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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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說，活著，還是死？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的確，這段時間，沙白與瓊瑤，兩位女性的“輕生”（準確地說是自殺），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中國的傳統歷來是重生惡死。在民間，對自殺有一個頗具深意的別稱：尋短見。　　

　　一般來說，中國人注重現世，不太喜歡談論死亡的問題，《論語》中就有這樣一段對話：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翻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子路問，應該怎樣侍奉鬼神？

　　孔子：“沒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呢？”

　　子路又問：“那么請問死是怎么回事？”

　　孔子：“還不知道活著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

　　從這段對話看，孔子對死亡多少是有一點忌諱的，至少不愿意討論。

　　但問題在于，死亡的話題是無法回避的，每個人都是向死而生，100年后，今天所有活著的人，基本都會死去。對任何人來說，從出生開始，死亡都是一種漸漸逼近的客觀存在。

　　孔子后來也意識到這一點，“自古皆有死”，回避是回避不了。既然如此，就要把生命和某種永恒的東西聯系起來，這樣才能對抗死亡。

　　在孔子看來，這種永恒的東西就是“道”，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但“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朝聞道，夕死可矣”，只要能夠得道，死亡也就不再可怕了。　　

　　除了相對抽象的“道”，中國人也非常看重歷史。

　　如果說西方人信仰的是上帝，那么中國人信仰的就是歷史，所以，“名垂青史”要遠勝于茍且偷生。

　　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說，人難免一死，但要對得起歷史，“汗青”，即史書。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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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不僅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在文化和價值觀層面，把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中，在生死觀問題上，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毛主席的“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或許很多人沒注意到，“老三篇”中有兩篇是祭文，祭文就是在生與死的交界處發出的感概，產生的思想，是對終極意義的深入思考。

　　“老三篇”，徹底解決了“此岸”和“彼岸”，“有限”和“無限”之間的關系，同時又擺脫了宗教的虛幻與儒家的迂腐，為“上帝死了”之后的人類指明了方向。

　　在《為人民服務》中，毛主席把人生的意義定義為“為人民服務”：“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由于人生的意義得到了解決，所以死就不再意味著絕對的虛無。

　　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張思德犧牲將近二十年后，一位普通戰士，同時也是毛主席最優秀的學生雷鋒，把《為人民服務》的核心思想精確的概括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　　

　　由于找到了“有限”和“無限”之間的橋梁，同時跨越了“此岸”和“彼岸”，頓悟后的雷鋒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巨大的，任何以今天極端自私的眼光去嘲笑和貶低雷鋒的說法，都是夏蟲語冰，坐井觀天。

　　在《紀念白求恩》中，毛主席解決了人應該怎樣活著的問題，他寫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

　　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提出了人應該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去生活、去戰斗的問題，其中最能給人以激勵的則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一格言。　　

　　“老三篇”中，《為人民服務》是核心，提供了核心價值觀，而《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則闡述了應該怎樣做才能踐行這一核心價值觀。這三篇文章雖然形成于不同時間、不同背景，卻是一個完整有機的體系。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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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昨天討論瓊瑤的“翩然”時所言，在大時代和小時代之間，發生了斷裂。

　　這種斷裂，體現在生死觀方面，就是再次切斷了“有限”和“無限”之間的聯系。

　　生是個人的事，死也是個人的事。

　　由于不能再想象“為人民服務”，不再介意“永恒”，更不會去關注“道”、“青史”這些“過時”、“可笑”的東西，那么現世的享樂與刺激，就成了唯一的人生意義，及時行樂則是唯一合理的人生選擇。

　　這也是為什么小時代的主題詞，會從瓊瑤的“純愛”逐漸過渡到郭敬明的戀物癖——“純愛”也需要付出，戀物才是徹底的占有。

　　但這種人生觀，仍然無法回避死亡的話題，反而會更害怕死亡。　　

　　這是因為，死亡意味著徹底、永遠的喪失，意味著對一切刺激都不會再有反應，意味著一切享樂的死寂。

　　而沙白和瓊瑤的選擇，就體現出了這種困境下的“創造性”——既然不能繼續消費，那么索性就把死亡，變成消費本身。

　　沙白和瓊瑤的“輕生”，都是以大鳴大放，大張旗鼓的方式，登上熱搜榜的。

　　沙白把“輕生”變成了一種遠赴瑞士的炫耀性消費；

　　瓊瑤則把“輕生”變成她的小說、劇本中的一個情節，一個自戀、自憐并自鳴得意的高潮橋段，一個矯情的、匠氣十足的編劇所刻意設計的浪漫故事。　　

　　瓊瑤把她的“輕生”命名為“翩然”，其實不對。

　　翩然，是一種自然、自在，而瓊瑤的離去，卻有著太多的執念與刻意。

　　就這樣，沙白與瓊瑤，把“輕生”變成了一種令人艷羨的消費行為，這的確散發出了某種不祥的氣息，也是小時代文化，走到窮途末路的表征。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也許真的應該認真想一想了，否則，毀滅將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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