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趙璕兄論南京大屠殺書
海裔
據說，這是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也許我們首先要問，“遺忘”的主體是誰。對于歐美人，對于很大一部分日本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場沒有留下記憶痕跡的大屠殺。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大屠殺作為一個事件從來沒有淡出過我們的記憶。這七十年來，我們清楚地記得，12月13日，30萬。
但是，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依然是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我們是以另一種方式在遺忘著。我們記住了12月13日，30萬。我們還零散地記得一些屠殺的場景，收藏了一些遺骨和照片。但是，我們無法列出這30萬人的專名。而在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中，死難者的專名被一一列出。
對專名的遺忘，意味著我們只是在抽象意義上記住了苦難，卻在具體層面上遺忘了它。這里只有一個“苦難”的觀念，但它并不落在我們的身體上，它并不引起我們身體的反應。這樣一種記憶，距離遺忘已經不遠。
面對專名是困難的。即便當專名背后的具體苦難被隱去，三十萬密密麻麻寫滿穹窿的名字，足以讓一個參觀者目瞪口呆。而當專名背后的具體苦難都被一一展現，這足以壓垮大部分閱讀者與參觀者。張純如只是接觸了很少一部分的專名，那無法承受的對苦難的記憶，讓她在抑郁中走向了自殺。
或許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二十世紀中國的許多悲劇只留下了抽象的數字，卻沒有留下專名。悲劇還在接二連三地發生著。就在幾天之前，一百多位礦工葬身山西的礦井底下，而在公開的報道中，只有數字。而數字，已經使人麻木，已經不會讓人引起多少身體上的不適。其結果，正如魯迅所說，“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
將對專名的遺忘，引向所謂的國民性批判，卻是我慎于做的。歷史在流變之中，并沒有固定的國民性。而且所謂的國民性，是其他許多東西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我更愿意在歷史的具體情境中來探討專名。
專名在二十世紀遭遇的困境是，許多固有的保存專名的空間逐漸喪失了，而新的保存專名的空間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建立。
在我們的古典文明中，并不乏保存專名的空間。無論是在朝堂，還是在民間，都有自身保存專名的方式。古典史學有編年體與紀傳體兩種體例，但正史通常采取紀傳體。這種體例本身就體現出對于專名的尊重。當然，正史記載的是精英們的專名。而在民間，自從宋明以來，宗族是一個保存專名的空間，家譜則是保存專名的文字形式，但更重要的是，那些非文字的記憶，在日常交往與祭祀典禮中鮮活地存在著——對于這個民間的專名記憶空間，我有著最切身的體驗。我曾翻閱我的宗族的家譜，七百年的歷史，記錄從未斷過，密密麻麻的人名從上排下來，讓人頓時領悟什么叫“源遠流長”。
但在二十世紀，“家”已經日益破敗，日益無法保存專名。自從晚清以來，所謂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導致鄉村自治的敗落。帝國主義的商業入侵使得鄉村趨于凋敝。戰亂，洪水，饑荒，匪盜 …… 隨后，革命全面改造了鄉村秩序。這同時伴隨著原有的保存專名的宗族空間的消失。在后革命時代，宗族在一些地方在形式上得到了恢復，在這樣一個核心家庭時代，它即便在形式上也已經難以為繼，更談不上恢復其歷史記憶功能。
而“國”呢？古典的“國”缺乏所謂“數目字管理”的能力。民國的南京政府同樣沒有有效建立起這一能力。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以前，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統一全國，而政令能夠通行的地方非常有限。而南京的官僚們也沒有精確統計的習慣。我們所獲得的30萬都只是一個大約的數字。連數目都估不準確，更如何談得上專名？在革命中誕生的新政權具有歷史上空前的“數目字管理”的能力。但是，官僚統治的弊病很快就得到呈現，在官僚眼中，只有數字，并沒有具體的人。最高領袖以延安革命精神來遏止官僚化的努力并沒有成功，反而造成了長時期的動蕩和國家政權癱瘓。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革命失敗之后的官僚化的延續之中。實用主義的官僚們是統計和操弄數字的高手，但在他們眼中，不可能有死難者的專名。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將“抽象的記憶，具體的遺忘”發揮到了極致。二十世紀無數歷史事件都被抽象地記憶著，但其具體內涵已經被抽空。
而這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一個已經進入了消費經濟的時代， 一個娛樂的時代。國家的GDP增長依賴于“拉動內需”。努力工作吧，吃吧，喝吧，為GDP作貢獻吧。你只需要對苦難的抽象的記憶。不需要專名，不需要太具體的東西。
在這個時代，我呼喚記錄死難者的專名。這并不意味著我對“數字”的反對。我們經歷過更糟糕的時代。在“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中國既沒有“數字”，更談不上“專名”。相對于什么都沒有的時代，有相對準確的“數字”已經是一個進步。但在有條件從“數字”進一步具體化為“專名”的時代，我們不能放棄自身的責任。對專名的尊重，是對歷史具體的真實的尊重，對于人類自發行動能力的尊重。一個文明國家的政治與文化，應當體現這種尊重。
也許，當我們面對死難者的專名的時候，那種恥感最后會壓垮我們自己——就像張純如那樣。記憶很多時候是一種負擔。在此意義上，我非常同意尼采的說法，遺忘是生活所必需的，能夠遺忘也是一種能力。但是必須加上一句，只有積極的遺忘，而非在懵懂中的遺忘，才體現出我們的內在能力。我們必須首先能夠直面這種恥感，才談得上積極的遺忘。而那是我們遠未達到的階段。在當下，首先需要做的是從消極的遺忘走向積極的記憶，走向專名，而這，也必將是我們在精神上變得更為健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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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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