及“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時，其根據就在于此。但它的意義，主要不是在歷 史上，而在邏輯上。也就是說，典型的、直接的私有制，是勞動力所有權與生產資料所有權 統一于一體的。而資本制，則是以勞動力所有權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相分離為特征的。
　　當農奴和破產公民、手工業者不得不出賣其惟一的商品——勞動力的時候，資本所有者 作為生產資料的擁有者，也就成為勞動力使用權的支配者。他們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相“配 置”，主導著生產和經營。
　　勞動力所有權是以工業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它在資本制中表現為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這 個權利的確立，是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的表現，正是由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才形成了 工業生產方式，相應地，隨著勞動者的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他們進一步要求提高社會地位 ，即以相應的權利來保障其利益。勞動力所有權就是在雇傭勞動者長期斗爭中逐步爭得的， 資本所有者之所以承認勞動者的這個權利，一是資本雇傭關系的要求，二是勞動者努力斗爭 的勢力逐步壯大。對于資本所有者來說，他也可以像奴隸主那樣，購買奴隸并役使他們從事 生產，美國18－19世紀的農場主購買黑人奴隸就是如此。但奴隸制并不適應工業化大生產， 奴隸沒有權利，也就沒有提高素質技能和勞動生產率的積極性，特別是對于腦力要求比較多 的職業，奴隸制是不合適的。為了適應激烈的競爭，資本所有者必須有選擇地購買素質技能 高的勞動力，為此，就得在市場規則的支配下，承認勞動力所有者的權利。而勞動者作為勞 動力這種商品的供給方，一方面在提高自己商品的質量，另一方面又逐步聯合起來，形成社 會勢力，以此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作為商品，不是連同其所有者的人身一起出賣的，而是按勞動時間 來出賣其使用權。這樣，也就形成了資本制度中主要矛盾雙方的沖突。

　　商品交換自身的性質，沒有定下勞動日的限界，也沒有定下剩余勞動的限界。資本家主 張他的買者的權利，要盡可能把勞動日延長，如果可能，就企圖從一個勞動日弄出兩個勞動 日。但是所售商品的特殊性質，使購買者的消費受到一種限制，并且勞動者也主張他的賣者 的權利，要限制勞動日，使它不超過一定的標準量，所以在這里，出現了一個二律背反。權 利同權利相對抗。這二種權利，同樣為商品交換的法則所承認。在兩種平等的權利間，起決 定作用的是力量。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勞動日的標準化，會表現為爭取限制勞 動日的斗爭。斗爭的一方，是資本家全體，即資本家階級，另一方是工人全體，即工人階級 。①

　　雇傭勞動者依據其勞動所有權首先要爭取的，就是其勞動力商品的價格，以及減少勞動 力的使用時間和勞動強度。這從一般的商品交易而言，也就是如何使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 化。自從資本制度形成以來，它就普遍存在。提高工資，減少工時，是雇傭勞動者以勞動力 所有權與勞動力使用權購買者之間絕對的矛盾。而經過幾百年的斗爭，勞動者逐步地得到了 其利益。雖然他們還要為資本所有者生產剩余價值——沒有剩余價值資本所有者就不會購買 勞動力，但他們素質技能的提高及聯合斗爭，又迫使資本所有者承認了其勞動力所有權及相 應的權利。
　　與以前各社會形態的勞動者相比，雇傭勞動者不僅爭取到了勞動力的所有權，而且還在 這個權利的基礎上聯合，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意識，即階級意識。他們不再是分散的個體，而 是在階級意識導引下的總體。無產階級或雇傭勞動者階級，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階級。
　　正是圍繞勞動力所有權，并在它的基礎上，形成了勞動者的人權、自由、民主和福利。
　　資本制以前的各社會，勞動者是分散的、個體的存在，是勞動力所有權及其使用權出賣 后的勞動方式，使雇傭勞動者意識到自己的階級性，并展開了與資本所有者階級的總體斗爭 ，這種斗爭的成果是，不僅在法律上規定了勞動力的所有權，也規定了與之相關或派生的其 他社會和政治權利。
　　權利是力量的體現，是社會地位的規定，是行為方式的規范。人權、自由、民主、福利 等，都是進入資本制以后才出現的，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以前社會中的勞動者不需要這些 權利，從奴隸起義、原始基督教、農民起義等社會運動和文化運動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勞 動者，作為人，從人的本質和本性出發，也是反抗剝削和壓迫的。然而，由于自身力量的不 足，雖然他們可以在短期內組織起反抗，但都沒有長遠的關于勞動者權利的綱領，只是針對 眼前提出一些利益要求，因此并不能變革社會制度，他們的反抗，或者失敗(多數如此)，或 者成為統治者爭權奪利、改朝換代的工具。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勞動者的素質技能并未達到 變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程度。
　　資本制度的勞動者，其素質技能，特別是文化精神素質和技術素質，較以前的勞動者有 了質的改變，他們不僅意識到自己在工業生產方式中的主體地位，也意識到為要求和爭取權 利必須聯合起來；斗爭不僅是突發的，也是日常的。
　　勞動者以其勞動力所有權為基礎，展開了與資本統治的斗爭。這種斗爭從日常看似純商 業性的關于工資、工時的討價還價，到成立工會、政黨，以至組織起來的罷工、示威游行， 再到議會斗爭、立法斗爭、上臺執政。這二、三百年的資本制度下的歷史，既是資本關系不 斷成熟的過程，也是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和與資本統治相抗衡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不斷地修改，既包括如何維護資本的統治，也包括 對勞動者人權、自由、民主、福利等的規定。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資本所有者對生產資料 所有權及其派生的占有權、經營權等權利的控制，以及由此而不斷完善的權利體系，也可以 看到勞動者依據其勞動力所有權，爭取到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利。
　　正是這兩個所有權所派生的權利體系，構成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其中，資本所有者對生 產資料的所有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由這兩方 面構成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勞動力所有權在資本制的權利 體系中處于矛盾次要方面，但它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標志著勞動者作為一個階級的存在， 也是他們得以與資本統治相對抗，進而爭取自己利益，提高素質技能的法權基礎。
　　在關于資本制度的認識中，以前受蘇聯教科書的影響，中國學者往往只強調資本統治的 殘酷，忽視勞動者的權利；現在則又受美國主流意識的制約，將勞動者的人權、自由、民主 、福利等歸結于資本統治，似乎資本所有者恩賜了這些權利，或者說資本制度天然地包含這 些權利。對此，我們必須保有清醒的認識：西方國家的雇傭勞動者能有今天的權利和地位， 是他們依據自己勞動力的所有權，與資本所有者長期斗爭的結果。
　　從西方資本制國家勞動者的斗爭中，我們應當認真吸取其經驗，以此來完善我們的社會 主義制度。這里的關鍵，就是勞動力所有權。當一些學者以美國制度學派的所謂“產權理論 ”來設計國有企業改革方案時，他們所注重的，只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即如何變國有資產 為少數黨政官員和經營者的私產。只字不提勞動力的所有權和勞動者的其他權利。僅從這一 點，就可以明確他們的立場和用意。
　　我們確實要向西方發達國家借鑒其經驗，這不僅包括(甚至不主要是)其資本權利關系和 經營管理，更要吸收其勞動者運用勞動力所有權爭取自身權利，并在這些權利的保證下提高 素質技能的經驗。
　　西方國家工業生產方式的發達，并不是僅靠資本所有權及占有權、經營權等，以及有效 地“配置資源”，還在于承認勞動力所有權，并且勞動力所有權主體利用這一權利及其派生 的人權、自由、民主、福利等權利體系，為提高素質技能而展開的一系列斗爭。正是，也只 有勞動素質技能的提高，是西方國家工業生產方式發達的根據和內容。資本統治在這方面的 意義，不僅在于它對勞動者的剝削積累了再生產的資金，更在于它不得不被迫向雇傭勞動者 的斗爭做出妥協，從而為勞動者提高其素質技能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如果沒有這種妥協 讓步，依然用早期那種吸血鬼式的剝削方法，那么，或是資本統治在雇傭勞動者的斗爭中滅 亡，或是雇傭勞動者在資本統治下屈辱地生存，而素質技能不能得到提高，其工業生產的發 達也只是一句空話。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這種否定是以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和聯 合斗爭為根據的，其實質，就是勞動力所有權及相應的人權、自由、民主、福利等權利的強 化，并在社會制度中占主體地位。進而，變生產資料由少數非勞動者所有為全體勞動者所有 。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并不是取消勞動力的所有權，而是在確保它作為勞動者個人基本 權利的基礎上，將之上升為公有制的主體權利。這一點，既是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的要求，也 是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的必要保證。認識和解決國有企業的矛盾，必須緊緊抓住勞動力所有 權的確立與強化，以實現其在公有制權利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改革才有 其根據，并能明確出發點、目的和程序。

             勞動力所有權是公有制的核心和主體權利

　　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是一個權利體系，作為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它的本質和原則， 就是確立勞動者在經濟和社會中的主體地位。為此，公有制的核心和主體權利，并不是對生 產資料的所有權，而是對勞動力的所有權。
　　資本主義制度比以前各社會制度的進步，在于它承認并保證勞動力的所有權，從而也就 使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確立了一個平等的基礎，既交換的等價原則。而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 不僅承認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也承認勞動力所有權，勞動力的出賣所得到的貨 幣價格，不僅可以換成生活資料，也可以換成生產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生活中的個 人，都是“經濟人”，都是私有者，也都有可能成為資本的所有者，就像他們都有勞動力， 并可能成為勞動力的出賣者一樣。對于資本制度來說，它只承認個人的財產所有權，只要你 擁有財產——貨幣，你就可以成為資本的所有者，就可以不必勞動，而把體力和腦力用于享 受或統治勞動者上。
　　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在論證資本制取代封建制的合理性時，往往是以勞動來規定 財產的合理性，即將財產或資產的來源說成勞動。他們設計了這樣一個歷史場景：最初的人 類，大家都是一樣的，除自己的身體以外，一無所有。為了生存，就要勞動，勞動才能有收 獲，才能消費、生存。人間之所以出現富貧，就在于有人勤勞節儉，有人好吃懶做。前者積 累了大量財產，成為資本家；后者則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謀生——但他們仍然有機會，只 要勤勞節儉了，也可以成為資本家。
　　如果這個世界只有兩個人，而且這兩個人永遠活著，上述童話般的場景就是合理的。甚 至在很小的范圍，這種說法也是有道理的。不過，社會關系之復雜，矛盾之錯綜，這種童話 是不可能說明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對立的社會經濟制度的。但是，斯密及他以前的經濟學家， 并不是要以此來為資本制度的矛盾做掩飾、做辯護，而是要論證其必然性。這與后來的資本 主義經濟學對資本制度的辯護是有重大區別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初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是以勞動作為價值的來源，以勞動作為 私有制的根據。這既是反封建的，即令又與基督教教義中關于上帝責令人勞動謀生的說法相 符合。即令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也不否認勞動的作用，而且堅持把勞動作為生產的要 素或“資源”。這樣，勞動力所有權在資本關系中的地位，不僅得到承認，這是其中重要的 內容。
　　在初期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活動的時代，也即資本關系形成時期，西歐和北美也確曾有短 期的、小范圍的“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出現，這在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專 政”和“拿破侖專政”時，表現得最為突出，即政府以分配和處理、贖買等方式，將小塊土 地(主要是反革命的貴族所有)交給農奴，使之成為個體農民。這些小生產者也是私有者，他 們比中國古代的公民更具私有性——中國農民只是擁有土地占有權，而法國及歐洲此時的農 民則擁有土地所有權。因此，馬克思提出了“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這一范疇， 雖然它的歷史意義不大(即不帶有普遍性)，但邏輯意義卻是相當突出的。
　　這種“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是對以血緣和暴力為基礎的少數非勞動者的 私有制(奴隸主所有制、封建領主所有制、官僚地主所有制)的否定。也是資本私有制的邏輯 前提。洛克、休謨等思想家在論述資本私有制時，實際上是以“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 有制”為論據的。資本的私有制是對“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否定，正是這種 否定，將對勞動力的所有權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分離開來，或者說使勞動力所有權在勞動 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得以形成。勞動力所有權在資本制度中，是處于矛盾次要方面的，是受 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權支配的。
　　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對資本制度的否定，就在于勞動力所有權從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為 主要方面，與此同時，變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制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
　　從形式上看，公有制是“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恢復，它又使生產資料的 所有權與生產它的勞動者統一起來，這既是勞動價值論的實現，也是勞動解放的關鍵。但這 種形式上的恢復或否定之否定，又有內容上質的變化。首先是勞動方式和生產規模的變化， 個體的手工勞動，變成了集體的協作勞動，生產規模變成機器化社會大生產，進而，又將由 以體力為主轉變為以腦力為主，系統性和自動化程度提高。而這些變化的根據，又在于勞動 者素質技能的提高，或者說是勞動力的發展。
　　發展了勞動力的所有權主體，當然要求增加自己的權利，提高社會地位。這里的關鍵， 不是長期生活于小農經濟之中的中國經濟學家所說的“提高生活水平”，或者套用西方資本 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強調增加收入，“富裕”，甚至“發家致富”、“發財”等。后面這幾 個詞兒，明顯地是中國舊有的官文化中“升官發財”觀念與資本主義經濟學“利益最大化” 的混合物。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目的說成僅僅是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或者是“提高生產 力”，都不足以說明公有制的本質。“蘇聯模式”就是如此。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 問題》中，這樣規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 的；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這個觀點，可以說一直被貫徹至今，雖說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但他在50年代末與尼克松的 辯論中，還是以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生產力為標準，論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并要率 領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展開“競賽”。
　　我認為，“蘇聯模式”的初級和粗陋，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斯大林到赫魯曉 夫等領導集團，實際上都是以“救世主”的身份來理解社會主義的。在他們眼中，勞動者的 利益只有一個，就是吃飽、穿暖、富裕、安居樂業。至于權利——我已經全面代表了你們的 利益，而且代表了這個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東西，還說權利干什么?好好跟我走，聽我的話， 保準你們活得好。
　　也正是從這種思路出發，“蘇聯模式”忽視，乃至后來排斥勞動者的各種權利：不承認 勞動力的所有權，虛置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只有義務，即絕對服從集合了一切權利的“ 英明領導”，而這樣，你就有工做，有工資，有住房，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否則，你 知道飯怎么吃、衣怎么穿嗎?就是知道了，又哪來的飯和衣?
　　或許某些“英明領導”真的自以為英明得了不得，或許他們真心想著為民眾“辦好事” 、“辦實事”、“為官一任，致富一方”。然而，這種“救世主”觀念卻是與社會主義本質 和原則相違背的。正是這種觀念，才導致對勞動者權利的忽視。而沒有或少有權利的勞動者 ，又怎么能從生產的主體變成經濟和社會的主體?不成為經濟和社會的主體，又怎樣發揮在 生產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服從領導，去干領導設定好的活計的義務，這樣勞動者素質 技能如何提高?生產力何以發展?
　　而之所以會出現由“英明領導”來集合勞動者權利于一身，將勞動者視為只有服從領導 的義務的體制，不僅在于領導的“英明”，也在于勞動者的“服從”。勞動者還沒有意識到 權利與自己利益，與社會總體發展的內在關系。這是素質技能，特別是文化精神素質不高的 表現。社會主義者的歷史使命就在于揭示并宣傳勞動者的主體地位，進而組織他們爭取和捍 衛自己的權利，而不是代替他們擁有這些權利。將勞動者的權利集合為自己權利的人，起碼 不是社會主義者。至于那些以敵對態度和方式對付要求提高自己權利的勞動者——這種要求 是其素質技能提高的表現——的那些“領導人”，則已站在公有制和生產力發展的對立面。
　　規定和保證勞動者的權利，使他們從生產的主體成為經濟和社會的主體，這里首要的權 利，就是勞動者自身的勞動力所有權，而且這個權利在資本制度中就得到規定，勞動者正是 依據這個權利及其派生的各種權利，組織起來，與資本統治進行斗爭，才奪得政權，建立公 有制的。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力的所有權不僅是核心權利，也是主體權利，只有確立勞動 力所有權在公有制權利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才能明確并保證勞動者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主 體地位。
　　馬克思曾設想，在徹底否定資本關系以后，商品貨幣關系也隨之取消，因而勞動力不再 成為商品。這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但對于現實中在資本關系不發達的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初 級公有制經濟而言，遠未達到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條件，甚至在一定時期應當利用資本關系 來改造小農經濟，發展工業生產方式。因此，勞動力在局部仍然是作為商品存在的，這主要 表現于仍保留的私有資本企業中。
　　更為重要的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原則，即勞動創造價值和等價交換，依然通行于經濟 生活之中。馬克思從生活資料分配的角度，對比做了論證，即“按勞分配”。

　　顯然，這里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 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 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 中間的分配，那末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 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等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 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存在于平均數中，并不是存在于每個個別場 合。①

      一百多年來，人們對馬克思這些話的理解，都局限于“消費資料的分配”上，而且， 在蘇聯教科書里，又把公有制與“按勞分配”割裂開來，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相互獨立的 部分。這樣，“按勞分配”就成了純分配領域或生活資料的所有權問題。與之相應，教科書 的編寫者又以此來界說馬克思講的“個人所有制”，即個人所有權僅僅局限于生活資料。而 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則都歸國家或集體單位。
　　這也是一個邏輯上相當清楚的權利體系：它由兩個系列構成，一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系列 ，一是生活資料系列。二者各有規則，互不相擾。這與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法權”是有明 顯不同的。從“資產階級法權”的本義說，所有權是兩個，一為生產資料所有權，一為勞動 力所有權，二者以資本雇傭勞動(資本購買勞動力使用權)為紐帶相結合而組成生產。勞動者 的生活資料是其出賣勞動力使用權所得到的價格，當然所有權仍屬于勞動者。馬克思在這里 說按勞分配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并不是否認了勞動力的所有權，而 是以勞動力的所有權為基礎，論證取消了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權后，勞動者以其勞動力作用 于社會生產時相互的關系，以及他們的勞動力所有權所能得到的“按勞分配”生活資料的權 利。
　　在這里，馬克思似乎已經意識到在公有制建立的初期，商品關系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 關系中的權利依然存在，但“內容與形式都改變了”。很明顯，要求19世紀主要探討歐美發 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矛盾的馬克思，對20世紀在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的蘇聯、中國建立的公 有制發表具體見解，是不應該的。但更不應該的是蘇聯、中國的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的預見 性論述做教條式的理解。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而是辯證法大師，他的思維原則和基本觀點 ，是我們應當繼承的。
　　可以想見，讓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來設計現在的公有制，是多么困難，但現實中的我們 ，則完全可以根據具體矛盾，貫徹勞動者從生產主體變為經濟、社會主體的原則，而明確公 有制中的各種權利關系。
　　資本主義制度承認并保證了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勞動者長 期斗爭的結果和根本利益的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實則勞動者依據其勞動力所有權與擁有 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本家階級長期斗爭的成果，是對資本制席的否定。因此，公有制也就是 勞動力所有權從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為主要方面，進而作為主體權利，其所有者依這主體權 利改造并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經濟制度。
　　在公有制中，勞動力所有權的主體地位，是勞動者的經濟社會主體地位的體現和保證。 否認勞動力的所有權，實際上就是否認勞動者的經濟社會主體地位。
　　可見，承認不承認，保證不保證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是真接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 性質的問題。那種只承認勞動者對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不承認其勞動力所有權及由此形成的 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觀念，或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的認識不夠，或是為了維護自己私利 而故意。對前者，我們可能通過討論而促其加深認識，對后者，只有以民主來聯合勞動者， 在明確和強化勞動力所有權的進程中，予以克服。
　　勞動力所有權在總體上是保證公有制性質及勞動者主體地位，從個體角度說又是規定勞 動者個人地位、利益，處理相互關系的依據。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不僅 要從總體上保證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并消滅非勞動者對勞動者意識、行為的控制，而且要保 證勞動者之間的平等，以促其自由發展。勞動者的平等，是權利上的平等，而非權利保障的 利益的平等。這主要體現于勞動力所有權上，作為勞動者，都有平等的對自己勞動力的所有 權，但各自的勞動力又是不平等的。以平等的勞動力所有權保障不平等的勞動力，以及這些 勞動力得以發揮后得到的不等量的報酬和社會承認，這是公有制內在的活力，也是勞動者素 質技能不斷提高的根據。
　　“蘇聯模式”由于不承認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因而也就不承認勞動力的不平等， “按勞分配”變成平均主義。這也就從個體意義上，抑制了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和發揮， 從而在總體上阻抑了生產力發展。
　　我們這里論證的“勞動力所有權是公有制的核心和主體權利”這個命題，不僅是資本主 義政治經濟學不會承認的，傳統的蘇聯教科書式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不承認的。最近我 還不時聽到一些堅持這個傳統的同志的懷疑和非議，他們的理由是：既然是公有制，就不應 有個人權利，勞動力是生產的要素，是存在于勞動者身上的，勞動者個人不能有權利，也不 應有權利。他們甚至說：保護勞動力的所有權，它在哪里體現，又如何體現?
　　這個問題，是值得回答的，也必須回答。
　　勞動力的所有權，不僅在資本制度中存在，在公有制中也存在，最為明顯的，就是合作 制。合作制，作為勞動者主動聯合起來的經濟體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就已出現，而且得到了 發展，在法國及西歐其他國家，農業合作社與手工業合作社，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組織，在 20世紀形成并延續和發展。這種合作制的核心和主體權利，就是勞動力所有權。“合作”， 也就是勞動者聯合起來勞動，其前提，就是勞動者將自己的勞動力所有權結合起來，并由此 來派生并支配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合作”的關鍵在“作”，即勞動，沒有勞 動力所有權的結合，合作是不可能的。
　　從理論上說，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農業和手工業合作社，也屬這種性質，而且在 最初的條例中，也都承認勞動力的所有權。我們從“初級社”的組織規則中，可以明顯地看 到這一層。當時農民具有的，除了土改時分配的一小塊土地的占有權，主要的就是自身的勞 動力。合作社之前的互助組，即以勞動相互協助的生產方式，已充分體現了勞動力的作用， “互助組”在有些地方也稱為“換工組”，是一種平等的純粹勞動力的合作、交換關系。初 級合作社的參加者，自愿以勞動力相結合，并將土地占有權及小型農具投入，組成共同勞動 的生產團體，收成中除拿出一部分作為土地和共同使用的農具的“分紅”外，按所付出勞動 分配。
　　初級社注重了勞動力所有權，并照顧到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后來的高級社和人民公社， 在實際上否認了農民對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社員們已沒有自愿參加和退出的權利，而是 按所居住地全部包括在某一集體中。雖然生活資料實行按工分和人口成比例分配，但由于不 能選擇和退出該集體，加之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勞動力所有權實際上已不存在。這是合作經 濟內容上發生的質變，也是它不能有效地發展生產并被取消的內在原因。
　　農業合作社，包括手工業合作社的歷史經驗，證明了兩條：一是合作經濟的主體，應是 勞動者；二是忽視或否認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也就不能有真正的“合作”經濟。
　　而合作經濟，又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它不僅限于手工勞動階段，也同樣適用于機器大 工業，但其組織形式和結構會有一些變化。這一點，恰與馬克思分析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到機 器大工業的演進相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協作為基本形式的，但它是以資本擁有生產 資料所有權為主，并控制勞動力的使用權。社會主義公有制，則以勞動力所有權為主，并派 生并制約生產資料所有權。隨生產方式的演進而改變公有制的形式，但勞動力所有權的主體 地位依然保持，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

                       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力所有權

　　“蘇聯模式”的公有制經濟，是把國家所有制看成最高形式，并以集體經濟取代合作經 濟(在蘇聯是農業“集體農莊”，中國則以高級社取代初級社，并成為人民公社)。在理論和 政策上，都強調集體經濟要發展到國有經濟。而國家所有制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否認勞動 力的所有權。
　　按“蘇聯模式”的邏輯，個人就是私，個人所有權就是私有權，是與公有制對立的。公 有制就是取消私有權，取消個人所有權。所謂“破私立公”“大公無私”，作為一種主導性 觀念，成了當時對公有制的基本解說。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被排斥于公有制，特別是國家所有制企業之外，也 就是合乎邏輯的。
　　然而，不論什么樣的思想教育，都不能取消人的個體存在，個人利益、個人意識不會因 公有制而消失；人類總體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的自由發展是總體的合力，也是總體發展的 內因；總體要為其中個體提供自由發展的條件，但這并非有一個超乎人類之外的怪力或神來 控制總體，而是由總體中個體相互間的制約形成的勢力均衡來形成。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 就是勞動者個體自由發展的社會關系的總體表現，同時也要以法制來保證每個勞動者都有自 由發展的條件。這個法制條件，就是勞動者的個人權利。不是取消勞動者的個體權利，而是 規定和保證勞動者應有的個體權利，才是公有制；勞動者個體的權利越多，越充分，公有制 也就越完善。
　　“蘇聯模式”是以公有制的外在形式，即從個體到集體，從集體到地方國有，從地方國 有到中央國有，將中央國有視為公有制的最高形式。這個邏輯是以不斷取消個人權利為目的 的。它的錯誤，在實踐中越來越明顯，以致失敗。
　　為了修補“蘇聯模式”的缺陷，或者說是解決其造成的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低下的問 題，赫魯曉夫曾提出“物資刺激”的辦法，即不同層面地提高勞動者的報酬，以刺激其勞動 積極性。這也有短期的效果，但由于并不涉及勞動者的所有權，不明確勞動者的經濟社會主 體地位，不強化民主法制，這種“物資刺激”的短期行為，很快失效，并帶來諸多新矛盾。
　　至于后來某些人提出的以生產力發展水平來界定公有制的發展程度，似乎給公有制規定 了一個“客觀”標準。然而，這個標準是外在的，而非內在的。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思路依 然不考慮明確勞動者的所有權和主體地位，甚至以削弱勞動者本來就不多的權利為“發展生 產力”的手段。這樣，公有制也就逐漸喪失了其社會主義性質，進而公有制的形式也被取消 。同時以變換生產力概念的內涵，以及吸納外國資本，制造經濟泡沫等多種方式，制造出了 短期內“生產力發展”的假象，但當這種假象被識破時，公有制——先是集體所有制，再是 地方國有制，后是中央國有制——也被消滅得差不多了。公有制沒有了，或者說不在國民經 濟中占主體地位了，那么，“發展生產力”的擔子也就落到了非公有制經濟身上。這時，只 要還在生產和生活，非公有制經濟，不論其資本來自對國內公有制資產的侵吞，還是來自外 國資本與中國在“市場經濟”交換中得來的超額利潤，都成了經濟主體，統計指標又可以進 行藝術加工，所以“私有化”就成了“發展生產力”的大功臣。俄羅斯的國有企業大部分被 摧毀以后，那些“私有化”的決策者和宣傳家面對統計指標的大幅下跌，仍然面不改色心不 跳，大肆鼓吹“發展生產力”只能依靠“私有化”。可謂典范。
　　俄羅斯的“ 私有化”運動，充分證明了不明確和保證勞動者權利的所謂“改革”，不 僅會毀掉公有制經濟，還會因此阻抑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從而阻抑生產力發展。
　　“蘇聯模式”的國有企業，從建立之初，就不承認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而是將國有 企業職工視為類似行政人員對待，但又有很大區別，即分為“干部”和“工人”兩個系列， 其待遇和報酬、福利都有不同。相同的只是都沒有勞動力的所有權，既不能自由擇業也沒有 因勞動力所有權而派生的其他權利。
　　如果說在探討合作制經濟時，還能夠發現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或者說能從邏輯上論 證這個權利，對于舊有的國有企業，就很難看到這一點。
　　不過，我們也應承認，雖然沒有對國有企業職工勞動力所有權的明確法律規定，但在以 前體制下，他們所得到的待遇和報酬、福利等，都優于其他勞動者——這也是國有企業高于 集體企業的一種表現。國有企業職工雖然工資不多，也沒有與企業經營者及其主管部門討價 還價的權利，而且實行普遍的平均主義，但基本上能保持溫飽。更重要的是，只要不犯政治 和刑事方面的過錯，他們退休以后，還會有基本生活費和醫療方面的保障。
　　這也是“蘇聯模式”所特有的現象：國有企業職工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的權利，卻 有體現“領導關懷”的各種利益。正是這些利益，使他們在社會上顯出比其他勞動者更高的 地位，而他們為了保住這些利益，又必須服從領導，遵守紀律，雖然會在生產和生活中遇到 各種損害個人利益的情況，但為了保證“國有（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的身份，也只能逆 來順受。
　　在經濟不發達，社會普遍生活水平低下的條件下，國有企業職工的這些沒有法權保障的 利益，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也是他們能夠在生產勞動中“埋頭苦干”、“任勞任怨” 的重要原因。而當時國有企業的生產方式還是以體力勞動為主，因此，這些主要從事體力勞 動職工的利益和意識，與當時國有企業的體制是相適應的。這也是在國有企業建立之初，能 夠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
　　當現在一些老的國有企業職工因下崗、失業或領不到退休金，沒有公費醫療而陷入困境 時，他們自然會懷念起以前曾經有的那些利益。而一些“私有化”的鼓吹者，在抨擊國有企 業時，也會將國有企業職工稱為“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并將摧毀這些“既得利益”打破 “鐵飯碗”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他們的理由似乎很充足：這些“既得利益者”因“鐵飯碗 ”的舊體制而懶惰，不思上進，消極怠工，造成企業效益下降。只有砸掉“鐵飯碗”，用市 場經濟的競爭來驅使他們，他們才能被動地干活，才有經濟效益。
　　不論是對舊時國有企業體制的懷念，還是對它的仇視，都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國有企業 職工的權利。大家都是從利益層面著想，但沒有法權保證的利益是短期的、靠不住的。在“ 既得利益”被取消以后，又用一種新的“競爭”方式來調節利益，可是，國有企業職工的權 利是什么呢?他們難道永遠要由外在的勢力來安排自己的利益嗎?
　　舊體制下的國有企業職工，雖然能得到比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多一些的物質利益，卻沒有 法定權利，而為了保住這些利益，他們必須盡相應的義務。這些沒有權利，但有一些利益的 國有企業職工，也確實會形成批評者所說的那種消極怠工，不思進取的心態，這不僅直接影 響企業效益，也不利于職工本人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必須破除這種舊體制。
　　然而，國有企業改革的對象并不是其職工，而是忽視、排斥職工權利的體制；不能因為 舊體制不能有效激發職工的積極性，就退回到資本私有制，甚至依然不明確和保證職工的權 利，只用物質利益這一“杠桿”來調配、刺激職工，同時又讓相當一部分職工失去職業。所 謂“優化資源配置”，不過是使一部分職工離職，讓剩下的職工承擔全部勞動。“砸鐵飯碗 ”與增加勞動強度相結合。這樣的改革，也許能在短期內增加一些效益，但長期看，卻是違 反社會主義原則的，更不利于國有企業(包括已經變成私有制的企業，的發展。
　　國有企業職工是企業的主體，也是改革的主體，這里的根據，就在于他們的勞動力所有 權。
　　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大概只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體現了職 工的勞動力所有權。雖然其具體形式上也有不完善處，但其國有企業職工的權利明顯地高于 “蘇聯模式”，這體現于對經營者的選聘、經營決策、經營管理等各方面。南斯拉夫“工人 自治”模式曾取得成功，并對70年代末的中國政界和思想界有所促動，一度幾乎成為中國改 革的目標。后因政局變動而作罷。更為遺憾的是，這種模式產生于東、西方兩大陳營的夾縫 中，直接受“冷戰”影響，南斯拉夫不僅是個小國，內部的民族矛盾也相當尖銳，鐵托去世 ，西方的“和平演變”，特別是挑撥民族矛盾，導致分裂和戰亂，因此，這個20世紀最接近 社會主義本質的公有制體制不能不以失敗告終。但它的理論意義是巨大的，以后國有企業的 建立與改革，應當認真吸取其中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50年代以后建立的國有企業，雖然沒有明確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但它所規定 的職工的一些利益，特別是退休以后的生活、醫療保障，實際上也是勞動力所有權的體現。 也正因此，職工雖然沒有對勞動力所有權派生的占有權，以及經營權的法定約束，卻可以通 過建議、監督(尤其是“大字報”)等對經營者進行實際上的制約。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澤 東曾堅持要在憲法里明確規定“四大”和職工“罷工權”，并主張和肯定了“兩參一改三結 合”的“鞍鋼憲法”(實為一種政策性條例，稱為“憲法”，是突出其重要性)。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不同觀念。但由于對國有企業的建設基本上是照搬“蘇 聯模式”，毛澤東并不主抓這方面工作，而且，他本人在經濟學、法律學上知識的欠缺，也 使他未能對國有企業的權利體系做系統研究。他的相關思想，只是表明對“蘇聯模式”的不 滿意，并對按這一模式建立的國有企業體制有所約制。這也是中國國有企業未能采取“休克 療法”的重要原因——中國國有企業的職工在權利觀和利益觀上，與蘇聯的國有企業職工是 有區別的。
　　至于90年代實行的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造，之所以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或者說在 中國之所以不能實行“休克療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的這些觀念對中國人的 觀念，特別是企業職工的影響。一些人反復指責中國的國有企業職工“觀念陳舊”，也就在 于此。而當以鐵的手腕來砸“鐵飯碗”的時候，似乎舊觀念已不起作用了，但國有企業職工 的利益，特別是他們下崗、失業后的社會保障，又成為主要的問題。之所以這樣，還在于不 能不承認過去職工將自己的勞動力占有權、使用權交給國家和企業這一現實。那些幾十年一 直領取低工資的老職工權益的根本，正是事實上的勞動力所有權。在一些企業實行的“買斷 工齡”政策，以及將國有企業“零出售”時政府與購買者簽訂的關于“職工安置”的協議等 ，都表明：雖然以前未能明確國有職工企業的勞動力所有權，但勞動力所有權是存在的，它 的所有者也是存在的。當國有企業還在正常運轉的時候，勞動力的所有權可以不顯現；當國 有企業招收職工時，也可以不明確他們的勞動力所有權。可是，當國有企業破產，或辭退其 職工的時候，勞動力所有權就不能不表現出來。這一層是依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私有 化”國有企業的人不曾想到的——他們從資本所有者的角度設想，只要職工在職時領到了工 資，就等于得到了勞動力價格，資方與勞方已經兩清，勞動者就沒有任何權利可以要求什么 了。
　　然而，中國的國有企業畢竟是公有制的，雖然它是不完善的，未能明確其職工的權利， 但從公有制而論，這些權利又都是應該存在的。對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可以 任意處置其生產資料，但不能像處理生產資料那樣處置職工。國有企業職工所能依據的最后 一個權利，就是勞動力所有權，雖然他們也不明確這一點，但他們明確自己所投入國有企業 的，就是勞動力，沒有這些勞動力，企業不成其為企業，也不可能有生產經營，不可能有經 濟效益。他們以勞動力的投入，成為國有企業的一部分(即令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承認勞 動力是企業的“要素”之一)，因此，他們的生命與國有企業是統一的，他們應該在出賣國 有企業時要求自己的利益，而國有企業及其公共價值的提取者政府也有義務對他們失去工作 后的曾承載著其勞動力的生命存續負責。
　　在職工失去了他們在國有企業使用勞動力的條件時，才顯現出勞動力的所有權，以及本 來在他參與國有企業時就應當得到明確的，并在國有企業占有并使用勞動力時，就應保證其 所有權派生的各項權利。正是由于這些權利的不明確和得不到保證，才產生了國有企業的主 要矛盾和其他矛盾。也可以說，由于勞動力所有權的不明確和得不到保證，才使國有企業這 種公有制的初級表現方式得不到正常發展。
　　而當國有企業職工在失去其在國有企業的職工身份時才顯現出來勞動力所有權這一事實 ，不僅證明了勞動力所有權的存在，也證明了它應該得到明確規定和保證。這不僅對于不在 國有企業就業的職工利益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對于仍然保持的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也是 必要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真應感激中國那些“保守派”，正是他們的阻撓，才未能像俄羅 斯那樣將國有企業都“休克”，并實行“私有化”，那樣的話，改革已無從談起。但我們也 必須強調：絕不能再“保守”國有企業的舊體制，而應在明確和保證勞動力所有權的基點上 ，切實進行改革。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
                       及其主體——全體公民

　　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及相關的法律條文和政策，在涉及國有企業時， 只談一種所有權，即生產資料所有權。雖然對它的概念規定是相矛盾的——既稱之為“全民 所有制”，又稱之為“國家所有制”，但畢竟承認了這一權利。我們這里的分析，也就由此 而展開。
　　一種社會制度，是一套權利體系，而權利作為人際關系的界定，規定著每個人的社會地 位。古往今來，那些處于統治地位的人及其集團，都是把生產資料所有權作為社會的基本權 利，他們盡全力(主要是暴力和欺騙)掌握這個權利，由此，也就鞏固了統治地位。在他們的 觀念中，勞動者只是工具，是“資源”，不是，也不能是社會主體，勞動者不應有任何權利 ，即便有一些，也只是針對其個人生活的。當統治者說“富民”、“安民”、“提高群眾生 活水平”、“發展生產力”的時候，他們是真心實意想讓作為工具的勞動者也能生活得好一 些，由此而“強國”，即強化對勞動者的統治——勞動者只知道吃、穿、住，和牛馬驢是一 樣的，驃肥體壯的牲畜能夠多出力多干活兒，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勞動者，也會感激統治者的 恩德，順從統治，安份守己，“衣食足而知禮儀”，由此而政權穩定，能夠吃飽飯的勞動者 不會把眼睛整天盯著統治者的驕奢淫佚，貪污腐敗，而是為了下一年、下一代還有一個吃飽 飯的“好日子”努力勞作。
　　社會由此分為上、下兩大層面，上層是少數統治者，他們掌握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 就掌握了勞動者能否參與生產，能否生存的權力。進而，他們又從這個權利生出政治上的專 制統治，所有的政治權利都歸他們掌握。政治權利，歸結起來，無非是由生產資料所有權生 產并維護這個所有權的。憑這些權利，他們攫取勞動者的剩余產品(或剩余價值)，并以此作 為統治者的世代存續及其統治的物質基礎。
　　下層則是占人口多數的勞動者，為了便于統治，統治者也會以各種方式將其分化為若干 階層，以至每個勞動者都只能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生存。他們是人類中的“工蜂”，只配勞 作和吃喝，但比工蜂多一項功能，就是生育后代，以延續勞作，供養統治者。他們沒有對生 產資料的所有權，也沒有因生產資料所有權派生并維護它的政治權利，只是到資本制度下， 勞動力所有權因勞動力成為商品，才得到社會確認，勞動者據此形成了維護這個所有權的政 治權利并組織為一種社會的勢力。但他們依然處于被統治、被支配的地位。
　　表面看來，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針對物的，但由于這個物的特殊性，即作為生產勞動 的必要條件和資源，沒有它們，勞動者就不能進行生產勞動。控制這些物，比控制勞動的人 容易得多。因此，以所有權既控制物又控制人的奴隸制，就變成只控制物的所有權，并通過 對物的控制來控制人的封建制、官僚制和資本制。資本制是以生產資料所有權控制勞動者的 典范和高級形式。它甚至能以政治的暴力來維護將勞動者的智慧成果集合而成的“技術專利 ”——資本的所有者雇傭技術人員開發某項新技術，并使這項技術從生產勞動中分離現來， 以“知識產權”加以保護，并作為商品壟斷出售。“知識產權”保護的是資本所有者的權益 ，而非新技術開發者、研究者的利益，他們的利益只體現于雇傭關系中得到的工資。當然， 從法理上說，開發研究者自己也能得到“知識產權”，但他們必須有足夠的資本作為其前期 投入，而這往往是技術人員所沒有的，特別是大項技術創新，要有許多技術人員的協作，而 組成協作的前提就是資本對這些勞動者的雇傭，即購買其勞動力的使用權。創新技術一旦研 究出來，就能作為商品出售，或壟斷出售其制成品。當開發研究的勞動過程結束，為此而形 成的雇傭關系也就取消。從事開發研究的勞動者也就與此“知識產權”無關(他們或許能得 到一些學術上的榮譽)。依然得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為生，而“知識產權”也就為資 本所有者所擁有，與其他生產資料或產品相似。
　　經濟學家們在論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時，往往只注重它所針對的物及由此而帶來的物質 利益。進而，他們就以能否所有這些生產資料，能否享受生產出來的消費資料來規定這種利 益。不僅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如此，傳統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是如此，在批判資本所有制 時，主要針對由生產資料所有權而導致的貧富矛盾；在論證社會主義公有制時，也著重強調 勞動者會得到富裕的生活資料。這些都是生產資料所有權涉及的內容，但不是主體內容，或 者說還未抓住主要矛盾。
　　私有制下，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實質，就是通過對生產資料的控制來控制使用生產資料的 勞動者和生產過程。公有制與私有制的一個主要區別，就是在承認勞動力的所有權為主體權 利的同時，根據勞動價值論，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收歸勞動者，由此而使勞動者擺脫非勞動 者的控制，成為自己勞動和生產過程的主導者，即自由自主的勞動者。
　　這一點，是“蘇聯模式”的建設者和既得利益者不承認，或者不愿意承認的。他們在以 “社會主義者”自居的時候，不能不講公有制，不能不提馬克思關于公有制的一些論斷，但 他們又總會想出辦法，將馬克思后來不具體，但原則很明確的論斷，解說成對自己有利、有 用的結論。這里的關鍵，就是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提法。

　　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 制。①

往下的論述中，馬克思還提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種形式：一，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 有制；二，資本主義私有制；三，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公有制。這三種所有制形式是歷史地 出現的，也是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公有制作為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所有 權主體，是勞動者個人。這里，首要的所有權是勞動力所有制，進而是生產資料所有權。后 者是前者派生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基本道理——勞動創造價值。更 為深層的原因則在于：勞動是人本質的核心要素，勞動是生產過程中的主動方，它改造自然 物的形態和結構。生產資料作為用于再生產的勞動產品和勞動對象，它的所有權，只能屬于 勞動者。
　　這里的典型，就是“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公有制與“以個人自己勞動為 基礎的私有制”的區別，首先在于勞動和生產方式上，即分散的個人勞動變為協作的社會勞 動；其次是在占有形式上，即勞動者的個人占有，變成勞動者的“共同占有”。但勞動創造 價值，勞動生產和使用生產資料都未變，而且永遠不可能變——變了的話，人也就不成其為 人了。不論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辯護者怎樣絞盡腦汁，展示多么高明的詭辯術，(他們甚至動 用高等數學、心理學等)，也不能證明不勞動的人怎樣創造價值，怎樣生產和使用生產資料 。而那重復了幾百年的陳詞濫調——生產資料自己或與勞動結合生產產品或創造價值，即令 是成立的，也只能說新生產的產品和價值應歸生產資料所有，不能歸只憑暴力和法權擁有其 所有權的人所有。
　　這簡單不過的道理，都在人類歷史的一個階段完全被扭曲，那種與人本質和人性相悖的 只憑暴力和法權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制度通行了幾千年。而當人類中的大多數，即勞動者 的素質技能提高，特別是其文化精神素質提高，使他們在聯合起來，形成變革勢力，改變這 種所有制的時候，卻不能不遇到抵抗和阻撓。
　　對變資本所有制為公有制的抵抗和阻撓，來自舊有的和新生的不愿從事勞動但又要擁有 生產資料所有權，并要控制社會生產和勞動者行為的那些人。舊社會的統治者，不論資本所 有者，還是官僚地主，面對社會主義運動及其制度化，其從利益上的敵對是可以理解的，他 們若不抵抗這種變革，就會給自己造成革命——變不勞而獲者為勞動者，這是他們不愿意的 。為了保住已有的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他們盡一切力量來對抗要從自己手中奪去這個所有 權的制度變革。他們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原則的捍衛者面目出現 ，聲稱公有 制就是要剝奪所有人的私有權，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曾對這些人說：

　　是的，諸位先生，公社曾經想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者 。它曾想剝奪剝奪者。它曾想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工具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 本變成自由集體勞動的工具，以實現個人所有權。①

      這里，馬克思進一步明確了兩點，一是公有制下的“自由集體勞動”，二是“個人所 有權”。如果說，在《資本論》中他關于“個人所有制”的論斷還能引起一些誤解的話，那 么“個人所有權”這一概念，已經是相當清楚的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 。這事實上，恰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以個人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 ——的實現。
　　那些舊的統治者對公有制的抵制和詆毀，是不難理解的。但那些在公有制中產生的企圖 依據暴力和欺騙控制勞動者，并成為事實上的所有權主體的人，其言論和行為不能不多出些 “彎彎繞”，一方面要聲稱自己是公有制的擁護者，是勞動群眾的天然代表；另一方面還要 利用各種機會以權謀私，甚至積聚力量、聯合同道，以求在適當時機，變公有制為其個人的 私有制。
　　這些人的言論和行為在前期是很難理解的，特別是當他們的言行與那些在思維方式上有 問題的公有制的解說者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更容易造成混亂。但當他們的以權謀私從控制 人，到公開侵吞物——國有資產的時候，也就不難理解了——他們也認為不必太多繞彎子了 。
　　公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關鍵在于確定其主體。這一點，本書第一章已做了探討，那 種把國有企業生產資料所有權主體歸結于“全民”或“國家”的說法，明顯地是不符合社會 主義本質和原則的。這個主體，只能是“全民”中的個體，或者說，必須將國有企業生產資 料的所有權確定為特定區域內的全體勞動者個人，而且要有相應的法權保證，使之貫徹于對 占有權和處置權、經營權的控制上。
　　國有企業，是按行政區劃分為不同層次的，并非一說國有，就是全國性的。這在國有企 業建立之初，就是有區別的，當時的說法主要是分為“中央國營”和“地方國營”。但由于 政治上的高度集權，不同層次的國營企業在所有權上的分界并不明確。而且都歸屬于政府， 甚至黨委。
　　當我們從國有企業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的角度，再來探討這個問題時，必須明 確其行政區劃的范圍和層次。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之所以屬于特定行政區域范圍內的全體勞動者個人，根據在 于這些企業是由相應行政區域內的政府以財政投資方式建立的，而財政收入的來源是全體勞 動者的勞動力所提供的剩余勞動創造的社會價值。
　　按目前中國的情況說，國有企業可分為：中央所屬或全國的國有企業，省屬國有企業， 市(地)屬國有企業，縣(縣級市、區)屬國有企業。由于這四個層次是上下統屬的，因此，一 個勞動者，大體上都具有這四層行政區劃范圍內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比如在某縣( 縣級市、區)的一個勞動者，他既擁有對縣(縣級市、區)屬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也 有對市(地)、省、全國的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對于特定區劃范圍內的全體勞動者來說，他們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是針對 某一企業的，而是針對這特定區劃內全部企業的。這是其一。
　　其二，全體勞動者，不論從事哪種職業(包括政策容許存在的私人資本所有者)都平等地 擁有對特定區劃內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里，可能涉及一個平等中的不平等問題， 既不同的勞動者(或公民)所能提供給財政的公共價值是不同的，但其對財政投資所建的國有 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卻是相等的。
　　這種平等權利中體現的，恰是社會的公平。看起來，不同的勞動者或公民所提供給財政 的社會價值是不同的，似乎應當根據其提供的份額來規定其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但這又是不應該的，首先，在技術上不可能按此原則操作，國有企業的投資都是長期性的， 而財政收入是以年度計算的，每個勞動者或公民在不同年度所能提供的社會價值是不同的， 而且，國有企業或其他企業職工由于生產的社會性，其個人提供的公共價值也是難以分開計 量的；第二，以動態的按年度的財政收入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是有總體規劃的，也是總體性 的，勞動者或公民給財政提供的公共價值，并非股份制的投資入股，而是他們作為公民應盡 的義務；第三，勞動者或公民之所以能提供不同的公共價值，除其主觀條件外，還在于他們 利用社會的資源、條件不同，比如一個有創新的技術人員，他所受教育、培訓及使用社會提 供的設備、資料與普通體力勞動者是不一樣的，他創造的價值，理應有相當一部分要回報社 ，并不能僅以他開發研究的成果來計算其公共價值，此外，他因其成果，又會得到“按勞分 配”的較多生活資料以及相應的社會榮譽；第四，一些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以及私有企 業主等，會按其企業對財政上繳的稅來計算自己提供的社會價值，這是不確切的，企業的稅 收是企業全體職工勞動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公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和私有企業資本所有者， 只是在他作用的層面上參與了這個創造過程，他本人提供的與其企業總體創造的公共價值， 是不同的，既便是在經營管理方面的功勞大些，社會也從物質和榮譽上予以報酬，這與技術 人員相似，至于私有企業的資本所有者，他們用以向財政交稅的，主要是其企業職工創造的 利潤，并不是他個人創造的公共價值。
　　因此，當規定國有企業生產資料所有權時，應奉行全體勞動者(在近期內為全體公民)一 律平等的原則，其根據，除上述四點外，還有，自然資源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所有 人都可以平等地利用自然資源；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各社會成員 都有義務履行這一職能；社會主義制度要保證每個成員在基本權利上的平等。
　　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平等，是全體勞動者或公民在政治權利上平等的基礎，也 正是政治上權利的平等，才能實行民主，由民主法制來保證和實現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和 生產資料所有權。
　　
　　

勞動者所有權的實現機制——民主法制

　　行文至此，不能不想到肯定有讀者朋友會提出這樣的疑問：你將勞動者說成國有企業兩 個所有權的主體，這兩個所有權又是根本權利，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勞動者的所有權呢?如果 實現不了，你前面的那番議論又有什么意義呢?
　　問題就在這里。我也這樣反復地疑問自己。
　　我也曾從“純經濟”的角度想這個問題，但得不出答案。“純經濟”只承認既有的現實 ，而且把權利中的法律——它屬于政治范疇——抽掉，不涉及任何政治、文化范疇。按它的 思路和方法，我們只能在排斥政治和文化及其變革的前提下，來設想國有企業的改革。怎么 改?抽去了法律性的權利已經不是權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就不能改變權利關系。那么 ，能做的只剩下在既定權利體系范圍內，強化成消弱某項權利。這會引起一些改變，但絕不 是改革。
　　而至今讓我迷惑不解的是：那些句句聲稱自家所宗美國“純經濟學”的忠實信徒者，不 知以什么樣的思路和方法，竟能提出要徹底改變中國國有企業的權利關系，特別是將名義上 屬于“全民”，實際上屬于國家的所有權，變成個別私人的所有權，從而變國有企業為私有 企業。而這些，又都必須涉及政治制度的改變。中國的學生做出與“純經濟學”完全相悖的 習題，在美國的教授應當給他打零分。可是，竟有某些自稱堅持“純經濟學”原則的美國教 授，偏偏要給打“A＋”。
　　我不想指責這位教授，也不想指責他的那些學生。從他們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設 計的良苦用心中，我發現了他們所信奉的“純經濟學”的邏輯矛盾，當他們也不得不背叛自 家正宗原則，竟然為了“私有化”而干涉起政治學、法律學、文化學(他們總強調“更新觀 念”)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已經意識到經濟與政治、文化的內在統一，但由于原則的約束， 他們不能不在原則層面堅持原則，在具體層面，特別是在對待中國、前蘇聯等這些“異類” 時，又違背原則。他們對政治、文化的態度，依然是實用主義的，他們只是想適應美國大財 團的需要，改變這些“異類”，雖然要以美國的政治、文化作“正類”,作標準，指責“異 類”的各種弊端，但他們不想，甚至不愿意將美國那美妙絕倫的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用到“ 異類”的國土上。為了大資本財團的利益，他們更愿意，也更需要“異類”國家實行官僚資 本的政治、文化專制。這在肢解蘇聯的曠世奇功中得到充分體現。
　　而那些仍將失敗了的“蘇聯模式”奉為唯一社會主義“典范”、“正類”的人，一方面 把蘇聯的失敗只歸結于某些個人的“叛變”行為，另一方面仍堅持以“唯生產力論”為基礎 的又一種“純經濟”的思路，也只從各種經濟指標來論證國有企業曾有的輝煌，哀嘆現在的 沒落，不愿意或不敢或不能從與政治、文化內在統一的角度分析國有企業的矛盾，因而也就 不能得出切實的解決國有企業矛盾的思路，只能衰嘆國有企業的衰落，乞求侵吞國有資產的 既得利益者手下留情。
　　衰嘆并不能解決矛盾，乞求也阻止不了“私有化”的進程。
　　社會主義者不是祥林嫂，而是國有企業所有權主體勞動利益和意志的代表。
　　國有企業的生路，不在外國大資本財團的慈悲，也不能指望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良知” 和“德政”，而在于勞動者的所有權的明確和實現。
　　勞動者對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實現機制，只有，也只能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

          民主權利是所有權的體現和保證

　　政治是經濟關系的集合和沖突、解調，文化則是對經濟、政治這種內在統一的反映和主 導。
　　近代發端于歐洲的社會科學，最初是工業文明條件下資本關系的意識形態，它以自然主 義來反抗基督教，強調自然規律，否認上帝創世說。進而，資本統治的代言人，又順理成章 地將資本關系說成“自然規律”、“自然法”、自然秩序”的體現，并要求社會關系、“人 為法”、“人為秩序”必須符合自然規律、自然法、自然秩序。物竟天擇、優勝劣汰等自然 法則，應成為社會生活的準則，即自由競爭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社會制度，就是 以法律的強力(暴力)來保護自由競爭，保護優勝者的利益，并維護優勝者在社會生活中的主 導和統治地位。
　　資本統治的意識形態，在反對封建專制和教會統治的過程中，所能依據的，就是資本在 商品關系基礎上的發展，而資本的力量，也就是集合起來的物質力量。為此，這種意識形態 的論證者，必然地把對自然界的探索視為真理的來源。以研究自然的科學代替研究上帝的神 學，而對社會秩序的探討，也就成為探討自然的科學的附庸，或者說從自然科學衍生出社會 科學。“科學”的本意，就對自然界的認識。這一點，仍在今天的中國有明顯的表現①，而 對社會的論證，不僅要依據自然科學的成果，還要運用它的觀點和方法。
　　這是歷史的進步。這個進步與文明的演進——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是統一的。但 進步并不等于沒有缺陷，更不是消除矛盾，而是以舊的矛盾進步到新的矛盾，并出現新的缺 陷和弊端。
　　以研究自然的“科學”為宗，運用這種“科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社會，不僅要把人視 為自然物的從屬，還不能不將自然科學中的“分而不合”方法作為社會科學的方法。從一定 上說，“科學”也就是將對象分成若干領域，各自在其領域“客觀”①地揭示和論證特有的 內容。對此，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過論說：

　　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種過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 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四百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 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撤 開廣泛的總體，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們看做運動的東西，而是看做靜止的東西 ；不是看做本質上變化著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看做活的東西，而是看做 死的東西。這種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到哲學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 幾個世紀所帶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②

　　這種思維方式不僅在恩格斯以前存在了幾個世紀，他之
后的一個多世紀依然嚴重存在著。這實際上是資本統治的思維方式，或者從更廣的意義上說 是階級統治的思維方式。它在處于從屬地位的社會科學中的表現，就在于把人生，把總體的 社會切割為若干獨立的領域，各據地盤，互不侵擾。這里最典型的，就是作為現代顯學的經 濟學。如果說在斯密那里還能對社會做出某種整體性的認識，或起碼也承認這種總體性—— 他關于經濟、政治、文化的分別探討，不能不體現這種整體性，那么，演化到20世紀的主流 經濟學家，則不僅否認這種整體性，而且頑固地將他們的地盤用數學筑起厚實的城墻，在里 面生產著的資本所有者及其階級統治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以及簽有訂單的“項目 ”要求的各種建議。
　　在“主流派”那里，不僅經濟與政治、文化有嚴格的界限，而且，他們所說的經濟，已 經很少涉及“經濟人”的權利和制度，只談利益的算計和結果。這在他們是必要的，也是應 該的。資本統治的政治、文化，已經穩固成一種靜止的、相對不變的前提，因此沒有必要再 論證它，這種沒有必要被他們說成“自然規律”。“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兩千年前 說出的“真理”，在這些經濟學家腦袋里，不過是把“天”科學化為“自然”。而資本統治 的“自然”比起官僚統治的“天命”來，不僅可以實證，還能實用。因此，當他們以數學計 算將經濟中的權利排除——因為它不能計算，因而是不“科學”的，單揀可以計算的交易中 的貨幣關系來進行設量演算的時候，他們真的覺得自己已經“科學”了。
　　或許那自認為穩定的資本統治會需要這種“科學”，但當資本統治遇到威脅時，它所運 用的是“高科技”的武器和殺人，經濟學家只不過是為其算計一下這種武器生產的利益和殺 人的“效益”而已。
　　至于對“蘇聯模式”進行論證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為了制度的穩定和少數 既得利益者的特權，而否認經濟與政治、文化的內在統一。它很明顯地將勞動者的利益局限 于經濟，局限于生活資料；不談其權利，只談義務。這樣，也就不可能探討經濟權利及其與 政治權利的關系。
　　當“蘇聯模式”失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東方國家的主流經濟學時，那些自稱在 “西天”學得真經的人，以幾乎不講理的方式，來批評“敗者為寇”的舊體制，其標準只有 一個：不能提高經濟效益。而當他們自以為能夠提高經濟效益的“改革”方案，制造出巨大 的經濟衰退時，卻又要歸罪于那本來已經消失了的舊體制。他們對舊體制進行批判時，也會 提到一個經濟權利，即國有企業因排斥私有權才沒有效益，為了效益，就要“私有化”，即 將其所有權歸屬少數既得利益者。
　　這里，惟一的根據和標準，就是那種神圣的“經濟效益”，是“生產力的發展”。然而 ，又有什么可以保證這種“私有化”就一定能提高經濟效益?又怎么能證明得到國有企業所 有權的那些人，可以使生產力發展?難道他們是天然的生產力發展的化身，或者生產力這個 新的上帝派他們到中國解救國有企業?
　　我們都是凡人，對“經濟效益教”或“唯生產力教”的教義很難讀懂，也達不到那樣高 的層次去領悟新上帝的旨意。
　　作為勞動者，我們只能從自己的利益想到權利，從權利想到制度；再從制度想到權利， 從權利想到利益。
　　在工業文明的社會大生產中，勞動者不可能單獨地擁有自己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集合 起來的價值龐大的生產設備、機器，或者由資本家所有，或者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而勞 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則可以，并且應該由其個人所有。
　　勞動力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收益權歸資本家，進而由所有權派生出 占有權、經營權，這種權利結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勞動力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生 產資料所有權也歸勞動者個人，由生產資料所有權集合而派生的占有權，由國家機構或合作 組織行使，選擇(聘)經營權的行使者，勞動者又有權參與經營管理，這樣的權利結構，就是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從上面的論述看，似乎經濟制度及其中的各種權利都是可以獨立存在的。但在現實中， 權利之所以是權利，就在于權利是在權利關系中存在，并有法律的界定和社會的認可。而法 律，就是政治的基本形式，它的實施，就是政治的主要內容。除了法律，還有居統治地位階 級的政府制訂和推行的各種政策，它是對既定權利關系的協調和保證。
　　因此，當我們談經濟權利時候，政治的作用已在其中。也可以說，政治就是對現實經濟 權利的規定、協調和保證。至于那種處于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也主要是針對經濟權利的，不 過它要對經濟權利體系做總體或局部的變更。
　　民主，是進入工業時代以后的政治范疇。它首先是一種權利，進而是運用這種權利的活 動。民主權，并不是天賦的，而是原來沒有政治權利的平民和農奴，與獨掌政治權利的封建 領主長期斗爭的結果，也是不斷增長的資本和勞動力兩種所有權的實現方式與保證。
　　西方人在論到民主時，曾把長古希臘雅典時期稱為“民主制”，也有的人將天主教內部 教皇和主教的產生方式稱為“民主選舉”。這是需要思考一下的。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在 ，在形式上采取公開討論、辯論、協商、選舉等方式，并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決議。從 這個層面上說，雅典時期及天主教會確有“民主”的形式。但民主的實質，在于由民來主導 ，由民來做主。這樣，在內容上就有一個如何規定“民”的問題，也就是誰為主體，根據什 么成為主體。
　　天主教的主教們選舉教皇，或牧師們選舉主教，主要的原因，在于僧侶們不結婚，沒有 后代，其職位不可以世襲。雖然實行“政教合一”的體制，但政權主要在封建領主手里。比 起中國藏傳佛教的“轉世靈童”制來，天主教的選舉可能更有利于其對民眾的精神統治，但 它的主體并非“民”，稱其為“民主制”實在不確切，不如干脆稱為“選舉制”，實際上， 天主教神職人員也不全喜歡“民主”一詞，從教義到教規，都是反對民主的，其教名就已說 明了問題。
　　這樣，能夠從政治制度上加以分析的，就是雅典時期的“民主”。當時的歐洲，剛剛從 原始社會步入奴隸制，各部落的首領成奴隸主，所謂“城邦”無非奴隸主們的統治領地。在 這種情況下，作為形式上的國家，其政治事物，只能由那些互不統屬，但又維持聯合的奴隸 主們通過討論和協商來決定。當時，并沒有“民主”的意識，作為主體的，是奴隸主，而非 奴隸，雖然本部落中那些非奴隸主的平民有時也可以參與政事，但他們顯然不是主體。從這 種情況看，雅典的“民主”，實際上是奴隸主的政治協商。而奴隸主之所以能作為政治權利 的主體，根據就在于他們握有對勞動力(奴隸)和生產資料這兩個所有權。
　　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當然可以說與古希臘雅典時期的“民主”傳統有關。但絕不 能說民主制是西方所特有的(現在，中國有些人非常喜歡將西方某些學者對其文化傳統的自 詡，反其意而用之，強調民主制既非中國文化傳統，也不適合中國現實，甚至稱中國人從人 種上說就不能實現民主)，而是經濟中所有制的體現。當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都 屬于奴隸主的時候，政治權利也主要集中于他們手中，后來宗法社會中的封建領主制階段， 領主不僅擁有全部生產資料，而且掌握著農奴的人身權利。在這種情況下，農奴，即當時主 要的民，也不可能有政治權利。集權官僚制中土地這主要的生產資料歸官僚地主階級的國家 所有，農民只能得到小塊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而在“自有”土地上的勞作，又表現不出 勞動力的所有權。因此，農民也沒有政治權利。一些人將中國儒家的“民本”思想說成“民 主”是根本沒有道理的。
　　民主政治，必須以民主權利來構成，而民主權利的基礎，又是民的所有權的確立，這是 從歐洲資本制建立后，才逐步形成的。資本制是以資本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為主要矛盾的 制度。它的建立，以資本的積累和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為基礎，并經與封建專制長期的斗 爭，才完成的。
　　資本制承認兩個所有權，即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勞動力的所有權。原來同處封建制度中 “第三等級”(第一等級為貴族，第二等級為僧侶)的商人和平民、農奴，分化出資本所有者 和雇傭勞動者。他們分別擁有這兩個所有權，因而也就有了不平等的民主權。他們分別運用 自己的民主權，展開政治斗爭，以維護自己所有權的利益。
　　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資本制度的否定，是勞動力所有權主體長期斗爭的結果，不僅勞動力 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歸勞動者個人。正是擁有這兩個所有權的勞動者 ，構成社會主體的“民”，民主權作為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體現與保證，也就 歸其主體的勞動者。這是比資本制的民主更為充分的民主政治。

        資本主義民主制是資本化的生產資料所有權
          和勞動力所有權對立統一的法權形式

　　在中國20世紀后半葉，曾有一種相當強烈的說法：資本主義的民主是“虛偽的”是“假 民主”。如果在政治宣傳層面說這種話，或許有其意義，但從歷史角度看，又不確切。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真民主，也是歷史的進步，不妨與它以前的封建制與集權官 僚制相比，就可以明確這一點。
　　上述說法到現在已經很少聽到，思想界流傳更多的，則是這樣兩種說法：一是將西方的 資本主義民主說成完美的、普遍性的、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必須實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二是 將資本主義民主說成西方人特有文化的產物，甚至是“種文化”的表現，中國人不適宜，也 不要求民主。
　　這明顯對立的兩種觀點，公開或不公開地論戰著。然而，論戰雙方，都沒能抓住中國問 題的實質也沒有明白民主的本意。
　　民主是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后，由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相分離而形成的所有制的 政治制度，民主權是這兩種所有權的政治體現和保證。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制具有一般性 ，不論哪個國家的民主，只要演進到成熟的工業文明階段，都應在所有制變革的基礎上形成 民主制。
　　但民主制在不同的時期和國家，又會有各自的特殊性，這里最明顯的，就是前述資本主 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因此，以社會主義原則建立所有制的中國，不必，也不能實行資本 主義的民主制。但這并不等于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制，而是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制。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不是“虛偽的”、“假民主”，而是與資本主義所有制相適應的，是 分離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的法權形式。
　　至于說中國人的“種文化”不適宜民主，民主只是西方人“種文化”的表現，其荒謬程 度，不亞于說中國人只適宜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只是西方人的文明。這種觀點的實質，就是 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固守中國舊有的集體官僚制，采用西方工業技術，但排 斥民主制。
　　這里，我們先集中探討通行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再探討中國應該實行的 社會主義民主制。
　　與那些力求將人物化，將物貨幣化，將貨幣數字化的主流經濟學著作相比，西方國家中 那些以民主為主題的政治學著作，則力求強調人性，強調人生來就有的權利，強調人的自由 。這個傳統，從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一直保持至今。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一劇中，以主 人公之口，道出對人的贊美：

　　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 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①

　　正是這種人本主義精神，鼓舞并支撐著人類的進步。也確實有一些政治學、社會學者會 為求避開物質財富對人性的制約，來論證民主、自由等問題。這是他們真實的愿望，但受“ 只分不合”方法的影響，往往會忽略民主的經濟基礎，只注重從一般的人性或美好的期望來 論證民主權和民主制。這樣，就不免認識不到資本主義民主的特殊性，而把特殊性直接說成 一般性。這大概是中國一些人指責西方民主“虛偽”的一個話柄吧。
　　這里，我想舉“在美國高等學校很有影響”的伊恩·羅迫遜的《社會學》中，關于民主 的論證，來說明這一點。他在這本教科書中，集合了西方關于民主的主要觀點，并做了概括 性表達，因而具有代表性。

　　我們所說的民主社會是那些明確承認統治權來自被統治者的一致贊成的社會。這些社會 有著制度化了的手續來定期從競爭者中間挑選擔任公職的人。它們有一種代議制民主，即由 選民們選出代表，來負責政治決策。一切民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高度尊重個人作出選擇 的權利，而這一權利的前提則是公民自由，如言論和集會自由。②

將民主的前提規定為自由，這是基本點，進而，他又具體論證了民主的前提，包括：經濟高 度發展，限制政府的權力，沒有重大分裂，容忍持不同見解，獲得信息，權力分散。這中間 ，可以作為“前提”的，大概只有經濟高度發展，其余部分，與其說是前提，不如說是結果 ，或者說是內容。當然，經濟高度發展也可以看成民主的結果，或者說它與民主是相互制約 ，相生共長的。
　　這里的問題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哪些方面，或者說從哪個角度認識高度發展的經濟可以 成為民主的前提?他認為有兩個特別重要的基本因素：

　　第一，發達的經濟總要包括一個城市化了的、有文化的和老練的人口，他們期待并要求 參與政治過程。第二，經濟發達社會往往在政治上是穩定的。這種穩定可能是由于有一個與 社會休戚相關的龐大的中產階級，它不愿意支持任何政治動亂。由于缺乏在農業社會或早期 工業社會中存在的非常龐大的被壓迫階級，這些國家可以給予它們的國民一些政治上的選擇 ，而不必害怕社會將會因由此而引起的任何沖突發生分裂。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下層階級的 社會中——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國家——統治階級就有可能大力反對擴大民主 權利。①

　　以“中產階級”來論證民主制，這已成現代西方政治學的一個特色，而且也是中國某些 人強調“民主條件不成熟”的主要理由。
　　什么是“中產階級”?實際上只是指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其中主要成員是從事技術、 管理和科學研究的腦力勞動者。除了少量的小企業老板或個體經營者外，大部分都是以出賣 勞動力為生的。不過因為其勞動力質量高些，或者說他們的素質技能較高，勞動力在作為商 品出賣時的價格也就高些。他們并沒有因為賣了較高價格而脫離了資本關系，也并沒有改變 其勞動力出賣者的身份。他們依據對勞動力的所有權，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資本所有者相交換 ，并根據勞動力所有權派生的民主權利，參與政治活動，通過立法、言論、選舉、政黨、政 府等各環節，與資本所有者相抗衡，保護自己的利益。
　　這部分中等收入的雇傭勞動者有依據其勞動力所有權派生的民主權，收入較低的勞動者 ，也有依據其勞動力派生的民主權。并不是“中產階級”單獨構成民主政治，而是在與低等 收入的勞動者相聯合的過程中，與資本統治勢力相對抗，才形成民主政治。雖說“中產階級 ”或其中一部分人會有自己特殊的政治要求，但他們必須是在與資本所有者進行較量中，才 能體現其勞動力所有權和民主權。更為重要的是，民主制并不是“中產階級”內部關系的體 現，而是與其對立的同樣有民主權利的資本所有者相統一的政治關系的體現，在這種政治關 系中，低收入階層也以民主權利參與其中，并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勢力。
　　這種將“中產階級”和經濟高度發達作為民主前提的說法，實際上是割斷了歷史，僅以 結果論原因。
　　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并不是在所謂形成“中產階級”和經濟高度發達的20世紀后半 葉才形成的，而是從資本制確立就已形成。這在西歐北美大體上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已出 現，到20世紀基本鞏固。
　　資本主義民主制是一個矛盾體的，不斷演化的過程。資本主義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封建專 制，當這個革命結束以后，革命的參與者資產階級和雇傭勞動者階級，從理論上說，都是勝 利者。他們都得到了從封建專制下解放出來的自由，都擁有了對各自商品的所有權，這在民 事法的民事權利的規定中得以體現。1804年頒布的《拿破侖法典(法國民法典)》中明確“所 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這表明人成為經濟上的權利主體。而享有民事權利的“所有法 國人”，也就結成了一個新的經濟矛盾體，進而，要有相應的政治權利來加以保證。這一點 ，在資產階級革命后各國的憲法中都有所體現，也即在享有民事權的人范圍內，按年齡及其 他一些限制而享有公民權的人，擁有參與政治事務、選舉議員和政府負責人等的權利。
　　民主權的一個關鍵性環節，是普選權，以及言論自由、游行示威、結社等權利。我們看 到，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以后的西歐北美各國，都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公民的這些政治權利 。這表明，原來的由少數封建貴族制度專制的政治制度已經結束，資本主義的以個人所有權 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了。
　　資本主義民主制并不是絕對完美的，也不是沒有矛盾的，而是以各種經濟權利為基礎的 政治權利主體之間的矛盾、斗爭、協調、制衡，各政治權利主體的矛盾，根本在于經濟利益 。正是這一點，社會才可以在總體上分為階級、階層和集團。憲法所保證的結社權利，使他 們組成各種政黨和團體，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展開斗爭，斗爭的主要內容，還在于經濟權 利和利益。
　　雖然各階級內部的階層、集團、個人間也會有矛盾和沖突，如資產階級內部的競爭等， 但總的說來，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主要政治矛盾，還是資本所有者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的矛 盾。從形式上看，矛盾的雙方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不論是政治民主權利還是民事所有權，都 受法律的保證。但由于所有權所保證的資本和勞動力，在內容上有所差異，因此矛盾的雙方 在勢力上是不平等的。
　　資本所有權的力量，體現為資本量及其生產資料的“技術含量”，或者說是通過資本所 有權對勞動所創造財富的占有程度；勞動力所有權的力量，則體現為勞動力的質量，即勞動 者素質技能的提高程度與其聯合狀況。
　　從個體而論，資本所有者相對于雇傭者，永遠處于優勢地位。但聯合起來的雇傭勞動者 ，則可以取得對個別資本所有者的優勢。也正是這一點，不僅促成了雇傭勞動者的聯合，他 們組織工會、政黨，與資本所有者進行斗爭，也促成了資本所有者的聯合，他們成立“雇主 聯合會”和政黨，來對抗雇傭勞動者的斗爭。
　　這種斗爭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比如最常見的是工人為提高工資、減少工時和勞動強度而 罷工、示威等，還表現于政治上，即雇傭勞動者要求擴大自己的民主權利，從政治上維護自 己的利益。相應地，資本所有者階級也利用其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阻撓、鎮壓雇傭勞動者 的經濟、政治斗爭。除極少例外，一百多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矛盾，就是在分離的生產 資料和勞動力這兩種所有權及其體現的民主權主體之間展開的。這種矛盾的斗爭，成為社會 發展的內在原因。
　　應當說明的是，雇傭勞動者依據其勞動力所有權而擁有的民主權，并不是資本所有者賞 賜的，而是勞動者長期斗爭取得的。從法理上講，擁有民事權利的公民就應擁有相應的政治 權利，但這個政治權利的內容與形式是什么，以及如何運用，都要有法律條文上的明確規定 。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初，對這些規定都是不明確，不具體的，或者說，初期的資本主義法 律更注重保護資產者的權利，忽略雇傭勞動者的權利。并對選舉權加上擁有財產量的限制， 壓制勞動者言論和結社等。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的勞動者素質技能較低，另一方面也是因其 聯合程度不夠，因此處于明顯的劣勢。但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斗爭，雇傭勞動者的聯合加強 ，而且與生產發展同步，他們的素質技能也逐步提高，因此，不僅爭取到普選權，還形成了 自己的組織。到20世紀中期以后，代表勞動者的政黨已經能夠在議會和政府中與資產階級政 黨分庭抗禮，參政或執政。
　　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因民主權而不斷爭得一些利益，從而促使其素質技能的提高，雖 然素質技能提高所創造的大量物質財富又都歸資本所有者，并在增殖資本的同時增加了資本 的勢力，但雇傭勞動者也因素質技能的提高和聯合程度的加強，而爭得了更多的經濟和政治 權利。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執政期間，雖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制度，但在政策上所進行 的改良，或者說“和平演變”，又必然有利于雇傭勞動者的經濟和福利，同時強化了他們的 民主權利。
　　當我們看現在西方的民主制時，一方面要明確其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即資本所有者占 主導和統治地位，另一方面要看到雇傭勞動者力量的加強，它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是一個 勢力較量的場。在這里，利益和權利的斗爭都是真實的，但它尚未達到質變的程度。
　　資本主義民主制作為民主制的一種特殊形式，在人類歷史上已存在約200年，它的進步 作用是應當充分肯定的，而這種進步的動力來自處于矛盾次要方面的雇傭勞動者階級，阻力 則在資本所有者階級——它在本質上說是反對民主的。矛盾斗爭的量變，是處于次要方面的 雇傭勞動者勢力的增長過程，而當這個量變過程達到質變的度，那么，不僅資本主義民主制 要變成社會主義民主制，而且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將變成社會主義公有制，原來的生產資料所 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分離并歸對立的所有者的制度，變成為由勞動者擁有這兩種所有權的制 度。在這個新制度下，勞動者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依然要體現為民主權，并由民 主制來保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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