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六）

丁一凡　

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復活

　　美國的全球擴張與新帝國論的出籠似乎都與21世紀在美國政壇上當政的新保守主義者分不開，而新保守主義在美國并不是一個新名詞。20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曾經有過一段輝煌，在里根任總統的兩屆政府中，他的許多智囊人物都是顯赫一時的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已經偃旗息鼓，以至一些新保守主義的典型代表如諾曼•波德赫雷茲就驚呼：“新保守主義已經死亡！”另一位代表人物歐文•克里斯托爾解釋說：“當新保守主義剛剛達到頂峰時，我們就開始數死亡者的名單了。被我們稱作新保守主義的東西只是一種不時露出水面的知識分子潮流。”
　　新保守主義雖然在20年代80年代才在美國政壇上嶄露頭角，但他們的根源卻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那時候，他們往往是些在西方世界里失望了的左派，他們支持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當斯大林勝利，而托洛茨基被迫流亡海外后，他們便成了堅定的“反共”分子。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陣營都出現了一股“叛逆”的潮流，反對現存秩序。在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有毛澤東的因素，學生造反的行為和全社會的武斗都成了領袖號召的叛逆行為；在捷克有“布拉格之春”；在法國有“1968年5月風暴”；在美國的各大校園里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嬉皮士開始流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對這些叛逆潮流非常不滿意，他們認為這是西方主流社會走向頹廢的開始，而這一切從理論上講都是由于自由主義搗的鬼。他們便開始系統地批判“自由主義”。
　　雖然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與20世紀80年代后共和黨的興起有關，而且都是在共和黨政府執政時掌握了決策機構，從而使他們的思想找到了付諸實施的機會，但新保守主義運動本身卻是從民主黨內部起家的，主要發起人是些學者，他們都曾是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新政”的積極支持者。譬如，歐文•克里斯托爾是位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公共利益》雜志的總編。他說過：“我們都是大蕭條的兒女，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中下層階級或工人階級家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城市的猶太人。對我們來說，20世紀30年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我們忠實于新政的精神，即使我們并不支持新政的所有內容或所有政策”。
　　20世紀60年代，這些民主黨的支持者對民主黨的政治傾向越來越不滿意，他們認為美國民主黨走得太“左”了，他們反對約翰遜總統的反貧困計劃。在這一時期，民主黨領導人開始支持青年學生的“反文化”運動，支持青年學生們反對越南戰爭，支持向黑人傾斜的“反歧視”政策（“肯定性行動”），這一切使他們憤怒不已。他們對卡特政府非常不滿，認為卡特把政府中重要的職位都給了“自由派人士”，這些人一心只想與蘇聯搞緩和，對蘇聯在全球不斷取得戰略優勢視而不見。除了老一代的新保守主義者外，一批青年人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其中著名的有保羅•沃爾福威茨和理查德•珀爾。他們的鷹派觀點后來越來越明顯，就是要強調美國的實力，要恢復羅斯福和杜魯門在二戰與冷戰時的那種傳統。
　　60年代出現的新保守主義與3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新保守主義者是子繼父業。譬如，威廉•克里斯托爾的父親歐文•克里斯托爾就曾是新保守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當選總統執政時，就有很大影響。到了兒子威廉•克里斯托爾時代，他主持的《旗幟》雜志再次成為新保守主義的風向標，新保守主義的勢力在美國政壇上重新占了上風。
　　美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制度是最優秀的，值得全世界人學習。因此，在20世紀當發展經濟學最昌盛時，美國政治學界也研究出了一批發展政治學的理論，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先進的，而其他國家都在發展中，都在向美國學習，最終要發展到像美國制度一樣“先進”。當然，這一派政治發展學一直受到西歐一些正統政治學家的恥笑，因為歐洲的政治學家更注意政治體制中的相對論。
　　美國人雖然深為自己體制的優越性而自豪，但在如何把自己的模式向外輸出上卻總是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以第三任總統杰斐遜為首，他們認為美國應該樹立一個典型，讓別人看到普遍民主制的好處，而不應該直接向外輸出該模式。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也屬于這一派，他曾說過：“不應該到外國去尋找要打倒的魔鬼。”而另一派則以安德魯•杰克遜、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為代表，他們主張擴張，主張御敵人于國門之外，甚至到外國去抓壞蛋。新保守主義者更像杰克遜派，但他們卻又給自己包上了一層威爾遜主義的外衣。威爾遜主義因領導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而得名，威爾遜是個理想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挑頭創建了國際聯盟，想以民主與法治來解決國際沖突。然而，由于美國國會的反對，國際聯盟并沒有起到他設想的作用。他因在國會發表過著名的“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的演講而被譽為國際關系上的“民主派”。而新保守主義把杰克遜主義與威爾遜主義混合在一起，似乎美國人就應該發揮他們的優良傳統，輸出民主與自由，用這一方法改造世界。
　　新保守主義要輸出民主，輸出美國模式，但在冷戰時期，他們做不到。當蘇聯解體，他們自認美國取得了冷戰的勝利后，便開始考慮這一問題了。他們認為，美國的軍事、政治優勢在歷史上是前無古人的，美國必須考慮如何用這種力量來改造世界。他們解釋說，美國之所以需要主動地去塑造世界秩序，是因為兩極世界的解體使世界上各種各樣的離心力都釋放了出來，有的表現為窮兵默武的民族主義，還有的表現為極端的穆斯林運動，如果美國不去主動干預，這些力量會成為世界不安定的根源。克里斯托爾與卡普蘭在《我們的路從巴格達開始》一書中這樣寫道：“美國不僅應該是世界的憲兵或警察，它還應該是世界的燈塔和向導。如果是為了健康的原則和高貴的理想，美國領導有什么不好的？”他們又說：“如果說為了卑謙、自我犧牲或者出于某種狹隘定義的國家利益，我們放棄歷史留給我們的地位，由此而引發的混亂肯定也會把我們牽扯進去”。
　　在對外輸出民主、自由上，新保守主義者繼承了歷史上美國清教徒的傳教精神，他們毫不掩飾地聲稱，美國要搞的就是一場“革命”。美國一位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邁克爾•雷丁一次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研討會上大放厥詞：“美國是個摧毀性的國家。世界上有人愛我們，也有許多人恨我們，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讓他們難受。無論在生意上、經濟上、消遣上、演出上還是在體育上，我們在一切方面都讓他們不安。創造性的摧毀，這就是我們的格言。因此，我們要威脅一切人的安定……安定，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美國不是為了安定才被創造出來的。我們在世界上是個偉大的革命社會，我們要革命。我們不要安定。我們要打倒一切獨裁者。”當然，他的這番話是在美國遭遇了“9•11”恐怖襲擊后兩個星期后的一次研討會上說的，他說的革命指的就是美國應用武力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在這里，他把奧地利出生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描繪資本主義的一句名言用到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上。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創造性的摧毀，幾十年來一次技術風暴，新技術取代老技術，新企業淘汰老企業。美國企業研究所是保守主義的一個堡壘，相信熊彼特的理論無可厚非，但把這種理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新保守主義起碼表面上把威爾遜主義與杰克遜主義混合了起來，使自己咄咄逼人的輸出民主的做法看起來更加有道德感，贏得了許多美國人的支持。斯坦福大學商業管理學院的院長羅伯特•喬在接受英國報紙采訪時解釋說：“美國人深信他們試圖帶給世界自由，為此他們準備付出沉重的代價。我知道這對歐洲人來說可能顯得很天真，但這是大多數美國人內心深信的東西。他們覺得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真是匪夷所思。”
　　最開始的一批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時期是強硬的反蘇派，而且根本不相信核威懾可以造成所謂恐怖的平衡。比如，現今的新保守主義者都很崇拜美國的智囊機構蘭德公司的一位研究人員沃爾斯泰特，他在1958年 11月發表了一篇題為《微妙的恐怖平衡》的文章，美國的《外交》雜志1959年1月轉載了這篇文章，使他一舉成名。后來，他教出了許多學生，其中一些成了新保守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
　　沃爾斯泰特在文中說，人們一般都認為恐怖的平衡已使侵略變得不可能了，除非是非理性或瘋子的行為。然而，這種平衡是很脆弱的。按理說，平衡會形成某種威懾力，使對方有理由放棄任何主動進攻的念頭。然而，這種威懾不會自動來到。這種分析基礎上，沃爾斯泰特提出，美國必須有第二次有效打擊的力量。只有掌握了第二次打擊的力量，對手才不敢輕舉妄動，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威懾。
　　沃爾斯泰特不僅對美國發展核武器的第二次打擊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還提出美國應發展精確制導武器。他的這一提議到今天還在被美國政府使用，在美軍干預前南斯拉夫、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中，我們都看到了美國精確制導武器的作用。沃爾斯泰特提出，單純發展核武器是沒什么用處的，因為瞄準大城市、把無辜平民當作核武器的目標是無意義的，只會引來輿論的批評。相反，美國如果發展一批精確制導武器，在戰爭中就可以針對敵人的軍隊和軍事設施轟炸，有效地殺傷敵人的有生力量。他主張發展常規的精確制導武器，以避免出現核沖突。
　　從發展第二次核打擊力量到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再到布什政府的國家導彈防御體系，我們可以看到新保守主義在發展尖端武器上的一貫立場。他們始終追求美國的武器現代化，要使美國在軍事上遠遠超過它的對手們，以保證美國的安全。
　　美國的共和黨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但過去在共和黨中一直是傳統的保守主義占上風。但自從新保守主義控制了共和黨后，他們對傳統的保守主義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傳統的保守主義者相信大國間的角逐，相信勢力平衡，因而是一種防御型的現實主義，而新保守主義認為，美國占有道義上的優勢，美國必須不斷發起攻勢，打擊一切潛在的危險，保持美國至高無上的地位。
　　新保守主義者的論據是，美國在歷史上一直不斷勝利，兩次世界大戰它都是戰勝國，第三次類似世界大戰的是東西方兩個集團的冷戰，結果也是美國勝利了。這不僅說明了美國道德的優越性，還說明美國總是站在歷史對的一邊。這種思想深深影響著小布什，他在號召其他國家參加美國領導的反恐聯盟時，就不斷重申應該考慮要站在歷史對的一邊。
　　然而，當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后，新保守主義者們一度彷徨不定。他們一直有一個強大的對手，這個對手又是他們團結起來、調動全國資源的借口。現在對手消失了，他們覺得有些無所適從，他們需要找到另一個借口。這時，他們把眼光瞄準了中國，利用輿論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企圖把中國造成另一個蘇聯。布什總統剛上臺執政，就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然后又發生了美軍偵察機在中國南海與中國戰機相撞事件，中美關系一度非常緊張。
　　其實，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早就瞄準了中國。在里根政府執政時，他們已進入了政府，當時就想調整美國的對華政策，只是因為他們在共和黨內部仍未完全占上風，他們的理念才未完全得以落實。
　　沃爾福威茨在里根當政時曾擔任國務院計劃司司長，他就在美國對華政策上公開向美國共和黨的傳統勢力挑戰，甚至不惜得罪自己的頂頭上司。從尼克松、基辛格于1971、1972年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開始，美國一直把對華關系看成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重頭，因為美國在與蘇聯的冷戰中需要中國的支持。為此，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者們或多或少總要照顧一點中國領導人的情緒。
　　里根上臺后的兩年里，中美在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上又開始了一輪外交上的馬拉松式談判。里根政府內部當然也就免不了就此討論一番。當時的國務卿黑格便強調中國的重要性，認為美國不應該惹中國領導人生氣。在基辛格當國務卿時，黑格曾是他的副手，他們的觀點當然非常相近。然而，身為黑格國務卿下屬的沃爾福威茨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認為，美國沒必要那么重視中國。中國在東亞的地位固然很重要，但美國與蘇聯抗衡主要靠自己的軍事實力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裝備那么差，即使美國與蘇聯沖突起來，他們也幫不了美國什么忙。因此，中國人對蘇聯的擔心要甚于美國人，中國人需要美國也就大大超過美國人需要中國。沃爾福威茨對中國的看法代表了他那一派大部分新保守主義者的態度，也符合他們這些人對美國緩和政策的看法。他們認為，美國沒必要也不應該與世界上的其他大國達成什么默契，不必互相遷就，因為美國已經足夠強大，在冷戰中根本不需要中國幫忙。同樣，他們也認為，如果美國不與蘇聯簽訂限制核武器的公約，美國后來的發展會更好一些。
　　可以看出，沃爾福威茨在向基辛格給美國外交政策留下的“遺產”挑戰，他把美蘇緩和、中美和解、穩定的勢力平衡等概念都批判了一通。黑格對沃爾福威茨十分不滿，新聞輿論對他們倆的沖突屢有報道。然而，還沒等到黑格撤沃爾福威茨的職，里根已經宣布黑格將辭去國務卿的位置。其實，黑格的外交理念與里根及其白宮班子的顧問們不同，所以里根一直不滿意黑格在制定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作用。黑格辭職后，里根任命舒爾茨為國務卿，而舒爾茨上任所做的第一批事里就有提拔沃爾福威茨為助理國務卿，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舒爾茨同意沃爾福威茨的觀點，認為美國過去高估了中國的戰略地位，因而使自己在與中國討價還價的談判中處于不利境地。舒爾茨開始調整美國的東亞政策，更加強調美國與日本的關系。
　　總的來說，新保守主義對以基辛格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或現實主義對外政策十分不滿。他們認為，基辛格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是威斯特伐利亞時代的產物，基辛格崇拜的偶像是當時奧地利的首相梅特涅。這種傳統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強調實力平衡，為此不惜犧牲道德準則，而新保守主義則把道德標準看得很重。
　　當布什再次入主白宮時，新保守主義者們又重新占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沃爾福威茨本來很有可能成為國防部長，但為了平衡各種勢力，布什請出了拉姆斯菲爾德當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只當了他的副手。但在布什政府的各種區域政策中，都可以看到沃爾福威茨建議的影子。
　　新保守主義者雖然開始想“妖魔化”中國，但他們的觀點并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經濟全球化已使中美兩國的利益深深地攪在了一起，很多美國人并不認同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就在這時候，“9•11”恐怖襲擊發生了。這對新保守主義者來說無疑是天賜良緣，他們就此開始動員民眾，似乎他們又有了用武之地。這次新保守主義把對外輸出美國模式的重點放到了中東，認為改造中東既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也符合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美國新保守派的社會基礎

　　美國是一個以城市和城郊為主的國家，過去美國的政治精英們也都是東部大城市或西部大城市出身的。但是，新保守主義代表的政治勢力卻主要來自美國中西部的農村。美國的一些研究人員認為，美國的政壇越來越被一些來自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力量控制了。這些地區與人們所熟悉的美國不同，它們既不是那些代表著“現代化”的布滿高樓大廈的大都市，也不是由那些帶游泳池的小別墅組成的城市近郊，而是充滿了鄉村小鎮的人煙稀少的農村。
　　美國大城市里的人的宗教信仰與歐洲人差不多，你問他時，他會說他是基督徒、猶太教徒或天主教徒，因為整個社會都是這樣，但他們并不熱衷于宗教，大部分行為舉止都會按照世俗的標準。而在美國的鄉村與中小城市，人們的宗教信仰卻要虔誠得多。進入21世紀后，共和黨越來越向美國農村的那部分虔誠的白人教徒靠攏。有些美國研究人員說，小布什的選民基礎正是這種勢力。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它的選舉制度是很久以前就制定下來的。當時，為了說服小州也接受統一的國家，選舉制度故意向小州傾斜。比如，小州的人口少，但每個州在參議院里都有兩名代表，小州的分量與大州相差無幾。這等于讓小州的選民受到了特殊的優待，等于說他們投的票分量更重。這種制度無疑是歷史的遺產，但卻在當今深深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布什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對陣。雖然最后統計結果證明戈爾獲得的票數要多于布什，但當選總統的卻是布什。這就是由美國的選舉團制度造成的。
　　布什的支持者不是外國人經常看到的美國人。外國人經常遇到的美國人多為專家、學者、記者、牧師、演藝人員和科技精英，他們經常在媒體曝光，在各種場合與亞洲和歐洲人接觸。這些美國人給人的感覺是他們非常開放，也很通情達理，不那么極端。其實，這些人多數是會投民主黨票的，特別在布什政府發動了“反恐戰爭”，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而動用武力去干預伊拉克后，這些人不斷在輿論界提出反對布什政府的口號。因此，在布什與克里對陣的總統選舉中，他們會給克里投一票。但這些人在美國是少數。
　　拋開那些在全世界跑的美國人不說，即使加上那些偶爾還有閑心到國外旅行、見識一下異域風情的美國人，這些擁有護照的人還不到美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們主要集中在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藍州”，即東西部的沿海地帶。“紅州”指的是那些內陸的州，那里的選民傳統上支持共和黨，他們有了空閑時間寧可去拉斯維加斯泡賭場或到迪斯尼樂園去度假。對這些人而言，看看拉斯維加斯城里復制的埃菲爾鐵塔和威尼斯水城與到歐洲去看真品并沒有多大區別。而且在美國看那些復制的歐洲的名勝古跡還有一大好處，他們不會有語言不通或習俗不適的煩惱。
　　這些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共和黨支持者看起來并不溫文爾雅，穿著也不那么體面，有些人看起來五大三粗的，像害了肥胖癥。這些人是典型的美國“愛國主義者”，他們堅信他們的先輩們之所以創建美國就是為了保護他們這一類人，他們喜歡像小布什那樣說起話來經常有些錯的領導人，因為這使他們感到更貼近自己，使他們陷于某種幻覺，似乎覺得這樣的領導人容易控制。他們不喜歡2000年與布什對陣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認為他太“聰明”，什么事情都懂，像在教訓人。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美國一個民意調查機構在國外做了一個調查，問題是：“你更希望布什還是克里贏得11月的大選？”結果克里贏得了5比1的壓倒性優勢。這說明外國人更希望美國的領導人是個比較端莊、不太偏激的人。而生活在美國內地即所謂中西部的大多數美國人卻不這么認為，他們不太在乎自己的領導人對外形象如何，他們更希望自己的領導人能保護自己的利益，因此要粗壯（甚至粗魯），敢于對外顯示美國的力量。
　　要想真正了解美國的政治，一定要到美國內地的某個中型城市參加7月4日的獨立日慶典。在那里，人們才能看到一種外國人無法體驗的愛國熱情。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普通人都認為，政府是有錢有權階層壓制弱者的工具。而中西部那些地區的美國人，特別是這些地區下層的美國人，卻對自己的政府有一種近似于崇拜的“愛國熱情”，他們堅信：美國政府是普通民眾利益的保護傘。
　　美國社會底層的居民往往是最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其實在美國愛國主義者基本是“民族主義者”的同義詞。但美國對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鼓吹全球化為世界帶來的好處，民主主義一詞就成了貶義詞，美國本土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愛國主義，是美國“政治正確”的標志，誰也不能懷疑美國愛國主義的正確性。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執政的新保守主義者們越來越利用民粹主義來傳遞他們的意識形態。
　　民粹主義曾是美國左派人士動員民眾的工具，用來動員工人加強工會的力量，號召政府管制經濟，普及社會保險體系，等等。共和黨原來是民粹主義的對立面，代表的是社會精英，是雇主階層。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起，共和黨也逐漸培養起了自己特殊的民粹主義。
　　美國右翼的民粹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上，崇拜“市場民粹主義”；在道德與社會觀上，堅決反對美國自由主義的精英政治，把自由主義在墮胎、離婚、同性戀等社會問題上的寬容態度看做是美國社會墮落的根源。
　　市場民粹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那時，里根當選美國總統，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他們在歐美掀起了一股“新保守主義”的旋風，推行了一整套“民粹資本主義”的政策。譬如，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大肆推行私有化，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分給職工……一時間，英國的股民數量超過了工會會員的數量。美國則是通過發展各種投資基金、養老基金與共同基金，促使普通百姓參與資本市場的投資。
　　市場民粹主義的邏輯是通過華爾街主導的媒介來傳播的，它的立意很簡單：市場是民主的精華，兩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既然我們都參與市場，都是股票持有者，我們便通過市場來表明我們的選擇。比如，哪個牌子的產品更好，銷路就更廣；哪個電影看的人多，就說明它更受歡迎，等等。市場代表了人民的聲音。市場能給我們帶來我們需要的東西，市場破壞了舊體制的基礎，把權力歸還給了消費者。政府想干預市場，給市場套上新的清規戒律，那就是違背市場的規律行事，是社會精英們的名堂。市場民粹主義調動美國普通百姓的情緒，把他們與美國的社會精英對立起來，說社會精英是一群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人，是想把自己專制的想法強加給大眾。
　　民粹資本主義政策使英美等國資本市場上的供給增加，金融資產膨脹，股市一片興旺。當金融市場處于“牛市”時，市場民粹主義的宣傳非常容易。只要把普通美國人的命運與企業股票價格的攀升聯系起來，就能喚起民眾無限的憧憬。美國電視里有數不清的連續劇，在講述一般人生活瑣事的同時，總是有些與股市聯系的故事。比如，某個生活艱辛的老年婦女把一生的積蓄都投資買了股票，偶然得到了某位好心投資商的建議，買了某些股票，并不為股市的動蕩所動，最后發了大財。電視也幫助普通觀眾窺測那些富豪們的成功經歷，不斷地播放最富有的人們的排行榜變化，新的億萬富豪的出現總是能激起人們的熱情，引起人們的無比崇敬。在這些宣傳中，管制市場的清規戒律都被形容成萬惡的壓迫行為，而放松管制、私有化等又被形容成人民權力的象征。連安然公司在為自己的利益爭奪電力市場放松管制的措施時，也把自己的行動比喻成20世紀60年代的爭取民權運動產
　　除了絕對相信金融市場外，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在道德上也對自由主義發起了猛攻。1994年，馬格尼特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夢想與夢魘》，狠批自 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美國流行的自由主義文化，認為那是由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精英們創造的一種文化，破壞了美國社會傳統的道德及社會規范。他說，性自由、離婚普遍化、非法吸毒等行為都是資產階級的消遣，對他們的物質利益無太大影響。但這些行為卻摧毀了最窮困的美國人的家庭及道德信仰。他認為，資產階級在多年吸食可卡因后，可以到戒毒所去待上一段時間，改掉這個習慣。而美國的黑人卻沒這么好的條件，他們便淪為毒品二道販子，同時自己也成了癮君子。同樣，離婚在富人圈里與明星界非常普遍。然而，當窮人們也去學富人的樣子時，就變成了單身母親被拋棄，帶著無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犯罪兒童。
　　馬格尼特的論點與經濟上的民粹資本主義有直接聯系，因為它要說明的是，貧困的根源不是經濟原因，失業并不一定導致貧困。導致貧困的直接原因是家庭的破壞、道德的淪喪，這些社會原因導致人們成為社會邊緣人，自愿失業。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由于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宣傳而在美國內的影響越來越大，美國的廣告上就登過布什在讀馬格尼特這本書的相片。反過來，美國中西部偏遠地區的民眾對領導人有很大的崇拜感，這些廣告使他們認為連美國領導人都看這種書，說明書中的分析很有道理。正是通過這些途徑，民粹主義開始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右翼人物控制民眾的意識形態工具。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聯姻

　　在美國生活過一段的人都會感覺到，美國的宗教氣氛很濃。美國的大小城市的街道兩旁各種各樣的教堂林立，剛到美國的外國人也會接到各種教會的邀請，請你參加他們教會的活動。而且，在美國如果你說自己是無神論者會遭到很多人的白眼，因為美國人很難理解無神論者，他們把無神論與道德敗壞、行為毫無約束混為一談，認為無神論者連神都不敬，更遑論社會道德了。美國人自己或多或少都要參加一些宗教活動，而且與歐洲或中東地區不同的是，在美國參加這些宗教活動頗似參加社區活動，有許多湊熱鬧的成分。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來，美國的基督教中產生了一種變化，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在宗教與政治問題上變得更加激進。這些人表示，美國在建國時沒有把圣經寫入憲法是個大錯誤，他們要求修改憲法，要求美國完全按圣經的教義行事。美國《新聞周刊》2002年曾對美國人的宗教信仰做過一項調查。有4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個“世俗國家”，另有4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某種程度上是個宗教國家，這些人中又有29％的人認為美國只是個“基督教國家”，另外的16％認為美國是個“猶太—基督教意義上的圣經國家”。某種意義上講，這些相信美國應該完全按圣經上的指示行事的人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
　　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主要集中在廣大的、人口稀少的中西部農業地區的白人中。這些人雖然數量不多，但他們的危機感很強，在政治上咄咄逼人。這些人中既有基督新教徒，也有一些天主教徒，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南方的“再生派”新教徒。
　　美國的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小布什就是一個典型的“再生”教徒。小布什年輕時曾經放蕩不羈，吸過毒，酗過酒，直到1986年他40歲時進了他夫人勞拉的循道會教會，才又找回了自我，是個典型的“再生者”。他在自己寫的《要承擔的責任》一書中描寫了自己轉變的那一刻。他寫道：“比利•格拉漢姆牧師在一個夏天的周末訪問了我在緬因州的家，他所說的引起了我心中的變化……在那個周末，格拉漢姆牧師在我靈魂中種下了一顆種子，第二年成長了起來。他給我指明了路，我開始走。這是我生活中轉變的開始。”此后，每天早晨起來，小布什都要跪著祈禱，學習圣經。
　　美國的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是如何產生的呢？美國的南方在歷史上并不是基督教的大本營，當年新英格蘭地區是由首批來到北美的“清教徒”創建的，那些地區的人是更加虔誠的基督徒。南方住的是些窮苦的白人，他們根本不識幾個字，圣經都讀不下來。因為住得分散，他們也很少有機會去教堂。隨著20世紀美國南方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基督教迅速發展了起來。當羅斯福總統在美國搞“新政”時，政府為貧困的南方撥了許多救濟款，結果大部分都被那些基督教會拿去養活牧師了，而有些激進的牧師反過來又起勁地批判“新政”的自由主義傾向。這些基督教會的領導人們掌握了一套現代的管理辦法，他們利用現代通訊技術發展起一套基督教的“亞文化”，建起了巨大的教堂，利用電視宣講圣經，開辦了銷售基督教書籍與各種宣傳品的連鎖店。
　　從歐洲的宗教改革起，基督教徒們就分為了兩大派，分別稱為“前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他們對圣經新約全書最后一章啟示錄的解釋大相徑庭。前者相信，當耶穌第二次降臨人世后，人們就會享受千年的和平；而后者相信在千年結束時，耶穌就會再次降臨人世。對不熟悉基督教的人來說，這些爭論簡直就像是天方夜譚。簡言之，“前千禧年派”是些悲觀主義者，他們認為人類的本性決定了人類社會的墮落是不可避免的。人類社會越變越壞，最終都要被卷進“末日的決戰”中去，互相摧毀。只有這時，耶穌才會再次降臨大地，建立一個由他掌管的世界。“前千禧年派”對社會改革沒興趣，甚至還反對社會改革，因為他們認為改革這個萬惡的世界是沒有意義的，反正它最終一定會滅亡。而“后千禧年派”比較樂觀，他們認為人類經過社會改革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加快千年的到來，人類可以在大地上建造上帝的王國，他們靠的是神的啟示而不是神的力量。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南方與北方的基督徒也卷入了這場爭論。剛來美國的那些清教徒們本屬于“前千禧年派”，但他們的后代很快就變成了“后千禧年派”。在整個19世紀，他們與啟蒙運動的自然神論者及現世主義者們合作，促進了許多社會改革，包括取消奴隸制、興辦公共教育、禁酒、爭取婦女權益等。后來，南方的基督徒卻成了“前千禧年派”，他們指責所有的社會改革都是魔鬼撒旦挑唆的。
　　整個20世紀的移民使美國北方的宗教格局發生了變化，來自歐洲的移民及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使天主教徒及猶太教徒的比例增加，北方的宗教變得更多樣化。美國南方居民構成變化不大，盎格魯—凱爾特人仍為大多數，他們繼承了篤信圣經的基督教精神。
　　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南方的基督徒重新整合，法維爾領導的道德多數派及羅伯遜領導的基督徒聯合會組成了“宗教右派”，主要是些南方白人基督徒中的原教旨主義者，很多人以前曾是民主黨中的保守主義者。盡管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在全美居民中的比例不大，但他們活動能量很大，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和選舉，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他們差不多控制了共和黨的初選活動。
　　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中，支持布什連選連任的右翼勢力公開通過基督教會的力量來動員選民。他們通過給信徒發電子郵件的辦法，向信徒搞競選宣傳。代表布什政府的發言人施密特說，“有信仰的人有權與其他社區的人一樣參與政治動員過程”，而用電子郵件進行競選宣傳則是“在美國歷史上首次創建了最先進的基層總統選舉運動”。
　　據說，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中投布什票的比例很高。這大概使布什的競選班子決定在2004年的大選中有針對性地對這部分選民做更細致的工作。負責布什在賓夕法尼亞州競選的共和黨人伯恩斯坦承認，“在各教區，我們都要找到一個義務員，幫助我們向其他的支持者散發選舉的信息”。美國一些教區的牧師還強迫基督教的信徒要支持布什競選總統，沒有支持布什的就會受到懲罰，不是被迫進行長時間的懺悔，就是干脆被逐出教會。據《紐約時報》透露，一個美國小城里負責100個教徒的牧師就這樣強迫其小區內的基督教徒都投布什的票，有9位教徒沒有按他說的去做，他就把這9個人趕出了教會。此事后來鬧大了，輿論對基督教會參與政治議論紛紛，此牧師才不得不忍痛辭職。
　　根據不同的估計，美國的宗教右派大概有1000萬至2000萬人為忠實的共和黨選民。美國一位歷史學家、老一代新保守主義著名代表人物歐文•克里斯托爾的夫人格特魯德•希莫爾法勃認為，美國有43%的人都可以算作再生派，其中又有1／3是基督教右派。但也有人認為她在吹牛，美國的基督教再生者最多也不超過5％。無論如何，這些人雖然算不上多數，但他們有宗教的虔誠，積極參加并組織選舉。他們能動員一些雖然沒有什么明顯的宗教信仰但卻固守傳統道德觀念的人跟他們一起投票。因此，他們在選舉中的作用要遠遠超過他們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
　　盡管美國南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發展很快，但如果沒有知識界的支持，他們很可能無法成為主流。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東海岸的一批左翼知識分子開始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合作，為他們提供了理論根據，反過來這些知識分子也利用原教旨主義逐步走上了政治舞臺。這些知識分子就是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這些人實際上來自美國的民主黨。從民主黨20世紀60年代開始向左轉后，這些人對民主黨大失所望，轉而投向共和黨懷抱。他們中許多人都是猶太人的后裔，他們的先輩既不是歐洲的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主要是些現世主義者，不怎么信教，只是由于出身猶太人家庭而算作猶太教徒。
　　這樣兩股風馬牛不相及的勢力怎么能合在一起呢？
　　20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的興起時，它的重要代表人物歐文•克里斯托爾就曾宣揚過基督教與政治勢力聯合的重要性。他甚至講，美國的開國之父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宣布政教分離。
　　新保守主義與美國的基督教右翼聯合起來，一些基督教的牧師在宣教時替政府的政策辯護，為政府的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最明顯的就是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中西部地區的許多著名基督教牧師為政府大肆宣講，召開幾萬人的大會，再錄成光盤在全國散發。而中西部地區的居民基督教信徒比例很高，布什的選民也集中在這些地區。
　　然而，新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右翼的聯合完全是一種利益驅動的行為，它們互相利用。其實，新保守主義者并不是狂熱的宗教信徒，但他們知道如何利用宗教去控制人們的情緒。比如，新保守主義崇尚的開山鼻祖利奧•斯特勞斯就很重視宗教，并非因為他本人是個虔誠教徒，而是他認為宗教是把社會凝聚起來的粘合劑。這一思想對后來的新保守主義影響很大，他們認為世俗社會是最壞的事，因為它會導致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對主義，會引起內部意見分歧，會嚴重地削弱社會抵御外來危險的能力。
　　斯特勞斯一方面重視宗教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鄙視那些信宗教的人。他認為一個社會中總有些人適于領導，有些只能被領導。適于掌握統治權的人是那些弄清楚了世間沒有什么道德的人，他們知道只有自然的權力，也就是強者對弱者的統治。斯特勞斯的這一信條來自于尼采的哲學，只不過他把尼采的詞匯改了一下。尼采說社會要由“超人”來統治，斯特勞斯便說要由“哲學家”來統治。這些斯特勞斯眼中的哲學家是“看破紅塵”的人，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人類只不過是宇宙過程中的一個極其渺小的瞬間，因此道德、善惡、死后的世界都是謊言。但是，大多數人都無法面對這種現實，他們被尼采稱作“羊群”或“奴隸”，他們需要一個隨時威脅著人類的上帝，需要死后的懲罰來逼著他們守規矩，需要保持一種道德上有善與惡的幻覺。斯特勞斯認為，人類如果沒有這些幻覺，就會變瘋狂，會造反，社會秩序會大亂。而因為人的本性如此，才需要有那些“超人”或“哲學家”去制造宗教的、道德的及其他信仰，這些信仰都是為“羊群”和“奴隸”們制造的，因為這些“哲學家”們自己根本不信。尼采說，這些“超人”是“無神論的教士”。
　　因為這些新保守主義者知道宗教對社會的影響，他們對內對外都與基督教右翼達成聯合。對內，在社會政策、經濟政策上，布什政府的政策采用了許多基督教右翼鼓吹的思想；對外，布什政府支持基督教傳教活動，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活動都越來越興旺。一個世紀前，非洲大陸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9％，但經過歐美傳教士的努力，最近非洲的基督徒據說已接近人口的一半。到2025年，他們希望世界的基督徒達到26億人，其中一半在非洲與拉丁美洲，18％在亞洲。
　　據說，新保守主義者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聯合完全是暫時的，就是為了支持以色列并共同對付批評他們的公共輿論。新保守主義者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在一個問題上志同道合，他們都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在中東的政策，他們的支持遠遠超出了傳統上美國輿論界對以色列的某種同情。對于新保守主義者來說，以色列是個寶貴的猶太人庇護所，他們的曾祖父輩離開歐洲到美國來時，就缺少這樣一個庇護所。在他們看來，以色列是由一群開拓者在周圍都是敵人包圍的情況下創建的，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美國有責任幫助以色列存在下去。而對于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來說，保護以色列是基督徒神圣的使命。他們認為，在猶太人真正拿下了約旦河西岸、鞏固了他們所占領的所有領土后，上帝的使徒會再次降臨大地。
　　他們之間的聯盟還因為他們雙方獨特的社會背景而得到了加強。比如，美國的猶太人多數都是自由主義者，屬于左派，像新保守主義者這樣的右派猶太人并不多見，他們認為自己是在一片反對聲中沖殺出來的，很愛惜這種奮斗精神。同樣，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往往是美國中西部地區的藍領白人，那些地區有色人種很多，包括黑人以及從拉美其他地方來的講西班牙語的移民，他們認為自己是在一片不友好的環境中奮斗出來的。正是出于對這些背景的崇敬，他們才有一種互相尊重的感覺：他們佩服那些敢于到阿拉伯土地上去創建國家的猶太人，也佩服那些敢于到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土地上去創業的盎格魯—蘇格蘭—愛爾人。
　　然而，這兩股勢力并非一直志同道合，他們之間有很深的不信任。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是些很極端的人，他們認為天主教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佛教徒及不信神的人未來統統要下地獄，除非他們改信基督新教。小布什當選總統后，把華盛頓一些重要的崗位給了那些出身猶太教、天主教以及美國正統基督教的新保守主義者，那些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們嘩然。于是，新保守主義者便想出了一個借口，說篤信宗教的基督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應該擯棄他們的宗教爭論，共同對付那些“非宗教”的力量。結果在華盛頓掀起了一場“文化戰爭”。
　　即使在以色列問題上，新保守派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也不那么一致。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在談到他的感受時說：“有一次我在特拉維夫北部的一個小城聽帕特•羅賓遜演講，當他講以色列完全有權生存下去時，我還挺贊同。但當他講到，以圣經的名義起誓，以色列有義務把所占領的領土永遠占下去時，我就覺得不對勁了。我雖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徒，但認為人們讓圣經解釋的事情太多了。世上許多事圣經原來都說是永恒的，但從圣經問世以來，那些事不都變了嗎？”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新保守主義者逐漸接受并發展了南部宗教右派在許多社會問題上的看法，比如他們都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合法化，反對生物技術，要求政府補貼宗教學校，等等。也許是為了贏得政治上的勝利，新保守主義者起碼在這些社會政策的辯論中故意去迎合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立場。

新保守主義成了民主推銷員

　　在美國歷史上，對外推銷民主從來都是自由派人士、民主黨政府熱衷的事情，如威爾遜就是個著名的民主黨總統。保守黨人、共和黨政府似乎對此不太在意，甚至會認為在美國的盟友中推銷民主有可能適得其反，最終形成有損于美國利益的局面。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初，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當選總統后，事情開始起了變化。共和黨政府也開始關心對外推銷民主的事情，并把它當做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重要部分。事情要從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講起。伊朗革命前幾個月，喬治城大學一位政治學女教授柯克帕特里克在《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專制與雙重標準》的文章。這篇文章引起了里根的注意。
　　柯克帕特里克評論的是卡特政府在中東及拉美推行民主的后果。她認為，卡特政府對伊朗巴列維國王施壓，要他進行民主改革，其結果是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迅速發展。同樣，美國在尼加拉瓜也實行了推銷民主的政策，強迫索莫查政權進行民主改革，結果導致了桑地諾游擊隊上臺。美國的政策削弱了當地專制者的力量，但卻為更壞的政權鋪平了道路，因為它們上臺后，對民主改革及個人自由的態度比它們推翻的專制者還要壞。這篇文章發表后不久，伊朗便爆發了革命，國王巴列維的政權被推翻。美國輿論更加重視柯克帕特里克的觀點了。
　　里根看了該文后，立即讓他的外交政策顧問理查德•艾倫把柯克帕特里克找來談話。此后，美國的政壇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共和黨政府開始關心把對外推銷民主當成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一批原來忠于民主黨的“新保守派人士”開始脫離民主黨，轉而支持共和黨，他們后來成為布什政府中制定對外政策的軸心人物。
　　柯克帕特里克后來說：“我根本不知道里根讀《評論》雜志，不知道他看了那篇論專制與雙重標準的文章，更不知道他是否會感興趣。結果他找了我幾次，使我受寵若驚。”柯克帕特里克多年來一直是民主黨的忠實支持者，但幾次與里根接觸改變了她的態度，她同意把她的名字寫進里根的外交政策顧問班子名單。
　　里根對向外推廣民主感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歐發生的事情使他感到，對外推行民主可以使美國得到靠別的手段所得不到的效果。1980—1981年，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在波蘭向執政的統一工人黨發起了進攻，并爭得了政府對它的承認，使原來是鐵板一塊的東歐出現了松動。里根政府立即把此事與美國向外推行民主人權政治聯系了起來，認為這是一個突破口，可以從這里找到打開蘇聯東歐集團的口子。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們說到蘇聯時，都認為蘇聯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安全隱患，美國必須加強自己的軍備力量，以對付來自蘇聯的威脅。瓦文薩在波蘭的突破使美國的保守主義者看到了另一種希望，用政治自由化來瓦解對手。
　　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下議院的一次演說中宣布，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之一是向外促進民主，特別是在東歐及蘇聯。他說：“有些人認為，一個國家一旦擁有了核武器，別國就無法去阻止它用殘酷的手段對付自己的公民。而我堅決反對這種看法。”他建議美國幫助其他國家建立“民主的基礎設施”，包括新聞自由、成立自由工會、開放黨禁及學術自由，等等。正是在他這次講話后不久，美國就成立了全國民主基金會，為外國的民主運動捐款。
　　我們可以看出，里根政府向外推廣民主的初衷是反共，開始他對非共產黨國家的獨裁領導還是大開綠燈的。比如，里根當選總統后不久在白宮接待的第一批外國領導人中就有韓國總統全斗煥。而全斗煥是1980年靠政變上的臺。全斗煥在韓國的軍事政變與戒嚴使卡特政府大怒，美國立即“凍結”了與韓國的關系。然而，當里根上臺后，馬上又與韓國恢復了關系。因為，保守主義者認為韓國是防止蘇聯勢力南下的前沿陣地，全斗煥雖然獨裁，但他反共，所以美國不應該懷疑他的盟友地位。
　　里根班子里的人認為這一藥方也可以開給那些“共產主義國家”以外的國家領導人。1986年，當時在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里還不太露面的沃爾福威茨、阿米蒂奇等人就開始對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施加壓力，讓他下臺，舉行民主選舉。這是美國保守主義者在民主問題上的一大轉變。等布什2001年開始執政時，這些人重新成為他的外交政策顧問，而且在布什政府中占據著更加重要的地位。
　　選中菲律賓作為美國在非共產主義國家推行民主化的第一個國家不是偶然的，是因為它的戰略地位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美國在菲律賓曾擁有兩個軍事基地：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馬科斯從1965年起執政，1972年時菲律賓新人民軍起義，馬科斯在菲律賓實行戒嚴。美國人開始擔心，如果起義部隊占領了美軍基地，就會影響到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位置。里根政府開始只是給馬科斯政權提供資助，希望它用軍隊強壓住起義。但1983年當菲律賓反對派領袖阿基諾從海外流亡回國時，在機場遭到了暗殺。里根政府的態度開始變化。調查表明，馬科斯的親信韋爾將軍參與了暗殺的策劃。美國開始逼著馬科斯搞改革，要他開放新聞自由，改換軍隊領導，組織公正的選舉，等等。當時，美國人還不想搞掉馬科斯，只是想讓他去組織和領導改革。在這種背景下，沃爾福威茨及他的助手利比幾次跑到馬尼拉去會見菲律賓反對派的領導人。這些人說，他們在幫助菲律賓政府爭取民眾的支持，當年美國在南越曾想這么做但沒成功，他們這是吸取了當年的經驗教訓。國務卿舒爾茨解釋說，如果美國支持馬科斯的獨裁統治，就可能使對該政權的反抗更強烈，有可能導致共產黨在菲律賓的勝利。
　　菲律賓反對派阿基諾夫人領導的抗議運動越演越烈，馬科斯便威脅要動用軍隊去鎮壓社會抗議活動。此時，舒爾茨說服了里根給馬科斯遞過去兩個口信，一是如果馬科斯動用軍隊，美國便停止給菲律賓的軍事援助；二是馬科斯應該主動下臺。最終，馬科斯答應下臺，乘美國空軍的飛機離開了菲律賓。舒爾茨又說服里根馬上承認阿基諾夫人的政權，以免讓“民主的勝利”變成災難。
　　菲律賓的事件在美國保守主義內部引發了一場爭論。以基辛格為首的傳統保守主義者認為穩定與現在的勢力平衡應該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石，而沃爾福威茨則認為應該放棄維持現狀，積極去推行民主。基辛格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批評里根政府，認為美國不應該拋棄馬科斯政權去推行民主。他反問道：“美國難道沒有更重要的利益了嗎？不管人們說馬科斯政權什么，它對美國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被前任的美國總統贊揚了近二十年。”他不同意沃爾福威茨等人的看法，認為海外民主長期未必會帶來更大的穩定，未必符合美國的利益。
　　沃爾福威茨則認為，里根政府在海外推行民主方面做得很穩重，他們聽從了柯克帕特里克的警告，并未去積極為馬科斯的專制政權制造不穩定，而是耐心地等待了幾年，鼓勵馬科斯進行政治改革，直到他們看到可能出現的反對派不是共產黨人時才去逼迫馬科斯下臺，使民主走上正軌。沃爾福威茨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對付共產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民主。”
　　在海外推行民主的做法從菲律賓又轉到了韓國、智利，全斗煥與皮諾切特先后都下了臺。這種做法在傳統保守主義者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右翼代表人物、參議員霍爾姆斯就為此大發雷霆。國務卿舒爾茨后來回憶道：“對他們來說，皮諾切特是美國的朋友，是抵抗共產主義的堡壘。皮諾切特可能讓人不愉快，但他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正是從里根時代起，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們開始關心向海外推行民主，并把這一目標當成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特別是當冷戰結束、兩極體系解體后，人們似乎更加感到了這些新保守主義者的“先見之明”，當然也更清楚了為什么在海外推行民主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布什當選總統后，里根政府時代就參與制定美國對外政策的一批新保守主義者又找到了發揮作用的機會，他們先后進入政府，策劃并組織了伊拉克戰爭。按照他們的邏輯，發動對伊拉克戰爭的理由之一是要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獨裁政權，幫助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改造中東的政局，最后以推廣民主促進中東和平。
　　其實，共和黨政府一般信奉“現實主義”，講究實力與大國勢力均衡，強調民主與人權一般都是借口。按照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國之間的關系都是利益關系，大國為了利益而爭奪，無論一個大國的政體是什么形式，任何大國在一個國際體系中都想稱霸，這是一條不可改變的邏輯。大國之所以要稱霸有三個理由：（l）國際體系中沒有絕對的權威，沒有中央權力能夠保護某個國家不受其他國家的欺辱；（2）國家都有某種軍事進攻能力，可以主動對其他國家發動進攻；（3）任何國家都不知道其他國家的真正用意。因為各國都認識到這些問題，它們實際上生活在某種恐懼之中，只能不斷地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想使自己比競爭對手的軍事實力更大一些，生存的機會更多一些。但是，在競爭中能夠真正獨霸一方的情況并不多見，所以才有“合縱連橫”，大國之間才可能有合作與聯盟。但合作屬于迫不得已，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誰都想最后把別人踩下去，自己成為霸主。傳統的現實主義被稱為防守型現實主義，因為它認為國家為了生存，一定要爭奪實力，是一種自衛求生的本能。但自從蘇聯瓦解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一批新保守主義者便為美國制定了一套所謂新的現實主義政策，也被稱為進攻型現實主義。
　　進攻型現實主義戰略雖然在冷戰結束后不久就出籠了，但因為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上臺，這些計劃都擱淺了。直到布什當選上臺，這些計劃被正式列入國家安全戰略，被布什公開說了出來。與傳統現實主義相比，進攻型現實主義的特征就是要“先發制人”。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旗幟》雜志的主編克里斯托爾是這樣鼓吹他的戰略的：“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可以在沒有其他有力的、堅強的對手反對的情況下塑造國際體系，使它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與原則……（美國）應該盡量延長這種千載難逢的時刻，保證使國際體系不受任何挑戰的威脅。這也就意味著保持與加強美國溫和的全球霸權……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是把這一單極時刻變為單極時代。”
　　既然新保守主義相信，無論國家是什么形式，大國都要爭霸，那么它在中東的行動就容易理解了。美國攻打伊拉克，就是要防止伊拉克控制中東地區，對美國形成威脅。而且，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是做給中東地區其他可能對美形成挑戰的國家看的，是針對伊朗、敘利亞等國的。那么，新保守主義為什么又要打著推廣民主的旗號呢？
　　加拿大學者德魯里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深入跟蹤研究了美國新保守主義，她揭露說，美國的右翼新保守主義大多都是一位奧地利籍猶太思想家斯特勞斯的弟子，他們信奉的根本不是自由民主，但卻相信可以利用自由民主來鞏固權力。德魯里認為，斯特勞斯心目中最好的政權是智者的絕對專制。斯特勞斯有許多名言，其中之一是領導人不能太老實，騙人有時是不得已的辦法。他認為為了保衛國家的利益，那些政策制定者或政策建議者們有時必須把自己的真實意見隱藏起來，不得不騙人。斯特勞斯甚至說，當政者的這些謊言是“高貴的謊言”。斯特勞斯受他那個時代德國的民主制度變化的影響很大，他認為魏瑪共和國是自由民主的典型，如果美國制度中不去除自由主義的這些東西，美國未來會重蹈魏瑪的覆轍。
　　從當政的新保守主義者對內對外的表現來看，德魯里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然而，新保守主義者深知打著民主旗號的重要性，因此決心“掛羊頭賣狗肉”，利用這一旗號來落實美國的擴張戰略。新保守主義認為，其他國家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美國稱霸的原因有二：（1）美國勢力太強大；（2）美國為了民主與自由而戰，不是為了自己狹隘的民族利益。有這樣一種崇高的道德目標做借口，其他國家會覺得美國的強大實力沒那么可怕。新保守主義勢力借用民主的旗號發動戰爭，就使反對派民主黨失去了武器，從發動對伊戰爭起，美國議會中民主黨的聲音幾乎就聽不到。但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卻想利用“反恐戰爭”來改變一些民主國家中最基本的原則。比如，他讓國會討論國防部的一份法案，使得未來部長可以決定國防部公務員的命運，可以隨意解雇那些不忠實于自己的人員。而且布什政府正在醞釀某種計劃，想讓國會通過這一法案并普及到全政府。在民主制度里，保證公務員的中立是基本原則之一，否則隨著選舉領導人的變化，國家制度會變得極不穩定。新保守主義急于要改變美國民主制度中的基本原則，這種做法可能出自于民主的信徒嗎？另外，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沃爾福威茨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后不久接見一批來訪的土耳其軍隊代表團時，猛烈地抨擊了土軍方在戰爭期間表現不佳，沒有保證讓美國軍隊利用土耳其領土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土耳其軍隊代表團爭辯說，那是土耳其議會的決定，他們必須尊重民主的決定。沃爾福威茨又氣急敗壞地說，我不管什么議會，是你們軍隊不管用。這么明目張膽地煽動軍隊去對付民選議會，那些以美國民主為榜樣的國家的人會怎么想呢？
　　此外，布什政府中一些當政人物的做法使美國國內的許多人都感到擔心，擔心美國運行了兩百年的制度遭到破壞。布什政府執政以來，提名了一些人擔任法官及外交官，這些提名在美國參議院遭到了議員們的質疑，一些候選人未被參議院批準。從布什2004年再度競選總統成功后，共和黨掌握著美國行政、國會（多數）及最高法院（司法）的全部權力。民主黨在國會淪為少數派后，還在企圖利用美國制度中賦予少數派的一些權利來負隅頑抗。比如，在討論多數派提出的議案時，少數派擁有一種以冗長的發言來推遲表決的權利，在美國的歷史上，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曾用這種戰術來使對方的議案擱淺。
　　然而，布什政府認為少數派阻礙了一些關鍵崗位的任命，于是副總統切尼及參議院多數派領袖弗里斯特便要在參議院通過一項決議，修改規定，取消反對派使用這種“拖延”技術的權利。其實，反對派反對布什政府的人員提名并不是沒有原因的，比如，他們反對任命歐文為得克薩斯州最高法庭法官，因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帕特里克•萊希認為，歐文與安然公司的政治捐款有染，這種人不適合擔任最高法官。當布什提名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出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時，美國參議院又提出了反對意見。博爾頓是美國政府中右翼極端保守勢力的代表，他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政府中都擔任過要職，可謂三朝元老，而且他的強硬立場始終如一。在美國對外政策上，博爾頓多年來力主美國支持“臺獨”，極端蔑視聯合國的作用，認為聯合國就該為美國服務。他反對美國交納拖欠的聯合國會費，反對美國參與維和行動，主張擺脫國際法的羈絆。他曾言，美國同世界的關系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系，美國愛敲打誰就敲打誰。他還主張斗爭擴大化，在布什的“邪惡軸心”名單上又加上了古巴、敘利亞和利比亞。博爾頓還卷入多起金錢政治丑聞。1986年，他在協助組織全國國會俱樂部時，逃避聯邦選舉委員會的一萬美元罰款；1990年，他在進行政治籌款時被指控通過外國商人和中國臺灣當局轉移政治捐款。由于一系列的不光彩行為，在布什決定任命博爾頓為副國務卿時引起一片非議，并在聽證會上遇到很大阻力。
　　然而，由于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的多數，布什政府的一些提名雖然遭到了部分阻力，但往往最終還是能夠通過。即使如此，新保守主義者仍然不滿足，他們想通過參議院修正案的辦法徹底堵住反對派的嘴。參議院的一些共和黨議員也產生了懷疑，擔心這種修改會毀壞美國的共和國傳統，他們便與民主黨議員一起發起了抵制運動。
　　從民主的原則上講，切尼等新保守主義者的提案并不違反民主原則，因為民主原則本身就是多數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制度的精華。然而，剝奪反對派的發言權，不許反對派采取措施限制多數，則會導致民主制度中的“多數的暴政”。許多年來，在美國主導的輿論引導下，人們一般都把民主當作集權與暴政的對立面來看。然而，當我們回顧對美國民主制度做了深入分析的托克維爾的分析時，我們會發現，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觀察美國政治制度時，就曾擔心“多數的暴政”會毀了美國民主。托克維爾說：“我最挑剔于美國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數歐洲人所指責的那樣在于它軟弱無力，而恰恰相反，在于它擁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擔心于美國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極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對暴政的措施太少。”
　　根據托克維爾的觀察，“當一個人或一個黨在美國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你想他或它能向誰去訴苦呢？向輿論嗎？但輿論是多數制造的。向立法機構嗎？但立法機構代表多數，并盲目服從多數。向行政當局嗎？但行政首長是由多數選任的，是多數的百依百順工具。向公安機構嗎？但警察不外是多數掌握的軍隊。向陪審團嗎？但陪審團就是擁有宣判權的多數，而且在某些州，連法官都是由多數選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發的事情如何不正義和荒唐，你還得照樣服從”。
　　在托克維爾分析美國政治制度后，美國人對自己的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采取了一些保護少數派的措施。然而，從新保守主義當政開始，他們似乎在利用多數壓抑不同意見，托克維爾擔心的“多數暴政”又有可能回潮。

　　（《環球視野》摘自《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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