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成長與生命成長遵循同一規律

——《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自序

張文木

關于印度的發展及印中比較，最近幾年成了熱門話題。2004年《21世紀經濟報道》趙憶寧同志采訪我談這個問題，我說：“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這招來批評。批評反倒使我就這個問題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我閱讀了不少文獻，查了不少報表數據，最后得出的結論仍是：“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有首歌說“一句話，一輩子”，友情如此，學術亦然。我想我對我的學術命題，是要終生負責的。

從結構比較到制度比較，是我進行中印研究的切入點，而促成這樣的想法是我曾經歷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醫院取體檢結果，排在我前面有一位坐輪椅車的殘疾人。等取到結果，我發現他的各項化驗結果與我的大體相同，有一些比我的還要好。出醫院大門時，我回視躑躅于后面的這位殘者，心中自問，如果僅憑這些化驗數據而不看人的身體結構，難道可以說明他比我更健康，“更有發展潛力”嗎？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國家發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數及外貿數量、外匯存量等“最新數據”比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著大誤區。國家發展研究，如果不從結構差異比較入手，而僅憑表面經濟指數差異比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準確的結論。

事實上，國家的成長與生命的成長遵循同一規律。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徹底性，印度獨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資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約未來國家成長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國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獨立后社會改造不徹底的后天因素。這使印度未來的發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數，但這種發展卻不會對社會生產有良性的利潤反哺。結果是國家經濟的“造血機能”即生產者主體因 “營養”反哺不足而陷入“貧血”乃至“供血”動力萎縮境地。最終只有靠外來“供血”來維持其表現為GNP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可以增加就業卻不能同比增加國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長帶來的利潤中的相當部分在流通領域，乃至生產領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敗或用于非生產性金融投機，還有一部分國民利潤在與海外投資者和海外市場形成的利潤逆循環中，為居于高勢能的資本中心國家所吸收并轉化為這些國家的國民財富。最后只有少量國民財富通過政府包辦即公共開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國家經濟生產主體，同時也應當是支撐民族市場的主體即多數勞動者的自身簡單再生產條件。這種通過財政開支支撐的勞動者最低生活條件僅有保證社會政治穩定的作用，但卻沒有培育、深化和能動拉動民族市場的作用。同等的消費支出，在印度有相當部分為政府包辦拉動——這與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居民消費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購買力，居于人口近半數的窮人消費實際已失去了拉動和培養印度民族生產力的作用。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由國家包辦的低消費為國家建設積累了巨額資金并據此實現了中國國民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的改造，通過這種改造中國徹底消除了龐大的利用私有權截流國民財富的寄生階層。而在印度國民經濟改造的結果反倒加強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而不是國家的力量。除主權獨立外，中間人大量截流生產利潤和國民財富的社會結構，與殖民地時期相，印度并沒有發生變化。在因大量的貧窮人口導致的民族市場萎縮的同時，原來殖民地時期通過外貿順差完成的印度國民財富向英國資本中心國轉移的利潤逆循環流程，在印度獨立后，則通過貿易逆差再版出來。半個多世紀中只有兩個年度的外貿少量順差的記錄表明，外貿長期且日益擴張的貿易逆差成了印度國民財富國際化的轉移的穩定路徑。這個路徑的存在與擴大的程度又與印度民族市場的萎縮程度為正比。而民族市場的萎縮又導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同樣陷入的發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內的各行業在獲得驕人的增長的數據的同時，國民經濟的生產環節卻沒有保持持續增長的利潤反哺。沒有持續上升的人民購買力，其結果是在國內少數富人和國際資本對印度年度利潤的截流和財富大規模瓜分中，國民經濟不僅沒有獲得增長性發展，相反卻在萎縮性“增長”中還透支了本國的未來發展潛力。印度與中國五十多年發展所產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進行中國和印度比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獲是對“民族市場”和“國有企業”的概念和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長期以來，學者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認為“民族市場”概念應是以“國內市場”概念為基礎的。但“國內市場”卻是由特定范圍即由0至1之間基尼系數變化規定的。即基尼系數越接近0的數值范圍，國內市場就越充分，相反則就說明國內市場的萎縮：萎縮的程度與基尼系數接近1的程度為正比。如果基尼系數為1，這時國內市場就失去了公眾消費；而沒有公眾消費，“國內市場”的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可見，僅憑“國內市場”概念還不能支撐“民族市場”概念。

由此筆者引出“人民市場”的概念。人民是占國家公民多數勞動者群體，是國內公眾消費的主體成分。只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購買力的存在和發展，才有國內市場的存在和發展。由此依次推論的概念邏輯是：只有以“人民市場”為前提，“國內市場”才可能是“民族市場”的前提。由此筆者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差別不在于“民族市場”，也不在于“國內市場”，而在于“人民市場”。“人民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概念形成的核心環節，也是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市場是以基尼系數最大化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資本優勢的西方國家利用資本全球化實現了日益擴大的國內基尼系數的國際化轉移。它們在長期的殖民掠奪中確立了優勢資本的地位，并利用其優勢地位在資本全球化中從南方國家獲得源源不斷返還到本國的超額利潤，以此降低國內的基尼系數，并由此保障了國內中產階層的增長和資本增值的并行發展。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惡果片面地被轉移到南方國家：在北方國家國內市場一天天好起來的同時，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則一天天地爛下去。歷史表明：國內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是激烈的階級革命國內化，國際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則是“恐怖主義”全球化。當前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數國際化的外觀形式。

與印度的情況一樣，國企在我國遭到批評的重要理由是“經營不善”或“效益不佳”。但與私營企業不同的是，國企不僅要有利潤指標要求，更重要的是它還要承擔社會公平的責任。而后者的實現則需要相當的隱形成本支出。這往往使國企在單一的利潤指標前與私人企業比失去了競爭力。國企當“保姆”，私企掙利潤。這不僅是印度，也是所有國家的國企在與只有硬性的效益責任而無硬性的社會公平責任的私企競爭中連連慘敗的根本原因。因此僅僅用絕對利潤指標來比較國營和私營企業效益，是不合理的。因為國營企業創造的不直接表現為利潤效益的社會公平環境，即使從純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其貢獻也是巨大的。

最后值得說明的是，在這個項目研究和出版中，我得到了科技部調研室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王青同志和中國科技文獻出版社的李正德同志的大力幫助，對此我深表謝意。溫鐵軍先生慷慨將他關于印度問題的調查報告轉我作為本報告的附錄，對此我深表謝意。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6期）

說明：

《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是作者關于印度問題研究的新成果，近期由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全文發表于《大國》雜志2005年第2期。

目錄

序言

一、從中心到外圍：印度國家發展近代中斷及其原因

二、印度獨立：低成本卻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三、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四、印度工業與民族市場日益脫節及其后果

五、原小則鮮：竭澤而漁的印度國家財政

六、外資外貿：印度國家利潤外向逆循環的重要通道

七、印度IT：依附于國際資本中心的外圍產業

八、分析方法、理論歸納與評估結論

附錄一：溫鐵軍：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斗爭考察報告

附錄二、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與印度未來安全

[內容簡介]

本報告從印度的社會經濟結構入手，而不是從表象的GDP等數據對比入手，分析并得出結論：印度的發展道路屬亞洲式的拉美道路；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但如果中國因日益放棄民族市場而不慎滑入印度道路并形成印度式的社會結構，中國今后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作者簡介]

張文木，1957年生于陜西，1975年中學畢業后下鄉插隊鍛煉，自1979年起，相繼在西北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學習，1997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2000年作為教育部訪問學者，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系作國際政治研究。主要著作：《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人民，2000年）、《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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