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危機與開放而創新的馬克思主義
Ernest Mandel
廖化 譯

編者按：

曼德爾是比利時飲譽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及第四國際領導人，1995年病逝。他著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第二本書出版于1975年，那時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及長波理論，預言世界資本主義已從繁榮長波轉入衰退長波。這一預見已經成真，而且直到今天仍沒有結束跡象。本文是曼德爾在九十年代初的作品，那時他認為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仍未完成，所以仍稱為「后資本主義社會」。現在當然大不相同了，可惜作者已不能再作更改了。本文收在Marxism in the post-modern age，1995年由Guildford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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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當前危機是典型的商業周期的危機，是自有為世界市場而生產的工業產品（即從1820年代開始）以來的第廿三次的周期性危機。這些危機，是平均利潤率下降所引發的資本過度積累及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但這次典型的商業周期性危機是發生在一個衰退長波之內的；這個衰退長波始于七十年代初，其特征是失業的持續上升（在帝國主義國家，失業已高達幾千萬，在第三世界則至少有五億），以及長期平均增長率下降到只有上一個擴張長波（即所謂戰后繁榮）的一半。
　　所有十九及廿世紀的商業周期及「長波」，除了都有基本的普遍特征之外，亦各具獨特性。在衰退長波之中，資本家階級都力圖為積累造就新的普遍的條件，以便提高平均利潤率。這不只意味會出現技術創新以協助先進企業得到超額利潤，而且表示平均剩余價值率（對工資勞動的剝削率）的普遍增加，意味他們力圖抵消或打破工人對上述攻勢的反抗。
　　今天上述攻勢主要是力求引入一種所謂「二元社會」，即特別打擊工人階級中的弱勢群體，例如失業者，青年人，少數族裔，外地勞工、婦女等等，以便破壞工人階級的集體團結。再者，資本家階級力圖轉移生產地及重整勞動程序，總是削弱甚而是破壞了工場內的集體團結及破壞了工會。
　　但是，即使上述打擊使工人階級處于守勢，這些打擊仍不能自動成功。在這方面，階級的力量對比至關重要。這一力量對比較多是上一個階級斗爭的周期—相對于經濟周期，階級斗爭的周期本身具有局部的自主性—的后果，而較少是當前的經濟「長波」的后果。從這角度看，今天的衰退長波與上一個的衰退長波明顯大不相同。今天沒有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遭受過廿卅年代那樣的慘敗（除開美國）。
但是，鑒于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明顯低落，以及至少對廣大群眾而言，社會主義目標的可信性出現了普遍危機，一種歷史性的相持不下的局面就產生了。兩大基本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未能強行將其解決辦法應用于當前危機上。資本家階級未能這樣做，因為工人階級仍相對上具有反抗力量。工人階級也未能這樣做，因為其意識及領導出現了危機。因此當前的危機將會持續。往后日子不會出現一種重大變化的結局，不論是此種還是彼種結局。

第三世界的危機

　　在第三世界，其有欠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危機，基本上是一種數量上及質量上的低度就業。質量上的低度就業，意思是在一定的勞動生產率下平均就業大大低于工業國。同樣，在可見將來都不可能克服這個危機。帝國主義的大企業的支配，還有當地統治階級的幫閑，防止危機的解決。
　　在衰退長波中，與上一個衰退長波一樣，第三世界的困苦大大增加。饑餓與貧窮已上升到十億人生活于貧窮線以下，而且所謂貧窮線本身已經定得非常保守。每年有一千六百萬兒童死于饑餓及可治療疾病。換句話說，每四年因此而死去的兒童，數目相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這等于每四年向第三世界兒童發動一次世界大戰。這就是今天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現狀了，就是它的全部野蠻性所在了。
　　這種困苦甚至達到一種生物性變化的程度。在巴西北部，由于數代積累下來的饑餓與營養不良，造就了一種侏儒「新物種」。他們的平均身高比一般巴西人矮35cm。統治階級及其幫閑稱之為「鼠人」。正像納粹經驗所顯示那樣，推行反人道的語言及思想，早晚為實際上不人道的做法大開門戶。美國消費者運動領袖Ralph Nader在美國與墨西哥交界也發現類似的生物性或基因性的不良變化。
　　若我們相信第三世界的野蠻主義不會對發達國有多大影響，實在是癡心妄想。第三世界的大多數人收入既是如此低微，自然大大限制了世界貿易的擴張，從而阻止了新的一輪「擴張長波」的出現。世銀及世界貨幣基金會強迫第三世界償還外債的攻勢，經濟上是弄巧反拙的，因這在第三世界以至西方造成失業及貧窮的增長。這在道德上也是令人反感的，因還債意味窮國的窮人資助富國的富人。
　　第三世界那不斷高升的野蠻主義之最嚴重后果，要數其對世界整個衛生狀況的影響。與貧窮大有關系的種種傳染病，例如霍亂與肺癆，正在全世界冒升。第三世界在預防艾滋病措施上之不足，不僅使第三世界最多人感染病癥，而且會使西方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上升。
總之野蠻主義在第三世界擴散，導致越來越多發達國，還有官僚化的后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第三世界化」的現象。

官僚化的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

　　對于東歐與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或其后繼者）的專政的崩潰，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來分析，就不難加以闡明。對崩潰的解釋，除了馬克思主義能提供精深解釋外，實在難以外求。對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所謂「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從未曾是社會主義。他們并非今天才這樣說。他們已經說了七十年，自從斯大林提倡一國社會主義論以來便是這樣說。從長遠來說不論蘇聯還是「社會主義陣營」都不能免于帝國主義的軍事競賽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壓力，盡管他們在上述兩個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認的成績。另一方面，斯大林主義或后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并不代表中央計劃的失敗。中央計劃意味經濟各部門及社會開支是按比例發展，或至少是盡量按比例發展。而官僚集權的中央計劃，從一開始便是嚴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
　　種種后果自然難于避免。在再生產的規律下，平均增長率是命定下降的，并且終于不再能既顧及同美國的軍事競賽、還有經濟的繼續現代化，又顧及群眾生活水平的溫和而又經常的上升。結果怎樣，最近的歷史已表明清楚。
　　自然，這只是全景中的局部景像。官僚化的中央計劃使幾方面的顯著成就成為可能。最主要的是文化及科學上的進步，包括在幾個部門出現了一流的技術創新。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蘇聯從一個落后國家變成世界第二大工業國。這是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并且在官僚支配下日益妨礙日后的進步。
　　蘇聯并非本來只有此路可行。當年的左派反對派，還有托洛茨基及賴可夫斯基在卅年代的著作，都曾經提出過具體的解決方案。以為我們只有兩個選擇，即經濟體系只能要么受市場統治，要么受官僚操縱的命令經濟統治，這種觀點既欠缺論證，又不正確。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確確別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稀少資源的分配，相當程度由廣大勞動者、消費者與公民，以民主方式預先決定；所謂民主，是指通過多黨制及政治民主讓群眾能在各種中央計劃草案中選擇。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場機制來糾正計劃，只是不讓市場機制大到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向。要使這第三種模式有效，須要大大減少工作時間，須要直接生產者能自由地決定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及怎樣分配現行生產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會主義的進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進展有多大。
我說是「朝向社會主義」。一個充份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在一國之內實現。就是幾國之內都是不可能的，就算上述那種最好的政經模式已經得到貫徹。我們所能達到的社會，只是一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但這樣的社會已經意味著在朝向解放上的重大進步，包括經濟上的，特別還有社會上的進步。這樣的社會進步，與其它資本主義大國之間，會引起一連串的反饋與互動，使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組織及其先鋒成熟起來。只有當一些最關鍵的工業發達國已經與資本主義決裂，一個真正充份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提上議程。

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性的信譽危機

　　東歐與蘇聯的專制政權的崩潰，使這些國家以至其它地方的廣大群眾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建立一個本質上較好的社會的企圖失敗了。斯大林主義者（或后斯大林主義者）和西方資產階級都說，東歐與蘇聯就是社會主義，這使群眾把官僚專政等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結果群眾在堅決拒斥專政的同時也拒斥了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至少暫時如此。
　　這種等同自是全然謬論。斯大林及蘇聯的欽選干部并非一些致力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是縱橫捭合的現實主義政客，致力于鞏固及擴張其權力及特權。這一過程其實是各種特定的社會力量之間的斗爭的作用。如果斯大林主義一面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面理論上與實際上都違反馬列的理論與方針，這對官僚是有用的。所謂斯大林主義，其實是一場政治反革命，它在一個發生過深刻社會革命的國家（即俄國）及一個曾全心全意致力于社會主義運動的黨內出現。聲稱自己是革命傳統的承繼者而不是破壞者使官僚權力的鞏固較為容易。
　　但是社會主義的信譽危機不能單歸咎于斯大林主義偽稱承繼革命傳統。群眾之拒斥斯大林主義或后斯大林主義模式，首先因為此一模式有違他們的基本利益，因為它沒有滿足他們的物質愿望，因為它踐踏他們的基本人權，因為它犯了滔天罪行，造成數以百萬的死亡，包括一百萬的共產黨人的死亡。只靠資產階級的宣傳不足以使群眾敵視此一制度。他們的日常經驗已經足以產生這種仇視。
　　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性信譽危機的第二個來源，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性失敗，盡管要對何謂失敗界定得清楚。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工運動，曾經在巨大的群眾動員與斗爭中，從資產階級那兒取得重大讓步。（后來共產黨在日益社會民主化之中也變成了社會民主黨的盟友）。最重要的例子包括把每周工時逐步從72減到38，普選權，為工人設立各種保護制度使其免受過度剝削。這些改良的總和使現在的世界同1800年或1850年，或1914年的世界相比大不相同。由此觀之，我們應當對社會主義者的斗爭成果引以為傲，特別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斗爭中舉足輕重。
　　但所有這些改良的總和未曾在世上任何一個地方導致社會發生本質的改變。沒有一個地方曾因此消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也可說是社會混亂）的基本性質。這并不單純是語義學上的爭執，而且具有重大實際意義。說所有這些改良都沒有超越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性質，意味它們無法防止周期性經濟危機，周期性的大量失業及廣泛貧窮，以至周期性的限制或廢除民主自由與人權，還有周期性的戰爭或其它困難。它們更意味，一天資產階級保持權力，一天所有這些改良都會周期性地受到威脅。由于改良是多少與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程度有關，所以這也意味改良往往只限于一小撮國家。
　　數以百萬計的工資勞動者曾經深深相信所有這些局部成果會最終帶來一個新的公正的社會，帶來社會主義。今天，在他們眼中，已經明顯地不是這樣。社會民主主義（還有新社會民主主義）的上述負面經驗，因為其領袖的種種罪行而放大了許多，這包括進行殖民地戰爭，借緊縮政策打擊工人生活。這還只是最顯著的例子而已。這表示了，在群眾眼中，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兩大歷史性運動（即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都先后失敗了。鑒于一直比社會黨與共產黨左的革命社會主義派始終太弱小，不足以代表政治上的真正另類選擇，在群眾眼中就等于不再存在享有信譽的奮斗方案。這不表示群眾接受了資本主義及其一切罪惡，也不表示他們不再為其所醒悟到的利益而斗爭。相反，今天所出現的一些群眾斗爭比過去更為廣泛。問題是這些斗爭都是為單一目標而作的斗爭，缺乏一個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總體社會及政治方案，甚至連朝這個方向發展的也沒有。因此他們繼續是不連續的及分散的。
　　為了克服社會主義的信譽危機，有必要從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辦主義，回到馬克思的信條，也是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貢獻：勞動者的解放只能由勞動者自己進行。雖然斯大林主義者、新斯大林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要負上最極端的包辦主義的罪名，他們遠非其唯一負咎者。社會民主黨，種種改良主義者，極端環保主義者，都同屬包辦主義。他們打出各種各樣的旗號作為掛帥，像經濟效益啦，「開放」經濟啦，「保護環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眾強加一些為群眾所抗拒的政策。為達目的，他們只有拿其它機構及組織來代替群眾的自主的機構及組織，來作為他們的進步與解放的工具。
　　這種包辦主義，源于那種技術官僚的傲慢—專家就算不是一貫正確，至少也是懂得較多。包辦主義是勞工運動的官僚的意識形態。這已在我論《權力與金錢》的一書中論證過。包辦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也違反工人階級利益，而且長遠而言是無效的。若真要從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中吸取教訓，那就是你不能在違反其意愿的情況下使群眾得到快樂。你不能要群眾夾生吞下你的「光明未來」。早晚他們會朝你臉上扔回去。
　　要在理論上及實踐上復興工人階級的自主性與自我組織，使之成為解放的主要發動器，像工會，黨，政府，國家等，統統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它們統統要從屬于無產階級的自主活動與自我組織。要達到這種復興，第一須要我們全力支持世界上所有群眾斗爭，不受其它自稱比這更重要的種種東西蠱惑，包括什么「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反帝」，什么「保持一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等等。其次，須要我們不受任何限制地捍衛民主自由與人權。當斯大林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及社會民主黨人破壞了社會主義與自由的原有聯系時，其罪匪輕。這一聯系，由意大利勞工運動的經典歌曲《紅旗》蠻有象征性地表達出來。墨索里尼在廿年代上臺后，意共的工人與知識分子在歌曲后面多加了一句話：「共產主義與自由萬歲！」
在今天以至明天，要讓社會主義在群眾眼中恢復信譽，須要讓他們在經驗中知道社會主義者比資產階級自由派更激進地追求自由，知道我們所要的社會所能保障的自由比資產階級社會所能保障的多得多。

探索一種創新而又開放的馬克思主義

　　數以千計的書刊與報紙都在宣布「馬克思己死」或「馬克思主義己死」。你不用變成辯證法信徒也可以知道這恰恰證明其相反。你何曾見過上百醫生圍著墳場里的棺木，反復論證里面的尸體已死？如果上述的不斷讕言若能證明什么，它只能證明馬克思主義活著而且生龍活虎。但只有當馬克思主義保持開放與創新，才不致變成僵化教條。自從1956年匈牙利革命，斯大林主義或后斯大林主義的危機，催生了第一輪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拋棄了那種不育的學院精神、新實證論及庸俗的實用主義。今天，那道防止這種馬克思主義泛濫的水閘更已經打開。
　　馬克思主義者須要把當前的科學研究的積累成果結合到他們的基本理論中。畢竟，這些基本理論只是為實踐作的假設，并非什么格言或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他們須要證明，所有這些科學成就在結合進馬克思主義之后，不致破壞馬克思主義的固有一貫性。馬克思主義者尤其須要面對兩種壓力：一個是新鮮的客觀現實的壓力（這些新情況在廿或卅年前還不曾出現，或只剛剛冒起），一個是主觀上對這種情況的新的認識。
　　要復興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實踐，須要我們就下列各項議題作研究。我們的提議只具試驗性質，而且不佯裝已經巨細無遺：
（一）對于「全球化」背后的重大的經濟及社會基本趨向，要能加以解釋；特別是要聯系到資本的生產力的日益國際化，并就因此而造成的階級斗爭的日益國際化找出結論。
（二）要把生態環境的危機的認識，結合到社會主義的斗爭中及社會主義的模型中；要找到把環境成本量化的方法并將之加到勞工成本中去。
（三）要就勞動、余閑與教育（包括再教育）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加深我們的認識；加深我們有關人類的各種需要的孰先孰后的了解，并拿來同上述認識結合起來。
（四）為了全面的解放，須要開發一套有關政治制度的理論，其中包括了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馬克思及恩格斯論巴黎公社的著作，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的著作，葛蘭西的論法西斯政府的著作，托洛茨基在卅年代的著作及第四國際的文獻等等，可視為這一努力的踏腳石。
（五）要增加我們對傳媒革命（影象文化與印刷文化大不相同）怎樣影響文化消費與文化生產的認識，據此分析無產階級的抗衡文化的危機，這危機怎樣影響階級意識的衰落及克服的辦法。
（六）增加我們有關婦女壓迫的根源的認識及克服壓迫的方法；了解核心家庭的危機，了解這種危機怎樣同較大范圍的人類共同體（例如社區、工作場所—譯按）的危機發生辯證關系。
（七）就社會解放與個人的解放及自由的辯證關系增進認識。
　　上述議題可稱為知行合一的議題。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同為一個較好的世界的奮斗分開。除開實踐之外，別無他途可以試驗任何理論是否有效。從理論的目的看，也不可能分開。馬克思主義有兩大根源。盡管他們之間有明顯的相互影響，但二者畢竟互相獨立。一方面它具有科學基礎；這方面它只能服從科學規律而非任何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它有道德基礎，這種道德，青年馬克思早就清楚談到，并且在他晚年再強調過，即是：必須推翻一切把人類置于受剝削及壓迫，受侮辱及異化的境況。
今天，這種必要性同昨天一樣成立。我們須讓這種精神指引我們的行動，指引我們的生命。就此而言，我們是長達3500年的叛逆、反抗與革命的偉大傳統之子。讓我們的敵人沖著我們大喊「烏托邦危險份子」罷。歷史會證明他們犯錯。我們曾經打破了奴隸制，農奴制；我們打破了宗教法庭與火燒女巫的惡行；我們攻陷過巴士底監獄。我們也將打破工資勞動。但只有當我們的政治與社會實踐嚴格符合我們的原則的時候，只有當我們拒斥任何相反的政策的時候（即令這些政策是由自稱的社會主義者打著社會主義或進步的幌子來推行），我們才能成功。如果我們能成功說服日益增加的群眾，讓他們了解我們的真誠不虛的決心，我們在道義上就會明顯高于所有其它政治流派，就會使我們真正變成戰無不勝。
　轉自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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