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tor Hunter” and the “Doctor-Hunters” in Marx’s Capital

《資本論》中的“漢特醫師”們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陸曉光

內容提要　“漢特醫師”是《資本論》所有引用文獻資料中，涉及次數最頻繁、字數最多者，其頻率與篇幅甚至超過對最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引用。“漢特醫師”也是《資本論》所有引涉人物中受評價最高者，他的調查報告被馬克思推崇為“劃時代的報告”。“漢特醫師”調查報告揭露和提出的是“工業病理學”問題，而這正是馬克思與以往經濟學家不同的關注問題之焦點所在。《資本論》引涉并贊揚的醫師至少三十余名，“漢特醫師”可謂該醫師群體中的典范代表。“漢特醫師”的素質特點是：敬業精神、人道關懷、批評勇氣、公民意識、改良目標。《資本論》引用資料中肯定或贊揚的文獻作者還包括：“工廠視察員”、學者教授牧師、爵士官員，乃至進行實驗以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工廠主”等。他們不同程度地具有“漢特醫生”的精神品質。馬克思當年得出結論：英國有可能完全通過“和平與合法的手段”實現改革與進步；恩格斯后來觀察到，馬克思學說在英國“有教養者隊伍”中的傳播不亞于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其間重要原因之一當歸功于《資本論》中為數眾多的“漢特醫師”們。

一、“漢特醫師”的“劃時代報告”

“漢特醫師”是《資本論》引用文獻材料中最頻繁涉及的人物。整部《資本論》[1]至少有40多段論證材料的所據是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這個頻度甚至超過了《資本論》對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兩位最著名經濟學家的著作的引用（前者計40次，后者35次）。[2]《資本論》全書引用涉及的著作者姓名多達近300位，[3]而未有個人專著、僅寫過《公共衛生調查報告》的漢特醫師，較之于這些著作家，乃至較之于《資本論》所有提到的人名，都是被引用次數最多者。

漢特醫師也是《資本論》引用文獻篇幅最多最長的作者。整部《資本論》所引40多段他的調查報告，大多是數百字，最多的一次引用，字數近4000，篇幅連續達6頁。[4]僅此一次引用，其文字數量就超過《資本論》引用亞當·斯密文字數的總和。后者被《資本論》引涉，長則百余字，短則一句乃至一詞。[5]

“漢特醫師”又是《資本論》引涉文獻中，馬克思對之評價最高的作者：

人們在《公共衛生》第7號和第8號報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漢特醫師完成的這一出色工作。（第722頁）

“出色工作”是對《資本論》引涉總數30余名醫師的報告材料的最高評價。馬克思對另一位也被他多次引用的懷特醫師的評語是“合格醫師”，后者在《資本論》中是調查童工勞動并撰寫報告的主要人物[6]。可見，馬克思認為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不僅“合格”，而且“出色”。《資本論》引涉醫師調查報告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衛生官員“西蒙醫師”[7]，他是《公共衛生報告》主編，也是派遣漢特醫師前往實地調查的醫官，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就是發表在該《公共衛生報告》出版物上。西蒙醫官對漢特醫師的評價是：“漢特醫師報告的每一項都證明，我國農業工人的情況一直在不斷惡化。”[8]可見從漢特醫師的同行領導看來，他的調查報告也極為出色。但是馬克思對漢特醫師更有如下評價：

漢特醫師在他的關于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的劃時代的報告中說……（第744頁）

這里所用“劃時代”，是《資本論》中對所有被引用的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文獻著作之評價中的最高贊詞。馬克思的該評贊顯然并非是就醫學領域而言。《資本論》指出，“人們把亞當·斯密看作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經濟學家”。[9]可見在馬克思心目中，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雖然并非屬于政治經濟學研究，但是相對于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工場手工業時期”政治經濟學而言，卻具有“劃時代”意義。

　　“漢特醫師”在后人關于政治經濟學發展史的敘事中未被列入史冊。《資本論》中譯本“人名索引”對他的介紹也僅僅是：“Hunter, Henry Julian,英國醫師，寫有一些關于工人生活貧困狀況的報告。”[10]這個介紹甚至沒有說明其生卒年（而《資本論》其他人名的“索引”條目大都寫明生卒之年）。迄今為止，人們關注馬克思《資本論》的“劃時代”意義，一般也并未特別注意馬克思本人對漢特醫師調查報告的“劃時代”評贊。這一切也許并非沒有種種原因理由。然而，《資本論》關于他的大量引用和突出評贊表明，沒有他的“劃時代的報告”，《資本論》這部已經被后人不言而喻地認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至少在據以論證的資料之充分翔實方面肯定大為遜色。

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為什么會受到馬克思如此頻繁引用和高度評價？我們從《資本論》引述的相關材料的特點可以推測原因之一二。

首先，漢特醫師調查報告所集中揭露的是當時英國城市工人與農業工人普遍的赤貧生活，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斷蔓延的“身心畸形”；而這正是馬克思關注的焦點問題。例如關于“城市工人”的狀況，下面是《資本論》引用他的調查結論：

“有兩點是肯定無疑的：第一，在倫敦，大約有20個大的貧民區，每個貧民區住1萬人左右，這些人的悲慘處境超過了在英國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見到的一切慘像，而這種處境幾乎完全是由住宅設備所造成的；第二，在這些貧民區，住房過于擁擠和破爛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倫敦和新堡的許多地區的生活說成是地獄生活，也不算過分。”（第723頁）

“……很多人沒有床，穿著衣服睡在光禿禿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睡在一起。這些房子大都是些陰暗、潮濕、污穢、發臭的洞穴，根本不適合人住，這還用得說嗎？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連那些聽任這種毒瘡在我們中間潰爛的、境況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第728頁）

其中不僅報告了“疾病”、“毒瘡”、“死亡”，而且報告了“地獄”的生活條件。

其次，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由此觸及“公共衛生”之外的社會原因。例如《公共衛生》主編西蒙醫官概括漢特醫師為代表的調查報告的結論是：

“漢特醫師報告的每一項都證明，我國農業工人的住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很壞。這種情況也許比幾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糟。……雖然他們原來的任務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們幾乎總是不得不注意到問題的其他方面。”（引文有縮略。第751頁）

這里所說的“總是不得不注意到問題的其他方面”，正是馬克思經濟學需要追問并深入分析的對象。而漢特醫師在其報告中常常已經指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例如倫敦城市貧民生活惡化與地價上漲相關，后者的原因則是“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機的目的”，馬克思對此分析時也援引了漢特醫師的判斷：

　　對于從事這種營業的紳士們所能期望的，就是他們會像他們所干的那樣去干——盡量從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東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給他們的后繼者。（第724頁）

馬克思在分析英國農業工人之所以陷于赤貧境地的原因時，也是摘引漢特醫師報告為依據：

“農仆的生活費用固定在只夠他活命的最低的數額上，他的工資和住房同從他身上榨取的利潤相比，幾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農場主的算盤上是個零。……他降到了零點，也就是租地農場主打算盤的起點。由它去吧，幸福與不幸反正同他無關。”（第744頁）

顯然，漢特醫師從他“公共衛生”立場的調查所報告的嚴峻狀況，客觀上是伴隨著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村的推進而出現；他對這些現象的描述與分析，也揭示了造成這種嚴峻狀況的癥結所在。這個癥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能沖動是贏利賺錢唯利是圖，而完全不考慮勞動者“幸福與不幸”。這一調查結論在后人看來也許已是政治經濟學“常識”，但是在當時卻無疑是一種目光銳利的“新觀察”。

更重要的是，漢特醫師這種新觀察蘊涵著對勞動者的關懷與同情，正是這一點引起了馬克思的共鳴。在馬克思看來，這一點也正是亞當·斯密時代“國民經濟學”所缺乏和忽略的： “國民經濟學抽象地把勞動看作物，勞動是商品”。[11]如果將亞當·斯密《國富論》與馬克思《資本論》比照閱讀，可以發現兩者間有一個明顯不同：前者主要關心的是如何積聚財富（《國富論》全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書名就顯示出主要興趣在“財富”），后者則集中關注財富增長與勞動者不幸增長之間的矛盾。從《國富論》中很難讀到關于工廠勞動者在資本積累財富過程中如何陷入貧窮、疾病、淪落的具體描述，而在《資本論》中，這類描述卻是隨處可見，篇幅長大。正是這種關注問題的不同，漢特醫師旨在促進“公共衛生”的調查報告，才會如此頻繁地進入馬克思研究“資本”的視閾。

亞當·斯密是“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經濟學家”，馬克思《資本論》則是寫于資本主義機器生產時代。如果說在亞當·斯密的工場手工業時代，財富與勞動者疾病之間的同步增長尚沒有發展到被后來漢特醫師形容為“地獄生活”的程度，因而前者專注財富增長的思路有其時代背景，那么在亞當·斯密與漢特醫師及馬克思之間，客觀上確實是發生了“劃時代”變化。[12]如果說馬克思不借助于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就難以真切了解財富與勞動相背離相矛盾的具體景象，從而難以診斷“資本”的病癥所在，那么漢特醫師調查報告對于《資本論》的論證就是至關重要。馬克思高度評贊漢特醫師的調查結果為“劃時代的報告”，顯然不是夸張之辭。

二、“漢特醫師”與《資本論》醫師群

漢特醫師僅僅是參與《公共衛生報告》調查工作的眾多成員之一。《資本論》不僅大量引用了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而且也大量引用了其他醫師的調查報告。馬克思對漢特醫師的高度評贊在某種程度上是基于對《公共衛生報告》之整體的高度評價；而在《資本論》頻繁引用的各類調查報告中，該《公共衛生報告》是被馬克思評價最高的：

關于被官方政治經濟學所隱瞞的這些事實，可以在工廠視察員和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特別是在《公共衛生報告》中，找到豐富的材料。（第434頁）

因此可以說，漢特醫師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參與調查報告工作的群體。筆者統計，《資本論》中直接提到的該群體中醫師名字的至少有30名以上；而對每一位醫師的調查報告的引用，少則一、二段，多則十幾段甚至幾十段。限于篇幅，這里僅列其姓名。他們至少有——

朱利安·漢特醫師（公共衛生調查員）、約翰·西蒙醫師（樞密院醫官、《公共衛生》報告主編）、馮·懷特醫師（童工調查委員）、愛德華·斯密斯醫師（濟貧委員會委員）、斯蒂文斯醫師（公共衛生調查委員）、愛德華·赫德勒姆·格林豪醫師（內科醫師，公共衛生調查委員）、約·特·阿爾萊茲醫師（公共衛生調查委員，主任醫師）、布斯羅伊德醫師（亨萊醫院）、麥克貝恩醫師（陶工業醫師）、查理·帕森斯醫師（外科醫師）、查理·貝爾醫師（公共衛生調查員，貧民診所醫師）、恩布爾頓醫師（新堡熱病醫院）、圣馬丁的醫官、基斯醫師、亨利·里特比醫師（衛生局醫師和化學家）、本杰明·理查遜醫師（倫敦醫院主任醫師）、威·斯特蘭吉醫師（伍斯特總醫院主任醫師）、阿瑟·希爾·哈塞耳醫師、特魯滿醫師（諾定昂貧民診所醫師）、愛德華·巴拉德（倫敦衛生視察員）、奧德醫師（白金漢郡醫院）、哈維醫師（圣喬治醫院）、羅伯特·貝克醫師（工廠視察員）、李醫師（曼徹斯特保健醫官）、約翰·理查·法爾（倫敦著名內科醫師）、安多尼·卡萊爾（倫敦著名外科醫師）、本杰明·布羅迪（倫敦著名外科醫師）、查理·貝爾（生理學家和外科醫師）、加思里·喬治·詹姆斯（倫敦著名外科醫師）、衛生警察委員會主席（塞文諾克斯教區）、凱爾桑等醫師（塞文諾克斯教區）。[13]

以上計31位醫師，他們都是當時英國有職業資格的醫師。其中既有外科與內科等實際行醫的醫師，也有從事醫學研究的學者；既有在“貧民診所”行醫的普通醫師，也有當時“倫敦最著名”的醫師；既有各郡各市的基層或民間醫師，也有擔任“保健醫官”、“公共衛生調查員”、“樞密院醫官”、“衛生警察委員會主席”之類政府職務的“官方醫師”。[14]因此可以說，《資本論》相關引涉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呈示了當時英國社會遍布于各地各部門的一個醫師群體，而馬克思特別贊揚的“漢特醫師”則是這個群體中在提供“公共衛生”調查報告方面最出色的代表。

這些醫師們調查報告的基本風貌，可以從下面片段中管窺一斑：

（關于一位女工瑪麗·安·沃克利的致死原因）倫敦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理查遜在其公開發表的論文《勞動與過度勞動》中說：“各種女縫紉工——女時裝工、女服裝工、普通女裁縫、都有三種災難，這就是過度勞動、空氣不足、營養不良。一般說來，這種勞動對于婦女無論如何要比男子更為適宜。這種行業的不幸，特別在首都，是在于他被26個資本家所壟斷，這些資本家利用資本所產生的權勢，硬要從勞動里實行節約（即靠浪費勞動力來節約費用）。在整個女縫紉工階級中都感受到了資本家的這種權力。如果一個女服裝工攬到了一些顧客，那么由于競爭，她必須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顧客維持住。而且她必須讓她的助手同樣從事過度的勞動。如果她搶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獨立經營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縫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輕，但是收入有保障。處于這樣的地位，她就變成了純粹的奴隸，隨著社會的動蕩而瓢泊不定：她時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間里挨餓或者近乎挨餓；時而又要在一晝夜連續勞動15、16、甚至18小時，而她們的勞動場所空氣悶熱得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同時她們吃下的東西，哪怕吃得還不壞，由于缺乏新鮮空氣，也消化不了。純粹由于空氣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這些犧牲者而存在的。”（第285頁）

而從以上眾多醫師的調查報告中可見，其中所關注的對象包括紡織工、陶工、礦工、鐵路工等行業的各類工廠勞動者；所揭露的問題集中于職業病、傳染病、身體畸形、人口退化、心智淪落、死亡事故等；所分析的原因涉及到極端惡劣的居住環境、難以忍受的勞動條件、極度貧乏的營養狀況等；所歸結的社會性癥結則是為贏利而無視勞動者生命的“最殘酷方法”。換言之，這一由醫師群體們共同作出的調查報告，不僅真切揭露了勞動者身心疾病的方方面面問題，而且鮮明表出了這些身心疾病所由產生的社會病灶。因此就整體而言，這些醫師報告都具有“公共衛生”的意義；它們是由這個醫師群體合力完成。因此，馬克思對漢特醫師的評贊，實際上也意味著對在不同程度上作出與漢特醫師同類工作的醫師們的評贊。換言之，對于馬克思撰寫《資本論》而言，這些報告在整體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借用馬克思美學“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說法，漢特醫師可謂當時英國醫師群體中的一個“典型人物”；我們可以用“漢特醫師”來指謂該醫師群體。

三、“漢特醫師”的精神品質

馬克思十分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人類精神生產的矛盾與沖突。1848年《共產黨宣言》寫道：“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包括“醫師”在內的各類精神生產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15]二十年后出版的《資本論》繼續強調：“資本主義生產與某些精神生產部門相敵對。”[16]然而，我們從《資本論》對“漢特醫師”調查報告的大量引用中，卻也清楚看到馬克思對他們“精神生產”的欽敬；我們從《資本論》所引用的這些調查資料中，也能強烈感受“漢特醫師”所煥發的鮮明強烈、迄今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

根據《資本論》引用的相關資料，“漢特醫師”的精神品質至少可以概括為如下方面。

1、敬業精神

漢特醫師1861年被派遣到英國北海沿岸的一些“純農業區”進行調查，因為那里“不滿一周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幾乎趕上了名聲最壞的工廠區。”（第437頁）可見他所承擔的是當時公共衛生領域中最重要最艱巨的任務。

漢特醫師1864年又被派遣調查英國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他調查了“5375座農業工人小屋”，這些小屋分布于“英格蘭所有各郡”；調查結果是：“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只有一間臥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間臥室，250座小屋有2間臥室以上。”（第752頁）可見其任務的工作量之大和調查之深入細致。

漢特醫師1865年再次受命對城市中較貧窮階級的居住條件進行調查。僅在倫敦一城，他就調查了“20個大的貧民區，每個貧民區住1萬人左右”。其調查結論是：“即使把倫敦等城市的這些貧民區的生活說成是地獄生活，也不算過分。”（第723頁）又可見他的調查工作是在“地獄”般的艱苦條件中進行。

2、人道關懷

漢特醫師關于太恩河畔新堡地區貧民窟的一例調查寫道：“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骯臟、不透風，成了傳染病的發源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漢特醫師面對如此情景的感受與評論：“這種狀況說明，我們同胞中最優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這些外部環境，往往沉淪到接近野蠻的退化狀態。”（第726頁）在這里，漢特醫師居然把城市貧民窟中一般被認為是最低賤的勞動居民稱為“我們同胞中最優秀的一部分”。這里不能排除他使用夸張諷刺筆法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確切地說正是如此，足以見出他的“人道”觀念的內涵，雖然他并沒有直接使用“人道主義”詞語。

西蒙醫師在閱讀漢特醫師報告時，多次發出“極難忍受”、“這真令人痛苦”之類感同身受的悲嘆（第721頁），他在總結性按語中寫道：“雖然我的職務上的觀點僅限于醫學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許我忽視這種災禍的另外一面。……這種狀況使人像野獸而不像人。如果想讓處在這樣境況下的人們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純潔為本質的文明氣氛，那是絕對無望的。”（第723頁）這表明，西蒙醫師身為英國樞密院的高官，卻與漢特醫師一樣具有自覺的“普通人的人道”意識；正是這種精神品質，使他與漢特醫師一樣不僅正視，而且格外強調超出其醫學職務范圍以外的“極難忍受”的問題。作為《公共衛生》主編的西蒙醫師對漢特醫師調查報告的高度評價，無疑包含著對其中人道情感的強烈共鳴。

3、批評勇氣

漢特醫師的調查報告不僅描述現象，而且考察原因；因此頻繁觸及直接造成“地獄”現象的關系人。其中僅在貧民住房條件極端糟糕方面，與他所揭露現象有關系的人士就至少有：（1）炒賣土地而導致地價大幅上漲的開發商，“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機的目的”（第724頁）；（2）在房屋買賣和租賃行業“從事這種營業的紳士們”，他們為了“盡量從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東西”，而不惜銷售“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第724頁）；（3）讓農業工人及其家屬住進“牲口棚”的地主們，他們“竟然還恬不知恥地以此榨取盡可能多的房租”（第750頁）；（4）為節省成本而把大量礦工塞進一間間擁擠小屋里的礦山開采主們，這些小屋甚至“沒有廁所”（第731頁）；（5）以及“衛生警察”們的不作為：這些“小屋”破敗到遠遠低于法律規定住房條件的底線，而“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讓出租這類破屋的地主們來實行”。（第750頁）

可見，漢特醫師提交的還是必定會得罪很多利益關系者、因而可能給自己惹麻煩的調查報告。馬克思尖銳指出，當研究的問題涉及到現實利益關系時，研究者就可能受到來自利益關系者的最猛烈攻擊，“例如，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批評，而不愿饒恕對它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批評。”（第12頁）雖然《資本論》的相關材料并沒有顯示漢特醫師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受到來自利益關系者的攻擊，但是不難想見，對于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系者而言，漢特醫師很可能被敵視為“不愿饒恕”的人。

4、公民意識

如果說漢特醫師的公民責任主要體現于他所參與的對整個英國來說意義重大的公共衛生調查中，那么他在公民權利方面的意識則更多集中于對那些未能享有公民權利甚至還未能意識到自己權利的貧弱群體的關懷。他在報告中有如此措辭：

“農業工人的天賦職業甚至使他的地位顯得尊嚴。他不是奴隸……”（第759頁）

這里“尊嚴”與“奴隸”的措辭已經超出了醫學學科術語的范圍，它表明，漢特醫師關注的不僅是疾病問題，更包含著現代文明社會中勞動者的公民權利問題。造成前者的原因在于后者，因此要治療前者就必須改革后者。

西蒙醫師在對漢特醫師的一份報告的按語中寫道：“我在前此曾指出，工人要堅持他們首要的健康權利，使勞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況，這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我還指出，當工人事實上沒有能力自己實現這個健康權利時，他們也不可能從衛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幫助。”（第509頁）這個評語直接把健康條件視為勞動者的一項首要的卻在當時得不到保障的公民權利。在另一份調查報告的按語中，西蒙醫師又吁請當局關注勞動者“健康權利”方面更為嚴峻的問題：“土地所有權竟被利用來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公平。……而承擔這種后果的工人又沒有受過什么教育，連自己的衛生權利也不認識，不論極端惡劣的住宅，還是污濁不堪的飲水，從來都沒有引起過罷工。”（第733頁）在西蒙醫師看來，針對企業主“極大不公平”的罷工是工人的合法權利，基于最起碼“衛生權利”受侵害的罷工更是合情合理合法。西蒙醫師的這番評論顯然是基于勞動者應該享有基本公民權的觀念，這番話還意味著，在法律上具有公民權利的工人卻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權利，這是他們如此困境得以延續惡化的原因之一。因此問題還在于需要創造條件讓工人在公民權利方面受教育。西蒙醫師的意圖顯然不是提倡“罷工”，而是由此說明，在保障勞動者享有公民理應享有的“衛生權利”方面，從而在有效維護整個社會“公共衛生”方面，現狀的差距是如何之大。

5、改良目標

漢特醫師在調查公共衛生問題時，也憂慮著整個英國社會的未來。例如，他在談論數量眾多的貧民窟兒童缺乏起碼文明教育時，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未來可能的“危險”：

現在，孩子們同各種年齡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褻、尋事，他們就是這樣在我國史無前例的環境下受著他們將來成為危險階級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誰敢預斷這樣的孩子將來會有怎樣的品行，那么他就是個大膽的預言家。（第723頁）

這里“危險階級”的用詞表明，漢特醫師并不希望未來出現一個威脅整個社會安定的群體。如果說“危險”意味著暴力事件的話，那么漢特醫師對這種習慣于酗酒、猥褻、鬧事的未來群體所引發的暴力事件，顯然持反對制止的立場。“危險”還意味著，一旦這樣一個群體形成，社會秩序將發生混亂，付出極大代價，而這顯然是漢特醫師期望避免的。

　　雖然具體對策并不屬于漢特醫師責任范圍，但是作為公民，他在某些環節上也盡可能地提出積極建議。例如在調查倫敦城市部門的官員為“拆毀不適用的房子而把工人從某個街道趕出去”所引發的問題時，他建議必須改變這種“歷來”的做法：

或者是必須把這一整套辦法看作荒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須喚起公眾的同情心[！]，讓公眾關心現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稱為國民義務的事情，這就是為那些不能出資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納房租以報償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第725頁）

這里的關鍵不在于漢特醫師所建議的“交納房租”之類具體辦法，而在于其建議中的思路，即依靠公眾理應承擔的“國民義務”來解決問題。這里的“國民”即“公民”，它顯然首先是指處境比較富裕、多少有能力或余裕承擔社會義務的群體。這個思路一方面意味著，在漢特醫師看來，國民義務雖然是“公眾”理應承擔，但是能否落實和在何種程度上落實，卻取決于“公眾同情心”的有無與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漢特醫師相信，公眾的同情心有可能喚起，國民義務有可能落實，通過這一途徑有可能解決或改善其報告中所揭露的嚴峻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資本論》在引錄漢特醫師這段建議文字時，特別在“喚起公眾的同情心”后面加了一個感嘆號“[！]”。馬克思或者是對這種方法的意義加以強調，或者是對這種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懷疑。無論如何，馬克思所欽敬的漢特醫師主張通過喚起“公眾同情心”和實施“國民義務”的途徑來改良社會，這是顯然的。

四、“漢特醫師”與英國“有教養者隊伍”

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后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馬克思理論“在英國‘有教養者’隊伍中的傳播，不亞于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傳播。”[17]這個現象其實并不奇怪，僅從《資本論》提到的醫師群體看，“有教養者隊伍”已然有所存在。并且正是馬克思本人，在撰寫《資本論》過程中首先對來自他們的調查報告產生了深切共鳴；首先吸收發揮了來自他們的觀察與思考，并通過《資本論》的大量引用而傳播。

上世紀俄羅斯著名思想家巴赫金認為，“英國的共產黨非常特別，其中有很多勛爵和知識分子。”[18]這個說法在《資本論》中也有所印證。例如上面記錄的醫師名單中，至少有三位被馬克思尊稱為“爵士”。（第310頁）《資本論》引用并贊許過的非醫師職業的“爵士”至少還另有五位。他們分別是：擔任蘇格蘭工廠視察員的“約翰·金凱德爵士”（第440頁），報告農業工人悲慘處境的“艾釋黎勛爵”（第741頁），關注食品摻假對窮人格外傷害的“約翰·戈登爵士”（第198頁），要求立法對被剝奪貧民給予“賠償”的“摩爾頓·伊登爵士”（第793頁），在經濟學研究中揭示工廠奴隸勞動真相的“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等（第369頁）。

《資本論》在贊賞乃至欽敬意義上引用涉及的“知識分子”還有為數眾多的“工廠視察員”、學者教授牧師，以及“國會議員”、“北明翰市長”、“皇家治安法官”、“國家中央注冊局局長”等，甚至包括進行實驗以改善勞動條件因而受到工人歡迎的“工廠主”。他們在《資本論》所關注的“工業病理學”（第402頁）意義上，都可謂與“漢特醫師”目標相通或相近。

恩格斯1886年（其時馬克思已去世三年）在《資本論》新版序言中說：“馬克思從他畢生的研究中得出結論：至少在歐洲，英國是唯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與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19]如果說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撰寫《資本論》前未所預期，那么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典型地點”的英國，[20]之所以能夠通過“和平的與合法的手段”而進步，重要原因之一當歸功于《資本論》中的“漢特醫師”們，以及恩格斯所贊揚的“有教養者隊伍”吧。

（本文發表于上海市社會科學界2007年學術年會文集《人文教育：文明·價值·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