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介紹這樣一件怪事：某人寫得一篇質量二流的中篇小說，連投三家刊物，編輯部都寫信讓其修改。此公自覺才思枯竭，便不愿付出更艱苦的勞動，于是便急生一智，將退稿署上某著名作家的名字寄給了某刊物。不曾想這一招還真靈，不僅發表了，而且上了頭題，且標題上了封面。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各樣的捧場文字接踵而至，什么“史詩性作品”呀，“大手筆”呀，“瑰奇雄姿的妙文”呀，如此等等，一些人幾欲搜盡天下贊美之詞予以贊美，仿佛作品真的達到了“千古絕唱”的境界。

　　正當小說作者竊喜之際，那位被冒了名的作家尋上門來，要以“侵犯姓名權”問罪。冒名者自然也有詞可對：“你的名字叫A，我的筆名為何就不能叫A呢?我用A的筆名發表作品侵犯你‘姓名權’，你用‘A’發表文章不同樣也是侵犯了我的‘筆名權’嗎?”如此一來，一場沒完沒了的馬拉松官司打了下去。

　　文壇上演的這出活劇，聽起來是一則笑話，可它所反映的卻是文壇上似乎帶普遍性的一個問題，那便是由“崇名心理”導致的“趨光性”。這種“趨光性”，一是表現在掌握作品生殺之權的編輯部，不論你作品質量如何，有名則靈，是名人即可發表。二是表現在某些評論作者，凡是名人之作問世，不問其社會效果和藝術質量究竟怎樣，一哄而起，爭著曲意奉承，溢美稱贊。于是，便產生了如前邊所述那類讓人啼笑皆非的惡作劇。相比之下，這后一種現象在文壇上似乎表現更甚。我以為很有加以針砭之必要。

　　批評貴在真誠，沒有真誠便會失去文學批評的生命。在少數批評家那里，所缺少的恰恰是“真誠”二字。“批評”這一具有崇高社會責任感的文學事業，在他們那里往往成了替人吹喇叭抬轎子之類的行當。當然這類事也并非是不加選擇。細作分析，便會發現有兩種人是被“吹”被“抬”的基本對象，一是名人，二是女人。大凡有名人作品問世，總有那么一些人群起而“吹”之，很有爭先恐后之狀。有些作品雖出自名家之手，可在作家本人及名流大家眼里，卻算不得佳作，有的甚至是失敗之作。然而，卻照樣能贏得一片喝彩聲。有位名人寫了篇意識流小說，可以說云山霧罩，不知所云。在社會上一片非議中，此人不得不承認自己這篇作品“內容上是有問題的，藝術上是失敗的”。即使這樣，有些人還在那兒費盡心思著文，洋洋灑灑地加以贊揚。仿佛世人皆糊涂，惟有他清楚。自然，云山霧罩的作品，任你作怎樣的吹捧，也吹不出柳暗花明的效果來的。其結果，只會現出一些俗氣十足的批評家的媚態。

　　其次是對女人。女性作家隊伍的壯大，無疑是近些年文壇上值得稱道的好現象。然而，對一些女性作家作品的評論文章，讀之卻常常使人生出幾分膩味來。這絲毫不是因為筆者有什么與時代不合的“男尊女卑”心理，實乃某些批評文章的滿臉“媚相”讓人作嘔。與對名人作品的大吹大捧不同，一些人評論女性作家作品，言語中那親切的夸張往往是透過語調、語態來表達的。誠如一位朋友所言，閱讀這類文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位熱戀中的男子向女方眉目傳情的媚態”。評論女作家，甚至專事女作家研究，都是評論自由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若把日常生活中取悅異性的心理和做法，借文學評論加以展示和揮發，則總顯得有些失重。文壇上這種媚態的批評和批評的媚態多了，那自然是件值得憂慮的事。因為那樣一來，批評會因其成為眉目傳情的工具而失去其應有的作用。

　　無論是向名人獻媚也好，向女人取悅也好，都是一切正直的批評家所不為的。要想做一個真正的有社會責任感的批評家，我看還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好，即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論你是名人還是女人，就作品說作品，以作品論是非，由此寫出令人信服的批評文章來。這樣做，無論是建立批評的權威性，還是真正實現批評的繁榮，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但愿文壇有更多這樣的批評家，希望社會少一些本文開頭所說的那類惡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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