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做永遠的批判者

來源：新民周刊

　　貴州和北大是我的兩個精神基地，民間與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互相補充，也有沖突矛盾，但這就是我的思想和學術特點。

　　撰稿／錢亦蕉(記者)

　　錢理群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研究魯迅，他說魯迅“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而“這樣的體制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遵從魯迅的傳統，錢理群自己也愿意做一名思想界的戰士，一個永遠的批判者。

　　到民間去

　　帶著溫和的笑容，錢理群教授說起自己離開北京大學后，進行中學語文教育的探索，“現在更進一步到西部農村，到小學了……”，因為“我們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學，特別是重點中學、重點小學，廣大的最需要關注的農村教育反而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他的話引起在座的學院里面的“后學們”極大的興趣，是什么讓一個退休的北大教授深入到農村中小學教育中去的呢？

　　新民周刊：2002年，您從北大退休，在這之前，您給學生們開的最后一門課是“我的回顧與反思”，一般來說講課總以客體為對象，為什么您會選擇自己作為講述對象呢？

　　錢理群：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課，我想通過自我總結，來討論與專業有關的問題。把我自己作為個案研究，來講述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我的興趣是在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特別是1980年代以后，但是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所以我覺得還是談自己比較好，重心在反思上。通過反思，把我自己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告訴年輕人。

　　新民周刊：離開大學講壇后，您關注中學語文教育，給中學生開過“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編了《新語文讀本》，現在更關心西部農村的中、小學教育，為什么？

　　錢理群：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的教授，不受專業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學者關心中學語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傳統。從胡適到朱自清、葉圣陶，都是這樣。我只是繼承這樣一種傳統。我覺得作為研究工作者，不僅要講述他們的傳統，而且應該接著往下做。他們那一代人做的，我們也可以做。而且，我認為大學與中學教育的斷裂，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

　　新民周刊：您自己深入到西部農村嗎？

　　錢理群：我自己不可能去西部農村搞教育，而是采取間接的方式，我關心這個問題，參加了一些討論會，寫了一些文章。一些去西部第一線的老師，回來談了看法，我也在會上發了言。還有“西部陽光活動”的志愿者們，我也給他們做了一個講話(《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

　　新民周刊：在講話中您曾提到，“到民間去，到農村去”，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

　　錢理群：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已經去了5代人，現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時候是第一代，李大釗當時寫過一篇《青年與農村》，和大批青年追隨者一起推行“新村運動”；到1930年代，毛澤東把農村作為革命根據地，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推行“鄉村建設運動”，這是第二代；4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知識分子工農化”，在根據地，知識分子“下鄉運動”可以看作是“到農村去”的第三代；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政府號召到基層去支援建設，這是第四代“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青年知識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去了貴州邊遠山區；第五代就是知識青年下鄉。這個傳統到***十年代中斷了，而本世紀初，又一批志愿者去了西部農村。我認為這與“五四”傳統息息相關，是從研究到實踐的過程。

　　新民周刊：您關心農村教育，與晏陽初當時的實驗有精神上的聯系嗎？

　　錢理群：這當然。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教育實驗，都是非常重要的傳統。晏陽初認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要從鄉村教育建設開始，而同時代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改造問題上，采取不同的路子——從土地改革入手。實際上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都認為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解決農民問題是中國的關鍵。只是后來，晏陽初等人的主張談得比較少。

　　貴州印跡

　　退休以后，錢理群教授除了“從更大范圍從事社會文化教育實踐活動”外，還出版了一個地方文化研究的文本，那就是《貴州讀本》。從21歲到39歲，錢理群把自己最寶貴的青春歲月獻給了貴州，貴州對他的人生歷程、思想精神留下什么樣的印跡呢？

　　新民周刊：《貴州讀本》是不是您對自己青年時代貴州生活的紀念？

　　錢理群：寫《貴州讀本》的目的是讓我們認識腳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時代里，青年人有逃離土地的傾向，不僅其身體遠離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對腳下土地產生認知上的陌生，存在“失根”的危險。所以我要在青少年中提倡認識腳下的土地，《貴州讀本》就是對貴州地理文化、歷史文化的闡述。這與青年志愿者運動也有關系，其實這些志愿者對改變西部農村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更是一種自我教育，這個意義更大。青年志愿者運動，實質上也是一個“尋根運動”，農村是中國的根，到農村去，就是一個尋根的運動。

　　新民周刊：您在貴州待了18年，貴州是不是您的根呢？

　　錢理群：貴州是我的根。我一直說北大和貴州是我的兩個精神基地，貴州代表著底層，北大是最上層。貴州給了我四方面的影響，第一，真山真水養育我的赤子之心，貴州的山水沒有受到污染，給了我坦蕩的胸懷；第二，除了真山真水，貴州的真人氣息，對我氣質的形成也起了關鍵作用，我有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第三，我在貴州經歷了大饑荒年代和“文革”，形成了我的終極的民間關懷；第四，在貴州沉潛18年，讀了18年的書，并且考察社會，形成了我的學術根基。研究魯迅也是從這里開始的，這里有我的學術底氣。1978年我考取北京大學研究生離開貴州之后，還一直與貴州保持聯系。貴州和北大，民間與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互相補充，也有沖突矛盾，但這就是我的思想和學術特點。

　　新民周刊：在貴州您經歷了“文革”，《我的精神自傳》一書中您寫到您身陷其中，而且公開承認自己是“造反派” ，進行深刻反思。感覺像德國作家格拉斯在自傳《剝洋蔥》中承認參加過武裝黨衛軍一樣勇敢。有時候人們不愿直面自己的過去，歷史就會被遺忘。

　　錢理群：這里面有個妖魔化的問題，我們后來對“造反派”的理解和判斷過于簡單化了，其實里面很復雜，所以我通過自我反省來揭示這個問題。“文革”非常復雜，我們往往對上層斗爭注意得比較多，而實際上“文革”是全民參與，像我們這樣一個貴州小縣城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完全沒有參與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覺得研究“文革”，也應該用個案來表現，“文革”不能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對立模式來解讀，應該用很多個案來解釋。大家都不愿談，是因為沒人愿意回憶痛苦。但是老百姓可以回避痛苦，知識分子卻應該正視歷史，犯了錯誤，自我解剖，這是“文革”研究的第一步。

　　北大傳統

　　1956年，17歲的錢理群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后并入人大新聞系)，這是青年錢理群與北大的初次結緣。1978年，錢理群重新回到學院，成為北大80年代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從學生到教授，北大的20多年經驗對他來說彌足珍貴。作為除了貴州之外另一個精神基地的北大，又對錢理群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新民周刊：雖然已經離開，您對北大還是懷著深深的感情，您覺得北大最讓您推崇的是什么？

　　錢理群：我所推崇的北大精神就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思想傳統、學術傳統。還有就是我跟年輕人所說的，要“永遠向前看”。但是，現在的大學教育(包括北大在內)，學術腐敗嚴重，使我非常失望，這也是我離開大學的一個原因。

　　新民周刊：您在北大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魯迅、周作人、曹禺這幾個對象上，為什么選擇這三個人？

　　錢理群：我的思想和生命，北大、貴州是兩個空間，另一面是和青年群體的聯系，而三者的連接點就是魯迅。我的民間立場，就來源于魯迅。我在大學時代就看過《魯迅全集》，但真正懂魯迅是在貴州工作以后，不是作為研究對象，而是精神資源，來尋求解答。我從60年代就開始研究魯迅，我的愿望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到北大開始講魯迅，講“我之魯迅觀”，寫《心靈的探尋》。當時，為了擺脫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我想換個角度，就轉而研究周作人，也是為了更好地研究魯迅。因為周氏兄弟同為現代文學兩大陣營的代表，可以對照起來研究。而曹禺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而且我從小喜歡戲劇。我對知識分子精神史感興趣，曹禺正好是另一型的知識分子——我稱作“軟弱的天才”，其實現代知識分子當中，魯迅、周作人是少數，曹禺這樣的才是大多數。

　　新民周刊：您提出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目前的研究進程、狀況如何？

　　錢理群：我當年和陳平原、黃子平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其實那時我感興趣的就是“精神史”。我的幾個研究，包括對魯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都是以傳記、生命史的形式完成。而我正式從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著作是《1948：天地玄黃》，考察1948這個歷史轉折點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這是第一步。接著又寫了《豐富的痛苦—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是把中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放在一起考察，發現其中的內在聯系。退休后我主要完成了兩本書，一本是寫1956-1966年代的知識分子精神史，書名是《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另一本就是收錄了“我的回顧與反思”這門課的《我的精神自傳》一書，這是主要寫1978年到現在的。下一本，可能會專門寫“文革 ”時期。這些都是從民間來考察，每一部都有延續性。

　　拒絕遺忘

　　“我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我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1949年后，去了臺灣的父親和留在大陸的母親永遠天各一方，這是錢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傳》中的描寫。來自如此家庭的錢理群，曾在年輕時把父親的照片毀掉，而現在，這些成為他反思的基礎，他拒絕遺忘。

　　新民周刊：您的家庭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

　　錢理群：我祖父那代是維新派，父親是胡適那一代人，是胡適在美國學農科時的同學，我的三哥是國民黨的外交官，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則加入了共產黨，是老黨員。我們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大家庭。1948年，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準備去臺灣，可是母親不愿走了，因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而且我外祖父的好朋友張元濟等人都勸她留下。于是母親讓父親先去臺灣看一看，沒想到這一看，就再也回不來了。我們家有兩次家庭分離，一次是抗戰，一次就是1949年，這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們全家沒有一張合影，我抗戰時期生于重慶，當時哥哥姐姐還在上海淪陷區；等我來到上海，我的另一個哥哥則還在大后方，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

　　然而，一般寫歷史，不注意這些個體生命的影響，我們的歷史往往只有歷史事件而無個人，只有歷史偉人而無普通人。我的研究，背后的歷史觀，就是個人歷史。歷史不關心知識分子，我則以自己的感情和經歷來關照知識分子精神史。

　　新民周刊：您是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而現在一些青年則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待他們對社會、人生的冷漠？

　　錢理群：歷史不該被遺忘，而我們總是設置禁區，故意讓他們遺忘。為什么我在北大最后一課要講這些，就是專門講給年輕人聽，講自己，更有可感性。我說這是我給他們的“遺言”，年輕人需要知道、了解，在知道、了解以后如何選擇，則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精神自傳》這本書除了寫給我自己一代人看，也是寫給青年人看的。人的生命有一個延續，我們困惑過、思考過的問題，并沒有過時，他們在當代也會遇到，我們的失誤、經驗教訓提供給他們共同面對，青年人只有了解了，才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宣誓者，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書里沒有結論，只是把自己的矛盾公開。

錢理群：與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來源：南方都市報 

錢理群精神自傳出版，再度接受本報專訪——

與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錢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剛剛推出醞釀五年的重量級論著《我的精神自傳》，一本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接著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體采訪。當了一輩子教師的錢理群口才極好，分析問題清晰深刻、滔滔不絕。“但我很恐懼，不停地接受媒體采訪，我害怕成為一種炒作。”錢理群不掩飾他對媒體報道的擔憂，“這本書帶有很強的個人性，也有它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讀者們說過，我姑且說之，你們姑且聽之。我希望年輕后輩們提出批評和討論。”因為，錢理群害怕被當成一個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報：這本書是你的一本精神自傳，而不是單純生平故事的自傳。如何想到寫這么一本書？

錢理群：這本書一個是對自己的回顧，另一個是關注二十世紀精神史，討論八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問題。這本書整體帶有很強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問、自我假設，也充滿了困惑。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臨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反省。把這些問題都提出來，希望和年輕的讀者，也和我們自己這一代人重新直面這些問題，探索這些問題。這本書所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是沒有結論的，可能彼此還充滿各種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報：這本書回顧了你年輕時候的事情，包括在貴州的18年。那段時期給你的影響是什么？

錢理群：當然是美好的。但話說回來，歷史回憶在一定程度上會淘汰一些不愉快的東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憶。但實際上當時是非常艱難的，真實情況可能比今天回顧要更復雜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樂觀，充滿了郁悶、苦惱和徨惑，但最后還是走出來。今天回顧，那段日子對我的生命是特別重要的。我可能明年還會出一本書，談貴州的。在這本書的后記里面談到了貴州對我的意義，我曾經總結為四個方面。第一是貴州的真山真水，因為貴州是自然風景很好的地方，鼓勵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貴州“真人”接觸過，養成了我堂吉訶德的氣質。第三，“文革”時我在貴州底層的經歷，培養了我對社會的關懷，底層的性情，民間的立場。另外，貴州的18年，某種程度上我沉潛下來，讀了18年的書，這為我以后的學術發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氣。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貴州的，可能是貴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報：在貴州你度過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兩次逃亡，經歷了血雨腥風。“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種影響吧？

錢理群：其實是留下一種恐怖感，這種恐怖感與我今天的很多立場、觀點有直接關系。一種是對專政的恐怖，實際上與我今天反對意識形態的專政主義立場有直接關系。第二種是對無辜者死亡的恐懼，這也是我今天的立場，以任何名義、理由出現的對無辜者生命的剝奪，都是我所反對的。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悲劇，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種精神的迷惘，這是一種更內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這也決定我今天的立場，絕對不能夠放棄自己獨立思考的權利。

我們那代人關心政治，也對政治有點厭惡

南方都市報：你當時確立了兩個目標，低層次的是當一個稱職的老師，高層次的是回到北大當老師。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時還在“當學者”和“當戰士”間彷徨，你覺得回到北大就喪失了“當戰士”的可能嗎？

錢理群：“當戰士”是有具體所指的。因為“文革”的后期有些人是民間思想者，我自己就屬于民間思想者。后來在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開始，民間有個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當時參加不參加這個運動，是不是投身到民間的政治型自治運動中去，我是猶豫的，也是我作為知識分子內心的內在矛盾。我們那代人的特點是關心政治，但同時對實際政治有點厭倦，有點害怕，也有點厭惡，這是非常復雜的，這可能是很多知識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報：你并不回避講這個弱點。

錢理群：這可以說是弱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當時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個理念是它是可以質疑的。我們當時對政治的理解是比較狹窄的，而且民間運動使其復雜了。知識分子缺乏行動能力，行動猶豫不決。

南方都市報：你考上北大之后，相對來說遠離了政治，更接近學者的道路。

錢理群：但這也給我帶來很多痛苦，覺得自己在鄉野培養起來的野氣，會被學院的東西給悶死、規范掉。這背后是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實際上包含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問題，知識分子行動和思想的關系問題，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系問題，這背后有一系列問題。

南方都市報：你怎么處理政治與學術的關系？

錢理群：我找到一個方式，就是“精神界戰士”這個概念，魯迅也說過，精神界戰士的特點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行動”。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識階級永遠地不滿足現狀，是永遠的批判者，因為他懷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對此岸是永遠不滿足的。“指歸在行動”，強調實踐性，不僅堅守理想，而且身體力行。這是精神界戰士兩個特點的含義。精神界戰士關心的是人的精神問題，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從精神方面去改變精神奴役。精神界戰士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參加社會實踐或政治實踐的戰士，他的實踐、行動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這樣的選擇與學者有內在的統一。因為學者也關注精神現象。但學者是學理的討論，而精神界戰士把學理的討論轉化為思想文化的啟蒙活動。這在某種活動上是把學術普及化。這兩者之間是可以互相補充、互相轉化的，但同時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魯迅的話說，一個學者要冷，也要熱，一個學者忽冷忽熱，也很有沖突。(笑)所以我在這里討論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堅持學術研究，同時參加一定的社會生活實踐。我出入于兩者之間，用比較形象的說法是，我有兩個精神基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貴州。這是中心和邊緣、高層和底層、學院和民間、城市和農村、精英和草根的兩極。這兩者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沖突和制約。這種出入兩者間的選擇也會帶來很大的痛苦，在我看來這是豐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張力的。

南方都市報：出入于兩者之間，有時候游刃有余，但有時候可能會面臨一些跟現實矛盾的地方。

錢理群：不僅是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剛才說的一定的社會實踐，作為思想啟蒙是以學術研究為背景，但這也容易把學理簡單化。其實我們骨子里是更迷戀學院的，喜歡一群朋友高談闊論，生活在書本里，按本性來說是這樣一個學院知識分子。一旦參加社會實踐，你就成為公眾人物，而公眾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愿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東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時會覺得自己空虛，因為講得太多，就覺得講空了。完全在學院里呆著，又覺得學院的空氣會把自己窒息了。這是充滿矛盾的。

如果我們連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絕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報：現在年青一代的學者，有你這樣經歷的不多，學院派的氛圍會越來越重。

錢理群：我們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們是在革命時代培養出來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在貴州那個地方，中國最偏遠的地方，本來和歷史是沒有什么關系的，都是些歷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們這些小人物卷進了歷史潮流。如果沒有“文革”，我一直在那里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師。這使我們這一代跟歷史形成一種血肉般的聯系。對于我來說，我研究歷史，實際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積，對我有生命和學術體系的意義。這種研究有很強烈的存在意識，有強烈的情感在里頭。這種東西當然有它的優勢，就是有比較豐富的生命內容，它的歷史就不是一個時代的東西了，在某一時期你是歷史的參與者，你對歷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別人很難理解的，你更能把握。這樣的研究會有一定的理性意義。但是與歷史糾纏得過緊，可能遮蔽一些東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問題。年青一代的優勢可能在于他們比較客觀、冷靜，還可能會比較缺少歷史感，缺少某種激情，因為歷史是與他們無關的事情，就可能會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來各有優長，很難說哪一種是最好的。我覺得應該互相吸取，發揮自己的特點，同時對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報：你覺得你是同代知識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嗎？

錢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這樣的。因為我始終卷入歷史潮流中，是主動投入的，同時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歷史與個人的關系如此緊密，會導致歷史對個人空間的擠壓。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可能對這種問題比較敏感。而我的敏感點不在此，在于我的歷史參與意識和外在歷史條件壓抑我參與，我想參與它不準我參與。像我的書，總是過于緊張，別人讀起來會有一種壓迫感。缺乏從容，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報：現在的學者離現場、離社會、離民眾太遠了嗎？

錢理群：歷史是不能重復的。這是具體條件造成的，他們不可能像我們一樣去生活一遍，他們是旁觀者。但有一些內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繼承和發展。我覺得首先是對學術本身的承擔，另一個是對整個社會、民族、國家的承擔，這兩者可能是現在的學者比較缺的。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是自我的承擔。這三種承擔也包含了我們這一代的內在經驗。承擔的方式可以不一樣。

南方都市報：你對年輕人非常關心，在全國各地講課，給無數陌生的年輕人寫信。你為什么一直對年輕人充滿希望？

錢理群：有很多人批評我，說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認，我反問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誰？與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這一群體是“五四”啟蒙主義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是賀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繼承“五四”的傳統的，這是我們這一代的特點。相信青年，在某種程度上青年被象征化、符號化了。青年其實是代表一種人性，對青年的信任就是對人性的信任，是對希望的追求，或者說是一種反抗絕望的努力。如果我們連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們就絕望到底了。我曾經說過，作為教育者，當一切都絕望了，唯一不絕望，或者說不敢絕望、不能絕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絕望了，你還能有什么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問題的，但你還是要相信他們。

南方都市報：關于青年的問題，你也表達過很多的擔憂，包括“調侃的一代”、“自由主義”、“快樂為上”。

錢理群：80后這一代有兩億零四百萬，是不小的數字，而且他們已經被世界看成是中國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劉翔、韓寒。怎么看待這一代人和這一代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現在大家對80后很不滿意，我不是太認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對下一代人不滿。我總結了幾條。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問題，不僅80后，我們也有問題。第二，每代人的問題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來解決。第三，每代人最終都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之后，就獲得一種為更下一代所羨慕的一種價值。同時，每一代人都會有一些問題解決不了，又被下一代繼續解決。我為什么反復強調我們這一代，其實是對我們這一代的一個剖析，我們還有什么問題沒解決，需要下一代來解決。每代都這樣。這樣我們就能更加客觀地看待80后的一些問題了，我覺得不應該忽視他們的問題，但也不必夸大、不必緊張、杞人憂天，他們會承擔起來的。我相信時間。

南方都市報：你那一代留下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錢理群：其實我書里提出的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還需要下一代繼續來思考。我們那一代最大的教訓是，我們曾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棄了思考的權利。

南方都市報：你不會覺得80后剛好相反，太過于強調獨立思考嗎？

錢理群：對，這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前面講的80后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在八十年代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在九十年代也是當代青年的一個問題。我覺得現在必須回到中間來。這本書是我們這一代留給下一代的遺言，帶有反思性、個人性，也帶有有限性，留下我們這一代沒有解決的問題，讓下一代重新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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