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時綱：歷史學家克羅齊與中國

田時綱
2007-06-05 19:00:38

　　長期以來，在中國，克羅齊以哲學家和美學家著稱，其實，他還是文學批評家和政治家，更是享譽西方的歷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

　　早在少年時代，克羅齊就顯露出對歷史書籍的興趣。20歲開始研究歷史。26歲已完成《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歷史與傳說》等歷史著作。27歲完成論文《藝術普遍概念下的歷史》，標志其歷史理論研究的開始。他研究的領域十分廣泛，既有本國史——那不勒斯王國史、意大利史，又有外國史——西班牙史、歐洲史；既有當代史，又有近代史——文藝復興、巴羅克、十九世紀；既有倫理-政治史，又有史學史、美學史、文學史、戲劇史；與此同時，他還廣泛深入研究了歷史和史學的許多重大問題，諸如歷史的當代性，歷史著作的歷史性、真實性、統一性，史學同哲學、文學、政治、道德的關系，等等。克羅齊以其深刻的思想、淵博的知識、翔實可靠的史料和清新自然的文體，為西方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作為哲學家和史學理論家，克羅齊對傳統史學種種弊端的敏銳洞察，對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文獻性”、“詩性”、“實用性”、“傾向性”、“狹隘愛國主義性”的有力批判，對歷史編纂學自身規律及其歷史的關注，在西方史學界產生過深遠影響。更難能可貴的是，作為歷史學家，克羅齊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從不退縮，而是勇敢地站在正義與光明一邊，1925年是他起草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在法西斯統治時期始終未停止戰斗。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意大利哲學研究所決定合作出版中文版《克羅齊史學名著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叢書共分5卷，前兩卷為歷史理論——《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后三卷為歷史著作——《那不勒斯王國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紀歐洲史》。作為主編，我發現在這5卷中克羅齊提及中國的地方不多，但頗有興味。

　　在《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中有三處提及中國：

　　1.在“歷史與編年史”中，他寫道：“我作為一個語文學者，對能毫無區分地自由行事感到心曠神怡，近半個世紀的意大利史和中國秦朝的歷史對我來說價值一樣；我研究這一歷史或轉向另一歷史，無疑受某種興趣驅使，但卻是超歷史的興趣，是在語文學的特殊領域形成的那種興趣。”

　　這里，克羅齊想要說明受超歷史興趣驅使，即語文學家興趣驅使，可以把在時間上（近半個世紀與2100年前）和空間上（南歐與遠東）有巨大差異的歷史等量齊觀。從中可見，在克羅齊眼中，中國是個具有獨特文明和悠久歷史的國家。

　　2.克羅齊在評述啟蒙運動歷史學時，指出：“由于缺乏發展的概念，致使關于遠方事物和巨大收獲無用，雖說把印度和中國納入世界史功不可沒，雖說對‘四大王朝’和‘圣’史的批判與嘲諷在某些方面正確，但最好記住：它所嘲諷的概念卻滿足了想把歷史同基督教的和歐洲的精神生活相聯系的合法需要；若那時未能（那時不可能）形成更豐富的聯系，從而未能把阿拉伯、中國、美洲文明及其他所發現的事物都包括進去，則那些東西只能是好奇和想象的對象。因此，一般說來，印度、中國和東方……未按歷史實在對待，它們也未獲得在精神發展中的位置，卻變成渴望的理想、夢想的國家。”

　　顯然，克羅齊既肯定啟蒙運動歷史學首次把中國和東方納入世界史的功績，又指出其局限性——由于仍未沖破西方中心論的樊籬，未能把中國和東方真正納入世界文明發展史，只是將它們視為好奇和想象的對象。這說明克羅齊反對歷史和文明的西方中心論，肯定并承認中國和東方在世界精神發展中的作用，對世界文明所作不可抹煞的貢獻。

　　3.在“蘭克的普遍歷史觀”的札記中，他寫到：“總之，國際性不是外在的東西，而是內在的東西，它寄希望于歷史學家、即提問并在提問中找到答案的歷史學家。但是，若如此，就不能從國際角度并統一地論述這種事實或民族的歷史嗎？當有必要時，人人都能要求這種論述。中國文明、甚至美洲文明似乎同歐洲文明分離并獨立；但當頭腦進行研究，譬如宗教的或經濟的或道德立場的某種形式，那些歷史就相互擁抱并統一起來了。”由此可見，克羅齊主張以世界的眼光、國際的角度，統一地內在地論述中國史、東方史和歐洲史，雖然外在地表面地看，似乎相互分離和獨立。這里，克羅齊再次批判歐洲中心論，充分看到各個民族，包括中國對世界歷史和文明所起的獨特作用。

　　在《十九世紀歐洲史》中，克羅齊旗幟鮮明地反對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表明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克羅齊堅決批判民族主義歷史，即狹隘愛國主義歷史，他并沒有因為自己是意大利人，就頌揚也有意大利參加的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他寫道：“只有某些德國歷史學家敢于贊譽‘那種以前從未見過的歷史’，作為地球上主要國家普遍聯合的例證：1900年列強決定征伐中國，‘堪稱十九世紀終結史’，因此具有重大的‘世界史’意義；威廉二世皇帝對這次征伐進行美化，他用慷慨激揚的演說使它帶有阿提拉色彩，其實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據我所知，以上四處是克羅齊對中國的直接提及，然而，比這更重要的是克羅齊論及西方史學的那些弊病和問題，從世界眼光、國際角度看，同樣適用于中國史學。這正如上文提及克羅齊認為，各個民族歷史似乎相互分離和獨立，但本質上是相互關聯和統一的；同樣，雖說各個民族的歷史學具有獨特性，但也具有相似的弊病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有助于剖析中國史學的弊病，從而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這是翻譯出版《克羅齊史學名著譯叢》中文版的根本目的。

　　眾所周知，中國擁有5000年悠久文明史，又有著豐富的歷史典籍；但缺乏歷史方法論的傳統。只是到清代乾嘉年間，微觀歷史方法論才呈現發展局面。而真正意義的宏觀歷史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傳入中國之前，尚未具有充分發展的理論形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已經碩果累累，隊伍壯大，成為史壇主流。但在隨后年代（尤其在五六十年代至“文革”結束）中國史學受原蘇聯庸俗決定論和機構唯物論影響，有時偏離歷史科學的道路，炮制一些偽歷史的東西（如“影射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片面強調階級斗爭史，忽視文明史等其他歷史形態；片面強調“奴隸”創造歷史，忽視社會其他成員也創造歷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史學界就重大理論問題展開討論，也包括對“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討論，并引發對歷史認識論中主客體關系問題的熱烈討論，從而引起史學界對克羅齊史學理論的興趣，1996年何兆武等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辟專章介紹克羅齊的史學理論，1999年關于克羅齊史學理論的第一部專著《精神、自由與歷史》問世。（來源：中國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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