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得強，其實弱：評左大培的《不許再賣》

 吳燦澤  丁含笑

    在此，我們尤其向中國青年一代發出疾呼：那些決心為勞動大眾利益奮斗、卻還浮游在各反對派表面時而激動時而又困惑的有志青年，你們的第一要務是努力認清現實生活和掩藏在各種思潮流派下的階級關系，把握好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定位，拋棄幻想，投入戰斗。你們須盡快走出個人生活的小天地，始終堅持一個廣闊的視野，向勞動群眾而首先是產業工人聚居區靠攏，投身到改造社會的運動中來。同時應注意克服虛榮浮躁心，更是為了自我保護，正如工人革命者巴布石金從異時空發來的告誡：「我希望每個人開頭就應該謹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舉一動。」

    所謂的「新左派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一年前出版的新書《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廣告帖，掛在烏有鄉網站顯著位置已一年多了，現在再來對這本書中提出的反私有化批判及改良思路加以革命立場的分析，或許仍不算遲晚吧。

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早已成為既定事實。國內以改制為名的私有化進程仍在進行時，并未有絲毫收斂。資本攻勢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第一階段（中小國企私有化）轉入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第二階段（大型國企私有化），大大小小的有產者變本加厲地深入更多更為重要的國有部門（從山東魯能這樣的工業巨頭到銀行業金融命脈[1]）。愈演愈烈的城鄉圈地運動今年更邁開步伐加速土地私有的合法化格外引人注目[2]，投機資本哄抬房價劫貧濟富目前更已成為直逼民生的人間災難。今年3月轟動海內外的重慶釘子戶事件的妥協解決好歹暫時穩住了官爺們的陣腳，卻更加凸顯出絕大多數被拆遷戶群眾（以工農、城市貧民以及摸爬滾打卻難熬出頭的小資大眾為主）普遍受害甚至破產、維權反抗遭遇肆意迫害的悲慘結局，《物權法》更清晰顯示了為大房開商和各級黨政干部暴發戶效勞的社會政治角色，而各派「民間資本」也從中「利益均沾」。兩年來中宣部及其龐大羽翼早已唱爛了「和諧社會」的主旋律，看著民眾對肆無忌憚的私有化的抗議，銹跡斑斑的破舊官僚機器簡單無能得只會封人嘴巴、查禁報刊雜志、關閉網站、恐嚇威脅、抓人關人。對此局面，資產階級自由派和革新派官僚一直呼喚著「民主憲政自由」的前途，但不注重公平平等這個價值內涵，卻仍難以爭取民心。

正因如此社會背景，部分進步青年和先進工農仍有可能繼續迷信左大培之流與本土資本的其他（當前的與潛在的）披上左翼外衣的救世軍及其改良主義主張，可能被資本各派別個個都貌似大義凜然的架勢所迷惑，尤其看不清這類泛左翼油彩的資產階級本質，而抱有某種朦朧期待。以清晰的階級分析堅決、及時、盡快打破模糊的政治幻想，緊扣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出路，揭露資產階級及其學界代理的實質面目，幫助工農——首先是他們中那些已經起來斗爭的先進分子找到本階級的解放出路，尤其是鼓舞、引導青少年一代中較有社會責任感的分子丟掉幻想、投入戰斗，是為真正的共產黨人之己任。作為工作生活在中國內地的共產主義者，我們嘗試為工農群眾的戰斗隊員們理清一個現實的階級解放思路。

中國知識分子的左傾與資產階級自強派的進化

左大培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五年前他以《混亂的經濟學》正式確立了捍衛民族與國家利益的中華資本自強派的政治定位；從上書民族主義入世綱領到文攻筆伐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他致力于傳達這樣的核心思想：中國資本應立志做大做強，必須「保護幼稚產業」、「以產業升級為核心」，在關稅、競爭和貿易上逐步戰勝外資而把主導權抓在中資手中，這一切的前提是實行國家強力干預的「大政府主義」和「要求美國改變其霸權主義的國際金融政策」[3]。

    左大培的這些論述中已包含對9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進程以及指導私有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激烈批評，認為私有化削弱了民族經濟，同時也造成了社會不公，更有害于國家利益。自2004年所謂「第三次改革爭論」[4]以來，左大培更是乘著反私有化的萬眾輿情（通過互聯網和報端）積極地走到公眾面前，儼然以反對國資私有化、保衛人民財產的義士面目出現。2005年左大培與北大教授鞏獻田的物權法草案批判相互呼應，也發表網上公開信抨擊這一大大促進資本掠奪的法案，要求對之作重大修改。到了2006年7月，左大培將自己在過去幾年論戰「文章中的一般性論述系統整理成」《不許再賣》予以出版。（「引言」P3）

我們認為，首先，且不論左大培究竟是怎樣的人、他提出的改良方案究竟如何，當他批判私有化及自由主義反動說教時，我們歡迎他提出的這些批判，支持他對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工人所做的大膽公開揭露，支持他對某些流行的資產階級主流思潮的系統抨擊，支持他為工農群眾的部分利益和情緒所做的全部有理有據的辯護。左大培的新書《不許再賣》，這本400余頁的書共20章，及附錄，分為四篇。開篇即指出「改制」實即私有化，使少數人成為有產權貴，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并「激起民憤」；「改制」未必提高效率，以掠奪為目的的私有化即便外資加盟也無濟于效率提高；「改制」是「引發群眾性反抗的根源」，「必須立即停止」當前的「改制」。第二篇著力反駁自由派對無產群眾（表現為網民）「非理性」的污蔑，抨擊對資本家的迷信（自由派鼓吹資本家具有「完全理性」），呼吁最需善待的是農民工、被拋棄的國企職工、被虐待的技術人員，要求「注重改善全體工人群眾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第三篇從理論上駁斥了為國企私有化辯護的「所有理由和論據」。必須肯定的是，左大培這本書大部分內容特別是這前三篇的多數論點都表現著被私有化損害利益的中國最大多數工人階級群眾的看法和情緒，左大培不但公開表現著人民的這些心聲，而且還系統地雄辯地論證群眾的這些看法和情緒是非常合理的。該書直接討論了一些廣受關注的互聯網公眾議題，揭露了不少令人觸目驚心的國企私有化典型案例，第二篇第九章認真揭露了一些關于中國工人待遇極其惡劣的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甚至從作者親身參與的職工座談會討論里乃至工人來信中摘引群眾的意見。《不許再賣》甚至簡述（或簡略提及）了近幾年在非主流的民間輿論中有很大轟動性的工人抗爭事件：2002年3月遼陽工運和工人領袖肖云良、姚福信被判罪事件，2004年8月重慶3403工廠三千多職工奪占工廠事件，2004年底廣東東莞興昂制鞋廠的自發罷工和騷亂。[5]這些議論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上都算是少見的，顯示了以左大培為代表的一批左傾知識分子力圖“為生民立命”而挑戰現實的政治決心。

我們知道，在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普遍右傾的，傾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這在相當大程度上應歸咎于斯、毛之流偽左極權文化造成的惡果——使知識分子（乃至包括許多真誠思考的普通群眾）在反思歷史時連同孩子（公有制與平等主義思想）和臟水（官僚極權文化）一起倒掉了。這種局面發展到了90年代就促成了知識分子對私有化的人間災難要么狂歡（那些從中分得一羹粥者），要么（多數）集體沉默乃至不同程度地迎合，頂多認為“以前搞社會主義搞超前了，現在補課是不可避免的，矯正難免過枉”。（這與二、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狀況恰好相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受十月革命影響普遍傾向勞動人民、傾向社會主義，連歐美知識界也是如此。）實際上到今天為止，中國真正失去的是城市工人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與相對的社會公平，官僚極權卻因為新增進的資本主義性質而更加專橫、刺眼。90年代私有化以來，盡管也有少數體制內知識分子的反對呼聲，但他們自限于官府御用學者的精神世界。到了1998年前后中國內地開始出現與自由主義者論戰的“新左派”群體，以及在2000年開始出現圍繞話劇《切格瓦拉》的左翼文化熱潮，但直至那時知識分子的左傾基本上仍很少涉足具體的社會民生議題。可以說，在2004年國企改革大爭論以來，在階級矛盾與群眾抗爭的壓力下，像左大培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日漸增長的群體才開始主動、顯著地在現實活動中傾向勞動大眾的立場（盡管還遠遠不是勞動大眾立場，這將是本文要重點分析的）。不管怎么說，越來越多知識分子開始試圖為工農說話，這是中國勞動群眾可以載入史冊的勝利和變局。

然而我們要立即指出，左大培雖然恰當地提出要求立即停止私有化的一系列呼吁（參見第四篇的一系列「緊急措施」），但其綱領性的核心改革主張——它引領著從《混亂的經濟學》到《不許再賣》的邏輯終點——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關系” [6]卻絲毫不觸動資本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整個政治經濟統治。換言之他的反私有化斗爭局限在資本主義秩序自身改良的范圍內。客觀上，左大培屬于一種更有遠見的、進化了的資產階級自強派，他的左傾，從本質看是一個資本謀士迫于工農抗爭壓力而采取較為積極主動的姿態為勞工說話，以追求有限的社會改良。雖然左大培也忙不迭地鼓吹「為人民而戰斗」、給自己貼上「社會主義左翼力量的主要喉舌之一」的標簽，自稱從事著「捍衛社會主義事業的斗爭」[7]，但他自己非常清楚工人革命解放對民族復興來說是一種嚴重危險，書中為此極力吁請統治層警覺堤防。左大培之流為資產階級祖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他們擔心私有化「將使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分裂和內部沖突，并且更有可能帶來社會政治上的不穩定，甚至斷送長期的經濟發展」（P208）。他們之所以要求立即停止私有化、清算那些暴富者更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因為「運動式的私有化『改制』已經造成民怨沸騰，再推行下去將導致中國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動亂」（P145）。然而，真正的左派恰恰不可能竟然認為革命是危險或災難，而認為革命是加速工農群眾學會自我解放的歷史良機。

在維護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良是否可能？在當今歐美日列強已形成一定格局的世界資本秩序中，新興的中華資產階級必須殘酷剝削工農才可能崛起，從而在世界市場上贏得有力份額（80年代以來中國的迅速發展恰恰首先有賴于億萬勞動者的血汗和生命）。社會改良必然要提高資本的運營成本，降低工商大亨們的利潤率，這將導致民族資本處于國際市場的不利地位，甚至可能被別國資本排擠出局。這就使得占優勢地位的資本必定千方百計地運用國家這個工具壓制、削弱社會改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企圖讓國家盡量照顧勞動人民利益是徒勞的，因為國家本質上只是占經濟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工具。即使在有著相對較多政治自由和強大左翼改良力量的歐洲，近十多年來也面臨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威脅，社會福利已大大削弱，中產階層的地位在動搖。不觸動資本這個根基，任何社會改良都無法實現，然而觸動資本就可能導致更進一步的革命；推論到底，惟有當代的社會革命，即建立民主的工農無產階級政權、鏟除資本私有產權、建立基于勞動民主的有計劃的公有制經濟才能促進實質的社會改良。也正因如此，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在維持資本制度的前提下，不可能實現任何重大的改良。以左大培為代表的部分中國左傾知識分子擺出一副高姿態，對私有化提出了一定力度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群眾的呼聲——但是，我們還是得具體來看，他們是否真的提出了一套勞資雙贏的方案呢？現在我們就來研究研究吧。

半吊子的反私有化方案與軟弱無力的斗爭手段

首先，左大培反私有化批判本身就是打折扣的——他反對繼續現行的私有化，也就是那種既不經任何法定程序也對職工毫無照顧的瘋狂掠奪的私有化，卻對職工持股模式那類「平等的私有化」大加推崇。二次大戰后確實出現了工人持股的所謂「人民資本主義」，左大培提出冠冕堂皇的「勞動者管理的企業」倒真的包含那種對「平等的私有化」的幻想[8]。這類方案放諸于今天中國，其現實問題在于如何保證新的改良在有產階級主導社會政治經濟權力的情況下不受根本的侵蝕異化？這類工人持股式的私有化實際上蘇聯東歐解體后（而且請注意那時是有政治自由和代議制民主的）就搞過，但沒幾年就集中產生了寡頭，根本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專政，在于有產者把持著一切領域的大權——而左大培對此毫無考慮，他沒有告訴我們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霸權情況下如何保證他的方案不變成權貴資本主義的一次重新洗牌。

其次，書中提及私有化幾乎都強調「權貴私有化」，有時則說「經濟權勢集團」這樣模糊的詞（P373—P374）；左大培還相信并「認識幾個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一直靠本人誠實的生產來賺錢的私營企業家」（P53）[9]，而不指出所有中國資產階級都是靠剝削壓榨勞動者發家的，看不到災難的根源在于資產階級專政這個決定性因素。這樣做為只反對那些公開牽頭私有化的「權貴」「經濟權勢集團」，而不反對那些「誠實的」資本家們的思路留足了余地。本質上，左大培只反對具體的資本家、個別資本集團或某些資產階級政策（例如新自由主義），但卻庇護著二十多年來自由化私有化的最大主導者——中華資產階級國家。[10]

從這種半吊子的反私有化批判出發，得出的方案就是半吊子的。例如，左大培在為國家資本主義大企業海爾集團設計的方案中，為了保住這個「公有制企業」、反對「消滅公有企業和社會主義」[P368——P369][11]，他建議確定海爾老總張瑞敏年薪100萬元，而且不僅對他搞好海爾的「卓越貢獻」給予2000萬元的「個人獎勵」，還要從海爾集團的總財富中提出6000萬元左右（！）的股權期票在他「退休之日」送給張大資本家頤養天年！左大培還吹捧說他的提議是要「讓海爾按真正集體企業的道路健康成長下去」[12]。海爾集團是當年郎咸平「三板斧」重擊對象之一，這個象征著民族自強崛起的資本新星也因此一度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而那個臺灣長大的美籍華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2004年7月在上海一個財經電視節目上針對海爾集團，說出了當時內地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敢也不情愿公開說出的秘密：海爾集團在其20年的迅速成長壯大中由一個公有制企業漸變為「某家族企業第二代的私人財產」，關鍵點在于海爾高管層以「海爾職工持股會」名義掌握了650億元以上的資產（2003年海爾全球銷售收入806億元），「明顯的透過利益輸送，集體侵吞國有資產」[13]。這就是左大培所謂的「誠實企業家」形象！不過左大培也贊同這樣的揭露——但實質上他和郎先生一樣，也像任何一個更有見識的資產階級軍師一樣，他們僅僅是心疼資產階級搶來的贓物因國有產業的瘋狂拆分瓦解而被破壞，也擔心過度剝奪勞動者帶來國家統治威信掃地乃至工農被逼上梁山的「惡果」[14]。左大培提出反對「權貴私有化」，但他自己提出的「改良方案」——說白了就是另一種私有化方案。左大培的這種實質上勸導資產階級減少掠奪的建議能否成功？問題其實很簡單：強盜們明擺著可以搶完整座金山，憑什么按你的空口說白話而有所收斂？因此，我們接下來就得看左大培提出了怎樣的斗爭手段。

    第一，左大培雖不再像五年前那樣公然表現出自吹自擂的典型文人心態[15]，但仍有強烈的職業知識分子本位意識，這使得他始終依靠部分資產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的一些圈子，而對工農群眾運動極其缺乏具體對策。左大培文人之流的斗爭方式無非如下幾種：靠學界和輿論界維持的話語權及知名度（「名人好辦事」？），力爭在報刊出版物上撰文，著書立說，向朝廷「上折子」同時訴諸網絡，媒體造勢，以及審時度勢地拉一群「有影響的人物」在皇城根子上開個座談會什么的。如果說這些斗爭方式有一定力量，那它完全在于引起（泛義上的）無產大眾的關注和參與，乃至以自主的階級斗爭行動聲援。至于知識分子，它并非生產關系中的獨立階級，頂多也只能起到社會風向標和拉拉隊或最初啟蒙者的作用；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也只能為某個階級代言，可它卻不能代表它自身進行任何獨立活動。左大培在書中有幾處談及他們知識分子的作用，雖寥寥數句，卻特別能反映出那種本位心理。他談到2004年3月圍繞「私產入憲」的左右派立法之爭，「特別是由于喻權域先生等人的據理力爭」，才沒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入憲法，而只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P62）。我們認為，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當然應竭力反對右派私產入憲企圖以及任何資產階級及其國家對無產者的政治進攻；但更應清醒地估計階級群眾缺席情況下多數斗爭的局限性（況且上述修憲斗爭結果對工農而言談不上任何實際意義上的勝利），而不是用知識分子的自大妄語充門面。更甚者，左大培為他2004年的網絡反私有化抗議吹噓道：「正是像我們這樣的千千萬萬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的義憤，化作了互聯網上憤怒聲討權貴私有化的巨大聲浪，改變了中國經濟以致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應該說，互聯網上的聲討雖能使力圖其所代言的勞動者網民群眾受到安慰和鼓舞，卻并不足以使那些不限于泄憤、已開始進一步思考自身出路的工人和青年的認可——工人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必定看得最清楚，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話語在知識界也許有所低頭，但資本主義私有化實際進程卻并沒有被左大培們罵停，正如本文開篇所述的那樣：私有化不僅不收斂，反而更猖狂。

    第二，左大培在《不許再賣》中仍舊苦口婆心地堅持向「中央招商局」苦諫，他眼巴巴地死盯著上面不放，提出一堆只有國家決策者才可能實行的改良辦法以及力勸張瑞敏之類的大資產階級負責代表采取「勞動者集體管理企業」方案，也提出在立法、司法、制度方面的辦法，但只字不提工人群眾如何以自身力量、立足他們的生產生活現實積極進行反私有化斗爭。一言以蔽之：左大培實質上僅僅乞靈于資本自律。也就是靠資本中那些「有良知的」代理（「開明的」企業家、「正義的」知識分子、「根正苗紅的」老革命干部及其后代）這些附庸力量去制約資本秩序的當權者。這樣效果如何？看看中國的煤礦生產安全監管就知道了，中國煤礦國家治理與愈演愈烈的吃人煤老板的互動關系使就是一部最血腥的奴役并愚弄勞動大眾的鬧劇史。

   與民族主義自強派和泛左改良陣營同屬一個階級的親西方政治自由派，反倒更看得清官僚集團用左手監督右手的荒謬性，并且深知資本家自身難以自律，反倒是這些自由派竭力奔忙建立「獨立」工會和主張實現罷工權。[16]在改良主義領域劉曉波、韓東方們比左大培們略高一籌，并非因為自由派在精神方面先天優于自強派和泛左翼改良者，而是由于自由派——不光有華爾街后臺——更因為它長期在國內培植有一定的社會運動資源。而自強派與多數主流泛左翼鼓吹數年，仍未在勞資調和領域出頭，卻仍不遺余力甚至越喊越來勁，也真可謂喊得頑強了。可是我們看看自強派和主流泛左翼對待現實斗爭的態度，即可知道他們喊聲振聾發聵的背后是怎樣的軟弱空虛。

左大培在書中提到了2004年廣東東莞興昂制鞋廠罷工運動，當時甚至有未成年的女工（只因她是工人代表）被判刑定罪；左大培以此質問曾為沈陽黑幫大老板劉涌辯護的法學教授陳興良，質問他為何不為那些被迫害的罷工工人辯護。有趣的是，陳興良確實沒出庭辯護，但另一個資產階級自由派律師高智晟卻公開為工人辯護。筆者倒想知道左大培先生是如何看待高律師的辯護的——既然他都公開談起了此案，難道還忌諱再觸及該案的主要方面？人家高智晟忠心耿耿致力于資產階級改良維權運動，好歹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并且多少具有一大批下層泛自由主義斗爭實踐者的凡骨銳氣；他敢于為罷工工人辯護，看來也并非徒有虛名。不過，不論他們多么盡力依法幫助工人，實際上所能做到的，頂多也只限于微小的改良而已，這是由于法律本身的資產階級性質決定的。另外，高智晟作為中國資產階級親西方的那部分階層的政治精神領袖之一，是有著高度清醒的利益算盤的，他們只是想通過有限地「援助」工人來取得工人信任，以作為他們拓展自身剝削利益且日后「引導」工人抗爭的政治資本；自由派律師們更重要的考慮是把具有革命趨向的工人引向「憲政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回頭看左大培，他對美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爭奪中國工人階級群眾的重要動向緘默不語（這與作為民族自強派左大培公開批判買辦資本的高度自信恰好相反），卻對另一個自由派分子陳興良加以帶有宗派性的個人指責，從一個側面突出表現了本土資本在勞資改良方面的內虛癥狀。但這種內虛，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需求，在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改良主義實踐領域上，仍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況。后面我們會進一步談及此。

    總結起來，恰恰是站在勞動大眾立場上，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肯定左大培《不許再賣》對資產階級國家的不少反勞動人民政策做了大量邏輯合理、充分、雄辯的揭露，我們尤其鼎力支持左大培對為私有化鳴鑼開道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全面批判，支持他在這本書中（比他五年前《混亂的經濟學》更深入地）對權貴私有化損害工農利益、中國工人在當今社會種種惡劣遭遇的揭露。不過我們得說，左大培的民族自強派綱領比他的反私有化改良方案要合理可行得多，因為初具實力的民族資產階級愿意「開明地」采納做大做強的戰略，但決不會輕易對勞工讓利。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左大培為代表的左傾知識分子提出的改良替代辦法和他們的手段都極為不現實。問題好象在于如何設計更好的方案和提出更好的手段。可是如果我們試著從更宏觀的高度來看，就會明白，左大培的思想內部包含著一個爆炸性的因素：民族主義與社會平等的尖銳沖突。

資本崛起亂中有道，工農解放更喚青年

    先前的社會主義革命掃除了前資本主義關系并基本統一了國家，使新民國更強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亞非拉資本新秀，使復辟后的中華資本如虎添翼。放眼望去，年輕的中國資本快速發展，造成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攀升前景以及「統治文化」重構大業，客觀上造成了對有膽識有風險精神的各類專門奴才的強烈渴求和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空前尖銳的階級矛盾對抗越來越緊張而脆弱，對工農群眾起義的恐懼很可能將促進在華投資的國際資本與中華本土資本合作（合作程度首先與底層斗爭的火勢和階級分化相關），例如本土資本可能以「憲政」之名讓出部分統治實權，換取自由派經營的部分以小資群眾為主體的社運資源。這樣來看，當今從官僚權貴階層內部各派系到圍繞資本的各個思潮流派或社會運動（自由派各派系及小資群眾維權運動、地下基督教運動、伊斯蘭原教旨運動、西部一些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及其意識形態、臺獨、左右派的改良主義者、自強派、「新」式儒道法家、國家主義者、相當大部分泛左翼等）亂象紛呈，但基本上圍繞著一個正在崛起的有希望的中華資產階級，而不是一個氣數將盡、奄奄一息的資產階級。《不許再賣》在有限的程度上為勞動群眾部分利益代言，這既是階級矛盾激化和部分知識分子選擇進化的互動結果，又反映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基于自家家底的新自信。

    在民族主義論調的影響下，中國主流左翼（包括「新左派」「強國左派」和毛派）更多擔心民族資本在私有化過程中被削弱而輸給國際資本，“強調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外資企業與民族產業爭市場、爭投資機會”（左大培語）[17]，更有人將美帝國主義把中國置于經濟附庸乃至殖民地地位的企圖視為主要危險。但我們共產黨人認為，這個新興資產階級的真正危機不在于自強擴張的一時受挫甚至在未來某場局部戰爭中被其它資本帝國主義打敗，而在于工農革命的爆發威脅著民族復興的頭號基石——資產階級對工農無產者的奴役控制。對于工農來說，前一種危機如果發生，就是被同類的競爭者（外國資產階級）打敗了，會使本土資本主義的發展減緩，甚至倒退，不過大概不至于根本摧毀資本主義的制度，退回到前資本主義的制度。至于工農革命，如果爆發了，對資本主義來說，當然是最大的危機，但是對工農群眾（絕大多數人民）來說，卻是建立自己階級政權、實現徹底解放的大好機會：如果成功了，就會走上創建社會主義新社會的道路，也就是開辟了偉大的歷史進步前途。因此我們決不害怕革命危機的爆發，反而要積極努力去準備迎接它。不過，我們必須知道，革命危機不是那么容易爆發的。革命危機不等于大規模的動亂。本土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造成那么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動亂免不了要日益增加，釀成全國性的大動亂的機會也不小。但只要工人階級還沒有政治覺悟，還沒有本身獨立的政治目標，也沒有稍具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來領導，則即使發生很大的動亂，也未必就成為革命；即使成為革命，也未必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更未必一定成功。

從長計議，資本不僅迫切需要有效維護自身日常再生產（即「可持續剝削」）的改良主義潤滑劑，更需要同樣經過長期草根經營、并在革命關頭挺身而出忠心護主的孟什維主義制動閥（更高階段的小資左翼改良主義）。工農無產大眾的歷史出路，取決于是新的左翼機會主義更快鍛造成熟，還是無產者革命更快組成自己的先鋒大軍，從而把握住最近的階級對決。

   就目前而言，21世紀初中國在中共十七大前后進行著新一輪政經權力重組，但大的脈絡走向卻脫不出資本的崛起希望與革命的階級斗爭進行生死較量的歷史命運。我們不必為資本家的改良事業操心：本土資本陣營既有披著左翼外衣的民族主義自強軍，又有才剛開始白手起家沒幾年卻方興未艾的各路NGO改良主義縱隊和初步發展的左翼自由主義勞工運動[18]，更有越來越傾向于隨時出賣自己的支持者群眾的自由派實力候補軍團。但，除非受到以建立勞動階級政權為目標的革命沖擊，資產階級完全能夠按自身歷史利益主導自身統治資源整合；工農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根本不應糾纏于滿天飛的資本內斗、宮廷政變之類的小道消息，除了浪費寶貴的階級斗爭備戰時間甚至由于陷入改良主義路線而不知不覺被老板賣去做苦力，打工者一無所獲，窮人們永遠不能通過上層內斗施計、行騙來戰勝強大的國內外資本和強暴的國家機器。說到底，工農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越是看到資本自身重組加快，越是看到階級矛盾尖銳化與無產群眾的整體壯大和零星覺醒，就越應該意識到牢牢立足于以建立工人政權實現無階級自由社會為核心追求的本階級革命文化、自身組織與政治實踐準備的絕對迫切性和極端現實性。

   我們還要知道，今天的人（連工人也一樣）要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在這種意義上比一百年前（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所在的時代）的人困難——即當留存著歷史記憶的那部分群眾在新的情勢發展中面臨思想抉擇時。因為，在上個世紀里，社會主義革命曾在十多個國家取得初步的勝利，但是后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順利發展，反而絕大多數都發生非常丑惡可怕的官僚極權化墮落，使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瓦解，最后差不多完全讓資本主義輕易復辟了。這就令我們今天不得不接受一項前所未有的很吃力的任務，就是：面對著許多慘敗的先例來證明以建立工人民主國家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因此，可以想象：未來本土革命爆發時，大概不會像俄國1905 和1917年那樣，工人階級從頭起就是明顯的主角，而且有自己的斗爭領導機關；在未來群眾政治化的初期，中國工人階級更可能呈現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政治傾向（例如1966年夏天文革政治解禁導致突發的上海激進工運，從其發端到1967年「一月革命」以及為「上海人民公社」進行斗爭，再到1967年底迅速興起、兩個月后被強暴摧垮的半無政府主義群眾組織湖南省「省無聯」，表現出顯著的無政府主義特征）。特別重要的是，20世紀傳統社會主義的墮落所伴隨的工業化的大規模篡改偽造已使正統馬列文化面目全非；一直延續下來的最徹底反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式官僚丑惡的國際托派運動的分析傳統，也不可避免地受資本主義環境與世界革命長久延遲的局面所累，往往帶有掩飾妥協和稀泥的傾向甚至機會主義的成分，當工人階級接受過去一切左翼文化傳統時都必須抱持準確的批判性，才可能堅持住無產階級的獨立階級立場，這意味著對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和進步青年提出了相當高的思想要求。

不過我們完全不必盲目悲觀。就「準確的批判性」而言，它不僅是觀念形態相對獨立發展（即革命的左翼文化傳統）的產物，更根本取決于一定的物質生產條件和相關生活環境，這兩種因素并非機械銜接，而是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動態交替中相互影響。今天的中國正在以一百年前俄國遠遠無法比擬的規模化、社會化、國際化的現代產業集中，錘煉鍛造著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短短十幾年已有上億農民、目前每年還有數百萬人從鄉村進軍工廠，這必將是決定中國乃至國際無產階級未來的重大物質因素。較少受自由派憲政改良主義干擾的中國工人群眾不但受剝削壓迫更為徹底（這與當年俄國同志身處的環境很類似），而且也更少受眾多歐美和拉美國家里那些相當強大的左翼改良主義的政治控制和精神奴役。在這些意義上，工人革命為自己開辟出路的條件（特指在中國）顯然比一百年前（俄國）更有利，至少是歷史進程提供的機遇更多、更大了。

   在此，我們尤其向中國青年一代發出疾呼：那些決心為勞動大眾利益奮斗、卻還浮游在各反對派表面時而激動時而又困惑的有志青年，你們的第一要務是努力認清現實生活和掩藏在各種思潮流派下的階級關系，把握好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定位，拋棄幻想，投入戰斗。你們須盡快走出個人生活的小天地，始終堅持一個廣闊的視野，向勞動群眾而首先是產業工人聚居區靠攏，投身到改造社會的運動中來。同時應注意克服虛榮浮躁心，更是為了自我保護，正如工人革命者巴布石金從異時空發來的告誡：「我希望每個人開頭就應該謹慎小心，注意自己，留神自己的一舉一動。」[19]

2007年10月25日定稿

注釋：

*若非特別指出，文中所標頁碼數字均系《不許再賣》頁碼。

[1] 關于山東魯能私有化案，參見張宏良：《738億！挑戰和諧社會的驚天大案》，2007年5月13日。載于價值中國網：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64932.html

近幾年銀行業私有化大大肥了外國資本，目前已引起主流媒體公開地普遍關注，精英謀臣更是為民族資本的損失痛心流涕。參見新浪財經頻道專題《國有銀行改制外資年賺萬億？》（http://finance.sina.com.cn/blank/bank2007.shtml）。但主流媒體和祖國忠良們卻「忘記了」最大的受害者——銀行業成千上萬的買斷職工。參見中國工人網「工人之聲」專欄《工商銀行“買斷工齡、減員改革”的背后》，2007年9月28日轉載（http://www.zggr.org/index.php?entry=entry070928-172224）[該文2007年7月16日原載于天涯社區，但原帖已被封殺]。

[2] 武建東：《土地管理法修改核心在改革征地制度》，原刊載于《中國改革》2007年8月10日。參見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70810/17233872023.shtml

[3] 引文出自《混亂的經濟學》。

[4] 這是國內某經濟學家首先提出的說法。實際上以「資本主義化」為歷史線索，自1980年代初以來至今，關于「改革」的爭論或大或小卻從未中斷過。

[5] 關于這些事件的詳細歷史記錄或解說，參見香港先驅社勞動民主網頁http://www.xinmiao.hk.st/trad （經濟改革/工人斗爭專欄）

[6] 參見《混亂的經濟學》第六章第七節《新世紀的真正問題》；《不許再賣》第十七章第一節《有效率的公有財產代理人》。

[7] 參見烏有之鄉網站，左大培：《為人民利益而戰斗》，2007年10月16日。[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6/200710/25696.html

[8] 有趣的是左大培并未明確「勞動者管理的企業」這一概念的外延，他甚至提到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改良實踐，但他在書中列舉的例子以及具體建議都屬于工人持股的——而整個企業仍受整個資本主義市場和資產階級及其國家任意擺布的典型社民主義改良模式。參見《不許再賣》第十八章中推崇的兩個美國資本主義企業改制案例，以及左大培2005年初致海爾集團老總張瑞敏的網上公開信。

【特別補充：似乎不出意料，左大培于2007年10月13日在烏有之鄉網站又拋出一篇長文《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710/25566.html）。簡單地說，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比起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經濟制度有一定的進步性，容許工人民主管理工廠事務，甚至可任命廠長經理，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工人積極性；但是企業之外的經濟政策包括全盤生產、消費、分配、經濟協調等，工人階級卻無權過問，企業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場規律支配。另外，當時的南斯拉夫社會也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存在著階級分化和失業問題，只是整個資本主義化的速度和深度受到工人國家公有制及相關法權一定程度的制約。且南國實行一黨專政和禁止政治自由，更不可能讓工人當家做主。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南國的這一改良模式是在進行了剝奪私有產權的社會主義革命后才實行了的，40年代的英國及其后的北歐福利國家改良嘗試也是在當時客觀上世界革命的巨大壓力（包括西方國家內部階級矛盾尖銳化和蘇聯公有制經濟實體這個加在工人階級歷史前途上的重量級砝碼）下才實行的，要在新自由主義反動逆流席卷全球的今天，特別是在對私有制畢恭畢敬的前提下，要仿效當年的工人國家（雖然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那真是試圖建一座空中樓閣。】

[9] 參見《左大培聲明：警惕中國的貝盧斯科尼和霍多爾科夫斯基》，原文由作者于2004年8月23日發表在網上，收入《不許再賣》第二章。

[10] 順便一提：從《混》到《不》，左大培都有一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常見的唯心主義思想，即的確強調指出過「某些人」、「少數人」觀點背后的利益動機，但他始終看不到全部社會性的觀念意識都是受一定經濟基礎與階級社會關系的支配。這種見解部分地導致知識分子總是附庸于資產階級的一些部分（相對地，知識分子總會批判資產階級的另一些部分，以支撐起他們的所謂「獨立性」）。

[11] 20世紀80年代后期市場經濟開始全面實行（特別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普遍商品化）使得官僚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官僚資本主義國家，具有社會主義歷史性質的國有企業蛻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已不能稱為「公有制企業」。在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國企之所以也能叫做公有企業，并不是因為企業真正掌握在勞動群眾手中（二十世紀的實踐中真正掌握國企的是官僚階層），而是因為社會范圍已剝奪了私有產權使得工人國家（即便它是官僚化畸形的）實質上成為未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暫時看守人；但是當資本復辟后（這意味著一場基于國家暴力的反革命，事實上在中國所發生的正是如此），國家性質就蛻變了，國企就不再應稱為「公有企業」。這似乎是個名詞糾紛，但卻對理解社會性質和客觀上個人的階級立場很重要。不過這不妨礙我們認為即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也比私有企業更多福利保障，因而更值得勞動人民像爭取縮短工作日的日常改良一樣去為之斗爭，因此我們支持當今中國等復辟國家乃至歐洲國家的工人為反對國企私有化、反對新自由主義擴張而進行的一切集體斗爭。

[12] 參見《不許再賣》第十八章 第二節 「為海爾設計的方案」。

[13] 參見《中國改革》雜志記者馬國川：《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第3篇。

[14] 左大培也向他的資產階級主子抱怨，并耐心論證說掠奪式的私有化降低了經濟效率（見第一、三、四章），更擔心大規模搶劫激起工人革命反抗（見第二、五、十章）。郎咸平與左大培心有靈犀：在他2004年批判MBO和關注社會不公而聲名鵲起后，在2006年初又拋出了一篇《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其中如此向中國大資產階級痛陳：「經濟發展停滯的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民進黨執政下的臺灣就充分說明，一個社會絕無可能在極端不和諧的情況下發展經濟，而且不和諧的社會將使得政府的執政基礎迅速淪喪，造成社會進一步的動蕩。這些國家和地區政府的不穩定、暴動的頻仍以及經濟的停滯發展，不正說明社會和諧的重要嗎？」

[15] 參見《混亂的經濟學》前言。左大培自認為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懷著「哈耶克式的心境和勇氣」，追求「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先哲，在大多數人還渾然不覺時就看到了當前時代的最大弊端，洞察到流行的思潮和主張在根本點上的謬誤」，自詡「一個準備為真理和人類犧牲一切的人」。

[16] 筆者在這里提到三個政治派別或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資產階級自強派一開始就與泛左翼的部分結盟，由于左翼文化極度落后的狀況，這種合作關系或緊或松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這里提及的自由派是指以美國為后臺的一部分，中國自由派的分野是根據資產階級內部利益和內在分工不同，并無原則區別。

[17] 參見《不許再賣》第四章《中國的企業“改制”與外國的企業和資本》。

[18] 參考李翠玲：《他們走在工人維權前列》，原載于《市民》雜志2006年9月刊。這里所謂的左翼自由主義勞工運動，是指社會民主主義的一些勞工改良活動，以及諸如「新左翼民主勞工運動」那樣的左傾的自由主義勢力，后者參見其網站http://www.boxun.com/hero/xzymzlglt/

[19] 引自《巴布石金回憶錄》。參見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33.htm  
《巴布石金回憶錄》這個寫于1900年的俄國革命工人自傳，對于100年后的中國革命階級斗爭有新的重要啟發意義。當今的泛左翼主流（無論國內外）對那種經典的工人革命斗爭文化早已孤陋寡聞。需要通過未經斯毛理論偽造過的革命社會主義傳統，從當代中國現實對它進行解讀，而真正的解讀只有經過新的實踐才可能實現。雖說對于工人革命來說，斗爭實踐并非萬能（因為在動態中始終存在著偏向、分化乃至異化的可能性）。歷史的前進給無產階級造就了新生和機遇，社會的進化與出路決定著人的命運。而路，還是要靠具體的人自己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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