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和左翼公共知識分子”筆談

談者 劉康(簡稱劉)，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

張慧敏（簡稱張）

方式 網絡

時間 2003-10-28起

　　2003年9月25日，愛德華·薩義德在紐約去世。美國主流媒體稱他為“在美國的巴勒斯坦事業首席代言人。”對于學術界來講，他的《東方主義》一書開辟了文化批評的一個新時代，其影響跨越了國界、民族和文化。當代世界能象薩義德這樣在政治、外交、大眾傳媒、文化研究、文學理論和音樂各不同領域均有重大影響和建樹的學者屈指可數，他雖然生前有許多政敵，他的觀點并不為美國主流社會認可，但毫無疑問，薩義德將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被載入歷史。他經常談論知識分子，畢生的學術主題圍繞著知識的建立、傳播與權力的關系，知識分子的作用等等。他推崇的是積極參與世俗事務的“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自己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范。

　　一、英雄——愛德華

　　張：當薩義德的好友在悼念文章中說“無法承受”時，不難理解這份人之常情，任何一位痛失親人摯友者都會說出這四個字。但當人們不斷稱道愛德華為“英雄”時，就不得不帶來深思了。我們仍處于需要英雄的可悲的時代，雖然這個“英雄”的含義廣博得多，它被指認為：“代表了一個人所能達到的理想狀態”，“是知識、毅力、勇氣、敏銳、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它許多方面的典范。”是因為薩義德擁有了這樣高貴的品質，才讓朋友們哀嘆：“沒有了你，我們該怎么辦？”如悼念文說的：我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氣，多么需要他來作我們的榜樣，如果沒有了薩義德，生活就會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虛偽。

　　劉： 薩義德在紐約的葬禮簡樸而隆重。在中東局勢進入新一輪動蕩、巴以沖突日益激化、所謂“中東路線圖”前景茫茫的時局下，他的友人和學生痛失一位不屈不撓的戰士，是非常沉痛的。他的骨灰安葬在黎巴嫩，只有遠遠遙望他的誕生地耶路撒冷，那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在他67年不算長也不很短暫的歲月里，一直是烽火硝煙，充滿了血腥暴力。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學舉行了小規模的悼念薩義德的聚會。杰姆遜在會上簡賅地概括了薩義德的一生，稱他為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歐洲知識分子、大都會知識分子。”可謂精辟概括了薩義德在后現代社會的多種角色、多重身份。其實薩義德生前對主要在學院氛圍里從事思想和理論活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頗有微辭的，對包括杰姆遜在內的美國左翼理論家曾撰長文提出批評。但薩義德無疑是站在左翼立場上批評他的理論家朋友們“象牙塔”的選擇，他自己則是以積極和激進的面貌，投身到學院之外的世俗現實世界。杰姆遜對薩義德的概括里雖沒提起、但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識分子的身份。

　　二、堅持自己的立場

　　張：有意思，杰姆遜對薩義德的三重身份的概括，我們似乎不難理解，從薩氏的血統、參與媒體及向權力講真話、以及他的諸多生活行為和言論中，容易找到理據。而你是進一步地將其定義為“左翼知識分子”，好像你強調的是他的立場，那么就要問了：這里你是怎樣來界定“左翼立場”的？薩氏為巴勒斯坦代言，為什么不是“民族立場”而是“左翼立場”？不過我試圖這樣來理解你的思考，霍布斯鮑姆在《認同政治與左翼》文中曾很好地離析了“認同”與“左翼”間的關系，文中指出“左翼”具有普世理想、博愛精神；關注人類社會的普遍利益，因此不同于只是從族群利益出發的民族認同，如猶太民族為了自己族群的利益可以去轟炸別族；甚至引用美國左翼評論家托德.吉特林的《共同夢想之光》的話：“如果沒有人民，只有種族，那就沒有左翼”來論證其論點。而薩義德的關于巴勒斯坦言論始終要抗拒的是種族爭斗，特別是在他的“認知策略”一文中詳盡分析了“民族認同”的淵脈和背景，他批評“權力置換”現象，他欣賞“沒有哪個民族有權獨霸美麗、智慧和力量”，他強調“公共記憶”的建構，甚至號召知識分子：去召喚被人們忘卻或忽視了的東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爭席位。他說：因為弱者可能爭得的只是“擁擠的房間逐個點名時”的“在場”，形同虛設；而強者亦同樣受制于“置換的邏輯”，強大的對手很有可能將你的“在場”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幫助我們避免瑣碎和渺小。而薩義德的好友W.J.T米切爾在紀念文中更是將這份“共享智慧”闡釋得淋漓盡致，文中說：“無論是在公共場合還是在私底下，愛德化都一向毫不動搖地抵制仇恨的言辭和敵意的思想的誘惑。在他的談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無數的猶太對話者的存在，感受到巴勒斯坦與猶太之間文化與歷史的密切關聯，感受到他為共同的悲劇命運所連結的各民族的感情，似乎巴勒斯坦人可以被看作是猶太人中的猶太人一樣。盡管他不說希伯萊語，但他喜歡引用巴勒斯坦詩人穆罕默德·達維希的話，達維希說過他用希伯萊語求愛。”

　　劉：其實，左翼立場的精髓在我看就是為弱勢群體討一個公道。這個說法或許太直白、太俗，但實質就是這么一會事。你究竟為誰說話？薩義德在“知識分子的代表性”演講中說，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向正統和教條挑戰，在公眾中提出令權力難堪的問題，不輕易被政府和企業收編招安， 其基本理念是代表總是被遺忘和埋沒的人民的意見。”弱勢群體可以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勞動階層、婦女、少數民族，也可以是國際社會中被強權霸權欺凌壓迫的民族和族群。在全球化的時代，這兩種類別的弱勢群體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霸權國家，內部就有許多的弱勢群體，包括少數民族、非西歐裔移民、失業大軍，這個第一世界內有許多第二、第三或第四世界。但是在世界大格局中，亞非和拉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廣義上講都是受到強權壓迫的弱勢群體，雖然在這些國家內部同樣有強權和巨大的貧富鴻溝。象巴勒斯坦這樣尚未立國的區域，也有強權和不公正。薩義德認為阿拉法特在1993年奧斯陸協議中同意巴以分治平行建國的方案，是對巴勒斯坦和猶太公眾的不公正、不民主的解決方案。他的理想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和猶太民族統一聯合的民族國家，所以他轉而對阿拉法特的政策嚴厲抨擊，并憤而退出了阿拉法特的政治權力。薩義德也許太過于理想主義，他的政治方案也許太脫離現實。美國為了維護和強化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正在全世界不斷地支持和制造形形色色的分裂主義運動，肢解任何一個對美國霸權有潛在威脅的國家，在這樣的情形下，薩義德的政治理念必然是悲劇性的。他無法不跟政治權力疏離化或異化。

　　對政治權力的異化和介入公共媒體、公共政策是薩義德左翼立場的兩個方面，這點跟歐洲尤其是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傳統十分接近，所以杰姆遜說薩義德是個歐洲左翼知識分子。我們可以追溯到現代性建立早期的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可以找到現代左翼思潮的源頭。當然我們也可以講到19世紀的獨立知識分子，法國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的“我抗議”著名宣言，后來成為獨立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的象征。20世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左翼思潮和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權力和黨派斗爭中間，跟斯大林主義的分歧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左翼跟斯大林模式的蘇聯共產主義的分水嶺。象薩特、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們、阿爾都塞、福科以及英國文化唯物主義、新左派知識分子，都以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雙重批判為己任。從認知模式和知識結構上來講，歐洲左翼知識分子主要是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大一統和工具理性，批判歷史的一元、線性決定論和功利主義的目的論、經濟決定論和發展中心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20世紀早期共運領袖如列寧、盧卡契、葛蘭西的思想中找尋新的理論資源，以打破現代性認知模式和知識結構，其最終目的還是實現人類社會的普遍公正。

　　張：薩義德曾引用法國作家熱奈的話：你一旦寫了什么東西，你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公共領域中了；你不可能假裝只是為你自己而寫作。因此他強調“進入公共領域便意味著不懼怕爭議或采取自己的立場”。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活躍于公共領域主要作用之一便是以一種“公共記憶”的身份來發揮作用，去召喚聽眾忘卻和忽視了的東西，去審視、質疑“那些似乎固定了的“真理”的東西。”他甚至坦言自己所說的是符合左翼實情的。雖然他表明這里涉足的不是政治從屬問題，但這里探討的話語具有“真正的政治性”，這就是他引用本雅明的話：記起歷史通常是從勝利者的角度來撰寫的，勝利的浩大行列是尾隨在被人忘卻的失敗者的遺體之后行進的。難怪有人說薩義德雖沒有公開宣布自己倡導馬克思主義，但他的著作卻暗中與馬克思主義攜手。

　　劉：薩義德的一貫風格是清晰明了，流暢通俗，把貌似復雜的問題一針見血、簡明扼要地剖析得非常透徹。這并不表明薩義德走的是一個純粹草根性的、煽動民眾情緒的民粹主義路徑，他堅持的是在不同語境氛圍下用不同的身份和位置講述同一個真話，那就是為弱勢者謀求公正。他的多重身份特別是學術精英身份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他面對大眾、積極利用大眾傳媒公共輿論、參與公共事務公共政策的策略。這兩點構成了薩義德作為全球化/后現代社會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的行動基礎。同樣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左翼學者愛瑞克·方納（Eric Foner）也是很好的例子。方納現在是哥大歷史系主任、哥大明星學者之一，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主席（薩義德則擔任過美國現代語文協會主席），他的《美國自由的故事》以大量翔實的史料和生動通俗的文筆，有力揭示了美國意識形態神話的支柱“自由” 在美國歷史上充滿暴力、血腥、壓迫和歧視、不公正的演變過程，他這部著作由他的中國學生、賓州印地安那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希博士翻譯成精彩的中文出版，是難得的美國歷史好教科書。方納教授告訴王希，年青時他的叔叔、美國早年著名的左翼社會活動家方納就告訴過他，必須憑借自己的實力取得堅固的學術地位，這樣才能得到為正義和公平大聲疾呼的場所和位置。跟薩義德常常比翼齊肩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出身木匠，從小生活在勞工階層，對社會不公有深刻體驗。他后來很年青時就創立了生成－轉換語言學理論，成為現代語言學的一代宗師，作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術明星。之后他轉向大眾傳播和公共政策、國際關系領域，無情揭露美國統治集團借自由、民主、人權之名在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的種種倒行逆施，成為美國權力精英最頭痛的一個“不同政見者”。喬姆斯基在薩義德去世后表示，薩義德“是自由和人權的不懈斗士，不僅僅為巴勒斯坦人民也為全世界其他被壓迫和受苦難的人民而斗爭。”

　　張： 我曾認為，向權力吐真言，僅是一個追求、一個夢想，一份知識分子想有所作為的責任。當屬意念性的追求，而在現實中因諸多不可能而時有挫傷，故中國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你剛才提到薩義德的多重身份特別是學術精英身份非常重要，特別是你轉述的方納金言：必須憑借自己的實力取得堅固的學術地位，這樣才能得到為正義和公平大聲疾呼的場所和位置。也就是說薩義德是在擁有了精英話語權之后才能在不可為中而有所作為。

　　劉：薩義德的典范意義在于他是以一個知識精英的身份和地位，通過媒體訴諸公眾，把他的左翼立場化為社會活動，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是他向權力講述真話的方式，權力首先是媒體，再就是公眾，然后才是政治權勢和精英。他的精英位置和公共知識分子面貌同樣重要，沒有前者，他成不了后者。但同美國大部分知識精英相比，他兩者兼備，實為難得。許多美國自由派或保守派知識精英也大量介入媒體，介入權力，但薩義德是美國知識界堅持左翼立場的少數，喬姆斯基是另一個左翼公共知識分子。

　　薩義德本人對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下知識與權力的互動關系、知識分子的角色等是高度自覺的，這跟他的多重角色一脈相承。但他絕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立場。他的立場是一貫的，真正作到了衣帶漸寬終不悔。從1991年發現了白血病，他一直頑強地與自身血液中的癌細胞抗爭，與日益惡化的國際和美國國內環境抗爭。尤其是布什上臺后，發生了911，又有布什的全球“反恐圣戰”，冒天下之大不韙，肆無忌憚地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愛國主義”招牌下的極端民族主義狂熱甚囂塵上。薩義德在他生命最終的日子里，每天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現實。但他一天都沒有停止過抗爭。早在911前兩年的1999年，美國極右翼媒體就給他貼上“恐怖主義教授”的標簽大加鞭撻。2000年他在黎巴嫩邊境向以色列一邊投擲石塊的舉動，給他帶來新的麻煩。美國強大的猶太右翼集團發動了一輪媒體戰，并且給哥倫比亞大學施加強大壓力，要求學校開除這位在世界上享有極高學術聲譽的明星教授。學校最后頂住了猶太復國主義狂熱集團的壓力。雖然他扔石塊一事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是說他本來是跟他的小兒子玩比賽，看誰能把石子兒投得更遠。但象他這樣影響巨大的重量級人物，任何一舉一動都可能引起一場轟動。不過薩義德在強大壓力下也不得不放低姿態，最后幾年他在主流媒體上越來越難以發表言論的情況下，把精力放在寫自傳和古典音樂中。但這也免不了爭議。他的音樂家朋友、以色列公民丹尼爾·巴倫波姆創立的西方交響樂團在被以色列占領的西岸為巴勒斯坦學生演奏瓦格納作品，受到以色列右翼主流媒體的猛烈抨擊。

　　三、警醒“再現”

　　張：在我看來，沒有哪一種理論像左翼理論那樣有著強烈地要與現實結合的訴求，于是現實的狀況，理論運用于實踐的程度，不可避免地會給理論家帶來焦慮。因此，理論是否有可能對現時形勢進行分析，幾乎成為左翼領域的標尺。即使研究對象是“歷史”，如杰姆遜在對“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主義”論題的分析中提出的“再現”概念，其強調的“再現”并不旨在重建某種更為完美的過去，而是成為現在實踐的組成部分。所以你更看重的不是薩義德理論家的身份定位，而是“左翼知識分子”，你強調的是其理論及其行動對現實政治的參與和影響。薩義德自己在一次訪談中也這樣陳述他的《東方主義》、《采訪伊斯蘭》及《巴勒斯坦問題》三本書集中的是“再現”問題，他要處理的是那種與政、經相雜的“再現的力量”；并指出它是以強制和知識的力量的方式，決定所謂非歐洲人的命運。他認為“西方描繪伊斯蘭世界的方式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把巴勒斯坦描繪再現成空白之地的方式有關，根本不把土著放在眼里。” 杰姆遜聚焦的是歷史現象的時間位移中的“再現”，試圖將其納入“更大范圍的理論和哲學問題”中去探討。而薩義德是從空間置換來分析“再現”，認為這項研究、即探討“再現”的意義和型塑等問題“是重大的文化議題”。薩義德試圖通過細致的文化分析來“使我們超越‘我們’對抗‘他們’這種思考模式”。而《最后一片天空》更是直接地以薩義德的方式進行的重組和再現，他試圖用“圖片進行敘述”。這似乎更貼近他的“型塑”理論，但鏡頭下的話語對“真實”同樣會有遮蔽的危險。

　　劉：薩義德1983年寫過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理論的旅行”， 收錄在他的學術論文集《世界、文本與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他首先追溯了盧卡契的的巨著《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理論來源，從笛卡兒到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最后分析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雷蒙·威廉斯所受的戈德曼的影響。薩義德認為威廉斯對盧卡契到戈德曼的過度理論化傾向有非常清醒的反思，威廉斯強調的是理論對現實的實際意義。威廉斯后來成為英國文化唯物主義學派的領袖，對文化研究這一新興學科的創立功不可沒。從威廉斯到文化研究，左翼文化批評開始了理論結合社會實踐的新的旅行，把眼光放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性大眾文化、日常生活領域，分析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霸權的構成。薩義德在文章中提出要把理論“向歷史現實與社會開放，向人類的需求與利益開放，向日常生活的具體細節開放”。他最后提到福科的話語與權力理論，認為對福科理論的過分精致化、理論化和復雜化要保持高度警惕。

　　“理論的旅行”的觀點在其他許多文章中都表述過，薩義德是非常高產的作家和演說家，難免有很多重復之處。但“旅行”一文比較凝練，是他觀點的精華。他實際上是在從較理論化、較抽象的角度來講述他寫《東方主義》的初衷。福科的話語與權力理論是薩義德《東方主義》一書和薩義德大部分學術著作的理論基礎。福科是從認知的歷史結構、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與權力意志的關系來解構西方現代性的思想和知識基礎，到了薩義德那里就更加具體化了，更落實到現實政治層面了。薩義德選擇的角度是西方殖民主義在文化、藝術、心理層面對殖民地社會的雙重殖民，所謂東方其實特指中東阿拉伯世界，這樣一下子就跟現實政治結合起來了，而且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美國和國際政治的焦點始終是中東地區，除了對西方現代化社會有著生死攸關意義的石油，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同享一個宗教淵源，相互之間的關聯和延綿千百年的愛恨情仇，實在是太密切了。1978年《東方主義》出版后的20多年時間內，美國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術界產生了一個典范轉變，出現了后殖民主義研究這樣一個新的領域。在政治、社會學、國際關系、經濟、法律、新聞、心理、教育和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東方主義”的話題都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此外這本學術專著成了一本學術圈外的暢銷書，發行了上百萬冊，出了幾十種語言的譯本，其出版商蘭登書局就是美國影響很大的一家商業出版社。《東方主義》一書為什么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就薩義德本人來講，乃是實踐他的“理論旅行”的觀點，把學院象牙塔內抽象深奧的理論具體化到現實政治、現實社會中間去，是一個理論向實踐的回歸。

　　《東方主義》的核心觀點簡單來講就是所謂“東方”乃是西方生產出來的一整套思想、音像、語言和知識體系，在西方世界用來代表和替代真正東方世界的歷史與現實存在。這個話語和知識體系對東方的代表和替代的目的非常明確，為了支持西方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對東方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的控制。從福科的理論預設出發，薩義德把東方主義定義為西方社會內部所建立起的一個龐大復雜的知識與權力體系，囊括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的權力體系，與西方社會自身的關聯遠大于與真正東方的關系，把西方在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不同領域均放在遠遠高于東方的位置之上，由此來使東方向西方臣服。假如打個中國的比方，就是用道德仁義禮儀之邦的教化來感化蠻荒之地，但這個比方完全不倫不類，因為東方主義的初衷在薩義德看來根本不是出于道德教化，而是殖民主義的堅船利炮、血與火的征服之外的另一套戰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前副國防部長奈伊在主流媒體上反復強調意識形態、文化、教育、思想這些“軟性力量”或權力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即稱霸世界戰略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奈伊的觀點對薩義德的觀點到的確是直截了當的解說。薩義德后來又出了許多專著，如1993年出版的《文化帝國主義》，基本上是在深化、拓展《東方主義》的論點。

　　張：薩義德的研究有個明確的參照系即傳統“東方學”，他把其稱為“想像出來的知識”，那些對“自己領土之外的那片陌生的空間”的“形形色色的臆測、聯想和杜撰”形成的話語，故薩義德試圖既站在“我們的空間”，也站在“他們的空間”來說明歷史現實的真相。而他的背景經歷腳踏二域為此擁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你剛才提到威廉斯，薩義德的《簡·奧斯丁與帝國》一文，與其說他在分析奧斯丁，不如說他在剖析威廉斯，歷史與修辭的問題是被當作政治問題來思考的，于是“空間置換”、“地理方位”被特別強調。威廉斯就非常強調環境的能動性的。他說過：現實的社會關系深深蘊含在寫作實踐本身之中，也蘊含在閱讀作品的活動發生其中的種種關系之中。換一種方式寫作即意味著換一種方式去生活，也意味著換一種方式去閱讀，在變換了的關系中閱讀，并常常是換了一批讀者。而薩義德也指出“對簡·奧斯丁闡釋，要看誰在闡釋，什么時候闡釋，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闡釋。”威廉斯的研究里非常著重“讀者群”的調查，而《世界·文本·批評家》里有一篇文章，薩義德是從加拿大鋼琴家格倫·古爾德自1964年告別音樂舞臺而轉向灌制錄音或在電視和電臺上廣播現象入手，來討論文本是如何以多重方式進入世界，在進入世界的途中環境氛圍是如何與文本產生交互影響，從而分析聽者與說者之間的話語關系。我認為在這里薩義德提出了一個隱在的問題：磁帶是不是一種“新的”沒有聽眾在場的演奏？演奏的文本生產可不可以沒有聽眾在場？薩義德在文中指出，斷言會帶來誤解，特別是文學文本總負有其環境、即經驗現實的重負。在另一篇文章《論反抗和堅持自己的立場》中薩義德更是一個實例來說明其觀點。他說一次在埃及的公開集會上，賽爾曼·拉什迪的《撒旦詩篇》在當地被認為褻瀆上帝而遭禁止，有人恰以此向薩義德提問。因此薩義德在文中說：“我立即面臨著該怎么辦。我的意思是說，難道你向一群肯定會反對你的觀點的聽眾說不同的事嗎？或者說你會盡力維護你的立場但同時又以一種不同的語言去向一群不同的人討論這個問題嗎？我想這一選擇迫使我采取了同樣的立場，但卻盡力以適合場合的語言來加以表達。那樣一來，最為激動人心的事情就是你必須盡力創造一個新的聽眾成分。這群聽眾在那里也許從來就沒存在過。”你也提到《東方主義》文本的暢銷，這與現實環境以及作者利用傳媒進行公開討論不無關系。

　　劉：《東方主義》一書可以講是美國人文和社科領域被引用最多的學術專著，薩義德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明星。在后現代/全球化社會語境中，公共知識分子需要有多重身份。我們需要了解后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多重身份和薩義德左翼立場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就要有歷史的眼光和對多重語境的“認知圖” （cognitive mapping）， 而不是線性、一元、功利主義的什么“路線圖” (route map)。從縱向來看，對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演變要有所了解，橫向的不同語境（包括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內部和相互關系的特點）也應該有所考慮。也就是一種歷史化（historicize）和語境化(contextualize)的認知方法。如果說薩義德激烈抨擊美國的中東政策和帝國主義政策就是反美，就是反猶太人，就是給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貼金、給阿拉法特貼金，這種非此即彼、黑白對立的思想方法是站不住腳的。這是美國主流媒體、右翼猶太復國主義集團的慣技。

　　我們首先可以從薩義德作為巴勒斯坦知識分子的身份說起。他1935年出生在英國占領下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父親是信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商人。后來他在開羅和黎巴嫩長大，父親送他上英國人在開羅開的維多利亞學院，那是所專門培養阿拉伯貴族和精英的地方。但他在那所學校里格格不入，讀了一年就被校方開除了。他在回憶錄中說他作為在埃及的巴勒斯坦難民，在英國殖民者的學校讀書，雖然是阿拉伯社會精英特權階層的一員，卻從來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或認同。1951年薩義德被他持有美國護照的父親送到美國麻薩諸塞州的精英學校繼續學業，畢業后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文學系讀本科和碩士，接著在哈佛完成英美文學博士論文。年青的博士馬上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系的教職，一直到他去世都在哥大任教。他的人生道路，是一個第三世界名門望族后裔進入第一世界，受精英文化教育和熏陶的道路。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上流社會和精英階層的一分子。但薩義德天生叛逆的個性和寬廣的視野使他始終關懷著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民族的命運。在他到美國讀書的50年代初，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命運正在發生巨變。巴勒斯坦被肢解，英國殖民主義在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強權的支持下，硬是在巴勒斯坦人民數千年居住的故土上創立了以色列國，為20世紀后半期世界上延綿不斷的最嚴重的民族、文化、宗教沖突賣下了禍根。

　　1967年的中東戰爭徹底改變了中東局面，薩義德從此深深卷入到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中東的公正政治社會方案而斗爭的事業。他一生用英文、阿拉伯文撰寫了大量的專著、論文、報刊雜志的政治評論、新聞分析，在世界各大媒體和阿拉伯媒體上廣泛發表言論，嚴厲抨擊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中東政策，把巴勒斯坦人民所真正愿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場所向國際社會昭示。這就是薩義德向權力講述真話的歷史背景。作到這點是非常困難也是極其可貴的。美國這個成天把言論自由掛在嘴邊的國家，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民族的真話是聽不到的。美國公眾聽到的永遠是傾向猶太復國主義和維護以色列立場的“自由言論”。美國這個有著強大的基督教清教徒傳統的國家，對異教的穆斯林宗教和文化的深刻偏見也是無處不在的。小布什和他政府的高官們在911之后的所謂反恐圣戰中經常“說漏了嘴”，把美國今天的主要針對穆斯林世界和其他異教文化的所謂反恐跟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和穆斯林血腥的十字軍東征相提并論。在更廣泛意義上，我們了解到冷戰結束后，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的進程便已開始。十幾年后，人們發現美國的帝國意圖已昭然若揭：憑借遠超過當年羅馬帝國相對于其他國家在經濟及軍事上的優勢，它試圖不加妥協地在世界事務中獲取自己的利益，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為此目標它不必考慮他國的利益，不依賴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框架，不再求助于一個固定的聯盟，特別是在無法得到國際社會支持時傾向于單獨動用武力。

　　我們應該在這樣廣闊的歷史背景和復雜國際政治語境下，來理解薩義德作為巴勒斯坦知識分子的意義。他一度是阿拉法特的戰友，從1977年至1991年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議會的成員，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外交家和發言人，阿拉法特在聯合國的演講許多出自薩義德手筆。薩義德參與政治權力進入政治權力，這是他向權力講述真話的重要方式，不僅僅是講述真話，而且要改變和創造，為巴勒斯坦民族爭取解放和公正，更廣義上講是為人類社會的公正而參與權力、介入權力。權力有各種各樣，有大有小，在這個弱肉強食、以大欺小的世界上，參與、介入權力的動機和目的絕不能一概而論。象薩義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身份，不可能是完全出于個人利益。他在美國的精英上流社會擁有不可爭辯的學術明星地位，在曼哈頓有舒適優渥的生活條件，也沒有證據顯示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他的政治身份是出自左翼知識分子的立場，為了弱小民族、弱勢群體的利益向強權抗爭。他的左翼立場特點是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毫不妥協，尤其是對美國國際或全球霸權的批判與揭露，影響深遠。

　　所以杰姆遜的概括跟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薩義德、認識當代左翼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的契機。薩義德對于他的社會精英身份、大都會知識分子身份是很自覺的，充分利用他的這種身份和地位，廣交朋友，四處演講，并發揮他幼年即得到很好培養的音樂天才，跟世界各國的音樂家、藝術家廣泛接觸，切磋技藝，參加和組織各種演出活動。在英國BBC著名的萊斯講座上發表關于公共知識分子的系列演講，談論“對權力講述真話”、“知識分子的代表性”、“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專業與業余”等等話題。萊斯講座是從1948年哲學家羅素開始的，邀請世界學術和社會名流通過廣播和電視對公眾演講。

　　張：威廉斯在《出版業和大眾文化》文中也提到“演講”這個經常被忽視或被看做是一種極為次要的文化形式當值得特別注意，他問：本世紀有多少重要的社會思想都是通過演講的形式傳播的？他提出演講中的聽眾特別值得研究。而薩義德的聽眾更有意味的是從學界到政界，從精英到大眾，不只是美國、阿拉伯，乃至世界各地的聽眾。

　　劉：對聽眾的研究可以納入到知識傳播中來討論，比如福科的理論本來產生于激進的60年代，法國左翼知識界跟法國勞工和社會大眾攜手，在1968年前后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五月風暴”和文化革命，導致了戴高樂第四共和國的垮臺，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根基。福科的老師、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很早就強調理論自身的實踐意義，認為理論就是實踐，所以巴黎激進的“左岸”知識分子便退守到學院象牙塔里，開始醞釀和發動思想和知識的新革命運動。這就是法國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大致的歷史脈絡。六、七十年代法國新思潮立即傳到了追風趕時尚最勁的美國學術界。由耶魯大學法文系牽頭，很快形成了所謂“解構主義耶魯四人幫”， 把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的激進思潮迅速演變成非常精致繁復、龐雜奧秘、高深莫測的理論話語，促進了人文學科專業化、技術化和企業化的過程。這是很諷刺的事。薩義德在哥倫比亞對耶魯近鄰們標準美國式的理論加工和轉換洞若觀火，他自己則極為敏銳地把握了法國理論中激進的鋒芒，以他巴勒斯坦裔學者、政治家不可替代的洞察力，對法國激進理論作了革命性的轉換。薩義德受過哈佛、普林斯頓學術傳統的長期熏陶，對西方精英文化和學術體系了如指掌，文章寫起來如行云流水，立意更是高屋建瓴，大氣磅礴，書一出便引起學術界的轟動。他的書受到歡迎，跟60年代末高科技革命、跨國資本引發文化、知識全球化過程，西方和國際社會人口日益流動多元的歷史大格局也有密切關聯。越南戰爭和全球社會與文化革命風暴后，在美國和西方知識界關于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多元化、多樣化的呼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如種族、性別、族裔的議題，日益進入主流學術界的視野。

　　張：你剛才提到多重語境下的“認知圖”，此圖當是立體的，橫向縱向紛呈。一個社會實踐最后形成的理論亦不會單一，好比俄國社會革命凝聚的理論是多面的，包括俄國形式主義的產生。它與你提到的法國后結構主義的形成也有脈可尋。而此理論輸入美國之后的走向卻是“知識傳播”或是“理論旅行”的一個有趣話題。這里我們還是回到薩義德。我知道他曾經提出一個很好的概念“知識素質”，并區分于“職業素質”。在職業領域行的是“教義”語言，面對的聽眾只是學生，這套由職業自身形成的語言，并由此語言提取和闡述的課題，薩義德認為很有可能會“越來越遠離這一課題的經驗和現實狀況”，這是薩義德對自己的《東方主義》的反思。因此他強調：作為一位學者的工作就是始終隨著自己的背景而有所變化，隨著自己的非學術關懷而作出調整。這也就是有意識地培養“知識素質”。因了這樣一份素質，薩義德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并不是鞏固權威，而是理解它，闡釋它并對它進行質疑， 這是向權力講述真話的一種形式。以一種批判意識、一種懷疑意識進入公共領域，并以真正是自己的聲音并從自己的信仰意識出發來發言。于是“言語”變為了“觸角”，使本來沉默的文本與話語世界緊密相連。

　　劉：薩義德充分利用了演講的機會，向英國和歐洲公眾也向收視BBC衛星節目的世界各地公眾宣講他的公共知識分子參與世俗社會的理念。他強調知識分子必須“學會如何使用語言，學會何時運用語言來參與社會”。要作到這點，知識分子應當打破專業化的藩籬，走出自己專門學科領域的界限，作一個“業余者”。他的講話針對著美國學術界的日益強化的專業化傾向，指出這一傾向的背后是學術機構的日益產業化、企業化，成為市場和資本的附庸。其惡果之一就是學術精英愈來愈使用非常專門的術語，無法使大眾接受。更為嚴重的是專門話語成為掩飾真相的策略。薩義德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有一次跟參加過越南戰爭的轟炸機飛行員談天，飛行員把他的任務用專業術語描述為“目標獲取”，術語所掩飾的是炸彈落地“目標獲取”后血淋淋的生命喪失。美國近十幾年來頻繁在世界上發動高科技裝備的戰爭，“目標獲取”、“電腦高精確制導”、“智能炸彈” 使多少生靈涂碳，冷漠的專業術語下面掩蓋了多少骯臟的意圖？我記得1999年北約聯軍總司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首腦克拉克將軍在美國飛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后的招待會上，面對記者連珠跑的發問，就是一臉冷漠、徹底專業化、技術化的回答，不同記者連續問同一問題五、六次，美軍是否真的沒有中國使館的地圖，克拉克將軍竟然冷漠地用同樣的專業術語重復回答了五、六次：“我們的目標搜索和目標獲取均嚴格定位，如果有地圖信息，則絕對無誤。”這一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給薩義德的演講作一注腳。薩義德是非常了解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下面說話的不同方式的，他常常強調知識分子的“流亡者”、“邊緣人”的身份，一方面他說流亡是最悲哀的命運，另一方面他又反反復復強調知識分子就象流亡者一樣居無定所，這樣可以使其不斷打破各種思想和經驗的疆域。

　　薩義德和喬姆斯基這樣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面對的不僅僅是強大的主流媒體、主流意識形態、跨國資本和政治霸權，而且更直接面對的是美國主流社會的日益保守和右翼的知識界、學術界，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合流把資本萬能、市場萬能的意識形態包裝成新的全球主義，配合所謂全球反恐戰略，正在把美國新全球資本帝國的策略推向世界所有角落。中國現在正不可逆轉地、極為迅速地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成員，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界也面臨著全球資本主義和美國新帝國霸權時代的所有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下回顧薩義德的遺產，反思薩義德對中國知識界、中國知識分子的啟發，是很有意義的。中國有特殊的左翼政治文化和歷史，其實中國上個世紀后半個五十年間的社會實踐早就跟全世界社會變遷、社會思潮有密切關聯。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更是毫無疑問地跟法國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激進思潮、跟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千絲萬縷的不解淵源。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目前也處在來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知識霸權的強大影響之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面臨著空前的內在矛盾與危機。在當下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確切含義是什么？在中國，左翼立場究竟如何定位？如何考慮目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跟各種權力結構和體系的關系？這些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但一個基本前提是中國不能沒有薩義德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既有社會精英的身份，又積極介入大眾傳媒、公共政策、社會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把為弱勢群體爭取公正、揭露和改變社會不公現象作為他們的根本目標。薩義德生前對中國的發展總是三緘其口，這跟法國激進思想家們和西方左翼的態度基本一致，應該說是對中國抱著一種困惑、迷茫、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態度。但他生后留給我們思索的遺產卻是此出無聲勝有聲的，超越了薩義德生前對中國的沉默。但是在今天，中國左翼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是不應該沉默的！

　　（2003年11月15日-2003年11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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