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越反動的作品而又越帶藝術性，就越能毒害人民，就越應該排斥。
—— 毛主席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
穿越劇情設計在我看來不太適合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之題材，因為這段歷史實際上距離今天的生活非常近，對今天中國人民的生活、認知、價值觀塑成實質影響深遠，并不似遠早一些的封建王朝社會。
所以將穿越劇情植入紅色革命歲月，在邏輯走向和藝術觀感上就一定會產生某種不可避免的異化。
比如，假使一定要“穿越回長征途中”，那么最好的橋段設計，我個人認為應當是參軍、擁軍、助軍，把自己深度融入進九十年前的大潮之中，一同啃樹皮、煮雪水、過草地、扛起槍、修起橋……
如若拿本劇的女主角視作一個商人的話，那么歷史上的案例不勝枚舉。
舉一個例子，江西著名的“紅色掌柜”唐錫茂，在國民黨對江西蘇區實行“計口售鹽”“食鹽公賣”等惡毒手段、嚴控食鹽等物資輸入、導致蘇區食鹽奇缺鹽價飛漲、不少群眾因長期缺鹽而四肢無力身體浮腫之際，出任蘇維埃政府消費合作社經理，面對親友阻攔，唐錫茂總是說：“共產黨是為窮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只要是共產黨的事，我都愿意去干。”他管理的合作社經營食品和日用百貨等商品，價格合理，為當地軍民生活提供了物資保障，后被軍民親切稱為“紅色掌柜”。1935年，唐錫茂在信豐作戰時壯烈犧牲，年僅30歲。
這樣的歷史案例，本劇的女主角為何不能效仿？
在我看來，這才應是革命題材之穿越設計的最精妙，即：通過穿越，讓那段恢宏壯闊的歷史「改變、重塑、教育」今人。
但是如今我們面前的這部作品則是：令今人通過穿越劇情去「影響、解讀、教化」革命。
這本質是一種俯瞰視角下的坐享其成主義的魔改，不論臺詞、配樂、服化道有多么的浪漫動人，其價值內核依舊是一種對革命的「疏離」，而非融入。
縱觀全套劇情，它的主線刻畫下來仍然不過是一場女主角作為「他者」而旁觀的“游戲”，并非完全參入進去的去共同誓要改天換地的一場革命。
她自始至終都在遠遠的看著，而不是去一起走著。
從今天的上帝視角，我們都知道“革命成功了”，但是實際上這部作品里體現的身位感，完全無關革命是否會成功——因為不論長征的結果如何，那個開超市的女主永遠只是作為一個“熱心腸的旁觀者”罷了，而非革命的筑路人。
這也就是為什么她在劇中竟會對紅軍吐槽出“你就這么怕死啊”這般雷人的臺詞，以及拍攝出紅軍戰士居然拿槍對準群眾的畫面……
包括片中紅軍女戰士面臨生產時，戰友們竟然脫口而出“你不能讓我們這些糙老爺們接生啊”，這種臺詞和劇情顯然違背史實。
戰爭途中，刀光劍影，男性戰士給女戰友療傷、治病、乃至接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別的不說，賀子珍同志以及陳琮英同志（任弼時的妻子）的生育，都是由傅連暲親手接生的。
凡此種種，均可一窺主創團隊的歷史理解深度，壓根就不懂革命，不懂長征，不懂這支衣衫襤褸的冰雪隊伍究竟為什么能夠在經歷各種背叛、敵困、少糧、缺衣、災害等極端逆境后依然走向勝利——他們能夠知道的，僅僅是一個結果，即「革命勝利了」，于是就去“放心”地穿越了，去“快樂”地走一遭了，去“無所顧忌”地插科打諢了，去開了一家名叫“勝利超市”的豪華驛站，居高臨下般的“幫扶”紅軍了。
咪蒙團隊理解（或者說“以為”）的紅軍一切的“歷經困苦、不畏艱險”，都不過是因為他們作為今人知道最終的結果是勝利，僅此而已。
但事實上，九十年前的那幫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能不能看見明天的太陽，根本不知道自己腳下的這條雪水與血水交融的道路到底能不能通往光明。
甚至，他們中的許多人壓根就是時刻做好赴死準備的，但是他們依舊認為這一切是有意義的。
他們沒有上帝視角，也無法預知未來，他們能夠明白的只有過去和當下，是萬惡的舊社會把所有人逼的無路可走了，是蔣介石反動派壓迫的大家人不為人、生不如死、堪作螻蟻了，所以才會扛起搶來，舍生忘死得跟著共產黨去創造一個新世界，結束這“狗日的世道”——電視劇《十送紅軍》中有過這樣一段：
許多年輕的紅軍戰士前仆后繼死在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下，于是有人問他們：“往前走就是死，你們為什么不怕死還要往前走呢？”
紅軍戰士在寒風中顫抖著、握著冰凍的鋼槍回答道：“為了實現我們的理想，為了把這個‘狗日的世道’結束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
前途未知、生死未卜而負重前行，這是「信仰」；嬉笑穿越、由果溯因而故作歌頌，這是「功利」。
還記得三年前出版的新版黨史（簡史）嗎，相比過去版本有諸多變化，首先比較醒目的變化就是在長征板塊。對于長征勝利的偉大意義的敘述，新舊兩個版本在篇幅上差距巨大，新版本用了約800字指明了長征不但錘煉了革命隊伍，更“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緊緊依靠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后者，在舊版本完全沒有，僅僅一小段闡述了長征途中的犧牲，恰似咪蒙的這部短劇。
縱使這位經營超市的女主角是如何如何的頌揚紅軍戰士，她永遠只是一個游弋于穿越游戲中的局外人，完全體現不出毛主席的那句：
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我說句實話，以咪蒙團隊如此認知，其實讓他們去拍攝國民黨的故事也是OK的，絲毫不會違和。
不就是“孫女想念爺爺”的劇情嘛，國民黨也有一大堆“老兵后代”呀，讓咪蒙這幫人創作起來絕對毫無差別。這些年我們某些官媒和地方政府本身不就熱衷于到處搜羅歌頌“國軍老兵”嘛，咪蒙完全可以和他們合流（或許本就已經合流了）。
咪蒙的這部短劇在我看來還真的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一個相當具有示范性和記錄意義的時代注腳：它體現了當前階段的某種社會主流，所以向來擅長抓住風口的咪蒙團隊再一起選擇迎合并迎合成功。
然而，這種所謂的「主流」之于九十年前那段紅色史詩，其精神內核究竟真的是契合，還是不過為一種低紅高黑、似近實遠的解構，恐怕非常值得去探討一番。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有語：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這部《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讓我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句話。這位一直被視為左翼人士的哥倫比亞作家，曾經對另一位拉美文學巨匠、阿根廷作家奧斯瓦爾多·索里亞諾有過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坦白：
我能懂什么政治？也就是跟他們這樣的人物（卡斯特羅）站在一起，我的書更好賣一些罷了。
近來，有很多同志在后臺詢問我對毛新宇不久前的采訪怎么看？
這篇對咪蒙短劇《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的觀后文，某種角度上，也算是對毛新宇受訪內容的評論了…
咪蒙解構長征，這或許不過是一種歷史的規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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